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1］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2］蔡鸿生.“商队茶”考释［J］.历史研究,1982,(6).
［3］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编.中俄万里茶道与汉口［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
［4］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5］C.M.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1727～1805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C.M.福斯特.白云母与普通话： 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及其背景，1727～1805［M］.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9年.）
［6］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7］高春平.晋商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纪念伟大的茶叶之路［J］.全球史评论,2010.
［8］陶德臣.马克思论中俄茶叶贸易［J］.中国茶叶,2008,(3).
［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2］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3］（清）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M］.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16］孟宪章.中苏经济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7］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的茶叶供应者［M］.满洲公报,1925,(5-7).
［18］孙毓棠.抗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Isabella Bird.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伊莎贝拉·伯德.长江流域及更远的地方：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主要在四川省和马尔康的梭磨［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Chinyun Lee.From Kiachta to Vladivostok: the Change of the Tea Route in 19th Century,Region［J］.Regional Studie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2014,3(2).( 李庆云.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茶叶贸易路线的变化［J］.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2014,（2）.)
［21］清实录·宣统政纪［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22］包达包夫，等.国际贸易［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
［23］T. J. Lindsay, The Hankow Steamer Tea Races［J］.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1968,（8）.( T. J. 琳赛.汉口运茶轮船竞赛［J］.皇家亚洲学会学报香港分部，1968,(8).)
［24］伊洛瓦伊斯基.俄罗斯航运贸易协会50年纪实［M］.敖德萨,1907.
［25］西商办汉口茶叶数目［N］.教会新报,1873,(243).
［26］苏博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茶叶贸易：茶叶的生产、使用和分配［M］.圣彼得堡，1892.
［27］米·伊·斯拉德科夫斯基.19世纪下半叶（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俄中经济关系［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三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8］关于贸易和工业的领事馆报告（第6分册）·东方中国［M］.圣彼得堡，1896.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休谟在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中收录了《论贸易的猜忌》一文，首次提出了“贸易猜忌”的概念。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概念又被剑桥学派的伊斯特凡·洪特阐发为贸易猜忌理论，为在政治学视角下解读国际贸易竞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然而，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细化，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当今学界对国际贸易问题的探讨往往忽视政治外交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也鲜见出于贸易角度的考虑。这就导致目前将国际贸易与外交关系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研究成果较少，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盲区。
推及历史学领域，能够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中外贸易交往史的研究成果就少之又少了。具体到清朝时期中英茶叶贸易问题，尽管学界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但其讨论方向或偏重于经济交往，或在政治经济学的运用上囿于“殖民”“掠夺”等传统话语，很少有研究者将中英作为对等的贸易博弈双方来考察。
基于此，本文试图梳理清朝时期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历程，并以贸易博弈为切入点，采用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茶叶贸易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得失。根据中英茶叶贸易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本文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茶叶贸易垄断时期，茶叶自由贸易繁荣时期，茶叶贸易衰落时期，并对这三个时期分别讨论，以探明发展趋势。
休谟在《论贸易的猜忌》中抨击了国家间的贸易猜忌现象，并对各国通过发展自由贸易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前景作出了展望。在如今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体制受到“贸易战”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回顾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史，总结贸易政策得失，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也尤有现实意义。
01茶叶贸易垄断时期
中英茶叶贸易始于十七世纪，早在1637年已有英国人在广州购买茶叶，但当时从荷兰或印尼购入仍是主流渠道。十八世纪，中英茶叶直接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扩大，到该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中英茶叶贸易进入了鸦片战争前的高峰期。1834年东印度公司垄断权被取消前，中英茶叶贸易已经达到每年3000万磅的规模，成为该公司的主营业务。
从事中英茶叶贸易的英方势力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中方势力则是行商。行商产生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天朝体制”，因此除商人身份外，他们还负责管理外贸事务，是中英茶叶贸易中的重要角色。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还是行商，在本国内都属于垄断势力，因此鸦片战争前可称为中英茶叶贸易垄断时期。
（一）此阶段的茶叶贸易
这一阶段的茶叶贸易呈现出极端失衡的状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受葡萄牙与荷兰的影响，十七世纪末饮茶风尚在英国宫廷和贵族间流传开来。饮茶在社会上的流行是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当时饮茶用具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下层社会也开始将茶叶当作日常饮料。最晚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茶叶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已经渗透到英国各阶层。而当时的中国仍是茶叶唯一产地，饮茶风尚的流行使得英国对中国茶的需求异常强烈。
二是英国商品未能成功打开中国市场。如格林堡所说，“英国对茶叶的要求虽然已经增长，可是中国酬答这种要求的愿望却没有跟着发展起来。事实是中国向来没有打算同欧洲人接触，但是却拥有吸引它们的货物”。自然经济形态导致中国社会缺乏消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于是茶叶成为了中英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有学者据此将“丝绸之路”改称“茶叶之路”，中英茶叶贸易呈现一边倒的不平衡态势。
三是英国货币体系难以消化中英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逆差。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和中国市场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排斥，造成了中英贸易间的巨额逆差。仅以1730年为例，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的四艘货船进口华茶货值超过37万两白银，在全部货物贸易额中所占比例高达79.8%；与此同时，英船带到中国的货物（铅、长厄尔绒）仅值1.37万两，其余皆为银元。随着茶叶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中英贸易逆差也居高不下，茶叶贸易成为了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
白银的流失迫使英国寻找能够维系中英茶叶贸易的支付手段，鸦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中英贸易舞台的。而鸦片的出现虽然很快逆转了中英贸易的不对称局面，使白银开始回流，但却严重损害了中英关系，引发了中国的禁烟行动。
（二）此阶段茶叶贸易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垄断时期，中英茶叶贸易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使英国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该时期中英关系也呈现出英弱中强的局面。对于英国的贸易诉求，清政府认为“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岂能曲徇所请”，尽管这种傲慢态度受到后人的一再批评，但在当时看来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策略。从喀塞卡特到马戛尔尼再到阿美士德，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这种外交行为本身就暗含着软弱性；而东印度公司和一些英使的态度也足以为这种软弱提供明证，如“一些谨慎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们……深怕使节因过早地为他们的困难申诉或要求更多的利益会引起中国方面的惊骇，以致中国政府完全禁绝对外贸易”。外交上的英弱中强，根源在于英国社会对茶叶的需求已经到了依赖的地步，“突然停止这种大量的消耗品而又无其他代替品，将会在广大人民当中发生很大困难”，而中国也确如乾隆帝所说“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英国人认为他们在中国政府面前“低三下四”，除了“屈辱和不体面”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另一方面，日益强大的英国不可能永远容忍茶叶垄断贸易下的中英关系，这导致东印度公司最终突破国际贸易底线向中国输出鸦片，进而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茶叶贸易与鸦片战争的这种因果关系，学界研究已较完备，这里不再赘述。
（三）英国的贸易政策失误
如上所述，该时期英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不得不靠违禁品来维系贸易，乃至最终使用战争手段解决贸易问题。英国后来的军事胜利不能掩盖它在这一阶段的贸易失策，这种失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进口商品可替代性较差的情况下，贸然通过减税压低进口商品价格，扩大贸易规模。英国压低茶价是在欧华茶叶贸易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布斯堡王朝奥斯坦公司等竞争对手的崛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面临严峻的价格战；同时，激烈竞争也导致欧洲买方市场的形成，茶叶价格进一步下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到1784年，英国终于将茶叶关税从100%以上减少到12.5%，于是次年茶叶贸易量迅速超过了1500万磅，此后的50年内，由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茶叶量增加到了1784年的4倍。
除了国际竞争外，维护国内资本利益也是英国扩大茶叶贸易规模的原因。对于茶叶的流行原因，格林堡认为“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种合用的货物”。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意味着能够适应工业化兴起后的消费模式；而不与本国制造品竞争又不至于损害工厂主阶层的利益。有学者指出，茶叶在英国的流行固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也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廉价茶叶的输入刺激了茶叶消费，为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
二是未积极寻找替代产品。尽管1780年代就有人试图在印度培育中国茶树苗，但当时茶树主要是作为观赏植物被引进；1788年自然学家班克斯倡导大规模种植茶树，又因损害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专卖利益而作罢。总体来说，当时英国人并不重视茶叶种植技术，直接购买茶叶的诉求则大得多。英国积极谋求茶叶替代始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此时中英茶叶贸易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大量白银早已流入中国。总而言之，一方面盲目扩大贸易规模，另一方面对替代产品的研发重视不足，这样的贸易策略导致英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陷入了困境。
（四）中国的贸易体制问题
尽管中国暂时占据主动，但这一阶段的贸易方式也暴露出了中国贸易体制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在茶叶贸易中逐渐走向弱势。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茶叶贸易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意识到茶叶贸易对增加财政收入和“驭边”的重要意义。正常的贸易往来多是双赢，如英国人所说，“中英贸易对于两国均有利益。”但清政府却没有把茶叶贸易当作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因此在关税征收上极为敷衍，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征收茶税，出口细土茶每百斤税二钱，粗土茶每百斤税一钱，税率极低。
相比财政考虑，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茶叶贸易的“驭边”作用。古代中国对外茶叶贸易多与马匹贸易相结合，称为“茶马互市”，这种贸易模式盛行于唐、宋、明，至清逐渐衰落。茶马贸易不仅对于获取战马、保障国防安全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原王朝控制邻近异族的重要手段，所谓“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但由于能够轻易获得西北地区的马匹资源，清廷对茶马贸易的依赖性较小，重视程度较低；加之政府刻意消弭族群边界，民间贸易得到发展，也冲击了官方垄断的茶马贸易。于是从康熙朝起，管理茶马贸易的机构逐渐被裁撤，这导致相关人才和管理经验缺乏，当海上茶叶贸易兴起时，官僚系统也就难以作出应对。因此，中国在垄断时期的茶叶贸易优势仅仅停留在经贸层面，未能转化为相应的国家利益。
二是制度建设滞后，沟通渠道壅塞。尽管关税早在1684年就已有之，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始终未能建立起完善的外贸和关税管理体系。而作为关贸管理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上受地方督抚节制，下受行商欺瞒，比如粤海关监督分别在1782年和1830年奏报行商的进出口货物交税迟滞问题，说明几十年间都无法解决这一弊政。在开展贸易的过程中，英国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弊端，所以积极谋求“在北京设立公司或政府方面的一位欧洲人驻外使节”，但这一提议却“为地方当局全体及他们在北京的关系人所憎恶”，未能实现。
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外贸机构约束力低下，导致腐败大量滋生。东印度公司资料中有大量描述，如“该官员不愿失去任何勒索钱财的机会，下令将该船的买办和两名通事扣押”，“由于受贿而偏袒当时在广州的美国船只”等等；中国官方史料亦然，如“雍正之初，又议增收规礼银两，乃于七年合词控于大府，得稍稍裁减。未几官吏又增出口之税”。中央政府的漠视、制度与沟通渠道的缺乏又加剧了这种腐败。由于英商深受海关贪腐之害，因此战争胜利后专门在条约中提出要求，杜绝中国海关的“左右勒索，额外苛求”。
02茶叶自由贸易的繁荣时期
（一）战争前后茶叶贸易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经历了深刻变化，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贸易规模扩大。1868年英国华茶进口比1838年增加约100万担；1835年华茶出口总量为26万担，1871年增长到175万担，1880年为200万担。当然，在此期间中英茶叶贸易也有波折，比如受战争影响，1834年至1840年间华茶输英规模曾从3200多万磅缩减到2200多万磅；但在四十年代开埠之后，中英茶叶贸易又迅速恢复并达到新高，1845年超过5000万磅，1853年超过6000万磅。
贸易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中英仍互为最大茶叶交易方，中国茶叶与英国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华茶出口结构中，输英茶叶占据最大份额，以广州出口华茶为例，1844～1858年间，输英茶叶占出口茶叶总量的60～80%。而在英国进口方面，华茶进口数量也远远高于印度、锡兰茶，例如1865年华茶占据英国茶叶市场97%的份额，到1970年时虽已下降，但所占比例仍然高达89%。此外，鸦片战争后中英茶叶贸易也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据统计，当时上海著名的22家茶行，英商有18家；福州洋行12家，英商9家，另与德国合办1家；作为内陆腹地和俄势力范围的汉口也设立了3家英商洋行。中英双方在茶叶贸易中的紧密关系可见一斑。
二是茶叶贸易自由化，东印度公司和广州十三行贸易垄断权的废除是其显著标志。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英国国内自由贸易商人的推动，也有国外竞争尤其是美国商人竞争的影响。英国自由贸易商人（“港脚商人”）是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止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占据了英商自华输出贸易总值近40%的份额，由此成为能够与东印度公司抗衡的力量。随着垄断的结束，自由贸易规模扩大，大量散商开始涌入中国，英国在华行号从1833年的66家增加到了1837年的156家，因此这一变化被称为是“自由商人的胜利”。
行商垄断权的废除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此前已有一些英国散商绕过行商直接与中国茶商交易，但属于走私，受到政府的限制和打击。而行商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并且服务于政府外交政策，因此其最终废除是借由《南京条约》“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的强制条款。随着中英两大垄断势力先后败落，茶叶进入自由贸易时代。
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是中英茶叶贸易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的中英茶叶贸易表面上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特征，双方的贸易规模甚至在战后进一步扩大，但由垄断贸易转向自由贸易，深层次的贸易机制已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茶叶贸易口岸的由一变多、茶叶产地的增加、政策限制的解绑以及关税的下降，它们在贸易博弈中形成，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英关系，并导致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中英茶叶贸易的逐渐衰落。
（二）此阶段的茶叶贸易博弈
中英直接博弈主要是在英商居留设栈、开放贸易口岸、贸易许可与关税政策等方面。
（1）英商在贸易口岸居留、设栈等问题自五口通商便困扰清政府，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时有发生。最初的口岸居留问题是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中的“城市”概念差异引起的，主要表现为英商及领事是否能够进城。此后，进城、居留、设栈一再引起英人与地方政府和士绅百姓的冲突，进而造成外交事件乃至成为战争导火索。英商居留设栈问题严重损害了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并且因其与天朝体制的结构性冲突，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2）开放贸易口岸的博弈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马戛尔尼等英国使节来华时就曾多次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于是否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博弈其实是上一阶段的延伸，只不过英国此时得遂所愿，在博弈中使中国陆续开放了福州、上海等地。
（3）相对上述两个问题，贸易许可与关税政策的博弈是核心内容。
贸易许可方面，由于行商废除，清政府原有的贸易许可制度被打破，于是在两广总督徐广缙推动下，1850年茶栈和茶叶贸易执照制度建立起来。与同期的生丝和肉桂贸易执照制度一样，茶叶贸易执照制度一经推出便激起英国的强烈反弹，从1850年起，港督文翰多次就此事与徐广缙、叶名琛等人磋商；但与生丝贸易执照制度的流产和肉桂贸易执照制度的迅速取消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在茶叶贸易执照制度上并未退让，这场博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方才结束。这反映出中国在中英茶叶贸易中仍握有一定的主动权。
关税方面，五口通商初期中英博弈中有合作，《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都规定了英国领事有严查走私和担保英商完纳关税的职责。这是因为走私会“迅速削弱和摧毁一切合法贸易的现有基础”，双方在遏制非法贸易上存在共同利益。但总体来说，三十至七十年代的中英关税博弈大于合作。首先是由于缉私努力的失败，1851年英国废除了领事担保关税的制度，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则确立了洋人帮办税务的制度，中国关税主权被侵害。其次，在厘金与子口税的冲突上，由于厘金成为英国在中国内地开展贸易的障碍，《天津条约》提出了子口税制度，并且在此后“原用于对子口税设防的藩篱一一拆除，子口税制度日渐扩展”，中国在税制上的博弈也逐渐走向失败。
（三）英国为扭转茶叶贸易局面所作的努力
从上文所述贸易博弈可以看出，与上一阶段的被动不同，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的贸易博弈较为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扩大商品来源。作为扩大商品来源的重要手段，开辟通商口岸因《南京条约》得以实现。有学者指出，英国要求中国开放口岸，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茶叶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破行商垄断，降低茶叶价格。多口岸开放后，清政府和行商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控制茶叶贸易，议价权渐渐转移到英国手中。
在印度试种茶树是英国扩大商品来源的另一项举措。这一具有“出口替代”性质的行为完全由英国政府和印度殖民当局主导，1834年时任印度总督班庭克专门成立了一个“茶业委员会”来推动这项工作。尽管在印度种茶并非中英茶叶贸易中的直接博弈行为，但其目的和结果都与中英茶叶贸易紧密相关。1837年英国在印度制成了一些茶叶样品，并于次年送往伦敦；到1839年印度生产出了32磅茶叶。此后印度茶缓慢起步，1865年在英国茶叶消费中只占3%的份额，1875年则上升到16%。
二是积极通过外交手段解除茶叶贸易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限制集中表现为贸易许可和关税问题。仅就茶叶贸易执照制度来说，港督文翰在1850年7月至1852年1月间四次致函徐广缙，展开了密集的谈判，尽管最终结果并不理想，但足见其积极态度，这与清政府过于重视居留权等问题形成对比。
三是主动下调茶叶关税，刺激贸易发展。从1853到1865年，英国政府曾多次降低茶叶进口税，使得华茶进口大幅增长。实施减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英国国内市场对茶叶的巨大需求，但其长远影响不容忽视。与上一阶段的减税不同，由于商品来源的扩大，该时期的低关税刺激了华茶出口量的过度增长，华茶价格被逐渐压低，市场主动权转移到英国一方。正如1866年左宗棠等人指出的那样：“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故闽茶必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
当然，英国在这一阶段所推行的贸易政策绝非完美，如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废除就过于激进，引发了恶性竞争。垄断的结束表面上看使中英茶叶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在公司垄断权废止后第一个季度运到英国的茶叶比前一季度多百分之四十”，“凡是看到整箱茶叶的商人和船主立刻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然而事实上这一举措也带来了长达数年的贸易混乱，散商在中国哄抢“自由茶叶”，加上中间商对市场的操控，导致茶叶贸易规模在1834年后出现了萎缩，英国人甚至发出了“几乎盼望公司垄断权的恢复”的感慨。不过自由贸易的趋势不会改变，这一问题最终随着战后中国行商制度的废除而得以解决。
客观地说，尽管以军事手段作为辅助，但英国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为贸易博弈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然而清政府没有正视其贸易体制缺陷，反而在外商居留、设栈等问题上反复纠缠，导致贸易博弈局面反转，为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四）茶叶贸易博弈下的中英关系
在这一时期，茶叶贸易依然是中英贸易的重点，也是影响中英关系的重要因素。与上一阶段相比，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茶叶贸易博弈之下的中英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是中强英弱的外交模式得到改变。随着鸦片战争的取胜，英方在中英关系中表现得越来越强势，希望占据主导权，并且在大多数领域都得偿所愿；但由于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局面尚未被扭转，中国仍是英国最大的茶叶供应者，加上“天朝体制”的根深蒂固，英国在中英关系上也无法完全忽视中国的诉求。
二是中英之间的官方交涉增多，贸易摩擦更加表面化。在进行贸易博弈的过程中，英方港督、领事，与中方两广督抚以及上海道等地方官员频繁交涉，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较为罕见的场景。以双方官员的直接交涉为标志，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摩擦比鸦片战争前更加表面化，清政府固守的华夷大防也有所松动。
三是茶叶贸易在中英关系中仍居于中心地位，但影响力有所下降。鸦片战争前，茶叶是中英贸易最大宗的商品，茶叶贸易是中英交往的最大议题。即便是“鸦片战争”，战后谈判“约内绝不提烟土一字”；而对于双方贸易问题，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中却有诸多规定，《五口通商章程》在商定海关验货方式时还专门将茶叶作为代表性商品提出。不过，尽管茶叶贸易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里依然十分重要，但由于《南京条约》引入了通商口岸和领事居留等问题，中英之间的外交议题日渐增多，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
03茶叶贸易衰落时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清末，中英茶叶贸易在总体上呈现不断衰落的趋势。汪敬虞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买办商业剥削网的初步形成”时期，这种划分是非常精准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中英茶叶贸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华茶对英出口出现衰减趋势，直至被印度茶和锡兰茶取代。
（一）该阶段茶叶贸易的衰落趋势
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英国茶叶消费市场来看，随着印茶比例上升，华茶比重迅速下降。1880年印茶、华茶所占英国市场比例还是28%和72%，1886年已演变为41%和59%；到1889年二者攻守易势，中国不再是英国茶叶市场最大供应方。而从贸易金额来看，华茶的衰落就更为明显：华茶单价低于印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单价比始终维持在1:1.3左右，因此到1887年，尽管华茶输英数量仍超过印茶输英数量，但其460万英镑的总价已经低于印茶的496万英镑。
二是从华茶出口的国别比重来看，英国也从中国茶叶最大买家的位置上逐渐跌落：1868年，70.26%的中国出口茶叶输送到了英国；189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5.88%，分别低于美国的20.79%和俄国的43.01%；1913年甚至下降到了6.03%。
三是从中国商品出口结构来看，1871年至1873年间，茶叶仍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占出口总值的52.7%；1901年至1903年间却下降到11.3%，在丝绸之下。
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是以中国出口贸易的整体衰落为背景的。1871～1873年间，中国对英国贸易出超2000万元；1881～1883年间出超500万元；1891～1893年间入超2700万元，此后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都处于入超状态。从出超到入超的贸易状态不仅存在于中英贸易之间，也存在于中美、中日、中俄（苏）贸易之间，1871年至187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共出超400万元，十年后变为入超1800万元，此后入超不断扩大。
（二）英国的茶叶贸易博弈策略
由于印度茶叶（因其从生产到贸易再到消费完全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因此可以被视为英国国产茶叶；不仅历史现实如此，在当时的英国人观念中也是如此）的崛起，英国开始拥有在茶叶贸易博弈中获胜的利器。英国具体实施的贸易博弈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推动茶叶生产技术升级。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揉捻机、干燥机等制茶工具的出现和改良，使得茶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印度茶叶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有学者指出，茶叶生产具有高度商业化的特点，但中国的茶叶生产仍是一家一户为主，这是其在十九世纪贸易竞争中败于印度、锡兰茶的重要原因。
二是实行“国产保护”的贸易政策。印度和锡兰茶叶试制成功后，英国对其减免税赋，对华茶则提高关税。英国的茶叶贸易保护政策并不限于关税手段，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伦敦茶商承认他们现在已不经售华茶，伦敦杂货店里已买不到华茶。假若买主指名要买华茶，他们就把自称为华茶的茶叶卖给他，实际上根本不是华茶”。这已是商业欺诈行为，但在尚无规则约束的当时，诸如此类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被肆无忌惮地使用，有效打击了华茶对英国的出口。
三是发动舆论宣传，贬低中国茶叶。英国不仅赴美为印茶制作广告，还过度夸耀印茶，反过来贬低华茶营养价值低、含有鞣酸，损害肠胃。但实际上印茶咖啡因含量更高，远不及华茶健康，但舆论宣传的效果却使华茶在英国消费市场的占有量越来越小。
（三）中国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
如前文所述，在上一阶段清政府对暴露出来的贸易问题未能及时反思，更没有推动贸易体制的变革，导致逐渐丧失了主动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种种努力，形成了十九世纪末挽救华茶的热潮。如左宗棠曾在同治年间多次向中央奏报英商赴茶叶产地购茶等事项，张之洞更是多次出台政策推动对外茶叶贸易的发展，这与五口通商初期地方督抚疏于奏报的情形迥然相异。清政府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思商品质量问题。刘坤一认为，华茶对外贸易之所以出现颓势，其原因就在于“采制不精，商情致伪”。这也是当时挽救华茶人士的共识，于是便有人从采摘、拣筛、堆焙、装箱四个环节分析了采制茶叶的弊病，主张去除这四种弊病以整顿茶业。
二是反思贸易秩序问题。张之洞曾指出，“茶市之坏，正因小贩过多，开庄抢售之故”，致使中国茶商因恶性竞争而丧失贸易主动权，“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针对这一问题，曾有人倡议设立专门的茶政管理机构，来避免茶叶贸易中的弊端，整顿茶叶贸易秩序。
三是反思关税问题。晚清时期，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已经严重削弱了华茶的竞争力。1880年以后，由于印度、日本等茶叶产地的兴起，茶叶生产扩大，茶价在世界范围内呈现降低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茶税并不减少，关税初订之时每担茶可值50两，茶税为每担2.5两，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每担茶价格降至10两，茶税却仍为2.5两，税率高达25%。时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比如崔国因就曾指出“各国之例，出口货物，本国向不收税，则成本较轻。以较中国，则价为贱，故皆舍中国而趋印度、日本。中国出口之茶遂减于昔，而种茶之地渐就荒芜矣”。但由于清政府对茶厘的依赖，这一积弊始终难以消除。
四是反思贸易宣传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在这方面觉悟较晚。1906年，《商务官报》将广告归结为印度茶叶挤占华茶市场份额的三大原因之一，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中国茶商终于开始关注文书广告和茶叶包装等问题。
从上述几点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中国人对茶叶贸易政策的反思与英国采取的几项博弈策略几乎针锋相对，说明中国已经正确认识到茶叶贸易暴露出来的弊病。然而与早已行动并开始收获贸易博弈成果的英国相比，中国实际上错失了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扭转茶叶贸易局势的最佳时机；另外，贸易体制的种种弊端导致挽救华茶措施难以真正施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各种挽救华茶的设想，并不都带来制度创新，也不一定能够付诸实践”，很多措施即便实行也都是浅尝辄止。因此，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直至清朝灭亡，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终究未能避免。
（四）茶叶贸易衰落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中英关系中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史料中，直接涉及茶叶贸易的纠纷的很少，远不及前一阶段。1881年福州海关称“中国恐怕要变成一个次等的产茶国家了”；1887年英国人也指出：“茶叶虽然迅速地倾入市场，但销售得很慢。买主以市场主人的安闲态度对待着茶市。”这反映出英国官方和商人在获取茶叶方面已经不再抱有依赖中国的心态，其对中英茶叶贸易的冷淡态度势必影响到中英关系。
在上一阶段，即中英茶叶贸易较为繁荣的时期里，“1860年英法侵华战争之后，直到1876年，对中国的压力暂时停止了”，中英关系出现了一个平稳期，甚至一度（1868～1869年间）出现了修约的可能。然而1876年英国又提出一系列要求，逼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导致这一条约签订的导火线是马嘉理事件，但一些教案的发生早至1868年，却并未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可见教案不过是借口；同时，与两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烟台条约》是在英国未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签订的，说明此时英中的外交实力、国际话语权差距比战争时期更加明显。此外，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活动也偏袒日本，不惜损害中国利益。可见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发生这样的变化，其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中英茶叶贸易的由盛转衰与外交关系的转冷表现出如此的同步，不能否认其中包含一定的关联。
04结语
回顾清朝二百多年间的中英茶叶贸易博弈与中英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贸易博弈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密切相关，贸易平衡的打破往往会引发外交关系的变动。如前所述，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中英茶叶贸易的极端不平衡，当英国在贸易政策上一再失误、茶叶贸易难以为继时，走私违禁品乃至发动战争就不可避免；同样，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短暂的“友好”局面也就无法维持，双方再次发生外交冲突，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第二，大宗商品贸易的控制权与国际话语权息息相关。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茶叶贸易的不平衡，英国在外交关系上处于有求于中国的状态，因此屡次派遣使节来华；五口通商初期，尽管英国已经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由于茶叶贸易的局势未发生根本变化，英国在对华关系上尤其是在涉及茶叶贸易的问题上难以占据上风；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印茶崛起和华茶衰落，尽管中英贸易总体规模扩大，但由于中国以茶叶和丝绸为代表的手工业产品不再为英国所需，中英经贸关系出现了逆转，这一阶段英国即使不借助军事力量也足以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国际话语权上进一步实现了对中国的压制。
第三，成功的贸易博弈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指引。表面上，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被废除，到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英国在茶叶贸易博弈中的胜利似乎源于自由贸易者的推动；但实际上，无论是进行贸易谈判、调整关税，还是在印度培植茶叶，都是英国的官方行为，是国家力量介入的结果。而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茶叶商人过于微弱的约束力始终是其在贸易博弈中的弱点；而这样的弱点又造成了政府具有前瞻性的政策难以战胜茶商的盲目和短视，晚清时期茶叶质量下降和贸易秩序混乱等问题即是这一弱点的后果。
第四，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强大的军事保障。当常规的贸易博弈手段无法化解贸易冲突时，在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下，强国往往会诉诸军事手段，鸦片战争便是如此。因此，一个国家想要保护自己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否则就只能如十九世纪中叶的清政府那样，赢了“贸易战”，却输掉了真正的战争。
来源：坤冰观茶 刘礼堂、陈韬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1609年，荷兰人是第一个将茶叶进口到欧洲的商人，但是到1700年代后期，在国家垄断的支持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导了所谓的“广州贸易”。在其18世纪的黄金时代，茶象征着中国文明在世界上的卓越地位。
欧洲贵族和资产阶级将其迷恋为一种独特的亚洲商品，东方的很多异国艺术品，包括瓷器和丝绸，以一种更广泛的流行方式被称为“中国风”。而茶种蕴含的那种古老质感，使欧洲的年轻列强十分敬佩并试图模仿。
在18世纪的整个过程中，英国普通家庭的茶消费量增加了五倍，利润猛增。对茶的需求如此强劲，以至于推动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其茶税占到了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一，从而支撑了英国向南亚的扩张。正如东印度公司的审计长在1830年宣布的那样：“经济完全取决于中国贸易的利润。”
到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地官员开始将印度的鸦片走私到港口城市广州。道光皇帝（1820年至1850年统治）试图对毒品实行长期禁令时，英国官员和商人以捍卫贸易自由的旗帜宣战。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42年）的胜利下揭开了今天在中国被称为“屈辱的世纪”的序幕。简而言之，茶推动了大英帝国的发展，却导致了清朝的长期衰落。但是我们说，茶又有什么错呢？
中国种植茶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这是茶叶先辈精心打造的自然产物。然而，英格兰以坚船利炮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优势参加了世界竞赛。对于欧洲帝国和近代亚洲的学者而言，通常承认的一点是-随着西方的崛起已经必不可免-中国茶叶贸易退缩了。
但是，实际上，鸦片战争后的茶叶贸易依旧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纵观北大西洋的世界，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中国茶区，茶叶贸易的发展依旧灵活且具有全球特色，在中国的腹地，我们发现资本的积累既不依赖于技术创新，也不依赖于特定的阶级关系，而是依赖于全球竞争的新的社会逻辑。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实施的中国通商口岸制度并非意味着茶产业的消亡，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是它的扩张。
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随着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购买者的加入，茶叶出口的增长甚至更快。到20世纪初，茶叶贸易的就业人数（包括农民家庭，妇女，儿童，季节性工人和搬运工，遍及农村和港口）比中国任何早期的城市产业都多。在印度，锡兰，日本，台湾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甚至出现了竞争性产业。当大多数历史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时，中国茶业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长的更快，尽管海外纠缠不断。
中国的茶叶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进入全球贸易的切入点。茶被直接和间接地交易，性质很像鸦片，秘鲁银，加勒比糖，英国纺织品和缅甸大米。这种活动构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分工，这种全球性的分工也以充满活力和新颖的方式重塑了中国的农村。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有关专家将中国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通常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工业化和创新，例如煤动力发动机，钢铁厂以及化学和机械工程的进步。这些技术突破使“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正是由于它们在中国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缺席，才使其成为“资本主义者”。
而且，随着商人和农民继续使用传统工具和技术，19世纪的中国茶叶贸易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唐朝的和尚是第一个定期出售茶的群体。早期的方法是劳动密集型的，例如将叶子包装成蛋糕或将其磨成细粉（如今在云南普洱茶或日本抹茶中幸存的方法）。根据20世纪的相关专业人员的说法，生产的第一阶段包括农民家庭（主要是妇女），她们采摘叶子，然后轻轻烘烤以防止过度氧化。然后，他们用大麻袋把茶叶运到当地市场，和讨价还价的商人交易。商家在自己的临时车间中完成细加工过程，有时也从邻近地区雇用季节性工人，以执行筛分，碾压，烘烤和包装的任务。这实际上是有资本主义精神的。
著名的欧洲工业革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提出了技术创新的观点，并声称“帝国主义是中国提高生产率的动力这一点‘是未知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自己的《 时间革命》（1983年）一书中指出，相对于欧洲，中国没有可精确测量和调节生产率的机械钟表和计时装置。
历史向我们表明，我们不需要特定的前沿技术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普遍性。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已经是这种情况，中国是一个商业化的农业社会，正迅速致力于为新的全球工业市场创造生产力并与之竞争。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茶区实际使用的特殊计时方法，尽管这些方法远非最先进。
1810年，阿缪尔·鲍尔（Amuel Ball）曾担任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南部港口的检查员。尽管他从未亲眼目睹过茶叶的生产，但他从线人那里得知，在安徽农村，管理人员使用一种特有的，看似异国情调的计时装置来调节茶叶的生产：香炉里的棍棒以固定的速度缓慢燃烧。棍棒有各种尺寸，但通常设计为可持续40分钟。这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沙漏和水钟使用的原理相同。在近代中国，香也被用来调节采煤和农田灌溉的时间。
鲍尔（Ball）在他的《 中国茶的栽培和生产的历史》（1848年）一书中写道，中国茶商使用燃香来确定茶烘焙各个阶段的时间。他写道，“焙烤的时间”是通过一种称为“熏香”的东西进行调节的。为什么在制茶过程中必须跟踪时间？这与加勒比海地区新生的大型工业食糖种植园有很多共同点。据美国人类学家西德尼·明兹（Sidney Mintz）说，两个因素解释了这些大型生产的时间规律。首先，产品变质之前，需要被加工。其次，种植者感受到了市场竞争对降低生产成本的压力。
由于茶叶是易腐烂的产品，因此茶叶的质量取决于及时的烘烤，筛分和碾压。商人出于保护最终产品的质量而考虑监视这些任务。时间不再是精制茶的被动功能，现在时间可以主动调节劳动力。
最初，制茶者关注的是制作出最好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专注于茶的消费。后来，商人将使用时间来调节活动，以最大化产量。计时不再是茶提纯的自然过程。相反，现在的时间用于调节雇工的活动。正如兰德斯的描述那样，这并不是出于工业本身的、盲目工业化的“忙碌”，而是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明确冲动。
管理人员将工人推向了身体极限，甚至超越了极限。茶烘焙师“被要求靠在炉火上”，“那里的阳光和炉子都聚集在工人身上”。有人将1930年代的屯溪的茶厂形容为“蒸笼”，并指出：“由于劳动太辛苦，工人有时会因中暑而倒下，以致死了。”
为什么商人这么努力地驱赶工人？竞争。
到19世纪末，茶叶出口激增，在1886年达到2.95亿磅的峰值。然而，价格早在1860年代末就开始下跌，这反映了中国茶叶生产商的供过于求。港口开放后的最初几十年中，茶叶商人姜耀华的父亲将茶叶业务从广州迁至上海，在那里他苦苦挣扎。他写道：“家族企业正处于危机之中。”
世纪末，印度东部和锡兰茶园的新竞争也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起初，商人不知道是什么打击了他们。到1903年，上海的一份报告表示：“锡兰现在生产的茶叶如此之多……这使中国经销商更加难以出售其商品”。面对诸如此类的竞争对手，姜耀华和其他茶叶商人正在寻找可以削减成本的措施。
从黄昏到黎明，最慢的工人将被困在油灯下整理茶叶。
武夷山的承包商每天都会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宣布集体抽烟。休息期间，采摘者将篮子移交给包头，包头称重并当场记录。通过停止采茶，茶师傅确定了“投入”的基线数量，用于衡量每个工人的“产出”，并进而衡量其相对效率。他们仍然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来奖励摘下最多茶叶的工人，并惩罚最少的工人。采工工资是根据效率原则确定的，有细致的规定和明确的奖惩措施。同样，无需机械钟表即可将这种新颖的生产率机制强加于工人。
到了晚上，工人们从睡眠中醒来，被送到室内工厂，在那里他们整夜都在烘焙，滚动和筛选。再次，管理者根据速度奖励和惩罚分拣员。一个快的工人可以在一班中挑出七篮，而一个慢的工人只有四个。然后，第二天的室外采摘工作又将重新开始。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资本主义只能在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完全异化和商品化，即共同财产私有化和诸如农耕，奴隶制等较旧的社会制度的瓦解中才能发展。人们认为这些步骤对于培养现代的工业时间感（在机械钟中充分体现）以塑造工业生产和工作条件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而作坊则在私人住宅内经营。工人要么是无薪家庭成员，要么是季节性雇用的工人。中国茶叶生产的现实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共识（源自欧美历史经验）背道而驰。
这些来自茶叶贸易的景象告诉我们，19世纪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市场逻辑的熏陶，远远超过了当代人的认识。因此，尽管清朝官员如福建省省长劝诫他们放弃市场并重返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时，这些家庭并不接受，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为市场生产产品，并进而与其他许多国家竞争。
糖和棉花由非洲奴役的非洲人种植，纺织品由受胁迫的年轻女性纺制和编织，鸦片则由负担过重的巴特那农民提供。这些生产力的提高是通过殴打，鞭打和监视不自由的劳动力而赢得的。
英国种植者大卫·克罗（David Crole）在他的《茶》（1897年）一书中指出：与20或30年前相比，苦力现在完成的工作要多得多。种植者和监督者通过巧妙的组织策略，赢得了这些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亚洲各地的不懈努力和转型，茶成为继水之后，世界上消费最广泛的饮料，这种状态从未被打破。
全球化的最近几十年已经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扩张历来是不均衡的，并且依赖于阻力最小的途径，使用手头上可以找到的任何技术、材料和人员。如今，全球劳动分工不仅包括资本密集，纵向整合的公司，而且还包括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中，劳动密集型工厂的水平网络，其形式与早期的中国茶坊十分相似。
正是由于其劳动强度，与上世纪中叶相比，这种用于汽车，纺织和电子产品的工厂出场的产品被证明更便宜，更灵活并且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这些策略无疑助长了20世纪后期的东亚的“崛起”。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讲一个更具综合性的故事，那么一个有价值的出发点就是认识到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是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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