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作是什么茶

你知道茶届中的“黑色黄金”是指什么吗？ 

千两茶出自湖南省安化县江南一带，始创于清道光年间，是黑茶传统工艺的代表之作，其身份极其显赫，作为安化黑茶的至尊，也被称为“黑色黄金”。 

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数千年来一直有其传承的历史脉络;然在历史的狂流冲击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知名茶人或是他们的名声，却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声名远播、神采奕奕的身影，都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可谓是人生之短，注释之长。历史如是叹息!

然而，一位哲人说过，再匆忙的过客，也或多或少会留下一抹身影。如是，回味抑或回忆也就由此产生……。

——本文题记

常鲁，字伯熊(生卒年不详)，安徽临淮人(今安徽泗县)。常鲁是中唐时期茶人，他与“茶圣”陆羽在唐时都享有盛名，尤其是他对陆羽的茶说颇有研究，并在发展陆羽茶学的同时，也写了有关茶叶功效方面的书，但遗憾的是未见传世。所以，常鲁在中国茶史的长卷中依然是名不经传，人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在不多的古藉中记载有他与茶的故事：如唐代的封演，宋时的陈师道、欧阳修以及清时的程作舟等人，他们在相关的著述中记述有常鲁烹茶的趣闻轶事。

茶有很多的别称，如“甘侯”、“森伯”、“清友”、“馀甘氏”等等。而“涤烦子”这个茶的别称就出自常伯熊。据《唐中史补》记载：监察御史常鲁公(即常伯熊)于唐建中二年( 781 年)，作为入蕃使判官奉诏入蕃商议结盟时，一日在帐蓬里煮茶。有一个叫赞普的人问他在烹什么，常伯熊说:“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对此，清人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即指此也。”而茶的另一个别称——“馀甘氏”的故事，则是出自宋人李郛的《纬文琐语》一文，李郛说:“世称橄榄为馀甘子，亦称茶为馀甘子。因易一字，改称茶为馀甘氏，免含混故也。”……时有竹林逸士，木下樵夫，莲花歌者，清蓉之姝，皆海内名士也。四人者，士，是指陆羽;樵，是指常伯熊;莲，是指谢杼山;姝，是指李季兰。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陆羽和常伯熊在当时已经是很有名气了，尤其是常伯熊和陆羽一同推广茶文化，“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然值得关注的是，唐代的封演却是给予了陆羽和常伯熊一贬一褒。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封演讲述的是：御史大夫李季卿来到江南临淮，见到了常伯熊，惊为天人，看着常伯熊手口不停，说着茶名茶性，煎冲泡饮，李季卿非常满意。不久他又见到了陆羽，陆羽表演了几乎和常伯熊相同的一幕，李季卿却没有再一次感动，只是让奴子给了陆羽三十文赏钱。陆羽是日常交游名流，一直是清高自诩，而如此待遇，让他感到难堪，甚至认为是耻辱，回去后就写了一篇《毁茶论》。

封演是唐玄宗天宝末进士，撰定《封氏闻见记》应该是在德宗贞元以后。而陆羽是逝于贞元二十年(804)冬，享年72岁。封演和与陆羽是同时代人，所以，封演所记录的人和事应该是可信的。封演说常伯熊的茶道艺术表演，是阅读陆羽《茶经》后，模仿其中饮茶程式并加以艺术化，使之更适合表演，结果赢得了御史大夫李季卿的赞赏，一时传为美谈。这里所谓的“茶道艺术”和时今的“茶艺”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偏重于“道”，即饮茶时的精神追求;后者偏重于“术”，即品茗技艺。

《唐书》是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刘晌在《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说“李季卿，丞相适之子也。弱冠举明经，颇工文词。代宗时，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这样，人们就有理由相信，陆羽在为御史大夫李季卿煎茶后，非但没能得到御史大夫的称赞，反而是遭到了不屑一顾的嘲讽，真是造化弄人。尽管当时陆羽还没有“茶圣”的荣耀，可那《茶经》也是字字珠玑，总不至于被贬为“煎茶博士”吧?那么，当时的“茶博士”是指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唐人王敷撰写的《茶酒论》中，就已经已经说过“酒店发富，茶坊不穷”。其时，茶坊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而茶坊、茶馆里沏茶跑堂的堂倌就是称“茶博士”。“博士”的名称最早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一种官职名。到了汉武帝时，“博士”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且逐渐向专业方向发展。至魏晋之后，博士已经成为专精一艺的职官;如任用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历博士、卜博士等。延续到唐宋时期，就将精通某一种职业的人称为“博士”。而民间也借用这个称呼来借指一切专业人士。当时，煎茶、点茶都需要很高的专门技艺，因此对茶馆的主人或伙计就称呼为“茶博士”。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茶博士”的描写，如关汉卿《绯衣梦》第三折中有“自家茶博士，开了道茶坊着有甚么人来”的记载;而《水浒传》和《三言两拍》等也都有“茶博士”的描述和记载。想来，真是足有所长，目有所短，目之不及，纵是御史大夫也难免臆断啊。所以，陆羽只能是愤愤地写下了《毁茶论》，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尝了。

对于陆羽的《毁茶论》，后人是有褒有贬，看法不一。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试茶》诗曰：“难从陆羽毁茶论，宁和陶潜止酒诗”;特别是在《幽居》诗中还有“爱眠新著毁茶文”之诗句，着实是有些调侃陆羽的味道。当然，陆游还是很崇拜陆羽的。由于嗜茶，陆游曾仔细地研读陆羽的《茶经》，他以自己是陆羽的宗族为荣，并将陆羽“桑苎翁”的雅号移来借用。他在《安国院煎茶》一诗中写道：“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他甚至怀疑是陆羽托生了自己，以致在《戏书燕几》诗里写道：“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竟陵翁”就是陆羽，因为陆羽是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之“竟陵翁”。

陆羽因茶艺表演受到羞辱之事，明代《花裹活》中也有类似记载：作者陈诗教说李御史自认为高雅，见陆羽是布衣，出身微贱且又矮又黑，且在煎茶时竟然是衣冠不整，故出言不谦且百般嘲讽，以至陆羽气得拂袖而去。陆羽潜心研究茶史，对于茶道也是十分精通，在江湖上亦是颇有影响，可他却没想到在自己声名大振之时遭此侮辱，所以他异常气愤地写下了《毁茶论》。这些描述和推测应该是有根据的。如有人说“季疵”是陆羽34岁时，受李季卿之辱后，取“季卿所疵”之意，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表明：常伯熊是唐代临淮人，对茶艺茶道有颇深的研究。同时，常伯熊应与陆羽相识并有交往。当然，还有文章称常伯熊对陆羽的茶学不仅仅是研究，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陆羽的茶学理论，而唐时的茶艺茶道也因常伯熊的推动而更加盛行。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所以，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就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使当时的茶艺成为了一项表演艺术形式。其时，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经过常伯熊进行加工“润色”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既然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所以“李公心鄙之”，而陆羽的表演又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也是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所以，李季卿自然就将陆羽视为“茶博士”且“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中国茶叶博物馆学者陈晖在《法门寺唐茶具文化内涵及渊源综考》一文中，对陆羽和常伯熊的茶道表演及特点作了比较，他说：“……很显然，常伯熊为‘富贵茶道’而陆羽是‘俭朴茶道’;前者浮华而赏心悦目，后者却朴实平淡，蕴含哲理。李公不识，足见浅薄之人也!《毁茶论》之说，显系后人编造，若陆羽如此不堪一击，焉得有茶道之道?!而且，也正是在陆羽不遗余力的推广下，才有常伯熊们的‘广润色之’以至‘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中国茶艺的几个问题》中，对唐时陆羽、常伯熊为李季卿表演茶艺一事予以了关注。陈文华先生认为，早在唐代，中国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为客人或贵宾进行表演。尤其是常伯熊将陆羽制定的茶艺形式予以“广润色之”，即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并有所提高，从而才导致了其时的“茶道大行”。另外，常伯熊在进行茶艺表演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程式，包括服饰、讲解和茶具等等。所以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陈文华对陆羽写《毁茶论》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陆羽的茶艺表演不如常伯熊，所以才有了“李公心鄙之”的事件发生。而现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中有关煮茶的程式，完全有可能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茶艺程式后而“润色”修订的。更有茶学专家认为：常伯熊既非官员(注：常伯熊是唐建中年间监察御史)，亦非平民百姓，从其著“黄被衫、乌纱帽”，亦即黄帔、玄冠，是为高道冠服来看，当是道士。而中国茶道是在道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在中国茶道的形成过程中，以道家对其影响最大，儒家次之，佛教又次之。所以说，常伯熊精于茶艺，且对陆羽《茶论》(《茶经》的前身)进行了“广润色之”，以致促成了唐代“茶道大行”，而陆羽所著《茶论》则是奠定了茶道的基础。这种分析也是可信的有道理的。

历史上，第一个用诗来嘲讽陆羽的人是宋代的唐庚：北宋进士唐庚能诗文、通世务、性嗜茶，曾撰《斗茶记》，记述了自己与同好斗茶于寄傲斋之情景。唐庚的《嘲陆羽》一诗载于《全宋诗》中，诗曰：

陆子作茶经，竟被茶所困。其中无所主，复著毁茶论。

简览傲长者，彼自愚不逊。茶好固自若，于我有所恨。

便当脱野服，洗盏为一献。饮罢挈茶去，譬彼浇畦畹。

君看祢正平，意气真能健。达与不达人，何啻相千万。

诗中的祢正平是汉末文学家，恃才傲物，善言性刚。所以，唐庚用他与陆羽进行对照和比较。

唐庚嘲讽陆羽，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尚属先例，尤其是他以诗所述且嘲之有三：一是认为著有《茶经》的陆羽不应该轻率地写什么《毁茶论》，这似乎有失他的身份;二是说陆羽太“简傲”，与茶人的“精、行、俭、德”的精神不符;三是说陆羽着野服实属不当。唐庚还说：陆羽不如祢正平之处就在于缺少一点“意气”，为人为学不应以“达与不达”为准绳。可以说，唐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这两个基本点，陆羽在《茶经》中有明显的体现：对于茶道的思想内涵，《茶经》也写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作为茶道思想内涵。也就是说，通过饮茶活动，陶冶情操，使自己成为具有美好行为和俭朴、高尚的人。而唐庚批评陆羽太“简傲”也是基于这个道理。然而，也有人为陆羽鸣不平，更有人提出了怀疑和质疑，说历史上的这件事不实，认为它是一个孤证，不足为信。总之，是为“茶圣”陆羽鸣不平。如清代钱林在《冯明府宬赠须溪茶》中说：“季卿宣慰尔何物，敢以博士轻嘲讪?”

中国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在《塑造丰满可信的陆羽》(致影视片《大茶今》编导)一文中说：陆羽“为人才辨笃性”，“为性偏躁多自用意”，既便他写过《毁茶论》，来个正话反说，不更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吗?寇丹先生还指出：“性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命运，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外界的不同刺激。我们不能仅凭一个‘毁’字就去猜度他究竟写了什么，当然，这也并不损害他作为‘茶圣’的形象”。从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另外，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了特定的服饰、程式和讲解，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项艺术形式。如果说茶艺的基本程式是陆羽制定的，但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并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那么，时今人们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的。

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见之于文献的表演型茶道的代表，因此，应该承认他的茶道表演艺术家、茶艺大师或是现代茶艺祖师爷的地位和身份。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江淮地区茶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至唐代时，安徽茶叶产量名列全国第二，而按照当时的排列，安徽所产茶叶的品质(名茶)也位居全国第三……。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常伯熊对茶的研究以及他在茶艺茶道方面的出色表现无疑是合情合理、亦是理所当然的。李斌城撰著的《唐人与茶》是近年来研究唐代茶事、特别是唐代饮茶总体概况的杰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唐代嗜茶，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且不局限一般饮用，而升华为一种富有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结晶就是茶道!”唐代的煎茶、奉茶程式是相当的严谨又是相当的隆重，流传于后世的“唐•宫乐图”所反映的就是古人煎茶、奉茶的一个场景。唐代又是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禅门与茶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达摩祖师面壁调心，以茶涤昏寐;如降魔大师叫人学禅，则皆许饮茶，以至“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使禅茶之风大兴。而佛门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则亲自订《百丈清规》并专设茶头，详细规约，以备大众茶汤等等。这些都是茶艺的最初形成，可以称之为“煎茶技艺”。

然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唐代宫廷还是民间或禅门，都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煎茶技艺”以文字形成并流传下来，所见到的只是散落于各种典籍中的片纸只字，这样的境况，或许是和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而不重艺的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而在以后的历史上也都是不以茶艺为然，无论是宋、元时期的“点茶技艺”，还是明、清时代的“撮泡茶艺”，均被摈弃于正史及艺术殿堂之外……。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尽管“茶道”这一词语出现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而权威的汉语《辞海》、《辞源》以及《国语辞典》等辞书中，均没有收入“茶道”这一茶学中十分重要且不应忽略的词条，以至于在一些茶书刊上甚至出现了“茶道”这个词是外国人发明，或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贻笑大方之说。想来，这可谓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遗憾。而茶艺大师常伯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也应该是一个遗憾。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