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外国人喝咖啡大不相同，特别是茶道中的茶，是作为天、地、物品与人的统一过程来看待的。所以，无论辨茶之优劣、产地、加工、制作、烹调，不仅要符合大自然的规律，还包含美学观点和人的精神寄托。
在现代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已可以分析出各种茶的化学成分、营养价值、药物作用，而古代的中国茶学家，是用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和人的自身体验，从灵与肉的交互感受中来辨别有关问题。所以，在技艺当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包含了人们主观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寄托。
从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上说，其成就甚至有超过现代之处。
茶，在中国人看来，乃天地间之灵物，生于明山秀水之间，与青山为伴，以明月、清风、云雾为侣，得天地之精华，而造福于人类。所以古代真正的茶人，不仅要懂烹茶待客之礼，而且常亲自植茶、制作，课僮艺圃。即使没有亲种亲制的条件，也要入深山，访佳茗，知茶的自然之理，从汉王课僮艺茶，唐代名僧广植茶树，陆羽走遍大江南北，太湖东西，朝攀层峦，暮宿野寺、荒村，一直到明代茶人自筑茗园等，形成了这种实践的传统，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茶学大师庄晚芳先生，既是自然科学专家，又皆通古籍，既明茶理，又懂其中的蕴藉。所以，中国茶艺中第一要素便是“艺茶”，无论评名茶，择产地、采集、制作，均需得地、得时、得法。
《茶经》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次者生黄土”。这是讲茶的土壤条件。又云：“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者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缀，性凝滞，结瘕疾。这是讲茶的其他自然环境和采摘时机，而这些条件多在我国南部气侯温润、环境幽静的名山之中。于是茶的生长条件本身决定了它天然要与风光名胜之区相伴。中国茶人深深了解这个道理，从选茶开始便重视契合自然。
唐代由于皇帝爱喝阳羡茶，皆以阳羡为佳。其实，当时名茶产地已经很多。最著名者，一是集中于风景秀丽的巴山蜀水之间，二是太湖周围的著名风景区。
陆羽将全国盛产名茶的三十一州加以评定，其中八州在今四川境内，占四分之一。当时，蜀中贡茶已达上百种，最著名者有蒙山茶、中峰茶、峨眉茶、青城茶、峡川间的石上紫花芽、香山茶、云安茶、神泉小团、明昌禄等，而蒙顶石花号称第一。巴蜀多文人，唐人重诗歌，经诗人吟咏，巴蜀之茶愈为世人推重。浙西的常、湖二州亦多产名茶，最有名者称顾清紫笋。此地滨临太湖，山水佳丽，流泉清激，既得气侯之宜，又兼水土之精。中有杼山，多佛刹精舍，陆羽曾为作《志》。兼陆羽及皎然等正是在此处奠定了中国茶道的格局，顾渚茶更为人所重。
宋代继南唐于建州北苑大造贡茶，北苑名刹毗连，茶好，水也好，加之朝廷推崇，名声大振，但贡茶制作过于艰难复杂，又加入龙脑等香料，故真正的茶人并不以为佳，即便建州民间斗茶也不以腊面龙团为之。于是，不少茶人访名山，寻佳茗，日注茶、蒙顶茶、宝云茶等茶被视为真正上品。
明人崇尚罗岕茶。隐栖于山中曰“岕”，“岕”字，今通“芥”字，相传有罗氏者隐于武夷山，因得罗芥之名。明代文人好武夷茶，多因同好武夷之景。茶痴朱汝圭，每年入罗芥访茶，六十年如一日，此山又有明月峡，吴人姚绍宪自辟小园，其中植茶自判品第。由童年而至白首，始得其玄诣。据他讲，许次纾所著《茶疏》，便是因姚绍宪将终生试茶秘诀都告知许氏方有此著作。许氏逝世后又“托梦”给他，令其将《茶疏》传布，姚氏因而为之作序。有此一段神话般的故事，武夷山茶更令人传颂。明代被人重视的好茶，还有歙州罗松茶、吴之虎丘茶、钱塘龙井茶、天台山雁荡茶、括苍山大盘茶、东阳金华茶、绍兴日铸茶等。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名茶，常在好山好水间，又得茶人品第，文人传颂，方为人所重。仅选茶一节，既包含了科学道理，又有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凡物契合于自然方算真好、真美，中国茶艺由选茗开始便体现了这种自然观点。
好茶，还要采摘得时，制作得法。
唐人采茶时间要求不严，谓阴历二、三、四月均可采。宋以后，对采茶时间要求严格，常以惊蛰为候，至清明前为佳期。天色主张晴日凌露之时，如果茶被日晒，则膏脂被耗，水分又失，不鲜且失精华。采茶用指甲，不用手指，以免被手温所熏染，为汗水所污。唐人对茶芽不大拣择，挺拔者即为佳。宋以后拣择甚精，以芽之形状，老嫩分别品级，一般说，芽愈嫩茶愈佳。一芽为莲蕊，如含蕊未放；二芽称旗枪，如矛端又增一缨；三芽称雀舌，如鸟儿初启嘴巴。真所谓未见其物，先闻佳名，使人油然生出喜悦之情。中国茶艺，未施术而先有美韵，非古老文明国家是难理解的。
好茶需制作得法。
故制茶又是茶艺要害，唐代制茶已相当考究。唐代制作的茶有四种：觕茶、散茶、末茶、饼茶。觕茶类似现代茶砖，储运方便但不精。散茶经焙烘后立即收藏，如现代散茶，但在饮时需研磨成末，类似日本茶道所用末茶。这三者，主要是民用，觕茶主要供边疆民族，散茶与末茶流行民间。但作为茶艺，均难取得艺术效果，故陆羽着重改进饼茶。而其他诸品因饼茶的驰名，唐代中后期已流行日稀。饼茶原为荆、巴间制法。陆羽主张只取春芽，以蒸青法杀青，然后捣为泥，以圆模拍制成饼，最后穿孔，串为一气，温火焙干，收藏备用。饼茶既有末茶使用的简便（因古代要将茶末与水交融共饮），又便于保存，所以自此大为流行。由唐代中期直到明初，领导中国茶艺五百余年。
宋代因贡茶把饼茶作得过于精细，虽表面好看，却反失茶的真味。茶道本应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失去物质本来面目，艺术精品亦显得造作。但从艺术角度，亦不失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创造，故仍有介绍之必要。
宋代贡茶以龙团、凤饼为名，是以金银模型压制的饼茶，又称团茶。宋代团茶去掉穿孔，研制多次，细腻美观，再加龙脑香料，外附腊面，光泽鉴人。大龙团一斤八饼，小龙团一斤达二十饼。名为团茶，其实有各种图案。龙、凤团皆为圆形，龙团胜雪为方形饼，白团为六角梅花形，雪英为六角形，宜年室玉为椭圆形，太平嘉瑞似白团面大，端云用龙似大龙团而小，万春银叶为六角尖瓣形，长寿玉圭下方而上圆……每饼皆以龙纹、祥云、彩凤为图案，历朝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武林旧事》曰：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銙。进御只百銙。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蒻，裹以黄罗央袱，巨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芨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水芽所芽所造，一銙值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
欧阳修《龙茶录·后序》云：
茶为物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叙所谓上品龙茶者也。盖自君谟（注：即格襄，宇君谟）始造而岁贡焉。仁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唯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框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至嘉佑七年，亲享明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予，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大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一获赐。
以欧阳修之职位，二十余年方得皇帝赏赐一饼，可见龙团之精、之贵，实比珍宝更为难得。苏轼则比欧阳修幸运多了，曾多次得到小龙团，所以说：“小团得屡试，粪土视珠玉。”一倚茶饼值数十万，拿珠玉与之比，自然与粪土一般了。然而物虽至精，但过于奢侈，便不合我国茶道养廉、雅志的主旨了。但宋代龙团凤饼工艺确有值得研究、发掘之处。今之坨茶、砖茶皆使大黑粗，虽实用但确不美观，若能吸取宋人工艺加以改良，岂不更美！
元代北方蒙古族对过分细腻的文化难以接受，游牧民族喜砖茶，民间则多用散茶。明代正式废除团茶，这也算朱元璋体谅民间疾苦的一项功德之举，而散茶、末茶、砖茶皆流传下来。明清半发酵的红茶类出世，茶的色、香、味能得到更好地体现。花茶也应运而生，由于符合北方人，特别是京师的饮茶习惯因而大为风行。
应当特别指出，古人制茶既是生产过程，又当作精神享受，是从制茶过程中体验万物造化之理。所以从起名到制作，皆含规律和美学精神。
而许多文人饮茶，有的临时采集，有的以半成品重新加以研磨、烤炙，从中体验自制自食的妙趣，便更富实践精神。
中国是茶的故乡，不过在古代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受到地域的影响西部地区是不产茶的，但是日后通过不同民族的交流和贸易的不断探索，最终通过条条古道来到了西部地区。从青海穿境而来的茶马古道，使得这里的饮茶之风千年不衰。成为特殊的青海文化。
俗话说：“西宁人是茶罐罐，门源人是油蛋蛋。”青海虽然不产茶叶，但人们对茶叶的钟爱，丝毫不比南方人差。有的地方对于茶叶的依赖，甚至茶乡人都要逊色三分，那种情深意浓的执著，令人吃惊。青海人的茶水缘，实际上是难以割舍的另类乡愁，承载了太多的民风民俗。
城里人注重茶质。讲究礼节的老西宁人，特别注重茶叶品质的地道。茯茶，也称砖茶、青茶、边销茶等，以湖南益阳产的茶叶发酵适宜，紧压瓷实，色正味香，视为正宗。它是一种适宜高寒地带热饮的紧压粗茶。民间把热饮的茯茶俗称熬茶。
茯茶原指旧时边销专卖茶的“附茶”，《碾伯所志·税赋》载：茶商贩运的茶不得私卖，要全部交给当地的茶马司，由茶马司出面换马，茶商只挣到脚钱，无大利可图。朝廷为鼓励茶商，遂给予优惠政策，“商民运茶，每茶千斤，准附茶一百四十斤”。茶商可将这些“附茶”自由出售赚钱，故“附茶”流通于当时的市井。
过去老西宁的北大街、东关、多巴、镇海堡、丹噶尔等地，曾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之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以后，“附茶”在产地又讹称为茯茶，又将专卖茶的简称“专茶”，因其型而称为“砖茶”。继而又合称为一个名字，叫“茯砖”了(见《青海花儿词典》)。
此外，还注重茶具。茶盒，要严密扣紧，外观漂亮。茶碗、茶盘、茶壶，必须是细泥精致的，或碎花或纯白，添茶续水时，还要有小巧玲珑的茶漏子，这些要配套成龙，显得高雅华贵。再次，水要纯净。不少人家专门到郊外取纯净的泉水。城里人大多是品茶，讲究茶品，瓷器、用具，边把玩边品味，尽管是熬制的茯茶，但也悠闲地慢慢品味。
若是遇上喜事，往往会在茶碗里放上四枚泡开的红枣，再倒上热茶，双手敬给客人，谓之四红四喜“枣儿茶”。给儿女亲家、丈人、舅舅敬茶，茶碗里放上六枚红枣，谓之“六连大顺”或“六喜鸿运”。给老人敬茶，茶碗里必须放上八枚红枣，寓意“八福长寿”。
给客人续茶，讲究先端过对方的茶碗，再倒茶然后双手端给客人。平时，若是主人家正在喝罐罐茶，恰有客人来，往往会毫不吝啬地以尕砂罐的熬茶待客人，主人往往会双手接住客人的茶碗，口里劝道“这个碗沏上，这个碗沏上”，哪怕自己少喝也要替客人续茶。
罐罐茶，就是以大通桥儿沟自产的粗陶砂罐内加注清泉水熬制茯茶，它的里外都是密密麻麻不透风的小窝窝，里面先放上老茯茶，再佐以生姜、花椒、草果等“热物”，后撒入青盐，荆芥、薄荷，烧滚后文火慢熬，以量少味足色浓而著称。青海人给客人端茶的规矩是，倒上茶水的同时，必须端上馍馍，否则就会被人笑话：“端茶没馍馍，做人不牢靠”。
庄稼人难舍酽茶。勤劳的庄稼人天不亮就披着羊皮袄出门，或是赶着毛驴到大山送粪，或是扛着铁锨去盖野灰，劳作一天直到太阳一树高，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一路上想着的就是回家美美地嘘上几口酽茯茶，再躺在土炕上喘口气。他们一进家门，便闻到特有的清香味儿在农家院里四散飘扬。干咳几声，告诉家里人“我回家了”，紧接着不待张口就是要喝可口的酽茯茶。
女人们赶紧把早已准备好的茶罐罐和尕茶碗端过去，再把青稞面干粮端上。男人们会歪着嘴对着尕茶碗长吹一口气，吹去浮热，再美美地喝上几口，润润干涩的喉咙，惬意地闭着眼睛斜靠在土炕的被子上，回味着酽茯茶独有的香味。花儿里这样唱道：“茯茶嘛滚成个牛血了，我当成隔年的醋了;心里的亏枉哈不憋了，给我的连手们诉了。”
老人们钟情罐罐茶。过去，小媳妇们大清早首先要把滚烫的罐罐茶倒到尕茶碗里，双手端到老人们面前，再摆上青稞面馍馍，供老人们“吃涮口茶”。有条件的人家还要再调入犏牛奶子，炖开后就是汉家的奶茶了。
犏牛，是高原上牦牛和黄牛杂交后所生的第一代新牛种。犏乳牛产奶量高，奶水浓稠，蛋白质等营养丰富。奶茶，全凭尕砂罐的味道，使用久了，茶罐里就会长久地存在一种独特的奶香味，据说茶味早已熬进了罐体四壁上的孔里了。一时没有茶叶，就在老砂罐里炖上一壶开水解馋，也能过过茶瘾，那开水里竟也有一股奶香味哩。
穆斯林讲究“刮碗子”。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穆斯林同胞，十分讲究喝碗子茶。碗子是人们喝茶的茶具，民间俗称“三泡台”。即一只直径二寸左右的细瓷碗，上面是一个配套的瓷茶盖，碗下面是一只和碗同样尺寸的细泥小托盘。
这种三件套是细泥烧就的，要颜色纯正，质地细腻，鲜亮光滑，以景德镇的为上品。喝茶时，碗底要放上适量冰糖，再加上大红枣和葡萄干，适量的核桃仁、甜杏干或甜杏仁，玫瑰花或黄菊花以及本地产的枸杞子。待茶泡开时，清香四溢，甘甜可口，红黄绿白各色夹杂其间，讲究的就是一个色香味齐全。
据说，无论男女，刮碗子的人们，由于长期得以佐料滋补，面色红润，皮肤细腻，的确有不少阿娘是美女哩。在家里陪客人喝茶，还要摆上细白面精心制作的盘馓、金黄油亮的油香、近半尺厚虚若面包的锅盔、蜜馓、瓜子糖果等，别有一番风味。
刮碗子，首先讲究姿势，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按茶碗的外延端起茶碗，用无名指和小拇指把下面的小托盘托住，再从碗和盖的缝隙中徐徐吸饮茶水。也可用左手轻轻斜拿茶盖，顺着碗沿边刮边喝。其次注重品味，不能出大声猛喝，也不能两口喝干，只能轻轻吸，徐徐饮，慢慢品。否则，会被人小看，“活像是老牛吸食着哩。”
清真老茶园，则更讲究泡茶的佐料要正宗，冲茶的开水要滚烫，跑堂的伙计要花泛，他们来回脚步既轻又快，会边倒水边吆喝：“来了，牡丹花的开水来了!”我记得那时一只碗子两角五分，再要一角钱的一盘瓜子，可以在茶园里泡上一天。
老西宁城里也有较为高雅的茶园。请人喝茶，是曾经的时尚。20世纪50年代，老西宁城西关桥东西两侧，北门外的香水园，南门外、东门外的不少地方，都有规模不同的茶园。进入茶园喝茶，在当时是一种奢侈，因为普通人家一般不会跑到外面喝茶。钻茶园的，不是殷实人家的主儿，就是南来北往的生意人。
学者鲜仁杰着重介绍了穆斯林在女儿出嫁前父母亲的支茶习俗。他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崇尚卫生整洁，礼仪有加的民族，茶文化内涵也很深厚。
订婚后经过送问包(提亲)、送茶包，送彩礼后，男方就选择吉日良辰完婚(一般选择主麻日即星期五)，女方会在男方迎娶前一天即星期四，邀请女方的亲朋好友来家中喝茶，称为“添箱”，邀请女方众多亲戚添礼，添钱物之类贺喜。
届时，女方备香茗及丰盛佳肴款待客人。餐毕，众宾客陆续离去，留下女儿的舅舅、舅母，姨娘、姨夫，姑母、姑父，再备香茶菜品，气氛隆重，即将出嫁的姑娘坐在大炕的后墙角处，听取最后的家训。
这个程序就是突出饮茶为中心的支茶。父亲首先发言，对姑娘言道，我和你母亲十分看好亲事，祈盼姑娘嫁过去后和婆家人和睦相处，孝顺公婆。接着母亲和众亲相继告诫姑娘到婆家后好好做人，要得到婆家众亲戚交口称赞有好口碑。
同样的支茶仪式也在男方家几乎同时进行，只不过场面和人数没有女方家这般隆重。支茶活动，其实质就是以品茶为平台的一次集体家训，是对儿女成人后父母亲和众位至亲共同的一堂人生课，语重心长，意义深远。不少家训甚至成为儿女的人生座右铭。
土族庄重的喝清茶。土族是生活在高原农业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的喝茶，也十分讲究。若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们认为“客到福到”，把客人尊为贵宾，热情款待，十分看重敬茶。认为客到不敬茶是对人的大不敬。
首先，茶叶要正宗的好茯砖，开水要洁净的山泉水，佐以青盐、花椒、姜皮，不少人家置有专门的红铜罗锅熬茶，茶水味道纯正，甘甜爽口。其次，敬茶之前，先端上富有土乡风味的面点锅盔馍，一层一层用清油涂以姜黄、红花、苦豆粉等，层层卷起团圆再烙熟，从横面切开，则花花绿绿，散发着面香味，煞是诱人。
茶要喝足，一碗接一碗，诚恳实在。稍后，又会敬客人品尝“背口袋”等风味面食。背口袋是一种在生面饼里卷入野菜萱麻作为内馅的面食，其状如乡下人背的口袋，然后放在铁锅里烙熟待客。当地人须提前将野菜萱麻敲打抖虚洗净并和上调味品，刚出锅时，一个个卷为圆口袋状的面卷儿热气腾腾，散发着香喷喷野味儿，用茶水就着吃，分外清香。
一些饲养着稀有的白牦牛的人家，还会烧滚浓浓的白牦牛奶茶以敬客人，则回味悠长，余香不绝。土乡人传承着爱茶和以客为尊的茶道，他们不仅贯穿在生活中，也浸透在文化里。
土乡“花儿”的“老爷山令”就有咏茶结尾的固定唱词：“尕罐罐儿，煤疙瘩儿，一卦拣着来呀，我的黄花姐儿呀，尕妹(阿哥)把你想着，尕妹(阿哥)把你想着——”说的是过去为了招待相思的恋人，在火盆上架起用小煤疙瘩笼起的火堆，旁边烤着炖了奶茶的尕砂罐，在苦苦等待恋人到来，发出了如泣如诉的渴求之声。这种文化特色和内涵，恐怕是别处所没有的。
蒙藏牧民的酥油茶。青藏高原是蒙藏牧民的天堂，宝蓝色的天空，白绸子般的云朵，数不清的牛羊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撒欢，一派诗情画意。草原上也有特色浓郁的茶文化。牧民喜饮茶，须臾离不开奶茶。
花儿云：“清茶不喝了奶茶喝，渴死了凉水嫑喝。”无论是待客还是自己解渴，都离不开奶茶。藏民喜喝牦牛奶茶，而蒙民则多喝马奶茶，它们香气氤氲，各有千秋。
进入黑牛毛帐房或是白蒙古包的客人，皆被视为上宾，恭敬有加，热情款待。入帐后，先要给你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奶茶。此奶茶非彼奶茶，茶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奶油，人们会轻轻嘘口气，将油花儿吹向一边，再喝口奶茶，顿觉神清气爽，周身暖和。有的人家，还会拿来黄澄澄的酥油，挑一块放入客人奶茶碗里，则满碗是奶白和着油黄，奶香夹着油香，喝一口，味道醇美，奇香满口，脾胃温暖，那种享受，就是天堂里才会有的。
当然，喝茶之后，就会端上手抓羊肉和青稞炒面(藏族叫糌粑)，真心诚意地款待客人。牧民十分注重茶碗，大多是细泥烧制的细瓷龙碗，金龙盘绕在茶碗的外面，云腾雾罩，金龙出没，气势磅礴，显得雍容华贵。
一般是先敬客人喝茶品味，待奶茶喝至半碗时，将酥油和白糖放进剩余的奶茶搅匀，再把炒面抓到奶茶里，用左手端碗，以右手的中指徐徐搅拌，拌匀后再用整个右手五指并拢顺时针沿着碗边旋拌，边拌边捏成棒状入口，绝无炒面散落碗外，拌技的纯熟、精湛，令人叫绝。
这种用奶茶、酥油、白糖搅拌的青稞炒面则香味满口，其型两头呈尖形，汉族叫“尜(ga)儿”，再用牦牛奶茶就着吃，余韵不绝，真有点舍不得下咽的感觉。用尕龙碗拌的炒面，其实是适可而止的，因为后面还有手抓羊肉哩。
羊肉之后，是高原牦牛奶做的酸奶。牦牛奶子制作的酸奶，几乎凝结成块，醇得像豆腐块一样可以用刀叉切开和酥油奶茶就着吃。这种茶文化，寄托着浓浓的人情味，极为适应青藏高原高寒的冷凉气候，营养丰富，口味纯真。牧业区的吃吃喝喝，纯粹天然，绝无污染，“人间难得几回闻”哪!
惜茶爱茶的民间习俗。过去人们受生活水平制约，长期以来养成了惜茶爱茶的优良习俗。20世纪50年代，两只藏羊才能换一块正宗茯砖茶。民间有着“宁舍千军万马，不舍涎水把把”之说，涎水把把，就是假设茶水有把儿，指喝剩下的残茶。先是把熬过的残茶叶，舍不得丢弃，晒干后收集在一起，用手推磨碾碎，再和新茯茶一起熬茶，自有一股别样的味道。
还有老人们喜欢饮茶后将剩余的茶叶放入口中咀嚼，好像在慢慢品味。尤其是奶茶里的残茶，更是舍不得丢弃。其实，这些习惯，恰恰是老百姓节俭自好品质的反映，是一种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传承。
茶叶的多种替代品。过去，青海民间还有一些喝其他饮品以代茶叶的做法，它们也是构成高原茶文化的内容之一。
喝莨芭茶。笔者小时候见过，这是一种生长在阳面山坡的土崖下面的植物，叶片较小，其茎较长，匍匐在地面，好像开着碎小的白花。老人们在它刚刚开花时随手拔下，聚拢后晒干，当作茶叶一样在泉水中熬煮，淡淡的类似咖啡色，然后再加上花椒、生姜，最后放入新鲜的荆芥、薄荷，居然也有一股香味，据说也能解渴、提神。
喝麦茶。这是把小麦或青稞的颗粒放入铁锅用文火慢慢炒熟，待到颗粒炸开花后再略一炒作，挖出彻底晾干。再拿手推磨将炒熟开花略有焦意的颗粒碾碎即成，民间叫麦茶。它的熬法，也和熬茶相类似，区别是不要久熬，待到锅里飘出带焦性的麦香味即可放入青盐、荆芥、薄荷，略一滚沸，汤浓味香，即可舀到茶碗里开喝了。麦茶很浓香，一粒粒粮食的碎片咀嚼起来，确实很香。不过，对于节俭的农人来说，喝麦茶的机会不是很多。直到现在，麦茶仍然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哩。
兄弟民族难舍的茶包儿情愫。青海人独特风俗中的“定亲”，在茶文化中多有反映。“花儿”：“日头儿上来者饭罢了，定亲的茶包儿送了;多人的伙儿里认下了，我俩的缘法儿重了。”因受地域、民族的影响，土著各民族的定亲，犹如五色光环，各呈异彩。
在河湟地区汉族中，未婚的阿哥借着传统的花儿会或重大活动，把“多人的伙儿里认下了”的尕妹穷追不舍，多方打听，然后由老人们正式聘请媒人“冰公大人”代表男方，带上男方的“茶包儿”和“讨婚酒”及男方家庭的重要人物到女方家“提亲”。
茶包儿，旧时为半包或四分之一包茯砖茶;讨婚酒，旧时为两个半斤装青稞烧酒。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后来演变为整包或二至四包茯砖茶，二斤或四斤瓶装优质白酒及给女方的新衣，都要用红丝线或红绸带捆扎，以示吉祥。
如求婚有望，则议选日子送“小酒”即彩礼，女方家长会当众开启讨婚酒，宾主共饮，否则，将茶包儿等原物退回男家。有的地方提亲，有送“头回茶包”和“二回茶包”之分，即在提亲之后，经女方允诺，再请媒人和男方头面人物给女方的伯父、舅舅、叔叔等各送茶包，亦称“挑果茶”，有的还在茶包内放上核桃桂圆等，以示喜庆。
一些地方，若是摆喜宴，须先上泡有红枣的“空茶”，即光是一碗热热的茶水，没有其他食物。也不再倒第二碗茶水。其后，用抹布重新抹净桌面，端上瓜子、干果等喜庆食品，给客人逐一倒茶，这是“头道茶”。之后，略作消停，收去干果，抹净桌面，复端上花卷、盘馓等，取新碗再倒上茶水，叫“二道茶”，主人热情掰开花卷和盘馓，敬客人吃喝。之后，才重新倒茶水，放大红筷子，按顺序摆上“八盘”或佳肴，预示喜宴正式开始。
平安、乐都、化隆地区，男方到女方家正式订婚时，除了茶包儿，还拿16个油包儿(内和青油的白面馒头)，衣物及成双成对的化妆品。送过了彩礼，双方可以称为“亲家”、“亲家母”。恋人们可由“地下”转为“地上”，满目流彩，春风得意。
若是小伙子瞅上了美丽多情的藏族姑娘，则要按藏族风俗也要带上茶包儿求婚。第一次到女家去，若是女方家长同意，则让小伙子吃煮熟的羊脖子，因其颈椎短小，筋骨坚韧，难以将肉吃净，寓意是考验小伙子的耐心和毅力，观察他吃肉的技巧，是否会过日子。如啃尽吃光，则过了考验关，否则，婚事未定，还有可能告吹。
好客幽默的藏族十分注重定亲。河湟地区土族、藏族，还将修建于四合院角房的羊圈打扫干净，内铺干草，四周用木板安置木桌，再将酽茶或奶茶酥油及丰盛的菜肴端上，也有藏式点心蕨麻油糕，藏式地莞儿包子，宾客坐卧皆宜，不受拘束，饮酒作乐。
土族的定亲叫“日吉勒”，男家须请两个媒人带上茶包儿、哈达、酒瓶、油包子等去女家求亲，如不同意，过几天后将所送礼物和新蒸的一盘油包子一并退回;如同意结亲，则将空酒瓶退回。定亲时，要由男女双方择吉日邀请媒人带礼酒，认定姻亲关系;返回时，由女家回赠两瓶定亲酒。事后，媒人说合家族内的老人喝定亲酒。定亲时，男方还要正式给女家拿茶包儿、针扎、毛巾、鞋袜、油包儿或花卷(16个)和用红布包裹的定亲酒。
世居青海的蒙古族提亲时，须由男方家长请媒人拿上茶包儿、哈达、“德吉”(酒和其他贵重礼物)到女家求亲。一旦答应，小伙子还要在媒人指点下再携茶包儿、奶酒、糖果、糕点，专程到女家向姑娘的父母敬献哈达，唱求婚歌，其歌词前半部分赞美女方父母，后半部分讴歌姑娘本人。歌罢，若求婚礼成，以马奶茶、鲜嫩手抓羊肉、奶皮、奶酪、糕点、糖果、烟酒等予以款待，正式订婚。
回族、撒拉族从提亲到定亲，也颇讲究。
一是请媒人，端上事先备好的两碟红枣和枣儿茶，告知做媒之事;
二是提话，媒人受托后到女家提亲，如允婚，则端上红枣和枣茶招待;
三是送茶包，男家向女家送茯砖茶和内盛冰糖、红枣、桂圆、果脯、葡萄干等物品的礼盒两个，均用红丝线捆扎，并对媒人以“双碗”(烩菜、米饭各一碗)招待后请其送达;
四是送催包，送茶包一周后，男方又请媒人向女家送冰糖两包，女家如允婚，又以“双碗”招待，并向男方回赠糖果包，俗称“倒果子茶”，男方即请亲友品尝，正式告知联姻;
五是认门，男女双方家长拿衣料或给女婿的鞋袜同媒人分别到双方家庭认亲;六是送聘礼,一般送衣料几件、茯茶两包、羊肉方一个、红枣一升和大米一升的茶盘米盘各一个、戒指、手镯、梳妆用品等;七是送鲜果，由男方给女家送鲜桃杏200个尝鲜，女方回赠鞋袜，斋月男方还要送“开斋礼”。
土族的迎亲，别具风趣。娶亲前一天，男方通过媒人向女家送茶包儿、“麻泽”即羊肉或猪肉若干斤，血肠、面肠各1段，均供女方家送亲禧客用。民和的土族，男方要请媒人用驴驮上茶包儿、羊腔子和48个大馒头送到女家。
女家阿姑们迎上去接受礼物，边唱边舞，退至门前，跑进家并关闭大门，唱起迎亲歌“唐德格玛”，等男方来者巧妙应答后才开门请进。等客人进门时，又从门顶泼水逗笑取乐。
至酒酣之时，娶亲人亦一同唱歌跳舞，直到鸡叫。待鸡叫二遍时，女方开始给新娘梳洗打扮，穿新婚服装。接着在堂屋柜上依次摆上经卷、柏香、佛灯、茯茶、牛奶、红筷子、羊毛、五谷等。待主持者将上列物品慢慢移动，娶亲人在堂屋门前唱歌跳舞，移动什么就唱什么一直唱到新娘上马。
青海蒙古族娶亲时，男方娶亲人拿着茶包儿等诸多礼品，牵着最好的骟马到女方家。受到热情款待后，由女方家的人观看新娘的外甥骑马跑圈，然后评论，感到满意后，由婚礼主持人“达玛勒”致赞马词，从马的身架、毛色、耳朵、四肢、眼睛、尾巴、脊背及马鞍，进行夸张比喻，极赞马的骏美、高大，马鞍的华丽。
然后由女方给马挂哈达，喂精料，此马作为翌日迎娶之马。迎亲日晨，新郎负弓带箭，与伴郎、媒人及亲友骑马赴女家。岳父要试探新郎的力气和灵气。待女方满意后，打开蒙古包门将新郎和娶亲人迎入。
新郎入包后先面北拜佛、拜火，再向岳父母敬献哈达、茶包儿等礼物和美酒，向亲友献鼻烟，请安。之后，女方设全羊席，双方祝酒。礼毕，双方男女以各种方式与新郎耍闹，将煮熟的羊脖子从中掰开，以检验其智力和体力，称“饮布浑察尔”。
青海人的茶包儿习俗，既是独特的茶文化，更是生动而纯朴的渐行渐远的民间习俗的生动画卷。
综观青海人难舍的茶水缘，其实是一种多元文化。它的表象特征和深厚内涵，都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茶文化。
一是青海是多民族地区，茶水缘顽强地保留了兄弟民族各自的饮茶习俗，体现了各个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辈辈传承。
二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表现民族特色的同时，还有一些共性的文化元素，反映在整个茶俗之中，兄弟民族之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交织互相融合的。
三是城乡茶俗，在共同的酽茯茶下面，各有其外在表现和不一样的文化内涵，更多地蕴含城里人和庄稼人各自的习俗。
四是青海地域辽阔，各个地区各有本地区的饮茶习俗，保留了一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出的细微元素，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明白。
五是喝茶必有面点，不少地方和一些场合还有“空茶”“头道茶”“二道茶”之分，“二道茶”之后，还上佳肴、美酒，崇尚大块肉大碗酒，豪爽大气，痛快酣畅。
六是无论婚丧嫁娶，都和茶水密不可分，简言之，几乎任何场合都与茶水相连。这些难舍的茶水缘，承载了我们难以割舍的另类乡愁。它们是中华民族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内涵更是不可割舍的乡愁的重要内容。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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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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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