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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会茶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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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禅一味”和圆悟克勤的墨迹

摘要:流传广泛的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臆测,被日本奉为国宝的圆悟印可状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两幅墨迹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茶禅一味”在日本确立后先后两次传入中国,现在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但纠正茶文化领域的错误认识也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茶禅一味 圆悟克勤 墨迹 一休宗纯 村田珠

一、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查无实据

我国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茶禅一味”最早的资料是宋代禅门巨匠圆悟克勤的手书真迹。如丁文在其论文《论“茶禅一味”》中说:“‘茶禅一味’,其说源于宋代,系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赠送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1)”再如江静、吴玲编著的《茶道》也说:“‘茶禅一味’的说法最早是由我国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据说,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赠予高徒虎丘绍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说:“宋代有个叫圆悟克勤的禅师,手写‘茶禅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国时翻船,装在竹筒中的字幅儿辗转到了一休大师手中,据说一休以此得道。这四个字便成了镇寺之宝,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断定圆悟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不同的是有的说这四字真诀是赠给日本弟子的,有的说是赠与中国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

显然,赠送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圆悟克勤究竟是否手书过“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至今未能出示圆悟克勤手书过这四字真诀的史料证据。不仅如此,我们在圆悟克勤的《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及圆悟弟子虎丘紹隆编录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克勤禅师心要》等史料中也没有发现圆悟克勤的有关茶禅关系的言辞。圆悟克勤禅师是中国禅林的一代宗师(图1),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要断定“茶禅一味”出自圆悟之手,是必须具备可靠的相关史料的,不能仅仅凭他的禅学建树和地方饮茶习惯进行主观臆测。

其实,在汉语里,“茶禅”或“禅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个固定词语而广泛使用。据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将“茶”和“禅”二字组合起来,构成“茶禅”或“禅茶”一词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于清代。有人通过《四库全书》和佛教典籍的电子检索,发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茶禅”或“禅茶”这样的概念,至少不是一个重要概念(4)。

不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禅”或“禅茶”也是几乎无人使用的词语。1990年,葛兆光在《读书》杂志发表《茶禅闲话》一文时说:“古人以禅意入诗入画,尝有‘禅诗’、‘禅画’之称,似无‘茶禅’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禅”一词用于文章的题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读书》发表《茶禅续语》,说“自家不识金镶玉,大言不惭以为‘茶禅’是可以抢个专利证的杜撰,谁料无意中读一书,云克勤禅师赠日本僧珠光语中便有‘茶禅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觉脸皮无光,只得连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名叫《茶禅闲话》,以为自己杜撰“茶禅”一词,有首创之功,可以拿个“专利”,没想到某书写着“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之事,顿觉脸上无光,叫苦不迭。

我们无意考究葛先生是从哪本书上得知“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的,我们想说的是,博识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禅”一词,可见至迟到1900年代初,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习用的词语,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宗懋主编的茶文化词典《中国茶经》中没有“茶禅”、“禅茶”和“茶禅一味”之类的词条。不仅如此,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没有“茶禅一味”的词条。

国内学者早已有人对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义》中,陈香白指出:“笔者查阅了《大藏经》等相关资料,尤其是《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并翻遍《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证据。(7)”可惜的是,这样学术态度严谨的质疑没有被很多人接受,认为“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手的臆说至今依然在我国茶文化领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圆悟印可状

江静、吴玲的《茶道》还说:“这四字真迹后来被来华的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临抵海岸之际,风急浪高,船体粉碎,所幸四字真迹已经漆制装裱,未被海浪吞没,漂至岸边,为人拾起,最终辗转传至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8)”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书也说: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但却精心保存着圆悟的一幅墨迹,可见其对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重宝。可惜的是,在流传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踪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更被列作国宝。(9)”这不符合事实。

遭遇风浪漂流海中的圆悟墨迹,既不是“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也和一休宗纯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经历过海上漂流最后被定为国宝的圆悟墨迹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圆悟写给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状,日本茶道界称之为“流れ圜悟”,意思是“经过漂流的圆悟墨迹”。因为是圆悟给紹隆的印可状,我们不妨称之为“圆悟印可状”。据传,一名叫尧甫的僧人在萨摩(现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边捡到了装在桐木筒里的这幅印可状,后献给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亘(1465-1548),成为大仙院的“什物”。所谓“什物”,是指“个人不能随意处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说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庙产,物权不归私人所有。后来,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灾和应仁之乱(1467-1477)给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复兴的资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将其卖给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临(1532-1601)。宗临的儿子宗卓又把这印可状裁剪为两半,把后半幅卖给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归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应该说是檀越对祖庙的捐赠吧。文化元年(1804),这半幅墨迹又转而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为松平家祖传的宝物。1938年,松平家族将其捐赠给帝室博物馆,而原先卖给伊达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墨迹,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纸本墨书,尺寸为43.9×51.4厘米,因为是现存最古的圆悟克勤墨迹,昭和26年(1951)被定为国宝(图2)。虽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伪提出过质疑(10),但至今依然没有动摇其“国宝”的地位(11)。

(图注:圆悟印可状(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圆悟克勤的这幅印可状,原文见于《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全文约900字,只有“赵州吃茶去”一句中有个“茶”字,此外没有一个“禅”字,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可见,所谓“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经海上漂流或被裁剪为两半最后被定为国宝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某些人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而主观杜撰的动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

再说一休宗纯授予村田珠光的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墨迹特称为“圜悟の墨跡”,以区别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圜悟の墨跡”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圆悟克勤写给虎丘绍隆的法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称作“圆悟法语”。

现存的“圆悟法语”,纸本墨书,长61.2厘米,宽29.7厘米。现藏畠山纪念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图3)。原文收录于《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示开圣隆长老》,全文347字,内容是回忆师徒之谊,赞赏紹隆才干,勉励禅途精进之类,与禅茶无涉。

(图注:圆悟法语(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关于这幅“圆悟法语”,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有所记载,文中说:“又有用禅宗之墨迹于茶汤者,是珠光得圆悟之墨迹于(一)休和尚,以是为一种(饰物)而乐。(12)”又云“圆悟墨迹一幅,……是昔珠光得赐于一休和尚之墨迹也。(13)”另《宗湛日记》也说:“所谓圆悟墨迹,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装裱者也。(14)”据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认为,村田珠光曾从一休宗纯获得过圆悟克勤的墨迹这一历史事实是基本可信的。

被称为日本茶道开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岁出家入奈良称名寺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19岁时进入位于现京都府田边市酬恩庵成为一休宗纯的弟子。酬恩庵即现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属临济宗。珠光师从一休修禅,悟出“佛法就在茶汤里”的真谛,一休以圆悟墨迹作为印可状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山上宗二记·墨迹》认为此举为“挂墨迹之初也。”,说明开茶室挂禅僧墨迹之先河者为村田珠光。之后,随着日本茶人和禅宗寺院关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挂禅僧墨迹的做法逐渐成为惯例,成为茶会的点睛之物。

挂于壁龛的字画在日本被称为“挂物”,而把茶室里挂的字画特称为“茶挂”。茶室里挂字画,并非单纯为了装饰点缀,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字画表现茶会主题,统合主客心境,被视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本尊”,是茶会最要紧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录》云:“无若挂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汤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迹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赏玩笔者之道人、祖师之德也。(15)”说明茶会以“挂物”为第一,“挂物”以“墨迹”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称的“墨迹”,主要是指禅僧,尤其是临济宗禅僧的墨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彦《茶挂之书》提出了作为“茶挂”的四个条件:一、能表现“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季节感;三、具有禅意;四、传承路径明确(16)。从传承途径来说,这幅圆悟墨迹也是传承有序,曾辗转于名流大亨之间。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养子村田宗珠继承了这幅墨迹,后经武野绍鸥、千利休、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无一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因此,这幅圆悟墨迹自古以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顶级“茶挂”。

四、“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

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过程。日本在早在16世纪就有反映茶禅一味思想的资料,但“茶禅一味”作为一个语词的确立却是上个世纪的事。

临济宗禅僧大休宗休(1468-1549)语录《见桃录》引松源和尚诗句“茶兼禅味可”(17),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绍鸥的肖像上所题诗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禅味”的句子,表达了茶禅同味的认识。记录千利休孙子千宗旦(1578-1658)茶语的《禅茶录》曾被改为《宗旦遗书茶禅同一味》、《茶禅同一味》等书名流布坊间,茶禅一味的概念进一步明确。1905年,大日本茶道学会创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禅一味》一书,被认为是“茶禅一味”始见于文字的首例,标志着“茶禅一味”概念的确立。

但是,“茶禅一味”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习用词语(日语称为“熟語”),笔者查阅手头的辞典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当于我国的《辞海》规模的大型国语辞典,例如小学馆的《新版·言林》(1963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二版补定版(1975年)、小学馆的《国语大词典》(1981年)中均未出现“茶禅一味”,而只有“茶禅一致”一词。说明那个时代在日本社会习用的是“茶禅一致”,而非“茶禅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编《大辞林》,其中的词条仍为“茶禅一致”,但在词义解释之后列出了同义语“茶禅一味”。三省堂的《辞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见,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禅一味”一词才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习用的四字格习语(日语称为“四字熟语”)。在此之前,也许主要在茶界或禅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亲编《茶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编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辞典》(淡交社),均有“茶禅一味”词条,而没有“茶禅一致”。后来,作为茶界和禅界用语的“茶禅一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习茶修禅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间,最后定格成为一般民众熟知的四字格习语。

五、“茶禅一味”传入中国

“茶禅一味”作为四字格习语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博士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书,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禅宗的关系,并用“茶禅一味”和“茶佛一味”来说明茶和禅宗以及佛教的密切关系。1939年12月,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编译本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出版部作为《茶叶丛刊第一种》出版发行,题为《茶与文化》,编译者吕叔达。原书共有两处“茶禅一味”,中文编译版删除了一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现“茶禅一味”的中文资料吧。

大概是由于吕叔达编译的《茶与文化》是浙江省茶叶行业的出版物的缘故吧,该书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茶禅一味”第二次传入中国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百废俱兴,经济热独占鳌头,文化热不甘落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抓手,时代潮流滚滚,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人提倡弘扬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艺”的用语选择上引起了争论。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们选择了“茶艺”作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国茶艺、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等反映东亚三国不同茶文化特质的三个概念,为大陆的茶文化热增添了助力。与此同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邻国日本、韩国的茶文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各种译介邻国茶文化的专著和文章不断问世,“茶禅一味”亦随之见诸各种书刊,成为人们谈茶说禅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

但浮躁的时代难免因浮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会把“南浦绍明”当作南浦和绍明,认为是两个人;也有人把“堺”翻译成“边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的知识,当时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资料获得的,但由于资料欠缺、读解能力、治学态度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的臆说,以及混淆“圆悟印可状”和“圆悟法语”的错误应该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国经济经过迅猛发展其以后,现在已经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新常态那样,我国的茶文化研究也应该由快速发展而转为扎实、严谨的阶段,逐渐纠正茶文化领域的一些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知识,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愿和全国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资料

(1)郭天成主编《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选集(1994-1997)》,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组织委员会,1984年,第78页。

(2)江静、吴玲编著《茶道》(《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3)王旭峰《爱茶者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4)宣方《茶禅一味:传说、历史与现实》,沈立江主编《盛世兴茶——第十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精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陈平原、凌云岚编《茶人茶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页。

(6)同注(5),第72页。

(7)陈香白《茶禅一味》,竺济发编《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8)同注(2)

(9)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0)千宗左等监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页。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页。

(12)林屋辰三郎等编注《日本的茶书(1)》(东洋文库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页。

(13)同注(12),第189页。

(14)熊仓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选书404),朝日新闻社,1990年,第106页。

(15)中村直胜《茶道圣典·南坊录》,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页。

(16)堀江知彦《茶掛けの書》(东方选书13),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昭和52年,第9页。

(17)松源和尚,有人认为是宋代禅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禅师语录》无此句,待考。

云南茶界笔杆子苏芳华的《云南茶叶》与云南省茶业协会往事

本文是“普洱茶激荡三十年”系列访谈,是晓德书号联合广东省茶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普洱茶激荡三十年”系列活动,希望通过采访亲历者,构建更加立体的普洱茶历史。

本期采访的是正高级工程师,中国茶界最高荣誉“觉农勋章奖”获得者苏芳华老师。他是湖南祁阳人,1942年12月出生,1965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园艺系茶叶专业,1976年进入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下文简称:省茶司)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曾任省茶司办公室主任、《云南茶叶》主编、云南省茶业协会执行秘书长。

  

我们有幸聆听苏老师给我们讲述他亲历省茶司改革、云南茶叶市场建立及《云南茶叶》和云南省茶业协会的相关历史,去了解普洱茶复兴历程中他做的工作。苏芳华老师访谈分两篇,本文是第二篇,为大家讲述云南茶文化最重要的刊物《云南茶叶》与云南省茶业协会背后的故事。

点击:没有省茶司的改革与云南茶叶市场的建立,就没有普洱茶的今天

苏芳华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接触茶叶至今61年。为云南茶产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从湖南来到云南,辗转任职于省内多个单位,最后在省茶司退休。听不少前辈聊起苏芳华,共同的印象是:笔杆子。在汉语表达语境中,这是一个与写作才华息息相关的词汇,代表了一群人对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敬意。苏芳华是云南茶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播者,也是云南茶叶学会及其会刊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一、云南省茶业协会往事

云南省茶叶学会1964年6月8日在勐海县成立,当时为云南省园艺学会茶叶分会。会长斯元仁,秘书长金鸿祥。会员82人。成立不久,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学会工作停顿。挂靠单位是云南省勐海茶叶试验站。

1979年5月,云南省茶叶学会在昆明召开,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决定恢复学会活动。并决定在1980年创办《云南茶叶》季刊。何为民任理事长,宋文庚等7人为副理事长,秘书长金鸿祥。挂靠云南省对外贸易局。

1981年6月12至18日,云南省茶叶学会在昆明召开第三届理事会,何为民任理事长,丁渭然任秘书长,苏芳华和陈理华任副秘书长,挂靠在省茶司。

1985年10月6至11日,在昆明召开学会年会,选举第四届理事会。何为民任理事长,丁渭然任秘书长,苏芳华和陈理华任副秘书长,顾问有:李绪炳、唐庆阳、蒋铨、彭承鑑、李克邦、谭自立,有会员257人。

1990年3月10日至13日,省茶叶学会举行第五届理事会,选举魏谋城为理事长,丁渭然为秘书长,苏芳华、陈理华为副秘书长,挂靠省茶司。

云南省茶叶学会成立以来,组织广大会员就云南省茶叶发展进行了多次学术讨论,共组织全省性名茶鉴评会5次,推动云南名茶的生产。1981~1984年开展云南省茶树品种资源普查、低产茶园改造、发展速成密植茶园、参加提高云南红碎茶质量的科学试验,参加国际茶叶学术交流,弘扬云南茶文化。《云南茶叶》刊物自创刊以来,共出版75期,每期发行量达200多册。多次为云南茶区培训技术骨干,对促进云南茶叶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4年8月承办了在昆明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


图片苏芳华组织编写《中国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摘要》

1996年9月10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全省茶叶产业的协调管理,省茶叶学会向省科协报告,要求将省茶叶学会更名为:云南省茶业协会。1996年11月27日,云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厅向省民政厅写了《关于申请组建“云南省茶业协会”的报告》,1997年1月28日,省民政厅《关于核准云南省茶叶学会变更登记的批复》同意将“云南省茶叶学会”更名为“云南省茶业协会”。1997年7月10日至11日,云南省茶业协会(下简称“省茶协”)成立大会在昆明隆重举行。邹家驹任会长,苏芳华为秘书长兼法人。


图片《关于核准云南省茶叶学会变更登记的批复》文件

二、《云南茶叶》往事

1979年5月份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决定恢复会刊《云南茶叶》,由云南省茶叶学会和云南省茶叶科学研究所合编,编辑部设在勐海县省茶科所内,1980年正式出版第一期,主编是张顺高。1981年6月第三届理事会上,主编仍是张顺高,副主编包括王海思、李远烈及苏芳华。1985年第四届理事会,主编、副主编不变。1990年第五届理事会后,主编改为王海思,副主编为苏芳华、李远烈,李兼任责任编辑。

1980年《云南茶叶》第一期,刊登了吴觉农的《关于加快云南茶叶生产发展的建议》

1998年,由于经营困难,经省茶协理事会决定,将《云南茶叶》编辑部迁至昆明。当年,出过一期《云南茶叶》,1998年号总第76期。同期,与《茶业之声》报合办,每月一期。1998年6月19日,省茶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通过《云南茶叶》编委会名单,主编邹家驹,常务副主编兼责任编辑苏芳华,副主编是张顺高和辛高潮。2000—2002年,又将《云南茶叶》改为报纸,每月一期,成立《云南茶叶》报理事单位:原只有茶苑集团,至2001年新增省茶司为理事单位。2002年元月15至17日,经省茶协第二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苏芳华任《云南茶叶》编委会主编,蔡新和王平盛任副主编。2002年,苏芳华退休。2003年起,《云南茶叶》由月刊改为季刊,主编是蔡新,编辑部迁至云南农业大学。《云南茶叶》现在的主编是何青元,编辑部迁回勐海云南省茶叶科学研究所。


云南省茶业协会参与昆明金晖茗茶总汇主办的《茶业之声》

三、当代云南茶文化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苏芳华是公认的笔杆子,对运用各种媒介来传播云南茶文化始终不遗余力。采访中,苏芳华自嘲他是云南茶界封的“云南茶界的最大丐帮帮主”,为了编一个刊物,到处找企业拉赞助。那个瞬间,我们应该能理解他如此说的感受。

我们这些茶文化研究者,也是行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普洱茶激荡三十年,既是某种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也是一人一事,一茶一物的微观结构。

《云南茶叶》是当代云南茶文化宣传推广的重要阵地,苏芳华为云南茶业做出的贡献,都成为一篇篇文章,构成了云南茶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苏芳华为云南大学经济系编著的《茶叶教材》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从进入茶行业的第一天起,苏芳华就用手中的笔,一次次记录时代,一次次投入到云南茶工作中,任劳任怨。

1981年撰写的《云南普洱茶》一文,可以看出他看重普洱茶产业,在思考产业应该如何发展;1986年他撰写追忆云南著名茶叶专家谷应的追忆文章《呕心沥血钻茶叶甘为茶业献终身》,表达了对为云南茶做出贡献前辈的一种认可;1992年参与考察澜沧邦崴古茶树,并且撰写了《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纪要,1993年为思茅市的“两节一会”提供大力协助,联系海内外的与会嘉宾。

苏芳华1992年参与考察澜沧邦崴古茶树(前排左五)

1991年3月,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富东乡邦崴行政村新寨寨脚地里,发现一株树高11.8米,树幅9米*8.2米,根颈处干围3.58米,最低分枝高度0.7米,树龄千年左右的古茶树。1992年10月,在澜沧县举行了“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确认其是过渡型大茶树。《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纪要一文就发表在1993年出版的《云南茶叶》第1期,我们特意找来原刊对照,封面上写着“总五十六期”,这篇文章所在页码是第11至12页。1997年4月8日,邮电部门发行《茶》邮票4枚,第一枚《茶树》就是邦崴古茶树。其他三枚的图案依次是:陆羽像、文徵明茶画和法门寺出土唐代茶器。


刊发于1993年《云南茶叶》第1期的《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

1993年,在李师程等人的推动下,思茅“两节一会”成功举办。省茶叶学会是这些重要活动的协办单位。时任学会副秘书长的苏芳华也是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做了不少实事:协调通知国内外代表,负责昆明机场接送安排,为国内外来宾提供服务。

1993年,“两会一节”的召开,成为我们今天讨论普洱茶激荡三十年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普洱茶发展一直存在产区、销区、产品、市场、话语等多角度,多维度、多层面的差异。直到今天,上面提到的差异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从“普洱茶激荡三十年”视角去观察历史,有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第一、认真回顾历史,正视前辈们的行业贡献,鉴古知今;第二、坚守信念。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除了云南省茶业协会和《云南茶叶》外,苏芳华还积极参与国内茶书的编撰写,参编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茶经》《中国名优茶选集》《世界茶叶100年》《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经营史录》《茶树原产地——云南》、《中国茶叶五千年》《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名茶志》(云南卷)《茶文化学》《茶的故乡--云南》《茶叶生产技术》等。还与张顺高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普洱茶百科全书》,与胡皓明共同主编《云南茶界名人录》,曾先后任中国茶叶学会、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为云南茶文化的宣传做出了重大贡献,于2010年获茶界最高荣誉觉农勋章奖。

谈到普洱茶产业如何发展,苏芳华指出:“第一,建立茶叶生产基地;第二,建立普洱茶生产和市场准入机制;第三,建立云南茶产业发展联盟,统筹谋划云南普洱茶市场的发展;第四,组建大型普洱茶集团;第五,加强普洱茶新产品开发研究;第六,开拓国外市场。”苏芳华认为:“普洱茶是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产业;要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搜集普洱茶的民间传说、故事,开启普洱茶文化旅游,编写普洱茶培训教材,制定普洱茶标准,加强普洱茶技术人才培训,加强普洱茶科研和新产品开发,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采访结束,苏芳华带领我们看了他的一柜子工作笔记。这些笔记按年分类,整齐地放置在一个多层立式柜里。他掏出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柜门,翻动笔记。我们在笔记封面上看到“1978”等字样,有一种时空穿梭的错觉。很多时候,时间的流逝就像乘船离岸,岸上的人事在变小,直至消失。但时间的流逝对不同的人来说,其价值和意义并不相同。这些笔记分明隐藏了一个“80后”的青春、梦想、挫折和心事。

钱时霖、竺济法两先生所著《中华茶人诗描》咏苏芳华诗云:“云南名士有芳华,文化弘扬一大家。写尽滇茶人及事,办报办刊乐无涯。”该书还附有张承勋咏苏芳华诗:“才高八斗笔纵横,茶事风流赫赫名。何物赠君添岁味,大书福禄寿三星。”

10月15日那天,我们在一个笔记本上见到苏芳华老师写下的备忘录、资料摘抄和读书笔记。这个笔记本封面上标注的时间是“2022”。苏老师说,他正在写回忆录,也在编写新书。

(苏芳华老师系列访谈完。)

策划:晓德书号

撰稿: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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