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火车站。
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清廷高官在亲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登上火车正准备出发。“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⑴人们惊慌得四处逃散，顿时乱成一团。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事件。弥漫的硝烟散去，吴樾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一劫。这一意外事件使出洋考察活动不得不缓行，直到当年12月底方才成行。
这次出洋考察活动为5年后举办南洋劝业会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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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时任湖南巡抚的端方是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游历日本和西欧期间，端方亲眼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兴盛强大，回国后思想发生明显转变。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1908年12月18日)，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与江苏巡抚陈启泰联名上奏清廷，禀请谕允创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说“臣前年奉使欧美，察其农工商业之盛，无不由比赛激劝而来。臣自莅两江任后，时兢兢焉以仿行赛会为急务，惟此举在中国系属创闻，经始擘画，前无所受。”“中国以交通不便之故，农工商等多守旧法，简陋相仍，利源外溢而无计挽回，机轴日新而不知争胜。”因此，亟需仿行西法开设商品赛会。“江宁省城(今南京)拟设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官商合资试办，以开风气而劝农工”。⑵
图/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的端方像
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1909年8月28日)，清廷正式批准了端方等人的奏请，敕谕以官商联办的形式，开办南洋劝业会。
先来定义一下“南洋”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南洋”系指以南京为中心的两江地区，而并非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亚洲东南部诸地。鉴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增多，咸丰十一年(1861)，清朝政府设立专门办理外交、通商等事务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同时又在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兼管通商事务，分别由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例兼。南洋大臣管辖的范围是“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
作为全国首度综合性展览会，以“南洋”为名，实因动议此事的端方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而交通便利的南洋大臣衙门驻地南京则成为大会举办的当然地点。
“此次赛会本旨系专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主意，事属创办”“不敢急求近利”“不得稍有铺张，拟定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暂避博览之名”“名省特产，不限于南洋，实全国劝业会也。”⑶
宣统元年 (1909)，倡办南洋劝业会的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由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按原已拟定的劝业会章程，张人骏出任南洋劝业会会长。循各国博览会事务局之成例，又分别在南京和上海设立劝业会事务所，委道台陈琪为坐办，举人向瑞焜为帮办，专任筹备劝业会一切事宜。继后，劝业会委派专员分赴各地劝办，上海及两江所属各府州均成立出口协会或物产协会，广泛征集赛品。各地还分别举办了39个物产会，先行预展，遴选上报，运宁陈赛。
扎实的筹备工作，加上各地筹备官员密集的实地调查和宣传演讲，使南洋劝业会在尚未正式举办前，就已声名远播，实际上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劝业”活动。
贰
祁门县地处皖南，隶属徽州府，为两江管辖区域。遵照两江总督府之命，徽州府也举办了物产会，其任务就是先在徽州本地征集土特产品，举办展览，然后再择优选送南洋劝业会参赛。
在徽州本土举办的这场劝业热身赛上，包括世界名产祁红在内的祁门县多款茶品闪亮登场，频频膺奖并获得了进军南洋劝业会的入场券。
时任徽州知府的刘汝骥在其所著的《陶甓公牍》中，用很大篇幅记载了举办徽州物产会的相关情况，为我们窥探当年徽州物产会的盛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图/《陶甓公牍》书影
刘汝骥，字仲良，号季青，直隶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区)人。刘汝骥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补授安徽徽州府知府。刘汝骥在徽州知府任上，奉公执法，致力于社会教化，全面实施新政，官声颇佳。其牵头举办的徽州六县物产会就是他振兴商务、奖掖实业的一次具体行动。
宣统元年(1909)，南洋商督宪札饬所辖各属，“于开会期前一年，各将本地所出产物、工艺一切详细征集，定期分地举办物产会一次，以为次年劝业会之基础。”⑷刘汝骥接到南洋商督宪筹办物产会的札文后，着即遴选地方绅商办理此事。负责祁门县的是候选训导方振均。他被聘为物产会创立员，会同地方官绅筹办祁门县物产出品的搜集、选送。
“本会专以菟集本府歙休婺祁黟绩出品，陈列比较，鼓励农工商界之进步为宗旨”,所以搜集物产不求严苛。在物产征集的途径上，歙县、婺源、祁门、黟县、绩溪五县各设分会征集汇送，休宁县的物产由本镇绅商征集送会。征集到的物品全部装潢完好，签注详明，共44类1110种，由刘汝骥编成出品目录以便检查，并令会员各自撰写切实简明的解说书，以供审查员、评议员研究之用。
在正式开会前，徽州府衙还专门发布《物产会开会示》⑸：
为物产开会定期晓谕事：案奉宪饬，南洋区域各属均设物产会，以本管府为监督。徽州府物产会会场，设在屯溪地方孙怡泰茶行，一切征品筹款事宜，业经本府遴委绅商，并札饬各县筹办在案。
徽州为皖南望郡，代产伟人。图书一部分中，先儒著作之宏富，大江以南实无伦比。又天产富饶，商力充厚，故我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谚，此环球公认也。徒以交通不便，风气未开，以今视昔，遂不免简陋自安，利源外溢。久郁思嚏，久仆思起，此其时矣。现计我徽所有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各种物品，经会员博采旁搜，均已灿然大备。
本府兹定于十一月初八日为物产会开幕之期，以腊八日而止，合特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属绅商士庶人等，一体知悉。此次物产会，本府专以“惟土物爱”四字为宗旨，与各埠赛珍会、展览会，用意迥不相同。凡饮食日用所必需，无论卖品、非卖品，皆得赴会陈列，以资比较而求进步。开会时任人观览，惟不得紊乱秩序，致干查究，勖我商民联翩至止，共谋进益，共膺褒赏。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徽州物产会在屯溪隆重开幕。主会场设在屯溪中街凤邻巷下首临河孙怡泰茶行内，在江晋丰茶行设招待各分会会员处。孙怡泰茶行门首上悬挂一方“徽州府物产会”匾额，东西两侧搭建牌楼，悬灯结彩，一时观者如堵，热闹非凡。
对于参展物品的评奖，徽州府“禀奉遴员、审查、评定分数、请奖在案。兹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奉督宪核定颁发奖牌，由事务所转送到府。查徽州府属奉发金牌五面，银牌十七面，铜牌五十九面，证明书共八十一张，东南尽美，耳目一新。应即于八月初一日按名正式授奖。”⑹
“徽州为皖南望郡，图书之富甲于东南，天产之饶数难更仆，单简言之，茶木两大宗实阖属人民命脉所寄。”⑺品质优美的徽州红绿茶叶自然收获获奖等次高，获奖面大的好成绩。祁门县选送的祁红工夫茶就有5个品牌获奖，占据整个茶类获奖的半壁江山，凸显了祁红茶的实力和水平。
祁门县出品人、品名、等级奖牌：
胡培春磁土 二等银牌
胡叙生磁土 三等铜牌
王兰馨红茶 三等铜牌
王成义红茶 三等铜牌
公顺昌红茶 三等铜牌
胡元龙红茶 三等铜牌
汪广洲红茶 三等铜牌
胡邦达丝线 三等铜牌
姚受锐祁术 三等铜牌
徽州物产会以其“征集物品分类骈罗，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所需会费尽由绅商捐助，该府劝导有方与该绅等踊跃从事。”赢得上下赞誉和嘉许，也为徽州茶叶，特别是祁门红茶在南洋劝业会上再次风光提供了张本。
叁
在两江总督及劝业会事务所的强力推动下，南洋劝业会赛品征集工作紧张而有序进行，并得到了各地商绅的响应和支持，约百万件的展品陆续运至南京布展。时人称：“劝业会之展品，无不萃菁华于一室，致珍奇于万里，洵足增祖国之光荣。”⑻
清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主会场设在南京鼓楼区丁家桥、三牌楼一带，占地700余亩，设各省展馆30余个，设3 所参考馆分别展出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另设暨南馆1个，展列南洋华侨的出品。南洋劝业会展品设农产品、工艺品、教育品、医药品等24部444类。整个博览会从1910年6月5日至11月29日，历时近半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博览会。此次博览会意义深远，被学界称作“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起到了“开一时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
南洋劝业会开办期间，数十万中外人士前来参观交流，其中不乏豪绅大贾、工商巨子、政界首脑、学界领袖等，旅外华侨和美、日、德等国也派出了代表团。张人骏在《奏南洋劝业会期满闭会情形等折》中描述道：“斯会前无所师，为吾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创举”“初而日本，继而美、德诸邦，各联实业团体来会参观，皆能尽欢而去。其余各省学界、商界暨本省军士、学生亦复联袂来游，络绎于路。”⑼文坛巨匠鲁迅、茅盾、叶圣陶在他们的日记、文章中，就有当年参观南洋劝业会的详细记载。
南洋劝业会设有教育馆、工艺馆、农业馆、机械馆、通运馆、美术馆、卫生馆、武备馆等。各省又分别自建陈列馆，如安徽省就建有安徽馆。作为我国重要的出口产品——茶叶，则集中在农业馆中展出。
农业馆设在劝业会会场的西北隅，是南洋劝业会中较大的展馆之一。刊行于宣统二年(1910)七月，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南洋劝业会游记》中，就有《东方杂志》著名记者浮邱对农业馆的描述：
建筑为方形，四角有亭，四面有门，外为洋式，内部构造为华式，非楼房。
馆内共分八部，曰农业部、蚕桑部、茶叶部、园艺部、林业部、水产部、饮食部、狩猎部，末为实物模型。
农业馆(其额以绿豆为地，白米缀成“农业部”三字)
茶业部(其馆以红茶为地，绿茶缀成“茶业部”三字)
制茶器具模型，天都毛峰、红茶、绿茶、祁门红袍(徽州);
菊花并茶、雀舌、梅片(六安);
罗汉茶(广信);
云雾茶(池州);
砖茶(九江);
红梅、明前，雨前，毛尖(常州宜兴);
植茶公所植茶标本(江宁)。⑽
另外，在安徽馆内也有部分安徽茶列展。笔名“我一”的《东方杂志》主编孟森在《南洋劝业会游记》描述安徽馆时就记有“天然品甚富，以六安茶为美产。”⑾
图/南洋劝业馆
图/南洋劝业安徽馆
肆
南洋劝业会事属首创，最后阶段的评奖也十分审慎和严格。朝廷专门钦点时任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担任劝业会审查总长，以钦差大臣身份，代表清廷主持南洋劝业会的展品审查、评奖及授予褒奖证书。
杨士琦(1862—1916)，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泗县)人。1905年至1907年曾任商部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相当于校长)，任内对学校的教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确学校培养新型工商业人才的办学方向，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功不可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宣慰南洋华侨大臣，赴南洋10余埠考察商务，对国内外工商业务均较了解。担任审查总长后，杨士琦即率以农工商部为主，从各地调用学有所长，素有经验人员40多人，组成庞大审查团进驻会场。
图/南洋劝业会会长张人骏 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杨士琦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元1910年12月12日)杨士琦侍郎在上奏的《奏南洋劝业会审查事竣分列给奖并办理情形析》中写道：
窃维南洋劝业会陈列品物，经臣调用学有专门即素有经验人员，于七月初一日开始审查。......数月以来，臣督奉率各员，调齐表册、说明书，分类审查，悉心比较，并饬购备药料、器具，详细化验。综计各馆物品不下十万余件，而表册均系赶造，未尽整齐。各出品人所具说明书，又复先后参差，钩稽匪易。事属首创，未便苛求。审查各员入手之初，先将表册、说明书等项，代为补缀清厘，划归部类，酌量繁简，重加分并，然后分门担任。按日期攻，较其等差，评定分数。并与所调各业商董技师，悉心研究，俾实验学术参考。并观其有运到较迟或说明书不备，照章为不合格者，亦复曲徇各商之请，为之补行审查。十月初旬，始经一律告竣。
臣复偕提调候补四品京堂蒯光典详加校阅，核定奖励。计一等奖六十六名，二等二百十四名，三等四百二十六名，四等一千二百十八名，五等三千三百四十五名，共五千二百六十九名。除列入出一等者另片陈明，并咨行农工商部按照商勋章程办理外，其二、三、四、五等分别给予超等、优等文凭、金牌执照。或有物非己出而于制造采运有赞助之劳者，变通给予赞助奖凭，一并札发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转给出品人只领。一面将得奖物品人名列榜宣示，俾众周知。
此次南洋劝业会事虽创行，规模粗备，天下事物，靡不搜求，全国工商咸为招致，观摩既切，智识渐新。庶得奖者无不欢欣鼓舞而归，未得奖者无不怀竞进改良之意。⑿
《申报》在1910年5月16日第6版载：“新简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杨杏城侍郎，前日请训时，监国谕此会在吾国为创举，所有各省赴会品物良窳巧拙，均须逐一详细品题。其能改良土货，仿造抵制者尤宜认定劝业宗旨，尤加奖励。”据此，对农工业“专以奖进实业，提倡公司局厂为先”，“若谷、麦、豆、菽;若丝、茶、锦、麻或为天然佳产或为出口大宗，傥精研培制之方，外足以收利权，内足以便民用，……以上各端，或励其工作之良，或旌其销场之广，无不拔殊尤以优奖。”⒀
从公布的5269项获奖名单可以发现，作为天然佳产和出口大宗的各类茶叶得到评审团的认可和好评，在66件夺得奏奖(一等奖)的展品中，有8件为茶叶。由各茶栈、茶庄、个人或各省出品协会等选送的各种茶叶还荣获了19个超等奖(二等奖)、26个优等奖(三等奖)、50个金牌奖(四等奖)和65个银牌奖(五等奖)。
各类祁门茶更是喜摘多项大奖。
以下是根据《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清册》整理出的祁门县出产各类茶叶获奖情况：
奏奖(一等奖)：
祁门贡尖茶(江苏上海、天保祥茶栈)
祁门乌龙茶(江苏上海、洪昌隆茶栈)
超等奖(一等奖)：
红茶 (上海、益源)
贡品毫茶(上海、谦福隆)
优等奖(三等奖)：
娥眉、麻珠、宝珠、秀眉、凤眉、珍眉等茶(上海、洪源永茶栈)
珠兰祁门毛峰、贡熙茶(徽州府、同昌永号)
金牌奖(四等奖)：
眉雨茶、蕊眉茶(江苏上海、洪源永茶栈)
徽州安茶(安徽徽州府、宁怡春)
祁山红袍茶(安徽徽州府、汪锦春)
银牌奖(五等奖)：
祁门安茶(湖北出品协会、曹树华)
红茶(安徽祁门县、胡啸琴)
红茶(安徽祁门县、李旭云)
红茶(安徽祁门县、康特章)
安茶(安徽祁门县、康伊侨)
安茶(安徽祁门县、康绍文)
安茶(安徽祁门县、康景侣)
红茶(安徽祁门县、李旭寅)
石境山毛峰茶、乌龙茶(安徽徽州、物产会)
仙茗茶(安徽徽州、胡元龙)
图片来源：《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清册》
从获奖名单上看，祁门茶至少获得了两项头奖——奏奖。即上海天保祥茶栈选送的祁门贡尖茶和上海洪昌隆茶栈选送的祁门乌龙茶(祁门红茶早期的一种称法)，在8件获奖茶中占四分之一。天保祥茶栈和洪昌隆茶栈是祁门红茶在上海口岸与洋商交易的主要中间商。祁门人在上海开设的洪源永茶栈选送的茶品也斩获多项大奖。祁红创制人胡元龙继在徽州物产会上获奖后，在南洋劝业会上再次膺奖。在名单中我们还看到了祁门籍实业家康特璋(原文中“璋”误写为“章”)和李旭寅选送的红茶荣获银奖。李旭寅，即李训典(1865 1931)，祁门溶口景石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红绿茶外，主产于祁门西南芦溪、溶口等乡镇的篓装紧压茶——安茶，这次也在南洋劝业会上登台亮相，溶口李氏、芦溪康氏选送的多款安茶喜获大奖。
祁门茶在南洋劝业会获奖的具体情况，现今的地方志书及学界一直语焉不详，这些史料的发现，可以填补祁门茶史上的不少空白。
清政府以农工商部名义对获奖物品分别颁发南洋劝业会褒奖章和获奖执照(即证书)(见下图)
图片来源：赵大川《杭州老字号系列丛书 茶业篇》
第99页
伍
这次南洋劝业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举措是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在张謇、李瑞清、蒋炳章、黄炎培等名流的倡议下，研究会聘请全国各地的799位学者名流，对南洋劝业会所有参赛出品，一一证勘疑义，分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其工艺之优劣及改良之方法，对工艺技术的提高和进步，大有裨益。后人称道：“一种事情还算差强人意，便是一般有志之士尚能利用这次赛会的机会，分别研究各部分陈列物品，以为改良之张本。例如李瑞清、张謇等所组织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集合七百九十余人研究的结果，汇编成《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一厚册，这总要算是这次赛会的目所在了。”⒁
图/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会长李瑞清
图/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总干事张謇
在劝业会研究会牵头负责茶业事务的是被誉为“中国近代茶业先驱”的陆溁先生。正是这位陆先生，1905年随中国第一个官方茶业出国考察团考察印锡茶业，归国后即在上报朝廷的条陈中力主去祁门办厂，以改良茶产，复兴中国茶业。在这次的南洋劝业会上，他在忙碌于各省各馆出品的审查评议，研究演讲之余，还与来自祁门茶区的康达(特璋)彻夜畅谈，详细了解祁门的茶瓷情况，为5年后赴祁门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举办的茶业科研、生产机构作了铺垫。
民国2年(1913)5月出版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记载：
“庚戌(1910年)五月二十一日，假商团开会，商订专门书记，(其中)农业馆任连城(家璧)陆澄溪(溁)”
“本会就劝业会各馆分期研究，其期日如下：农业馆六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其中茶业类研究由陆澄溪(溁)主讲”
“六月十八日，假公议厅开农业讲演会，由陆澄溪君讲演茶业、郑贞吉君(城元)讲演园艺”⒂
这次的茶业园艺讲演会《申报》作了专门报道：
研究会讲演园艺茶业⒃
十八日为劝业研究会讲演园艺茶业改良之期，下午六时，在公议厅讲演，首由钱会长讲演主任并报告，如有未莅本会诸君，请一并讨论。次由陆澄溪讲演茶业，谓茶业销路之日减(一)原于釆摘时不能一律;(二)原于碾揉之不能洁净;(三)原于装潢之不能美观;(四)原于销路之不能直接，引申譬喻辄中肯綮。又谓，印、锡之红茶占欧洲;日本之绿茶占美洲;爪哇之茶占澳洲。凡中、下等之茶，为外人请求甚精，现已无从插足。惟上等之茶，尚足与抗，亟宜力图改良，以谋抵制。又谓，运销茶叶宜先占根据地。查汉口一埠，己为俄商占据，现在俄厂己有三家，华商大厂仅有一家，惟资本薄弱，恐难持久。目下津浦之路将通，则赣、皖之茶不难改道，由浦路直达张家口，此北路运茶应先占之根据地者。粤汉路通，则两湖茶不难由广东直达南洋，此南路运茶应先占根据地者。又川汉、川藏之路通，印度阿萨姆之茶将倒灌于西藏及内地各省，此西路运茶应先审办者，愿本会诸君共留意焉。次由郑君贞吉讲演园艺…………时已钟鸣八下，遂摇铃散会。
图/1910年7月28日《申报》影印版
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也收录了陆澄溪的茶业讲演稿。
1952年，在回忆起当年参加南洋劝业会时的情景，陆澄溪老人仍记忆犹新：1908年协助南洋劝业会征集物品,爪哇华侨梁炳农提倡开暨南馆,陈列巴达维亚侨胞机器厂(协昌)所造的揉茶筛茶机器,说明世界上印、锡茶竞争外,荷印茶又崛起,使国人警惕,速救外销茶业之危。同时得与江西馆之瓷业公司康达(号特璋)朝夕讨论,方知景镇细瓷原料,需用祁门白土坯(石质用水碓碾成的白土),浮梁高岭土,仅能作粗瓷,釉亦产自祁、浮交界的釉果厂,制瓷、画红多祁人。改进外销之瓷与茶,与祁门均有密切关系。其他各省各馆出品,如博山玻璃、福建漆器、南阳茧绸、北京景泰蓝、苏杭宁绸缎、盛泽轻纺(即拷绸原料)等,种类繁富,且多能有产制运销说明书,排日分期,邀各馆出品人,座谈集议,参与审查,实足为我研究全国生产商品之良机。虽回国以来,在实业学堂、南通农校、农学报社研究理论,觉得会场闻见,比学校所得知识为多。⒄
结语
时隔6年，以祁门红茶为代表的祁门茶继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上大展风采，名扬宇外，这次又在中国历史上首次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上摘金夺银。祁门茶的靓丽表现，也促成了后来的政府把近现代中国茶业改良和复兴的试验地选在了祁门。祁门茶业开始步入它的高光时刻!
【注释】：
⑴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313页。
⑵《奏牍:两江总督端江苏巡抚陈会奏创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折》，《东方杂志》第6卷第4期。
⑶《南洋劝业会开会祝辞》，《申报》，1910年6月5日。
⑷ 鲍永安作，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62页。
⑸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 第10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469页。
⑹ 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 第10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469页。
⑺ 同上。第563页。
⑻《南洋劝业会会场纪事》，《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
⑼ 鲍永安著，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⑽ 苏克勤、余洁宇编《南洋劝业会图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106页。
⑾ 同上。第128页。
⑿ 鲍永安著，苏克勤校注：《南洋劝业会文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3页。
⒀《劝业会审查长认定宗旨》，《申报》1910年5月16日，第6版。
⒁ 武堉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26卷第10号，第17、18页。
⒂《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第2、3页。
⒃《研究会讲演园艺茶业》《申报》1910年7月28日，第10版。
⒄ 陆澄溪：《我的自述》。《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18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0、131页。
来源：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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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一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联结起亚欧大陆，让中国与世界相遇，开启了商品贸易与文明互鉴的茶叶之路，这就是万里茶道。繁盛两个多世纪，万里茶道成为跨越亚欧的“世纪动脉”，传奇壮丽，恩泽四海。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让这条国际古商道焕发出新的生机，万里茶道正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独特的地缘政治价值和广阔的经贸合作价值，续写新的传奇。
今日，我们对话万里茶道沿线九省区专家学者，伴着茶香缕缕，于纸墨间“重走”万里茶道，聆听茶道的“前世今生”。
图为大智门火车站历史图片。该火车站是万里茶道后期集散路段的重要交通运输枢纽，位于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汉口。（鄂文旅供图）
洛阳山陕会馆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九都东路，是山、陕商帮在洛阳地区联合建立的商业会馆，也是洛阳历史上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见证，是茶道商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日报供图）
图为五峰古茶道汉阳桥段。五峰古茶道位于湖北省五峰县境内，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五峰外运茶叶、连接鄂西茶区与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刘曙松通讯员王登府摄
图为大义桥。位于铅山县永平镇北门外的大义桥雄浑古朴，当年，商人们把茶叶从福建运抵河口，这里是必经之路。沿着这座桥北上，便到了“万里茶道第一镇”——铅山县河口镇。（江西日报供图）
如今的马头岩茶园仍是武夷山重要的茶产区。彭善安摄
清末行走在张库大道上的商队。（河北日报供图）
大盛魁分号至归化方向古道遗址航拍图。（资料图）
祁县晋商老街遍布茶庄票号50余处。（祁县晋商研究所供图）
太行山古茶道。（中国商业史学会供图）
【湖北】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郑鹏程
17世纪，万里茶道开启，湖北成为沿线核心地区。特别是1861年汉口开埠后，凭借两江交汇、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内地最大的茶叶贸易口岸。“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便是当时汉口茶港生动的写照，汉口因此获得了“东方茶港”的美誉。
在湖北，赤壁羊楼洞、五峰渔洋关、鹤峰容美镇、汉口、襄阳等沿线节点，围绕茶叶生产、转运、贸易，衍生出商业、金融、运输等各种服务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万里茶道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湖北茶产业发展。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宜红茶、青砖茶走出大山，风靡世界，如今，两者均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双双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湖北作为万里茶道重要的核心枢纽，2012年率先发起《赤壁宣言》，开启万里茶道申遗大幕。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对湖北来说意味着要担当更多的责任，也迎来了茶产业发展的千载良机。
近年来，湖北多措并举促进茶产业发展，颁布实施了《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将茶叶作为全省十大农业重点产业之一，奋力打造千亿产业，迈出由茶业大省向强省转变的坚实步伐。
【江西】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副主席余悦
江西是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九江口是长江黄金水道南北、东西交流的轴心，是号称“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必经之路。便利的水路运输让万里茶道一路向北：由福建崇安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
铅山县河口镇是重要的茶叶集散地，为万里茶道第一镇；鄱阳湖是古代从北方进入江西的唯一水道，也是万里茶道贯通福建的唯一要道……江西有茶叶的原产地、集散地，有茶叶贸易的大通道、出口港，拥有交通、商贸、茶庄、茶行等一系列文化遗产。近年来，通过中蒙俄三国共同努力，推动文化传承、经济合作、共赢发展的万里茶道将会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无限魅力。
历史上的万里茶道汇聚了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现在重新唤起对万里茶道的关注，就是要让万里茶道继续成为当代走向世界的商贸之路、国际交流的文化之路、勇于开拓的精神之路、绿色合作的和谐之路。要加强万里茶道的保护，抓住契机建设展示万里茶道风貌的旅游线路，开发万里茶道各地方特色的文化商品，运用好万里茶道的文化遗产，为新时代带来新的惊喜。
【湖南】
湖南省安化县政协副主席、安化县茶旅领导小组副组长肖伟群
位于北纬28度湘中地带的安化县，具有不可复制的冰碛岩区和适度富硒区自然条件，自古以来便与茶有缘。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安化黑茶一直是万里茶道的主流产品，与万里茶道紧密联系在一起，安化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安化县域内分布着鹞子尖古道、安化风雨桥、古茶厂、梅山传统村落古茶园、资江两岸古茶市等茶文化遗存，见证了当年安化茶叶一路向北的历程。（肖伟群）
湖南省黑茶商会执行会长、安化县茶业协会副会长彭接班
过去，一个晋商把茶叶销到俄罗斯，一走就是一年半，现代商业、物流、信息等方面都已非常发达，如今三四天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抢抓万里茶道商机，安化黑茶迎来了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打造茶旅文康千亿产业集群。
万里茶道申遗，给我国茶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现在更多国际性茶事将古老的万里茶道重新构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湖南省要育壮“茶产业树”，政、产、学、研、商等要素资源要在产业发展中分工明细，融合互动，共同推动产业优化发展。（彭接班）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一级调研员陈雅光
内蒙古是万里茶道上重要的中转地和集散地，这条道路既是政府传达政令、军令，使臣、官员和商旅往来的主要干道，也是中原与草原地区经贸文化交流和民间来往的主要通道。
在近代，内蒙古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包头、海拉尔、乌兰察布的隆盛庄、锡林郭勒盟的多伦、阿拉善的定远营等地区都和当年的万里茶道息息相关。
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万里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参与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对于加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建设，提升内蒙古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必将对内蒙古地区文化经济建设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今年，内蒙古专门开展万里茶道内蒙古段的资源调查，按照申遗线路推荐了11处遗址点，出版调查报告，拍摄了万里茶道内蒙古段纪录片，举办了万里茶道文化旅游博览会，还承办了内蒙古站万里茶道的文物巡展等。
万里茶道是一条友谊之路、发展之路、开放之路、共享之路，对增强欧亚大陆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具有独特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万里茶道的申遗工作是加强欧亚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也是支撑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是增强中华民族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又一次重要实践。
【山西】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维东
敢想敢做的晋商们深知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于是想尽办法将茶叶远销至俄罗斯，山西祁县成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几百年前，晋商们赶着驼马从老家祁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凭借着勇于开拓、诚实守信、以义制利、精于管理的精神，晋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创造了产、加、运、销一条龙的茶产业品牌化经营模式。万里茶道不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大力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更促进了中蒙俄三国文化的交流融合。
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万里茶道曾见证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开放传奇。下一步，应有机整合新时代茶路沿线晋商资源，继续搭建与沿线国家和省份经济交流合作桥梁。同时，弘扬“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贡献力量。
【河北】
河北省张家口市历史文化学者刘振瑛
历史上的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出发，通往草原腹地城市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条贸易运销路线。张库大道是万里茶道上各民族间文化融合最为突出、茶路文物遗存最为丰富的路段之一。作为万里茶道在北段的重要交通枢纽与物流枢纽，万里茶道到张家口完全进入陆路阶段，所有茶叶都要汇集于此，才能继续北上。资料记载，当时张库大道其实就是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大道，张库大道也因此得名“北方茶叶之路”。
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涉及九省区，其中河北段的张家口堡、大境门、鸡鸣驿城、宣化古城、察哈尔都统署旧址等5处文化遗产点，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近年来，随着张家口市张库大道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张库大道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及开展相关活动，特别是取材张库大道的几部电视剧和纪录片的热播，张库大道在人民群众中的认知度、美誉度日益提高。各种对张家口文化、张库大道文化的立体性展示，必将成为世界认识张家口的又一个窗口，百年商道张库大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张家口正在赢得世界瞩目。
【河南】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
万里茶道自湖北沿唐白河进入河南，至南阳赊店改水运为陆运，过平顶山北上洛阳，渡黄河，由焦作等地越太行，入山西，南北纵贯全省，依托古已有之的“南襄隘道”“宛洛古道”“太行陉”等，串联南阳、赊店、方城、宝丰、汝州、洛阳、孟津、沁阳等历史文化名城、名镇，遗留下古道、古桥、茶庄、商号、镖局、会馆等类型丰富的相关文物遗存，组成了一条魅力独具的文化遗产线路。万里茶道河南段以南北居中、通江达河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重要的茶叶货物集散中心和水陆转运交通枢纽，是见证茶叶贸易过程中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节点。
万里茶道申遗是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河南省把万里茶道申遗分别列入支持洛阳市和南阳市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政策措施之中，遗产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推进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万里茶道申遗不仅能够推动河南省文物事业进一步发展，也为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自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启动以来，河南积极开展茶道遗产调查研究、考古发掘、规划编制、环境整治、维修保护、宣传展示等各项工作，完成了河南省万里茶道遗产调查和价值的初步研究，发表了一批相关专著，对赊店码头等相关遗迹开展了考古工作，实施了赊店古镇、半扎古镇等维修保护，太行陉窑头段成功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各项申遗工作中，按照世界文化遗产标准，提高了各级遗产点的保护和管理水平，提升了遗产地的文化品位，为万里茶道申遗奠定了坚实基础。
【安徽】
安徽省仇传慧技能大师工作室首席专家、安徽省乡村振兴研究院茶产业专家顾问仇传慧
自清代以来，茶商常年收购福建、安徽、湖北等地红茶，借助陆路和水路将茶叶远销欧洲。安徽祁门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叶来源地之一。祁门红茶通过万里茶道源源不断地输往国际茶叶市场，祁红茶种和制作工艺也走向了世界。
（仇传慧）
安徽省祁门县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倪群
作为祁门红茶的原产地，祁门是历史上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也是安徽省唯一参与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产茶区。祁门的申遗工作从2019年4月正式启动，成立了万里茶道世界文化遗产申遗领导组，组织专门力量对全县涉茶历史文物与遗迹进行三轮全面清查，编纂了祁门红茶与万里茶道考证资料。
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对祁门县乃至黄山市的涉茶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黄山市正致力打造中国名茶之都，申遗工作将极大推动祁红产业和黄山茶产业的发展。万里茶道串起了沿线众多文化遗产、国保单位、旅游景区和美丽乡村，本身就是一条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申遗工作将促进沿线茶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祁门县和“大黄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倪群）
【福建】
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邹全荣
武夷山作为万里茶道最东端的起点，在10年前开展万里茶道有关文化资源普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众多古茶园、古茶厂、古茶市的遗存，下梅村便是武夷山四大茶市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个。从当地30余幢明清古民居、便于运输的水道和古码头中，至今依然能感受到武夷山当年茶叶贸易的繁荣兴盛。
万里茶道是先人开辟的辉煌之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保护和挖掘万里茶道的文化资源，还应当重视传承弘扬其文化内涵，使之真正造福于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福建省各地策划与建设了武夷茶世界等一系列茶文旅项目，期盼其通过加深文化体验、延续传统根脉、打造特色消费等策划运营，使文化资源真正转化成为沿线居民的就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万里茶道连接着中蒙俄三个地缘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共同利益广泛的邻邦。近年来，中蒙俄外交、经贸事业不断登上新台阶，为沿线地区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以去年搭载茶叶等福建货物的武夷山中欧班列开始常态化运行为例，万里茶道这一商贸“大动脉”仍拥有与我省国际海运互为补充的独特价值。
江西日报社/内蒙古日报社/福建日报社/安徽日报社/湖南日报社/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河南日报社/山西日报社/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九省区“古今万里茶道”全媒体联动传播活动报道组：张俊在 马少林 庞俊峰 梁亮 赵文萃 冯雪玉 李存霞 柴思源 马芳赖 昊拓 钟秋兰 吴江海 史力 张尚武 刘澍森 温小娟 张体义 张馨 王思达 版式策划：内蒙古日报 苏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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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茶与榷茶是唐宋王朝茶业政策的核心，茶业政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莫不因它而立。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是国家茶业政策的具体贯彻，然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茶业政策又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四川地区税茶较早，榷茶较晚，税茶、榷茶的机构屡次变更;二是榷茶范围先从四川局部展开，逐渐向四川全境推行。唐宋王朝在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巩固封建王朝边防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加重了四川地区茶农的负担，阻碍了四川地区的茶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唐宋;四川;税茶;榷茶
引言
关于唐宋时期税茶与榷茶的研究，学界的研究视野聚焦税茶与榷茶制度在全国的发展变化，具有全局性①[1-4]。然而，学者们关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②[5-6]的税茶与榷茶侧重于梳理茶业政策的线索③[7-8]，因此，学界在研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榷茶的变化及税茶机构的变迁存在诸多不足，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榷茶政策的演变及税茶、榷茶机构的变迁。
①贾大泉[1]，黄纯艳[2]刊文探讨了唐代茶法;林文勋[3]，黄纯艳[4]在其著作当中深入研究了宋代的茶业政策。
②本文界定唐宋时期四川地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5]《宋史·地理志》[6]所记载的范围:唐代之剑南道，山南西道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宋代之成都府路，利州路所辖区域在今四川省境内。
③李敬洵专题讨论唐代四川地区的茶法[7];贾大泉，陈一石梳理了四川历代茶业政策[8]。
一、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税茶
1.税茶的源流
安史之乱给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其后，藩镇割据“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7]5921。方镇割据，节度使擅自任命属吏，随意截留朝廷赋税。唐王朝国库空虚，财政面临举步维艰之困境。为缓解财政危机，开辟税源，提高税率，虽属治标，然在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不失为立竿见影的务实之举。
四川是茶的原产地，也是人工种茶、饮茶最早的地区。由于饮茶有解酒、止渴、提神祛疲劳、解闷等功效，故饮茶习俗迅速传播，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竟蔚然成风。唐人封演云:“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9]47李珏亦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4053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别贵贱老幼，都时刻离不开茶。社会需求刺激社会生产，古今皆然。种茶、制茶、贩茶便作为一种新兴产业骤然勃兴，发展迅猛，规模巨大，从业者众。“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11]5262歙州祁门县(今安徽省祈门县)“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每岁二三月，賫银缗缯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12]3737。商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众多商人云集茶叶市场，说明茶叶利润丰厚，引起财政面临困境的朝廷关注，开辟新税源，税茶势在必然。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即位的第二年，为应付财政危机，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是地税和户税......又融合了租庸调法而产生的新税法。”[13]119这里的地税主要是农业税，农业税调整(提高)了，工商税自然也得想法多征。于是在“两税法”实行两年多后，判度支赵赞以请为“署常平轻重本钱”为名，开征商税得到朝廷批准后，便“于诸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10]334。判度支赵赞税茶，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于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这其实是过税，过税在肃宗、代宗时期已经实行①[14]，当时只是千文以上才收税，收多少没明文规定。
第二，收税对象是“商货”，这就包括一切商品，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种商品。
第三，规定税率。一般商品“每贯二十文”，即0.2%，而竹木茶漆的税率则是10%，比一般商品高4倍。
上述三点表明赵赞征税税目虽包括茶，但不是专门对茶征税，因此还难说这是税茶，如果一定要说是税茶，那也仅是税茶的先导而已。这次以“充常平之本”名义征税，只实行一年多。建中四年(783)八月“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面对叛军围攻，为笼络人心，改元兴元。兴元元年(784)正月制曰:“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赦下，四方人心大悦。”[15]7392处于逃难之际的唐德宗为获得民心，将赵赞征税项目，悉数罢停。
唐德宗贞元九年，茶税成为特种税。史载:“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滂具处置条奏。”[10]2128“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16]1886张滂以“遭水旱”为借口征税，建中三年(782)赵赞以“以充常平之事”为托辞征税，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征税对象、范围却有不同。赵赞征税对象是“商货”，税目众多，茶仅是其中之一;张滂征税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茶。赵赞在“诸道津要置吏”收税，而张滂还专对“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置吏收税，这不仅涉及茶商，还涉及茶农，这才是真正的税茶。《旧唐书》云:“茶之有税，自此始也。”[10]376其实就是说专门对茶征税，是从贞元开始的。贞元税茶之后，整个中晚唐、历五代至于宋初，并被后世王朝相继沿袭，其间因各种原因偶尔暂停，但旋即复征，总趋势是税率增高，穆宗时达到50%②[5]1382，茶税监管控制日益严密。
2.四川地区税茶机构的变迁
唐代四川地区税茶是全国税茶政策在当地的具体贯彻实施。安史之乱对河南、河北及中原地区冲击极大，但对四川的影响相对较小，朝廷对四川的统治较为稳定，地方官吏遵照执行中央政令。在税茶方面，有别于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负责征收茶税的官员及机构屡次变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贞元九年(793)至长庆元年(821)，盐铁司主管，张滂等人负责[17]153。
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税茶之议被认可，并“委滂具处置条奏”，即令张滂主持全国茶税的征收，当然包括剑南三川，但此事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在张滂税茶前一年的贞元八年(792)，已有诏令将全国财富分为东西两大块，东南由户部侍郎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负责，西部三川(剑南西、剑南东和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负责[16]1886。对于这样的分工，班宏、张滂都不甚满意。按职责区分，度支主要管支出，赋税征收归盐铁，而现在盐铁部分职权被侵占，张滂不高兴，因其本官户部侍郎，是班宏户部尚书的副手，对工作挑肥拣瘦，也有意见，故“互有长短”，后来由宰相出面上报德宗才最终定下来[16]1886。接着班宏去世，司农少卿裴延龄以“守本官，权领度支”。新官上任自然想有所表现，当自己所辖区内之事他人插手，也有所不甘，但面对官阶比自己高，又自知“不通殖货之务”[10]3720，自然不能与张滂对抗，因此“自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途而理矣”[16]1886。度支与盐铁各负各自的职责，三川财富仍归度支(茶税除外)，茶税则由盐铁主管，四川税茶遂得以顺利进行。从这以后，经顺宗至宪宗都执行张滂拟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一直到穆宗。
第二阶段:长庆元年(821)至太和元年(827)，负责人牛僧儒、崔元略[17]359。
穆宗即位，税茶几经变易。先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接着改变以前由盐铁主管三川茶税而为“两川以户部领之”[5]1382。唐朝后期，“户部司已成为供给文武京官俸料，掌管国家后备经费，与度支司和盐铁转运司鼎足而立的财政三司之一，跻身于职事繁剧，地位轻重的官司之列”[17]292。以户部领四川茶税，显然与保证或提高文武京官俸禄有关，这正是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的手段之一。然而，户部一来“职事繁剧”，二来户部在地方没有监院、巡院，四川以茶税所征钱物，如何运往京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便委托度支办理，而度支采取的办法，则是让巡院(度支在京城的下属机构)“于上都召商人便换”[9]4913。所谓“便换”，就是“飞钱”，召茶商来京师将货款交给巡院，由巡院开票据，茶商拿票据到产茶州县有关机构或商号取款购茶，而度支巡院以“便换”所得收入转交户部，这个办法对茶商交易提供极大方便。这样以户部领两川税茶，既增加了户部收入，对两川茶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是问题也不少，因“飞钱”只方便富商大贾，对中小茶商无任何作用，户部委度支代收茶税，难免从中截留。此法实行大约七年后到文宗即位便被停止。
第三阶段:太和元年(827)至开成元年(836)，负责人李德裕、杜元颖等[18]17，20。
“太和元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取其稳便，遂奏请茶税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万贯送省。近年已来，不依元奏，三道诸色钱物，州府逗留，多不送省。请取江西例，于归州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诸色钱送省，所冀免有逋悬，欲令巡院官李渀与(李)德裕、(刘)遵古商量制置。”[10]4913这是工部侍郎庾敬休给文宗的奏章，从中不难看出，西川茶税从太和元年(827)起由“户部领之”改为“使司自勾当”，也就是归剑南西川、东川节度使办理，西川“每年出银四万贯送省”。认为这样“稳便”。然而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其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求恩宠(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史籍失载)，巧索珍异进献皇上，军需粮食都敢克扣[10]4262哪里把国家税收放在心上，竟截留茶税所征财物，以致拖欠。于是决定在归州设置巡院，办理运送由茶税征收各种钱物，不使拖欠;但这是权宜之计而已，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茶法，复贞元之制也。”[16]2121西川节度使主持税茶执行近十年终被停止，仍旧恢复贞元时的盐铁使掌管茶税。另，四川地区税茶归属几次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茶税收入的增减，具体数字史籍失载，不得详知，但从以下两个数字对照，或可知其大概。贞元九年(793)，张滂“初税茶，岁得四十万贯”[10]376。这是全国的税额;太和元年(827)，四川税茶由“使司自勾当”，定额为四万贯。由此可知，四川税茶为全国税茶的十分之一。其后，四川税茶的管理归属亦颇有变易。唐末剑南节度使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相互攻伐，在各自控制区域内任意征税(包括茶税)，任意截留，乃至“全蜀赋税，不供天府”[12]410，仅在形式上与朝廷保持关系，“岁时但贡奉而已”[11]5120。
五代，四川地区为孟蜀窃据，实行榷茶直至覆亡。宋初仍税茶，正如宋人潜说友所说:“茶税起于唐。利日益滋，法日益详，县官因以佐大农、宽舆赋，遂为经常之制。国朝初，循唐旧”[19]478。“循唐旧”，是指全国，就四川而言，则另有措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灭孟蜀，“深知东南数路茶法之害，制诏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20]1。宋初，“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卖”[6]4286。这是改孟蜀的榷茶为税茶，具体办法是:“茶园税每三百文折纳绢二匹，三百二十文折纳绸一匹，十文折纳绵一两，二文折纳禾草一束”[20]1。纳税之后，便可任令通商，不过只限于川峡数路，超越本区，“则禁出境”[6]4269。此法一直实行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商，别无茶法”[21]6547。据统计，唐五代四川地区茶叶产量大约在1000万斤左右[22]88，由此可见，四川地区茶税对封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榷茶
1.榷茶的缘起
榷茶最先起于唐文宗时“上访以富人之术”。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10]4400吏部尚书、检校司空王涯复领盐铁转运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仆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入户部，人人悦焉”[16]4400。这样，王涯榷茶之法施行五年后终被废止。不过，这次榷茶，对四川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太和元年(827)起，到开成元年(836)间，四川茶税事是“使司自勾当”，由节度使主管，王涯虽为盐铁使、榷茶使，却管不到四川榷茶之事。五代时期，四川亦曾榷茶。苏辙云:“五代之际，孟蜀窃据国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23]787孟蜀榷茶的具体作法，史籍失载，语焉不详，但榷茶之法亦随孟蜀之覆亡而被废止。
由此可知，唐时榷茶短暂，尚未波及四川;而孟蜀榷茶，虽在四川，但为时不久，未形成定制而影响后世或被后世沿袭，故只能说是榷茶先导，更谈不上正式确立榷茶制度。
2.四川地区的榷茶制度
赵宋立国不久，便开始在已控制的部分地区榷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祖乾德二年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24]131接着“乾德三年(965)九月，以度支郎中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万緍”[24]157。又《宋史·食货志》载:“宋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之蕲口，为榷货务六。”[6]4447不难看出，赵宋榷茶始于乾德二年(964)，最初只在局部地区，其后逐步推广，乃至全国。不过那时榷茶，并不涉及四川。
四川榷茶，始于神宗熙宁七年(1074)，即“川茶之法，肇于熙宁甲寅”[21]6644。《宋史》亦载:“(川茶)旧无榷禁，熙宁间始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6]4510不过，熙宁七年榷茶只在四川部分地区，“只得于熙、秦、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卖入官”[21]6645。熙宁榷茶之前，川陕境内茶叶虽是“任令通商”，但“禁其出境”;现在在熙州(治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河州(治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和政县西北)①[20]4、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通远军(治通远，今陕西省环县)、永宁寨(通远军南120里[25]139)，这5个茶场均在今甘肃、陕西境内，也就是对“禁其出境”开了一个口子，即川茶可以贩运到西夏王朝的边境交易(陕甘北临西夏)。神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重订和约，恢复双方商贩往来，“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26]302。开放川茶，去陕甘交易，无疑与此有关，然而事关对外出口，自然由政府直接控制，熙宁榷茶由此而起。
熙宁七年1074)榷茶，茶场主要设在今陕西、甘肃境内，凡5个，而在四川只有永康县场(在彭州)和名山县场(在雅州)两个茶场，这表明熙宁榷茶只榷输入陕甘的川茶，并不涉及全区。四川全境榷茶，是几年以后的事，川茶入陕甘道路艰险，运输困难，致使课利不足，李杞主营川茶时，经营布帛，欲以布息补茶利，“自后又恐买布亦难敷及元数，则乞却雇回脚车船，般解入川。洎至盐法难行，则又乞将川中有茶去处并行收买”[24]4233。元丰元年(1078)，蒲宗闵亦上书“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于是蜀茶尽榷”[27]225。这才是四川全域榷茶，可见四川地区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全域的。
其后，哲宗时，四川曾一度废止榷茶。元祐元年(1086)八月辛卯令曰:“废罢成都府在城博卖都茶场，止令产茶州县元置茶场处依未置都茶场日任便贩卖。”[24]4233不过，没有几年，绍圣四年(1097)二月二十五日陆师闵奏请“复行榷买川茶，依元丰法不许通商”[21]4468。此后，直到南宋初期，川茶榷茶依元丰法再没更改。
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开展，北宋政府在川陕地区建立了一整套榷茶机构。首先，宋政府在成都建立都大提举茶马司，统一管理四川及熙秦榷茶买马事宜。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佑邦用”。茶马司权力很大，“应产茶及市马之处，官属许自辟置，视其数之登耗，以诏赏罚”[6]6745。并且“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20]32。其次，设置买茶场。榷茶事务由茶马司直属机构—买茶场办理，产茶区榷茶事宜由当地知州、通判兼提举。买茶场监官、专典、库称、牙人等专职办理茶叶交易，征收茶税事务。茶场监官是“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21]6205。可见，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是通过都大提举茶马司，买茶场及地方政府等官僚机构协同办理榷茶事务，但榷茶具体事务主要由各地买茶场经办。据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二九《食货》统计，北宋时期，都大提举茶马司在蜀地共建立24个买茶场，且24个买茶场均在成都府路，这是四川榷茶初始时三四年间的茶场数。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说:“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27]226但未详述41个买茶场的名称。因此，我们很难精确统计北宋各个时期买茶场的数目，但买茶场由24个增加到41个，表明四川榷茶也是先局部而后逐渐扩大到全域的。宋政府通过各地设置的茶场垄断四川地区茶叶市场，以确保政府获得高额利润。
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榷茶机构的同时，针对川陕四路实际情况制定了完备的榷茶措施及办法。其内容涉及买茶场职责、交易规则、触犯榷茶规章处罚、官员奖惩考核等各个方面都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其措施及办法是:
(1)买茶场职责按照市价尽数悉买园户之茶，正斤之外，量加耗茶。每岁民间资金缺乏时，买茶场预先计量现钱、斛斗，召园户自愿结保请借，每贯出息二分;至茶出时，以茶赴官折纳。如过夏季仍不纳茶抵偿，依法追催。
(2)茶价政府制定茶价。通常情况下，官价茶叶一般是在政府收购价基础之上再加价二分至三分。此外，息钱、头子钱、税钱、打角钱由政府征收。
(3)交易原则茶园户不得在茶场之外买卖茶叶，茶商必须到茶场按官价买茶;官方发行茶引，按照茶引指定的地区销售，并缴纳住税和过税;商人与园户私相交易，或贩卖无引私茶，皆许人告捕，并依法断罪;告捕之人按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十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4)奖惩考核按规定数额买卖茶叶，岁终审定，超额有奖、亏额有罚;茶场超额，官员相应加官进爵，并予以物质奖励。茶场监官、吏人，收息一百贯文，赏钱五贯文;若亏五厘以上，罚俸半月，公人笞四十;满一分，监官笞二十，公人杖六十;满二分，监官、公人各加二等，至三分，停止加罪。
由上可知，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榷茶机构，制定严密的榷茶法规，从制度层面确立北宋政府榷茶的权威性、合法性，保证榷茶机构的高效运行。榷茶机构垄断茶叶贸易，茶课收入急遽增长，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初，蜀茶额岁三十万。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代稷百万。”[24]8045“初”指熙宁七年(1074)政府始榷茶，只是榷入陕甘的川茶，便茶课税息三十万贯;“稷”指李稷，元丰五年(1082)他将茶课增至五十万贯。“师闵”即陆师闵，“李稷殁于王事”以同提举成都府之职代稷领治茶事，将茶课增至一百万贯。事实上，北宋政府在蜀地榷茶的课息收入，基本上都超过政府规定岁额。据文献记载，李杞主管四川茶场公事的六年(1072-1077)，“总入息税钱百二十二万九千余缗”[24]7381。每年平均茶课的收息三十余万缗;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稷领治茶事于五年间，除百费外收获净利四百二十八万余贯”[24]8045。每年平均茶课收息九十万贯，超过规定岁额五十万贯;陆师闵代李稷主管四川榷茶的二年时间，元丰六年至元丰七年(1083-1084)，“增羡至一百六十万缗”[23]8045，到元丰末(1085)，“今则岁献二百万贯”[20]33。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岁课川陕茶息，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一百七十二贯”[21]4467。可见，北宋政府在川陕四路榷茶，所获茶课呈逐年递增之势。
①河州置场，“本路置场买茶往熙、河博卖”[20]。
三、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税茶与榷茶的作用及影响
税茶、榷茶都是正常赋税之外的额外征收，就其实质言，说是横征暴敛，未尝不可。不过唐税茶、宋榷茶初始时，国家内乱外患方殷;四川地处边防最前线，唐有吐蕃、南诏不时侵扰，宋有西夏、金、蒙古入侵。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郡将自擅，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10]720。由于“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2]175。宋则“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西夏)骄盛，寇盗横炽”[29]525。当此为难之际，为抵御外侮，增加军费，保障国防开支，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必要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终属苛政，必然会随之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茶农。史载武宗时“盐铁取茶利，诏下，所在毋敢隐。(利州益昌)县令(何)易于视诏书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引厚赋毒之手?’命吏阁诏，吏曰:‘天子诏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窜邪?’对曰:‘吾敢爱一身，移暴于民手?亦不使罪尔曹。’即自焚之。观察使素贤之，不劾也”[5]5634。税茶将茶农逼至绝境，当然不只是利州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一州一县，在三川一带有普遍性，利州益昌人有幸，遇上了何易于敢于舍身抗旨的好官，得免涂炭，然而，像何易于奉职守法的循吏不仅在四川，就是在全国也是寥寥无几，而税茶与榷茶给茶农的灾难何等深重，当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宋初税茶较唐代宽松。据知彭州吕陶叙述:“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20]4茶农只要按一般农户缴纳夏秋两税之后，便可“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此外，“川陕、广南州军止以土茶通高商，别无茶法”[24]6686。可是，熙宁榷茶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北宋刘挚、苏辙均曾指出榷茶之弊:一是阻碍茶业的正常生产与发展。“又昔日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29]787。二是导致大量茶园户破产，激化社会矛盾。“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29]152三是榷茶导购价格低廉，茶法严苛。“自官榷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称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23]787“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23]786显然，苏辙对四川地区的税茶与榷茶当有客观分析，但总体来看是弊大于利。
四、
结语
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在四川地区实施的税茶、榷茶当然属于苛捐杂税，但它始于唐宋内忧外患方殷之际，为抵御外侮，征收茶税、施行榷茶的政策，亦有一定正当性。然而，税茶与榷茶的政策给四川地区民众带来的伤害也不容忽视，加重了茶农和茶贩的负担，阻碍了茶业的发展，其负面影响也极其深重。毕竟，唐宋政府税茶与榷茶是封建王朝的一项国家税收制度，它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治观，虽经屡次更改，但它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唐宋时期施行的税茶和榷茶为历朝沿袭，延续至明清。事实证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封建统治者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将茶叶由通商改为榷禁，原本在市场自由买卖的茶叶变成政府专卖之物，这种做法必然造成统治集团徇私舞弊，产生腐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导致封建政府统治危机。
参考文献
[1]贾大泉.历代茶法制度概述[J].河北学刊，1991(1):104-108.
[2]黄纯艳.再论唐代茶法[J].思想战线，2002(2):70-74.
[3]林文勋.北宋茶法变动的历史考察[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4]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187-192.
[8]贾大泉，陈一石.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巴蜀书社，1989.
[9]封演.封氏闻见记[M].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63.
[1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6]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7]何汝泉.唐财政三司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8]左向阳.地方长吏在唐代西南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19]潜说友.咸淳临安志[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20]吕陶.净德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1]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2]蒲应秋,王萍.唐宋时期四川地区的茶叶产量探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87-91.
[23]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5]王存.元丰九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6]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29]刘挚.忠肃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文章作者｜蒲应秋、潘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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