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湄潭是故乡中的故乡。许许多多的茶叶故事，仿佛注定要发生在湄潭这片处在世界茶树原产地核心地带的的厚土上：历史，给了湄潭很多重大的机遇，湄潭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
陆羽茶经
虽然地处偏远，犹其是在交通极不便的古代，但是湄潭一带出产优质的茶叶，仍然传到了唐代茶圣陆羽的手中，获得了他的极高的赞誉。公元760年，为避安史之乱，他便隐居浙江苕溪（今湖州）写作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他把包括湄潭茶在内的贵州茶写进了书里。然而，关于世界茶树原产地和野生古茶树的系统性调查研究，已经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晴隆茶籽化石
1939年底、1940年初，在湄潭中央实验茶场工作的叶知水、李联标等学者，在黔北这片茶香四溢的土地开启中国最早的野生古茶树的考察与研究。他们制作的务川野生大树茶标本，成为了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四十年以后，即1980年7月，贵州省茶科所的野生茶调查课题组的专家们，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境内云头山发现了世界上唯一一颗百万年前的四球茶茶籽化石，引起了茶界持续的关注。
茶马古道
从《茶经》记述以降，唐宋元明清，湄潭茶有着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回首千万里江山，风云际会，朝代更替，阴晴圆缺，生老病死，便仿佛一盏茶的时光⋯⋯茶马古道和盐茶古道上，土司们向朝廷贡茶的马队，茶商们向朝廷设置的茶仓或巴蜀盐茶中转站运茶的队伍，还是顺乌江而下的茶船，都在历史的深处诉说着茶叶与兴衰荣辱的故事。除了乌江了，茶马古道和盐茶古道大都已经消失，余下的一小段一小段的青石铺就的历史线索则又几乎隐入了山林草丛。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旧址
而南明隐居湄江两岸的一批南明重臣和文化大家，在琴洲“扫叶烹茗”，把一盏乡愁，吟咏酬唱，为湄潭茶凭添了一份雅韵；三百多年后，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随着浙江大学西迁办学来到湄江河畔，他们中八个诗人与同样因为抗战来到湄潭开展茶叶科研和生产的中央实验茶场的首任场长一起，成立湄江吟社，围着松柴炉火，泡一壶新茶，成就了一段诗与茶的佳话⋯⋯
如此经年累月攒下茶叶的家底，在国家民族遭遇危亡之际，和盘托出，换来武嚣和其他物资，送往艰苦卓绝的抗日前线；当新生共和国被西方大国封锁围堵，急需外汇之际，湄潭茶叶便以中国红茶、中国绿茶的身份，荣耀地走出国门⋯⋯
茶，在湄潭的历史上香醇着，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香醇着⋯⋯
核桃坝茶区一角
斗转星移，茶叶，这个不会再与战争有关的妙品，也转换了角色，成为关乎民生的重要产业，成为传承、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一带一路”上的必须！
因为有了上苍赐予的一方宜人宜茶宜文的厚土，因为了数千年坚实的种茶的基础和深厚的茶文化底蕴，特别1939年以来举全国之力、全省之力、全县之力探索出来的茶叶发展之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核桃坝村接受茶科所的茶树新品种－－黔湄系列，第一批党员带头种下第一批茶苗开始，湄潭人民就逐步端起端好茶叶这个金不换的绿色饭碗。
核桃坝，遇见茶科所，或者说，茶科所遇到核桃坝，打通了一个种科学种茶与种茶致富的路子。但是，当时谁又能想到，正是核桃坝拉开了贵州茶产业大发展的序幕，甚至影响了全国诸多的茶区发展呢？
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
核桃坝的经验不断在湄潭复制粘贴，在全省复制粘贴，直到给湄潭复制粘贴上六十万亩茶，给全省复制粘贴上七百万亩茶。
湄潭，自从意识到“希望在茶、出路在茶、成败在茶”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做实做好茶叶的事，包括茶叶基地建设、茶叶基础设施建设、茶叶生态环境建设、茶叶企业建设、茶叶市场建设、茶叶品牌建设、茶叶教育平台及人才队伍的建设、茶文化博物馆的建设以及茶旅融合发展等等，没有一样不扎实，没有一样不具备引领作用！
茶叶的新时代
悄然间，另一个茶叶的时代来临了。这是一个茶叶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并存的茶叶时代，我们姑且称之为茶叶的新时代吧。
在中国主持世界茶叶工作的时代，茶叶的价格、茶叶优先卖给谁，都是由咱们中国说了算；在中国茶叶短缺的时代，怎样才能买到茶，那就得凭票、排队，甚至找关系开后门；在全世界的茶叶和全中国的茶叶都发展起来之后，买谁的茶叶，由市场说了算，由消费者说了算，怎么卖，则由渠道商说了算，由品牌茶企说了算，甚至由资本说了算。也可以说，好喝的茶叶不一定是好茶旪，好卖的茶叶，肯定是好茶。
立顿牌遵义红袋泡茶
茶叶精制拼配中心
酒好不怕巷子深，茶香不怕地方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去不复返了！面对一把好牌都没有打完，洗牌又开始了的现实，我们又不得不参与到下一个牌局当中——
世界超级茶叶航母立顿来了，唯一以一个单品为原料的遵义红袋泡茶问世了；
茶叶再工业化项目贵州最大的茶叶精制拼配中心，在湄潭经开区建成开始运行了；
兰馨茶庄
茶叶庄园经济进一步拓展；
茶园定制营销取得突破，除了贵州省内的客户外，更有不少北上广深高端客户青睐湄潭茶；
全国最大茶旅融合发展项目天壶5A茶旅景区建设有望起步，中国茶海景区改造升级亦有望加快步伐；
贵州大学茶学院挂牌
茶叶教育翻开新篇章，贵大茶学院有望启动规划建设，遵义茶业学校已获批，即将挂牌运行；
茶科技遗产、茶工业遗产、茶农业遗产、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四大茶文化遗产将同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家族将扩大，中国茶工业博物馆二馆、贵州茶叶科技馆、贵州砖茶博物馆、贵州红茶博物馆已启动前期工作，有望适时推动建设；
新成立的遵义茶业集团落户中国茶城，开始了新一轮产业蓝图绘制；
在核桃坝新建的红碎茶生产企业，已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巴基斯坦出口了首批红碎茶；
黑茶产业迎来新锐成员，湄潭有望成为贵州黑茶产业集聚区……
如此多的非常活跃的产业要素汇聚湄潭，以及这一系列的新机遇，新举措，是否意味着一场茶产业的新革命已经或者即将开始呢？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位湄潭的茶产业，同样需要编制一个新时代的战略规划，类似于“湄潭茶业2025”呢？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韩长赋（左一）副省长吴强（左二）来湄调研茶产业
或许，一些东西将渐行渐远，一些东西将迎面而来。让我们向离场者致敬！为进场者鼓掌！
显然，一个茶叶的新时代已不期而至了。我们在农历猪年即将到来之际，伏案编辑的中国茶全书湄潭卷《百年茶运》，不仅是一份新年的茶礼，献给茶农、茶商、茶人和茶叶工作者的茶礼，更是一份奉献给未来的贺礼，一份跨越千年的茶的祝福！
（来源：茶香湄潭；图/文周开迅）
瓷器、丝绸、茶叶，是中国明清出口的三大主要商品，其中茶叶最重要的。这时的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也是世界唯一的茶叶出口国。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第一批中国茶叶抵达荷兰，这是茶叶第一次作为商品出口到欧洲。拉开了中国200多年的茶叶全球贸易垄断史。1637年，茶叶开始大规模出口了。到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茶叶已经占到中国商品总出口的50%以上，高峰期超过70%。
清朝统治者和官员坚信：“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从国王到平民，都需要中国茶叶。除了中国，任何国家没法种植茶叶。中国可以永久性的占据茶业霸主地位，全球都离不开中国茶叶供应链，茶叶制造不可能从中国转移。”在市场份额上，中国茶叶从1606年开始，200多年一直是世界唯一茶叶出口国，也就是占据了100%绝对市场垄断地位。但到1928年后，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只有1.59％的份额了。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三大因素的是：技术和模式创新（产品品质）、需求供给关系、政策。中国茶叶产业同样离不开这三大因素。技术和信息的落后，需求的减少和外国竞品崛起，落后政策的落后盘剥，官员的保守愚昧，最后导致了中国茶叶产业，全面走向衰败。
清政府是如何作死，搞垮了自己最赚钱的产业？不仅被英国殖民地的茶叶赶超，甚至清朝也被拖垮台，改朝换代。
01、技术和生产模式落后
清朝时期，中国茶叶出口的供应链大致为：茶农→茶行→茶商→十三行商→洋商→外国消费者。整个环节包括了技术、人力、销售、资本等一系列的供应链，中国的茶叶生产模式，200多百年来没有任何变化。而后来居上的英国茶叶产业，起家很不光彩，但集合了政府、资本、新技术、信息化等多种力量。从而能够快速实现快速赶超。
小农经济VS公司资本化：
明清的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当时的茶叶生产，一直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来进行，中国的茶叶产业，从种植、采摘、炒制、收购、批发等环节，基本都是以个体家庭和小作坊为主，最多会延伸到同姓或有婚姻关系的同宗族。没有工厂，更没有公司概念。资金也来源于家庭和民间个人借贷。对于英美发明的新的机器，动辄上百两白银，根本无力购买，这极大的限制了茶叶自动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
而英国殖民政府主导的茶叶公司，是政府+资本+技术的整体行业革新。印度殖民地茶业，由英国殖民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主导投资，经营方式完全采取公司制，采取的接近现在的股份制度，可以很便捷的向包括政府、银行、民间投资人募资，并且相关的股份可以自由的转让，这便于了资本的流通和退出。到1859年，英国民间在印度投资的私人茶园已超过50家。由于茶叶生意的火爆，英国茶叶公司的投资变成了另外一场郁金香的盛宴，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经济危机和投资人的破产，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手工化VS技术自动化：
中国的采茶，主要是手工为主，2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机械的参与。茶农招募一些没有土地的临时农民工和农村妇女，他们用手工的方式种植、培育、采摘茶叶。然后运到自己家的厨房，用手揉制，用生火做饭的大铁锅进行加工。批发商收购之后，也是在同样粗糙的环境和工具下，完成筛选、碾压、烘烤和包装。参与的人大多是雇佣的短工，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完全靠经验来制作，导致茶叶的质量不是很稳定。由于茶叶的生产多在福建等多山地带，茶农只能通过手提肩挑，或者骡子等方式运到制作地，然后再通过船夫运输到通商口岸和市场交易。
清朝茶叶加工作坊
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ter，T.Roger)指出，中国茶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因此“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
印度殖民地早先也是纯手工模式，工厂主从印度东部招来大量妇女，从事开垦土地、种植、采摘和烘焙的工作，但整体效率很低。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一些对制造业、商业乃至人类生活都有巨大推进作用的重要发明，纷纷面世，其中对茶叶制作和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包括：蒸汽机、螺丝切削机床、蒸汽火车、电报机等等。1856年，英国已经开始修建伦敦地铁，1863年正式投入运营，这时的清朝正忙着和太平天国打仗，出行主要靠马车，无暇顾及其它。
茶叶机器的设计、制造、改良，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针对茶叶产业，英国人发明了萎凋机、揉捻机、解块机、水门汀发酵地板、玻璃发酵台、烘茶机、切茶机、拣选机、筛分机及装箱机，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生产。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政府领导下的茶叶生产，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和标准化，并不断改进、推广。英国政府对于相关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这极大鼓励了发明和创造的积极性。
19世纪英美重要茶叶机器发明（部分）
这些工具和技术，极大提升了包括茶叶产业的生产效率，解放了人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标准化。茶叶干燥机，使茶叶干燥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到4个小时。1872年，印度制茶成本每磅需11便士，到1913年，每磅2便士。从前150万劳工用手制茶量，只需要8000台机器，每台机器配备1-2名工人，就可以完成。
在运输方面，英国殖民政府，积极支持茶叶企业的生产，帮助修建公路，直通茶叶种植园。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园，甚至建有茶叶专用铁路，从采集到制作、打包，都可以通过铁路运输，然后直接通向码头，轮船运往世界各地。
英国人甚至在包装这样的细节上也做了调整。锡做的罐子包装茶叶，防潮又轻便，但是中国用的大多就是纸包，容易受潮，或者陶瓷罐子，不易携带；因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锡矿的发展，导致了马来西亚锡矿业暴涨，拉动了马来地区的经济。
封闭化VS信息化：
市场信息的捕捉和反馈也造成了中英茶叶产业的巨大差异。中国当时的小农经济，从种植农民到消费者，信息完全不对称，中国茶叶的供应链包括茶农、茶贩、茶庄、茶栈、洋商五道转手，各自的信息是割裂的，茶农不仅不知道自己的茶叶被谁买走了，更不知道消费者对于自己的茶叶口感的评价和新的需求。当时的市场信息甚至没法跨县，只是凭着感觉来种植和制作，等到市场完全反馈出来时，已经晚了。
与此同时，荷兰诞生了早期的报纸，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全球各地的政策和商业信息。这样便于商人和政府及时应对各种行业的变化。1837年，摩斯发明了电报机，这进一步加速了商业信息化的进程。印度的大茶商，甚至在英国伦敦各地，设置了茶叶口味技术人员，通过电报等方式，反馈英国消费者的口味，从而实现针对性的调整，完全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对称和同步。
02、苛政猛于虎
在清代，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但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种植技术停滞不前等多种因素，农业收入并没有增长，反而下降。这时，商品贸易的商业收入就成了清朝的重要税收来源。其中茶叶占第一位。茶叶在清朝出口的关税收入中占了绝对龙头的地位。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1817-1833年广州口岸出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了60％左右。中国全部出口商品赚取的外汇，52.7％来自茶叶，中国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去支付的。
1882年，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约在6000万两左右，仅福州关茶叶出口税收就高达172万4153两。1885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为7708万6461两，但仅在湖北崇阳、咸宁等县，每年收茶厘银就高达20余万两。这还仅是几个较小的地方的茶叶税收。
尽管茶叶产业在整个清朝经济中，占有生命线一般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和英国等政府相比，对于茶农和整个茶叶产业，清政府等各级官员，不仅没有提供技术、资金、政策的帮助，反而在赋税上变本加厉，让茶农举步维艰，甚至濒临破产。
清朝各级政府，对于茶叶这块大肥肉，采取层层盘剥的策略，“1担中国茶叶所包含的税款，包括厘金在内，大约为4.1两至5.4两，为茶叶价值的35.5%左右。”这还是在国泰民安的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席卷大半个中国。茶叶成了清军军费最重要的来源。曾国藩等人创建了厘金制度，类似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商品流通的税费，这笔钱归地方政府使用。厘金税收开始是设定为1%，但是慢慢涨到4%、10%，甚至超过了20%。这笔钱，只有50%到了地方政府手里，50%被经手人贪污了。
曾经通过茶叶贸易发家致富的徽商晋商，被收税官员逼到家破人亡。更可恨的是，清朝官员还对出口贸易加以限制，福建师大教授黄国盛在茶叶经济的相关著作里说：“当涉及华商如何发挥本国资源优势，通过直接贩运茶丝出洋，以利于华商获取商业利润的发展大计时，清政府宁可肥水外流，也要对华商加以抑制。”
更悲惨的是，茶农和茶商不仅仅要给清政府交税，在清朝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更要给太平军占领区域缴纳更重的税。
据《义乌兵事纪略》记载，太平天国军队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7月7日攻克义乌到1863年(同治二年)3月6日撤出义乌的一年零八个月中，所征收的税赋超过30多种，比清政府更狠：除了摊派动员民众捐献粮食、金银和布匹外。还设置把卡，对过境的包括茶叶在内的贸易货物征收重税。门牌捐，编查户口发一块门牌，最贵是4两白银，这比一个农民一年收入还高。还有店捐、船捐、火药捐、礼拜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等。
03、盲目自大的清政府和高官
清朝茶叶出口贸易的急剧萎缩，和当时的中央政府和高管们的短视、无知、闭塞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皇帝和达官贵人们，都认为清朝的茶叶不可取代，独一无二。清朝之前主要是靠茶叶、瓷器、生丝三大出口贸易，独霸全球。但是随着波斯孟加拉日本等地区的崛起，生丝出口已经日落西山。瓷器同样也是如此。但清朝官员并没有认真研究之前出口的衰落，依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幻想里。
誉为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官至正一品，享受正国级待遇。他身先士卒，焚烧鸦片，抵抗英国侵略者，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和其他完全固步自封的满清官员不一样，他一直在积极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参与编辑与翻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各类书籍。还找人来教他英语和葡萄牙语。但就是这么一位身居高位，思想开明的有为之士，对于欧美国家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到荒诞的地步。
林则徐在代皇帝起草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中说，清朝皇帝是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在他起草的文件中，将“英吉利”写为“
”，美利坚写为“
”。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充满了鄙视和轻蔑，不仅以“蛮”“夷”等称呼，还要在国家和人名旁前加口字旁或犬字旁，以表示自己的不屑。
当时有一种传言，说欧美人喜欢吃牛羊肉，容易上火，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和大黄（一种通便泻火的中药），就拉不出大便，活活被屎憋死。这么荒诞的一个流言，从乡村农夫到帝都皇上，都深信不疑。林则徐大人也不例外。
1839年3月，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致英国女王的公文中说：“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
大概意思就是说，英国人一天都离不开我们，和你们做生意，是给你们的恩赐。没有茶叶和大黄，你们会被屎憋死；没有我们的生丝，你们只能裸体。我们不需要对外贸易，但你们洋人分分钟离不开我们。如果天朝不和你们做生意，你们国家就完蛋了！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主编1955年版《中国近代史·上册》时，肯定林则徐的同时，也批判了他的狭隘性。“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
而后来接替林则徐的琦善，就是那个和英国人谈判后，签署卖国条约，割让了香港的家伙。同样享受正国级待遇，满洲正黄旗人，一等侯爵，权倾朝野，地位比林则徐还高。他在谈到英国时说，“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靠着茶叶和大黄打败英国人，因为他们离不开我们，得求着我们做生意。让这样的人来全权主导外交，结果可想而知。
而那些主张和外国正常贸易的官员，大都被排挤，比如清朝著名学者徐继畬，著有介绍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的《瀛寰志略》，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1846年代理闽浙总督，和外国人交流颇多，收集了很多国外情报。他主张在维护本国权益前提下，和外国政府正常通商，但因此引发了官场和民间的不满。刚即位的咸丰皇帝，把他召回北京，面谈之后，对他的才能非常欣赏，但是无奈人言可畏，迫于舆论压力，皇帝将他降职。而林则徐一贬再贬，从正一品贬到四品，再被革去四品，从广东到浙江，一直到遣戍新疆伊犁。
这种舆论氛围下，地方官员趁机向外商敲诈勒索，“在外国人购茶款额的总数中，估计22%或约全数的25%是向中国官员们缴纳的税款”。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在《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说，“中国的官员们在他们的政府制度处于衰败时期只关心从其本人的职位谋取利益”。
04、茶叶供应链的全球化转移
在战争破坏、苛捐杂税、品质下降、官员骄傲自满等背景下，最致命的一击终于到来了，英国殖民者主导下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茶业发展，并快速崛起，敲响了清朝茶叶产业崩溃的丧钟。
中印茶叶出口英国对比图
1834年1月24日，英国印度总督本悌克设立茶叶委员会，负责调研和规划在印度种植茶叶的问题。在英印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印度茶叶种植事业得以迅速发展。1849年1月，英国一个叫罗伯特·福琼的园艺师，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来到中国，将一批茶苗、茶籽偷偷运往印度。这是赤裸裸无耻的偷窃和商业间谍行为。但是1.3万多株茶苗最后只有80株存活。
第二次，他不仅带走了茶籽、茶树，还包括8个经验丰富的中国茶农，还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工匠。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开始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迄今在世界上成了红茶代名词。
印度茶叶由于有政府支持、资本参与、新技术的革新，所以产量高、品质好、生产标准化程度高，在英国极受欢迎。第一次就卖出了每磅34先令，而中国出口到英国的优质茶叶不过2先令，价格差了17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达到出口巅峰，达到134066.2吨。1876年，斯里兰卡茶叶崛起，开始向英国市场出口了第一批茶叶，数量仅仅为0.1吨。仅在23年后，就高达17190.7吨，接近中国出口英国的50%。1889年，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出口总量首次超过中国。仅仅14年后，到1900年（清光绪十二年），出口总量只有83722.3吨，只占到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到1928年后，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量只有3636.9吨了，在英国茶叶市场只占区区1.59%的份额。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腐败、出口暴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排外情绪日益高涨，随之带来外资出逃，行业破产，失业率暴涨，最后酿成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清政府一步步走向衰落，最后倒台。但在这其中，最悲惨、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普通大众，这个在下一篇，《清朝茶叶产业崩溃带来的灾难》中，再详细聊。
来源：南七道 我是南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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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6日，2019贵州茶业科技年会暨贵州省茶叶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贵州师范学院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傅传耀出席年会并讲话。
站在万万千千的茶农面前，我真的就是一个老茶农，但是站在你们的面前，我反而年轻了，因为我就是一个小学生。每一次听各位专家演讲，我都认真听，姜金仲教授的演讲，我听过两次，潘博士的演讲，我也听了两次。科技与文化是茶的双翅，茶没有文化就是一张普通的树叶，茶叶如果没有科技连普通的树叶都算不上。讲文化是可以夸张的，比如说李白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去看了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远远没有他说的这么壮观；科学是严谨的，一个百分点可能造成的损害就遗害无穷。贵州的茶能够走到今天，是各位科技工作者努力的结果。作为老茶农，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今天听了姜金仲教授关于茶叶籽的加工，很受启发。我跟韦维院长说，支持他一下，让他把贵州茶产业做到一百亿的时候，我相信他就是个院士，即使他评不上院士，也是我们老茶农心中的院士潘科博士是外来的人才，我今天最高兴的是你居然到20多个县去进行培训，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还有杨文博士讲了病虫害的防治，还有南京农业大学朱旭君教授都讲得非常好。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有两点很高兴：第一点是很多年轻的专家教授，这就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贵州茶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第二，我特别高兴的是，名单上我一个个翻，有很多是茶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茶艺师等各方面的人士，比如纳雍山外山茶业、还有湄潭、独山等很多茶企业老板都来了，你们利用这种平台来学习、取经很了不起；我也表示对你们的赞赏！
我今天讲啥，就讲我们茶农的苦恼或者是期盼。茶纯粹是一种竞争性的行业，商场如战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作为茶企，没有哪一家不想生产一杯好茶，达则兼善天下，独则独善其身。我们知道农残超标不好卖，但不用农药用什么？用农药用多少为宜？比如以虫治虫，即大虫吃小虫。但是什么样的虫吃什么样的虫？到哪里去找母虫？以草抑草？我去过很多茶山，草里面长的蕨根、巴毛草怎么治？如何根除它？还听说以树隔树，用什么树隔什么树？多了茶树不长，少了又等于没有隔，到哪里去请专家？谁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好茶是制出来的，贵州的茶内在品质和生态环境在中国是数一数二，对人体有好处的微量元素多，茶氨酸含量高。但是我们茶制作的水平怎么都不高，就是潘科博士说的提香不够，请问用什么东西来解决？温度是多少？潘科博士虽然回答了在座的，但是广大的茶农不知道，萎凋的过程、烘干的过程、提香的过程都很难掌握分寸，过尤不及、少之更不行。人不好掌握，大数据时代能不能搞一个统一的标准，能不能有一个标准的设备，能不能在5G时代到来之前给咱们提供一个平台？我们茶农不懂，炒坏的是茶叶，炒烂的是市场，炒丢的是你们专家的脸。贵州这些专家为什么帮助指导炒出这样的茶来？确实丢了你们的脸。第三，我们知道杯中留香。现在人们喝茶越来越讲究，不仅看外形，不仅闻其香，更要品其味。做形难，提香难，符合其口味，难乎其难。都说茶有道，道行究竟有多深！泡茶各师各教，教教都在说自己的好，究竟哪一种好？哪一些不好？哪些是应该一般掌握的普遍规律？哪些是高深的？我们如何学习推广培养我们最有生命力的茶道，这是在座各位要认真思考的。自然界有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做茶叶的茶农问题也不少，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解答。也许这些问题在你们看来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轻而易举，举手之劳，但是在茶农身上是确实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我刚才跟韦维院长交流时说到，云南农业大学有一个名誉校长朱有勇最近被评为时代的楷模，多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终年在山林里、在田间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我们伟大的袁隆平院士最近几天过90岁生日，他也成为建国70周年的功勋奖章获得者，是因为他实现了一个梦——禾下乘凉，他种的水稻下面可以乘凉。他把中国水稻从亩产五六百斤到1000斤、1400斤、1600斤、2000斤，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吃米的问题，还为世界粮食生产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圆了他禾下乘凉的梦想。他们的党委书记有一句话：中国改革开放靠两平，经济发展靠邓小平，吃饱肚子靠袁隆平，这是他们院的党委书记亲口跟我说的。这个评价，我认为不过分。讲这两个院士的故事，我最后用一句话和所有的专家共勉，也是我们茶农对你们茶叶科技工作者的期盼：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