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千元一斤的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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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来了,一定要泡最贵的茶吗?

经常有在茶企工作或经营茶叶店、茶空间的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

客人来了,一定要泡最贵的茶吗?

或者,略作延伸一下,客人来了,一定要拣贵的茶泡吗?

我们今天来捋一捋。

01
价格差异

茶叶价格,通常存在较大差异,覆盖很宽的一个价格区间。

拿当年普洱来说,按8克/泡计,从3-4块钱/泡到300-400块钱/泡,挺常见。如果再考虑年份茶,每泡价格千把两千的茶,现在也不罕见。

拿武夷岩茶来说,从普通武夷岩茶,到半岩,到正岩,到正岩里的坑涧,按10克/泡计,其价格也是可以从几块钱到不超过1200块钱。为什么说是不超过1200块钱?因为现在武夷岩茶行业有倡议,每斤价格不要超过6万元。在2021年2月份之前,高于这个价格的岩茶比比皆是,两三千一泡不算高,八九千一泡才叫好。

拿西湖龙井来说,按4克/泡计,从雨前龙井的十来块钱每泡,到明前狮峰龙井的一两百块钱每泡,价格差异也不小。

通常情况下,在同一个茶叶店/茶空间,就同一茶类而言,对于同一品牌,价格高低基本可以作为品质上下的指示器;但对于不同品牌而言,因为不同品牌定价策略的差异,则未必能直接对应。对于不同茶类而言,因为受茶类的品质特点、差异化、知名度、认知度以及供需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则很难按照价格来直接论品质。

除专门对外经营的茶空间而言,目前中国茶行业,普遍的情况是客人来了免费泡茶。所以,即便仅仅从成本考量的角度,也不难理解这个问题的提出。

从成本角度,哪怕是店面或空间里最贵的一泡茶,一两回免费泡可能也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假如经年累月,客人来了就泡最贵的茶,或者拣贵的茶泡,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了。

更何况,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客人来了,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往往不是只泡一泡茶而是要泡多泡茶,如果都只是泡最贵的或只挑贵的泡,那这个成本账是得好好算一算。因为,这些成本,最终都是要归入到运营成本。

顺带说一句,不时有人说“卖茶叶暴利”之类的话,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自己经常坐在茶叶店免费品赏一杯好茶的惬意。目前中国茶行业茶叶店/茶空间提供免费茶的模式,实际上对应着由店面租金、装修和人工水电等在内的普遍不低甚至高昂的运营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将茶叶的叶子转变为舒适空间中的一杯茶汤。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中国名优茶路径的一种近乎必然。能不能改变?当然可以,普通茶也即大宗茶问题不大,但名优茶目前还不能简单放弃这种模式——甚至我们可以说,名优茶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品鉴环节真正体现出来。

03
仅仅是成本考虑吗?

成本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讲一个笔者几年前亲历的一个例子。在一次广州茶展上,当时的同事正在泡一款祁红,有位老人家走过来坐下,喝了两杯后问道,“还有没有好一点的祁红?”

笔者正好在场,于是问老人家,平时是否经常喝茶?

老人家告诉我说,他退休前在商业系统工作,经常喝茶。

我就让同事换了一款祁红产品冲泡。

老人家端起杯子,喝后说道:“这个好!这款茶是不是比刚才那款茶高了两个级别?”

我告诉老人家说,恰恰相反,这款茶比刚才那款茶低了两个级别。刚才那款茶是祁红的特茗级,现在这款茶是一级,两者中间还隔着一个特级。刚才您来的时候,那款茶香气更胜,但已经泡到了后半段,您没能完整体验到它的特点。我听您说,以前在商业系统工作,那很可能比较习惯喝酽茶,一级茶可能相对普遍,所以我让同事换了这泡茶请您感觉一下,是否更适合您的口味。

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实际上,前几年笔者经常泡祁红时,如果不确定朋友对于红茶或祁红的偏好,我通常是先从一级茶开始泡,先感觉一下朋友的口感偏好,再尝试其它,而不是一上来就从最高级别的国礼开始泡。

通常情况下,接待客人喝茶,重要的是给客人冲泡合适的茶,为客人提供良好的品饮体验。

本着这样一个原则,不妨试问如下情形:

客人喜欢喝祁红,你一定要泡金骏眉?

客人喜欢喝易武大树,你一定要泡老班章?

客人平时不怎么喝武夷岩茶,你一定要泡斑竹窠?

客人平时不怎么喝普洱,你一定要泡薄荷塘?

对上述情形略加琢磨,我们不难明白,成本之外,客人们的品饮习惯与偏好,以及品鉴力,是选择产品和设计冲泡方案是应该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因此,在客人落座之时,可以“三步法”

来迅速设计品饮方案。

第一步,了解客人的饮茶程度,是老茶客?还是不怎么喝茶?是什么茶都喝?还是只喝相对温性的茶?

第二步,在可选茶类中,结合他们的饮茶程度,选择合适的茶。对于刚喝某一类茶的人,从相对普通的茶开始泡即可,逐渐感受,而不必一上来就冲泡这类茶里最贵的茶。

第三步,结合客人可能的品茶时间,迅速设计合适冲泡方案。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为客人提供对比品饮体验。

比如,易武和布朗,可以让人了解不同产区茶品的不同风格;传诵(易武大树)和易武薄荷塘,可以让人了解易武著名微产区茶品的魅力;

明前西湖龙井和雨前西湖龙井,可以让人了解同一产区不同节气西湖龙井的特点;当年白茶和6年陈寿眉的对比,可以让人感受年份白茶的特点。

对于偶尔喝武夷岩茶的人,可以是入门精选产品与正岩肉桂的对比品饮;对于经常喝武夷岩茶的人,则可以是正岩肉桂和斑竹窠肉桂的对比品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半岩开始,到正岩,再到正岩坑涧。

对比品饮,可以让客人更好地了解产品特点。在此过程中,可融入相关产品或产区知识或信息介绍。这个茶汤融合茶叶相关知识的交流过程,喝个“明白”,往往比单纯喝个“贵”或喝个“没喝过”,可能更有价值。

05
没必要的几种情形

除了上述因素外,笔者认为,还有如下几种情形,没必要泡最贵的茶:

第一,蹭茶常客,不需细品;

第二,时间匆忙,不及细品;

第三,酒酣饭饱,不能细品;

第四,主客不韵,不适细品。

明朝冯可宾在其《岕茶笺》一文中,提出了关于茶的“十三宜”(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倘佯、睡起、宿酲、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与茶的“七忌”(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璧间案头多恶趣),迄今仍有一定指导意义。

尤其是你在考虑要不要泡一泡最贵的茶的时候。

06
结语

简而言之,对于开篇问题,及其延伸问题,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是否泡最贵的茶,视情况而定。

成本角度的考虑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因素是客人的品饮习惯与偏好,以及客人的品鉴力。

有一些特定情形,则属于没必要。

当然,如遇爱茶识茶好友,那就各种好茶泡起,管它贵还是不贵。茶遇知音,岂不乐哉!

原创:邓增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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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乡村看见中国“川红故里”筠连:“茶”里泡出来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我在乡村看见中国】“川红故里”筠连:

“茶”里泡出来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中国是茶的故乡,自然也拥有品种繁多的红茶,产地广泛。其中,祁红、滇红、川红并称“中国三大红茶”。

川红故里,便在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整个四川省,2021年有超8成红茶产自这里。而筠连独有的川红工夫红茶,产量更是占到了全省的9成以上。川红,不仅是一张响亮的川茶名片,更是当地百姓致富奔康的“流量密码”。

从“打工人”到“茶园主” 要脱贫更要致富

七八月份,当其他种茶地已步入淡季时,筠连的茶农们仍然很忙碌,园里的夏茶还能采摘几轮。躲开高温时辰,一家老小齐上阵,肩上挎着小竹篓,穿梭于绿色茶园内。采茶、卖茶,这是村民最直接的变现方式。

“筠连川红特色小镇”巡司镇,是当地茶叶种植核心区,而核心的核心就是银星村。几代村民接续发展,从“茶”里泡出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银星村茶叶故事的开端,是“一穷二白”的。银星村驻村振兴书记谢明生,是种茶的“乡土专家”。谢明生告诉记者,在以前,银星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女娃娃都不愿意嫁过来的,外面看到穿着解放鞋,裤儿满是黄泥巴的,一定就是银星村的人。”

银星村“逆袭"故事的转折点,就是开始种茶。

银星村八一茶山广场

谢明生告诉记者,1993年,银星村村干部觉得茶叶这个产业前景不错,便开始带头引进示范种植良繁茶,并逐步带动广大群众大规模种植良繁茶,随着茶叶行情逐渐走俏,茶叶开始卖到钱了,村民打了个漂亮“翻身仗”,现在甚至有了开着小车去采茶的茶农。而因为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也有了很多返乡青年。

今年34岁的罗燕秋便是从外出打工到返乡种茶的茶农。初中毕业就去了外地打工的她,在2009年毅然辞掉了工作返回家乡学习种茶制茶,那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把家乡发展好才能真正摆脱贫困,将来孩子才能不再走自己的老路。”

2013年,为进一步提高茶产业经济效益,打响“川红工夫”金字招牌,筠连县推出“万亩林亿元项目”,将优质茶树苗免费发放给村民进行品种改良,罗艳秋一家也乘着政策的东风,将自家茶园的茶树品种进行了“升级”。

银星村茶农罗燕秋在茶园采茶

改良后的茶树,品质和产量得到了大幅提升,茶叶带来的效益也开始逐步提升。而宜宾是同纬度地区茶叶最早上市的地方,在筠连,常年元月下旬至2月上旬即可采摘独芽茶,比江浙主产茶区早30天左右,更具优势的是,夏、秋季当地的茶园同样也能出产茶叶,一直要持续到10月中旬。靠着这些优势,来自筠连的早茶独占了一波市场。很多外地茶商提前就来村里守着收茶。

罗燕秋告诉记者,正月初到清明前、白露前后是她们每年最忙碌的一段时间,“除了睡觉,吃喝都在茶园。”虽然很忙,但罗燕秋一家六口人却乐在心里,自家近十四亩的茶园,最忙的时候每个月人均收入能达到一万五以上,即使是在平时,人均月收入也能有三四千,“虽然忙,但钱包实实在在的鼓了起来。”

除了种茶,2014年罗燕秋还在网上开起了小店,向全国各地的网友销售自家的茶叶,在卖茶的同时,罗燕秋还将茶与自己打工时学到的制作米花糖的技术结合起来制作成绿茶味的米花糖进行售卖,每年仅米花糖的销售额都能达到十余万元。从2013年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三四千,到现在的家庭总收入近四十万元,罗燕秋一家真正靠茶叶实现了脱贫致富,从“以茶为生”向“靠茶致富”转变。

筠连县茶企收点,茶农拿着当天新鲜采摘的茶叶,排队交货

现在的银星村,几乎家家都在种茶树,人人都是“茶园主”。据谢明生介绍,截至目前银星村现有茶园2.2万亩,2021年茶农人均收入2.85万元、茶叶综合产值实现3.8亿元,先后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

茶农变茶企老板要重振品牌实现更高创收

随着茶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种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断显现,不少茶农摇身一变成为了茶企老板。“目前筠连县已有茶叶加工企业114家、专业合作社131家、家庭农场610个,光银星村目前就有共12家茶企,其中规上茶企7家。”谢明生说道。

四川省凤鸣茶业有限公司是银星村最大的茶企,董事长文显强是地地道道的银星村村民,作为家中第三代制茶人,文显强从2000年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制茶。2015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文显强在老银星茶厂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省凤鸣茶业有限公司,带动村民一起以茶致富。

作为一名曾经的“茶农”,他深知种茶采茶过程的艰辛,为了茶农的收益有所保障,他与村民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年末还会为村民返利,使得村民的收益有了保障。“现在和我们合作的村民有280多户,合作茶园面积有2000多亩。”

筠连县巡司镇银星村茶山

然而,尽管2021年筠连全县产红茶8201吨,占四川省45.06%,占全市55.04%,省、市均排名第一。但实际上更多是原料代加工,筠连红茶品牌知名度不高,附加值较低,茶企盈利能力差。

“最明显的,我们县用一芽二、三叶的鲜叶加工的红茶,用筠连红茶包装,在市场的价格在30-50元一斤,但用宜兴红茶包装,价格就在150-200元一斤。”筠连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郝猛说道。

为提高筠连红茶的品牌价值,筠连县开始政企联合打造“筠连红茶”这一区域公共品牌,组织全县红茶生产企业,在宜宾、成都、北京、广州、杭州等地开展营销宣传活动,并组建专门团队,深入挖掘筠连茶历史、茶文化特别是川红工夫、筠连红茶文化。

“我们就是要以统一的形象、统一的理念、统一的文化对外宣传筠连红茶,努力提高筠连红茶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郝猛说告诉记者,筠连县同时还出台了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线上线下开设筠连红茶旗舰店、体验店和直营店,推动筠连红茶走出四川、走向全国。

筠连县巡司镇银星村茶山—筠连县农村农业局供图

通过政府、企业、茶农的不懈努力,2020年筠连红茶区域品牌价值达8.45亿元,巡司镇银星村入选2020年、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亿元村名单。

截止今年7月底,筠连县产红茶4840.3吨,实现综合产值21亿元,筠连红茶区域公共品牌价值9.91亿元,茶农收入达13.41亿元,越来越多的茶农通过种茶实现了致富增收。

【记者手记】

“在各种金融税收政策扶持下,其实茶企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不大,但政府仍然大力支持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茶的另一端是众多茶农,企业发展好了,就能为茶农带来更多的收益。”——这是采访过程中最让人触动的一句话。

在筠连,茶产业已经成为了主要的经济支柱,茶农因茶致富,茶企因茶创收。而在这背后,除了悠久的生产历史,适宜的地质环境外,当地政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穷尽脑力,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力求农民增收致富所做的努力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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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徽州茶业经济概述(下)


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的,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

上期刊物中,我们刊登了《抗战时期的徽州茶业经济概述(上)》,文章从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本期我们将对此篇文章继续连载。
三、抗战时期的茶叶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积极地应对抗战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危机。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科研、教育等,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徽州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尽管运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出口贸易依然是有序进行。1938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徽州茶叶出口贸易。
到了1939至1940年期间,徽州茶商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看到自身在商品竞争中的差距,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生产方式、产品质量、商品品牌等方面吸纳和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徽州茶叶生产与出口都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改变了茶叶出口的无序竞争状态,国家经营的茶叶出口主渠道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维持了出口茶叶价格的相对稳定,这样既有利于出口茶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出口茶叶的生产。另外,政府支持金融资本贷款给茶叶生产企业,也有利于茶商将商业资本加快向产业资本转移,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茶叶生产企业的快速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茶叶滞销,茶园纷纷荒芜。中央茶政当局委托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拟定拟定《东南各省外销茶区茶困更新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后经中国茶叶公司董监会议修正通过,筹拨专款,交由茶叶研究所负责规划办理。
1942年10月,茶叶研究所又设立祁门、屯溪两处茶树更新工作站,以实地推行茶树更新运动,由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注: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设在屯溪)茶树更新工作站的主要工作是策动茶农去除枯老茶树、留存幼小茶树、保育健壮茶树、移植或归并零星茶树。同时设立祁门区和屯溪区,前者包括祁门、至德、贵池等县,后者包括休宁、歙县、黟县等县。由于距离较远,茶树更新工作站的初期工作侧重于宣传调查,到1943年春才开始积极办理登记,设立示范区,核发补助费奖励金等。1944年祁门、屯溪两站改组合并为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由皖南行署主办。直到1945年春,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的活动才宣告结束。
徽州所属各县的茶树更新运动共推行了三年,成效显著,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仅在产茶量最大的祁门、休宁、歙县推广,其他各县都没有涉及到。1939年,安徽省建设厅在屯溪设立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负责管理和指导茶区茶叶产制、运销事宜。同年5月,茶叶管理处设茶叶合作指导团,指导茶农组织茶叶合作社,试图将茶农自产的毛茶联合加工精制,再联合运销出口,取消中间剥削。当年歙县组成87社,因进展速度过快,成分复杂,作用微弱。茶叶管理处又于1941年7月调整为15社,并分片组成大坑口、岔口、洲川3个合作联社。基层社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摘、初制,联社则设厂加工箱茶,每社各制箱茶1500箱[10]。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是全省的茶叶管理机关,规范了茶叶的产销事宜,尤其是茶叶合作社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之,在茶业管理机 构和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徽州的茶业加快了发展,茶叶的产量也是逐步增加,茶业经济在抗战初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渐衰落。茶叶的出口还换取了外汇,这无疑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为了加强徽州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建立了屯溪茶业公会,从而使众多茶叶生产企业有了一个共同的服务平台,也将众多小型茶叶生产企业凝聚成一个产业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屯溪茶业公会还从众多会员生产企业中,按茶叶出口量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研究开发,用以提升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改进出口茶叶的产品质量,确保了徽州出口茶叶产业的效益,促进了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
1939年9月11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皖赣办事处部分箱茶过秤单,从单据第262号至270号表明,9张过磅单统计有37000多斤出口茶叶是从深渡过磅装船交运的,这也说明了新安江船运是民国时期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主渠道。这一时期,祁门红茶出口量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40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民国)29年各县制茶者登记一览表》中,“祁红” 生产企业达350户,“祁红”出口茶叶生产能力达近85000箱,红茶生产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达230多万元(洋)[10];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达到规模化是有其原因的。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徽州茶商将生产茶叶的商号全部改为茶叶生产企业[11]。
抗战时期的屯溪是皖南第一大镇,属于休宁县管辖。屯溪因位于江、浙、沪沦陷区的后方,苏南、上海、南京等地的大批党、政、军、特机构相继迁入,京、沪、宁、杭、芜各地的商贾也纷纷前来经营,大量居民来此避难,一时人烟稠密,商业繁荣,成为皖南及浙西、赣北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抗战时期的屯溪,市场性质已从商品集散交换中心转变为消费型城镇,呈现畸形繁荣,被誉为“小上海”。随着众多机构、商贾、难民的迁入,屯溪的各种服务业大量增加。众多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内迁,使得报纸、书刊的需求上升。
抗战时期是屯溪新闻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但多数报刊的寿命不长。如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的《茶声》以及《安徽茶讯》刊物,分别于1940年、1941年在屯溪创刊。由于屯溪又是当时通往陪都重庆的主要中转站之一,官僚政客、豪绅富贾穿梭往来不断,酒楼、旅社应运而生。截止1943年,屯溪老街注册的商店有320家,登记的摊贩有126户,行商约有70户,涉及40多个行业[12]。茶市方面,抗战初期曾再度繁荣。自从1936年实行茶叶统制后,中央政府、安徽省政府和产茶重点县政府先后在屯溪设立10余处茶叶机构,以歙县、婺源、休宁三县为主的茶商纷纷来此开设茶号。1938年屯溪茶号有86家,遍及城区和黎阳、阳湖、柏树、长干磅、牌楼前和罗汉松等镇郊。这些茶号中制茶千箱以上的有23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吴茂记和怡新祥,分别制茶2406箱和1990箱[13]。吴茂记开设在屯溪镇后街,经理是吴子安。恰新祥开设在观音山7号,经理为孙友樵。茶市的繁荣,推动了祁红、屯绿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分别在1939年和1938年最多。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茶叶出口口岸先后被日军占领,加上长江水道被阻断,外销几乎断绝,屯溪茶市遂逐渐冷落,茶号也纷纷倒闭。总之,抗战时期徽州商业尤其是屯溪商业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状况,是整个徽州经济发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主要得益于抗战的特殊环境,如抗战爆发后,众多人口流入徽州,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商业走向顶峰,从而使徽州商业呈现出异常繁荣的状况。徽州地区的最大商业重镇是屯溪,因此,屯溪的商业达到历史顶峰的状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徽州整个经济的发展进步,如屯溪在当时获得“小上海”之称,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商业繁荣。此外,黟县渔亭镇、歙县临溪镇的商业也比较繁荣。
四、抗战以后的茶业兴衰
抗日战争以后,徽州茶业经济是处于衰落的境地,茶业复兴工作进步不大,实际成绩不多。尽管广大茶叶工作者在抗战期间对战后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可惜事与愿违,抗战的烽火才息,内战的枪声又响,当局先是忙选址接收,接着考虑运兵打仗,不久搞搬迁逃亡,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实在没有也无心考虑什么茶业复兴的计划。至于祁门茶叶改良场、屯溪试验茶场等,基本都是处于无领导状态,只有收缩,没有什么发展。至于徽州各地茶场、茶厂,至1948年下半年,到处都呈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状态。
(一)茶叶种植由盛转衰
徽州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茶叶,其产量在抗战初期仍然持续增长,1939年为35.08万担,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1940年以后,国内外市场销路受阻,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茶叶生产日趋衰落,产量只占以前的十分之二、三[14]。徽州茶叶包括祁红和屯绿,其中祁红产于祁门县,在1938年出口66000箱,1939年,祁红出口91000余箱,1940年则因茶季遭到了日军骚扰,出口有所下降,但仍有83818箱。屯绿产于休宁、歙县、祁门等县,自1938年开始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制运销,当年运出屯绿14万余箱。1939年,红绿茶改由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收购,同年安徽省又设茶叶管理处协助办理,共收购红绿茶176000余箱[15]。具体而言,徽州各县均以茶叶为大宗,虽然也都有各自的经济作物,但茶叶经济情况却是大致相同。歙县1939年茶园面积有46.9万亩,产量达117500担[16]。1941年产珠兰花约40万两,主要运销沪、杭等地。菊花为歙县传统名特优农产品,因清代曾作贡品,又称“徽州贡菊”。
1944年,歙县徽州贡菊产量为500担[17]。黟县在1938年时期,茶叶产量达28万公斤。后由于内销减少,国际市场绿茶需求降低,再加上捐税加重,茶叶生产急剧跌落,大片茶园荒芜[18]。祁门县以茶叶为大宗。茶园面积在1939年为8.4万亩,1945年降至3.4万亩。茶叶品种以红茶为主,1939年时产量有4.99万担,为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后来产量波动较大,到1945年仅产红毛茶1756担[19]。
(二)徽州绿茶概况
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外销“屯绿”年产量30万箱,抗战以后沪杭沦陷,外销产量遂逐年下降。1939年11月,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统计茶叶产量有12.21万余箱,至1941年只有3.77万箱。1938年茶号(收购毛茶,精制后外销,产销一体)达287家,1941年则只剩29家。抗日战争以后,徽州绿茶外销市场转移于香港,至皖茶输出概由温、甬两海口。虽然政府为提倡生产,推展外贸,籍资易货还债,充裕资源。主要措施是由贸易委员会统制运销,并于产茶各省设立茶管处,主持茶政,四年的时间以来,皆为就地收购茶叶,然后在厂商方面制造完成,即由收购机关评价收买,然后运港出售。至于运销方面,数年以来,交通梗阻,运输延滞,销售停滞,茶农茶商交困已达极端。当时徽州绿茶售价,主要是由收购机关规定标准价格,给予正当利润。农商两方固感稳定,但如本年所定毛茶中心价格仅86元,而实际上食粮一项,当采茶时价为120余元,通盘计算农人采茶100斤,必须30个工,每工工资伙食等项约须法币4元,即采茶百斤实需成本120元,试与中心价相较,茶农必致亏本数十元之巨。如绿茶收购之中心价现定185元,较上年虽已提高,然亦不能适合其他工料骤昂之指数。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日高,资本势须增加,虽蒙政府明令举办茶贷,但每箱贷款数额仍系依照几年前的贷款额度,而近年来物价之飞涨,何仅超越所增数字,加之办理收购给发茶价莫不延滞,更不能若战前之随运随售,故资金周转大感艰难。总之,茶农茶商都处于劣势且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祁门红茶概况
当时的红茶生产与销售情况均不乐观,主要是生产成本过高,以祁门红茶销售利益分配为例,主要有收茶成本,茶叶精制费用,税厘费用,运输费用,茶栈洋行收费等等。首先是红茶生产成本较高,需要费用为10858银两,占总成本53.326%。其中:毛茶成本(包括评茶人、登帐、秤租、房租、搬运费等)为10228银两,占总成本50.147%;其中子庄开支0.63银两,占总成本3.089%。
其次是茶叶精制费用,据统计,茶叶精制需要费用为3.139银两,占总成本15.390%(其中茶业员工费用1.712银两,占总成本8.394%)。另外,户租、材料成本1.427银两,占总成本6.996%(包括房租、柴炭、修理器皿、纸张、铅罐、木箱等费用)。三是税厘费用0.928银两,占总成本4.550%(包括厘金、常关税、附加捐、关税耗银等费用)。四是茶叶转运费用,需要0.618银两,占总成本3.030%(包括祁门至饶州,饶州至九江,九江至汉口等段费用)。五是洋行费用,需要3.419银两,占总成本16.763%(包括打藤钉裱、扣用扣现、修箱、每字补茶、样茶、压磅、税亏等费用)。六是茶栈费用,需要1.434银两,占总成本7.031%(包括钉裱、栈用出店、贷款利息、售茶代表旅费伙食等费用)。支出费用总计需要20.396银两,占总成本100%。如祁门红茶每箱售价为22.5~40.5两,茶商售茶成本每箱20.396两,茶商仍然是有利可图[20]。
再次是红茶销售成本:茶叶销售成本主要分为六大类,利益要在茶农、茶业员工、茶行、政府、运输人员、茶商、洋行、茶栈八大类机构人员中分配。茶商购买茶农毛茶成本虽有10.228两,占总本的50.147%。但是,茶农的收益很差,甚至是没有得到实惠,如果除去各种成本后,许多茶农会“亏巨”。因为该年祁门茶产量低,茶商收茶标准高,含水量少。同时,一担毛茶首先要打七五折,还有样茶2斤。另外,普通22两秤折合18两秤,一斤又被侵占了4两;一担毛茶被侵占了22.2斤。再加上出秤时每担毛茶又要扣5斤。这样,一担毛茶就被茶商扣去了45斤左右,折合每箱是26斤,合银4.603两[20]。这还不包括暗扣,付现抹零,高利贷剥削等等。
后记:流逝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早已拂去了战争的硝烟,但是,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部饱含血泪的屈辱史。
【注释及参考文献】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11]胡武林:《歙县洋庄茶经营概述》,《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13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12]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4页。
[13]汪瑞琦:《抗战时期的屯溪茶市》,《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14]袁益诚:《皖南茶树更新全貌》,《复兴日报》,1945年4月,第4期。
[15]《皖南战时经济报导》,《安徽政治》,1942年,第23期。
[1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农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17]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1页。
[18]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黟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19]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祁门县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20]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来源/《徽茶》2023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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