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岩韵”二字一直是武夷岩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武夷的茶人或者品茶客形容一泡好的武夷岩茶，总会提到“岩韵”。出于对武夷茶史料的热爱，我们其实一直很好奇，“岩韵”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时代提出来的。
今天，我们通过翻阅史料，在这篇文章中专门来谈谈“岩韵”可能出现的时间。
一首先，我们罗列一下近四十年来武夷的茶人大家们对“岩韵”的记载和描述。1980年姚月明在《福建名茶》书中《武夷岩茶》一文里提到岩韵:“岩茶首重“岩韵”，指其香气馥郁具幽兰之胜，“锐则浓长，清则幽远”，滋味浓而愈醇，鲜滑回甘。所谓“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即指此意境。” 1981年商检总局编写的《成品茶检验》中提到乌龙茶的香气审评，“岩韵、音韵是指它们在香和味上具有某种茶特有的香味特征。前者用于武夷岩茶，后者用于铁观音。” 1984年张天福的《乌龙茶的审评》一文中提到：“所谓武夷岩茶的“岩韵”，铁观音的“音韵”，颇似费解，但其品质特征应具备如下三个内容才能体现出来。第一、品种香显;第二，茶汤里面也有这种品种的香气，即香味相结合;第三，品饮后有回味(喉韵)，余韵尤存，齿颊留芳。 1986年林心炯《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初步的研究》一文中写道：“岩韵是武夷岩茶独特品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形成与鲜叶含有丰富的锰和钾，低量的钙和适量的氮、磷和铝等元素组合有关。而这种元素组合是在栽培过程中不但因单一的某生态环境因素或土壤中单一的某元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间以及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1989年张天福和戈佩珍在《福建乌龙茶》一书中，多次提到“岩韵”，并在形容岩茶的品质特征部分写到：“香气馥郁具幽兰之胜，锐则浓长，清则幽远。滋味浓而愈醇，鲜滑回甘，饮后有“味轻醍醐，香薄兰芷”之感。这些岩茶所独具香味丽质以“岩韵”概况之。誉称“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岩韵”唯武夷茶所仅有。” 从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茶人大家的文章中对“岩韵”的记载，显然是一种阐述和诠释，并不能说是“岩韵”概念的提出。 而以前茶叶教材和研究资料匮乏，茶人之间的文字有很多是相互借鉴，互为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看茶叶老资料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茶人间的表达方式是趋于一致。对我们茶史溯源上来说，就要从根本上去寻找那些最早出现的、创造性的原生史料，这样对于我们研究茶史很有意义 。比如我们在看庄任和倪郑重的关于武夷茶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观点、甚至文字表达上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在看庄任和姚月明在关于武夷茶品饮和工艺上发现他们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当年他们的交集很多，他们的朋友圈是好友关系，相互点赞。但是谁的说法是原生性的这点就很微妙了，所以我们还要认真的辨别比对。因此，关于“岩韵”我们一定要找到最早期的原生史料记录。
1971年湖南农学院茶叶教材中关于
青茶和“武夷岩茶”的部分
我们再搜寻下更早一些的茶叶史料中关于“岩韵”的资料。
文革时期十年动乱，武夷的茶叶的生产遭受很大影响，学术研究更是停滞。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时期的茶叶资料(从1967年开始)，但是大多都内容性不强，而且附了大量的政治语录。直到1975年左右，茶叶教材和相关资料的内容才开始比较规范起来。
我们在一份1975年的茶叶教材中关于福建青茶审评的部分，找到了“岩韵”相关信息。1975年安徽农学院滁县分院茶叶系主编油印本《茶叶审评与检验》中提到：“武夷水仙和奇种的品质特征，色泽具有“三节色”，油润光泽，“岩韵”显，味醇厚，回味快，特具清甘爽口。水仙毛茶条索状结，叶端扭曲，呈“蜻蜓头”状，色泽油润，间带砂绿出黄色(鳝鱼皮色)......铁观音品质特点，条肥壮，团结沉重呈“青蒂绿腹蜻蜓头”状，叶身肥厚，味醇厚鲜回甜，香高“音韵”明显。叶底柔软，光亮似“锻面”。”
以前的教材文字表达简练，又接实际操作。“三节色”、“绸缎面”、“蜻蜓头”这些词语我们现在青茶生产中都还在广泛运用。
另外一份同样也是安徽农学院滁县分院茶叶系1976年主编的油印本《制茶学》中，提到：“高级的青茶必须有“韵味。如武夷岩茶有“岩骨花香”之“岩韵”，安溪铁观音需有香味独特的“观音韵”。优良的品种茶都具有特殊的香气类型，如肉桂之桂皮香，黄旦之蜜桃香。”
我们还从陈椽1979主编的全国版《制茶学》教材，以及1978年的教材中都找到了“岩韵”的信息，内容和原来的教材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几份内容对“岩韵”也只是仅有提及，没有过多解释。
《茶叶审评与检验》和《制茶学》都是当时的茶学教科书，而安徽农学院的教材又是当年的茶叶教材的标杆，说明当时“岩韵”已经是一个较为普及的概念了，被写入教材中。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制茶学》的教材中其中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资料数据有引用了姚月明老师早年的研究资料。那么是否这段关于“岩韵”的表达和姚老有直接关系，我们不得而知。
1975年安徽农学院《茶叶审评与检验》中
关于“岩韵”
除了上面两份教材，这个时期的茶叶材料，还在一份安农茶学院老师的1975年的笔记中翻到了她当年来到福建实习对“岩韵”的一些记载。该笔记记载的很仔细，其中多处提到了“岩韵”，我们收列如下：
“4月17日在厦门口岸附属茶厂审评室学习，......岩(茶)之品质形成与土壤有关，.....岩韵，似豆浆，又似焦锅巴。”
“5月9日下午5时，到武夷宫茶站学习，陈书省、鲍书图(两位茶师介绍)，岩茶、洲茶、外山品质特征。岩茶，条索，肥壮;味，醇厚、回甘;香气，细长、岩韵显、似布烧过的味道;叶底......”
“正岩茶只有200来担，天心的叶底好看，慧苑的“岩韵”明显。”
“5月26日，武夷公社角屯(吴屯?)大队，崔站长、陈平谱(音译)体会“岩韵”是蜂蜜香。”
“(武夷宫茶站)陈书省茶师审评体会：......岩水仙，香带“岩韵”，细长如兰花之香，味醇厚，回味甜爽......岩奇种，香清细长，有“岩韵”，味醇厚，口尝之，先有浓厚感，后又转甜。”
笔记中有提到了武夷当时多位茶人，陈书省、鲍书图、崔志贤、朱何龙、黄镇国、陈德华、叶先顺等老前辈。
前面的一条笔记是这位老师在厦门口岸附属茶厂审评室学习，还未到崇安时就记下的，而且很醒然的写在笔记正页。可见，“岩韵”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少当时也是令她好奇和值得探寻的。
后面的笔记是她在武夷宫茶站学习、各大队和崇安茶场所体会到的“岩韵”。从记录的各位茶人的对“岩韵”的讲解来看，什么是“岩韵”在当时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也可以说明，“岩韵”的说法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流行了。
这些对“岩韵”的讲解中，陈书省老茶师对“岩韵”的表达和理解应该是最接地气的。
1975年安农教师武夷山实习笔记中
关于“岩韵”记载
1975年笔记中关于
“陈书省茶师审评体会”中提到“岩韵”
1975年笔记中
关于“武夷岩茶初制过程”
那么，再往前六十年代是否有关于“岩韵”记载呢?
我们查阅文革以前六十年代关于武夷岩茶的很多史料，找到了四篇关于“岩韵”的记载，其中两篇是姚月明老师的文章。
一篇是1963年，姚月明老师发表在《福建省茶叶学会一九六三年学术年会文集》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中，详细剖析的岩韵加工工艺，并提到了岩韵的两种表现形式，那就是“香韵”和“味韵”。由于这段文字前后语境很重要，我们把整段文字摘录如下：“优质之岩茶只能是影响品质的内含物质的消损、转化、积累，最终达到调和的产物，亦就是各种工序在整个工艺过程中相辅相成的综合表现。假使仅一个方面达到要求，并不能说明成茶的品质是绝对优良的。假使分其主次，简单说：粗壮(原料)卷曲折趋(炒揉)三分红、七分绿(做青)是岩茶的标志，那么做青、烘焙则是它的决定因素，萎凋则是形成香与味的基础，香韵(属岩韵)则以做青为主导而形成其风格，味韵(属岩韵)为复炒所诱发，烘焙来充实而为其特征。但这并不是把工序间绝然分开，而他们之间是有这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另外一篇是姚老1965年发表在《茶叶通讯》第一期的《岩茶焙制理论与实际》，其中谈到岩茶焙制技术，又再次提到了“香韵”和“味韵”并都在后面用括号注明这两种属于“岩韵”。文字内容和上面1963年发表的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累述了。这篇文字后面也被收录在了最新版的《姚月明论文集》中，但是1963年这篇内容较为完整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遗憾未有收录论文集。
姚老六十年代的这两篇文章是很重要的，连同他1959年发表在《茶叶通报》上面的《岩茶加工原理及形成特殊品质问题探讨》，三篇文字基本上奠定了他在茶界“江湖大佬”的地位，而后面的两篇也奠定了“岩韵”二字在茶界的地位。
另外关于“岩韵”还有一份是当时南平专属农业局单桂若发表的《武夷岩茶初制特点及今后生产意见》提到“武夷岩茶由于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好以及初制上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岩韵”。”单桂若的这篇对“岩韵”分析不多，只是简略的提了一句。
还有一份是1960年王郁风主编的《茶叶商品知识》一书，其中第六章中“关于乌龙茶审评--香气”的部分写道：“岩茶必须具有岩茶特有的芳香，铁观音必须具有铁观音特有的风味。俗称“岩韵”、“铁观音韵”。特别对高级茶，需有明显的特征。”
王郁风老师的本书中的“岩韵”只是简单的提及，从“俗称”二字来看，说明当时已经有“岩韵”的概念了。王郁风老师当时任职中茶公司，负责茶叶外贸出口，和武夷茶区的交集不多。但是多次陪同苏联专家考察中国茶叶产区，并于1952年和1956年5月两次陪同苏联专家一起考察了崇安茶场和武夷茶区，苏联专家当时对“武夷耕作法”很有兴趣。所以王郁风对武夷岩茶的“岩韵”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关于“岩韵”，我们回看六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个阶段把茶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岩韵”理论化了。
1963年姚月明《武夷岩茶的初制》中
关于“岩韵”的内容
四
再往前追溯呢?五十年代。
1959年，福建省农业厅编写的《福建茶叶》(初稿)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岩韵”。这份资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查找得到的所有茶叶资料中，关于“岩韵”的最早记载。这份油印资料中记载到：“武夷岩茶的形状粗壮，香气清远，滋味醇厚，润滑，微带回甘，具有“岩韵”。以武夷山各名岩所产茶叶最为名贵，品质特优......”
1959年福建省农业厅编写《福建茶叶》(初稿)
中关于“岩韵”
其他五十年代的茶叶资料中，我们翻阅了很多。从茶叶专业类书籍到当时的教科书，甚至包括各种茶叶期刊，但是，关于“岩韵”的信息已然停滞了。
其中找到的有些资料对岩茶滋味特征的描述，还是颇有意思的。1957年安徽农学院陈椽编著的《茶叶检验学》油印本资料中记载的青茶品质特征：
“从茶汤和滋味可以辨别茶叶的种类，也可以知道产地，正如评岩茶所谓“山骨”。品评岩茶叫好(的茶说)“喉韵”和有“嘴底”，都是好茶。”
“青茶品质的好坏是从香味来决定的，香味和地土很有关系，因此，从“喉韵”和嘴底的审评来辨别“山骨”的好坏，是较审评其他茶类难。”
“闽北和闽南青茶的区别，闽北青茶以崇安为代表，闽南青茶闽北青茶的香味微带豆浆韵，汤色金黄”
从这些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原来的教材编写语言还是比较口语化，虽然表达不是很流畅，但是很接地气。像“豆浆韵”，这种说法和1975年安农老师的笔记中这句“岩韵，似豆浆”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在武夷山也有一部分人把老枞水仙“枞味”的一种诠释为“豆浆味”。
所以，整个五十年代，我们可以找到的茶叶资料关于“岩韵”的记载只有1959年的《福建茶叶》中一条信息。从信息的记载上看在五十年代，“岩韵”的概念并没有像六十年代一样那么明确。
1957年安徽农学院 《茶叶检验学》中
关于青茶审评部分
五
我们再往前追溯解放前的民国时期，看看民国时期是否有关于“岩韵”的记载。这是一个对武夷岩茶来说比较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民国的武夷山制茶业，个人认为经历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国中期是武夷岩茶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武夷山中岩厂林立，茶庄众多，茶叶商贸繁荣，赤石的茶市集结了下府帮、潮州帮，广东帮等各方客商。最高峰的时候年产岩茶40万斤(林馥泉资料记载，不包括红茶和外山茶)。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称为茶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茶庄、茶号主要以商贸往来，经营茶叶赚取利润为目的。而且茶厂、茶庄的组织形态，岩茶的制作多以传统的口传心授为主，鲜有书面文字的论述。特别是各路茶庄、茶号都以本庄，独特的技艺和所出品的特色茶类为宣传和卖点，关起门来制造，更不可能去书写和传播。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一些茶庄当时的参与经营者如倪郑重、鲍书图等人或者茶庄后人(张水存等人)，来回忆茶庄的经营史和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
民国崇安县赤石林天香茶行茶票
中的“广告语”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以张天福先生创建的福建示范茶厂(1939年)和吴觉农先生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1942年)为代表的众多茶叶工作者以复兴中国茶业为己任，实干新邦，在武夷茶区做了大量的茶叶基础工作和科研实验工作。也为了解放后中国茶叶的发展集聚力量，培养人才。这些茶人新中国成立后分散到了中国各地的茶叶各个岗位，很多都成为了茶叶领域的佼佼者和茶人大家。其中十大茶人中就有七位曾经在武夷茶区工作过(如果算上胡浩川先生就是八位)。我们暂且称这段时期为茶业复兴时期或者科研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我们又把他分为两个阶段，福建示范茶厂阶段和茶叶研究所阶段。
福建示范茶厂当时是福建省贸易公司和中茶公司共同出资于1939年二月一日正式筹办，开设资本一百万元。厂长是张天福先生，副厂长是庄晚芳先生担任。当时还聘请了一批比较有经验的制茶技师，比较有名的有林馥泉、陈椽、倪郑重、吴振铎等。这个时期关于武夷茶的资料不少，张天福先生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以及茶叶管理局出版的期刊《茶讯》、《闽茶季刊》都有记载了很多武夷岩茶的内容。
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是吴觉农先生一手创办的。本来武夷山并不是茶叶研究所的首站，研究所前生是吴觉农先生创办的东南改良总厂 ，地址在衢州市的万川。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1942年5月日本发起了“衢州会战”，战火已经烧到了衢州，茶叶研究所不得不从万川搬迁至武夷山区。当时的抗战形势危急，浙江几个著名茶区像平水、三界都陷落为敌占区，甚至连祁门也危急。武夷山成为了这些茶人的栖息之地，聚集了一批的著名茶叶专家，这些茶叶专家都是吴觉农先生从重庆和万川带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原先示范茶厂的“老人”。通俗点描述，当时全国的著名茶人都“打堆”的聚集在武夷山。
这段时期的这些茶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茶叶调研、基础研究，栽培育种和制作试验。这个时期这么多的茶学专家写了诸多的茶业文字，茶叶期刊有《万川通讯》、《武夷通讯》、《茶叶研究》。还有不少单行本的报告，比较著名的有林馥泉先生的《武夷茶叶生产制造及运销》，廖存仁先生的《武夷岩茶》，王泽农先生的《武夷茶岩土壤》，吴觉农先生的《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等。
1945年崇安茶叶研究所出版，赤石刊印
吴觉农著《抗战与茶业改造》
抗战与茶业改造》吴觉农自序序言
《抗战与茶业改造》吴觉农自序序言二
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崇安茶叶研究所藏书(研究所签章)湖南茶叶专家王云飞编著《茶作学》
但是，即使是这么多茶叶专家学者，这么多的文字著述，很遗憾的是，完全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岩韵”二字的记载。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岩韵”的概念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只是作为一种武夷茶庄或者茶号之间的一种对好的岩茶的表达俗语没有被记录在册呢?
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首先，“岩韵”如果作为当时就盛行的一个对于形容好的岩茶特征的概念或者一个“时髦词”，茶商就很有可能会把它印制在茶叶包装物中或者宣传资料中。例如武夷的“八大名岩”、“名岩”、“精心焙制”、“顶上”、“真枞”、“超等”、“真正(正)”等名字都有在那个时代的茶叶包装中出现过(茶叶罐、茶叶盒、包装纸、宣传单等)。
第二，如果“岩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民国的那么多的茶人学者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丝记录。肯定是不可能漏记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做事很严谨。难道是他们觉得这个词不重要吗?显然不是的。在他们对于武夷岩茶的记述中，有一些关于武夷岩茶的词汇被反复提及，其中有一句话，几乎成了那个时代形容武夷岩茶特殊品质最时髦的一句话，那就是：“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这句话在廖存仁、林馥泉、鲍书图、陈舜年的文章中都有提到。
民国山西平遥“泰和长记”茶庄
有关于武夷茶的包装物
六
既然史料记载上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有没有可能问一下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茶人呢?
有经历过茶庄、茶号的老人现在基本都已经不在了。像倪郑重先生是鸿记茶庄的负责人，鲍书图先生是集泉茶庄的经理并担任当时的崇安茶叶公会会长，张水存先生是厦门张源美茶庄的后人。这批有经历过武夷茶庄时期的老人大多在八九十年代故去，能留下的仅有一些零散的回忆资料。而且这些回忆文章如果是在八十年代所写的并发表于地方文史资料中的，很多还是带有文革遗留的“阶级论”的政治色彩;如果在九十年代所写，这个时期关注茶文化的倾向又更多些，对于史料的发掘不够强。特别是这些经历过多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老茶人们对解放前的茶业变迁的广大历史细节往往是避而不谈。
而还有几位武夷山现在健在的经历过民国时期茶业的老人，但是当年他们还是很小，虽然有的有参与到茶庄或者茶业，对过去茶史的了解是不够深入和具体的。
不过，很荣幸的是，在当年吴觉农先生创办的茶叶研究所，还有一位参与当年茶叶研究的专家尹在继先生还健在。
我们去年8月和10月很荣幸的两次拜访了102岁的老茶人尹在继先生。尹老当年在吴觉农先生在武夷山办茶叶研究所时期(当时隶属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就在茶叶研究所工作。当时主要研究茶树的病虫害，和研究茶树品种的叶鸣高先生一个办公室。是当时茶叶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当时出版的《茶叶期刊》和《武夷通讯》中都有尹老发表的文章。后期调到上海商检局负责茶叶出口检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重要的茶叶出口检验指标都是尹老参与制定的。
尹老依然精神健硕，记忆力很好，聊起过去做茶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在后面的交流中问了很多当时茶叶研究所的事情，并且也有和尹老提到了武夷岩茶的“岩韵”。根据尹老的回忆，他也记不清“岩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
我们离开之后，针对“岩韵”二字，尹老后面做了很严谨的解答，特地让他的儿子尹明老师用信息发给我们。
尹老说：“先有“韵”这个字义，是从诗开始谈韵，后被用于具有特色味道的一类茶。茶韵在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说法了，具体可查一下康熙字典。岩茶是个统名，许多不同的做法，造就了不同色香味的茶。但是岩韵的说法，只是一些写文章的人在归类时，把它做的划分，在实际审评时很少运用。”
老人家的回复很有意思。但是，似乎可以说明尹老民国时期在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工作期间，那个时候没有“岩韵”的提法，或者这个词在当时并不是很重要。
这一点我们在查询民国到解放初期的茶叶检验和审评教材也可以看出。所用来形容武夷岩茶品评特点的词汇无外乎基本都是“香气馥郁，滋味醇厚” 。如果说“岩韵”二字用来审评中作为审评术语较为偏抽象，不够具体，其实“醇厚”、“馥郁”这类的感官词汇基本也差不多。而且当时的教材的用于都是比较直接的，偏实践化的口头语，例如“豆浆韵”、“山骨”。所以“岩韵”二字未被早期的审评资料和教材收录，很大的可能就是还未出现或者未普及。
1943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丛刊
廖存仁著《武夷岩茶》
七
正在我们苦苦查阅资料探寻之际，《武夷茶经》的编者、武夷山老茶人萧天喜老师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萧天喜老师在2005年开始主编《武夷茶经》的时候就有当面问过姚月明老师关于“岩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姚老很明确的说“岩韵”是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在茶叶收购站审评岩茶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当时和陈书省等老茶师审评描述一泡好的岩茶最早讲的是“有岩味”，后面几位审评的茶师才归纳为“有岩韵”这个的说法，大体时间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并且还说，我们的“岩韵”提出之后，铁观音产区也提出了“音韵”，“随后这个韵，那个韵就都出来了”。
但是，姚老当时并没有说明，“岩韵”就是他个人提出来的还是当时茶叶站中某位茶师提出，又或者是几位审评师集体碰撞的结果。按姚老描述应该是当时审评茶叶的时候瞬间提出的，并被一直沿用。
姚老是1953年从安农大茶业专修科毕业来到武夷山崇安茶场(当时叫崇安茶叶试验场)工作的，而反右运动是1957年。如果按姚老所说那么当时他们在茶叶收购站“总结”出的“岩韵”二字基本上就是1953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而且科班出身的姚老当年确实有跟实践经验丰富的陈书省茶师学茶叶审评。
而提到武夷山五十年代的茶叶收购站，我们了解到的当年主要有赤石和武夷宫两个地方，具体是在哪个茶叶收购站呢?当时在茶叶收购站又是哪几位茶师负责审评把关呢?
鉴于这一点，我和萧天喜老师特地拜访了1954年就在武夷山赤石茶叶收购站工作的朱何龙老师。
朱老1930年出生，今年92岁了。他于1954年赤石茶叶收购站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里工作，后面1957年赤石茶叶收购站搬迁至武夷宫，他都一直在负责茶叶收购工作。当时在茶站的除了他，还有陈书省、邹锡潘、何凤泉等老茶师。
至于“岩韵”，朱老说当时陈书省在审评的时候就有说了，大体也是在这个时间，具体什么时候提出并不详。当时形容一泡正岩的好茶，说这泡茶有“山骨(头)”、“岩韵”、“岩骨”，并说工艺到位，有“三节色”、“蜻蜓头”。
朱老在这里又再次提到了陈书省老茶师。考证陈书省茶师的经历，十五岁就来到武夷山茶庄当学徒，先后在瑞苑茶庄和厦门侨农茶行任职(参见黄贤庚老师《武夷茶说》中记载)，而何凤泉茶师民国时期在源泉茶庄任职(朱老说是集泉茶庄)。这两位茶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茶师，尤其是陈书省老师，一辈子勤勤恳恳事茶，是武夷茶人的典范。这些老茶师们都是“岩韵”的实践者。
另外，茶叶科班出身的姚月明老师可以确认是第一个把“岩韵”的研究理论化的人。在这一点上姚老是当之无愧的武夷岩茶科研带头人。我们上文提到的在他1963年发表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中明确的把“岩韵”分为“香韵”和“味韵”，并提出“香韵(属岩韵)则以做青为主导而形成其风格，味韵(属岩韵)为复炒所诱发，烘焙来充实而为其特征。”
并且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安农大和浙农大都有邀请姚月明过去给茶学系的学生讲课。这一点对武夷岩茶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介绍到“岩韵”。
今年93岁的王镇恒老师回忆起当时姚月明回安农讲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姚月明讲课很生动，很实在，学生反映很热烈，当时整个教室座无虚席，位置坐不下就站着听”，“他不仅讲述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还带来了武夷岩茶在审评室品鉴”，“不只是安农大，浙江农业大学也有邀请姚月明去上课”。王镇恒老师也是安农大毕业，比姚月明和谭素芳大一届，算是姚老的学长，在安农大留校任教三十多年，成就斐然。
而姚老当年在安农的同学、学长和安农的学生们后期都分散到了祖国茶叶的各个岗位。姚老的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武夷岩茶在全国的传播。这些贡献，姚老功不可没。
在安农大茶叶系主编的茶叶教材中，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文革以后的全国茶叶教材，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都有引用了姚老武夷岩茶的研究成果，我们始终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甚至包括陈椽老师的一些著述中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这点和他们“师徒”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有直接关系。不过，师徒二人在“乌龙茶和红茶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但是，我们仔细对比会发现，姚老六十年代描述的“岩韵”和八九十年代所诠释的“岩韵”概念略有差别，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升华。
当然，关于“岩韵”的概念还需要特别补充一点，八十年代以来，除了姚老之外的一些老茶人和茶叶专家的参与和诠释和是“岩韵”的概念真正走向普及的重要因素。就像是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张天福、林心炯等老师以及武夷的诸多茶师。去年年底和罗盛财老师聊到“岩韵”，他还特地提到了当年崇安茶场的老场长叶先顺，说他当年审评的时候所提及“岩韵”也是颇多的。还有很多的武夷茶人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的贡献在此已经不可追忆了。
《岩茶加工原理及形成特殊品质问题探讨》
1959年姚月明
八
以上基于赤石茶叶收购站是1954年才成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岩韵”出现的时间确定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这段时间。
1954年-1957年，说到这段时期，我们细细分析下，对于武夷岩茶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其实，这段时期武夷岩茶是不被重视的。
解放初期，我国的外销茶的市场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而这部分市场最需要的就是普通价廉的红茶。所以全国的茶叶大布局全部都盯在“红茶”身上。1951年中茶在杭州开办的干部培训班，其中提得最多的就是“发展红茶”、“红茶工艺”、“绿改红”。当时苏联茶叶专家几次来华主要也就是考察如何发展中国红茶生产。
虽然建瓯1951年建立了茶叶精制厂，武夷山直到1954年才在赤石建立了一个茶叶收购站。也就是武夷山岩茶的这块“蛋糕”早期根本没有被我们出口外贸盯上。而且在收购站建立以后，所收购的也不仅仅是岩茶，还有小种红茶和烘青绿茶。
另外，武夷岩茶因为制造精细，成本较高，历来消费偏小众，1961年的全国茶叶教材《制茶学》中就写到：“岩茶属高级茶，价格昂贵，过去只是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等反动剥削阶级享受。”
但是这个时期对于武夷山茶区来说，也是群英荟萃的时期。因为民国时期武夷茶庄商贸确实辉煌，另外还有张天福和吴觉农这两批老茶叶专家们的技术积淀和学术“加持”。所以当时的武夷茶区既有民国老茶庄所留下来的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又有像陈书省、何凤泉这样的老茶师，并且还有像叶鸣高、童衣云这样经验丰富的茶叶专家。
而且在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从全国茶区来看这个时期都在恢复茶叶生产，虽然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对茶叶生产有不少冲击，但是在文革以前都还是发展了不少茶叶的研究成果。这些条件在客观上已经为武夷茶叶的实践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石。所以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发表在全国各大茶叶期刊上面关于武夷岩茶的经典文章还是很多的。诸如，张堂恒先生的《论武夷岩茶采摘》，姚月明几篇武夷岩茶的著作，这些都代表了当时这些茶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1950年陈椽茶叶文章《我们怎样搞好茶叶生产来实践中苏贷款协定》其中提到“绿茶改制红茶”问题
另外，为什么会是“岩韵”，我认为有历史的偶然性。
我们回头再看过去那个时代，“岩韵”就像是尹在继老师说的那样，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是个普通词。
过去对武夷岩茶的感官描述主要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文人的说法，诸如“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活、甘、清、香(清.梁章钜)”、“味道清和兼骨梗(清.乾隆)”之类;一个是生产、经营实践中的用词，诸如“豆浆韵”、“山骨”、“嘴底”。文人的说法就比较雅致，含蓄，而生产经营中产生的说法直接来自于实践，就比较直接通俗，接地气和偏口语化。而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被后人所采纳和沿用。
古人表达一泡好的岩茶的理解比今人词汇更加丰富。过去的人实践性很强，我们现在所运用绝大部分描述武夷岩茶工艺和特征的词汇都源自于过去。而今人，都想对岩茶建立快速的认知，这点也是今人很多想快速了解岩茶的通病，殊不知前任的这些总结都是建立在广泛实践，不断试错的基础上的。
所以，当年老茶庄出身的陈书省老茶师在茶叶站审评一泡好岩茶一样，可以说“山骨”、“岩骨”、“岩韵”，但是“岩韵”被历史选中了，渐渐的时髦了起来。
从历史的某些阶段来看，“山骨”这个词来形容武夷岩茶的特殊特质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似乎比“岩韵”更为流行，我们上面也有提到的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中所提最多即“山骨”。甚至在林馥泉老师1981年出版的《茶品质鉴定》中，还有提到乌龙茶的“身骨”，这种说法和“山骨”也是比较近似的。
科班出身的姚月明老师把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岩韵”理论化了，如果没有姚老的理论阐述，今天“岩韵”就很有可能还是个和“山骨”一样的普通词。就像是宜兴紫砂当年的手工匠人杨彭年遇到了陈曼生，当然这个比喻也不完全贴切，因为姚老也亲力亲为的实践。但是实践结合理论，就会形成一种高度，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审美上的都赋予了它更广阔的内涵。
从辩证论的角度看，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正确地反应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姚老在安农大讲课曾经说过“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指导理论”)
从“岩韵”的发生、发展来看，民国和解放初期是“岩韵”概念的萌芽期，而1963年到1965年是“岩韵”理论的形成期，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是推广期，真正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开始兴起茶文化热潮的时候，是“岩韵”概念的普及期。到了我们今天的“岩韵”对于武夷岩茶来说，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要概念了。
民国时期武夷“茂峰茶庄”包装物
，为什么会是“岩韵”，而不是“山骨”、“岩骨”、“豆浆韵”......，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韵”更雅致，更有内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逼格更高”。写诗的有“诗韵”，写词的有“词韵”，音乐有“音韵”。
再次，对于“韵”这个字来形容茶叶，甚至来形容武夷岩茶，确实是比较早的。“喉韵”、“香韵”、“风韵”这类的形容茶叶的词汇早期就多有运用。1937年庄灿彰先生的《安溪茶叶调查》一书中，形容“红芽铁观音”的春茶特征的时候就提到了“香韵”二字。明代田艺蘅的《煮泉小品》中“鉴赏茶叶,首重风韵。”(这句的表达和姚老说的“武夷岩茶，首重岩韵”有异曲同工之妙。)宋徽宗在《大观茶论》：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宣和北苑贡茶录》，“延平石乳，清白可鉴，风韵甚高。”
而最早用“韵”来形容武夷岩茶的是清代才子袁枚。他在《随园食单》中记载武夷茶：“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觉得阳羡的茶叶虽好，但是“韵”逊于武夷茶，更确切的说是逊于武夷岩茶。因为袁枚的文章通篇考据，很显然是用工夫茶泡法冲泡武夷岩茶。
清代袁枚《随园食单》清刻本中
关于武夷茶的记载
通俗点说，就是由于“岩”和“韵”这两个字组成用来形容武夷岩茶的词汇用来形容武夷岩茶简直太多，太高频了，诸如“岩骨”、“岩味”、“喉韵”、“香韵”，这么高频的使用词在大量的实践中碰到一块组成“岩韵”二字那也就是早晚的事。
也因为有了这些前人基础，更由于武夷岩茶所特有的优异品质，所以这几位老茶师们在茶叶收购站审评茶叶的时候，口语化的直接提出的“岩韵”二字，也自然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产区地貌土壤构成(就像是林心炯老师说的“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间以及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独特和众多的茶树品种，独特的生产制造工艺，造就了武夷岩茶所特有的滋味品质特征。(陈椽老师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写道：“武夷岩茶的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
这种特征从客观上需要一些词汇去做感官上的表达，无论是在加工审评环节，还是在市场推广流通的环节。而这种词汇的本身是必须要能够代表武夷岩茶的特殊性的。
所以，无论是“山骨”、“焦锅巴味”、“岩韵”、“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淡非薄，浓非厚”都是对武夷岩茶特殊性的一种表达。很显然，所有的这些词汇都不如“岩韵”二字来得精炼简洁，没有“岩韵”二字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也有朋友说，清代乾隆的“味道清和兼骨梗”，明代吴拭《武夷杂记》中提的“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这些讲的就是“岩韵”。这些只能够理解为对武夷茶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特殊的生产工艺所形成的丰富滋味感的描述，或者说是广义上的“岩韵”，和我们这里探讨的“岩韵”二字概念的出现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定义的“岩韵”起源，是一个概念化的，已经成熟的定义了。
至于如何定义“岩韵”，“岩韵”是什么?八十年代以来已经有很多的茶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分析，不在我们此文的讨论范围。
九
考据到这里，“岩韵”的信息似乎渐渐清晰了。那么，“岩韵”真是出现在1954年到1957年吗?我们这里很难去断言，历史也存在的很多的可能性，不能被随意假设，特别是在没有更多的史料和实证的情况下(这一点也很难)。对于武夷岩茶这么富有变化性魅力和丰富内涵的茶叶，在早期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大家公认的乌龙茶起源，纸面上是认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和王草堂的《茶说》，但是乌龙茶制作工艺实际的产生年代可能远比王草堂在的年代早得多。
而这个时期的真实的细节已经随着陈书省、姚月明等当时当事老茶人的故去而无法追溯了。
“岩韵”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依然不会有很肯定的答案。
但是，可以概括的说，“岩韵”就是老茶师们在解放前后的茶叶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姚月明老师加以理论诠释，并在六十年代得以推广传播，七十年代被写入教科书，八十年代众多茶叶专家们参与，最后在九十年代至今开始渐渐的高频起来的。这条发展主线也是和武夷岩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岩韵”二字在实践中的起源也有可能更早。
当然，以武夷岩茶的独特魅力，此中真味，又岂是区区“岩韵”二字可以全部解读的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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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茶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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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书影
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饮品。关于茶叶和饮茶习俗西传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传入吐蕃和回鹘，五代宋辽金元时期，汉人周边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最迟至15世纪时，茶叶已较大量地传入中、西亚地区了。17世纪以后，欧洲人将茶叶作为饮品原料大量地从中国进口。中国茶向西传播的历史虽然大体能够勾勒出脉络，但15世纪以前茶叶在西域以西地区的流传情况还缺乏明确的证据，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触茶叶的时间是很早的，但饮茶习惯的形成则要晚得多。本文将利用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献，同时结合汉文史料记载，考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10—15世纪)传播历史，兼论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叶西传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是9世纪成书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 wa al-Hind)：
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ā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人头税、〕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条记载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证明当时茶已经西传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其中记载的“茶”的名称sākh，语源不明。
除了这条文献外，长期以来为学者所知晓的就只有10—11世纪波斯大学者比鲁尼(Abū Rayḥ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Bīrūnī)关于中国茶的记载了。20世纪初欧美东方学家引用他的记载时，多利用德国文献学家克伦科(F. Krenkow)编辑的比鲁尼《中国见闻录》(Nubadh fī Akhbār al-Ṣīn)，其中将中国茶称作jā。我国黄时鉴先生后将此“jā”与藏语“茶”的读音ja联系起来，尝试构拟藏语ja > 阿拉伯语jā的假设，同时指出亦有语言学家认为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波斯语借入的。笔者认为，比鲁尼笔下的jā并非阿拉伯语，而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波斯语chā。比鲁尼的著作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但他本人却是波斯人，因此他对两种语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没有ch这个字母，会经常把波斯文ch写成j。因此，比鲁尼用阿拉伯文记载的jā，完全等同于波斯语的chā。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学者对波斯、阿拉伯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比鲁尼的集大成著作《医药书》(Kitāb al-Ṣaydana)被整理刊布出来，其中有一条专门的词条对中国茶作了介绍，在这里“茶”被清楚地写作chā。
茶(chā)，大食人用阿拉伯语读作ṣā。这是一种生长在中国(al-Ṣīn)的植物。
〔据说茶是汉语词汇，指生长在当地高海拔地区的一种草本，在契丹(Khaṭā，即北中国)和泥婆罗(Nipāl，即尼泊尔)也有种植。根据颜色的不同，茶可分为：白茶、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叶片细长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种类都更有益于人体，白茶极为珍稀而难得。其次是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种。〕
人们烹煮茶叶，晒干后贮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时候放入热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饮用。舍里八还是一种药物，但没有药物的害处，很有益处。它可以当水喝，但犹擅解酒。因此它被贩运到了吐蕃，因为当地人有酗酒的习惯，没有哪种药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贩运茶叶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来交换。
《中国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一书记载，〔30包茶叶价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没有了。〕茶叶比红豆草细长，味道也更佳，但有一点苦。当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来了。茶叶在鲜嫩的时候放在一起搓揉、捣碎。放入热水中，空腹喝下，能够降火清血。
有人去过中国出产茶叶的地方，说那个国家的君王住在扬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过，如报达(今译巴格达)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两岸遍布酒坊、烧窑和店铺。人们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们在特定的地方饮食大麻一样。〔那里的国王收取人头税，〕人民禁止买卖茶叶，因为茶〔和酒〕皆归国王所有。他们的法律规定茶叶为专营，若有人未得国王许可贩卖盐或茶，就会以盗贼论处，而在那里盗贼会被处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税款纳入国库，其利润可比金、银矿之所出。
《药理学》(Qarābādīn)记载说，茶是一种植物，出产自秦(中国)。在那里茶被制成圆饼，贩运到周边地区。这些药学著作还记载了茶叶的起源：秦国的君主对一个侍臣发怒了，遂将他驱逐出城，赶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发高烧，〕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一日，他拖着虚弱之躯在山谷中跋涉，饥饿万分。他见到的只有茶树，便把茶叶吃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发烧痊愈了，〕他的健康状况和脸色都有所改善。就这样坚持下来，他的力气增强了，脸色变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经过，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就向君主汇报了此事。君主对此甚感诧异，召回这位被流放的臣子来到御前。当君主看见他时，由于他展现出的巨大的变化，君主〔一时〕没有认出他，直到问他的情况时，才认出是他。〔君主看到他跟被驱逐之前一样健康，非常高兴，便询问他是如何康复的。〕于是这位侍臣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绍了茶叶的神奇特性。〔君主随即下令查验这些茶叶，〕医师们用它来试验，弄清了茶的益处，并开始用它制作药物。
比鲁尼的这条记载向我们展现了10—11世纪的波斯学者对中国茶的了解程度。比鲁尼关于茶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前人记载，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见闻知识。很明显，其记载后半部分的逸闻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标明了出处;而前半部分记载则更像是他自己的见闻知识。首先，他记载了茶叶的产地，除秦外，还有契丹和泥婆罗。比鲁尼的时代，契丹已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如果这条记载抄本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为波斯、阿拉伯地区所获知。
此外，引文中关于吐蕃与中原王朝茶叶贸易的记述格外值得注意。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情况。汉蕃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代就已经开始，到了北宋时尤为兴盛，吐蕃是宋朝实施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而波斯人比鲁尼得闻这条信息的渠道颇含深意。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吐蕃诸部通过向宋朝进贡方物来换取茶叶，仔细检看吐蕃诸部的贡物种类，便会发现其中含有许多非吐蕃土产的域外之物。如熙宁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领董氈向宋朝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贡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产，其中的乳香则是波斯、阿拉伯的特产香料，这说明吐蕃与波斯、阿拉伯地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结合比鲁尼记载的吐蕃信息，证实了两地区间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过吐蕃进入中原汉地，那么理论上，汉地的茶叶也完全可能通过吐蕃传入伊朗。
《宋会要辑稿》载：“光尧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进呈张浚奏：大食国遣使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谕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武备不修，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宜以礼赠贿而谢遣之。’”黄时鉴对这段记载中北宋茶马贸易的对象“大食国”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怀疑。笔者认同波斯、阿拉伯与宋朝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较低。从比鲁尼的记载亦可看出，10—13世纪东西陆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区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了解，要超过对汉族政权的了解。比鲁尼关于“中国茶”的记载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识是“新鲜”的，而对中原王朝情况的记载则全是抄袭前人的“旧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茶知识的西传，更多得力于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的贡献。
在比鲁尼的这条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似乎又消失了，劳费尔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笔者认为，关于茶的记载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鲁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医学书籍就已经记载了茶叶的功效了，这表明关于茶的记载不会少。那么这些记载无迹可寻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称谓来称呼茶，致使我们没有辨认出来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别称
12—13世纪波斯植物学家伊本·拜塔尔(Ibn al-Baytār)在他的《药草志》中摘引10世纪末的伊本·卢德万(Ibn Ruḍvān)的记载，介绍了一种名为shāh-i Chīnī的药物：
我们得到的这种药，呈片状，黑而且薄，是用某种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该药似降温剂，能治疗发烧引起的头痛和发炎肿块。根据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将其研成粉剂，撒在病灶。
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Jāmiʻ al-Tavārīkh: Tā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马八儿地区，由于空气污浊，食物容易变质，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饭，就会死亡。因此，人们把饭和shāh-i Chīnī、大麦壳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时代地理学家迪马士基(Shams al-Dīn al-Anṣārī al-Dimas̲hqī)的《陆地与海洋的奇迹》(Nukhbat alDahr fī ʻAjāʼib al-Barr wa al-Baḥr)记载，在中国海域的一个岛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āh Ṣīnī。shāh Ṣīnī的叶片类似蒌叶，它的汁液类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几种文献中出现的Shāh-i Chīnī(波斯语)和Shāh Ṣīnī(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国之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前人学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笔者在拉施都丁的农学著作《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ʾ)“茶”词条中，找到了线索。
关于茶树的知识
按照我们这里的医生〔的说法〕，它被称作“中国之王”(shah-i KHLQ)，蛮子话和契丹话称之为“茶”(cha)。
它生长在蛮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区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长。树木大小与桃金娘树相似，叶片形似石榴叶，但较之略小，全部为绿色。采摘茶树叶片，将其放入锅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阳下晒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话，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几年。
茶叶作为商品被运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们饮茶甚多。茶是一种大宗贸易品，从茶叶贸易中可获取丰厚利润，但在忻都斯坦人们很少饮食。
在属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种茶，其树木更加高大，叶片也更大，只比橘树的叶子略小，厚度则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规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纳税。人们不能随意出售茶叶。每人允许贩运的茶叶数量，以及根据租契需要交纳的茶叶数量，都有规定。
根据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叶可分为：御茶、中档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将麝香、樟脑及其他配料与茶叶混合在一块压制而成的，有专门的官员监制。将茶叶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ḥanā)那样，然后用筛子筛好，再用纸卷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官印，以缴纳商税(Tamghā)。任何人不缴税就不能贩卖，违者获罪。就这样茶叶用纸包着被运往各地，它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种我们称为“茶”的最早的茶(chāy-i avvalīn)，是一种野生的茶叶，那种茶也要缴税。但生长在荒野上的茶无需租契，任人随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将茶树运至契丹之地，栽种在花园中，茶树长大后，任何想栽种茶树的人皆可移植。茶树不论在热带还是寒带都能生长。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种植茶树，那里就属寒带。这种茶树开黄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种子如鹰嘴豆般大，呈黄色。
栽种此树，可通过播种、扦插和栽种幼苗的方法，每种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浇灌其根部，能使树木快速、茁壮地成长。
在生长“晚茶”(chāy-i ākharīn)的地方，生活着能产麝香的麝鹿，它们以芳香的树枝和草料为食，如甘松等。
这段记载第一句就指明，波斯医生称为shāh-i Khitāy的东西，中国话称为cha。这表明，茶除了音译cha之外，还有另一个称谓，叫作shāh-i Khitāy，而这个shāh-i Khitāy才是波斯人称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āh-i khitāy字面意思也是“中国之王”，这显然是一种意译，反映出波斯人对中国茶的价值的总体评判。外来物品同时拥有音译和意译两个名称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扑克”(poker)和“纸牌”都是这样的命名逻辑。
无论是波斯语shāh-i Chīnī和shāh-i Khitāy，还是阿拉伯语shāh Ṣīnī，其含义都是一样的，所指的事物也应一致。且根据前文所引文献对“中国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种茶叶的加工品。伊本·拜塔尔描述说，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热消炎。唐宋时期中国流行一种叫做蜡茶或蜡面茶的茶饼，是在茶叶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压制成饼。《证类本草》中记载了皮肤上生疮，可以将蜡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疮口的方子，与伊本·拜塔尔所述颇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和迪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国之王”在热带地区的应用，这与茶清热降火的性质有关。
三、蒙元时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流传
波斯农书《迹象与生命》中关于茶的记载代表了蒙元时代波斯、阿拉伯人对中国茶知识最全面的了解。其记载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该书首次将茶的音译和意译两种称谓联系起来，把新旧名称作了勘同。
第二，该书首次较详细地记录了茶叶在中国的产地：蛮子田地(南中国)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国)的Chīn Jīū。
QM Jīū，从对音上判断，可与“甘州”“剑州”和“赣州”(kam tʂiəu)对应。但从产茶角度来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剑州和赣州皆在元代产茶区内;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属于蛮子田地，那么剑州就也应被排除，因为剑州地处四川，元时属于汉地，即拉施都丁所说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蛮子地区内。因此，只有赣州较为符合。
若从元朝茶叶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ɛn tʂiəu)，只是在对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时称建宁路。波斯语文献记录中国地名时，常常只取第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州”字，所以将“建宁”简称作“建州”亦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有“建茶”之称，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贡茶品种。元朝在此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掌岁贡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认为是“秦州”，秦州元代属陕西省，宋代在此设榷茶司，明代设茶马司，控制对西番的茶叶贸易。川陕一带出产的川茶可由秦州贩运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对茶场租契、凭引买卖、贡茶、“官印筒袋关防”包装等细节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该书记载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种茶树一事。中都，是指营建元大都以前的旧中都，即过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领金中都后，改称其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五年(1264)又将“燕京”改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营造新城，即后来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种茶树一事，就发生在营建元大都之际。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记载，说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际，“从每个地方运来了各式各样的果树，栽植到了该地的花园和瓜园中”。同时代的马可·波罗也证明了此事之真实，他的行纪记载说“：此处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圆逾一哩。山上植满美树，皆不落叶，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实，芳草鲜美。当伟大君主听闻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将其连根带土一同掘出，驱大象负载运来，栽植于山上。不论树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来，那里便聚集了世间最美的树木。”爱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视树木为新生和长寿的象征，因此蒙古统治者们都很重视植树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合赞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曾下令将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样记录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赞高度相似性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赞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响。而拉施都丁在这一事件中，恐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很可能是从汉地过去的孛罗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这一政策，进而向合赞汗建议也这样做。至少拉施都丁对合赞汗这项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树苗的具体工作也是由他负责实施的。因为他对农学、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工作抱有热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镇上开展植物栽培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拉施都丁对此事的认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多次记载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植物移植行动。
第五，该书描述了茶树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认为，拉施都丁关注到了茶在中国的情况，但没有告诉读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树，以及波斯人是否习得了制茶的工艺。笔者认为，波斯人当时应该尚未学习制茶，因为制茶工艺与饮茶风气相辅相成，饮茶风气未形成时，制茶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在当时，茶的药用价值已为伊朗人所熟知，对于热衷医学事业的拉施都丁来说，在他自己的试验田中培育茶树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绍茶树栽培法时，特别提到用浴室污水浇灌可助其成长。这种方法不像是来自中国。中国的各种农书中，皆未提到过这种方法，在中国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蚕沙类肥料进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拥有发达的浴室体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实践经验。由此可以推断，茶树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种实践的。
在知道shāh-i Chīnī/shāh Ṣīnī就是茶叶之后，再来翻检有关它的记载，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时代中国茶在西方传播的踪迹。《拉施特书信集》(Mukātabāt-i Rashīdī)中收录了一封忻都的灭里·阿老丁寄给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达对拉施都丁的问候之外，还附上了一份礼品清单，言明这些礼品将通过巴士拉的商人送给拉施都丁。在这份礼品清单中，罗列了各种类型丰富的物品，包括织物、宝石、香料、动物、珍馐、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特产，包括20曼的茶叶(shāh Ṣīnī)。而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304年拉苏勒王朝曾向马穆鲁克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中国的麝香、锦缎、瓷器以及茶叶(shāh Ṣīnī)。
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关于中国茶的世界传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对茶叶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论述。其中对于蒙古西征军最早为伊斯兰世界带去了喝茶习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个史实，即茶早期传入伊朗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药物而非饮品。一方面，中古时期能够运送到伊朗地区的茶叶数量想必不会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饮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苦涩的口味，茶叶的治病功效显然更能受到异域人民的欢迎。因此，传到伊朗的中国茶最早被那里的医生、药学家所关注和了解。可以说直到蒙元时代，茶叶的医药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时期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中国茶的记载多了起来，这无疑要归功于蒙古西征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通。尽管西征时的蒙古人还没有饮茶习俗，但其构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叶作为古代中国最有特色、流行时间最长的特产之一，没有理由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9世纪沉没的阿拉伯黑石号商船上发现的写有“茶盏子”长沙窑瓷碗，就反映出中国茶文化向海外无意识地输出。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茶叶在伊斯兰世界早期的传播历史会越来越清晰。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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