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和茶文化历史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期间召开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现场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正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我国唯一以茶为名的湖南茶陵县召开，特别有意义，令人感慨系之。回首40年，岁月峥嵘，天翻地覆，成就辉煌；展望未来，时代鼎新，弄潮逐浪，更上层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也饱含着中国茶人的梦想，那就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如今中国发展的航船驶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茶和茶文化更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贡献智慧和力量。

 

▲十二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在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发言

 

中国茶人最切肤之深的感慨就是“国运盛则茶运兴”，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蓬勃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

（一）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兴衰起伏，茶运同此凉热。

 

中国茶人颇为自豪的口头禅：“唐宋元明清，自古喝到今”；“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茶的甜美苦涩其实并不相同。中国茶和茶文化历经数千年，有过辉煌，也曾遭受磨难和衰落。

 

 

择其要者，数千年的中国茶和茶文化发展史，曾出现过三个高峰时期，也正好与国运鼎盛的轨迹相合。

 

第一个是汉唐时期。西汉前期，国运昌盛，继“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极盛之时，茶之饮用在士大夫文人阶层生活中已相当普遍，市场交易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西汉《憧约》所载“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丝绸之路”。西汉时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一直通达罗马、埃及。“丝绸之路”不仅是国际经济贸易的大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还是政治外交的大通道。“丝绸之路”同时也是茶之路、瓷之路，它们相依相伴，共同书写了中国文明的光辉篇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沟通了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成为中国人民同中亚、西亚、欧洲乃至非洲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为人类文明和进步树立起辉煌的丰碑。至唐，随着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直到中唐，茶叶生产发展迅速，有80多个州产茶，贡茶兴盛。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浙江长兴顾渚山设立“贡茶院”，专门生产被陆羽称作“紫者上”的“顾渚紫笋”茶。此时，陆羽《茶经》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和茶文化发展史上的奠基之作。

 

第二个高峰期是两宋时期。北宋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南宋更是被逼到江南一隅，虽然宋代疆域不大，军力羸弱，但经济、文化却相当繁荣。以文化论，宋代在教育出版、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堪称一绝，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硕果和大师巨匠。茶和茶文化也呈现了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茶叶生产品质化，茶道技艺精致化，文学艺术高峰迭起。两宋时期茶诗词数量空前，书画、瓷器、艺术等都创历史高峰。同时,凭借佛教和民间文化交流、贸易往来，茶和茶文化传播日本等地，尤其是末茶点茶法传至日本，形成日本茶文化独具特色的一个流派——抹茶道。

 

第三个高峰期是明清前中期。明太宗朱元璋为刺激茶叶生产和普及，颁布法令废“龙团凤饼”制茶，推广散茶，炒青、烘青、晒青大行其道，以沸水冲泡茶叶成为主流茶饮方式，简便、节约，又可得茶真味，极利于茶饮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明代还出现了烘青花茶（公元1440年）和红茶（公元16世纪），特别是红茶随海外贸易传入欧洲，丰富了世界人民的茶生活，甚至影响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世界工业革命和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清代前、中期传承了明代茶和茶文化发展，国家鼓励茶叶生产，特别是宫廷推崇茶和茶文化（乾隆是嗜茶皇帝，嘉庆把茶宴联句定为家法），大大推动了茶叶的生产和消费。在清代产业鼎盛时期，中国茶叶对外贸易额占世界产业贸易总额的80%以上。此时，龙井、碧螺春茶成为贡茶新贵，武夷山乌龙茶在康熙年间（公元1720年前）已经出现，白茶、黄茶也在明清期间显现，普洱茶在清时得到重视，中国茶的六大品类和再加工的花茶已经俱全，茶饮习俗进一步走向世俗化、简约化和功能化，茶消费和茶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呈现出茶和茶文化的兴旺景象。

 

中国历史上茶和茶文化的下行轨迹都发生在各个朝代的衰败没落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茶和茶文化自然惨遭厄运。鸦片战争失败后直至民国，政府腐败，战乱不断，是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极度衰弱期。此时，英国人最终完成了中国茶叶向印度、斯里兰卡等地转移种植和加工的计划，使中国茶产业经济惨遭严重打击，严重丧失了中国茶和茶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和竞争力。至新中国建立初的1950年，中国大陆（未含台湾）茶叶产量仅为6.52万吨，其中内销4.56万吨，外销1.96万吨。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茶和茶文化进入恢复性发展期，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复兴振兴期。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茶叶商会会长、河南国香茶城董事长姬霞敏女士参加第十五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

 

从茶产业发展数字看：1980年，中国大陆茶叶产量为30.37万吨，其中茶叶出口为10.79万吨；至2011年茶叶产量上升到162.32万吨，为1980年的5.34倍，其中茶叶出口32.26万吨，为1980年的2.99倍；至2017年，茶叶产量达到261万吨，为2011年的1.61倍，其中茶叶出口35.5万吨，为2011年的1.1倍。2017年是中国茶和茶文化发展值得赞赏的一年：茶叶产量显著提升，干毛茶总产值达到19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3.4%；名优茶产量与大宗茶差不多，但总产值达到1427.8亿元，为大宗茶的2.98倍；茶园面积快速增加，已达4500万亩，茶园生产进一步优化，无性系良种面积占58.6%，比上年提升2%，有机茶园占7.2%，提升1%；市场销售额达2353亿元，增幅为9.54%，高端茶价格平稳，中低端茶价格齐升；茶叶安全质量提升，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对全国茶叶及相关制品三个季度抽查合格率平均高于99%，2018年1月达100%。

 

 

从茶和茶文化发展成就来看：茶区茶和茶文化已经成为经济产业、民生产业、生态产业、文化产业、富民惠民产业，是我国重要的国计民生。各地党委政府都把科学发展茶产业茶经济提升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富民惠民、全面小康和健康中国、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高度，重点扶持，推动发展。近年来，中国茶产业发展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目前，茶园面积最大的是贵州、云南、四川、湖北、福建五个省，增加最多的是贵州、湖北、陕西、江西四个省。同时，各地对茶的科技教育、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产品开发以及茶文化宣传普及等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涉茶和茶文化的高等院校、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成倍增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和成果转化率明显提升，大的茶业龙头企业纷纷设置科研机构，茶和茶文化各类人才后继有人；茶企业跳出茶叶做强产业，从做精做优茶叶六大品类茶走向融喝茶、饮(料)茶、食茶、用茶、玩茶、事茶等为一体的六茶共舞，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值）利用形成共识，文化链、科技链、价值链、效益链同长共进，成果丰硕；茶和茶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全民饮茶日活动以及斗茶、赛茶等群众性宣传普及活动方兴未艾，茶为国饮，健康消费理念深入人心，认知中国茶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茶文化事业繁荣兴旺。2011年全国茶消费人群为4亿，2017年底已近5亿；2005年全国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为0.48公斤，2015年达到1.1公斤。可喜的是20-30岁的年轻消费者在稳步增长。茶叶市场经销正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茶消费方式也正在从传统的品饮方式，走向茶饮料、茶食品，茶生化用品，茶艺术品、茶旅游休闲养生，茶文化艺术活动于一体的多元消费、立体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健康消费时代，全方位、立体式地发挥着茶和茶文化的养心健身、雅俗尚乐的功能和价值。

 

从茶和茶文化的发展态势看：党中央对我国“三农”以及茶和茶文化工作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党中央先后就“三农”工作发了11个“一号文件”，特别是2017年中央的第11个“一号文件”直接写上了茶产业科学发展的具体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懂茶爱茶，重视茶和茶文化，巧妙运用茶和茶文化治国理政、协和万邦，他在两年多七次出访中八次说道茶和茶文化，还给第一届中国国际（杭州）茶叶博览会发来贺信，给中国茶人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是中国茶人学习的好榜样。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盛世兴茶的好时期。盛世兴茶，中国茶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着力弘扬“自信、诚信、匠心、创新”的新时代茶人精神，强品牌、提品质，重安全、求健康，大兴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茶，大兴为走好“一带一路”满足世界茶人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茶。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茶业可持续发展需要面对的现实，探索构建小茶农生产融入现代茶业发展新模式，至关重要。致力培育和扩大新型龙头茶业经营主体，精致培育“小而美”的文化茶业企业群，深入推进以利益链联结融合为基础的茶农组织创新，以科技人才链支撑为核心的茶全产业链科技创新和品牌创新，以新理念和茶文化自信为引领的文化创新和自主创新的探索实践，正在各地积极展开。今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研究重点是总结中国“三安——浙江安吉、福建安溪、湖南安化县域特色发展路径（模式）”，目的就是要用中国智慧、中国气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区域发展的茶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兴了一个产业”，中国茶业科学发展的潜力无穷，中国茶人更要作出积极探索和创新创造。

 

（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茶和茶文化正走在振兴、复兴的大道上，中国已是茶叶大国，但还不是茶业强国，再创中国茶业强国辉煌任重道远，中国茶人尚须努力。

与世界茶业强国比较，中国茶业还是大而不强、大而不精、大而不彰。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茶园面积约占世界茶园面积的50%，但产量约占30%，在世界前八位产茶国中（中、印、斯、肯、印尼、越、日、土）单产是最低的（他们约高于中国的1.5-2.6倍）。二是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上品牌不响，以原料茶和低端茶出口为主，缺少国际话语权和竞争力。近年来中国茶叶出口量徘徊在35万吨左右。2017年茶叶出口平均价格仅4.54美元/公斤。三是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程度低，大国小农特征明显，全国名优茶品名超过1500个，但名牌不多，有名牌规模也不大。四是综合利用和深加工程度低。日本茶饮料、茶食品等深加工产品消费达40%，仅茶食产品就有几百种，在食品、医药、化工、服装、饲料、轻工、化妆、油脂、旅游等方面的深加工产品十分丰富，而我国茶叶仅有5%用于综合利用和深加工等。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茶人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振兴、复兴发展的基础上，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以建设茶业强国为目标，放眼世界，改革创新，重点展开四大新突破，致力盛世兴茶。

 

1.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在提升茶产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上有新突破。在政府层面，要全面理顺茶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破解大国小农、管理多头的难题。尤其在壮大茶业发展体制机制上，要着力探索构建小茶农生产方式融入茶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区域性或跨地域性的特色模式创新，实行文化链、利益链、科技链、营销链等的联动融合发展，使茶和茶文化达到大而强、大而精、大而彰和富民惠民利国的茶业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提升文化自信和科技创新，在强健茶业发展双翅（膀）上有新突破。文化兴则茶业兴，科技强则茶业强。坚定坚守茶文化定力，迸发创新创造活力，用信心、诚信、匠心、创新事茶，担当茶业强国重任，做好品质茶、健康茶、文化茶、品牌茶。不要自夸颜色好，只求茶香满人间。从品种到茶园，从加工到营销，从茶资源到美好生活多元需要，科技、人才和文化是制高点、致胜者。创新科技体制机制，培育各类人才，联动相关学科，强化研发开发，做精六大品类，精彩六茶共舞，用文化链、科技链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效益链的联动效应，促使茶业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造福人类。

 

3.强化标准和品牌创新，在打造国家级世界级品牌上有新突破。品牌是认知的名片，消费的门牌。中国茶业不仅要有地方的知名品牌，更要打造国家级、世界级的知名大品牌。品牌要重标准、求品质、塑诚信、讲规模，切实解决有品无牌，有牌少量，多而不强的问题。茶业强国必须是品牌强国。应当进行一次品牌革命，用中国智慧、中国气派，着力打造一批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响亮品牌。

 

4.创新营销文化，着重在三个营销方向上有所突破。俗话说，种茶不易卖茶难。营销不畅，茶业大国深受其害。营销开路至关紧要。着重在三个营销方向上用心发力：一是主攻内销，继续倡导茶为国饮，大力提升品质消费、健康消费、多元消费。中国人口规模大，是茶的消费大国，消费潜力巨大。

 

2015年我国年人均茶消费量为1公斤，比2005年增长一倍多，如果到2025年再翻一番到2公斤，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消费业绩。二是拓展外销。文化引领，品牌开路，深入研究世界各消费国的茶饮文化，了解其用茶的口味和消费习俗，把适应消费与引领消费结合起来，在积极扩大原料茶大众茶出口的基础上，创新拓展多元营销渠道，用心营销中国品味茶，努力使中国茶和茶文化走好一带一路，走进世界。三是六茶共舞、三产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充分发掘茶资源开发利用优势，大力发挥消费潜力。市场是立体的，创新营销文化可以创造市场，引导消费，促进生产。创新营销文化，综合开拓茶业发展空间，是一篇需要花心思、下功夫做好的大文章。

 

（五）

 

中国茶和茶文化，在造福人类的历史上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穿越历史，跨越国界，融入生活，增添情趣，促进健康，传承创新，繁荣兴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洗礼，使它更加容光焕发、魅力无穷。它既具有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富民惠民的经济功能，又具有乡愁绵绵、风情万种、文明传承的文化功能；既具有清敬和美、联谊交往、人际和谐的社会功能，又具有绿水青山、红脉绿韵、绿色发展的生态功能；既具有平静闲适、精神愉悦、健全体魄的养心健身功能，又具有清明政治、协和万邦、茶和天下的治国理政功能，成为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成为走进“一带一路”的文化使者，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运盛则茶运兴，我们坚信，新时代中国茶和茶文化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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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要义在于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从水文化视角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认为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论述了陆羽的水学思想、茶学思想与大禹治水精神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子的水思想、孔孟儒家的水思想和老庄道家的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对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极为重视，首创鉴水分类和优劣标准，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此外，中茶文化对外传播，其中也包含着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

关键词：茶文化;水文化;陆羽水思想;水质资源优化;鉴水分类和标准;文化传播

本文的要义是浅析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勃兴的内在联系。唐宋以后，阐述水与茶或水文化与茶文化之关系可抵要端者，当以自诩“余斋居无事，颇有鸿渐之癖”的浙江钱塘著名茶人、明代茶文化家许次纾所论最为至要，他在《茶疏·择水》中明确提出：“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许氏又言：“余尝言有名山则有佳茶，兹又言有名山必有佳泉。……吾两浙、两都、齐鲁、楚粤、豫章、滇、黔，皆尝稍涉其山川，味其水泉，发源长远，而潭此澄澈者，水必甘美。” 许氏“无水不可与论茶”之论，发人所未言，或可从不同视角有助于我们揭示茶与水、茶文化与水文化二者的主次、重叠、交叉关系。实质上，茶产于山水之间，山水之自然地质属性决定茶之品位与品性，而水文化实乃茶文化之源头活水。

在以往的中华茶文化研究中，鲜有透过水文化史视角，将水文化作为茶文化之源的系统论述。我们都知道，水、阳光和空气——自然资源三大元素构成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生命赖以生存繁衍的根本所在。水作为一种自然元素，不仅是人之生命永恒依托的物质资源，更是人达至超然于物外的精神资源。人类文化学者认为，水文化是人类文明初始的母体文化，人类文明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水文化发展史。人类文明生产史和生活史最早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水，人类古代文明的起源也大都发源于江河湖海水流域一带。例如，世界文明史上所言的五大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发源于今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今西亚的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今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古希腊文明发源于今欧洲的爱琴海诸岛，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中国是茶文明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唐人陆羽《茶经》记叙中国西南部的原生茶树为乔木，直径可达“一尺两尺乃至数十尺”，而其中“巴山陕川有两人合抱者”。这是世界茶文明史上有关野生茶树最早的明文记载。中国西南部地域广阔，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极其丰富，雨水充沛，也是史书记载的中国先民种茶、饮茶与艺茶的起始地，以及中国茶业、茶经济最早的起始地。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这说明，此地此时所产之茶已纳贡王室。

茶文明从西南部的山水之间走出来，汇入中华文明长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千百年来茶水待客、邀友品茗、无茶不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风民俗和礼仪礼俗，茶水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心性、精神与性格，“茶水民族”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华民族指代符号，并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学术研究结论。以往我们谈茶文化，谈水文化，谈中华民族发展史，谈中华文明发展史，往往都是各自作为一个单独命题来论述的，很少讲“茶水文化”、“茶水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符号。而这关系到我们怎样重写中华茶文明史，怎样更好地把中华茶文明写入中华文明史。

这是诱发笔者思考和重点考察“陆羽的水质资源优化思想和唐代茶文化”这一命题的起因之一。

起因之二，陆羽《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他认为，凡用山水，最好选取乳泉或石池漫流之水，至于湍急的山水最好勿饮，如长喝此水，几可使人患颈疾(先秦时，即已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土地、水质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左传·成公六年》：“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而由几处溪流汇合后积蓄于山谷之水，虽看上去澄清，但因水不流动，从暑热之日到霜降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即水质可能已被污染，故用此水，必须要先挖开缺口，流放掉那些沉积多日的污水，引来上游下泄的新鲜泉水，然后才可取之饮用。凡用江河之水，须到距离有人居住的远处去取水。凡用井水，则要从人们日常汲水的井中去打水。与陆羽生活于同时代的唐诗人刘长卿在《送崔处士先适越》诗中有言：“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通。”这很能说明此一时代唐人对水的有关认识已很深刻。

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陆羽对唐代的水质资源分布及其优劣与否和纯净及污染情况可谓极为重视，知晓水品之优劣与水资源环境、人体健康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形成了其关于水质评价的认定标准，其中包含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初步科学认识，以及引导人们开始重视对水资源、水品质的科学认识和环保理性意识。当代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丁文在《唐人品水重山泉》一文中曾指出，品水标准系自“陆羽首创”，其“鉴水总分三类：山水、江水、井水”，其“鉴水优劣的标准有二：一是流动，‘流水不腐’;二是无污染”。

以今天的现代水质科学技术知识来分析山泉水矿物质成分和测定天然饮用水技术标准，十分容易。但在唐代陆羽所提出的鉴水品水标准，却是首创性的，它开创和确立了中国古代饮用水之标准。更为重要的是，“陆羽的品水标准为后世人所认同”，“自宋元以后直到近代，出现了以卖水为业者，所卖之水皆为山泉水”(丁文：《唐人品水重山泉》)。这是我们认识陆羽水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相比而言，在数百年后的明代，许次纾《茶疏·择水》云：“江河溪涧之水，遇澄潭大泽，味咸甘洌。唯波涛湍急，瀑布飞泉，或舟楫多处，则苦浊不堪。盖云伤劳，岂其恒性。凡春夏水长则减，秋冬水落则美。” 陆树声《煎茶七类》云：“井取多汲者，汲多则水活。”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直言：“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水遇十分之茶，茶亦十分。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得八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水部》云“水为万化之源”，“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浓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显然，明人对唐人陆羽关于水质的优劣和纯净与污染评定标准以及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劣与否及环境变化与保护的认识基础之上，有了一定继承和发展。以此略考明代的饮用水认知与评定标准和方法，无疑带有新的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特点。此与明代城乡建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条件相对等，也说明相比唐代而言，明代的茶产业和茶饮对水质、水资源、水环境影响的要求要严格得多，因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诱导因素或许更为复杂和多样。这是茶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此不赘。

起因之三，《唐全文·陆文学自传》记载：“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滨，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惟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故楚人相谓，陆子盖今之接舆也。”陆羽的一生与山水相伴，其知水、识水、亲水、爱水颇深。他遍游天下名山大川，品鉴天下名泉佳水，对水质之优劣对茶味的影响颇有心得体会，故其煮茶时极重所选之水，曾依次将天下名泉划分为二十等级。

据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载：

卷末又一题云《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 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勺扬其水曰：“江则江矣。 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勺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 舟荡覆半，惧其鲜，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 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李因问陆：“既如是，所经历处之水，优劣精可判矣。”陆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因命笔，口授而次第之： 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 无锡县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峡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俗云虾蟆口水，第四; 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 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 扬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 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淮水亦佳; 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 丹阳县观音寺水第十一; 州大明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水苦; 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武关西洛水第十五，未尝泥; 吴松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 郴州圆泉水第十八; 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用雪不可太冷。 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

此乃唐大历元年(766年)陆羽游扬州大明寺时所发生之事，因陆羽品水时识破军士取水不实，而引出李季卿命人把陆羽口授的茶水品第依次记下之事。此即后世所传的陆羽所排定二十等次的宜茶之水。不过， 一生嗜茶的唐代才子张又新《煎茶水记》言：“此二十水，余尝试之，非系茶之精粗，过此不之知也。”由此恰可证明，陆羽排定的二十等次宜茶之水曾经后人一一品鉴，或勘定无误。唐人对与茶学、茶艺、茶饮有关的问题，从不轻信所谓权威定论，而是要事必躬亲，去实践，去亲历。这是唐代茶文化极为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煎茶水记》又称《水经》，文虽不足千字，但对陆羽《茶经·五之煮》内容却是有所突破的，张氏更重水品，其文对水品的记载也更详、更清晰。这似可表明，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在陆羽的引导下开始走向自觉。

关于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的无锡惠山寺石泉水，陆羽游无锡惠山时曾作《游慧山寺记》(《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

慧山，古华山也。……梁大同中，有青莲花育于此山，因以古华山精舍为慧山寺。

寺在无锡县西七里……寺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马亭，以备士庶投息之所。其水九曲，甃以文石罛甓，渊沦潺湲，濯漱移日。……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其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

夫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顷。此山又当太湖之西北隅，萦耸四十余里，唯中峰有丛篁灌木，余尽古石嵌崒而已。……叵以鹤林望江，天竺观海，虎丘平眺郡国以为雄，则曷若兹山绝顶，下瞰五湖，彼大雷、小雷、洞庭诸山以掌睨可矣。向若引修廊，开邃宇，飞檐眺槛，凌烟架日，则江淮之地，著名之寺，斯为最也。……苟无其源，流将安发?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营立，为后之洪注云。

“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寺石泉水，因了陆羽《游慧山寺记》洋洋洒洒和绘声绘色的激扬文字而名扬天下，天下嗜茶品泉者接踵而至，历代不衰。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泉水最多的国度之一，与人文和旅游记忆有关的名泉大大小小以千数计，遍布全国各地的泉水之甘美、之纯洁，名闻遐迩;另一方面，在唐代茶饮和茶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自陆羽评定名泉之后，人们对天下名泉的认知度和喜爱度超越前代，以名泉水沏佳茗，无形中深化与提高了唐人对水质资源优化的认知度，逐渐强化了唐人自觉保护名泉和水质的意识。然仍不免有好事者，他们对名泉的喜好达到超出人之正常理性约束的癫痴程度。例如，据唐代无名氏《玉泉子》记载，唐宰相李德裕因最爱饮惠山泉水，竟命人千里“铺递”至京师，供其品饮。此事虽然荒唐奢侈，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名泉意识以及名泉文化已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普及开来，并带动唐代饮茶须以佳水配之的风尚。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在陆羽《茶经》问世之前，年长陆羽五十岁的唐代著名中医药学家、浙江宁波人陈藏器通过刻苦研习各类本草医书和中医药理论及诊治方法，撰著《本草拾遗》十卷，其中他从“本草茶疗”之概念出发，提出“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的著名论断，并动手调配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秘方为人治病。据《三秦志》所言，当时“病家云集，门庭若市”。而且，陈藏器曾以药茶为唐玄宗十八子李瑁治好了旁者无法治愈的怪病。为此，唐玄宗昭告天下，赐陈藏器为“茶疗鼻祖”。更为重要的是，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特别指出，从山地溢出的矿泉水为“玉井水”，此水“味甘平，无毒”，而且久服可“令人体润，毛发不白”。所谓“玉井水”，陈藏器《本草拾遗》言：“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东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载:“昆仑山有柰，冬生子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轻柔能腾虚也。”可见古人对玉井水的水质有清醒认识，对其保健功效颇为推崇。

陆羽一生博学多能，除茶学之外，于诗文、音韵、小学、书法、戏曲、史志、旅游、地理、考古、水学、农学、工学、医药、饮食等方面多有涉猎，成就不俗，在唐代文坛活跃一时，而且曾流寓浙江，他撰写《茶经》时，对浙江宁波人士、著名中医药学家陈藏器的学问与卓识，不可能未有所闻，亦不可能未有所习所得。例如，《茶经·七之事》引用与茶食、茶疗和茶药有关的古籍药典计有《神农食经》、《晋书》、《搜神记》(干宝)、《食檄》(弘君举)、《食论》(华佗)、《食忌》(壶居士)、《尔雅注》(郭璞)、《杂录》(陶弘景)、《后魏录》、《本草》、《枕中方》、《孺子方》等等。

在陆羽《茶经》问世后，唐人竞相传抄，推动唐朝饮茶之风遍及各地。《新唐书·隐逸·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在如此“尚茶成风”的影响下，文人墨客鉴于陆羽对山泉水的品鉴和推崇，特别是他对水质资源优化标准的界定以及水质特性的高度概括，让唐代士子和茶人从中感受到与此前不同的更值得称道的茶饮审美享受。这期间，更有推波助澜者，如唐常州刺史独孤及撰《慧山寺新泉记》：

此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多小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增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鸡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意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

其泉伏涌潜泄，潗漝舍下，无沚无窦，蓄而不注。深源困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若酾醴乳。喷发于禅床，周流于僧房，灌注于德地，经营于法堂。瀑潺有声，聆之耳清。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褥裤。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功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因了唐代文人墨客的交口相赞，名泉以诗文褒扬而驰名天下，所以，唐代咏茶与山泉佳水的名诗名文不绝于口，在唐山水田园诗之外，别具一格。例如，储光羲《咏山泉》：“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 陆龟蒙《谢山泉》：“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皇甫冉《无锡惠山寺流泉歌》：“寺有泉兮泉在山，锵金鸣玉兮长潺潺。作潭镜兮澄寺内，泛岩花兮到人间。土膏脉动知春早，隈隩阴深长苔草。处处萦回石磴喧，朝朝盥漱山僧老。僧自老，松自新。流活活，无冬春。任疏凿兮与汲引，若有意兮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灭玲珑媚林岭。宛如太室临九潭，讵减天台望三井。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唐人尚山尚水、尚茶尚艺，所作咏山泉诗文虽不免仍有仿效陶渊明“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的影子，但此时的唐人笔墨之下更多地是凸显隋唐大一统文明时代新气象，他们尽情讴歌的山泉直抵唐山水文化和唐茶文化精神之魂魄——有泉水流动不止“年年长自清”的生命回响，有流泉潺潺“此心只为灵泉留”的生命观照，唐人的水文化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了质的飞跃与升华。这正是唐代茶文化横空出世的根基所在。

起因之四，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将所考的唐代茶区总括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大主产区，并一一辨析各地所产茶叶之优劣等级。

那么，从陆羽水学思想形成基点出发，我们如何对唐代茶区的形成以及唐茶文化的奠基作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理、科学地解读?

首先，水文明是华夏民族建立夏国家文明体的母体记忆，《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理天下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修建排灌水利工程，以利民垦田种植。此为古史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水利治理工程，中国古代水思想和水资源的治理、开发及利用起步于此。大禹是中华民族水治理和水思想的先行者，其无私奉献精神和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代代相传，这无疑是陆羽水学思想形成的基点之一。

其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中，《管子·水地》提出，地者和水者都是万物之重要思想，强调：“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 孔子从社会历史和伦理教化出发，将水之形态和性能与人之精神和道德相联系，开创儒家水思想体系。他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等发人深省的睿智思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世代传承的宝贵思想资源。老子和庄子建构了道家水思想体系。老子《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对水之种种境界的无限延伸和提升，包含着无比深刻的思想，也奠基了中国水文化得以破除水功利唯一性的超然品质。《庄子·天地》篇提出，“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内化了中国人从水思想中自觉升华人生境界的通路。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对水利的利用和开发从防洪排涝转向农田灌溉——修建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和航运的双重功效，带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理当是构成陆羽水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基点。

再者，魏晋南北朝以来，农田水利的重点开发和利用向江淮流域转移。在南朝，太湖流域已是天下闻名的富饶地区，“亩值一金”。至唐代农田水利建设又达至一个兴盛阶段，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唐代修建的水利工程达1130多项，“安史之乱”后在江淮流域的水利建设更是取得了新的大发展，长江流域一跃取代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农业经济优势区位地带，先进的水利开发和利用造就出江南鱼米之乡。这是构成陆羽水思想的又一基点。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况下，历经历朝历代的水利与水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治理，至唐代，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国先进水生产力终于花开花落，形成了《茶经》上所说的八大茶产区(涵盖今川、鄂、湘、赣、皖、苏、浙、闽、桂、粤、黔、豫、陕等省域)。由此，大唐茶叶种植业获得迅速发展，手工制茶作坊日渐发达，推动茶叶流通商品化和茶饮普及化程度日益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唐代茶产业区域化和茶加工制作与保存专业化，茶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经济门类，唐中期之后随着茶叶生产及流通的规模化，征收茶业赋税渐成定制。茶在唐代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饮料，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品茶饮茶渐成风俗，茶事日盛。据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列入唐代贡茶的计有十四品目名茶。其中，产于吴越之地的“顾渚紫笋”和西蜀之地的“蒙山紫笋”甚为唐皇室所喜爱，命在顾渚山和蒙山监制督造贡茶。顾渚山和蒙山均有泉水，可谓顾渚贡茶和蒙山贡茶成为唐代贡茶佼佼者的立身之本——好山好水产好茶。

同时，陆羽在《茶经·一之源》提出饮茶者应作“精行俭德之人”，他将自己的水学思想与茶学思想与管子思想、孔孟儒家思想和老庄道家思想相融合，开启唐茶文化精神内核，一方面预示唐茶文化正式奠基，另一方面自《茶经》问世亦标志茶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此后，唐人抄茶书、著茶书、读茶书、谈茶书，蔚成风气。

中茶文化相继传到海外，这其中也包含着对外传播中国古代的水思想和水意识、水科学。例如，中国茶传至朝鲜半岛，韩国茶道对水质、水量、水温和泡茶时间也有相当的讲究与要求。高丽王朝时的文学家、哲学家、茶人李奎报(1169—1241)所作茶诗云：“活水香茶真味道，白云明月是家风。”“评茶品水是家风，不要养生于世荣。”可见唐人的评茶品水之风亦传入朝鲜半岛，以“活水香茶”为品鉴标准。唐茶传至日本后，日本饮茶效仿唐朝饼茶煎饮法，讲究取水要汲取清流。日本茶道尤为重视煮水器茶釜，并视其为可登大雅之堂的茶仪礼具，日本人认为用茶釜所煮之水，其水质明显要优于一般壶所煮之水。

古来谦谦君子均以水德自居，水生万物，德行天下。故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含和，变通在我。”东坡君子尝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茶者而言，则不可饮无茶。竹，无水不生;茶，无水不生。故君子之道，无水，不可与言竹;茶人之道，无水，不可与论茶!斯言诚哉!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克夫(石家庄)，系河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副会长】

“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