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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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贸易和工业的领事馆报告（第6分册）·东方中国［M］.圣彼得堡，1896.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12月底，首届中国茶叶交易会茶交会正式“落户”福州。此次“落户”，是昔日“世界茶港”福州开启新时代茶产业发展的新实践。
穿越百年，这座以“世界茶港”闻名遐迩的城市，曾一度“亲笔”书写国际茶叶贸易的华彩名章。茶港无言，历史有声。记者带你一同揭秘这座昔日“世界茶港”的发展密码。
福州港的兴盛之基
数千年间，福州港海舶鳞集，商贾成聚，吐纳不息。
时光回溯百余年前。彼时榕城四月茶市开，船来船往间，一场场影响世界茶叶市场的交易在此上演。长期研究福州茶史的中华茶人联谊会常务副理事长危赛明告诉记者，福州茶港的兴盛，源于“厚积薄发”。
早在汉代，福州已是中国外贸的港口之一。据《后汉书》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福州。
福州中洲岛及泛船浦老照片
大江贯穿，福州通过水路连接福建近1/2的面积，长期成为交通、贸易的关键枢纽;沧海横流，为港口贸易发展与兴盛奠定基础。
随海外交通、贸易的兴起，中唐时期，福州与广州、扬州并肩成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港”。明初，郑和船队在长乐太平港伺风开洋，翻开海丝之路华丽篇章。
1685年，福州设立闽海关，成为中国首个设立海关的城市。1844年，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正式开埠。不同于预想，开埠初期，福州港近乎无外国商船进港，陷入近十年的沉寂，直至1853年，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受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影响，上海、广州一带的茶叶贸易被迫切断，大部分都转战福州、厦门，各地茶叶经闽海关输往欧美各国，福州茶叶贸易自此呈现井喷之势。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达13万担，次年即增至26万担。根据1871年—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占据半壁江山。
当时的福州茶香浮动，引来万国所向。成箱成箱的武夷茶，从崇安码头出发，南下取道闽江，运至福州港，由往来不绝的船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抵世界各地。由此，福州港迈向了繁荣鼎盛。
福州港的鼎盛时期——居全国茶叶输出之首
“福州港之所以成为活跃的茶贸易港，其中的一大原因，是茶叶在此地比其他贸易港更具区位优势，能更早准备妥当以便装运。”危赛明说。
以最受英国欢迎的武夷山功夫茶为例，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林赛、郭士力的调查，武夷山茶产区位于闽江上游，将茶运到福州最快只需4天，如果运往广州，则需要1~2个月，通往上海也需28天左右。相比广州，顺闽江而下，由福州而出，一年能节约成本近60万两银子。“所以就区域位置和节省成本而言，福州是十分理想的茶叶贸易港口。”危赛明说。
福建历来是产茶大省中的翘楚。当时各地的红茶、绿茶、白茶、砖茶等，也都集中在福州港出口。根据茶叶上市日期，可分为四月下旬白毫银针之类、五月下旬绿茶入市，六月下旬红茶运往欧洲，七月半粗茶销往俄国，每年六、七月份，是茶叶输出最旺的时期。
“头春已过二春来，榕城四月茶市开。陆行负担水转运，番船互市顿南台。千箱万箱日纷至，胥吏当关催茶税……”翁时农所作的《榕城茶市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泛船浦、海关埕一带茶市的繁荣景象。
也就在此时，多条以福州为起点的“海上茶叶之路”逐步形成：
福州—英国伦敦，每年输往英国的茶叶占福州出口量的2/3以上，福州成为伦敦茶叶市场的主要供应者;福州—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纽约、波士顿和罗德岛等地);福州—俄罗斯;福州—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福州茶港的繁荣催生了驰名中外的“运茶比赛”。以马尾罗星塔为比赛起点，终点在伦敦或纽约等地的船坞，最早达到的船只所载茶叶往往身价百倍。为了加快新茶投入市场的速度，“中国茶叶飞剪船”应运而生。
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福州茶叶市场迎来黄金时代。福州港茶叶年出口量基本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40%左右，居全国茶叶输出的首位，与上海、汉口并列为“中国三大茶市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茶港”。
因茶而兴——扩大国际影响力
由于茶叶贸易的急剧提升，福州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福州开埠以来，在仓山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毗邻泛船浦码头的区域内，先后有英、荷、德等17个国家设驻领事馆。随后，福州掀起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外商投资热潮。福州与汉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机械制茶的地区。
同时，“新茶路”的开通，不仅改变了鸦片战争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为福州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当时的福州被认为是“中国东南之财源”。
商业突破城墙而外溢。自茶叶贸易兴起后，闽江两岸店铺林立，南台地区成为茶叶交易的主要场所。由于福州离闽江口还有大约15海里的距离，而闽江较浅，大货轮一般无法逆流而上到达南台载货，只能停在马尾港里等候小驳船把货物运来接驳装载，这样福州的贸易功能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了马尾港。
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税收是马尾船政重要的资金来源。各国兵船来福州均停泊于马尾港，各大洋行、钱庄、银行等都入驻榕城，新的金融体系在此建立，福州已然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19世纪末，随着印度、锡兰、日本等新产茶国的兴起，加之中国制茶技术落后，高昂的运费、税收等原因，导致闽茶的竞争力渐失，福州港的国际地位也因此遭受冲击，“世界茶港”随之没落。
跨越百年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发铿锵，福州茶港再次焕发新活力。近年来，福州口岸茶叶出口量位居全国前列，出口均价提升至中国第二位。“相信曾为‘世界茶港’的福州，今后将在‘中国茶’的出口贸易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危赛明说。
来源：福州日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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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学人发布的一篇文章：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自掘坟墓:掺假作伪
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另一值得深思的问题：直到今天，中国仍到处充斥着掺假行为，不单是茶叶，还有直接跟生死有关的疫苗、药品……这个国家怎么了？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就没有改头换面的那一天吗？
近代上海开埠之后，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座江南小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一国之外贸不仅是货物商贾往来，背后还有科技、制度、管理等综合实力的支撑，还有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考量。回顾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历史，须放在当时世界整体发展格局中和对中国长远影响中去思考。
茶叶检验制度与机构的设立
茶叶是中国近代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茶叶外贸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掺假作伪。
茶为国饮，历史悠久。17世纪，随着饮茶风俗在欧洲普及，中国茶叶大量出口，至19世纪初，中国独霸世界茶叶市场达200年之久。1830—1833年，华茶输出价值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93.9%，其中1832年，中国出口茶叶达400320担。
中国对英国贸易每年顺差二、三百万两以上，为弥补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曾试图向中国销售多种商品，但大多滞销，收效甚微。之后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致使中国白银大量流出，1830—1839年每年平均流出约五六百万两，由此诱发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对英国贸易顺差的格局，而且华茶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民国建阳县志》载：“清季自五口通商，民竞业茶。”
在外贸需求刺激下，茶叶出口量扶摇直上，从1846年的46746千磅递增到1856年的63278千磅，中国茶业迎来了历史上的繁盛时期。
而这个期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90%以上是棉织品和毛织品，棉纱由1845年的260万磅上升到1855年的290万磅，增加不过10%；棉布由310万匹下降到200万匹，减少30%以上。上海进口货值不升反降，1854年尚低于1845年。即使依靠鸦片盈利，也不足以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
可以说，英国赢得了战争，输掉了贸易。
中国当时第二大贸易国美国情况与英国相似，对华贸易保持较大逆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茶输出数量继续增长，1870年为138万担，1880年增加到210万担，1886年更达222万担，创下近代茶叶出口数量的最高纪录。
然而1886年以后，华茶因严重的质量问题出口急转直下，到1900年，华茶出口占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位列印度之后。
一方面，长久以来中国茶业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珠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现象比比皆是，质量全凭茶农控制；
另一方面，茶叶掺假作伪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生丝也存在作伪现象，1873年5月《申报》报道，“牌不对货，货不对价”，短斤少两，暗中加水增重，且丝货多不匀净，粗细交杂，但相比较而言，茶叶掺假作伪更为严重、更为普遍。
1847年，英国就发现进口的“谎言茶”达10万磅。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一份报告指出，自从1856年以来，一些劣质茶叶从中国进口。
张之洞为此斥之：“侥幸蒙混，制造粗率，烟熏水湿，气味不佳，兼以劣茶搀杂。”英国反掺假运动的领袖人物阿瑟·哈塞尔医生经过检测发现，在英国市场上至少有12种不同类型的“谎言茶”。掺假作伪形成了一套“技术”，主要有增重、染色、添味和以旧充新等方式，甚至参杂了带有毒性的黑刺李叶子。
“若造加色茶与发行茶，其造法不同。所采之叶多，则晒于禾场，随晒随用，以足蹂之。晒至干处，后发之茶行，茶司加以药料颜色，造作各种色茶。若造红茶，则渗入紫粉少许。”
可见，中国茶叶当年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和掺假现象，而且尖锐复杂，不能以西方对华茶压榨一言蔽之。
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对食品掺假作伪已经高度重视，现代食品立法和监管体系正从萌芽向成熟快速发展。
1860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温和的《地方政府打击食品和饮料掺假议会法》，这是近代以来英国“第一部试图管理所有食品的单一立法”。
1872年，英国通过《禁止食品、饮料与药品掺假法》。
次年，英国海关在进口华茶中查获1000万磅伪茶，此事经过商部大臣查实后，“立即奏明英国皇家出谕，严行禁止，先将此等伪茶全行烧毁，然后派员密查英京及英属各口岸，凡有商人办到中国茶叶至口，必定逐细查明。如有伪茶搀杂其中者，不准起岸。”
随后苏格兰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做出一份报告，认为茶叶掺假作伪主要在中国完成，建议“为了更好地检测茶叶中的掺假物，茶叶的检查与检验应该由登陆港口处的海关进行，所有被发现掺假作伪的茶叶禁止进入国内市场”。这个建议最终被1875年英国议会颁布的《食品与药品法》所采纳。
《食品与药品法》被认为是当时英国及其他国家中最好的一部食品法，是现代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驱，是现代食品立法的基础。
该法令第30条对进口茶叶检验和茶叶货物处理做出规定：“所有进口的茶叶，在抵达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港口后，要接受由海关专员任命的检查员的检验，并要得到财政部的批准，当检查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将茶叶样品以适宜的速度提交给公共分析师进行分析。”即，英国进口茶叶在口岸和市场接收双重检验，即使伪茶千方百计逃过英国海关署的检查，在国内一样会受到稽查和检验。为此，1875年《食品与销售法》实施之后，英国国内市场上茶叶质量明显改善，掺假作伪现象基本消失。
美国对食品掺假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897年通过《茶叶进口法》，要求海关检查所有进口茶叶。1915年，民国农商部在赴美考察报告中写到：美国不准着色茶进口，各海关处均备有验色器具，一经验出，均在禁止之列。
而印度不断从中国引进茶种，学习中国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英国专门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潜入中国收集茶子、调查种茶方法，加紧在印度植茶。
1874年以前，印度茶叶输英平均每年仅为100到200万磅，但是1875年后以每年300～400万磅的速度增长。在中英茶叶贸易量下降的同时，印度输往英国的茶叶快速增长。
1856年起，日本茶开始少量输入美国，因无杂物而品质纯洁，大为购者所欢迎，输出量不断增长。
1889年，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叶首次超过华茶，中国失去主要丝茶输出国的地位；在美国绿茶市场，华茶则受到日本茶排挤。时人指出：“今则红茶植于印度，而中国红茶之利半为所夺矣。绿茶植于日本，而中国绿茶之利又半为所夺矣。”
华茶质量衰退直接导致当时中国出口锐减，1895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3.1亿余海关两（1海关两合1.558银元），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外贸逆差国，逆差达2840万海关两。1900年，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占有率为50%，锡兰茶占36%，中国茶叶只占10%。
为了挽救华茶，采取改良叶种植、引进机器加工、设立公司、加大宣传、减轻税负等方法，“集新法之长，补旧法之短”。而其中最直接防止茶叶掺假作伪的方法就是实施茶叶出口质量检验。
上海口岸开埠之后，洋行逐渐兴起，1859年达62家，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保险、金融等业务，偶尔兼营出口商品检验，当然这些都属于商业行为，而非政府监管。
1914年中国近代实业家、农商部长张謇提出： “在汉口、上海、福州等销茶地点，设立茶叶检查所，遴派富于茶叶学术经验之员，督同中西技师，前往办理。凡出口茶之色泽、形状、香气、质味，均须由检查所查验。其纯净者，分别等级，盖用合格印证；其有前项伪情弊者，盖用不合格印证，禁止其买卖。”次年设立永嘉茶叶检验处，查温州茶叶、禁假茶出口。
1928年民国《工商行政纲要》提出： “于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举各种重要商品加以检验，一方面限制窳劣商品不得输出，使我国商人于世界增进其贡献；一方证明我国输出商品其优良已合于文明各国需要，而不得再事藉口禁止输入。”
次年3月上海商品检验局成立，对棉花、生丝、豆类、桐油、牲畜正副产品等中国重要输出商品实施检验，颇具效果，中国植物病理学教育先驱邹秉文任局长，1932年蔡元培三子、畜牧兽医学家蔡无忌接任局长。
1930年中国著名农学家、被誉为 “当代茶圣”的吴觉农任职上海商品检验局，制定一整套出口茶叶检验标准、细则与实施办法，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茶叶检验制度的建立和机构设立对出口华茶质量起到明显的监督作用，有效地防范了茶叶掺假作伪的现象。
报检茶叶之扦样
粉末检验
灰分检验
水分检验
检验后粘贴标识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国力衰弱，商品质量水平总体落后，掺假作伪现象层出不穷。茶叶作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因掺假作伪严重自然倍受关注。
事实上，除茶叶外其他商品掺假作伪问题同样严重，如一些奸商在棉花中掺水增重，以至于英商船上的棉花过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发霉。
宁波及其附近的草帽、草席出口一度兴旺，但因质量低劣、工艺粗糙，致使出口几乎完全停滞。而此时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质量安全，无法建立国内监管制度。
对外贸易是中国与世界的交接点，首当其冲地受到英美法等国对食品质量安全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压力，于是率先与世界接轨，开始实施出口商品检验，探索建立相关监管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市场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要迟很多。
转载自“文汇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