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数千年来一直有其传承的历史脉络;然在历史的狂流冲击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知名茶人或是他们的名声，却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声名远播、神采奕奕的身影，都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可谓是人生之短，注释之长。历史如是叹息!
然而，一位哲人说过，再匆忙的过客，也或多或少会留下一抹身影。如是，回味抑或回忆也就由此产生……。
——本文题记
常鲁，字伯熊(生卒年不详)，安徽临淮人(今安徽泗县)。常鲁是中唐时期茶人，他与“茶圣”陆羽在唐时都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对陆羽的茶说颇有研究，并在发展陆羽茶学的同时，也写了有关茶叶功效方面的书，但遗憾的是未见传世。所以，常鲁在中国茶史的长卷中依然是名不经传，人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在不多的古藉中记载有他与茶的故事：如唐代的封演，宋时的陈师道、欧阳修以及清时的程作舟等人，他们在相关的著述中记述有常鲁烹茶的趣闻轶事。
茶有很多的别称，如“甘侯”、“森伯”、“清友”、“馀甘氏”等等。而“涤烦子”这个茶的别称就出自常伯熊。据《唐中史补》记载：监察御史常鲁公(即常伯熊)于唐建中二年( 781 年)，作为入蕃使判官奉诏入蕃商议结盟时，一日在帐蓬里煮茶。有一个叫赞普的人问他在烹什么，常伯熊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对此，清人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即指此也。”而茶的另一个别称——“馀甘氏”的故事，则是出自宋人李郛的《纬文琐语》一文，李郛说:“世称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时有竹林逸士，木下樵夫，莲花歌者，清蓉之姝，皆海内名士也。四人者，士，是指陆羽;樵，是指常伯熊;莲，是指谢杼山;姝，是指李季兰。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陆羽和常伯熊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了，尤其是常伯熊和陆羽一同推广茶文化，“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然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封演却是给予了陆羽和常伯熊一贬一褒。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讲述的是：御史大夫李季卿来到江南临淮，见到了常伯熊，惊为天人，看着常伯熊手口不停，说着茶名茶性，煎冲泡饮，李季卿非常满意。不久他又见到了陆羽，陆羽表演了几乎和常伯熊相同的一幕，李季卿却没有再一次感动，只是让奴子给了陆羽三十文赏钱。陆羽是日常交游名流，一直是清高自诩，而如此待遇，让他感到难堪，甚至认为是耻辱，回去后就写了一篇《毁茶论》。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撰定《封氏闻见记》应该是在德宗贞元以后。而陆羽是逝于贞元二十年(804)冬，享年72岁。封演和与陆羽是同时代人，所以，封演所记录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封演说常伯熊的茶道艺术表演，是阅读陆羽《茶经》后，模仿其中饮茶程式并加以艺术化，使之更适合表演，结果赢得了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赞赏，一时传为美谈。这里所谓的“茶道艺术”和时今的“茶艺”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饮茶时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术”，即品茗技艺。
《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刘晌在《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说“李季卿，丞相适之子也。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代宗时，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这样，人们就有理由相信，陆羽在为御史大夫李季卿煎茶后，非但没能得到御史大夫的称赞，反而是遭到了不屑一顾的嘲讽，真是造化弄人。尽管当时陆羽还没有“茶圣”的荣耀，可那《茶经》也是字字珠玑，总不至于被贬为“煎茶博士”吧?那么，当时的“茶博士”是指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唐人王敷撰写的《茶酒论》中，就已经已经说过“酒店发富，茶坊不穷”。其时，茶坊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而茶坊、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就是称“茶博士”。“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一种官职名。到了汉武帝时，“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且逐渐向专业方向发展。至魏晋之后，博士已经成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如任用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历博士、卜博士等。延续到唐宋时期，就将精通某一种职业的人称为“博士”。而民间也借用这个称呼来借指一切专业人士。当时，煎茶、点茶都需要很高的专门技艺，因此对茶馆的主人或伙计就称呼为“茶博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茶博士”的描写，如关汉卿《绯衣梦》第三折中有“自家茶博士，开了道茶坊着有甚么人来”的记载;而《水浒传》和《三言两拍》等也都有“茶博士”的描述和记载。想来，真是足有所长，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纵是御史大夫也难免臆断啊。所以，陆羽只能是愤愤地写下了《毁茶论》，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尝了。
对于陆羽的《毁茶论》，后人是有褒有贬，看法不一。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试茶》诗曰：“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特别是在《幽居》诗中还有“爱眠新著毁茶文”之诗句，着实是有些调侃陆羽的味道。当然，陆游还是很崇拜陆羽的。由于嗜茶，陆游曾仔细地研读陆羽的《茶经》，他以自己是陆羽的宗族为荣，并将陆羽“桑苎翁”的雅号移来借用。他在《安国院煎茶》一诗中写道：“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他甚至怀疑是陆羽托生了自己，以致在《戏书燕几》诗里写道：“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竟陵翁”就是陆羽，因为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之“竟陵翁”。
陆羽因茶艺表演受到羞辱之事，明代《花裹活》中也有类似记载：作者陈诗教说李御史自认为高雅，见陆羽是布衣，出身微贱且又矮又黑，且在煎茶时竟然是衣冠不整，故出言不谦且百般嘲讽，以至陆羽气得拂袖而去。陆羽潜心研究茶史，对于茶道也是十分精通，在江湖上亦是颇有影响，可他却没想到在自己声名大振之时遭此侮辱，所以他异常气愤地写下了《毁茶论》。这些描述和推测应该是有根据的。如有人说“季疵”是陆羽34岁时，受李季卿之辱后，取“季卿所疵”之意，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临淮人，对茶艺茶道有颇深的研究。同时，常伯熊应与陆羽相识并有交往。当然，还有文章称常伯熊对陆羽的茶学不仅仅是研究，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陆羽的茶学理论，而唐时的茶艺茶道也因常伯熊的推动而更加盛行。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所以，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就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使当时的茶艺成为了一项表演艺术形式。其时，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经过常伯熊进行加工“润色”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既然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所以“李公心鄙之”，而陆羽的表演又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也是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所以，李季卿自然就将陆羽视为“茶博士”且“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中国茶叶博物馆学者陈晖在《法门寺唐茶具文化内涵及渊源综考》一文中，对陆羽和常伯熊的茶道表演及特点作了比较，他说：“……很显然，常伯熊为‘富贵茶道’而陆羽是‘俭朴茶道’;前者浮华而赏心悦目，后者却朴实平淡，蕴含哲理。李公不识，足见浅薄之人也!《毁茶论》之说，显系后人编造，若陆羽如此不堪一击，焉得有茶道之道?!而且，也正是在陆羽不遗余力的推广下，才有常伯熊们的‘广润色之’以至‘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艺的几个问题》中，对唐时陆羽、常伯熊为李季卿表演茶艺一事予以了关注。陈文华先生认为，早在唐代，中国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为客人或贵宾进行表演。尤其是常伯熊将陆羽制定的茶艺形式予以“广润色之”，即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有所提高，从而才导致了其时的“茶道大行”。另外，常伯熊在进行茶艺表演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程式，包括服饰、讲解和茶具等等。所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陈文华对陆羽写《毁茶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陆羽的茶艺表演不如常伯熊，所以才有了“李公心鄙之”的事件发生。而现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中有关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茶艺程式后而“润色”修订的。更有茶学专家认为：常伯熊既非官员(注：常伯熊是唐建中年间监察御史)，亦非平民百姓，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亦即黄帔、玄冠，是为高道冠服来看，当是道士。而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在中国茶道的形成过程中，以道家对其影响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所以说，常伯熊精于茶艺，且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润色之”，以致促成了唐代“茶道大行”，而陆羽所著《茶论》则是奠定了茶道的基础。这种分析也是可信的有道理的。
历史上，第一个用诗来嘲讽陆羽的人是宋代的唐庚：北宋进士唐庚能诗文、通世务、性嗜茶，曾撰《斗茶记》，记述了自己与同好斗茶于寄傲斋之情景。唐庚的《嘲陆羽》一诗载于《全宋诗》中，诗曰：
陆子作茶经，竟被茶所困。其中无所主，复著毁茶论。
简览傲长者，彼自愚不逊。茶好固自若，于我有所恨。
便当脱野服，洗盏为一献。饮罢挈茶去，譬彼浇畦畹。
君看祢正平，意气真能健。达与不达人，何啻相千万。
诗中的祢正平是汉末文学家，恃才傲物，善言性刚。所以，唐庚用他与陆羽进行对照和比较。
唐庚嘲讽陆羽，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尚属先例，尤其是他以诗所述且嘲之有三：一是认为著有《茶经》的陆羽不应该轻率地写什么《毁茶论》，这似乎有失他的身份;二是说陆羽太“简傲”，与茶人的“精、行、俭、德”的精神不符;三是说陆羽着野服实属不当。唐庚还说：陆羽不如祢正平之处就在于缺少一点“意气”，为人为学不应以“达与不达”为准绳。可以说，唐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陆羽在《茶经》中有明显的体现：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也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行为和俭朴、高尚的人。而唐庚批评陆羽太“简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然而，也有人为陆羽鸣不平，更有人提出了怀疑和质疑，说历史上的这件事不实，认为它是一个孤证，不足为信。总之，是为“茶圣”陆羽鸣不平。如清代钱林在《冯明府宬赠须溪茶》中说：“季卿宣慰尔何物，敢以博士轻嘲讪?”
中国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塑造丰满可信的陆羽》(致影视片《大茶今》编导)一文中说：陆羽“为人才辨笃性”，“为性偏躁多自用意”，既便他写过《毁茶论》，来个正话反说，不更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吗?寇丹先生还指出：“性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命运，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外界的不同刺激。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毁’字就去猜度他究竟写了什么，当然，这也并不损害他作为‘茶圣’的形象”。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另外，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艺术形式。如果说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并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那么，时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的。
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之于文献的表演型茶道的代表，因此，应该承认他的茶道表演艺术家、茶艺大师或是现代茶艺祖师爷的地位和身份。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江淮地区茶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至唐代时，安徽茶叶产量名列全国第二，而按照当时的排列，安徽所产茶叶的品质(名茶)也位居全国第三……。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常伯熊对茶的研究以及他在茶艺茶道方面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合情合理、亦是理所当然的。李斌城撰著的《唐人与茶》是近年来研究唐代茶事、特别是唐代饮茶总体概况的杰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唐代嗜茶，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且不局限一般饮用，而升华为一种富有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结晶就是茶道!”唐代的煎茶、奉茶程式是相当的严谨又是相当的隆重，流传于后世的“唐•宫乐图”所反映的就是古人煎茶、奉茶的一个场景。唐代又是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禅门与茶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达摩祖师面壁调心，以茶涤昏寐;如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使禅茶之风大兴。而佛门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则亲自订《百丈清规》并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等等。这些都是茶艺的最初形成，可以称之为“煎茶技艺”。
然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唐代宫廷还是民间或禅门，都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煎茶技艺”以文字形成并流传下来，所见到的只是散落于各种典籍中的片纸只字，这样的境况，或许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而不重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以后的历史上也都是不以茶艺为然，无论是宋、元时期的“点茶技艺”，还是明、清时代的“撮泡茶艺”，均被摈弃于正史及艺术殿堂之外……。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尽管“茶道”这一词语出现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权威的汉语《辞海》、《辞源》以及《国语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收入“茶道”这一茶学中十分重要且不应忽略的词条，以至于在一些茶书刊上甚至出现了“茶道”这个词是外国人发明，或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贻笑大方之说。想来，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遗憾。而茶艺大师常伯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也应该是一个遗憾。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茶”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角色演变过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品味与消费的社会性建构。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茶是无论在中国的起源，还是近代以来在西方的传播，人们在消费茶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将其编织进了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
关键词：茶;物质文化;朝贡体系;农耕与游牧
茶，为今天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其栽培及消费网络遍布全球。在绝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茶似乎就是一种具有提神作用且略带嗜瘾性的大众饮料，并且在文化上具有东方(oriental)、中国的(chinese)的以及神秘宗教主义的属性。野生茶树(camelliasinensis)很早以前在喜马拉雅山东麓的丛林中被发现。当地人咀嚼这些树叶，将其视为一种药物内服外用，刺激或者舒缓身体。中国人将这些野生茶树带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并进行培植，从而将这种野生植物逐渐转化为一种矮小的可采摘的灌木，并且在唐代时候开始在中国各省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茶叶被压制成坚硬的茶砖，即便今天依然在西伯利亚高原和中亚地区传播和饮用。而将茶叶浸泡在沸水中则是今天最普通的饮法。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初期，来自中国的特有商品——茶叶，可以说是最早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大宗商品。自16世纪开始至19世纪末叶为止，世界上有两条主要的“茶路”将茶叶从中国运到西方：一条向南，由中国南部贸易港口沿海路运到欧洲;另一条向北，由陆路(茶叶之路)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到达欧洲。由海路运送的茶叶被称为“TEA”，由陆路运送的茶叶则被称为“CHAI”。这两种发音随着中国茶的对外传播被吸收进世界各国不同的语言中。tê源自于厦门港的闽南话发音，也有人认为这一种发音源自于古代的梌(tú)或者荼(tú)。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大多自福建口岸运出，因此都按照当地闽南语发音tê拼写成“TEE”，拉丁文释成“THEE”，后来英语拼成“TEA”。这条海上茶叶传播路线影响到了英语世界及欧洲各国。比如法语系叫“THE”，德语系叫“TEE”，西班牙语系叫“TE”，都是由厦门的“tê”音和英语的传音演变而成。另一个发音是普通话体系chá以及讲粤语的广州、香港和澳门。在古代，“CHA”音首先传往中国的四邻，如东邻日本和西邻古波斯语都称为“CHA”，南邻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僧伽罗语也叫“CHA”。近代大规模的茶叶国际贸易展开以后，主导中俄陆上茶叶之路的晋商以及广州等出口城市流行的粤语发音“CHA”则影响了茶在其他欧亚国家的发音。
然而，无论是从神秘主义的东方还是实用主义的西方来看，无论是“tea-derived”还是“cha-derived”发音的国家，今天的“茶”无疑都代指的是一种饮品，其背后复杂的文化印痕和辗转的语义变迁已逐渐被人遗忘。若我们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知识考古”，就会发现今日之“茶”乃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过了自然之物、人造之物、药物、食蔬、饮品等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不同族群的语境中经过意义重塑之后而形成的结果。
一、茶之名：对“茶”的名物考证
在植物分类系统中，茶树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山茶目(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瑞典科学家林奈(CarolusvonLinne)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拉丁学名订为Theasinensis,l.，后又定为CamelliasinensisL.，“sinensis”在拉丁文中是“中国”的意思。这是因为野生山茶最早发端于中国西南云贵川地区。
“茶”在古代最早写作“荼”，明朝杨慎对此进行了梳理总结：“荼即古茶字也。《周礼》纪荼苦，《春秋》书齐荼，《汉志》书茶陵。颜师古、陆德明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易其字文也。至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遂以荼为茶。”一般认为，“茶”字的称呼与书写是在唐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这之前，从“荼”到“茶”的名称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陆羽在《茶经》中考据了“茶”字的“字”与“名”的问题，如下：
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木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荼，其字出，《尔雅》)】。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槚，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蔎。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耳。】
荼、槚、蔎、茗、荈为上古时期茶的名称，但其所代表的意涵和所指却与今天的“茶”相去甚远。“荼”在《辞海》中有四种解释：一指苦菜;二指苦味，如“荼毒”;三指茅、芦之类的白花;四通“涂”，如“涂炭”。据史料查证，“荼”字最早出现在《诗经》里。《诗·邶风·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芥。”《幽风·七月》曰“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两处的“荼”指的都是苦菜，它的对立面是芥，荼苦而芥甘。而“荼”则是一种谈不上味美却是农人赖以为生的食物来源。农人七月吃的瓜和菜，八月采葫芦，九月拣些麻子，采些苦菜打些柴才能开锅。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形而下的感官体物往往也是形而上的道德价值判断的隐喻，“荼”的苦味自然而然被引申为道德品行的卑劣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因而古人又分别以“荼”与“荠”喻小人与君子。另《诗·郑风·出其东门》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这里的“荼”指的就是茅、芦之类的白花，用来比喻众多女子美好皎白的模样。这大概是上古时期不多见的关于“荼”的美好一面。
“荼”与“茶”相通最早出现在《尔雅》里，称“损，苦荼”。从后世几本重要的对《尔雅》进行注释的典籍中，可见荼最早发端于西南山区(蜀)。《尔雅注》曰：“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尔雅正义》曰：“槚，一名苦荼《释文》云荼，《埠苍》作(木十荼)，今蜀人以作饮，音真加反，茗之类……”“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三国志·韦曜传》：曜初见礼异，密赐茶荈以当酒。自此以后，争茗饮尚矣……荈、茗，其实一也。”《尔雅义疏》曰：“掼与梗同。荼苍作。今蜀人以作饮，音直加反，茗之类。按，今茶字古作荼”。
从以上对“荼”字的略有分歧的解释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从“荼”到“茶”的一个发展脉络：一是“荼”是蜀人对茶的称呼，很有可能最早发源于蜀。这也从史料上印证了茶学界通过实地科考判定的中国西南山麓为茶的起源地的说法。二是“荼”与“茗”之间有细微区别：以采摘时间为标准，早上采摘的称为“荼”，晚上采摘的称为“茗”。但东汉许慎据老嫩程度进行区分，称芽茶为“茗”。《魏王花木志》也将“荼”的老叶谓之“荈”，嫩叶谓之“茗”。在今天，“茗”多用于文人雅士中，大约也是受到此“嫩芽”概念的影响。三是“荼”与“茗”乃同物异名，二者都是“茶”的古称。四是茶最早是煮食的。
二、茶之用：对茶的药理性价值的认识与再发现
“茶”最早是以其药理价值而为人认知和接受的。《说文解字》对“药”的解释为“能够治病的草”。然而，拉丁语中，西方药(Medicine)的语源是“治疗技术”。东方是草，西方是技术，语源是不同的。中国古代第一本医药著作《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可见，早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在茶文化初步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两篇极为重要的关于茶的文献：一为杜育的《荈赋》，一为《桐君采药录》。《荈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的全过程，最终以茶具有“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效为结尾。《桐君采药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制药学专书。其中，茶与麦门东、檀药、大皂李、瓜芦木、当归、辛细、知母、虎掌、人参、丹参、房葵、委萎等中草药并列，在“苦菜”条目下详细阐释了其生长特点及药性，并特别强调了茶能使人“通宵不寐”的刺激作用。苦菜、茗、真茶、瓜木芦似是因地理和方言差异而形成的各种茶的“别名”，但大致可视为同一种植物。如“东人正作青茗”“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各类中草药的记载一般是按照其名称、别名、性味、产地、生长情况、外部形态、采集时间、加工情况、药物畏恶等程序来编写，既有系统，又合乎科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类”。唐朝陆羽《茶经》大致也是按照这种医书的写作手法来记载“茶”的：“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南朝梁陶弘景在编纂《神农本草经集注》时，将茶收录进了菜部上品苦菜条下。唐代再次修改编纂本草时，一方面在菜部对于陶弘景的错误做了纠正，另一方面在木部为茶设置了独立条目。《新修本草》总结道：“茗，苦，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等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辩证的观点指出了饮茶不当可能引起的副作用：“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人有嗜茶成瘾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
在中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茶可以防治疾病的记载，有的甚至说茶可治百病，为“万病之药”(见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有的说饮茶可以长寿(见宋代钱易《南部新书》)，而《茶经》提了6种功用，即可治“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和“百节不舒”。至明代，茶除了“止渴”“明目”“除烦”与《茶经》所提类似外，又加上了“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益思”“去腻”等6种，这样，仅《茶经》和《茶谱》两书就列出了12种功效。此外，在其他古籍中，还提出“轻身”或“令人瘦”“去人脂”“醒酒”或“解酒食毒”、除“瘘疮”治“伤暑”“能诵无忘”等效用。对茶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不独为中国人所特有。包括唐朝时期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全方位受到中国影响的日本，茶的神奇药效也被普遍颂扬：冈仓天心认为“茶以消除疲劳、悦志有力、宁神明目等功效著称，不仅仅可用于内服，还常常外敷于患部，用以对付风湿症状。”荣西禅师更专门撰文讨论“吃茶”与“养生”之间的关系，他称赞道：“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而茶之所有具有这种神奇功效，其理论依据在于茶能“安心”。因为“心脏是五脏之君子也，茶是五味之上首也，苦味是诸位之上味也，因兹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也。”
此外，从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法门寺出土的一套唐朝皇室所用茶具为“茶最早为药用”提供了物质证据。全套茶器中包括一套专门用于碎茶的鎏金银碾槽及银碾轴，由槽身、槽座、辖板所组成，槽身置于槽座之上，在造型上几乎与中药店里用的药碾子无异，底部錾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字样。《茶经》中记载的称量茶的器具为一寸大小的四方形勺子。一勺茶注入一升水。这一勺大小的方形勺又名“方寸勺”，原本是称量药的器具。日本镰仓时代期末，在店门前和街角，出现了“一服茶一钱”的卖茶方式。其是指茶作为药“一服”所需的量是一钱，也就是按照用药的剂量和称量方式来卖茶。
从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来看，茶最初也是以其药效和有益健康而为欧洲人所认知。最早出口到欧洲的绿茶，因为其苦涩的味道及其所宣传具有治疗功效，被认为是一种药饮。但与中国人将茶本身视为一种药不同，西方人是通过“茶能净化水，而水是身体健康的根本”这一逻辑建构茶的药理价值的。
茶叶、咖啡和可可可谓目前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几种饮料，实际上它们都是很晚才出现在西方的消费文化中，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这些饮品毫无例外地全都源自于亚非拉等非西方国家，它们的“发现”与流行是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以及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而实现的。茶叶被西方人所“发现”和“认知”，也跟西方的园艺学、植物学、医学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之前，它们在各自的原产国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消费了千百年了，但是真正的“发现”是西方人将茶叶、咖啡、可可等植物从各种“有毒”的植物中区分看来，而通过科学知识“证明”茶叶等饮品是能够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情绪状态等，由此促进了茶叶在西方被大量消费。
对西方文献中的“茶”进行梳理，可见其最早也是引用和吸收中国人对于茶的认识。目前的西方文献最早可上溯至出版于1559年的一本航海小说，其中一位波斯旅行者转述了中国人对茶的药性的利用：“空腹饮用一两杯茶汤，能缓解发烧、头痛、胃痛、关节痛，茶应该趁热喝，越热越好。”1598年，在伦敦翻译出版了一部荷兰航海家和地理学家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作品，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东印度的见闻以及日本人是如何泡茶和品茶的。到了17世纪，有关茶的论著迅速增加，1638年，31岁的荷兰医生科内利斯·邦特克用荷兰语撰写了面对大众的《茶——优异的草药》，对于茶的普及有很大的影响。此书第一部分的序言着重论述了“饮水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对于茶的担心、怀疑、错误认识”逐一加以驳斥、解释;第三部分按照身体部位讲“茶的效用”。最后是本书的主体“茶”，列出诸如茶是什么、应该怎样饮茶、最好的茶、茶的性质、适合于茶的水、可否长时间沸煮、煮水的工具、沏茶的工具、沏茶的方法等。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也指出，茶叶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大举进入英国并遍及许多人，这正好是由水传播的疾病消失，不再是人们死亡主要原因的时间点相契合。用煮沸的水来泡茶可以杀死水中大部分有害的细菌，它为大众提供了安全的饮用水。自英国16世纪开始对红茶推崇倍至并将其引种到其殖民地印度、锡兰以后，欧洲人习惯于在这种红色液体中加奶加糖再进行饮用。这种饮用方式使得茶的神秘属性减弱，而其极富营养、杀菌、廉价却给予人饱足感的实用性特征却大大提升，并在欧洲现代化工业革命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三、茶之味：“环境—人—物”的互动结果
从生长于山间的植物到杯盏中待人们品饮的茶汤，“茶”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生长周期与极为复杂的加工过程。“茶之味”的“呈现”(present)，是茶树所提供之物质材料(鲜叶)与人工技艺的相互作用。其中，土壤、阳光、朝向、温度、湿度、植株密度、雨水等自然环境因素是决定鲜叶质量的关键，而将“鲜叶”转化为“茶叶”则要靠人所持有的“技术”对“物”进行操纵和把握，茶叶的制作实际上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茶青特点的准确定位与处理赖于人们对本土环境的感知，这是一种在地化的(localized)、具身化的(embodied)、手工艺人的“经验世界”，并且这种经验性知识也只能与处于同一社区空间中的群体共享。因此，茶叶制作技艺一方面毫无疑问是属于储藏于茶工身体内的“个体知识”，以身体为技艺之储存载体，不能为外力所转移或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内嵌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被环境所吸纳的，通过建立于共同的物质环境之上的共同经验与感官触觉，只有当地人才能够领会。
品茶，就纯粹文化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完全个性化和实时性的行为。人们对茶的感知(perception)存在于身体器官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中，不仅不同的主体对同一款茶会有不同的感受(sensation)，即使同一主体在具体情景下对某一款茶的感官经验也是不可复制的。因此，品茶实际上是一个指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过程，人们在此过程中被鼓励表达各自差异性的感受。对于品茶的主体而言，当人们在消费和品评茶的味道时，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第一阶段是吸收与接受了前人及周围的人对于茶香的特殊感官经验解释——这种“吸收”通过多次饮茶实践已经转化为一种储藏于身体中的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第二阶段为运用这一套集体性的感官经验与语言逻辑表达个体在品茶时的独特身体感受。就茶这一客体而言，其“香味”的呈现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茶工们通过技术手段作用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物质，从而使一种自然属性的植物叶子转化成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之茶叶，这是茶味之初现(present)，是“环境—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阶段的过程则更为复杂，包括物质环境、身体器官、话语、市场价值、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适互动。品茶，不仅仅是茶香传达给人体感觉器官的客观化的生物刺激，同时还包括着能动者身体经验通过一套给定的文化图标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这是茶味的再现(represent)，它是真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 of the real world)。
四、茶之博弈：宗教、战争与商贸活动
对茶叶消费的影响
从宗教信仰与茶饮的关系来看，饮茶习俗在中国的兴盛与道教和佛教的推动也有莫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饮茶的兴盛与道教服食丹药寻求精神刺激有关，因饮茶能带来使人精神振奋的直接生理反应，故将茶视为“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药”，而未提及饮茶过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在寺院庙旁、山谷间遍种茶树。此后，饮茶的习俗与佛教的普遍流行相得益彰。关于茶树的来历，佛教教义系统中甚至有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来建构饮茶与参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佛教传说故事中，佛祖菩提达摩禅定时竟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而此后参禅的僧人之所以能入定不寐，就靠了饮用这达摩眼皮化生的茶树制成的茶饮，并由此建构起“禅茶一味”的佛家饮茶哲学。
在医药治疗尚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上古时期，具有治疗功效的茶很容易被神化且被视为珍品。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35年)就有将茶叶作为供品的记载。据《礼记·地官》记载，“掌荼”和“聚荼”以供丧事之用。到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91年)，茶叶产量增加，茶的作用开始由祭品向食品过渡，即由祭祀祖先和神明的食品向日常食用的食品过渡。《晏子春秋》说：“婴相(公元前514年左右)齐景公(公元前547年至前489年)时，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茗菜耳。”可见公元前6世纪初，茶叶已发展到既是极品又是菜食了。三国魏华佗《食论》说：“苦茗久食，益思意。”《诗疏》云：“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中以为食。”晋人傅咸《司隶教》说，“蜀妪作茶粥卖”。东晋郭璞注释《尔雅》：苦荼“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广雅》说，“饮茶时，用米汤浇覆之”。《广志》说，或以米和膏煎之。杨华《膳夫经手录》中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隋唐两代，茶叶逐渐从社会上层社交饮料和方外思禅之物转变为大众饮品，为社会广泛接受，茶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和文化作用凸现。西汉以降，国内茶业市场不断壮大，茶商人数随之不断增长。茶叶贸易的兴盛始于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规模。唐代茶商的力量骤强，茶商的人数、资本和活动区域大大扩张。白居易《琵琶行》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今景德镇)就是当时国内茶商汇聚之地，而琵琶女之夫就是搞长途贩运的茶商。茶叶贸易的兴起也为唐朝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茶叶在唐代被列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开始征收茶税，从此茶税成为唐朝的重要财政来源，想来颇似今天烟草的地位。
从地理空间的分布来看，茶树的自然习性决定了其一般只能生长于南纬33°以北和北纬49°以南的地区。在中国，茶树最早发源于西南山区，制茶技术、饮茶习俗也最先发端兴盛于南方经济较繁荣地区。唐朝以前茶饮习俗的这种南北之分既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分，也表现为族群空间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峙。在传统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围绕着“十五寸雨量线”，南北方的对抗持续了两千余年。期间，或是游牧民族跨越长城，侵略和入主中原，或是卫青、霍去病、李靖等驰骋征战于漠北、阴山，双方虽不能以原有之文化形态去统一“他者”，但均未放弃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而是形成了一种纷争其表，共存其内的密切关系。在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形成过程中，原本作为经济作物的茶叶所起作用远远超出了作为单纯日用饮品，在文化涵化和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两大力量之纽带。茶叶贸易的繁荣，将南北方紧密地联系起来，双方的频繁互动，使南北方在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突破政治和疆域的限制，为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助力。茶叶贸易作为古代中央王朝边疆政策一枚重要的棋子，为双方均势提供了平衡点。
然而，在没有茶树分布的北方，茶叶这一“南方之嘉木”在游牧民族中的待遇却经历了从“水厄”“酪奴”到“仙茗”，从被视之为一种灾难到最终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之饮品的戏剧性转变过程。
《世说新语》载：“晋司徒长史王濛好饮荼。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濛时任司徒长史，嗜茶，每逢家中有客人到，必劝人饮茶。但客人中很多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士族，并不习惯南方的饮茶习俗，因而每次要去王濛家之前，都背地里苦笑说“今天又要遭水灾了”。从“水厄”一说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当时的江南地区，饮茶早已成为一种习俗并且有像王濛这样的“茶痴”，但却并不能为从北方迁来的人普遍接受。“水厄”因此成为茶的一种贬称和戏语。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正觉寺》记载：(刘缟)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讲的是彭城王元勰讽刺刘缟“为什么不像王侯将相那样喜好山珍海味，却偏好南方奴才喝苦水呢!”
(大明太祖第十七子朱权所著的《茶谱》中列出10种茶具)出自：中科绿华绿色建筑
茶在南方被不喜爱饮茶之人贬称为“水厄”，而在北方，北魏尚书令王肃更为茶戏贬为北方人经常食用的奶酪的奴隶——酪奴。《洛阳伽蓝记》云：“(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以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这段记载给了我们丰富的信息，一是可以看出当时南方和北方饮食殊易极大，但南北之间有交融，南方才学之士北上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二是北方人传统饮食为羊肉及奶酪，但此时茶尚未成为游牧民族消解油脂的必不可少的饮料;三是饮食与政治的关系。喜欢吃什么，怎么吃，如何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其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因而，王肃的一番以食物对各国势力进行比喻的讨好回答起到了预期效果，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并赞赏其才思敏捷。
但是没有多久，随着国内茶叶种植的扩大和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茶叶逐渐传入西部和北部边境，调整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酪奴”“水厄”转而变成了“仙茗”。边境游牧民族长期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能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并能化解油脂。此外，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因此，中原汉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却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由于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不可能种植及加工茶叶，因而必须依靠从南方生产的茶叶。另一方面，自战国赵武灵王效仿游牧族群胡服骑射后，灵活机动的骑兵开始在战场上取代了笨重的战车，马匹在古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要想与北方游牧族群的骑兵部队相抗衡就必须获得马匹。但是对汉人政权而言，马匹这种如此重要的战略物资却多产于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南北双方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了茶马互市制度。“茶马互市”初始多使用金帛。有唐代，茶业贸易成为唐朝廷充实边防，“以茶制边”的重要物资。两宋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辽、金、西夏战事频仍，军队对马匹的需要更为迫切，以茶易马成为关系到宋朝存亡之要务，故宋设茶马司专司其职。据记载，宋代每年与边境民族易马达两万匹。蒙元政权统治中原时期，原本出于军事需要的茶马贸易暂时中断。明代，蒙古政权虽被逐，但其在北疆的势力仍然强大且当时西北诸蕃尚多观望的情况又使得明王朝不得不恢复茶马贸易。明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茶马司，并参唐宋茶法，制较完善茶法。“明茶法有三，曰商茶，曰官茶，曰贡茶。商茶输课给引略如盐制，官茶贮边易马若征课钞，贡茶则上供同也。”可见，商茶和官茶乃是茶马互市的重心所在。
结语
茶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之物”，在人们消费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被编织进社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实践当中。茶之名、茶之用、茶之味无一不是茶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接纳茶叶的各社会群体中，随时间的流逝，茶叶承担了不尽相同的社会功能。茶叶在帝制中国的财政税收、华夷互动、族群认同、朝贡体系的维系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也成为近代中国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竞相追逐的重要物资。宗教、战争与近代商贸活动对今天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民俗学论坛》，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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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有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傣族的喃咪茶，布朗族的土罐茶，基诺族的凉拌茶，拉祜族的竹筒茶……在这块理想而神奇的乐土上，花式饮茶习俗令人着迷。
6月30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茶会在昆明雄达茶城展开，这次茶会的主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与推广。来自全国各地的普洱茶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活动。茶会上主办方芒嘎拉茶厂为大家带来了地道的傣族竹筒烤茶，和傣族迎宾舞，大家就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化与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与推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普洱茶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
赵娟（茶业复兴主持人）：今天很难得在昆明感受到这样原汁原味的烤茶表演和欢快动人的傣族迎宾舞，而且品尝到了从西双版纳空运过来的新鲜竹子装的普洱茶，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傣族风情。非常感谢芒嘎拉为我们带来的表演。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少数民族与茶，刚刚我们看到的傣族是非常少数民族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在普洱茶的盛产地西双版纳也是以傣族居多，杨丽萍被大家熟知也是傣族的孔雀舞。
说到少数民族与茶的关系，其实茶的发现、驯化、利用以及如今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都与少数民族分不开。“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是和茶有关最早的记载，其中蒙舍就是彝族，他们在普洱这个地方发现了茶。少数民族将茶驯化后被利用，从药用到饮用到食用，再慢慢被世界熟知。
大家知道，在南糯山有一片古茶园，那一片的古茶树有近千年的历史了，怎么算出来的呢？当时也是根据当地爱伲族人族谱的记载，有56代传人了，按每代20年记载，确实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普洱茶的文化历史就是一本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
今天我们来到芒嘎拉，芒嘎拉是什么意思呢？芒嘎拉出自傣族佛经《大吉祥经》，有“吉祥幸福”或“吉祥如意”的意思，在承载傣族文化历史的贝叶经中就有芒嘎拉的记载，且在佛家中都会在人名字或事物的前面加“芒嘎拉”，这是对人或事物的祝福。从2004年创立品牌至今，一直走的就是少数民族文化路线。
周重林（茶业复兴创始人）：我是第一次在雄达茶城看到有这样原汁原味的傣族表演。有一个这样的空间看一场来自少数民族的表演，非常难得。
傣族是少数民族中最亲民的民族，一个是因为和水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舞蹈。为什么杨丽萍选择傣族孔雀舞？很多人选择少数民族也会选择傣族做代表，感觉很轻盈。
傣族和茶有深远的关系，傣语里面称茶为“腊”，很多民族也是称“腊”，所以研究认为傣族是最早饮用茶的民族，所以你在一个民族中会发现很多了不起的东西。
覃延佳（云南大学副教授）：今天非常激动，激动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我也是壮族人，在昆明遇到壮族的茶友不多，所以非常激动；第二个我和傣族这个民族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傣族和壮族是壮族的两个分支，是很相近的民族，我在云南去的最多地区就是傣族地区，能感受到当地有很多习俗和我们是一样的；第三个激动的是，我在云大民族学工作，经常到少数民族的村寨做田野调查，所以对少数民族的生计、文化都非常关注，刚才听到介绍说班总会说很多方言，就觉得他非常适合来做客座教授，因为很多老师是汉族的没办法懂当地语言，所以班总的沟通肯定没问题了。
在云南无论是做产品还是做文化都走到了历史新的关口，我们如何把原产地的精神融入产品中，塑造新的品牌价值？这是未来茶人最关注的事情。但是想法是这样，能做的好却很难。像班总这样常年在茶山，了解当地文化，融入到产品的考量范围更加体系化非常难得。
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比较具有文化、标志性的，傣族算是其中一个。我负责过一个项目——傣族象脚鼓传统工艺影像志，其实象脚鼓、傣味、泼水节都是傣族的标志，如何较好地呈现出来？怎么样把茶凸显出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
精品普洱茶来自于少数民族的传承与发展
周重林（茶业复兴创始人）：茶的精神是什么？中华民族的茶文化为什么伟大？体现在哪里？就是刚刚体现在刚刚的茶艺里。竹筒茶、罐罐茶，代代遗传到现在。转一圈才发现，我们寻找的东西都在原产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类学家研究的重点都放在茶山里。
茶的形式和语言，都受到傣族很大的影响。傣族还有一个非常厉害，就是将茶叶做成贸易，占据了交通要道，也善于经营。我在布朗山，遇见一个傣族老太太会八种方言，他们要做生意没有办法，所以很多傣族女性都会讲很多方言，学不好就做不好生意。所以这样语言的交互性在茶马古道中很常见。我们坐下来喝茶，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说，少数民族是多面性的，不只是简单的一泡茶，有很多的遗产和遐想空间。
班汉锋（芒嘎拉品牌的创始人）：云南大叶种茶主要分布滇西南，绝大部分茶树资源掌握在少数民族同胞的手中。茶农自古以来食茶养生、饮茶解渴，各民族对茶叶的管理都有自己的经验和见解，值得我们借鉴和传承。所以芒嘎拉对少数民族的制茶技艺进行了学习、吸纳和优化，最终形成据有传统少数民族特色，又具有科学安全生产的民族品牌。
覃延佳（云南大学副教授）：企业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产品的塑造，作为学校里的教师和文化研究者，我们也很关注如何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产业化，而不是口号。大家都在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茶是连通世界重要的饮品，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
芒嘎拉模式：少数民族文化与普洱茶文化的有机融合与推广
赵娟（茶业复兴的主持人）：刚刚覃老师讲到了壮族和傣族的渊源，我们的班总是壮族，他的爱人就是傣族，这就是少数民族结合最好的例子。芒嘎拉作为一个茶企品牌，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文化与茶文化的融合。
班汉锋（芒嘎拉品牌创始人）：首先，我来自农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壮族，我喜欢茶追求大自然，纯天然的东西，在我寻茶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布朗族、拉祜族、僾伲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茶农他们的朴实、他们的艰辛、他们的善良让我慢慢的、深深地喜欢上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现在，我会说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会唱很多少数民族的歌，我跟少数民族兄弟同吃同住，我们之间有很多很多难以忘怀的故事，我跟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愿意尽自己毕身的努力将少数民族的茶和文化传播出去。
覃延佳（云南大学副教授）：讲茶我比较惭愧，因为接触的时间也比较晚。听了这么多人喝茶的故事，我有个思路，以前做茶产业是做优势分析。
我曾经听朋友说过，云南的茶产业要有突破性的发展，需要转换思维。他举例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处的地区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但是要在沙漠上做一个绿洲，就整合了全世界的资源，最后成功了。像芒嘎拉这样的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都在做优势分析，但是已经同质化了，这么多年花了很多钱做文化产业却没有太多根本性的变化。从优势分析到构建性的分析，在原有的思路上转换，创造更多引起共鸣的话语，像日本这些国家已经做出来了，比如《茶之书》这类的书籍。
今天的话题是少数民族与茶，像芒嘎拉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模式，大家对班总也是大家赞赏，是因为看到了他们做茶的用心。为什么茶农会把好的茶留给班总，虽然只是学了他们的语言，但其实是文化认同。
在这个行当我们要传承，当然也要面对未来。如果一味追求古老，审美可能就没那么好看。这一点日本比较厉害，即传承禅茶一味的氛围，同时也纳入工匠精神，把历史和当下对产品的把握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做茶的时候，在茶山上寻找文创元素，到现实生活中找到都市精神，从茶到现在到书的展现，芒嘎拉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创造。
周重林（茶业复兴创始人）：覃老师刚刚谈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要在城里做这样一个事，每年除了两会有少数民族的报道，其它很少见，所以大部分人对少数民族还是陌生的。今天这样的茶会，我们体验到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还能认识好朋友。创造了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第一次参加，我们也是第一次举办从人到喝茶的工具，这样全民族化生活链的茶会。如何构建民族化新的元素，这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慧成（茶客）：芒嘎拉是少数民族文化与茶文化的一个结合点，做的是古树茶，但其实更多时候是在传播传统文化。以茶这个媒介来传播民族文化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今天的主题特别突出，传播我们傣族的文化，让我们感受了一场傣族的文化盛宴。
陈女士(茶客）：我从上海过来的，夏天住在昆明，冬天住在版纳。我原来是绿茶和碧螺春的死忠，前年开始变成了普洱茶的死忠，也存了一些普洱茶。我觉得普洱茶非常厉害，在上海挖了很多其它茶类的粉丝，很多消费绿茶的都变成消费普洱茶了。
现在普洱茶的基层受众群越来越多了，不是炒作群而是消费群，这非常好。我们从上海过来以后，觉得普洱茶的文化比其它产品做得好。我和我先生，陆续也去过很多茶山，觉得特别有意思，虽然还没有做这方面的生意，但是其中有很多神秘的文化值得探索，未来我们也会多参加这样的茶会。
精品源于专业，品牌来自于专注
班汉锋（芒嘎拉创始人）：当初创建芒嘎拉的初衷是因为喜欢到之后非常热爱，从起初的小茶馆发展到今天，是我未所预料的，今天我怀着一颗激动且感激的心情，有表达不出的喜悦，走了这么长一段路，绝对离不开大家庭所有人的辛勤付出，我从2004年创建芒嘎拉，06年成立公司，2008年到2017年间分别在勐海14个山头建立了14个初制所，自己亲自把关，保证每一饼茶的质量，当客户称赞的时候，那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我更加坚定了做最优质的产品交付到他们手里。
我们遵循古法，一心制茶，致力于将完美品质的茶带给每一位消费者。
海燕（品牌经销商）：作为一个普洱茶从业者和爱好者，我也很认同芒嘎拉的茶企文化，参加这一次茶会，我深受感染和鼓舞，此后我愿意同芒嘎拉一道为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国的茶文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慧成（茶客）：这次茶会给我的感觉有三个特点，主题突出，特色明显，原汁原味。傣族傣茶傣语，特色明显，喝到了茶气不一样的竹筒茶，还有桌上的餐点也是原汁原味的芒果。普洱茶可以说是茶叶的终结者，原因就在于此。每次到昆明必到芒嘎拉，去到版纳也要去，他们的茶中喝出山野气息，这次过来学习。
张先生（茶客）：我是一名普洱茶的收藏爱好者，十多年了，也是芒嘎拉的茶友，经常来这里喝茶。从芒嘎拉身上我看到了匠人精神，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个主题沙龙很好，普洱茶和少数民族，就是青山绿水的关系，普洱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金山银山，给茶友也带来了精神上金山银山，也很期待芒嘎拉举办的游学会。
郭女士（茶客）：我喜欢茶十几年了，2005年学茶，是一名茶叶审评师，由衷喜欢普洱茶。带团队去过很多省外，作为云南人我深感荣幸，也非常尊重普洱茶。法国曾经做过一个实验，高血压患者通过吃药和喝普洱茶的来做比较，三个月以后，喝普洱茶的没有出现反弹，而服药的血压还会上升，所以普洱茶的健康功效也是显著的。
李总（北京品牌经销商）：作为一个喝了几十年茶的资深老茶客，我钟情芒嘎拉的茶叶，缘起于他们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实践的认同，二是对他们做茶的专注和专业精神的敬佩，三是他们对茶叶品质追求的推崇。
芒嘎拉：心在路上，路在心上
张梅（芒嘎拉企业CEO）：首先，我们芒嘎拉是一个民族品牌，在承载傣族文化历史的贝叶经中就有记载，在傣族的大吉祥经中芒嘎拉是吉祥幸福的意思。芒嘎拉品牌的建立和傣族有很大关系，我们为了这次茶会，特意从大佛寺里请出了原版贝叶经，至少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一般都不会轻易请出来，在西双版纳大家都不一定能看到。
傣族的文化比较悠久，整个傣族的历史到现在有1380年，傣族人信奉佛教，任何一个傣族的村落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寺院，每一个寺院前面都有一个大大的菩提树，包括去到老曼峨的布朗族也是佛教。大家看到的贝叶经，是刻在一种叫“贝叶棕”植物上的经文，非常具有历史底蕴。
其次，我们非常重视这次沙龙，所以从西双版纳空运了芒嘎拉表演队的成员来为大家表演，只有真正的傣族才能呈现出原汁原味的妖娆，竹筒也是从版纳空运过来，昨天，我们山上的拉祜族兄弟才去深山里砍的，今天你们杯中还留着竹筒的清香，因为在昆明其实不太好找到新鲜的，现在大家面前的多依果和青芒也是从版纳空运来的，我们想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版纳特色。芒嘎拉一直以来都是以追求品质为终极目标，不论是做茶还是做茶文化。
基于和一群有趣的人做一件有趣的事，无论对于芒嘎拉全体同仁还是无数普洱茶爱好者，其意义都是一样的。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