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滇桂茶厂

摘要：本文通过笔者对稀见的中外文献和制茶工艺的研究，将四川边茶和云南普洱茶的形制（花色）怎样由散茶发展成紧压茶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不同形制的紧压茶为何采用不同等级、不同“发酵”程度的原料制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可以看出,黑茶紧压形制的演变历史表明，它与历史上同是紧压形制的“龙团凤饼”有本质上的不同。笔者希望本文的发表，既是对《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一书内容上的补充，又能为茶学界对紧压茶形制和工艺的形成及发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边茶；普洱茶；紧压茶；散茶；黑茶 

所谓紧压茶，系相对散茶而言，都是指茶叶的一种物理状态。紧压茶的形制，大抵有方形、圆形、碗臼形、砖形、圆柱形等等。历史上，四川边茶和云南普洱茶大多是紧压茶。如四川西路边茶中的“方包茶”“茯砖茶”，南路边茶中的“砖芽”（荥经产）、“芽砖”（雅安产）等“包茶”；如云南普洱茶中的“圆茶”“紧茶”“砖茶”“方茶”“沱茶”“饼茶”等等。制成紧压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便于长途运输和储存以及生活在边疆的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紧压茶因为从生产、运输到饮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使得茶叶具备了“后发酵”的基础条件，故而紧压茶多属黑茶。川、滇两地也因此成为了我国黑茶的传统产区。

 

一、紧压形制黑茶的标志性产品：“篦茶”“封茶”

 

黑茶的创制，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茶马互市，其形制初时均为散茶。由散茶发展到紧压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加工工艺的演变。

 

茶叶从我国的南方产地运销北方，在唐代甚至更早以前就开始了。到了宋代，“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数百万”，已经深得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喜爱，成为生活必需品了。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王韶用兵熙（州）河（州），“拓地千二百里，招抚三十万口”。更重要的是，熙河一带盛产北宋军队对吐蕃、回纥、西夏、辽等防御作战急需的良马。熙宁七年（1074年），四川全境实施了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同时，在成都设立榷茶司，负责川茶收购事宜；在秦州设立买马司，负责以川茶向吐蕃易买马匹。据不完全统计，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共易买熙河马105400余匹，其中大多是用川茶作为支偿物。是谓“茶马互市”。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茶每年运销西北多达4万驮，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运输。官府先是派兵、雇伕、差税户共同搬运，又设车铺、铺递等作为沿途休憩之所，但均因崎岖难行，军民不堪长途跋涉之辛劳，“逃匿求死，嗟怨满道”，沿途百姓竟称茶铺为“纳命场”。不得已，又辟水路，从而形成了蜀茶北上水陆两用的运输方式。就如同有人认为红茶的创制与我国茶叶通过海路运销欧洲有关一样，水路运输的开辟（包括后来的湖茶北上），使得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发酵”的偶然性增加了。同时，也让蜀茶演变成“后发酵”的黑茶成为一种可能。

 

在宋代，曾有将散茶蒸压成团的尝试。“《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向园户征收税租之数）利州路夏税37028斤，秋税170斤；夔州路（治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7907团，每团25斤，共197725斤”。在“因宋之旧”的元代，四川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和松潘一带已经开始生产专与藏区贸易、“剪刀麄叶”的“西番茶”。但直到明代，黑茶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初（1368年～1377年），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者，“黑”也。“黑茶”之得名，“以其叶色油黑”。故“乌茶”者，“黑茶”之谓也。据“《明史·食货志》载：番人市马，不能辨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初有大小两种。篦大则官亏其值，小则商病其繁。（正德十年，即1510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约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两为准，正茶三斤，篦绳三斤，耗损四两……”“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陈讲疏以商茶低伪，悉征黑茶”。至此，“篦茶”成为了紧压形制的蜀茶（包括同时“尽榷”用以“易马”的陕茶）的第一个名称。官方也首次用“黑茶”命名川陕茶叶。

 

15世纪下半叶，湖茶运销西北，并逐渐取川陕茶而代之。产地和销区距离的进一步拉大，加速了紧压形制黑茶的发展。清顺治二年（1645年），“《西宁府志》载：每引百斤。征茶五篦，每篦二封，每封五斤。”“封茶”或者“茶封”，成为了紧压形制黑茶的第一个名称。“封茶”的工艺，虽史无记载，但“当为后来之泾阳茯砖、湖南黑砖和花砖茶、湖北青砖茶、四川康砖之最初形态”。从此，黑茶大多采用紧压形制的习惯沿用至今。

 

二、四川边茶

 

自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诏“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 到元代“西番茶”，表明了四川边茶贸易在宋元时期实际上已经进行。但“边茶”的名称直到明代才开始出现：“嘉靖三年（1524年）……四川茶饮之分边、腹也。边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滞。”

 

继“篦茶”之后，紧压形制的四川南路边茶【南路边茶因主产于雅州府，故又称“雅茶”；因集散于打箭炉（即康定），故又称“康茶”】始于天全。清初，天全设“架”制造“包茶”，每包四甑，每甑六斤四两（即上文中的“一篦”），蒸熟后以“架”制成方块状。“因为包装相同，茶商为防止混淆，各自或编或画天、地、鸟、兽、人物等形制，上书番字，作为票号；因而又有大帕、小帕、锅焙、黑仓、皮茶等名。”南路边茶产区“毛茶”初制时的杀青方式有所谓“天炕子”“水捞子”以及锅炒等；干燥方式大多为晒干或阴干。故所谓“锅焙”，想必是采用了锅炒杀青或复制时再次干燥的原故，品质最优。因川省茶农俗称仅经初制手续制成之“毛茶”为“帕茶”，故所谓“大帕”“小帕”，应是指“包茶”原料采用了不同等级的非经锅炒杀青制成的“毛茶”。所谓“黑仓”，大概是指用经过自然堆放一段时间后色泽趋黑的“毛茶”为原料制成。“大帕”“小帕”“黑仓”的品质次于“锅焙”。品质最劣者为“皮茶”，当是过筛孔最少之“皮筛”后的筛面茶，大多为一些老梗粗叶。天全创制的“包茶”最利运输，于是，雅安、荥经、邛崃诸县茶商竞相仿造。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月，川省补同知知州姚莹奉令由成都派往乍雅（今察雅），途经打箭炉。根据他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路边茶制造和销售时的大略情形：

 

先将原料蒸热拌匀，倒入以纸糊成的“甑”中，每七斤或六斤为一“甑”；每四甑再用竹片编成的竹席裹封，是为“一包”。运销打箭炉的边茶可分为三种：最上等的称为“竹档茶”，须在“甑”上贴以金箔，并加以图记，以示贵重，每斤售价需银二钱（当时雇伕日价三钱）；稍次的为“荥县茶”，每斤售价银六分；最次的为“绒马茶”，每斤售价银五分。如果是在里塘（今理塘）、巴塘、乍雅、察木多（今昌都）购买，价格则依路途远近递增至二两；最贵的为乍雅，需银三两二钱。从打箭炉出关运销藏区的边茶，要在“包茶”外加裹牛皮，以防雨淋损坏。每牛一驮，重四包。

 

五十年后，英国人德·罗斯索恩深入到川藏地区考察，并记录下了当时雅安边茶的产制情形：

 

1、原料

芽尖：每年2月～6月间从茶树的顶部逐步往下进行采摘所得的幼芽和嫩尖，是最初的也是品质最好的部分。每斤售价320文（批发价。下同）。

 

细茶：细嫩且发育完全的茶菁。品质稍次。每斤售价240文。

 

粗茶：较粗老的叶子。品质更次。每斤售价180文。

 

老梗：仅仅是茶梗、茎和最粗老的茶叶，并且混合着大量的细枝和其他一些非茶树如青杠树、黄金树（huang-ching）等植物的枝条。

 

野梗：一年到头都可以被收集的一些非人工栽培的树，将枝条简单地切断后，像森林里矮小的灌木丛一样被收集起来。

 

销售老梗的茶农，通常也供应野梗。他们先将这二者像柴火一样露天堆放，直到被太阳晒干，然后就可以捆好后出售。每捆老梗重量为160斤，每包32或33盎司（1盎司=28.35克）；每捆野梗重178斤，每包33或34盎司。老梗每斤售价32文钱，野梗每斤售价12或13文钱。运费则按每里每捆3文钱计算，由买方支付。

 

2、制造

先将老梗和野梗切成细片，并进行再次干燥；接着将它们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放入大木桶里蒸；取出后，将成块的原料捣散，置于干净的竹席上。如果过于干燥，则加入适量的米浆使其粘合。当原料已经充分的搅拌均匀时，“包茶”就可以准备制作了。

 

制作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制作一些小包，放入质量较好重约4盎司的茶，并用红色纸粘贴包好；同时准备好适当长度和宽度的竹席，里面用普通的白纸粘贴，然后卷成圆柱状，一端用一个上述制好的红色小包裹封起来，茶叶混合物则从另一端倾入圆柱形的竹席内，用力压紧；最后仍用另一个红色小包裹封，并且将面上的竹席缝好。

 

“包茶”通常分两种：一种是质量稍好的，即其中茶的成分比例稍大一些，重约16斤；另一种是品质低劣的，重约18斤。一个专业的制作“包茶”的工人不需要天平，就可以精确地将“包茶”制作成16斤或18斤。前者主要运销打箭炉西北部；后者则全部运销理塘、巴塘和西藏地区。这两种品质不同的茶包，成本是完全相同的。其中质量较优的茶包，另一种茶包则以更大的重量作为补偿。

 

经打箭炉运销关外的“包茶”，为了运输方便起见，通常会将“包茶”切成两半后重新用牛皮包裹；但运往打箭炉北线销售的“包茶”亦有不需改装的。

 

据德·罗斯索恩先生计算，经由打箭炉运销的“包茶”，其原料由大约35%的栽培茶和65%的灌木混合构成。

 

德·罗斯索恩还说，据他的朋友巴伯先生了解，当时在南路边茶的另一个产地荥经，“茶显然不是手工包装的，而是用木模压制的”，但“我本人没有见过这个过程，也没有看到由它所生产的任何‘砖块’”。

 

可以看到，自入清以来至20世纪以前，南路边茶多未脱离“篦茶”“封茶”的窠臼。所有茶叶的单个紧压，虽然在“包茶”重量的记录上略有出入【除本文外，1895年～1897年法国里昂商会趋雅州考察后对“包茶”的重量描述为“每坨重15到25市斤（9到15千克）】，但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官府规定的“茶引”“茶票”的重量要求。即每篦、每封（甑）分别重六斤四两、五斤或每包“包茶”重二十斤；五包为一“引”（票）。其形制，多为不规则的长条状或长圆柱状或方包状。其原料等级，因出炉关后分为北线（甘孜、德格、道孚、丹巴、炉霍等土司地）和西线（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而稍有高低之分。其制法，大多为手工制作，部分产地如天全、荥经等县有了模具的辅助，但制作“包茶”的过程均相对简单，有将每包分为四甑者，有直接筑茶成包者。

 

20世纪初，美国费城博物馆展出了一张名为《茶：叶子、花和果实》的图片，附上的说明文字中说：“在中国东部，茶叶是以砖块的形式出口到西藏和俄罗斯的。通过这种方法，中国人既可以将最好的茶叶留给自己，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浪费。为了制造这些砖茶，茶末、茶梗和茶叶被包裹在一块锅炉上方的布里，等这些物质都软化后再与少量米汤一起放入模具中，然后通过压力机，用它的压板将其逐层紧压。制作出来的茶块大约有三英尺长，它们在被切成砖块之后，就可以出售了。”美国人是否将汉口、九江、福州等地生产的青茶砖和打箭炉的南路边茶混为一谈，尚不得而知。但文字中对茶块制法及长度的描述，倒也与“包茶”贴切。

 

20世纪上半叶南路边茶的生产，《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孙明经先生1939年曾经考察过川西地区，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影像和日记。近年来由孙先生子女编撰出版的书籍中，也有一些关于南路边茶的内容。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原料等级有所提高，制作工艺更为讲究，从而使得边茶产品更为丰富，消费对象更为明确。

 

四川的西路边茶（因集散于松潘，故又称“松茶”），清初时有“桌面茶”（形状方而薄，重66斤）、“木鱼茶”（形似木鱼，重66斤）、“板凳茶”（长方形，略厚，重66斤）等“名副其实”的紧压茶，也有方大而薄、重116斤的“引茶”和“票茶”；后来都改作“圆包茶”（重60斤）和“方包茶”（120斤）。1941年临邛茶厂试制茯砖成功后运销松潘，逐渐淘汰了品质低劣的“圆包茶”。 

 

三、云南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中的紧压茶，其形制和工艺相较我国其他传统紧压茶产区来说，是最为特殊和最为复杂的。论形制，既有圆茶（侨销）、紧茶和砖茶（后二者为边销茶。主要是藏销），又有方茶、沱茶及饼茶（以上三者均为内销。主销省内昆明、丽江及四川宜宾、重庆等地）等。论制法，既有“后发酵”的黑茶（圆茶、紧茶、砖茶），又有“不发酵”的绿茶（方茶、沱茶、饼茶）。论原料，既有用等级较高的原料制成的如方茶、沱茶和饼茶；亦有用等级一般的原料制成的圆茶；还有用等级较劣的原料制成的砖茶、紧茶等。归根究底，想必是因为销地不同且开拓的时间亦有先后，从而培养了消费者不同的饮用习惯所致。

 

云南紧压茶的历史，据笔者所知，最早始于16世纪后期。史载：明隆庆三年（1569年），穆宗皇帝朱载垕委任刀应猛为车里第十七世宣慰使；缅王亦诏授其为“左磾国大自主福禄至善王”，并以公主孃呵钪下嫁刀应猛为妻，史称“金莲王妃”。刀应猛感激恩遇，遂敬“天朝（明朝）为父，缅朝为母”。隆庆六年（1572年），妃回缅省亲，刀应猛收集十二版纳礼物，呈献给缅王。其中景昽、猛罕版纳（宣慰使直辖地）呈上的礼物有“贡金瓶一个，重六跋；银瓶一个，重六跋……茶四筒，每筒五团……”。

 

17世纪上半叶，在谢肈淛所撰《滇略》、方以智所撰《物理小识》中，也分别有“蒸而成团”“蒸之成团” 的描述。

 

尽管如此，笔者依然以为，当下紧压形制的普洱茶，大都脱胎于清代普洱贡（团）茶。

 

首先，据笔者考证，“普洱茶”之全称，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昆山人氏徐炯所撰《使滇杂记·物产》：“元江产普洱茶，出普洱山，故名。性温，下气，消食”。稍晚一点的，则是“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元江知府章履成所撰《元江府志》：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所谓“普洱山”者，即“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之“莽枝、革登、攸乐、倚邦、蛮砖、架布”等六大茶山。也就是说，在1714年之前，虽然云南包括六大茶山已经盛产茶叶并已成为贸易之商品，但严格地说，只能认作是普洱茶的萌芽时期。另外，明确了普洱茶的产地，仅限于“普洱山”即六大茶山。

 

其次，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设普洱府，以攸乐设同知，思茅（今普洱市思茅区）设通判隶之”； 并“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至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普洱茶被列为“贡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定茶法”，又题准：“云南省商贩茶，系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征收税银一分，今每百斤给一引，应以三十二筒为一引，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于十三年为始，颁给茶引三千，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云南征税银九百六十两”。可见，“普洱茶”之名实源于产地“普洱山”（当时尚属元江府管辖），时间早在“普洱府”设立之前；而普洱贡茶恰好是普洱茶历史上结束原始阶段、依法开展商贸经营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

 

再次，直至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普洱贡茶均为“八色”。即：普蕊茶、普芽茶、普茶膏、大普茶（重五斤）、中普茶（重三斤）、小普茶（重一斤）、女儿茶（重四两）和蕊珠茶（重一两五钱）。普蕊茶和普芽茶是散茶；普茶膏是将茶叶经过熬制后的提取物；其余五种都是紧压茶（团茶），形制为圆形或近似圆形。在紧压形制的普洱（团）茶入贡之前，车里宣慰使刀应猛呈献给缅王的礼物以及其他史书上记载的，也都是采取“蒸”的加工方法制成的类似形制的“团茶”。没有史料表明当时或之前云南有其它形制的紧压茶生产。

 

紧压形制的普洱贡（团）茶，由采自农历二月间的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茶菁“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 制得的晒青毛茶“蒸之成团”，干燥后用木箱盛装，限时110天运抵京城。

 

普洱贡茶从思茅出发，经省城昆明驮运至滇东北大关县后，换成水路。由老鸦滩（今盐津县盐井渡）下水，经关河、横江河入金沙江，抵叙州（今宜宾）；然后沿长江一路往东，经重庆、汉口、九江抵仪征；再折向北行，沿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城商港——通州码头；由此上岸，运往不到20公里外的京城。

 

普洱贡茶受到了清廷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员的普遍欢迎；普洱茶具有的消腻化食等“独胜”的特点深受赞誉；普洱贡茶的运输，沿途经过了当时省内外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种种因素的叠加，使得内销市场的大门被迅速打开了。道光六年（1826年），阮福所撰《普洱茶记》开篇就写道：“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俨，京师尤重之。”

 

普洱茶除远销北京、天津、杭州、上海等国内城市以外，尤以省内昆明、丽江和四川宜宾、重庆一带最为畅销。

 

英国人德·罗斯索恩在1895年的考察文章中写道：

 

“在国内市场，获得很大销量的是云南普洱茶，它被认为优于该国的其他同类产品，并广受赞誉。”他还说：“云南每年向四川（主要是宜宾和重庆）运销的普洱茶多达1400担（几乎占了云南全省三千引商茶的一半），每32筒为1担，每筒有7圆，每圆重10盎司。当运到叙州府时，每担需要支付0.40两白银的子口税；在重庆是同样的税率。云南普洱茶以大约每担27两的价格在重庆出售；而产于南川当地最好的茶叶“白毫”的批发价为每斤320文（当时1两银子合1500文）；其次是“毛尖”，每斤200文。”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二十四年（1898年）的《渝报·渝城物价表》上分别记载了当时紧压形制的云南普洱（团）茶在重庆市场上的售价：“普茶每担三十二筒，售价九八银三十几两”“普茶每担37两”。

 

截止到19世纪末，除六大茶山有少量茶庄制作外，思茅是普洱茶唯一的制造地（伪冒如木邦者除外）。得益于雍正七年普洱府辖境内实施的改土归流，思茅制作的普洱茶，原料除大部分来自六大茶山外，尚有小部分出自今南糯、勐宋一带茶山（均隶普洱府）。而在销地四川，它们均被称作“春茶”“宋营茶”（宋：傣语，大山之意）。可以想见，由于普洱贡茶中的散茶均为等级最高的春茶；普洱贡茶中的紧压茶也得自于由等级较高的春茶制成的晒青茶；而此时国内包括四川市场，绿茶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内销的普洱茶，都是晒青茶，或者原料是晒青茶。当然，出于商业考虑以及普洱茶原料方面可能出现的供不应求，市场上紧压形制的普洱（团）茶出现了“外细内粗”的“改造茶”。由茶商贩卖的普洱（团）茶自雍正十三年规定“每七圆为一筒，重四十九两”起，以每斤16两合今580克计算，每圆约254克；如以上文“每圆重10盎司”计，则每圆重283.50克，均与民国时期生产的沱茶（重八两。以今290克计）相仿佛。这一阶段紧压形制的普洱（团）茶，其体积和重量较之普洱贡茶中重达三五斤的“大普茶”“中普茶”来说虽已大为减小，但其形制依然是诸如“人头形”“元宝形”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方茶”。笔者在检索史料时发现了一段包氏记录其清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在昆明生活期间与友人互赠礼品时的文字：“初十日壬寅，晴。午刻，薛副使启节东下，府、县送至板桥而返。李受之、茂才馈余方普茶十块，山查红二斤，余答以对开洋蚨二枚，亦滇中所罕见也。”又据1940年任云南中茶公司复兴茶厂厂长兼宜良茶厂厂长童衣云1947年撰写的文章称：“方茶每块重四两（计145克），通常以四块为一斤，每块茶面各压出‘福禄寿喜’之凸出吉祥字，以便作礼品用。”虽然现在已无法确定这二段史料所记是否与史实吻合，但比照上述文字，可以想见，省城昆明的茶商在19世纪的下半叶创制“方茶”是个大概率事件。由此上溯至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行的《普洱府志稿》中所载“熬膏外则蒸而为饼，有方有圆”，则“方茶”实源于“方形团茶”。

 

进入20世纪，从普洱（团）茶和景谷“姑娘茶”（“姑娘茶”的名称也许是从普洱贡（团）茶中的“女儿茶”得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制为碗臼形、单重290克、原料采用刚兴起的景谷和勐库以及凤山春茶的“沱茶”，挟上市时间早、交通便利带来的成本较低等优势，经由省城昆明在民国初年试销四川并取得成功。大概自20世纪20年代起，沱茶成为了滇茶川销中的绝对主力。

 

形制圆而薄、重357克的“圆茶”，开始生产的时间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圆茶”这个名称，取材于它的形制，也可能与历来称普洱（团）茶为“圆”“每七圆为一筒”有关。另外，截至到1949年以前，圆茶仅在六大茶山和思茅生产。由此可见圆茶与普洱贡（团）茶之间的渊源。圆茶被归于黑茶，主要原因是原料晒青毛茶在压制前有较长时间的堆放过程，类似于黑茶的“干坯堆积”。另外，圆茶历史上在销区被视作“红汤茶”的产品属性，可能与六大茶山和相邻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以及销区对茶饮的功能性需求有关。从16世纪的“每筒五团”到18世纪的“每七圆为一筒”；从18世纪的每圆三五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每圆357克；历史上形制圆大而厚实的“团茶”演变成了眼下圆而薄的“圆茶”。有趣的是，圆茶每圆357克，七圆为一筒，每筒计五斤，二十筒为一百斤，亦是历史上的“一引”。

 

滇茶入藏的时间，史无稽考。确切的贸易往来，则始于清初。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平西王吴三桂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呈奏“达赖喇嘛及干都台吉请于北胜州互市，以马易茶。”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四年（1665年）复准：云南北胜州开茶马市，商人买茶易马者，每两收税银三分。”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茶马互市”时停时续、名存实亡。清雍正十三年订立云南茶法后，普洱茶才得以通过商贩大量运销丽江及藏区。史载：“（乾隆二年即1737年）茶税：每年户部颁发茶引三千张，每张载茶三十二筒，抽收引税三钱二分，由阿喜出口，赴中甸销售，尽数收解布政司候拨充饷，余引交司解部。”“《大清会典事例》：乾隆十三年（1746年）议准：云南茶引颁发到省，转发丽江府，由该府按月给商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由此可知，清中期，云南全省茶引均由丽江府承领，年销普洱茶三千引（每引一百斤，即一担；三千引共三千担。每担三十二筒），每引课税三钱二分，因此年征“税银九百六十两”。

 

运销丽江府的普洱（团）茶，最初与销往四川及国内其他省份的普洱（团）茶从形制、重量、原料、工艺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大概在清朝末年，思茅茶商利用每年制造圆茶余下的粗枝大叶，制成一种“心脏形”的“蛮庄茶”，专门供给前来采买的古宗商人。20世纪20年代以后，滇南茶叶的产制中心从思茅逐渐转移到佛海（今勐海），当地茶商为了防止茶叶在运销过程中霉烂，在原来“心脏形”的“蛮庄茶”上加了一个“把”，是谓紧茶（藏销）。佛海紧茶比下关生产的紧茶稍重，质量也较高。以七个为一筒，十八筒为一篮，二篮为一驮（约110斤），从佛海经打洛运到仰光，然后循加尔各答到达西藏拉萨销售。运销西藏的这种紧茶在压制前一日，须对紧茶最外一层使用俗称“高品”的原料进行“潮水”。“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因此紧茶被归为黑茶。紧茶之所以要做“发酵”处理，主要原因可能是藏民身处高寒地方，认为“发酵”后的紧茶“性温”，故“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藏民原来常常饮用“发酵”的四川边茶的原故。

 

佛海在民国时期还生产一种“砖茶”，这种紧压形制的普洱茶可能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于“方茶”的形制来说，仅是将正方形换作长方形砖块而已。砖茶所使用的原料较次，制作的数量也极少，销地与紧茶相同。

 

习惯饮用普洱（团）茶的丽江一带民众，后来除了改喝沱茶以外，下关还生产一种重约50克的“饼茶” （又称“小饼茶”“七子筒”）应市。生产这种重量的饼茶，可能是受到普洱贡（团）茶中“蕊珠茶”（重一两五钱约54克）的启发。1800年，英国皇家军团少校乔治·亨利梅森曾经创作了一张疑似“制作蕊珠茶”时的版画（如下图）：

 

 

版画附有的文字中是这样子描述的：“一个特别的变种——‘普洱’，竟是如此的受欢迎。它是被种在云南一个叫做‘普洱’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将茶叶揉成团，同时将粘乎乎的液体倒入扁小的‘茶团’中，干燥后就可以出售。在饮用时，你只需将这样的‘茶团’切成两半，然后加入热水即可。这种茶虽然不像其他品种一样有味道，但它被认为是治愈各种各样疾病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在缺乏食欲的情况下，它简直就是个奇迹。”饼茶的形制圆而薄，采用“不发酵”的晒青毛茶压制而成。1949年以后下关茶厂生产的饼茶多为100克。

 

总的说来，川滇紧压茶形制与工艺的形成及发展，是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的长距离运输、茶政以及商业行为、消费习惯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如果说它与我国唐宋时期的“饼茶”“片茶”有相通的地方，仅表明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相通的。

 

（注：本文发表于《农业考古·茶文化专号·2018年第5期》，敬请参阅；参考文献详见该刊）

 

本文作者简介：

郭红军：《黑茶通史——兼记民国茶事》作者

郭楚嘉：茶学专业大三在读

[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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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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