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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顾名思义是“在学问和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为大家所推崇的人。”
在新浪微博上，石昆牧先生的认证是
台湾普洱大师、资深茶人。
石昆牧自诩普洱大师，自然属于应该受万众景仰的得道之人，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台湾省的一个茶商，一个自己戴着文化高帽子在新浪微博上开着微视频，在微店里以文化之名卖茶的茶贩子而已。
对他的普洱茶学问及身份，普洱茶界不断有人发出质疑、反驳和披露。几番批判论争之下，“大师”之谓，略显尴尬，犹如枯鱼涸辙，很快露出马脚。
当代最卓越的茶文化学者、资深自媒体人周重林先生说：
“石昆牧大师最大的荣誉就是被媒体集体封杀。先是被台湾茶杂志《茶艺•普洱壶艺》封杀，他自己搞了本杂志经营不善很快放弃了。接着又被大陆茶杂志《普洱》封杀，只能转战网络，但接着在网络茶论坛三醉斋被围剿，现在在新浪微博貌似也是常有撕逼。好罕见的不受待见。”
云南的古茶山，一棵古茶树和成片的古茶林始终生长在那里，遑论石昆牧先生混迹云南多年，也不知道是否朝拜过易武刮风寨茶王树的古树，不幸的是有些人受他的影响，无法辨识他的妄念和无知。
吴疆先生的公众号里有很多怒怼石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读者可自行查阅。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小石头，贼喊捉贼，阴阳怪气那一套在我这里行不通，要捉贼，就要像我这样堂堂正正指证你造假，你以为现在还可以把小景谷当易武茶卖的时代？你以为你喝一口茶说农残超标的时代？你以为一个江湖混混自称台湾大师就是真大师？”
一个大师，一个人品和茶品高贵的人不会遭如此诬陷。在如今普洱茶市场，只要你不要脸，疯子也好戏子也罢，皆可粉墨登场出来胡咧咧。面对云山雾罩般的普洱茶世界，吴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常识更重要。
一些事情，组织也看不下去了，云南省普洱茶协会8月4日发布声明：
近日，在微信上有《明珠重光——石昆牧老师与“云南堂”7562》一文，称石昆牧为“云南普洱茶协会顾问”，我会特发表声明，由于名称极其相似，云南省普洱茶协会没有聘任石昆牧先生担任顾问。
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邹家驹曾大骂石昆牧大师，说“骗子出场，提高警惕！”炮轰石昆牧篡改历史，编造“云南堂老茶7562”谎言，真应了那句老话：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邹家驹与吴疆二位先生对这位台湾普洱大师口诛笔伐，在普洱茶界掀起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行动，值得称道与赞扬。
关于老茶，其实肇始者这些台湾人的商业头脑很简单，他们做假茶的同时，图文并茂的普洱茶图鉴就同时出版。普洱茶回到云南人日常生活中的记录也就二十年左右，以出书之名，所以石昆牧先生大谈普洱茶文化就有了很大的市场了。
所以谈到石昆牧先生对普洱茶的“成就”这一点，有人在著名的知乎网站上寥寥数字点到：
有一点很肯定，推高了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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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古溯源，商人以“文化”包装自己欺世盗利的事例不少，也从来不乏附庸风雅者。
一个茶贩子，穿上袈裟，摇身一变就是“大师”，携“文化”之名招摇撞骗，这比“文化骗子”更加为害，触目荒唐。
石昆牧先生说：“‘文化’就是文明的总和”，却说不成章何谓茶道‘文明’”。文明，乃文采光明，乃文德辉耀，乃文治教化，乃文教昌明。文明之明，在于其熠熠照人，有德，有教化，有昌明。既说茶道文明，又以企业文化、商品文化这样的小道取而代之，未免有些肤浅。
石昆牧大师与其夫人以“喝得出古树纯料与否”混淆视听，搽脂抹粉，试图掩饰自己的无知，蒙混过关。
窃以为在台湾以这种手段高谈阔论，定能畅通无阻。但在云南这个古树茶的原产地，石大师恐怕低估了朴素低调的云南人民。这种多么小儿科的言行，随时有被揭穿的可能。
再说，《台湾茶人和云南茶人关于拼配和纯料的经典论战》中石昆牧大师竟不知什么叫普洱茶古树纯料，这等奇事，闻所未闻。
石昆牧夫妇俩随便喝喝普洱茶，交流一下感受，达成共识，以自己“喝不出来”这一共同体验，得出别人也喝不出来的结论。
这世间，有些事、有些人你没见过，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是否古树，是否山头，我相信是有人能喝出来的，这是对未知的敬畏，也是对茶的尊重：我们说古树纯料就要去做古树纯料，不要试图作假骗人。万一有人较真自己去做样来对比呢？
一念甘苦，啜苦咽甘。苦涩可能是古树茶存在的一种本性，油性、粘稠度与甜度更重要，这涉及到茶树的生长属性，苦涩能否转化为回甘，这是很重要的参考，恰时间是考验古树普洱茶最好的方法。
我以为，纯料是一相对概念，世界上永远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棵茶树的叶子滋味都存在差异。一棵茶树？一片茶地？一个寨子？还是一个山头？怎么纯才是纯料？
纯料与拼配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在实际中体现的品质风格不一。合理的拼配也能物尽其用，扬长避短。而生态健康、有相对稳定的品质的古树茶才是茶友和茶企应该追寻的方向和坚持的目标。
像余秋雨这样的人大谈普洱茶文化都令人难以置信，更不需说那些没有多少学识却佯装自己很有底蕴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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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生长在云南的古茶山里，自始至终都是云南的。古树茶的品质与云南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低调内涵，蕴味悠长。
在《论战》一文中，石夫人引用“普洱产于云南，存于香港，发扬于台湾”这一观点显得格外没有教养。
云南人识茶吃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清代就有诸多云南本土知名茶庄茶行将普洱茶推向历史发展的盛世，这段普洱茶盛世至少持续了二百余年。
普洱茶发展到今天，成为全球化的饮品，离不开港商、台商的贡献。但普洱茶是否为天下共知，这有历史必然性，偃然寝于云南高原之林，这才是根本，历史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我在朋友圈转发《论战》文章后，遂有朋友评论：
“对于石大师的天人感应、宇宙大道、玄而又玄的词汇和似是而非的凭空想象，实在不能苟同。营销般的词汇和超时空洗脑方式，让人感觉云里雾里。石夫人的香道也是一样，俩人在一起卖货（茶）是绝配。”
我看后，也是会心一笑。世界并没有石大师想象的那么大，荒唐事干多了，总会有人死记着你。
有一朋友讲述：
“有一年石昆牧大师来昆明新知图书城，卖他的《普洱茶释义》，现场鉴茶。我想是个机会，便冲回家拿了一坨田野调查中意外得到的茶（香菇状，类似宝焰沱，起初在德钦县一佛堂上供奉，后由一藏民转送予我，开始时有股酥油味，我不确定好坏，所以想拿去给老师鉴定一下），呈上去给他看看，他当即说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左右的，价值一辆宝马。现在，这茶一直在，看上去光溜溜的，已经感觉不怎么适合喝了，但当年鉴茶的照片还在。”
多年以后的今天，不知石大师所鉴的“宝马”，还能不能“奔驰”，若是不能，是个“宝骏”也能给这位朋友些许安慰，但如若连“宝骏”都不是，那就只能怪石大师眼拙了。
喝茶论道，不是随便纠集一些二手资料整理整理、疏通疏通，再跑去茶山上摆拍几张照片，听茶农讲讲故事，喝喝酒吃吃饭，最后再找个出版社印几本“专著”就能喝得明白茶，论得清楚道的。
说白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哄得了一时未必哄得了一世。在老茶界，邓时海、白水清、陈国义、何作如、廖义荣、石昆牧，芸芸，只不过是善用文辞敷衍听众的“行家”、“商人”，他们冠冕堂皇，言辞凿凿，却都是卖老茶为生，贵得有些离谱，千万不要上当。
石昆牧这样的“大师”，还有“普洱茶教父”白水清、“八八青之父”陈国义等，毋庸置疑都是普洱茶在今天需要清除的公害。他们都会被历史和真相所清洗，在时间的旅途中一一现形、络绎退出。
在人心不古、人心不纯的当下，每一位仅仅凭着内心喜好乃至疯狂的热爱，却对现实诸像毫无判断力的喝茶者，往往是最容易受蒙蔽被伤害的，无论大师们如何忽悠，最应该记取的是，人心不古不纯，岂会源源不断地拿出那么多的古树纯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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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古茶山的古茶树此刻正在萌发秋芽。
我最爱的古树茶，生长在西双版纳的古茶山，生态、天然，很好喝。在茶道上，你允许有一种光明的茶心，那就是吃茶所能证悟之存在。
石昆牧大师，行文至此，只好说抱歉了。
普洱茶，是上天赐予云南的物华。茶人应执立心天地之念，珍惜大自然的馈赠，怀以古仁人之心，正心正气，弘茶道、存善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良心做茶，用心品饮。于问道求道之间品赏普洱之美。立命于万物，心有茶香，自有雅量，一盏普洱，与众生同享之。
我们尊重普洱茶。我们尊重每一位辛苦劳作的普洱茶人。我们尊重每一位为普洱茶文化注入点滴活力的学者和研究者。我们也尊重每一位深深热爱普洱茶的普通人。在商言商，在茶言茶，若是不伦不类，又是亮出翅膀，又是亮出爪牙，忙得乱作一团不说，会笑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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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喝普洱茶是在2000年之后的事，在那之前所有的普洱茶都是出口港销或者边销，云南人大都在喝大叶种毛茶（绿茶）。云南本地二十多年是少有存普洱茶的习惯，所以老茶都基本出自港台大师商人的故事里，我们讲当代普洱茶历史是云南普洱茶二十年左右的发展历史，再往前都是清代史料上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记载，这一点崔永元先生可能对普洱茶当代史的发展不是非常了解。
崔永元先生谈到的云南茶山也不止五个茶山，其中西双版纳的古六大茶山最有名，还有勐海的新六大茶山，还有临沧的茶山、普洱（思茅）茶山、德宏茶山、保山茶山、大理茶山等等。
至于崔永元谈到大可堂张奇明先生，还有何作如先生，这个这些都是“鉴赏大家”，但是得打一个问号。湿仓味就是六六粉的味道，通过蒸馏干燥的方式来实现这么一个老茶的味道，喝这个茶你得有喝湿仓茶的抗体，这一点崔先生说的比我直截了当，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体验这个味道。
我昨天加编者按转载了《老茶文摘》的文章《崔永元谈百年老茶骗局：他们贩卖的是发霉的思想，仓味的思想，老鼠洞味的思想！》，我收到了一位我非常尊重的江西朋友的微信语音，他说董乐这个人如何如何糟糕，读者也有留言这么说，可我只是转载这个文章，转这个文章也一下子拉不低我的档次，但是一个人的观点或者对真理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
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学习是求真、认真的过程，有了这样的追求之心，才可能不顾一切，为真理一搏。
非常感谢杨凯先生转来这段原始的录音，我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我对于造假老茶、金融茶炒作、平台价格的虚假、普洱茶行业的乱象多有批评，出于我对普洱茶的痴迷而已，喝生态、健康、干净的普洱茶就这么简单。
就看这样的东西特别多。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这说叼盘，都说不尽，因为确实就是个跳梁小丑。但是我觉得想跟他一起叼盘，或者想跟他学叼盘，或者认为他叼盘无比正确的人，应该是大量的。
你比如说这位作者，这位作者我觉得这盘叼的就挺妙的。因为这洪水不好叼。真的。好像huxijin也没叼这个盘子，你看他叼盘出重现于华夏大地，向中华民族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的现实地位，我真服了。还有一个，它这个是个动图，老板（注：安徽黄山的）就是说他库房积压了3000吨茶叶，当然是绿茶红茶什么的。然后他特别伤心，因为他今年还特意从茶农那多收了点。
现在被水淹了，后来很快第二天就有了这个，说是武警部队去那了，帮他抢运，把库房里的那些茶叶的赶紧的给他倒腾一下，倒腾出来，有的还可以加工，实在不行的就扔了，这个人哭得很伤心，他大概损失了说9000万元，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个数。但是出了什么问题呢？现在底下这个叫什么老班章熟茶，什么这个茶那个茶全都拿动图说事，都说他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连千元的老班章普洱茶现在被迫一折出售。
当然这些人我觉得可能不是些糊涂人，咱们上次谈逆淘汰，就是那些操盘手，他们知道没有多少个人记住这个场面，就是这个老板因为他的绿茶被淹了，绿茶和毛茶被淹了，然后他留下了辛酸的泪水。
他觉得没有多少人能记住场面，也对不上号，你看我现在也对不上号了，我只记得是安徽的，所以他们家别管有什么茶，都拿这个“老板哭”这个图来散布悲情，打悲情牌，卖自己的茶，你可以说他卑鄙，但是他不怕你说他卑鄙，因为他愿意卑鄙，他知道能挣到钱就行。全都借逆淘汰，你信了，你就傻了。
关于这个茶就是，大概10年前差不多，大陆兴起了喝普洱茶热潮。我记得我还是比较早知道的，因为我在云南有朋友。我记得最早我喝到普洱茶是在广东，你到一个饭馆，你还没有点菜，他就先把茶给你倒上，就都是普洱茶。
喝不惯，喝的就像刷锅水特别难喝。后来大概10年前，在云南那边开始流行普洱茶了。普洱茶是大叶茶，它的命名是用这个地名命名的，它那个地方就叫普洱。整个云南境内现在号称有五大茶山，都生产普洱茶。
过去那个地方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所以它运到藏区的茶，马驮着疼。那一走可能得走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风吹日晒，那个茶，一会儿潮了一会儿太阳又晒干了，一会又给淋了一会太阳又晒干了，等拉到西藏以后它就发酵了，黑乎乎的，结果藏人一煮茶，再加点牦牛奶什么的，特别好喝，非常好喝这个茶。
后来川藏公路就建成了，建成了以后开着大卡车，几天就送上去了。那个茶为什么要成一饼一饼的？他是为了运输方便，没有别的原因。
要么你散茶，你想想你才能装多少，你这都压成一饼一饼的，那一饼都是一一斤两斤，甚至更多，他就是为了运输方便方便，才压成饼的。
川藏公路修好了以后，它几天就运上去，茶还是绿的呢。所以莫名一喝这味就不对了，这怎么办呢？这周总理就说让云南的这些茶厂研究人工发酵的茶，就不是马拉着它出去走半年的，不是这样。结果就出来了一个叫“渥堆发酵”这么一个工序。渥堆就是一个……我不好意思说，怕人家打我，像粪堆似的就那意思，我就弄成一个大堆，然后喷上水，用温度表观察着它的温度，让它发酵，基本上十几天，15天左右就行了（注：说的不太准确，有点知识缺失）。
就像马拉着半年风吹日晒的效果一样了。所以最早的这批就叫文革砖。因为它就是文革时候才有的，在这之前就都是生茶，没发酵的茶。而拉到西藏已经发酵了，刚才我已经讲了，不是人工的原因，那就是风吹日晒的原因。现在，从文革砖开始有了人工制作的熟茶，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大概七八年前就开始做吆子了，就是说首先是有人发现了一批文革砖，就开始讲故事了，这个圈里都叫讲故事，想卖那个东西，你不想买，我把它讲成是慈禧太后的迷信，你不光想买，你还想出高价，这个茶叶圈里就开始讲故事了。讲故事说文革砖，一个是留下来的。当时生产多了没卖出去，留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牧民不是特别喜欢，他还是喜欢原始的那种，所以销的不是那么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销到了港台、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在那个地方就保留了很多，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回流了，因为大家爱喝了，所以就值钱了。
那一块卖的，一块茶砖这么大，这么大一块茶砖比这还小，卖个几万块钱小意思，再接着更作妖了，就开始出现了100年前的茶，80年前的茶，60年前的茶，都出现了。那个故事就更多了是吧？恨不得一坨茶得有一个故事，比较有名的有宋聘号，陈云号。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奇明，上海的，他收藏了好多，还有一个号叫永元号，就是我这个名字叫永元号，这都是过去的。
茶叶的商铺，上百年的那种商铺，他们当时卖的品牌茶。有没有？我相信有。他总会有各种各样原因遗留下来的是吧？有没有我们在市面上见的那么多？我告诉你没有，后来就乱套了，太多了。
反正中国人造假能力一流，包茶叶的纸，好造，能给你造的一模一样，这个茶叶他们尝一尝喝一喝，看是什么味，然后就开始造假。
那时候我有好朋友，张奇明，老何（注：何作如先生）什么的，经常找到好茶叶，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样晚上来喝茶来我们就去喝茶，喝到过什么，喝到过那种酸的，那一看就是有问题，不对。然后多冲两次，然后喝，我说这不是受罪吗？咱别喝这个了。这个茶叶它要不对劲，比如它动了手脚，喝完了只能对自己不好。
哎，完了！这个行当就开始不断发展壮大。有一次我们去喝茶，也是他们请我们去喝茶，一喝我就觉得它坏了，茶存储有问题，发霉了，一喝就能喝出来。结果碰到一个香港的还是台湾的人告诉我说，这个叫仓味。我说哪个仓？他说就是仓库的仓。仓位，就是说它经过仓储，所以它有这么一种特殊的味道叫仓味。
我说这不就是发霉了吗？然后他们所有人都笑，就是说你太实话实说了，不给人面子。（注：这就是湿仓茶，是不能喝的，是真发霉了的。）
他们就把这种发霉的茶，发明了一个词叫仓味，就掩盖过去了。然后以后半懂不懂的那些人一喝说这茶不错，就是有点仓味，我从来不喝有仓味的茶，那就是发霉了。
那就是服毒，那茶卖得很邪乎。那种茶通常能卖到100万一饼，60万一饼。50万一饼，40万一饼，非常多。
我们说如果有不知道因为什么流传下来的老茶，物以稀为贵，可能可以。但是他们又出来个新的骗局，新的骗局就是说你现在就买了些新茶，五大茶山的新茶，你是买给后代的财富。也就是说你40年以后50年以后你不在了，你的孩子拿出来，每一饼都是宋聘。
当时很多人就到银行贷款，就把房子抵押了，上当受骗买他们这个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实话实说》的时候，我就做了一期节目，请的全是红茶的专家、绿茶的专家，什么龙井的专家、普洱茶的专家，就摆到桌面上说，是怎么回事。结果我们就把这个事说清楚了。当时那个茶叶价格大跳水，好多人因此完蛋了、崩盘了。（注：讲的是2007年普洱茶大崩盘的事）
在中国就是这种讲故事、蒙人、讲故事、卖东西，这才是传统的，比那个大水淹了传统不晚，你哪怕去到潘家园，北京潘家园你逛地摊，他有一个人卖你一个掏耳勺，他这掏耳勺都有故事，张嘴就来，那故事都特别多。
现在我觉得网络上的像胡叼盘，什么jinzhengwei，这些讲故事的人，他们贩卖的可能不是商品，他们贩卖的是他们发霉的思想，有仓味的思想，有老鼠洞味的思想。
有消息称，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上，有史以来最贵的茶以2632万港元落槌，相当于2317万人民币。
2632万港元，“一锤定音”的回响震惊四座。茶界立马投去歆羡的目光，仿佛剧场之上，一幕意想之外的剧情横现，列座仪态万方。
据说在市场上，藏家碰到1920年福元昌号简茶的概率只有宋聘号的1/5，十分珍稀。2632万港元（2317万人民币）/件的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单价超过331万人民币/饼，可能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1920 年 紫票 福元昌號
数量 : 1 筒
重量 : 2236g
工序 : 生茶
成交价：26,320,000港币
23,170,000人民币
拍卖会成交的所谓有史以来最贵的茶
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落幕，直皖战争爆发，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至今已近100年。
100年，我们不断在挑战着对食品的认知极限。其实说来奇怪，在所谓“越陈越香”的语境下，具有相同属性的白酒、红酒、陈醋、火腿等食品的炒作就很难出现这种100年岁月的跨度。即便酒类企业的规模乃至其基酒和产品的存储更规范，并且最早建立体系。但是这些年，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茅台、五粮液这样的企业把陈放100年的老酒搬出来说事了呢？
给你个500年前的猪蹄，你敢吃吗？
福元昌原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茶商字号，这些年随着老茶的炒作，特别是针对福元昌的一些老茶炒作，导致这个已经湮灭的老字号又通过各种方式借尸还魂。“福元昌”这3个字注册很困难了，于是商家加个前缀，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种福元昌。大家也会借着这个热点，站出来向公众表白自己与福元昌的渊源。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100年前，究竟哪位高人能够做到。从千里迢迢的香港赶来，穿越军阀及土匪混战的各个势力区，最后来到了云南茶山，然后装着这些茶品又原路返回。抵达香港之后，这些都舍不得喝，非要预言式的留下来，并且保存至今。这些历史细节可能我们市场上的各类福元昌都说不清楚，但他们还是敢大声向公众说，他们手上有那个100年前“网红高价茶”的精准配方。
1920年，中国五四运动才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才成立的，这饼茶比党还要年长一岁，跨越了风起云涌的近代史。它如果一直沉寂在香港的某个仓库里，那它有可能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北伐正隔着江河在大陆展开，之后国共破裂，10年内战，然后抗战爆发，日本人还占领了香港。这片茶的主人一直安然无恙？放置茶的仓库没有在炮火下损伤？或者说在逃难与生死线上挣扎之际，依然给这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保护措施？
栩栩如新的笋壳、竹篾、茶虫饼面在考诸位的智商
很难想象，我们拆开拍卖现场的那一提茶，笋壳崭新如初。更有甚者，有些收藏者可能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穿越者，带着100年后才有的电脑激光技术，在同样是1920年的福元昌茶的笋壳包装上留下了印记。据说，笋壳新是这款茶采用了真空包装，看来一位穿越者还干不完这活，得是一个茶叶包装团队带着设备集体穿越才出现得了这个效果。
所以也难怪要拍卖出个天价，主要是那个包装团队的“穿越路费”贵啊！
如此博学多识的茶精，是该作为佐证历史的文物收藏品？还是该作为保健养生的神级饮品？100年的普洱茶，究竟能不能喝，好不好喝，有没有品饮价值？我们一无所知。
如果是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光绪年间“普洱金瓜贡茶”一样的文物藏品，以上的问题就可以忽略，它的价值也不该以饮用茶来衡量。
然而问题之在于，这些茶给社会的普遍认知是用来品饮的，但如果没人舍得喝，没人喝过，或者说有人喝过了，但喝的却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造假的替代品，这些茶是好茶的定论和宣传，缘何而来？
如果非得用饮用价值来冠名，我认为这东西肯定不能喝，所谓“神倦败味而木也”。诚如热爱普洱茶金德庆师弟所述：
“我浅薄的经验告诉我：五六年的茶存放好喝起来很舒服，香气、韵味、转化都很好；十多年的茶喝起来体感最舒服，茶的香气经过存放淡了，但韵味更足，喝了浑身通透。”
那么，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拍卖，谁是最终的得力者？香港拍卖会上年年有之，一次比一次更加稀奇、昂贵、陈年的普洱茶从何而来？
其实，普洱茶界这样的妖异事件，每年重复来多次，以达到教化和宣传的目的，让不明白的人来买这天价普洱茶收藏发财。
细探才知，原来除了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以外，鼎鼎大名的“大红印”也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演。
鼎鼎大名的“大红印”
“大红印”我们并不陌生，它一出场就像似一个提线木偶，我们直接就能联想到站在背后操控提线的白水清先生。很多非普洱茶圈人认识白水清先生是通过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极端之美》，此前这位文化大师在茶界没有发过声，但毕竟是个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大师。经过他的妙笔，把普洱茶写得让人魂牵梦绕。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最近重读大作，发现先生提到的很多懂普洱茶的高人要么锒铛入狱，要么被拉下了神坛。
在锒铛入狱的角色里，最引人瞩目的应该就是那位副省级官员沈培平先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文化大师，再加上白水清这样的普洱茶大师，三个站在制高点上的灵魂重叠在一起，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大红印”，余、白二人以这位懂普洱茶的副省级干部为荣，四处炫耀，引为谈资。但天网恢恢，在反腐的铁拳之下，这位识得“大红印”的伯乐因贪腐而入狱十二年。
至此，江湖上有笑传：宝剑赠英雄，红印配贪官。
相比“香港某拍卖会”上幕后玩家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戏路，余秋雨先生在《品鉴普洱茶——普洱茶大排序》中的演技就更胜一筹了，他谈到与沈培平先生的相识时，言是不期而遇，转角之爱。他说：“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由此展开他向沈大师“问道”的演绎之路。
最终，这些人，有的因“红印”走上了爆发横财的循环炒作之路，有的在一发不可收拾的贪念中入狱为营，还有的以文采话茶，佯装谦谦君子，说完《君子之道》，又谈《极端之美》，在装逼的文化苦旅上渐行渐远。
那么，“大红印”究竟是何来头？
邓时海先生编著的《普洱茶》一书，其中的第五篇《茶谱篇》，他概述了红印圆茶的来源与流通，认为“大红印”是“现代普洱贡茶”，并梳通说：
“1949年佛海茶厂，改名为勐海茶厂，第一位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园茶。’勐腊县包括勐腊镇、易武镇等，所以红印的茶菁是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那里的普洱茶菁，一直都被定为最优良的。”（注释：唐庆阳先生退休前一年担任过勐海茶厂的厂长）
邓时海认为“大红印”茶菁原料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邓时海先生此观点，他的“定论”仅是对于唐庆阳先生：“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一句的过度发挥和主观臆断而已。
干仓储存的"福元昌号"
邓时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学之书，立普洱茶学之说的热切与初衷，就像他对普洱茶学的贡献一样，不可小觑。但邓先生如此撰作、编造、臆断的部分恐会贻误后学，为投机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机。
因为，上世纪40、50年代，易武镇优质茶菁区域交通堵塞，根本无法集中收购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产品，刮风寨、麻黑等地山高路远，道阻且右，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茶商收购易武茶农足量的茶菁原料，送到勐海制作批量“红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为读者迷信源头的同时，也成为了所谓普洱茶“大师”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机和手段，以及沈培平、余秋雨等人包装“身份”的依靠。
当然，我们那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号称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语法，但我们细细品咂他笔下的语法，也不过是把邓时海的臆想换了一种表达。运笔于书闺之内，大刀阔斧、阔论品鉴普洱茶，一二三十五六七......，令人佩服。
同时，先生们不约而同的搬出邓时海先生前后期红印园饼的分期，认为：
“红印普洱茶是1949年开始运销到香港。红印普洱茶可分为‘早期红印’茶饼和‘后期红印’茶饼，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产品。”
对此，邓时海先生还提出，红印茶饼前后期包装印刷，及字体线条变化缘由等诸问题的分析，看似天衣无缝，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有确切史料记载，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按照邓先生的分期，要说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就有“红印”中茶商标，如此不分轻重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
“大红印”究竟已成历史，或是缥缈虚无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切，传说中的“大红印”有没有真实存在。因为拍卖会上以天价交易的红印，存在着诸多疑点。
仓储问题也是“红印”的一大疑问，邓时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普洱茶》一书中提出，“红印”茶饼都是“干仓”贮藏，前期约为65年，后期约为55年，算而今天，“大红印”前后期茶饼已有70年和80年的历史。
70至80年的骨灰级藏品，与福元昌号1920年陈茶都有同样的问题。姑且不说这款“老茶”能不能饮用，有没有毒的问题。
从近日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干仓”红印来看，“干仓”所引出的疑问层出不穷。
素闻香港为“潮仓”地区，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大红印”，何来“干仓”之说？拍卖会的“干仓”“红印”如何在香港存为干仓？或者保存者如何烘为“干仓”？干仓之谜是这场拍卖会的最大漏洞，谜底不攻自破。
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赞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学问及普洱茶学问，把沈先生、白水清先生归为不喝“下等茶”的大师，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这些年，不知余先生是否还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与沈培平先生的友谊，和茶会故事？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我很难想象秋雨先生在《极端之美》中对那些古董茶啧啧称赞的感受了。这倒也是一种极端，挑战着我们的极端心理耐受能力！
沈培平先生对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可能做过一些推动性的贡献，但很难说功过相抵。这就像：再有才华的诗人，倘若他杀人嗜血，再高的才情也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命运。
从2004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普洱茶市场变态、恶性的市场竞争，又何尝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导埋下的祸根？而沈、余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渔翁之利的，这恐怕是人尽皆知的。
我们知道，包装自己是某类“文化人”的特长，话茶时总要拉上金庸、白先勇等大先生，对普洱茶之学亦是如此。
余秋雨曾对普洱茶进行过一次所谓的大排序，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为，对各类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然后再向他口中的“大师”、“老朋友”白水清、沈培平、何作如、太俊林、张奇明、王家平们求证，寻找不谋而合的契机，真是良苦用心。
他的品鉴普洱茶，将“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五大“号级茶”排为前五名；将“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五种“七子饼”分别列为前五名；将“八八青饼、七子黄印、七五七二、雪印青饼、八五八二”五类“印级茶”排在前五名。
讲的一套接一套，像是这些天价茶都在他们这一伙人的手中，时刻品类把玩似的。
尽管余先生最后总结说：“可见，在口味等级上，（我与）高手们分歧不多。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先生之观点，更多的是与沈培平的分级观点相重合的。
据说“大红印”原料来自易武茶山
是不谋而合，还是座谈同谋？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大红印”的人才心知肚明。
相对于现在诸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学者喝普洱茶爱好者来说。余秋雨先生对谈茶、品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
他习惯以文笔、文采喝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用妙语连珠，缔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虚假体验，令观众神魂颠倒，追捧不止。信而饮之，坑坑洼洼。
余秋雨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有等级的茶话世界，推崇以白水清、沈培平等“普洱茶大师”，并将与之对应的“宋聘”、“大红印”“八八青饼”等所谓的高档茶与普通茶划清界限，进而图谋建立一种“有等级”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阐明“上等人喝高档茶”的道理，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的核心思想。
然而，白水清逐渐走上了“传销式”的普洱茶“大师”之路，他所谓自己手中价值连城、一泡难求的“大红印”、“八八青饼”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
沈培平早已成为囚笼困兽，再多、再贵、再高档的“大红印”对他而言也不过是贪欲的睚眦，或者他也做过抱着“大红印”闪闪发光，成为“大师”和“教皇”的梦，但他们都走向或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直到今天，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还在枯坐闺中，冥思苦想哪一种普洱茶是一等品的问题呢？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又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在我看来，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也是这伙人集中自编自导自演自炒起来的。
自编自导自演自炒的“高端茶”
我们今天所见的“大红印”，本质就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伪装，不过是后来才换上的做旧的假包装。而“大红印”的存在，亦只是白水清“普洱茶教父”与“营销家”的一种想象之物。
是时，民智已逐渐被文明所唤醒。时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生活与品质，越来越多的需要回归日常，普洱茶的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个趋势。
因此，在普洱茶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一直推崇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观点，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终极目的，都是茶本身的饮品属性。陈年与否，古老与否，并不应该是衡量普洱茶优劣的主流标准。
茶是用来喝的，好喝才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这株茶树古老、珍贵而昧着良心说好喝，也不能因为一株生态小树茶因为它小而无视它的饮用价值。
好茶在于生态、在于工艺、在于是否与生活对称，在于是否真心好喝、能喝，健康的、生态的、好喝的，就是好茶。
我相信，在未来，真正的普洱茶世界，只属于那些用心做茶，用心喝茶，平恒勤俭，上善若水的茶人。
（来源：石一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