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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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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茶艺表演

自从20世纪70年代,台湾茶人提出“茶艺”概念后,茶文化事业随之兴起,各具地域特色的茶艺馆和大大小小的茶文化盛会则为茶艺表演的出现提供了平台。几十年过去,茶艺表演作为中国茶文化精神传播的载体,早已发展为一种广受人们关注和喜爱的艺术形式了。

回顾历史,从晋代开始,中国最早的茶道萌芽时期,到茶道盛行的唐代,都没有出现专职的茶艺表演,但已经有了与现代茶艺表演有相似之处的历史记载了。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的御史大夫李季卿在走访江南一带的时候,曾请茶人常伯熊来表演煮茶。常伯熊在表演时,手拿茶壶,口中说着茶名茶产地,一一详细说明出处典故等,在座诸位无不深深佩服。现在的茶艺表演,也有解说词,其解说词就包含了常伯熊所做的。

而茶圣陆羽在其所著之《茶经》中,也对茶艺表演的过程有详细描述,对选茗、置水、备具、烹煮、品茗各个环节都有讲究,而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茶艺表演程序。这些都已经有了浓厚的艺术形式,和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大的推进了茶艺表演的演变过程。

近代,人们在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和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条件下,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想要从满足生理需要的大众饮品中,重新品出古人早以传承,然在近百年的民众生活中渐以消失的中国茶文化精神。林林总总的茶艺馆所推出的茶艺表演,无疑成了普及茶文化精神、引导人们领悟体会中国茶文化精神的优良载体。茶艺表演的出现由中国古代的雏形,渐趋成为普及茶文化必不可缺的茶艺形式,从可能性的存在变为一种实际需要。

因我国地域辽阔且民族众多,各地有各地的茶风茶俗,也就导致了茶艺表演类型颇多,繁花似锦。对于茶艺表演的分类,国内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是采用以人、茶、表现形式的不同来对茶艺表演进行分类。

按人为主体来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宫廷茶艺表演、文士茶艺表演、民俗茶艺表演及宗教茶艺表演四大类型。宫廷茶艺表演是古代皇帝为了祭祖、敬神、宴赐群臣时进行的茶艺表演,一般场面宏大、礼仪繁琐且等级相当森严,政治氛围比较重。文士茶艺表演,是历代文人雅士在品茶斗茗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茶艺表演,文化内涵厚重深远,注重环境和意境及品茗的人。地域性及民族性原因导致我国的民俗茶艺表演,每一种都有其独特韵味。而宗教茶艺表演,目前广泛流传的有禅茶茶艺表演和太极茶艺表演等,其特点是讲究礼仪、气氛庄严肃穆,茶具古朴简单,注重修身养性或以茶释道。

为了顺应自然的茶性,我们会以茶为主体来进行分类。大家都知道我国有六大茶类,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白茶和黑茶,再加上花茶和紧压茶,以茶为主体的茶艺表演就有八大类。

根据茶艺表演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表演型茶艺表演和待客型茶艺表演。表演型茶艺侧重表演者的茶艺技巧,对茶艺表演的整体把握程度。待客型茶艺表演一般是一位主人和几位嘉宾一起赏茶、闻香、品茗,环境自然舒适,侧重品茶氛围和宾客心境。

茶艺表演其实不单单只是一种表演,它在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上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意义。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碌,真正花在学习茶文化上的时间不会很多,而茶艺表演作为一种可以说带有休闲娱乐性质的表演形式,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人们与茶文化的距离,茶文化也借茶艺表演得到了传承。

而现在茶艺表演经常会跑偏主题,追求美女、名器、幽境,却反而忽视了重要的茶。最后才是以茶艺师盛装亮相,进行茶艺表演。一场茶艺表演下来是让人看得如痴如醉还是让人困得想入睡,主要的区别在于茶艺师表现,是浮于表演还是有专注的在投入其实观众都看得很明白。

所以最好的茶艺表演是走心的,对茶的投入,对茶的表现,一切只是为了茶,明白了什么是茶艺表演,这样想着也就不会被外在各种因素喧宾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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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良斌:中国安康富硒茶·安康茶文化——茶艺

程良斌,高级农艺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茶叶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康市茶业协会名誉会长。主要著作:《中国安康富硒茶》、《一心为了人民健康——我认识的于若木》、《紫阳茶业志》、《安康地区茶业志》、《陕西省农牧志·茶叶》、《硒都曙光》、《中国名茶志·陕西卷》、《紫阳富硒茶文集》、《陕西茶产业》、《紫阳富硒茶研究与开发》等。

茶艺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是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茶艺精湛必须具备四要条件:精茶、真水、活火、妙器,四者缺一不可。随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茶文化普及,人们讲究茶艺,处处可见茶艺,茶艺被搬上舞台,进入会场、茶楼等场所。茶艺不仅为国人欣赏,还走出了国门,将国饮之茶传向世界。

安康市林业局茶果站李建华女士十分热爱茶艺,她积极去广州、杭州学习茶艺,并将学到的知识,结合当地茶叶特点创作编排了独具特色的《金州茶艺》表演,2000年6月6-8日,在安康地区举办的“中国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第十五届协调会·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首届安康汉江龙舟节”期间亮相,开安康茶艺表演之先河。

安康还出了中国首位茶艺课情境教学研究者姚华。她认为:茶艺师工种从延生至今已有20多年了,一路走来,跌宕起伏,去伪存真,逐渐形成茶艺和茶艺师自己的模样。茶艺是科学泡茶、艺术品茶和自省茶修的生活艺术。

在安康茶艺界的精心培育下,2007年7月,平利茶艺表演队走出国门,在俄罗斯卡卢加州中国年陕西省绿茶中药服装节上表演,4位茶姑娘利用俄文多媒体演示,表演了平利功夫绿茶、盖碗茶、农家茶和绞股蓝茶茶艺。以实物展示、茶艺表演、现场品尝等形式,宣传了平利名茶的优秀品质与特点,宣传了中国茶文化。

2010年12月16-19日,宫廷茶艺《唐韵》在第三届中国(深圳)国际茶业茶文化博览会上荣获最住创意奖和优秀表演奖双重大奖。宫廷茶艺《唐韵》融紫阳民歌与宫廷舞蹈于一体,4位美丽的茶仙子,表演了洗茶、奉茶、敬茶,演绎富硒茶游龙人海、灵芽出世、周公三吐哺。动作流畅,姿态端庄,似行云流水,天女散花,给观众一种美的享受。

2011年9月,紫阳县茶艺表演队一行4人,随陕西省友好协会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2010-2011年意大利中国文化年活动,代表团在意大利特拉维索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紫阳县文化活动中心荣获意大利中国文化年活动最佳组织奖,茶艺表演队获得最佳表演奖。

为了使北京市民认识安康富硒茶及其丰富的茶文化,2012年4月2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陕西省安康市人民政府主办了“第11届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节陕西安康富硒茶文化周”活动,以“同饮汉江水,共品富硒茶”为主题,以生态安康、人文安康为主线,举办了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展示活动。极富陕南特色的茶艺表演和汉剧展示,从开幕式一直持续到5月1日。

2017年5月23日,“首届安康富硒茶艺大赛暨陕西省第四届茶艺选拔赛”在京康国际酒店举行,来自7县区的13支茶艺表演队参赛。安康茶友会表演的《根脉》和《沏一杯茶,在你的城市隐居》、紫阳瓦庙镇茶艺社团表演的《心静于茶,回归本真》分获前三名。6月12日,陕西省茶协会主办的茶艺大赛决赛在西安国际茶博会落幕,《沏一杯茶,在你的城市隐居》《根脉》和《“茶”觉》3个节目分别荣获金奖、银奖和优秀奖。6月19日,《根脉》和《泡一杯茶,在你的城市隐居》在全国茶艺大赛上荣获二等奖和优秀奖。

来源:陕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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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茶艺大师常伯熊

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数千年来一直有其传承的历史脉络;然在历史的狂流冲击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知名茶人或是他们的名声,却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声名远播、神采奕奕的身影,都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可谓是人生之短,注释之长。历史如是叹息!

然而,一位哲人说过,再匆忙的过客,也或多或少会留下一抹身影。如是,回味抑或回忆也就由此产生……。

——本文题记

常鲁,字伯熊(生卒年不详),安徽临淮人(今安徽泗县)。常鲁是中唐时期茶人,他与“茶圣”陆羽在唐时都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对陆羽的茶说颇有研究,并在发展陆羽茶学的同时,也写了有关茶叶功效方面的书,但遗憾的是未见传世。所以,常鲁在中国茶史的长卷中依然是名不经传,人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在不多的古藉中记载有他与茶的故事:如唐代的封演,宋时的陈师道、欧阳修以及清时的程作舟等人,他们在相关的著述中记述有常鲁烹茶的趣闻轶事。

茶有很多的别称,如“甘侯”、“森伯”、“清友”、“馀甘氏”等等。而“涤烦子”这个茶的别称就出自常伯熊。据《唐中史补》记载:监察御史常鲁公(即常伯熊)于唐建中二年( 781 年),作为入蕃使判官奉诏入蕃商议结盟时,一日在帐蓬里煮茶。有一个叫赞普的人问他在烹什么,常伯熊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对此,清人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即指此也。”而茶的另一个别称——“馀甘氏”的故事,则是出自宋人李郛的《纬文琐语》一文,李郛说:“世称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时有竹林逸士,木下樵夫,莲花歌者,清蓉之姝,皆海内名士也。四人者,士,是指陆羽;樵,是指常伯熊;莲,是指谢杼山;姝,是指李季兰。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陆羽和常伯熊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了,尤其是常伯熊和陆羽一同推广茶文化,“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然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封演却是给予了陆羽和常伯熊一贬一褒。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讲述的是:御史大夫李季卿来到江南临淮,见到了常伯熊,惊为天人,看着常伯熊手口不停,说着茶名茶性,煎冲泡饮,李季卿非常满意。不久他又见到了陆羽,陆羽表演了几乎和常伯熊相同的一幕,李季卿却没有再一次感动,只是让奴子给了陆羽三十文赏钱。陆羽是日常交游名流,一直是清高自诩,而如此待遇,让他感到难堪,甚至认为是耻辱,回去后就写了一篇《毁茶论》。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撰定《封氏闻见记》应该是在德宗贞元以后。而陆羽是逝于贞元二十年(804)冬,享年72岁。封演和与陆羽是同时代人,所以,封演所记录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封演说常伯熊的茶道艺术表演,是阅读陆羽《茶经》后,模仿其中饮茶程式并加以艺术化,使之更适合表演,结果赢得了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赞赏,一时传为美谈。这里所谓的“茶道艺术”和时今的“茶艺”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饮茶时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术”,即品茗技艺。

《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刘晌在《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说“李季卿,丞相适之子也。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代宗时,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这样,人们就有理由相信,陆羽在为御史大夫李季卿煎茶后,非但没能得到御史大夫的称赞,反而是遭到了不屑一顾的嘲讽,真是造化弄人。尽管当时陆羽还没有“茶圣”的荣耀,可那《茶经》也是字字珠玑,总不至于被贬为“煎茶博士”吧?那么,当时的“茶博士”是指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唐人王敷撰写的《茶酒论》中,就已经已经说过“酒店发富,茶坊不穷”。其时,茶坊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而茶坊、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就是称“茶博士”。“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一种官职名。到了汉武帝时,“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且逐渐向专业方向发展。至魏晋之后,博士已经成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如任用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历博士、卜博士等。延续到唐宋时期,就将精通某一种职业的人称为“博士”。而民间也借用这个称呼来借指一切专业人士。当时,煎茶、点茶都需要很高的专门技艺,因此对茶馆的主人或伙计就称呼为“茶博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茶博士”的描写,如关汉卿《绯衣梦》第三折中有“自家茶博士,开了道茶坊着有甚么人来”的记载;而《水浒传》和《三言两拍》等也都有“茶博士”的描述和记载。想来,真是足有所长,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纵是御史大夫也难免臆断啊。所以,陆羽只能是愤愤地写下了《毁茶论》,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尝了。

对于陆羽的《毁茶论》,后人是有褒有贬,看法不一。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试茶》诗曰:“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特别是在《幽居》诗中还有“爱眠新著毁茶文”之诗句,着实是有些调侃陆羽的味道。当然,陆游还是很崇拜陆羽的。由于嗜茶,陆游曾仔细地研读陆羽的《茶经》,他以自己是陆羽的宗族为荣,并将陆羽“桑苎翁”的雅号移来借用。他在《安国院煎茶》一诗中写道:“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他甚至怀疑是陆羽托生了自己,以致在《戏书燕几》诗里写道:“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竟陵翁”就是陆羽,因为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之“竟陵翁”。

陆羽因茶艺表演受到羞辱之事,明代《花裹活》中也有类似记载:作者陈诗教说李御史自认为高雅,见陆羽是布衣,出身微贱且又矮又黑,且在煎茶时竟然是衣冠不整,故出言不谦且百般嘲讽,以至陆羽气得拂袖而去。陆羽潜心研究茶史,对于茶道也是十分精通,在江湖上亦是颇有影响,可他却没想到在自己声名大振之时遭此侮辱,所以他异常气愤地写下了《毁茶论》。这些描述和推测应该是有根据的。如有人说“季疵”是陆羽34岁时,受李季卿之辱后,取“季卿所疵”之意,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临淮人,对茶艺茶道有颇深的研究。同时,常伯熊应与陆羽相识并有交往。当然,还有文章称常伯熊对陆羽的茶学不仅仅是研究,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陆羽的茶学理论,而唐时的茶艺茶道也因常伯熊的推动而更加盛行。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所以,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就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使当时的茶艺成为了一项表演艺术形式。其时,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经过常伯熊进行加工“润色”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既然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所以“李公心鄙之”,而陆羽的表演又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也是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所以,李季卿自然就将陆羽视为“茶博士”且“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中国茶叶博物馆学者陈晖在《法门寺唐茶具文化内涵及渊源综考》一文中,对陆羽和常伯熊的茶道表演及特点作了比较,他说:“……很显然,常伯熊为‘富贵茶道’而陆羽是‘俭朴茶道’;前者浮华而赏心悦目,后者却朴实平淡,蕴含哲理。李公不识,足见浅薄之人也!《毁茶论》之说,显系后人编造,若陆羽如此不堪一击,焉得有茶道之道?!而且,也正是在陆羽不遗余力的推广下,才有常伯熊们的‘广润色之’以至‘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艺的几个问题》中,对唐时陆羽、常伯熊为李季卿表演茶艺一事予以了关注。陈文华先生认为,早在唐代,中国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为客人或贵宾进行表演。尤其是常伯熊将陆羽制定的茶艺形式予以“广润色之”,即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有所提高,从而才导致了其时的“茶道大行”。另外,常伯熊在进行茶艺表演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程式,包括服饰、讲解和茶具等等。所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陈文华对陆羽写《毁茶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陆羽的茶艺表演不如常伯熊,所以才有了“李公心鄙之”的事件发生。而现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中有关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茶艺程式后而“润色”修订的。更有茶学专家认为:常伯熊既非官员(注:常伯熊是唐建中年间监察御史),亦非平民百姓,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亦即黄帔、玄冠,是为高道冠服来看,当是道士。而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在中国茶道的形成过程中,以道家对其影响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所以说,常伯熊精于茶艺,且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润色之”,以致促成了唐代“茶道大行”,而陆羽所著《茶论》则是奠定了茶道的基础。这种分析也是可信的有道理的。

历史上,第一个用诗来嘲讽陆羽的人是宋代的唐庚:北宋进士唐庚能诗文、通世务、性嗜茶,曾撰《斗茶记》,记述了自己与同好斗茶于寄傲斋之情景。唐庚的《嘲陆羽》一诗载于《全宋诗》中,诗曰:

陆子作茶经,竟被茶所困。其中无所主,复著毁茶论。

简览傲长者,彼自愚不逊。茶好固自若,于我有所恨。

便当脱野服,洗盏为一献。饮罢挈茶去,譬彼浇畦畹。

君看祢正平,意气真能健。达与不达人,何啻相千万。

诗中的祢正平是汉末文学家,恃才傲物,善言性刚。所以,唐庚用他与陆羽进行对照和比较。

唐庚嘲讽陆羽,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尚属先例,尤其是他以诗所述且嘲之有三:一是认为著有《茶经》的陆羽不应该轻率地写什么《毁茶论》,这似乎有失他的身份;二是说陆羽太“简傲”,与茶人的“精、行、俭、德”的精神不符;三是说陆羽着野服实属不当。唐庚还说:陆羽不如祢正平之处就在于缺少一点“意气”,为人为学不应以“达与不达”为准绳。可以说,唐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陆羽在《茶经》中有明显的体现: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也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行为和俭朴、高尚的人。而唐庚批评陆羽太“简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然而,也有人为陆羽鸣不平,更有人提出了怀疑和质疑,说历史上的这件事不实,认为它是一个孤证,不足为信。总之,是为“茶圣”陆羽鸣不平。如清代钱林在《冯明府宬赠须溪茶》中说:“季卿宣慰尔何物,敢以博士轻嘲讪?”

中国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塑造丰满可信的陆羽》(致影视片《大茶今》编导)一文中说:陆羽“为人才辨笃性”,“为性偏躁多自用意”,既便他写过《毁茶论》,来个正话反说,不更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吗?寇丹先生还指出:“性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命运,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外界的不同刺激。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毁’字就去猜度他究竟写了什么,当然,这也并不损害他作为‘茶圣’的形象”。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另外,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艺术形式。如果说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并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那么,时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的。

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之于文献的表演型茶道的代表,因此,应该承认他的茶道表演艺术家、茶艺大师或是现代茶艺祖师爷的地位和身份。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江淮地区茶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至唐代时,安徽茶叶产量名列全国第二,而按照当时的排列,安徽所产茶叶的品质(名茶)也位居全国第三……。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常伯熊对茶的研究以及他在茶艺茶道方面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合情合理、亦是理所当然的。李斌城撰著的《唐人与茶》是近年来研究唐代茶事、特别是唐代饮茶总体概况的杰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唐代嗜茶,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且不局限一般饮用,而升华为一种富有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结晶就是茶道!”唐代的煎茶、奉茶程式是相当的严谨又是相当的隆重,流传于后世的“唐•宫乐图”所反映的就是古人煎茶、奉茶的一个场景。唐代又是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禅门与茶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达摩祖师面壁调心,以茶涤昏寐;如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使禅茶之风大兴。而佛门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则亲自订《百丈清规》并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等等。这些都是茶艺的最初形成,可以称之为“煎茶技艺”。

然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唐代宫廷还是民间或禅门,都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煎茶技艺”以文字形成并流传下来,所见到的只是散落于各种典籍中的片纸只字,这样的境况,或许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而不重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以后的历史上也都是不以茶艺为然,无论是宋、元时期的“点茶技艺”,还是明、清时代的“撮泡茶艺”,均被摈弃于正史及艺术殿堂之外……。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尽管“茶道”这一词语出现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权威的汉语《辞海》、《辞源》以及《国语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收入“茶道”这一茶学中十分重要且不应忽略的词条,以至于在一些茶书刊上甚至出现了“茶道”这个词是外国人发明,或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贻笑大方之说。想来,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遗憾。而茶艺大师常伯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也应该是一个遗憾。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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