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历代喝茶的方法各有不同，以宋朝点茶法最为繁难、复杂、奢靡和讲究。
宋代点茶法，简称宋点，即“以汤注之”，就是以沸水点注入茶盏。此等举手之劳，何言繁难?且容我徐徐道来。
宋代点茶不同于魏晋煮茶、唐朝煎茶、明清以降的泡茶。一是必先调膏。宋时不再将茶入釜煎煮，来人敬茶，需在碗里放入茶末(事前经过炙、碾、磨、罗)，注入少许水，搅动调和成像溶胶一样的茶膏，以备点茶之用。
二是听声辨水。凡喝茶，皆需侯汤，即等待水沸。唐代煎茶用鍑(即敞口锅)，可以直接观察到水沸的全过程。宋人别出心裁，弃鍑而用汤瓶。瓶不透明，只能“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南宋词人李南金曾赋诗一首：“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磁杯。”此乃声辩之诗：一沸，声如阶下虫鸣，又如远处蝉噪;二沸，如满载而来，吱吱哑哑的车声;三沸，如松涛汹涌、溪涧喧腾。这时候赶紧提瓶，注水入瓯，慢不得半步。
如何侯汤辨水，这首诗说的够清楚了。但有人挑出了毛病，质疑者罗大经，李南金之故友也。他说“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沦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移瓶去火”，以防汤水“过于老而苦哉”，想必是罗氏日常烹茶之心得。故赋诗以纠正道：“松风桂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瓶春雪胜醍醐。”(罗大经《鹤林玉露》)
我等粗俗，暗自思忖：不就是烧瓶开水吗?何至于这多说辞，这般匡正，搞得无所适从。然古人执拗，认定“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罗大经《鹤林玉露》)非要分出个一、二、三沸，听出水的细微变化，说出个真章来，玩的就是这种绝活。
三是注汤击拂。就是一手执瓶注水，一手以茶筅(一种打茶的工具，小炊帚状，多为竹制)击拂茶汤。注汤击拂是宋朝点茶法的重头戏。
检点宋代的茶事，离不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宋徽宗。这位把皇帝做到俘虏份上的赵佶，视茶事重于国事。风雨如晦，国事艰危之际，仍频频延臣赐宴，必欲以高超的茶艺“俘虏”群臣。他尤擅点茶，妙手工巧，存乎一心。徽宗有言：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箸之，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宋徽宗《大观茶论》第15节，点茶)
此乃《大观茶论》最为精彩之笔，后人称之为“七汤点茶法”，将击拂之轻重、快慢、指绕腕旋的手势，将注水何时多注，何时尚啬，何时少纵，何时急注，何时周回一线，讲的一清二楚。细细品味，点茶之法，点茶之乐，点茶之妙，点茶之神，尽在其中矣。每读至此，一场精妙的茶道表演如在眼前，让人不禁尖叫：这哪里像大宋皇帝，乃一“神级”“茶博士”也。
宋徽宗曾在延福宫茶宴群臣，让太监取来兔毫盏(建窑贡瓷茶具)，当众进行分茶表演。分茶是当击拂过程中汤花泛起时，用小勺子搅动茶水，令茶汤纹脉幻化出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等图象，状若绘画。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水丹青。此等注汤幻茶的技艺，瞬息多变，出神入化，乃点茶之胜景，追求的是更高的烹茶技艺和更美的视觉享受，深为当时的文士墨客所雅好。那位“嗜茶天子”自然深谙此道。但见他指绕腕旋，注汤击拂。往雅里说，曰“轻拢慢捻抹复挑”;往俗里说，叫用小勺子在茶碗里啪叽啪叽一顿搅。不一会，白色的汤花如堆云积雪，茶面上呈夜风吹拂，疏星朗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在宋徽宗眼里，点茶、分茶是高雅的艺术，无碍皇帝之尊严。他非常得意地对诸臣说：“此自布茶”。(《延福宫曲宴记》)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皆俯首山呼万岁。这种场面，让我蓦然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噫吁嚱，不知亡国之恨者，更有亡国之君。延福宫曲宴之后未几年(靖康1126年-1127年4月)，“二帝北狩“，即徽宗与钦宗俱被金人俘虏。靖康之耻，与茶无涉，罪在庙堂，罪在弊政也。
点茶后来沦为“龊茶”，确凿的说是我不曾料到的。南宋《梦粱录》载：“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是说彼时街司衙兵百司等人，挨门挨户，以点茶为名，表演茶百戏、水丹青之艺，强行索取钱物，污了点茶的名声。点茶法过分倚重技巧，夹杂了杂技杂耍的成分，走向异化，把喝茶变成“玩茶”。然而，无论怎样排解，我终是不愿看到这种“死乞白赖”的角色与点茶法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宋代以后，随着炒青替代蒸青，散茶替代饼茶，点茶法渐次式微，今失传久矣。幸有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等一批茶学著作，以及《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茗园赌市图》、赵孟頫《斗茶图》等笔意精妙的传神画品和苏轼、陆游等咏茶诗文，点茶分茶之状宛然在目，让我们得以回望史上最牛、最博眼球的茶艺。
【原题：宋点，想说爱你不容易。摘自2016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数千年来一直有其传承的历史脉络;然在历史的狂流冲击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知名茶人或是他们的名声，却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声名远播、神采奕奕的身影，都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可谓是人生之短，注释之长。历史如是叹息!
然而，一位哲人说过，再匆忙的过客，也或多或少会留下一抹身影。如是，回味抑或回忆也就由此产生……。
——本文题记
常鲁，字伯熊(生卒年不详)，安徽临淮人(今安徽泗县)。常鲁是中唐时期茶人，他与“茶圣”陆羽在唐时都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对陆羽的茶说颇有研究，并在发展陆羽茶学的同时，也写了有关茶叶功效方面的书，但遗憾的是未见传世。所以，常鲁在中国茶史的长卷中依然是名不经传，人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在不多的古藉中记载有他与茶的故事：如唐代的封演，宋时的陈师道、欧阳修以及清时的程作舟等人，他们在相关的著述中记述有常鲁烹茶的趣闻轶事。
茶有很多的别称，如“甘侯”、“森伯”、“清友”、“馀甘氏”等等。而“涤烦子”这个茶的别称就出自常伯熊。据《唐中史补》记载：监察御史常鲁公(即常伯熊)于唐建中二年( 781 年)，作为入蕃使判官奉诏入蕃商议结盟时，一日在帐蓬里煮茶。有一个叫赞普的人问他在烹什么，常伯熊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对此，清人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即指此也。”而茶的另一个别称——“馀甘氏”的故事，则是出自宋人李郛的《纬文琐语》一文，李郛说:“世称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时有竹林逸士，木下樵夫，莲花歌者，清蓉之姝，皆海内名士也。四人者，士，是指陆羽;樵，是指常伯熊;莲，是指谢杼山;姝，是指李季兰。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陆羽和常伯熊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了，尤其是常伯熊和陆羽一同推广茶文化，“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然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封演却是给予了陆羽和常伯熊一贬一褒。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讲述的是：御史大夫李季卿来到江南临淮，见到了常伯熊，惊为天人，看着常伯熊手口不停，说着茶名茶性，煎冲泡饮，李季卿非常满意。不久他又见到了陆羽，陆羽表演了几乎和常伯熊相同的一幕，李季卿却没有再一次感动，只是让奴子给了陆羽三十文赏钱。陆羽是日常交游名流，一直是清高自诩，而如此待遇，让他感到难堪，甚至认为是耻辱，回去后就写了一篇《毁茶论》。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撰定《封氏闻见记》应该是在德宗贞元以后。而陆羽是逝于贞元二十年(804)冬，享年72岁。封演和与陆羽是同时代人，所以，封演所记录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封演说常伯熊的茶道艺术表演，是阅读陆羽《茶经》后，模仿其中饮茶程式并加以艺术化，使之更适合表演，结果赢得了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赞赏，一时传为美谈。这里所谓的“茶道艺术”和时今的“茶艺”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饮茶时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术”，即品茗技艺。
《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刘晌在《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说“李季卿，丞相适之子也。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代宗时，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这样，人们就有理由相信，陆羽在为御史大夫李季卿煎茶后，非但没能得到御史大夫的称赞，反而是遭到了不屑一顾的嘲讽，真是造化弄人。尽管当时陆羽还没有“茶圣”的荣耀，可那《茶经》也是字字珠玑，总不至于被贬为“煎茶博士”吧?那么，当时的“茶博士”是指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唐人王敷撰写的《茶酒论》中，就已经已经说过“酒店发富，茶坊不穷”。其时，茶坊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而茶坊、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就是称“茶博士”。“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一种官职名。到了汉武帝时，“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且逐渐向专业方向发展。至魏晋之后，博士已经成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如任用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历博士、卜博士等。延续到唐宋时期，就将精通某一种职业的人称为“博士”。而民间也借用这个称呼来借指一切专业人士。当时，煎茶、点茶都需要很高的专门技艺，因此对茶馆的主人或伙计就称呼为“茶博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茶博士”的描写，如关汉卿《绯衣梦》第三折中有“自家茶博士，开了道茶坊着有甚么人来”的记载;而《水浒传》和《三言两拍》等也都有“茶博士”的描述和记载。想来，真是足有所长，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纵是御史大夫也难免臆断啊。所以，陆羽只能是愤愤地写下了《毁茶论》，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尝了。
对于陆羽的《毁茶论》，后人是有褒有贬，看法不一。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试茶》诗曰：“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特别是在《幽居》诗中还有“爱眠新著毁茶文”之诗句，着实是有些调侃陆羽的味道。当然，陆游还是很崇拜陆羽的。由于嗜茶，陆游曾仔细地研读陆羽的《茶经》，他以自己是陆羽的宗族为荣，并将陆羽“桑苎翁”的雅号移来借用。他在《安国院煎茶》一诗中写道：“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他甚至怀疑是陆羽托生了自己，以致在《戏书燕几》诗里写道：“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竟陵翁”就是陆羽，因为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之“竟陵翁”。
陆羽因茶艺表演受到羞辱之事，明代《花裹活》中也有类似记载：作者陈诗教说李御史自认为高雅，见陆羽是布衣，出身微贱且又矮又黑，且在煎茶时竟然是衣冠不整，故出言不谦且百般嘲讽，以至陆羽气得拂袖而去。陆羽潜心研究茶史，对于茶道也是十分精通，在江湖上亦是颇有影响，可他却没想到在自己声名大振之时遭此侮辱，所以他异常气愤地写下了《毁茶论》。这些描述和推测应该是有根据的。如有人说“季疵”是陆羽34岁时，受李季卿之辱后，取“季卿所疵”之意，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临淮人，对茶艺茶道有颇深的研究。同时，常伯熊应与陆羽相识并有交往。当然，还有文章称常伯熊对陆羽的茶学不仅仅是研究，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陆羽的茶学理论，而唐时的茶艺茶道也因常伯熊的推动而更加盛行。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所以，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就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使当时的茶艺成为了一项表演艺术形式。其时，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经过常伯熊进行加工“润色”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既然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所以“李公心鄙之”，而陆羽的表演又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也是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所以，李季卿自然就将陆羽视为“茶博士”且“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中国茶叶博物馆学者陈晖在《法门寺唐茶具文化内涵及渊源综考》一文中，对陆羽和常伯熊的茶道表演及特点作了比较，他说：“……很显然，常伯熊为‘富贵茶道’而陆羽是‘俭朴茶道’;前者浮华而赏心悦目，后者却朴实平淡，蕴含哲理。李公不识，足见浅薄之人也!《毁茶论》之说，显系后人编造，若陆羽如此不堪一击，焉得有茶道之道?!而且，也正是在陆羽不遗余力的推广下，才有常伯熊们的‘广润色之’以至‘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艺的几个问题》中，对唐时陆羽、常伯熊为李季卿表演茶艺一事予以了关注。陈文华先生认为，早在唐代，中国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为客人或贵宾进行表演。尤其是常伯熊将陆羽制定的茶艺形式予以“广润色之”，即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有所提高，从而才导致了其时的“茶道大行”。另外，常伯熊在进行茶艺表演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程式，包括服饰、讲解和茶具等等。所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陈文华对陆羽写《毁茶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陆羽的茶艺表演不如常伯熊，所以才有了“李公心鄙之”的事件发生。而现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中有关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茶艺程式后而“润色”修订的。更有茶学专家认为：常伯熊既非官员(注：常伯熊是唐建中年间监察御史)，亦非平民百姓，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亦即黄帔、玄冠，是为高道冠服来看，当是道士。而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在中国茶道的形成过程中，以道家对其影响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所以说，常伯熊精于茶艺，且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润色之”，以致促成了唐代“茶道大行”，而陆羽所著《茶论》则是奠定了茶道的基础。这种分析也是可信的有道理的。
历史上，第一个用诗来嘲讽陆羽的人是宋代的唐庚：北宋进士唐庚能诗文、通世务、性嗜茶，曾撰《斗茶记》，记述了自己与同好斗茶于寄傲斋之情景。唐庚的《嘲陆羽》一诗载于《全宋诗》中，诗曰：
陆子作茶经，竟被茶所困。其中无所主，复著毁茶论。
简览傲长者，彼自愚不逊。茶好固自若，于我有所恨。
便当脱野服，洗盏为一献。饮罢挈茶去，譬彼浇畦畹。
君看祢正平，意气真能健。达与不达人，何啻相千万。
诗中的祢正平是汉末文学家，恃才傲物，善言性刚。所以，唐庚用他与陆羽进行对照和比较。
唐庚嘲讽陆羽，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尚属先例，尤其是他以诗所述且嘲之有三：一是认为著有《茶经》的陆羽不应该轻率地写什么《毁茶论》，这似乎有失他的身份;二是说陆羽太“简傲”，与茶人的“精、行、俭、德”的精神不符;三是说陆羽着野服实属不当。唐庚还说：陆羽不如祢正平之处就在于缺少一点“意气”，为人为学不应以“达与不达”为准绳。可以说，唐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陆羽在《茶经》中有明显的体现：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也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行为和俭朴、高尚的人。而唐庚批评陆羽太“简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然而，也有人为陆羽鸣不平，更有人提出了怀疑和质疑，说历史上的这件事不实，认为它是一个孤证，不足为信。总之，是为“茶圣”陆羽鸣不平。如清代钱林在《冯明府宬赠须溪茶》中说：“季卿宣慰尔何物，敢以博士轻嘲讪?”
中国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塑造丰满可信的陆羽》(致影视片《大茶今》编导)一文中说：陆羽“为人才辨笃性”，“为性偏躁多自用意”，既便他写过《毁茶论》，来个正话反说，不更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吗?寇丹先生还指出：“性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命运，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外界的不同刺激。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毁’字就去猜度他究竟写了什么，当然，这也并不损害他作为‘茶圣’的形象”。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另外，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艺术形式。如果说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并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那么，时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的。
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之于文献的表演型茶道的代表，因此，应该承认他的茶道表演艺术家、茶艺大师或是现代茶艺祖师爷的地位和身份。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江淮地区茶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至唐代时，安徽茶叶产量名列全国第二，而按照当时的排列，安徽所产茶叶的品质(名茶)也位居全国第三……。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常伯熊对茶的研究以及他在茶艺茶道方面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合情合理、亦是理所当然的。李斌城撰著的《唐人与茶》是近年来研究唐代茶事、特别是唐代饮茶总体概况的杰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唐代嗜茶，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且不局限一般饮用，而升华为一种富有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结晶就是茶道!”唐代的煎茶、奉茶程式是相当的严谨又是相当的隆重，流传于后世的“唐•宫乐图”所反映的就是古人煎茶、奉茶的一个场景。唐代又是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禅门与茶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达摩祖师面壁调心，以茶涤昏寐;如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使禅茶之风大兴。而佛门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则亲自订《百丈清规》并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等等。这些都是茶艺的最初形成，可以称之为“煎茶技艺”。
然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唐代宫廷还是民间或禅门，都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煎茶技艺”以文字形成并流传下来，所见到的只是散落于各种典籍中的片纸只字，这样的境况，或许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而不重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以后的历史上也都是不以茶艺为然，无论是宋、元时期的“点茶技艺”，还是明、清时代的“撮泡茶艺”，均被摈弃于正史及艺术殿堂之外……。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尽管“茶道”这一词语出现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权威的汉语《辞海》、《辞源》以及《国语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收入“茶道”这一茶学中十分重要且不应忽略的词条，以至于在一些茶书刊上甚至出现了“茶道”这个词是外国人发明，或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贻笑大方之说。想来，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遗憾。而茶艺大师常伯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也应该是一个遗憾。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茶是自然的、圣洁的;
茶是优雅的、纯粹的;
茶是温情的、清芬的。
文人之于茶，犹茶之于水。茶文化反映的诗一般的精神境界，常常通过诗词来表达。我国茶史上，向来有“茶兴于唐，盛于宋”之说。唐宋时期也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结下一种特殊的亲缘，饮茶、品茶、谈茶成为一种风雅之举，自然也蕴涵人生的旨趣。诗人们或借茶抒发胸臆，或以茶相互酬答，或独啜孤芳自赏，或茶禅洗涤尘心，总是在一片芳馨中孕育出无数佳作，成为茶文化中的奇葩。
唐代竟陵人陆羽，被世人称为“茶圣”，他撰写了我国第一部谈论茶的学术专著《茶经》。而他的诗写得极好!在他师父智积去世后，他写的一首怀念诗，透露出他的心志，也代表了一大部分茶友无欲无为的心情：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全诗没有出现一个茶字，却使人感到茶的高洁，茶的清雅，茶没一点富贵的气息，而从一丝丝的清香里，编织着陆羽澹泊的人生。陆羽的这种澹泊的生涯，给一些不屑在官场角逐，无意于市井竞争的士大夫们以极大兴趣，开辟了另一种生活天地。
把茶大量移入诗中，使茶酒在诗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嗜茶，《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白居易喜欢边品茶边吟诗：“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尤其茶助诗思、诗兴遄飞，令人击节赞叹。他的“或饮一瓯茶，或吟两句诗”的自适心境，同陆羽的澹泊都是异曲同工。茶就有自适的功能，往往成为闲时的“好友”。“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白居易的心境亦平展夷畅，此时将天地之甘露入肠，清心涤性，臻至物我两忘之境。而白居易的《谢李六郎中寄暑茶》诗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收到新茶后，马上煎汤逄煮的“馋劲”活跃纸面，正是对赠茶者最好的感谢。“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既赞许李六郎中对自己饮茶的关怀，也表白自己却有鉴赏茶质优劣的本领。读来亲切，却又风趣。中国茶文化所显示的情谊交流，正是通过佳茗和知友作为佳话。
苏轼是一位嗜茶爱茶之人。他写茶，也有“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以茶与美人相比。“人间谁敢更争研，半争红窗粉面”，人间似乎没有能比得上如此茶色茶花的，除非佳人那美丽嫩白的面貌。在中国茶史上，将茶与美人相比，似乎也是从苏轼开始的。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他足迹遍及各地，为他品尝各地的名茶提供了机会。其中：“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是杭州所产的“白云茶”;“千金买断顾渚春，借民越人降日注”是湖州产的“顾渚紫笋茶”;“未办报群青玉案，建溪新饼截云腴”是“月兔茶”;“浮石已士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是“焦坑茶”。而苏轼的《安国寺寻春》诗，“有病眼不羞云母乱，鬓丝强调茶烟中”。年老多病，烹茶自慰，茶烟袅袅，大不如“谈笑间，樯掳灰飞烟灭”，却是较为伤感。苏轼还写过《记梦回文二首》，属于茶诗中的回文诗。“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唾碧衫。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空花落尽酒倾缸，日上山融雪涨江。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诗人浪漫，梦中也在饮茶，既有小团茶，又有美女相伴唱，这样的意境，是诗也是歌，因而在梦里也激起了他的诗兴。千百年来，茶文化的诗词中，像苏轼这样的回文诗也仅此两首。
宋代诗人陆游一生写诗近万首，内容涉及茶的就有近二百首。并且他还谙熟茶的烹饮之道，他总是以自己动手烹茶为乐事，一再在诗中自述：“归来何事添幽致，小灶灯前自煮茶”，“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名泉不负吾儿意，一掬丁坑手自煎”，“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前”。在《渔家傲.寄仲高》里，缕缕茶烟，还思念着亲人：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悉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手足情深，远离家乡亲人，往往牵挂。陆游是最重情愫的，“行遍天涯真老矣”，他在外地，东望山阴，不觉感到年老矣。茶，在人们感伤的时候，不失为知己的伴侣。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以一幅墨竹图而家喻户晓，他是一个品茶好手，他善于把自己的诗情与茶意相融合。他说：“坐小阁山，烹龙凤茶，烧夹煎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间仙境也。”他的一首“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得到了不知多少文人的共鸣。
颜真卿在《月夜啜茶联句》中有“素瓷传静夜，芳草满庭轩”诗句，描绘了月夜饮茶的幽雅环境。杜牧的《醉后题禅院》诗，有“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这缕缕轻烟，却引起诗人的纷纷思绪，牵挂种种。刘禹锡的“诗情茶助爽”，司空图的“茶爽添诗句”，薛能的“茶兴留诗客，瓜情想戌人”等等，都是诗人的亲自体验，是吟出的心得。
凉凉的春夜，我手捧一杯“青山绿水”，把中国茶史上的文人茶人默默地数着，读着他们的茶诗。“茶熟香温且自看”，茶的滋味，使整个书房溢满氤氲。喝了一口茶，脑海中竟在此刻空了起来，只有那句“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隐约在何处低声吟唱。
【摘自2015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谢涛(四川都江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