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及茶树照片

《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导论萨里郡的军人茶会

1941年11月底的一个寒冷的周五夜晚，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捕捉到一个安静时刻，当时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萨里郡的沃金(Woking)，正在休息、祈祷和喝茶。在英格兰南部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这些男人和当地居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抵抗着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德国已经把伦敦的各个街区炸成了废墟，并征服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还入侵了苏联，而日本也即将袭击珍珠港。虽然战况在此时看起来非常无望，但英国并非在孤军奋战。1941年，英国并不是一个岛国，而是一个跨国性的帝国，有能力整编和支持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无数男男女女从印度次大陆、非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帝国的其他地区集结过来，参与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开始提供资金、弹药和补给，用于打击轴心国。1941年，在战争中支撑着这个国家的是千百万民众和大量的茶叶。20世纪的大不列颠与包括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内的其他很多民族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创造物。它与多重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历史无法从中割裂开来，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如此。《茶叶与帝国》(A Thirst for Empire)通过追踪从加拿大西部延伸到印度东部的茶叶帝国的兴衰，向读者揭示了把现代“全球”世界编织到一起，继而又撕裂开来的信仰体系、身份、利益、政治和多种多样的活动。

如果我们花时间仔细研究这张军人茶会的照片，我们会发现一个多层次的、在种族和社交方面都呈献出多元化特征的社会，这一点在当代政治和公开辩论中经常被轻易忽略。虽然这张照片看起来可能拍摄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其实这个茶会发生在沃金的沙贾汗(Shah Jahan)清真寺前。沃金是一个中等规模的英国城镇，位于伦敦西南约30英里。沙贾汗清真寺于1889年开放，是一座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风格的建筑，也是大不列颠乃至欧洲北部最古老的专门建造的清真寺。2尽管面积较小，这座清真寺却迅速成为一个重要场所，发挥着宗教崇拜地点和社交中心的作用。它的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80年代的移民和文化交流与现在一样普遍。英国建筑师W. L. 钱伯斯(W. L. Chambers)设计了这座建筑，海得拉巴(Hyderabad)土邦的尼扎姆(Nizam)出资买下建寺用地。博帕尔(Bhopal)土邦女王沙贾汗和一些穆斯林捐款者为建造工程提供资金。184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犹太家庭的杰出语言学家戈特利布·威廉·莱特纳(Gottlieb Wilhelm Leitner)博士启动了这个项目，并监督了工程。莱特纳入了英国国籍，曾在殖民地政府工作，精通近50种语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过翻译，去土耳其留过学，并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23岁就成为伦敦国王学院的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学教授。之后他移居英属印度，于1864年成为拉合尔新政府学院的院长，并在建造这座清真寺之前，为印度和英国的几个文学与教育项目做出了贡献。我们的世界在种族、宗教和社会方面充满紧张关系，知识分子也争论不休，我并不想把这一切浪漫化，不过我们需要承认这段历史。

承认这段历史的途径之一是重新审视一下这张军人茶会的照片。那座清真寺是英国过去称霸全球的实体见证，把流动食堂推到萨里的基督教青年会志愿者亦然，还有他们所服务的军人，以及在幕后生产并销售茶叶的企业、种植园主、政治家和工人乃至这种帝国产品的交易市场，他们都是这样的见证。这本书讲述的正是他们的故事。这些军人喝的茶主要种植于印度和锡兰，英属非洲殖民地也有。茶叶种植园主及其推广者首先鼓励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类似机构生产、储存和驾驶数以百计的茶车，为有需求的人提供服务。战争期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辛苦地在萨里工作，为印度军人供应茶水?简单地说，茶能够激励、安慰士兵和鼓舞士气，许多英国人都能轻易理解这一点。“茶应该是这个享有特权的性别特别喜爱的饮料。”海军上将芒蒂文斯(Mountevans)勋爵回忆说，但随后他沉思片刻，说，“相信我，在我们这里服役的所有男人都变成了嗜茶者，特别是在民防系统。它给了我们勇气和那种亲热感，从而使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的同胞。”对我们之间喝含咖啡因饮料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好茶会缓解疲劳、改善虚弱，几乎不可能想到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人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然而，这些回忆和萨里的军人茶会就是商业宣传的例子，它们表明殖民地茶产业几乎渗透到盟军训练、战斗或备战的方方面面。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

1942年，在隆美尔“迎头痛击”了第八军并夺取了利比亚的托卜鲁克(Tobruk)之后，一名曾经照顾过伤员的护士回忆道，尽管那些男人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但他们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杯茶。埃及国家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在对军医院的专题报道中承认，公共生活中茶无处不在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商业宣传所致，但这并没有降低茶叶的魅力。在谈到照顾军人时，这位护士在节目中评论说，“他们很多人当然遭受着失血过多和惊吓的折磨”，但他们一定会康复的，因为“陆军医疗机构发现热甜茶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帮助他们振奋精神、恢复体力，非常有价值”。这位讲话者继续说：“这好像广告用语‘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战场改编版一样，但它就是这样神奇，我被告知茶必须要‘热的’，并且‘必须’是‘甜的’。”陆军医疗机构的指令听起来很像广告用语这一评论很恰当。由于英国和荷兰的茶叶种植园主已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场用这种方式宣传了几十年，“茶叶让你精神焕发”的口号已经成了流行用语。战争期间，这种现象也没有减少。举几个例子，战争期间，茶产业的公关机构拍摄了与茶叶和“国防”有关的电影，并在塞得港旋转俱乐部(Port Said Rotary Club)、开罗警察学校和无数其他场合教人们沏一壶好茶的“正确”方法。它发放成堆的海报，宣称“好茶给人带来健康”。一位行业领袖在1942年3月解释说，虽然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切断了来自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茶叶供应，但是茶叶正在反击。他所指的不是阿萨姆茶园工人的曲折经历，他们那时正被征召修建道路，以保卫印度，此举被寄望于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缅甸。他其实是在描述种植园主为了让人们意识到“茶叶在世界各地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已经在公关方面斥巨资。为了给大英帝国的茶产业创造出世界市场，种植园主们做出了很多努力，《茶叶与帝国》追溯了这些努力的起源、意义、能够预见的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对此的反对意见。

要研究这段历史，我们须追溯到20世纪以前，因为这类宣传背后的观念几乎和茶叶本身一样古老。虽然这种植物的起源仍然不明确，但考古学家最近在中国西部发现了具有2100 多年历史的茶叶，这证明早在任何有关它的存在的文字记载或先前的考古证据之前，人类已在以某种方式饮用茶叶了。学者无疑将深入研究埋在皇帝坟墓中的茶叶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我们知道，德国科学家弗里德利布·荣格(Friedlieb Runge)于1819年在茶叶中发现了咖啡因，而中国人早在此前数百年就了解到茶叶具有振奋作用。有一种植物被西方科学家称为野茶树(Camellia sinensis)，几乎所有用其树叶制作饮品的文化都承认它能消除睡意，很多人认为它可以治疗头痛、便秘和其他更严重的疾病。由于有这些好处，加之它所含的咖啡因有轻微的生理与心理致瘾性，茶叶牢牢抓住了它的饮用者，但还有其他很多摄取咖啡因的方法，而人们通常没有咖啡因也能愉快地生活。在毒品、酒、食物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成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不能解释个体或社会差异、多样的烹制方式、变化无常的偏好或品牌忠诚度这些问题。经济学肯定发挥了作用，但尽管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消费者在购买、准备、摄取和考量食品和饮料时，仍会做出无数受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影响的选择，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致瘾性的食品和饮料也是如此。社会和商业界将茶叶和类似商品引入无数人的日常生活和很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化学、生物学和经济学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决定性影响。

茶树版画 创作于1794年

尽管总会有人不喜欢茶的味道，甚至把茶说成是毒药、浪费金钱和危险的舶来品，但实际上几乎每一种与茶叶接触的文化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文明开化的象征，认为它能带来一种节制的愉悦感。1000多年前，这样的观点首先出现在中国;而在17、18世纪，欧洲的学者、商人和传教士解读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茶叶(及类似商品)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一种早期现代社会思想认为，消费和对外贸易是创造文明和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茶叶的拥护者将其吸收进来，辩称茶叶平衡了经济，并培养出健康和有适度自制力的消费者。将茶叶视为文明力量，这种观念对茶叶消费的成败至关重要。大众营销者推动着我们多买、多吃、疯狂购物，我们经常认为节制是对这种营销的反抗。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对节制与消费之关系的非常当代的理解。节制并不排斥物质世界，它发展出一种消费的道德观，一边妖魔化某些商品和消费行为，一边又提倡另一些商品和消费行为。因此，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19世纪的跨国禁酒运动改变了食品和饮料产业，促进了现代饮食的产生，并将消费主义合法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

甚至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当消费者开始更青睐咖啡时，一名美国商人公开表明：

没有其他农作物能像它这样刺激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进行交流，也没有任何其他与它利润相当的饮品在口味上如此受到更文明的国家的欢迎，或是成为这样一种舒适的源泉，成为节制、健康和快乐的手段;而其他任何饮品是否具有同样使人恢复健康的能力和刺激人类心智官能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

这位商人描述茶叶时，把19世纪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商业是文明教化的媒介—应用到了特定的商品上。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是西方特有的。例如，在日本出生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东方部部长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o)于1906年出版了《茶之书》(The Book of Tea)，这本英语史书篇幅不长，却广为流传，它赞扬了作者所谓的“人情之杯”(Cup of humanity)。冈仓天心相信，“茶叶的哲学”不仅仅是美学方面的：

它同时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乃至道德与宗教的全部观点。它是卫生的，因为它对清洁有强制性的要求;它是经济的，因为它表现出简单的舒适，而非繁杂和昂贵;它是符合道德几何学的，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主次观念。它使其全部拥护者都拥有贵族的品位，并由此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真正精神。

见多识广的冈仓天心游历广泛，但最终在美国定居，并融入以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夫人为中心的富人艺术圈。正是在芬威园(Fenway Court)的加德纳家中，冈仓天心首次公开宣读了他的茶叶史著作，并鼓励美国富裕阶层吸收日本文化。在无数的历史著作中，冈仓天心撰写的茶叶史就像外交官，为东方和西方、穷人和富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几乎就在冈仓天心撰写他那本史书的同一时期，印度茶叶种植园主提出，真正的民主、健康和文明的茶叶不是来自日本或中国，而是来自大英帝国。例如，1914年10月，致力于推广印度茶叶的宣传员之一A.E. 杜谢恩(A. E. Duchesne) 在《箭囊》(The Quiver)杂志上发表《茶叶与禁酒》(“Tea and Temperance”)一文。杜谢恩把它发表在这个非宗派的福音派杂志上很合适，该杂志由约翰·卡塞尔(John Cassell)创立，此人是一位禁酒改革家，也是茶叶和咖啡商，并创立了一家重要的出版社。这些社交关系确保了茶叶与“大英帝国性”(Britishness)和英国的文明使命有了密切关联。这篇文章重申了茶叶作为“禁酒改革家最有价值的盟友” 唤醒了英国国民这句格言。杜谢恩写道，茶叶已经使狄更斯时代的“醉醺醺的护士和贪杯的马车夫”不复存在，使商人不必再“端着酒杯谈生意”，并且打破了“醉酒是英国男子汉气概的考验和证据”这种看法。这种热饮唤起了“关于家庭的愉快联想…… 童年的天真、母亲的神圣、妻子的爱、优雅女性的魅力”，并借此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赋予20世纪的英国一种女性化特质。这种简朴的商品没有“庸俗”“粗暴”和“淫秽”的属性，是“文明的一个因素”。此外，喝茶是一种民主的习惯，“时尚女士”“商人”“职员和打字员”“工厂工人、辛苦的女裁缝和洗衣妇、苦力和军人”等都能平等地享受它。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蹂躏之后，这种居家的“大英帝国性”尤其受到人们的赞赏，不过茶叶的倡导者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推动这种故事元素了。

然而，茶叶在1914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它在一个关乎商业和基督教、民主、文明和帝国的故事中居于主角地位。表面上看来，杜谢恩和冈仓天心的文章十分相似，但事实上，冈仓天心认为茶叶是东方文明的一个范例，而杜谢恩则认为，正是“我们在印度的英国种植园主的活力和商业能力”把这种“富人的奢侈品”转变成“穷人的日常饮料”，而中国农民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杜谢恩指出，英国的帝国主义使大众消费和文明传播得以实现。事实上，是中国农民和国际商业社会培育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极受欢迎的中国茶叶，而在19世纪末以前，大多数英国人还没喝过，甚至没听说过他们帝国的茶叶。按照杜谢恩的解释，茶叶使帝国主义合法化了。帝国的批判者也提出相同的观点，并指出茶叶并不是缓和人民与国家间关系的外交官，而是小偷或强盗，为了西方利益而盗取东方财富。

对于茶叶的历史作用，人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有不同的解读，其分歧在于他们对茶叶在全球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所持的态度不同，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茶叶当作阐释人性和全球关系的一种手段。人文主义者倾向于使用一种比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很多不同的人作为消费者参与其中共同享乐。这种解读方法通常强调消费者的仪式和体验，而非劳动和不平衡的利润。例如，那些创造我们的全球经济并书写其历史的人，往往把消费主义赞颂为人类的普遍特质，却用商品来强化不平等和差异。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模式往往强调基于种植园的殖民地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它的环境和人力成本。虽然学术史更普遍地落入后者的范畴，但这两个模式都已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被用来阐释全球性的关联和比较，揭示文化、经济和政治史的交汇。我也把茶叶当作书写全球化历史的手段，但我并不认定全球化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发生的，也不认为它带来了更多的平等或者同质化。

茶叶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几个世纪以来，种植、销售茶叶所带来的收益为战争提供了资金，推动了殖民活动，而茶叶的栽种也在土地使用、劳动力制度、市场运作和社会等级制度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至今尚存。本书以历史的眼光深入审视了男男女女是如何通过在欧洲、亚洲、北美洲和非洲的茶产业来改变全球的口味和习惯的。

作者埃丽卡•拉帕波特在本书中指出，17—20世纪，茶产业与大英帝国的边界是重叠的，但从未完全一致。她还强调了使大英帝国能够主导但从未完全控制全球茶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她还深入研究了欧洲人是如何接受、挪用和改变中国茶文化，以在英国及其他全球市场建立广泛的茶叶需求，并在南亚和非洲建立种植园经济的。茶产业是最早的殖民产业之一，商人、种植者、推广者和零售商利用帝国资源为全球广告和政治游说买单。茶叶激发出的商业模式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对理解政治和宣传如何影响国际经济至关重要。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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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起起伏伏，漾起绿涛。

各说各话 By:WinToGo

 

 

 

 

 

 

本期主题：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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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笔记第十五期

《茶叶江山——

我们的味道、家国与生活》

 

 

 

 

书名：

 

茶叶江山

作者：

周重林/李乐骏

出版日期：

2014年12月

 

 

内容梗概

千百年中，茶怎样融入我们的生活与血脉？近代以来，茶运与国运如何相互影响？今天，我们还能经由这片叶子，找回昔日的味道和生活方式吗？一本有关茶叶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书，但又不仅仅是讲茶叶，里面有我们的味道、情感、历史，牵扯到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很多事情。

 

 

 

内容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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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江山：我们的味道、国家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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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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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昔日的荣耀，今天捡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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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S印度：茶叶原产地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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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茶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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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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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茶叶贸易缔造的种种奇迹

 

 

精读笔记

 

 

 

我们的味道、家国与生活

 

茶叶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茶园成为江山的界线，国家情怀就在其中。

 

▲ 詹英佩版古六大茶山分布图

 

对于中国、老挝边境上的诸多边民而言，国籍大部分时候只是身份证上的标识。一个卖普洱茶的老挝籍姑娘张天丽，来云南好多年，卖过木材、翡翠、现在又开始卖普洱茶，她的笔记标注过普洱茶的分类、工艺、茶祖、茶山、干仓、湿仓等问题，从这些笔记深入剖析普洱茶文化、起源、国家、生活。

 

 普洱茶的古六大茶山

 

古六大茶山版本非常之多，考证过程也异常繁杂。詹英佩出版《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后，她所绘制的六大茶山分布图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

另外一个女作家阮殿蓉写的《六大茶山》，那个时候，阮殿蓉以六大茶山命名自己的产品：“易武正山”“倚邦野生饼”“攸乐野生茶”“班章野生茶”，从命名方式来看，她把古六大茶山和新六大茶山合并，这个变化在詹英佩写第二本书《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时，访问的就是新六大茶山。

这些茶山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重新“回归到经纬度之中”，被重新确认、传播，以至于单单一副茶山地图，就可以卖到10到20元。文化的疆域伴着茶叶的疆域，最后在商业帝国时代被合二为一，成为茶人聂怀宇口中经常唠叨的“文化经济联合体”。

 

  茶祖是谁？  

 

张天丽准备考茶艺师时的疑惑，茶祖到底是谁？

在云南，“茶祖是谁”成了一个概率事件，答案取决于你遇到谁，碰到当地人，“诸葛亮是茶祖”这个答案的几率要大一些，甚至把布朗族的茶祖叭岩冷都比下去。

叭岩冷是当地人自己的茶祖，但是关于这个高贵冷艳的名字许多人是从苏国文那里才了解到。他那段关于茶祖遗产的诗性描述与独白，打动过许多人：

茶祖临终遗言，我给你们牛马，怕遭自然灾害死光。

要给你们金银财宝，你们也会吃完用完。

给你们留下一片古茶园和这些茶树，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它，决不能让它遗失。

 

▲2013年11月18日，由王冲霄执导的6集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在CCTV开播，该纪录片团队足迹遍及中国、英国、日本、印度等茶叶国度，试图通过小小的一片茶叶，把历史于当下，中国与世界贯穿起来。

 

苏国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布朗王子，景迈山茶园的掌灯人。2009年景迈山古茶园获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就意味着景迈山古茶园拿到了申请世界遗产的入场券。

事实上，依靠景迈山卫生的布朗族，早就在苏国文的带领下确立了《保护利用古茶园公约》，规范了古茶园的开发利用。这既是遵从祖辈的遗命，也是保护他们赖以为生的源泉。就像祖先所教导的那样：“给你们留下一片古茶园和这些茶树，让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它，决不能让它遗失”。

 

喝茶与爱国  

 

将喝茶与爱国关联起来，这并非中国独有的孤例。英国人在殖民地印度种植茶叶期间，饮用印度茶而不是中国茶，同样被视为一种对王室效忠的爱国表现；等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也号召同胞抵制英国运输来的茶叶——不喝茶就是爱国的表现。

詹英佩在《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修订版）前言里提过，清政府为了稳固南疆、安抚夷民，把六大茶山作为贡茶和官茶采办地，六大茶山从冷寥走向繁荣，詹英佩回应了梁秋实在《忆故知》里的发问：“不喝茶还能成为中国人吗？”她提醒读者：“会种茶而不种茶也难成中国人。”茶园成为江山的界线，家国情怀就在其中，不喝茶的中国人也被视为“不爱国”。

 

历史激荡中的茶叶救国之路

 

曾经一度，网络上就云南普洱茶用老挝茶来做引起了口水战，闹的沸沸扬扬。了解的茶客都知道云南茶用缅甸茶、北越茶以及老挝茶来做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以老挝茶与云南茶口感上区别不大，甚至有几个激动的茶客都说，那边产茶的地方，原本就是版纳的，被法国人抢过去了至今没有归还，搞得现在十二版纳都不完整。

清廷的割让领土之举，带来的是思茅被辟为通商口岸，对茶叶出口课税。茶山之利，终落外人之手，中国茶销路遇阻。

直到1937年5月1日，在“实业救国”的时代背景之下，云南作为备选茶区，1938年湖南、湖北等地茶区被日军占领，在日本大举侵华的背景下，中国茶叶云南分公司成立，此后，云南茶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若问云南茶之于中国的价值，倒不如问云南之于中国的价值。要知道，正是在“国将不国”的语境下，“云南要素”才被重新予以重视。

 

▲ 图为1951年中国人保为茶公司云南分公司开具的运输保险费收据，由陈泰敏供图。

 

 

茶：昔日的荣耀，今天捡回来了吗？

 

因茶而引发的讨论，自晚清以降，从未停息。因为茶在英国和印度的崛起，古老的中国茶丢掉了荣誉的光环，这一事件现在还如肉中刺，撩拨着国人神经。他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是茶的籍贯，还是茶人的尊严？

 

▲1940年，时任福建示范厂厂长的张天福，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木制手推揉茶机，

为了“勿忘国耻”，他将其命名为“九一八式揉茶机”。图为张天福当年与他设计的揉茶机合影照。

 

中国vs印度：茶叶原产地之争

 

英国为了不在茶叶问题上受制于中国，又因为英国本土无法种植茶树，所以他们只能把茶树移到殖民地，而在印度开辟茶园就是英国人普遍理解为一种爱国行动，就像他们倡导饮茶是对王室效忠那样。

但是，要引进中国茶树、茶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中国官方许可，这些植物只能靠偷运引进。后来，英国人根据乌克斯在《茶叶全书》里的梳理，宣布在印度发现本土茶树的消息。然而，这一发现并未获得广泛认可。事实上，西方著作中有关印度人吃茶的记录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阿萨姆地区离云南西北部最近，现今在阿萨姆地区从事茶树种植的村民有不少为景颇族，他们仍保留着类似云南景颇族的民居和着装等生活习俗，由此推断阿萨姆的景颇族和茶树都是与云南同宗同祖的。

英国人一方面成立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国茶树的偷盗。罗伯特·福琼曾4次来华，盗走茶苗、茶种及制茶技术，到1840年底，阿萨姆茶叶公司发展惊人，1848年开始盈利，1852年开始分红，到了1855年，产量高大58.3万磅。

 

▲图为福琼所绘华人担茶图，茶箱里装的是君眉。

 

印度茶叶实现机械化大生产

 

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大，制茶机器也开始诞生。而机器的出现，又反过来推动茶园的扩张。到了1888年，印度茶产品高达8600万磅，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全面超过中国。也在同年，为了向中国就近倾销茶叶，英军悍然发动第一次青藏战争。战争结果就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条约称为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领事裁判权以及进口货物5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茶长驱直入。

 

 

茶马古道上的茶叶复兴

 

长期以来，北纬39°及其以北无法种植茶叶，这决定了许多区域只能从南方购买茶叶，这是茶马古道形成的根本原因。随着茶叶的“远征”和渗透，茶的精神属性也慢慢浮现。沿途城镇弥漫着茶香，有着独树一帜的茶生活。南来北往的马帮故事，早已经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传奇。

 

普洱复兴的关键人物

 

制作普洱茶的传统晒青工艺，因为易武的坚持，今天得以恢复并被广泛采用。这件事情，与一个已逝的老乡长张毅有很大关系。

 

▲如今张毅已然离世，但他为普洱复兴所做的事情、所写的文字，依然惠泽后人。图为张毅之孙张建华，他背后的墙上挂的就是张毅生前的照片，照片里的张毅手中拿着他所做的“易武顺时兴”。栗强供图。

 

一个叫吕礼臻的台湾人在1990年代中期来易武找过张毅，订购一批古茶树，就是这批茶，让海外许多爱好普洱茶的人认识了他，曾经一度凋敝的易武小镇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这是张毅的茶叶疆域，他所认知的普洱茶，从易武小镇出发，被传播到了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接着被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奥地利、美国、法国等多国的普洱茶爱好者认识。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为吕礼臻做的这批茶，二十多年后，一泡的价格都飙升到近万元。

张毅写过一本书，叫《易武乡茶叶发展情况》，书中回顾了易武种茶的历史。分别说到了易武的地理环境，易武老茶树群，易武老式茶园的种植及采摘等。张毅访问过老茶商后，总结了8条茶马古道线路，这8条线路是易武茶构筑的茶叶疆域，连接起来就是一个世界版图。

 

▲图为张毅总结的8条茶马古道路线

 

不去勐海，敢说自己是茶人？

 

茶叶之于勐海，好比石油之于今天的中东。勐海是茶马古道上的一座边境小城，与缅甸接壤，因茶而繁荣。中国茶界大名鼎鼎的勐海茶厂就座落在这里，也是普洱茶界最大的企业。

许多人也会说，要做茶生意，每年不到勐海走走，你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卖茶的。到勐海卖茶是近年的一个行规，不要说大理茶商，就连临沧、普洱的茶商也会把茶叶不惜成本运送到勐海。勐海所辐射的是整个云南茶区，这种辐射力与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关，现在的勐海，又重新成为“茶的都市”。

 

▲傣族人被视为世界上最先学会饮茶的民族之一，茶叶被誉为“绿色黄金”，图为19世纪末法国人路易·德拉波特绘制的傣族人物群像。

 

追寻普洱的传统

 

普洱茶讲究一山一味，因此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茶思路。一个用正山纯料制作普洱茶，比如著名老字号“同庆号”“宋聘号”；二是把各山茶原料打散、拼配，再做成普洱茶。前者一直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这些号级茶为我们追寻普洱茶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是普洱茶能够大热天下的第一驱动力。另外，拼配是茶叶能够市场化最大的传统。拼配只是一个科学概念，来源于英国人掌控下的印度，而非中国。纯料与拼配之争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想介入，只想结束。在品牌力量没有形成是，追求某地与某差的对应关系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

 

▲百年的“同庆号”茶饼极为罕见，全世界总量可能不到百片。图为1920年以前同庆号所使用的内票：本庄尚在云南，久历百年。

 

沙溪：马帮的往事与近事

 

沙溪是一个很小的小镇，也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与北京长城、陕西大秦宝塔、上海欧黑尔·蕾切尔、犹太教堂并列“2002年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历史上沙溪有4条对外通道通向东西南北，分别设有关卡，人们称为“沙溪四卡”。沙溪四通八达，又是山路弯弯中难得的坝子，成为一个热闹的集市似乎有其必然性。

 

▲图为19世纪末路易·德拉波画中的马帮

 

马帮络绎不绝的身影如今已看不到了，但自百年前到现在，外国人对古道的兴趣从未衰减。马帮选择这里，也许真的始自一次偶然的闯入、落脚，但历史告诉我们，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这里就开始青铜冶炼。1980年发掘的鳌峰山青铜文化古墓群证实了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遥远到我们必须借助更高级的科技才能还原出它最初的样子。

 

 

康藏：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在藏族人眼中，茶叶是第一等重要的物资。香格里拉藏族古谚语里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过来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大理因为生产和加工茶，触摸到了藏区人民最柔软的地方。

 

茶马古道和松赞林寺

 

要了解茶马古道，先了解松赞林寺。茶马古道考察队员最先到的庙就是归化寺（也是我们常言的松赞林寺）。他们认为：高山、峡谷、草原、河流、湖泊，点点绝妙；酥油、糌粑、青稞、藏狗、牦牛、虫草、贝母、麝香，自有境界。

 

▲图为云南藏区第一寺——松赞林寺

 

1980年代末，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等人在中甸做方言调查时，却意外发现马帮走过的石路，当他们将古道、铁索桥、藏族的印茶习俗、藏传佛教与茶等因素联系起来后，孕育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1990年，在木霁弘的倡导下，陈保亚、李旭、徐涌涛和王晓松、李林等青年学者（此即后来所谓“茶马古道六君子”）对滇川藏大三角做了一次文化考察，并六人联名发表文章《“茶马古道”文化论》。文章中，“六君子”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将沿途两千多公里的种种神奇与独特的文化生动的描述出来。抓住多民族、多文化交汇之地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后，根据曾经活跃在这一带的“马帮”的足迹，重申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
 

▲图为六君子当年考察茶马古道时留影。木霁弘供图。

 

 

青海：茶叶贸易缔造的种种奇迹

 

在这里，茶叶所缔造的奇迹俯首可拾。茶从茶马古道进入到千家万户，滋润着广大民众日常的饮食、交往、生计以及深藏于内心的信仰，参透到炕上、集市、茶馆、书房以及佛堂的每个角落。

▲图为法国里昂设计师珀朗·瑞吉设计的一款海报，佛像巨大的头部旁边是一盒云南沱茶，把西藏、佛教信仰与茶引结合得天衣无缝

 

茶马古道和松赞林寺

 

丹噶尔地处汉藏交汇的咽喉一地，在和平期时是汉藏之间贸易之地。丹噶尔来自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而“东科尔”这地名来源于“东科尔寺”，这里曾是东科尔寺的旧址。对丹噶尔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两次贸易，即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族准噶尔部落入藏的两次熬茶布施。丹噶尔是准噶尔人换取入藏物资的贸易地，在这两次贸易中，他们共获得了近20万两白银。也是由于丹噶尔的贸易历史，让丹噶尔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现在我们把由茶的传播、贸易与消费所形成古道称为茶马古道，并以申报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是因为古道见证了华夏大地各族人民在生活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塔尔寺：信仰创造的奇迹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圣地，与事茶有关的物件尚有许多。塔尔寺的大铜锅同时熬茶，能够供应一千多人饮用。乾隆年间，准噶尔人也是两次到塔尔寺熬茶布施。到了1939年，德国党卫军考察团进入西藏也拍下了许多熬茶布施的场面。

 

▲图为鲁沙尔镇名匠王守礼为塔尔寺锻造特大铜锅，直径2.6米、深1.3米。

 

现在，到塔尔寺来的信众，都会自己随身携带茶叶，寺院免费为他们提供开水。如果能躲过那些一路推销纪念品的小贩，坐在这里吃土豆、喝酸奶，看游人如织，也别有滋味。

 

 

《茶叶江山》就如后记中说的，多少情怀尽在茶中一样，这本书说的不仅仅是茶叶的知识，更多的是文化层次的深入了解，让每一个阅读此书的人，对茶叶本身、茶文化、茶与国家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书中处处都洋溢着作为一个茶人，特别是中国茶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所以，与其说茶叶是一种饮食，还不如说它是象征着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

 

本文为《茶叶江山》摘选整理后的精读笔记，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和认同的观点，如果对本书感兴趣，可阅读全书，了解更多的茶文化知识。

 

 

 

 

 

 

 

作者简介

 

 

 

 

 

周重林 ，中国茶叶新复兴计划联合发起人、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研究员、《普洱》杂志联合创始人，近年来致力于茶叶知识的研究、普及、传播。代表作有《茶叶江山》《茶叶战争》《茶叶的秘密》。

 

李乐骏，喜爱诗歌、美酒、旅行、收藏及一切精致事物的当代茶人，致力于连接生活美学的过去与未来。弘益系文化品牌创始人，工作之余热衷于茶有关的行走、写作。现为云南弘瑞君益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茶青年会主席、中华茶馆联盟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