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是十二届崂山区政协常委、委员、青岛万里江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一名“农”字号特色产业带头人，姜星积极参与区政协“双岗建功”活动，在本职岗位上，他不断创新探索，树立行业标杆；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他广泛了解社情民意，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帮助众多茶农通过崂山茶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今天的委员风采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活跃在乡村产业振兴舞台上的区政协委员---姜星。
秋风渐起，天气转凉，又到了茶园秋季管理的季节。在北宅街道的一片茶园里，姜星正在指导茶农进行越冬防护。
尽可能为茶农提供帮助和支持，让崂山茶带动更多的居民增收致富，这是姜星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准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姜星2009年进入万里江公司，成为这家知名崂山茶企业的“掌门人”。作为一名“茶二代”，姜星积极探索建立“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振兴新模式，帮助茶农通过新技术、新工艺，实现更大的发展。
几年前，姜星在政协知情调研中发现，不少茶农在茶园管理中存在大水漫灌、施肥随意的问题，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又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在充分调研和前期实验的基础上，姜星提出了关于“茶叶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的提案，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除了”水肥一体化”，姜星还在“物联网打造”“破解茶农老龄化”等问题上做了深入细致的调研，为崂山茶发展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提案和建议。除此之外，姜星在调研中还发现崂山地处北方，冬季气温较低，很多原产南方的茶树品种不适宜生长。为解决这一问题，姜星带领研发团队，潜心选育适合北方地区生长的茶叶新品种。
要想培育出一种与母本性状、特点完全不同的茶叶新品种，除了要投入大量资金，还要经过十多年的漫长研发过程。面对各种质疑的声音，姜星没有放弃，他带领技术人员日夜奋战、潜心攻关，终于成功培育出品质优良的抗寒新品种，填补了山东没有国家级茶树良种的空白，为茶叶生产向良种化、无害化、优质化和品牌化方向推进打下基础。
作为崂山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崂山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种植面积超过2.3万亩、年产值过6亿元、从业人员2万多人的特色支柱产业。随着一次次深入的调研，姜星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茶叶质量标准的制订上。
姜星花了几年时间，先后牵头制定了崂山绿茶、红茶、白茶等十余项地方和国家标准，推动了北方茶行业标准化进程，也规范了茶企业的生产加工行为。
今天，姜星又一次来到庙石社区，就茶叶价格和土地流转情况做调研。庙石社区大部分居民都从事茶叶种植，因为社区紧靠石人河，周围群山环抱，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种的茶品质很高。然而，因为没有品牌，这些年庙石社区的茶叶一直卖不上价钱。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只有把好茶打造好，做成大产业链，崂山茶的路才能越走越宽。今年，在区委区政府和王哥庄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姜星利用自身企业的资源和品牌优势，与庙石社区联手打造“万里江庙石香”高端茶叶品牌。让品牌与质量强强联合，实现崂山茶产业提档升级、迈向高端。
担任政协委员8年来，姜星先后多次参加各类视察调研活动，提出委员提案12件，促进了多个问题的推动和解决。姜星还高度关注公益慈善事业，在他的倡议下，企业2018年投入30余万元和崂山区红十字会联合成立“万里江新乡贤公益基金”，基金会提供工作岗位30余个，为社区百姓造福，帮助特困农民脱贫致富。
收藏一本传家宝《世界姜氏总谱》，摆放在宗族祠堂敬祖孝宗，或者送给家族的长辈献上孝心；或者自己买来放在客厅增福添运，更是教育子孙后代的传家之宝，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来源：全球姜氏宗亲总会，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记者|韩琨 周建宇 图片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产业是我国特色优势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承担着支撑茶区经济、满足健康消费、稳定扩大就业、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到福建考察时，就“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作出重要论述，为促进“三茶”融合发展、做大做强优势特色茶产业，提供了重要遵循。
今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3月10日，作为“万里茶道”重要驿站的福建、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六省区党报推出联动报道，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话“三茶”统筹发展的成果和经验，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茶名片
武夷岩茶正山小种
武夷岩茶具有“岩骨花香”的品质，主要产于福建武夷山一带。在所有茶类中武夷岩茶制作工艺最为复杂，其中做青与双炒双揉技术是其特有的工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之一，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正山小种主要产于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一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红茶，亦称“红茶鼻祖”，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2023年2月15日，福建省福安市甘棠镇农户在进行茶苗育苗。近年来，甘棠镇已发展成为全国民间最大的茶苗无性系繁殖基地。
福建日报记者 王毅 通讯员 李郁 摄
江元勋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武夷山市桐木之星正山小种红茶茶业专业合作社发起人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出身茶业世家的江元勋，9岁便上山采茶，13岁跟着祖父学习制茶工艺。多年从业经历，让他对茶产业发展格外关注。“一业兴，百业旺，一片小小的茶叶，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江元勋说，茶叶是民生产业、生态产业，也是文化产业，发展茶产业能够惠及更多老百姓，“梦想就是为中国红茶高质量发展找到路径，为中国茶农增收致富贡献力量。”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让这片神奇的叶子迸发出新的活力？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武夷山市桐木之星正山小种红茶茶业专业合作社发起人江元勋认为，关键在于做好“三茶统筹”这篇大文章。
“福建茶业基础深厚，但依然存在着机械装备不够先进、茶叶深加工有待开发、龙头企业竞争力不强、茶文化内涵挖掘尚不充分、茶科技成果转换应用偏低等问题。”江元勋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这为推动福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江元勋认为，茶文化是茶产业的精神内涵和道路引领；茶产业是茶文化的物质呈现和民生寄托；茶科技是茶产业高质量和创新发展的科学保障。这三者承古开今，互为融通，是茶业发展不可分割的整体，应该统筹兼顾，互相滋养，和谐发展。
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走访调研，江元勋代表今年准备将“强化品牌建设，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茶产业”的建议带到两会，推动自主工艺、自主品牌和自主产业模式研究，让中国茶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帮助更多的老百姓提升生活水平。
茶名片
六安瓜片
在徽茶中，六安瓜片十分特殊，它形如蜂翅、貌似瓜子，是唯一无芽无梗的片状烘青绿茶。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提道：“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清代六安瓜片被列为贡品，发展臻于鼎盛，当时的六安城乡茶馆密布，茶商云集，成为国内最大的内销茶产地之一。
六安瓜片主产区处在大别山东北部，丰富的水资源和云雾气候，特别适合茶叶营养物质的积累。六安瓜片产区覆盖金寨县、霍山县、舒城县、金安区、裕安区等5个县区内58个乡镇511个行政村，2022年地域保护范围达62.9万亩，产量1.1万吨，生产经营六安瓜片的主体2600余家，产业带动茶农约50万人。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田间考察
赵皖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安徽是茶叶大省，但还不是茶叶强省，虽然茶叶区域品牌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一直营销不畅，市场不旺，在国内国际的消费市场影响力也不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安徽茶产业，虽然在农业中比重占比小，但知名度高，影响大。安徽作为全国重要产茶区，应该加快茶产业创新发展，使之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他认为，近年来，安徽茶产业虽然不断发展，影响力也有不断提升，但在产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安徽省良种茶园、高标准茶园占比不高，部分老茶园仍为上世纪70、80年代建园，品种老化。其次，加工水平亟待提高。全省茶叶企业分散程度高，小、散、弱现象仍较为突出，加工能力不足。茶叶加工厂建设用地仍然存在审批难的问题，导致部分加工厂设备更新速度慢，茶叶清洁化、标准化生产加工能力不足。
他建议，安徽要注重茶叶区域品牌保护，不断打造营销品牌，打造安徽茶叶为主题的营销平台，不断增强安徽茶叶的竞争力，开拓省外市场，提升安徽茶叶的影响力。要丰富茶加工品，拉长茶叶的产业链条，也要实现茶产业与乡村振兴各个产业的融合发展。比如茶叶与其它农产品行业的有效结合、茶文化建设、以茶园观光休闲为主的生态产品等，大力推进茶业与旅游休闲、农耕体验、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等深度融合，努力促进茶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效互动，扩大茶叶圈内圈外的交流与沟通，积极培育以茶叶为主题的特色消费、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等新型业态，让茶产业在文化上有说头、在景观上有看头、在休闲上有玩头、在经济上有赚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在田间考察
茶名片
安化黑茶
高山之城，茶马遗风。湖南安化黑茶源于秦，兴于唐，盛于宋，明清两朝被定为贡茶。在中国茶史上，安化黑茶作为“储边易马”的官茶，从河西到西域，从中原到草原，在长城内外，都拥有非常悠久的传统销区历史，是农牧民族不可缺少的“生命之饮”和古丝绸路上的神秘之茶。
安化黑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安化云台大叶种、槠叶齐等国家级优良茶树品种的鲜叶为原料，经摊放、杀青、初揉、渥堆、复揉、干燥等工序加工成黑毛茶，再经各种不同的精制加工工艺而成的成品，基本品质要求是汤色红亮、滋味醇厚、香气纯正、叶底黑褐、耐冲泡且无杂香杂味。
全国六大茶类数据中黑茶占比13.4%，安化黑茶占全国黑茶比例为17.79%。近年来，安化黑茶产业迅猛发展，茶园面积从10万亩发展到36万亩、茶叶加工量由1万吨增加到8.6万吨、综合产值由6亿元增加到260亿元。
中国最美茶园——安化唐溪茶园摄影：周德舒
陈竞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省益阳市委书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唐俊摄
茶事斯为盛，人烟两岸稠。湖南益阳是“中国黑茶之乡”。近年来，依托资源禀赋、挖掘文化底蕴、强化科技赋能，小茶叶带起大产业。2023年，益阳安化黑茶产业综合产值达260亿元，税收突破2亿元，从业人员超40万人，成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靠什么延续了“中国黑茶之乡”的荣光？接下来，将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坚持品质为先，聚焦茶叶种植、加工工艺、标准制定等环节，全链条提升产品品质，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化黑茶”区域公共品牌持续唱响。
坚持科技为本，建立院士工作站，打造黑茶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国家级创新平台1个、省级创新平台4个，获批有效发明专利60项，安化黑茶高质量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坚持产业为要，成功创建省级中小工业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群拥有企业220余家，覆盖黑茶及其衍生产品、加工、流通全产业链；连续主办5届湖南·安化黑茶文化节，打造茶乡花海、黑茶小镇等茶旅融合项目，推动“茶旅文体康”融合发展，安化黑茶产业集群高地加快形成。
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茶”统筹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打造质量、品牌、价格、品鉴“四大体系”，全力开展公共品牌宣推、产品品牌培育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加快创建国家级黑茶产业集群。力争到2025年，实现综合产值突破350亿元，不断提升安化黑茶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人类非遗名录——安化千两茶摄影：王凯
茶名片
恩施玉露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我国茶树原产地和万里茶道的源头之一，饮茶制茶种茶历史悠久，现有茶园面积180万亩，年茶叶产量13万吨，综合产值248亿元，茶产业已成为带动力最强、综合效益最好的富民产业、健康产业、生态产业。
恩施是中国蒸青针形绿茶恩施玉露的原产地。恩施玉露的生产，沿袭唐朝独特的蒸气杀青工艺，确保茶叶在加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质原色以及“干茶翠绿、茶汤青绿、叶底嫩绿”的品质特征。因采用蒸气杀青工艺制作而成，所以，恩施玉露被称为“蒸的好茶”。
2018年4月28日，恩施玉露成为东湖国事活动叙茶用茶。2022年，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3年，入列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全国十大名茶”评选榜单，入围“2023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声誉百强”，其品牌价值达32.63亿元。
恩施玉露水肥一体化自动控制立体育苗温室
全国人大代表沈艳芬供图
沈艳芬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院长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院长沈艳芬提出“增动能、畅路径、夯基层做大做强恩施玉露产业”的建议：
首先是以科技为引擎增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聚焦品质提升，打造全国优质茶原料基地。建议依托地方茶树资源，开展茶树新品种选育；围绕“安全、优质、高效”推进生态低碳标准茶园配套技术研究；开展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研究；开展茶叶精深加工及新茶饮的研究，提高茶叶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其次是以共享为纽带畅通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聚焦品牌引领推动利益共享链建设，培育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打造全国特色名优茶基地、重要出口茶基地。建议加大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与提升；构建“龙头企业（董事长）+专业合作社（社长）+科研院校（院校长）”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及利益共享长效机制，带领茶农增收致富。
再者是以人才为支撑夯实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聚焦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全国茶科技创新基地、茶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议培养爱好茶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重点支持地方科研单位人才队伍建设，鼓励与中国茶叶研究所、湖北省果茶所开展人才交流与合作；培养种好茶的高素质职业农民，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目标，提升农户种茶专业知识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做好茶的高技能匠心工人，大力开展加工技能人才培养，培养动手能力强、技能全面的匠心技术工人；培养卖好茶的高情商营销达人，培养懂营销、善交际适应市场变化的年轻人。
恩施玉露水肥一体化自动控制立体育苗温室
全国人大代表沈艳芬供图
茶名片
信阳茶
河南信阳种茶始于东周，名于唐，兴于宋，盛于清，历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是古代著名的淮南茶区。信阳毛尖以外形细圆紧直，色泽翠绿，白毫显露，内质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爽回甘，香气馥郁持久而享誉海内外，屡获殊荣。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195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2017年4月，信阳市被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授予“中国毛尖之都”称号；2017年5月，信阳毛尖公用品牌被评为“中国茶叶十大区域公用品牌”第二名。截至2023年底，全市茶园面积216万亩，茶叶产量达9万吨，产值161亿元。全市现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省级龙头企业34家，中国茶行业百强企业12家。
全国人大代表郭桂义供图
郭桂义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信阳农林学院豫南茶树资源综合开发重点实验室主任二级教授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茶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面积、产量、质量、效益明显提升。茶产业在增加茶区人民经济收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信阳农林学院豫南茶树资源综合开发重点实验室主任二级教授郭桂义表示，我国茶产业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从茶树品种、茶叶加工、茶产品开发、茶文化等方面入手。
首先，茶树品种来说，要对传统的优良茶树品种进行提纯复壮、保护和利用，也要不断选育和引种新的茶树品种，包括白化、黄化茶树品种等；同时要将传统的单株选育、杂交育种与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相结合培育茶树新品种，丰富茶树品种种类，生产多样化产品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
其次，茶叶加工要走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之路，同时也要对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进行保护、传承和弘扬，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来满足特定消费群体的需要。
他认为，茶产品开发既要生产加工传统的茶叶产品，也要不断创新茶产品，推动茶与食品、饮料、日用品、保健品行业的渗透与融合，更新传统茶的加工方法和产品结构，拓宽茶资源的用途，提高茶的附加值，提升茶叶经济效益。对于信阳来说，既要生产加工中国传统名茶信阳毛尖茶等名优绿茶及信阳红茶，也要不断探索研制开发生产白茶、青茶、黑茶等产品，提高茶资源利用率，增加茶农收入。
郭桂义表示，茶文化是茶产业发展的灵魂。要在弘扬和传承中华茶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新兴科技、数字技术等，将茶文化或茶文化初级产品与多元产业形态、多领域相互渗透融合、重构创新，发展茶文化创意产业形态，促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郭桂义供图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高度评价17世纪的亚欧“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2019年，国家文物局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3年11月，中蒙俄万里茶道申遗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申遗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茶商之都—山西祁县至今仍保留着四十几处茶庄旧址
李骏虎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
“万里茶道”是明清时期晋商曹家开辟的一条由福建下梅通往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的万里商业大通道，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表示，“万里茶道”拉动了中国两个世纪的经济繁荣，为亚欧经济和文化交流史谱写了壮美篇章，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和传播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彰显中华文化自信和文旅融合发展的巨大潜力。山西晋中祁县曾经是万里茶路的重要枢纽，祁县的昭馀古城更被誉为“万里茶道茶商之都”，城内茶道茶商遗址众多。建议将“万里茶道”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建框架，推进沿线城市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旅游协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重塑万里茶路文化产业品牌。
俄中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俄罗斯山西商会会长乔翔鹏在莫斯科分享“万里茶道”的故事
乔翔鹏是俄中文化交流协会执行会长、俄罗斯山西商会会长，2023年，他受邀参加中蒙俄万里茶道申遗国际学术研讨会。他所领衔的万里茶道中晋俄商贸文化中心，正在搭建晋商牵头连接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到终点圣彼得堡的商贸文化平台，与俄罗斯博物馆携手在俄博设立“万里茶道”常设展馆，介绍中俄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晋商开拓万里茶道的故事、设立武夷山水茶空间。
2024年，在莫斯科由中国文旅部、中国驻俄大使馆主办的甲辰年欢乐春节期间，乔翔鹏应邀举办“万里茶道”版块活动，活动中介绍了晋商在万里茶道上从民间推动中俄商贸文化交流所做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向参与观众介绍了来自万里茶道起点福建的极品茶叶等。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也是中俄‘文化年’开幕年，希望将‘第十届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合作大会’落地山西，在太原、大同等地设立‘万里茶道’商贸文化交流中心，把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成一条高质量联通发展之路。”乔翔鹏说。
福建日报 记者：倪斌 吕琳 陈欣妍
安徽日报记者：范克龙
湖南日报记者：黄炜信
湖北日报记者：杨宏斌
河南日报记者：卢松刁良梓
山西日报记者：郝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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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哥德堡”沉船古茶
瑞典东印度公司设立于1731年，至1806年基本停止业务；在这75年中共有35艘135次航行，其中专程来华的航行达132次之多；其运输的货物中，茶叶始终是两国贸易中的最大宗物品，而武夷茶与徽州茶所占比重最大。往来于古代海上茶叶之路的瑞典航船，不仅有故事，还有传奇，更有回忆……
雍正十年（1732年），在中国与瑞典的历史上，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瑞典“腓特列国王号”作为其国家来华的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著名的《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记载：“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余里……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黒鉛、粗絨、洋酒、葡萄干诸物來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腓特列国王号”商船上有个大班叫坎贝尔，他详细记载了在穗城的活动，其中商务多与买茶有关，“……半个月内装了六百箱茶叶。总计装载有红、绿茶共2183箱。
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其中有1030642磅武夷茶（红茶），共2885箱；有7930磅熙春皮茶，共140箱；2206磅熙春茶，共31桶；还有其他各种绿茶共1720罐。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商船来到了广州，随船牧师叫彼得?奥斯贝克，他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学生。彼得在其有名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提到十余种茶叶；他说“品种最好的非常好闻”。在书中，彼得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有松萝茶，有熙春茶，还有熙春皮茶……等茶共1720罐。
中瑞茶叶贸易史上不幸的一幕，是“哥德堡号”商船沉没事件。1745年9月12日,瑞典“哥德堡号”在驶入瑞典哥德堡港口时沉没,当时载有366吨中国茶叶,数量最多的是安徽休宁地区的一种松萝茶。“据记载,这就是安徽休宁的松萝茶,属绿茶类”。“哥德堡号”前后三次来中国，在其运载的货物中，茶叶是主要的物品；第一次贸易收到48%的回报收益，第二次为40%。茶叶是所有货物里最赚钱的，两次分别带回来255吨和317吨”。第三次返程时虽然沉没，但从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可知当年“哥德堡号”装运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多为茶具；还有19箱1180卷丝绸……仅茶叶就占总运量的近三分之二。《中华茶叶五千年》一书明确指出：1993年9月，瑞典“哥德堡号”沉船茶叶等珍品在上海市博物馆展出……370吨茶叶共2000多只茶箱浸没海底239年，多数已霉烂；由于锡罐封装严密未受水浸变质；实物展品中有茶箱（每箱约90公斤，茶叶结成团块状）和罐装茶（瓷质或锡制罐封装的茶叶色泽灰黑无光泽，但尚成条形）以及瓷质茶壶、茶杯、茶盘及储茶罐；根据货物清单并经专家鉴别论证，打捞出的茶叶为清乾隆时代出口的中国松萝茶。也正是因为茶叶是用锡罐封装，所以，被泥淖封埋了239年的茶叶未受到水浸变质，冲泡饮用时香气犹存。因为锡自身的特质优点，可以有效保持茶叶的色泽和芳香。而用锡罐密封茶叶，则是松萝茶出现以后才开始的，之后一直被广泛使用并受到人们的喜爱。
广州：“十三行”与徽州商人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在广州设立粤海关，继而设立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从此，中国由贡舶贸易转变为通商贸易，从而掀开了外贸史上重要的一页。次年，广州巡抚发布征税公告，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划分开来，在征税上予以区别。凡经营洋货进口和出口土货的行商，俗称为“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因茶叶是清政府限定由公行垄断经营的主要商品，所以，外商想要购买茶叶，只能委托公行代理。“十三行”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废除，前后共存在120年；在对欧出口，组织茶、丝、瓷大宗货品方面曾起到了重大作用。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洋商缔结十三条行规，在涉及经营贩卖货物中，只有茶类定为“独揽”，如规定“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据《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记录：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三行重组‘公行’，并规定专揽茶、丝各大宗贸易”。对此，《簷曝杂记》记载：“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其时，徽州茶商海外茶叶贸易，初始携松萝茶从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市出口与外国人进行交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安徽等省的茶叶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才运销外洋。
因此，五口通商前，松萝茶出口几乎集中于广州。据文献记载，广州“十三行”之初有五家粤商，五家闽商，三家徽商；而从事对外茶叶生意的刘东生则是三家徽商之一。徽商刘东生“身家殷实，赀财素裕”；他的“东生行”在对英国的茶叶贸易中，占到了贸易股份中的三成；他销售的茶叶大部分是来自徽州，主要是松萝、屯绿、婺绿、珠兰花茶等徽州名茶。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记载：清代外商对于“茶叶一项，向于福建武夷山及江南徽州等处采买，经由江西运入粤省”。以美国东印度公司为例，1700年，美印公司从中国采购300桶上等徽州松萝绿茶和80桶武夷茶，1703年运入7.5万磅徽州松萝绿茶，1万磅珠兰花茶等。徽州茶外销生意的兴隆，使刘东生的名声大振；乾隆六十年(1795)，刘东生的“东生行”在广州诸行商中排行第九，到了嘉庆元年（1796），迅速上升到第六位；而到了嘉庆四年前后，则是上升为第五位；因此，刘东生与伍怡和、潘丽泉等人一样，成为了十三行的重要人物。徽商叶上林(?～1809)，字启文；徽州婺源朗湖人。清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记载：叶上林“贡生，赋性恂谨。中年贸易岭南，家渐裕，自持俭约，遇善举则慷慨不少吝。”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叶上林创办了“义成行”并开始独立发展；叶上林的主营业务是茶叶，尤其是茶叶出口，几乎成了他牟利的重要资源。他凭籍着家乡出产的茶叶深得英国人的认可；因此，他把松萝、珠兰、祁红、屯绿等徽州茶叶进行精加工后运到广州，以致被外国公司及商人视为上等品，并称徽州茶是“中国茶品质之最优者”。1776年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还有公司与叶上林“义成行”茶叶生意往来的记录；英国商人还尊称叶上林为“仁官”；因此，叶上林理直气壮地将徽州茶高价卖给了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的商人。
松萝茶在世界各地畅销，这个情景也引起了粤海关的重视。清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七日（1759），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向朝廷呈报了需要宫中朱批的《奏请更定外洋出口茶税事》奏折；奏折的主要内容是“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请皇帝钦准后施行。粤海关将松萝茶的“估价”提高，是有目的的……海关对出口货物的“估价”又叫“估值”，是一项对出口货物加征的“杂税”。“杂税”的条目繁多，在海关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缴纳朝廷的“正税”相当。说白了，“杂税”是由海关自己支配的，而“正税”是要上缴朝廷的……粤海关在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时，也想为自己提高收入；于是，粤海关就选中了出口量最大的茶叶——松萝茶和武夷茶；既然各国都要买松萝茶，既然松萝茶销售量这么大而且又十分畅销；那么，购买松萝茶的每条商船增加五两银子的“估价”（杂税），这样，粤海关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著《广州“番鬼”録》一书中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还有法国、墨西哥、普鲁士等国的商船。总之，为了茶叶，明末清初西方国家的无数商船进入了广州；当然，世界各国的商船购买的并非全部都是徽州茶，但这些商船基本上都购买过徽州茶而且是数量颇多……”随着徽州茶叶外销数量的增长，徽商贩茶到广东的人越来越多，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不少人因经营外销茶获利丰厚，俗称做“洋庄”茶；徽州当地人称为“漂广东”、“发洋财”。由于贩茶入粤，获利极厚；因此，徽州茶叶的采买基本都是以徽商为主体。
史料对徽商在广东业茶的记载颇多，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十三、三十四（人物?义行）就记载了众多的茶商人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鸦片战争后，输往广东的徽州茶叶越来越多，徽商从事外洋贸易的人员也是越来越多。如广州十三行中“隆记行”的创始人张殿铨，就是把握了商机而发财的；据《先祖通守公事略》记载：“通守公……避地苏州，日与皖浙茶商检习。皖茶皮珠雨、松萝两种，得通守公发明制法，乃信有名。回粤在城西十三行自设隆记茶行……先是安徽绿茶常为行商所轻，自用通守公制法，乃人奔而我取。皖绿茶来粤，隆记则全行销售，人方危之。一日西商附洋舶来言，专购绿茶，求之他行无所得，次至隆记时，通守公适心动，约以晨方议价，及群商先后麇集，价定则争相采办，欢呼乃散，立致巨富”。
江有科是徽州歙县芳坑人，也是一个肯动脑子、善于总结且颇有儒风的徽州茶商。清道光七年(1827)，江有科写成了《徽州至广州路程》札记一册，详细记载了运茶所经的550余处城镇村庄的风情、距离、交通、费用等情况；甚至是何处可乘舟、何处当起岸、何处设关卡、何处不安全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记录。为了与外国茶商恰谈生意，江有科还写了一本接洽外商的札记，专记外国的语言、度量衡、交往礼节、生活风情以及等；甚至还将数百条常用英语用汉字注明意义和读音；这种被人称作“广州英语”的小札，对江有科与外商洽谈茶叶业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徽州茶：屯绿、祁红，出口称雄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屯绿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屯绿茶的创制以及畅销世界各国，完全是造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同时，屯绿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标竿！尽管屯绿茶创制的时间在业界是各家说法不一，但总括起来；第一、屯绿是在松萝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屯绿是经过复制过程的,制法比青茶更进了一步；第三、屯绿之得名是与大量销售到世界市场分不开的。
《中国名茶志》对“屯绿”的介绍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精制茶分珠茶、雨前、熙春3个种类。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道光年间，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同治年间，“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光绪11年（1885年）“皖南茶厘总局”详文称：“查道光年间(1821--1850),皖南茶引岁销五六万道(按：当时每引为120斤)；自同治年间(1862--1874),洋庄茶盛行,岁始销引10万余道。”根据《徽属茶务条陈》记载，徽州名茶是出口之大宗。1706年，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入英国。
又载，光绪年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所谓外销，即售给通商口岸的洋庄，由洋庄销往国外，因此又称洋庄茶。洋庄茶多以箱装，内有锡罐，外饰彩画，装饰精美。
徽商外销茶初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所以称“漂”；因为价格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又谓之“发洋财”。绿茶外销茶还经澳门，销往欧美或直运香港；售给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的订单中，有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在国外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的地位。1820年以后，屯绿茶的“熙春”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光绪年间的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据民国二年(1913年)资料统计，全国制茶工场为703家，其中，安徽较大的制茶工场则为97家；这些工场设在屯溪、祁门、歙县、休宁四地。抗战以前，徽州6个重点产茶县，有祁门、至德、休宁、歙县、绩溪以及石埭、贵池等；有小规模茶号649家。传统茶商只有一小部分，其余茶号概为新设；新茶号中还有集资经营资本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额小，靠沪、浔等地临时贷款，向茶农收购毛茶，在设备极其筒陋的手工工场中制成精茶；然后运到九江、上海，由茶栈转手售给外国洋行。明代，徽州商人已经将各种徽茶运销汉口。史料记载：“祁门茶溯江而上，四川茶顺江而下，麇集于汉口”。尤其是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大多为晋商所垄断；如清代学者王先谦所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并由此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性茶叶商路。
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市之一，也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叶集散地；亦有汉口茶港之美誉。但是，汉口本不产茶，它主要依托湖北、湖南以及安徽、江西的大量茶叶支撑着这个国际茶市。然而，汉口茶市的经营茶商却是山西商帮、徽州商帮、广东商帮、湖南商帮、江西商帮及本地商人，号称汉口六大茶帮。《清史稿?食货志》对中国茶叶的海内外市场有过这样的描述：“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当时，“祁红”经汉口输出俄国的主要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汉口出发，经汉水运至襄樊、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进入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再分销蒙古、新疆等地。另一条是从汉口顺长江而下至上海，转运天津；再由陆路运至恰克图转输西伯利亚。京汉铁路通车后，汉口的茶叶输出又增加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途径，即通过铁路运至华北，再由驼队输往蒙古和西伯利亚。
清咸丰八年（1858），根据清廷与英国天津条约，汉口、镇江、九江成为长江三开放口岸。外商频至，茶叶大宗出口，当时九江驻有法（汉口兼）、英、日、荷、美、俄（均上海兼）领事。此时，在汉口经营茶叶的徽州商帮，不仅人数众多，销售甚好，而且是颇有声誉及影响。如徽州绩溪人胡桂森，在汉口创业多年，除了开办多家酒店外，还利用家乡产茶的优势，开设了“胡元泰”茶庄；因为茶价便宜，质量也好，而且品种亦多；凭此一枝独秀的优势，其茶、酒业务几乎垄断了汉口的市场。胡桂森的生意红红火火，店名声名享誉武汉三镇；以致民间有“胡桂森武汉半边红”的说法；他也被选为武汉市总商会会长。
清光绪十年(1884)3月28日的《申报》记载：徽州茶商在九江“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清末民初，曹耆瑞、曹继发父子在汉口开设瑞馨泰茶号五爿，成为武汉三镇的茶叶巨商。1900年，《湖北商务报》(第38期)刊登有《祁门茶事》一文记载：“祁门地方向以红茶为生意之大宗，然专售予俄人……”1916年《协和报》曾刊登有《汉口茶业状况》，文章说：“汉口茶业向分两湖市与祁门市其货多，其销外洋而销于俄国者最多。”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汉口茶市衰落，红茶贸易中心由汉口转至上海。祁茶运输，先用小船(每船不超过60箱，船价36元)由闾江经江西景德镇运至饶州，每箱运费约6角；再改抚州大船，用小轮拖载，出鄱阳湖而达九江，小轮拖载每箱约2角，抚州船费每箱3角；由江轮运至上海，每箱运费约1.1元。以上运费，祁门至九江由茶号自理；九江至上海，沿途报关手续、上下驳力、火轮运费，均归各放汇茶栈的九江分栈代办茶叶售出后，由上海茶栈在售价内扣除。祁红茶改由陆路运输后，由公路局于境内各产地汽车站，经芜屯公路运至宣城火车站，换装江南铁路货车运至南京尧化门，转京沪路至上海。红茶经销手续全由茶栈代理，茶栈取样与洋行议定价格，货样相符即可成交。
在中国出口红茶中，祁红占有重要地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中国红茶出口总量890吨，其中祁红2488吨，占27.89%；翌年，红茶总输出9820吨，祁红占26.67%。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祁红茶外销业务一度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经营；此时，输往俄国的祁红数量大增，茶价亦较战前上涨约20--60%。祁红茶外销而使中国外汇收入增加，为战时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民国二十九年后，复归上海茶栈经销；主要销往英国、美国、法国、苏联、德国、荷兰、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大宗，占出口量一半以上。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祁门红茶等徽州茶叶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可以说，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历史，其实是世界霸主兴衰交替的历史；而徽州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不仅证明了徽州茶的品质，也印证了徽州茶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祁红、屯绿以及其他茶类的外销贸易，均由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和安徽省茶叶公司组织运销国外。此后，徽州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却是另一番精彩与辉煌！
结语
一千多年来，中国茶借由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早已“播种”全球，成为世界感知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更成为中外商旅往来、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媒介。当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为中国茶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机遇。
明清时期，中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外交往在地域上已经突破了沿海地区，开始向内地深入；英、美等国家对中国内地所产绿茶的巨大的需求，为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茶适时地抓住了机遇，徽州茶也赶上了好时机；而徽商携其在茶叶资源上的优势加入到中外经济交往的洪流中；徽州茶更是凭借其优良的品质，迅速地占据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推动了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徽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清前期中英之间绿茶贸易的成功经验，以及清晚期祁红及其他徽州茶销售海外的业绩和事例，应该值得今天的茶人认真思考并镜鉴。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2020年，联合国确立了中国主导的“国际饮茶日”；这无疑为中国茶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径；这也是徽茶乃至中国茶走向世界的新机遇！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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