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茶作为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拥有社会价值、教育作用及蕴养精神的功能。客家人在制作和饮用擂茶的过程中无形地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助力的作用。文章以客家擂茶为研究对象，对客家社会文化认同的建构进行了剖析，论述了和谐社会的形成与文化认同之间的联系，以期为新时代工业文明下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的建立夯实思想基础，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积累理论依据。
客家擂茶的源起说
早在秦汉时期，北方中原的汉人就有南迁活动，最初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躲避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最早迁入地为湖北、江浙等地，而在魏晋时期，由于生存资源的紧缺与令人不堪袭扰的战争活动已逐步威胁到这些地方，南迁活动又被重新开启且这一时期是汉人南迁的顶峰期，百姓为了求存不得不迁往更加遥远且偏僻的地区，最终大部分南迁活动结束于闽西、粤北、赣南一带，一小部分人甚至迁往更远的东南亚地区而后定居下来。为了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南迁汉人将自己称为“客家”。
客家人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始终以汉人自居，在定居南方后其承自祖宗的汉文化与周边聚集的其他族群进行了交融与嬗变，最终形成的独特而鲜明的客家文化，其中客家擂茶可以被称为客家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活化石”。
客家擂茶的制作
客家擂茶是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饮品类食物，食用之前，首先需要将茶叶放入擂钵中粗糙擂碎，接着再将其他辅食如芝麻、花生、红枣、生姜、米花等加入擂钵中细细研磨，在研磨过程中要加入适量凉开水，将其研磨至糊状，然后加入热水，通过捞瓢澄滤后即可食用，有些地区会省去过滤这一步骤直接食用。
擂棍的材质多为楠木、茶木、石榴木或荔枝木，福建地区的客家人多选用山楂木，因为使用山楂木作出的擂茶品用时被认为会更加香甜可口，开胃健脾。擂钵有石质、陶瓷等，器型多为倒锥敞口形，擂钵内侧一般有许多从钵底向钵壁呈发散状的纹理，这种沟槽纹理的设置是为了更轻松地将被研磨物磨成细小颗粒，使擂茶的口感更加细腻醇厚。
除了上述擂茶外，还有一类药用擂茶也颇受客家人推崇与青睐，药用擂茶将中药材加入其中使其具有药用及保健价值，这类擂茶的配方比例经先辈实践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关于擂茶的起源最为有名的是“马援说”，相传西汉时期将军马援奉命去南方远征，但由于南方的气候多变，周遭环境冷热交替频繁，这导致从北方来的将士们水土不服，暑气难消，疾病丛生，这时有位老妪献上秘方即以生茶叶、生姜、生米混合一起经沸水冲泡后的茶汤治愈了将士们的病痛，后来这种汤品被称为“三生饮”。而马援说中的地点位于湖南桃华源，故一部分学者认为擂茶发源于湖南。
虽说是民间传说，但“马援说”中不难看出三生饮对于由于环境湿热所造成的水土不服具有治疗效果的科学性，生姜作为中药的药性是辛散温通，具有发汗解表、祛风散寒的功效;生米可以补充将士们由于上吐下泻而流失的葡萄糖和能量;而茶叶中富有的咖啡碱与茶多酚，饮用有提神醒脑、促进消化、温暖肠胃的作用。
此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擂茶中的芝麻、花生等材料来自中原，故又有擂茶发源于中原一说。近年根据宋代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擂钵来看，擂茶最晚应出现于唐代并在闽粤等地一直延续至今。
客家擂茶在客家文化中的地位
客家擂茶的人文气息
尽管擂茶的起源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依据擂茶丰富的制作材料与饮用后的身体反馈来看，笔者认为擂茶最初被创造出的目的是饱腹与药用，最早擂茶的制作工艺也许并不复杂，其前身或许就是“茗粥”，而真正意义上的擂茶则必须经过擂转与过滤等步骤。
擂茶在客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每当庆祝喜事或家中有客人来访时，客家人必会制作擂茶供给亲朋好友享用，这种风俗看似日常平凡却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悄悄链接，作为客家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温暖每一位客家人的心灵。同时，从宋代的文献记载来看擂茶文化被客家地区的各阶层人士所接受，无论贵贱贫富每家每户的百姓对擂茶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这种独特的解读主要体现在材料的选用上，但客家人对擂茶的感情与存续是同样的。
时间慢慢推移直到现代，客家人依旧近乎完美地传承并发扬着这一客家风俗，笔者认为这正是客家文化受儒家文化“和而不同”思想所影响的体现，客家人对擂茶的坚守与执念正是客家文化中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精神的现实反映，这种文化坚持并不是守旧不变，而是一种对先人药食文化创造的尊重与传颂，它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客家人的骨血，使客家社会内部的内部交往与外部联动更具有人文气息。
客家擂茶的教育作用
擂茶这一客家风俗在客家文化中对于孩子人格的塑造也具有积极作用。笔者的一位湖南友人曾讲述每当她在外求学归来，母亲总会亲手为她制作擂茶用以消疲解乏，由于材料丰富，擂茶的滋味很是浓厚且具有层次感，一碗擂茶蕴含着母亲对游子归家的喜悦与爱意。同样地在她闲暇时也会为长者奉茶礼尊。
不言而喻，擂茶文化不仅在客家文化中具有和谐社会的作用，而且在每一户家庭里还充当着教育子女的媒介，细致地将敬爱父母、爱老慈幼的无垢美德传递给了晚辈，而当小一辈的人成年后又往往以擂茶为教育载体传达给了下一辈优良的家风与真挚的品格。同理，当客家人对待友人时做出的擂茶也包含着浓浓情谊，润人身心。故笔者认为客家文化中的擂茶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碗茶汤，它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以小家庭为起点将和诚处世、宽厚待人的品格注入每个家庭成员的身心中，然后这种朴实的品格再慢慢地辐射到社会当中去，每一个在擂茶文化下成长的孩子都在不经意间养成了尊老爱幼、诚以相交的品格，在踏入社会后他们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人格，这种过程的顺利进展依赖于他们幼年在观看父母制作擂茶并品用擂茶时的宝贵记忆，可以说擂茶是客家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教具，它将人性友善之美以制作食物的方式静静地展现给了孩子使其感受到被关怀的暖意，促进其人格朝着真善美的方向被育养，即孩子在饮用擂茶后生理与心理都得到了正向的满足。
在另一方面，擂茶尽管制作简单方便但仍须耗费一些时间，孩子在等待擂茶制作的这段时间，正好能够帮助其延迟满足心理的养成，孩子在成年后更容易完成对自身正负面情绪的调控，极强的自控自制能力使其更具有社会竞争力与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够更加自信积极地协调自身的人际关系。而且，制作擂茶的过程可以使孩子明白美味的食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通过劳动付出得来的，这样孩子早早能理解物质财富来之不易。而与之相对地，孩子懂事后为父母长辈制作擂茶的过程，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度与动手能力，故擂茶在客家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单向传递而是双向互动。
客家擂茶赋予客家人的精神内核
强调实用性与养生态度的形成
客家擂茶的制作工艺简单，制作工具一般只有擂钵和擂棒，有时还会有澄滤器，澄滤器的使用可以使擂茶的口感更为细腻滑润。制作工艺与器具的简易与客家人崇尚实用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擂茶的出现没有繁文缛节与阶层标榜，有的只是客家人为了迁居后可以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
客家人南迁的过程中缺食少药，擂茶这种快速食品既可以温养脾胃、消解肚饿，其中的茶多酚、儿茶素等天然有机化学成分又对人体具有疗养病患、滋养病体的功用。擂茶在客家地区的普及程度之广是客家人注重实用性的表现，而客家人对擂茶的认可，也从侧面体现了客家人强调养生的态度。
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如今客家擂茶在春夏秋冬四季有着不同的中药草配比，有些擂茶配方中的用料配比甚至可以与一些古药方相护印证，正是药食同源的反映。笔者猜测最初大部分擂茶的主要作用是饱腹，而在客家人完成南迁以后则多生活在南亚热带湿热而寒凉山区，在这种地区如果不吃辛辣温热的东西人会由于体内湿热而患多种疾病，这时处于物料匮乏环境下的客家人将目光投向了山中的药材，同时擂茶的药用价值也必须被重视强化，客家人通过实践渐渐地在擂茶中不断添加中药材用以对抗严苛的生存环境，这种拼搏精神是客家人在当地的立足之本，而擂茶配方的革新改变则是客家人创新精神的客观映射。
将自然界中的药材加入擂茶中，从根本上来讲是客家人为求生存所做出的顺应自然的转变，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态度。这种与自然良性的互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延续，至今依然影响着客家人对待生产生活的态度，在对擂茶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养生成为了客家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尚茶与宁静致远的心理内蕴
客家人的尚茶文化与擂茶是密不可分的。茶叶在擂茶配料中具备着统领其他原料的地位，而客家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常备礼品就是茶叶，这体现了客家人对茶的喜爱与推崇。茶叶作为贵礼被馈赠接收，是因为客家社会追求并努力营造了宁静致远的环境，伴随着客家文化的不断发展，擂茶也逐渐从强调实用的价值转变为对恬淡人生境界的追求，即在客家文化的语境下，人对物质财富的迷惘追求是远远不如对精神世界的纯净构造的，这并不是说客家人不去努力生产创造物质财富，而是说整个客家社会都赞同人的短暂一生不可以为黄白之物所累的生活理念。
这种区域性的社会追求，来源于客家社会对尚茶的文化认同，客家人在制作擂茶与饮茶的过程中，其精神是满足的、不妄的、清明的，擂茶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柔和地梳理了饮茶者的心田，饮茶者在饮茶后的精神得到了洗礼，这从而反作用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擂茶的作用得到了升华。
一言以蔽之，客家人的尚茶态度使得整个客家社会和谐宁静，在这种心灵受到悉心孕养的环境下客家人才获得了良性健康的生存与发展。
擂茶的起源尽管依旧各执一词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擂茶在客家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助力推动作用，为客家人务实求真、淡泊名利态度的养成创造了特定文化语境。擂茶的存续是客家社会与客家人对文化认同的现实映射，这类迄今为止依旧活跃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认同，对于我们认识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扬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对于客家擂茶的研究有助于文化工作者在新时代创造百姓认可、群众喜爱、有益社会的文化产品，使人们认识到和谐社会的形成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吸取先辈创造优秀文化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文化创作、文化引领，进而达到文化繁荣的目标，使整个社会形成文化认同的自豪感、集体感，再反哺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研究。
本文略有调整，原文见2022年07月《茶博览》杂志，P53-P58。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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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医生、植物学家、贵族等多元主体在东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动展开，总体上呈现出闻茶、食茶、识茶的历史进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茶的印象主要发轫于各类通信游记的文献传播和口口相传的见闻想象，一度存在着对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认知偏差与误读，茶叶成为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下的意向符号。随着茶叶商品进入欧洲，精英阶层在饮茶消费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普通大众基于身体关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扩大。在各国对中国茶的认知需求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被逐渐澄清，并在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欧洲茶文化;文明互鉴;茶文化共同体;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张力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频发，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增进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如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增进各国信任与合作、增强理解与包容、凝聚文 明共识成为 这一时代命 题的新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茶文化由于具备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便被赋予浓郁的文明互鉴与融通意涵，推动了“世界共饮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
在中国茶文化的全球传播历程中，欧洲是东方树叶进入西方世界的首站。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以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国本土茶文化发展史来梳理，呈现出分散的点状文化史研究样态，缺乏对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东方“异文化”如何在欧洲从陌生到熟悉、从偏差误读到清晰认知、从污名排斥到广泛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分析。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中的本土化转变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融合过程，对于当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观照意义。因此，围绕中国茶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为本文聚焦问题域所在。
一、
闻茶：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下的意象符号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P441)。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传播与演进亦是人类拓展自身实践广度和深度的结果。中国茶文化向欧洲世界的传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多元主体开展东方探索的群体性行动。据威廉·乌克斯考证， 茶最早由荷兰人在1610年传入欧洲，而欧洲文献上最早记录茶叶的书籍则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两部著作[3](P19)。也就是说，茶来自中国，自一开始就是欧洲人对茶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记忆。事实上，拉姆西奥作为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其对中国茶的描述大多是在与东方探险者交谈时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带有浓郁的故事色彩。讲故事的人在搜寻自身东方之旅的记忆库时，会掺杂较多的个体主观想象和夸张描述以增强自身经历的传奇性。这就使得欧洲早期对中国茶的初印象也掺杂着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成为多元主体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下的产物。比如，作为第一批接触到茶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见到了中国茶。商人区华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过中国，并在日本鹿儿岛待了数月。1547年， 区华利用西班牙语写下了欧洲人对茶的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提法，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们喝大米酿制的烧酒，还有一种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见饮料……在夏天是大麦水、冬天是加入某种草药的热饮。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出它们是什么草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这种草药热饮)。[4](P113-115)
在欧洲商旅的集体记忆中，茶被视为是一种东方草药，对许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疗效。在拉姆西奥的《航海旅行记》中，记录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东方记忆，梅梅特在分享东方记忆时把茶称为“Chiai”。
他告诉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说，在整个中国，人们用另一种药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它的叶子， 这些叶子被称为 “中国茶叶”(Chiai)……他们把这种药草，不管是干的还是新鲜的，都放在水里煮。空腹喝一到两杯这种汤可以缓解发烧、头痛、胃痛、腰疼或关节痛……此外，这种草药水对无数其他的疾病都有疗效[5](P248)。
由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东方游记的出版， 欧洲对东方世界充满向往;而随着中国茶的见闻故事进入欧洲，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知识精英们更是成为继探险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国茶传播的又一重要群体。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中写道：“既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东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归因于东方的完美。” 博特罗特别指出中国茶的神奇功效，并与欧洲饮酒习惯进行对比：“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 (疾病)。”[6](P70) 博特罗此时还不知道茶的准确名称，却坚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国茶具有神奇药用价值已经成为欧洲精英阶层基于长期以来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历史想象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探险家和商人发现了中国茶， 那么，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东方传教之行则给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据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证，跟随商旅和探险者从海上航线进入东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们，最早在岛国日本见到了中国茶，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国。1564年，在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阿尔梅达(Luís d’Almeida)与同僚的通信中写道：“这种细细磨碎的草药粉末放在一个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热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尔梅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日本上流阶层中流行的茶饮生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财富交际中的日本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用最昂贵的装备来款待尊贵的客人，这些装备包括用一种名为茶(Chia)的甜味药草酿造的饮料所需的每一种器具……这种草药粉本身的价格相当高，他们在隆重的宴会上才会提供这种粉末制成的饮料[5](P268)。
与航海探险家与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对茶的只言片语不同，耶稣会士对茶的描述大多见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诚敬畏心，其对茶的描述相对传奇故事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士大多在东方世界游历多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饮茶习俗，这就使得耶稣会士群体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比马可·波罗都要早几十年到过中国， 是目前比较公认到达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克鲁兹在广东喝过茶，他以亲历者视角描述了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饮习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药用功效。
每当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俗:给他们每人一个可爱的盘子和一个瓷杯，每人都会被提供一种他们称之为“茶”的温暖的饮料，这种饮料是淡红色的，具有药用功效，他们习惯喝这种用草药浸泡的有点苦的饮料[5](P271)。
实际上，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接触茶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到茶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伦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传教士们的东方记录做了资料考证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记录了中国当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茶俗。
(主人)请他喝好酒或一种全国普遍饮用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草药制成的，对心脏很有好处，饮前要加热。这样的礼节在邻里互访时也使用。[7](P84)
同样，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国澳门和日本传教生活多年，也观察到了日本茶室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洁净感，甚至建议耶稣会士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在茶室里举行弥撒接待当地基督徒，以提升传教仪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东方耶稣会会长范礼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们传授经验，专门介绍了应该如何结合茶道仪轨来做弥撒。为了利用中国和日本对茶的挚爱和对茶礼的尊崇，传教士们甚至生发奇思妙想，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观音和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合二为一，发明了“玛利亚观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供奉，另一方面通过尊重东方偶像崇拜的风俗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传播基督教。
为了向天父显示他的知足和喜乐，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视这个地方，以便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消遣娱乐，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弥撒的地方。[5](P272)
综上可见，基于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的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建构，中国茶逐渐成为一种东方意象和文化符号。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中国茶，但却已经在口口相传、游记手稿、文艺作品中形成对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听闻、传闻、奇闻的初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闻茶”印象的广泛传播，才使得其后欧洲海外贸易拓展将茶叶作为重要的东方商品成为可能;而随着茶叶贸易的繁盛，从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茶化学机理、茶医学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向的茶事活动不断丰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也促进了欧洲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二、
食茶：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
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更是助推了各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繁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通过组建各类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东方市场，茶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商品。茶叶在欧洲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带动了一定的饮茶消费时尚，但如何进一步推动茶叶的销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则需要从茶叶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体关切上深入挖掘。在欧洲早期传播中，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继葡萄牙首开东方之旅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航海探险的行列。由于当时明王朝一度实施海禁政策，各国通常以东印度群岛及日本诸岛为海外贸易中转站，建立各类商馆据点。由此，一般跟随商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也首先观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饮用。比如，荷兰传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东方收集各类商业情报信息，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各国的饮茶见闻，“这种草药在这些国家受到高度重视，所有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将这种被称为‘茶’的草药保存在某个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绅士们甚至自己制备这种饮料，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这种热水来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写信给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顿，恳请他为自己代为购买一罐最好的茶叶，“请您为我买一罐京都最好的茶叶，两箱火药和箭头，用大约六个京都镀金方盒子装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们花了您多少钱，我都会从您那买下它们”[5](P291-293)。茶在东方世界作为上流阶层日常社交重要饮品的信息传入欧洲后，也迅速在欧洲精英群体中掀起了效仿之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把茶叶作为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嫁妆，英国安妮女王在早餐时以茶来代替麦酒，荷兰诗人皮耶特·科内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组织“穆登文化圈”茶沙龙，法国塞维涅侯爵夫人向女儿介绍牛奶配茶的创新做法，在欧洲各国，来自东方的茶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时尚。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满了符号化的隐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8](P286)，人们对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认。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传播，一方面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世界的心驰神往、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一种时代符号选择。换言之，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新兴消费方式在欧洲的典型时尚景观，也逐渐自上而下开始影响 到大众消费 者群体。当然，对于大众群体而言，早期昂贵的茶叶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国茶叶贸易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欧洲市场茶叶的价格也逐渐下沉，不同品质茶叶走向不同价位，也使得大众化的茶叶消费得以可能实现。比如，在英国上流阶层，流行在下午茶围着较矮的茶桌悠闲品饮着昂贵的高品质茶叶，这些茶叶被称为“低茶”;下层大众阶层在进行了一天的工厂劳作之后，则在傍晚围着较高的餐桌喝上廉价粗制的茶叶， 这些茶叶被称为“高茶”[1]。与上流社会以消费茶这一东方神叶来彰显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众更多的开始关注饮茶本身对健康的作用，呈现出从单纯的茶消费时尚向茶健康身体关切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欧洲早期茶文化传播过程中， 推动了茶植物学、茶化学、茶医学等茶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认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是关于茶健康的争论探讨。
荷兰医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达维亚生活多年，他曾记录了对茶的近距离观察，指出茶“叶子边缘有效的凹痕”“喝起来味道有点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还能消除从胃部上升到大脑的气体，从而减轻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写了《医学法典》一书，在当时极具权威与流行， 这本医疗手册专门介绍了“草药茶”，记录了杜普了解到的来自东印度群岛当局对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长而尖的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和微小的纤维根，以及它不仅生长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生长在暹罗”;杜普对茶极其推崇，在医疗手册中用了大两篇介绍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没有什么比这种药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为它能延年益寿，对抗任何可能妨碍身体健康的疾病，茶也不仅仅使身体更强壮，而且还能减轻结石的疼痛……茶还可以缓解头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发炎、呼吸急促、胃痛、肠胃不适、乏力和困倦，这些(症状)都可以 通过茶得到 强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又因担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活跃于政商界，甚至在从职业医生退休后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并连任了四届，其《医学法 典》不断再版 并广泛传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说法也在荷兰全国乃至欧洲各国不断高扬。为此，甚至有人猜测杜普之所以盛赞茶叶的药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笔称颂茶叶的润笔费，因为该公司是当时欧洲茶叶的唯一供应商。不管怎样，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普罗大众出于对维护身体健康的关切，也纷纷开始了饮茶生活。
由于欧洲普通大众对茶的需求日益扩大，街头茶店也开始出现，以茶健康为噱头进行宣传推广也成为茶店常见的营销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广告：
这个已为所有医生认可的优秀的中国饮品，被中国人称为Tcha， 其他国家称之为Tay或Tee，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苏丹王妃”咖啡屋售卖[5](P388)。
鉴于茶有益健康的广泛美誉度，人们也不断发明食茶新方式，将茶融入日常饮食之中。比如，1669年，凯内尔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谱著作中向人们推荐了“配合鸡蛋一道享用的茶”，因为当时英国工厂集体劳动普及，许多工人在结束一天劳作下班回家时经常已经是饥肠辘辘，而“鸡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众需求。
对于接近一品脱的饮料，需要取两个新鲜鸡蛋的蛋黄， 配上适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汤并打匀，当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鸡蛋和糖上搅拌均匀，趁热喝了。这适用于人们从外出差回来非常饥饿但又不方便马上吃上一顿好饭的情况。当下就能驱散胃的夹生感和疲乏，顿时穿过整个身体并进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西尔维斯特·杜福尔(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谈论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中指出， 茶可以缓解中风、昏睡、瘫痪、头晕和癫痫、白内障、眼睛酸痛、耳鸣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症状，并且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嚼食茶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吸取茶叶的全部营养成分，“如果他们(荷兰人)吃茶叶是为了吸收茶叶的所有营养，他们当然就会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叶，就像在东印度的荷兰海员一样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叶”[12](P217)。综上可以看出，欧洲早期茶消费从上流社会向普通大众的广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追逐流行消费时尚，而是在于对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确信，相信饮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许多常见的疾病。
三、
识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与澄清融合
随着茶的神奇功效的广泛渲染传播以及各个阶层饮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欧洲人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纪初中国茶首次传入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近150余年的东方神叶故事在欧洲各国流传，但普通大众却从未真正见到过中国茶树的种植栽培、从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加工生产的，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误读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就曾一度出现将女性饮茶者视为长舌妇、将男性饮茶者视为同性恋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度在欧洲植物学家群体中也存在着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从欧洲早期中国茶的传播来看，各国在闻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断增加对茶的深入认知和研究，经历着廓清误读的澄清融合过程。
比如，由于欧洲贸易商在引进中国茶时同时进口了绿茶和武夷茶， 这两种茶的颜色口感不同，一些欧洲人由此被误导，认为绿茶和武夷茶来自两种不同的植物。荷兰传教士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东印度群 岛传教，就宣称绿茶和武夷茶为完全不同的植物种类，认为“主要(不同)品种的茶来 自于不同的茶树种类，它们之间很容易区分;正如这些茶树长出可以显著区分彼此的叶子”[13](P14-15)。1756年，英国作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论茶》中再次呼应了瓦伦汀的观点，指出“绿茶的灌木丛和叶子与武夷茶非常相似，这需要植物学家的学识才能区分它们”[14](P5)。1759年，英国植物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希尔(John Hill)对从中国采集的茶叶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武夷茶的样本有更小的深色叶和六瓣花，而绿茶的样本则有更长的浅色叶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谓支持瓦伦汀和汉威观点的植物学佐证[15](P21-22)。
瓦伦汀对茶树物种的错误认知，甚至影响到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兰哈德维克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常去莱顿大学游学，由于在莱顿大学读到了瓦伦汀关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文稿记录，由此开始质疑不同茶叶来自于同一植物物种的说法。在此后与希尔的书信交往中，林奈进一步被希尔的植物学佐证所误导，最终在1762年出版《植物种志》第二版时，将茶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区分了武夷茶和绿茶，认为武夷茶有六个花瓣而绿茶有九个花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与林奈保持着大量的书信联系，1768年埃利斯给林奈写信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证明绿茶和武夷茶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并推测林奈“一定是被希尔博士蒙蔽了”[16](P232)。但显然，林奈并未听取埃利斯的意见，没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树资料来研究判断的正轨上来。实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有人把茶树从广州带回英国作为观赏植物，而由荷兰从日本带回欧洲的茶种也在英国得以种植。然而，尽管中国茶已经进入欧洲本土， 但对茶叶的正确认知依然充满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将武夷茶进一步分成窄叶类茶种和宽叶类茶种两大类[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植物学家若昂·德·洛雷罗(Joao de Loureiro)凭借自身在越南、中国澳门和广东等地近40年的长期生活见闻，认为茶的物种可以分为南圻茶、广东茶和油茶三大类[18](P338-340)。
真正推动欧洲各国对中国茶有全面准确认知的，依然是活跃在东方探索一线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传教士们，其中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医生、商人、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由于长期在东方各国传教和旅居，这些传教士们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土，见到过茶树、观察到过茶叶制作的过程、品饮过不同品质的茶叶，对各国社会生活中的茶礼、茶仪、茶俗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第一手记录。比如，意大利传教士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从里斯本出发，1642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他绘制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地图绘本被荷兰出版人琼·布莱欧(Joan Blaeu)收录进1655年出版的《新地图集》第六部分，记录了他在中国对茶详细的一手见闻。
这种小小的叶子与西西里漆树的叶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们不是同一个种类。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树木，而是一种可以分枝成许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与西西里漆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白色中略偏黄……为了制作这种饮用的“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叶。然后他们把叶子放在铁锅里，用慢火把它们轻轻地加热，随后把它们放在一块质地好的平滑的垫子上，用手把它们揉卷起来。而后，他们再次开火，并再次滚动茶叶，直到它们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应该说，马尔蒂尼的一线报告涉及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 已经十分详尽且具有说服力，对欧洲全面把握茶叶的植物学特性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素材。此后，为了进一步澄清欧洲大众对不同茶叶是否出于同一种植物的疑惑和误解，也为了不断增加对茶科学的知识储备，应对日益增长的大众饮茶渴求， 各国也都不断派出植物学家、医生、博物学家等专业人士前往东方深入考察。
荷兰医生和植物学家威廉·滕·赖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长崎对茶进行了第一次长期的近距离植物学研究。赖恩撰写了《论茶树》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兰植物学家雅克布斯·布雷内(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两卷本植物汇编的附录中。赖恩明确指出，日本茶和来自中国厦门的茶出自同一种植物，即使在日本，从贵族们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较为粗糙的不同品级的茶也都来自同一种茶树;赖恩还对茶树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描述，证实了荷兰医生们认为茶叶有益健康的观点[20](附录)。1682年至1686年期间，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克莱耶(An-dreas Cleyer) 与他的园丁乔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岛带走了活的茶树种，并在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地花园中种植了茶树，还将包括茶树在内的许多东方植物运回了荷兰。此后，另一名德国医生 和博物学 家恩格尔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来到巴达维亚，并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多， 对茶树进行了植物学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确重申了日本的茶树与中国的茶树属于同一类物种[5](P376)。1698年，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植物学家、外科医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 此后长期在舟山群岛考察，于1702年报告了他在东方一线对茶树的研究报告，并将茶叶标本寄回了英国。相关报告被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在报告中郭明翰明确指出，“英国人常喝的三种茶叶都来自同一种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节和土壤不同才造成这些差异”“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树荫 下阴干制作 的，绿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萝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国深入探索中国茶的真实面相的不断努力下， 欧洲大众对中国茶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得以澄清纠正，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融合。
四、
结语
总的来看，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呈现出闻茶、食茶和识茶的历史进路，符合主体文化认知的基本逻辑发展过程。在闻茶阶段，欧洲处于对茶单纯的“道听途说”式的文字阅读与口述传递之中，整体上是一种想象与记忆互动建构的茶印象;在食茶阶段，欧洲各国从中国、日本等地引入茶叶商品，逐渐在本土形成饮茶群体，乃至掀起茶叶消费的时尚;而大众化的饮茶习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对茶有益健康的身体关切;在识茶阶段，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对茶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清晰认知，此前中国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也在这一阶段得以澄清，各国还在发展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应该说，欧洲早期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质区分等茶知识、茶技艺、茶科学的渴求， 是中国茶融入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渐进结果。一方面欧洲对茶的喜爱不断增加，逐渐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饮品， 普通大众开始有着从闻茶、食茶到识茶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精英阶层面对茶这一异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兴事物上掌控专业话语权。欧洲各国除了需要争夺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外， 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上形成对茶的种植栽培、生产加工、药用功效、品饮技能等专业知识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争夺对东方世界的对话权、 文化解释权。这就使得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医生、文学家、贵族阶层等群体在中国茶向欧洲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时代角色，推进了欧洲各国对茶的全面系统认知，对中国茶文化的欧洲本土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观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实现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中国茶文化最初是一种东方异域文化，从贵族精英到普通大众，都需要对茶有听闻、亲见、品饮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认知过程，在此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以逐渐推进深入， 最终实现中国茶文化在欧洲各国的本土化融合中发展。对中国茶在欧洲早期传播历史进路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倡导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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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饮茶的历史，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中国，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是文人墨客们的最爱，更有许多专门的著作流传于世间，早已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而在遥远的英国，也有一种茶文化已经流行几百年，它和东方的茶文化有何不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英国茶文化的起源
早在17世纪初，茶叶就已经在英国应用，但那时它是作为药物出现的，英国人认为茶叶可以使人精神清明，内心宁静，具有良好的药效，便把它排除在饮料之外，只当作药物。
而当时的茶叶大国——中国，正在实施海禁，且有明文规定“片板不许入海”。
所以，茶叶无法销售到国外，物以稀为贵，这就导致了茶叶在当时的英国，只在上流社会流通，也只有达官贵族人士才有资格冲泡。
到了康熙年间，红茶开始出没于英国贵族阶层之间，这要归功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
相传她嫁给英国王子的时候，嫁妆中有几箱来自中国的红茶，在婚礼的宴会上，当宾客们举起手中的葡萄酒向她庆贺时，她举起自己装满了古老东方神秘的饮料——红茶，震惊了众人。
凯瑟琳公主
据说凯瑟琳因为常年喝红茶，而眼神明亮，身材窈窕，本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茶叶神奇功效的吸引力，红茶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贵族圈里引发了一场时尚狂潮，也由此把喝茶的习俗带到了英国。
久而久之，喝红茶成为一种高贵时尚的代名词，凯瑟琳公主也因为钟情于红茶，后来被尊称为“红茶皇后。”
然而，正统的英国红茶文化，维多利亚下午茶的由来，则源于贝德福公爵夫人安娜女士。
她在下午无聊之时，偶尔饥饿，但晚餐的时间还没到，于是她让人准备茶水以及面包，不仅可以充饥，而且在冲泡茶水的过程中，心情愉悦，特别享受，正好也打发了时光。
闲暇之余，安娜常常会邀请一些好友吃点心、饮茶水，唠个家常，说个闲话，一起享受午后时光。
时间久了，竟带起了一股流行风尚——喝下午茶，名媛仕女们纷纷效仿，喝下午茶在英国成为一种新风尚，风靡全国。
以上的讲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不论是作为药物在英国流通，还是作为凯瑟琳公主的爱好，又或者是安娜女士带动的饮茶风尚，茶叶始终停留在英国的上层建筑之中，更是以其昂贵的价格令普通人望而却步，根本无力购买，只能远远观之。
那么，茶文化又是何时开始在英国全民当中普及的呢，这就不得不提轰动一时的禁酒运动了。
禁酒运动对维多利亚茶文化的推动
英国禁酒运动，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末，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在此之前，酒在英国上下都十分流行。
1267年，英国颁布的《面包与啤酒法案》，曾将啤酒列为仅次于面包的必需品，就连伊丽莎白女王在吃早餐时，也会饮用少许啤酒。
再则，由于啤酒价格便宜，于是饮酒也成为了人们最重要的休闲方式。
无论是在家还是聚会，都少不了五颜六色、各种品牌的啤酒，由此可见，啤酒在英国民众之间有多广泛普及。
但在18世纪上期，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令工人们的劳务变得繁重，生活处境也越发艰难，他们休息时间颇多，甚至有时一周可以休息三天。
工业革命
在休息时间，他们的休闲方式和排解压力的方法主要就是喝酒，从不考虑家人的感受，或许因为酒精的麻醉作用，尽管生活贫困，但他们依然很是享受这种生活。
有记载称“工业化并不是艰苦劳动的过程，人们一周工作很少超过四天，到了休息时间，工人们便开始饮酒，直到周一，甚至还在酗酒中度过。”
因此一到休息时间，就有很多下层人士喝得酩酊大醉，因为酗酒，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增多了。
工人不再按时工作，不仅自身的健康问题受到影响，喝醉了还会打架闹事，扰乱生活治安，对家庭对妇女对孩子也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到维多利亚时期，工业革命进入高峰期，酗酒问题更加严重，因为饮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由于酒精的作用，人们经常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那时，整个社会犯罪率持续上升，无论是工厂生产，还是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行为开始为人们所排斥，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决定展开禁酒运动，大规模禁酒，以此来降低整个社会的犯罪率。
1829年到1832年，是禁酒运动的最初阶段，这个时期领导运动的是中产阶级，他们主张温和禁酒。
温和禁酒的目标是控制饮酒，让大家杜绝喝度数较高的酒，避免酗酒闹事，对度数低的酒并不禁止。
这个时候，茶叶被爱茶人士搬上舞台，他们在全国组织茶会，开展反对茶税的演讲，并以《圣经》作为宣传手段，来号召民众进餐时不要喝酒。
受到1830年《啤酒法》的影响，加上教会官方并不支持，效果并不理想，虽然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茶叶开始引起了中产阶级和底层人士的关注。
吸取了温和禁酒的教训，1832年之后，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再次开展了禁酒运动，他们主张“滴酒不沾”，认为只有彻底禁酒，才能有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这次的运动由普雷斯顿兴起，而后迅速席卷全国。
普雷斯顿率先成立了禁酒协会，他们的宣言中说：“我们一致同意禁绝仁和酒水，无论是麦芽酒，黑啤酒，还是蒸馈烈酒，医疗之用除外。”
1832年7月11日，普雷斯顿举行了一场茶会活动。当这次的活动中，茶、蛋糕和水果代替了酒，人们不再饮酒狂欢，而是礼貌安静地聊天、喝茶。当时的记载这样说道：
“这是一场跨越阶级的盛会，墙上挂着绚烂的花布，桌子上有吃不完的美食，人们中规中矩地泡茶、喝茶，享受生活。”
以上足以说明，此时的茶文化，已经被广大市民不同程度地接受，不止贵族，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也端起了茶杯，开始过着与饮茶共有的生活。
但因为酒在社会生活和社交中，仍然起到很大的作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酒是有益的，又得不到温和禁酒的中产阶级派的支持，还触动了与酒有关集团和小酒馆的利益，所以，在缺少财力物力的情况下，禁酒运动又一次失败了。
但再次掀起的运动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往后几年，政府先后颁布了八项禁酒令，限制酒的销售，也采取了抑制酗酒的条令，由政府施行的立法禁酒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维多利亚时期，由于政府明令禁止，并且提高了酒税，酒水行业受到影响，逐渐没落。
而中国已经开放海禁，大量茶叶源源不断被运往欧洲，作为物美价廉的健康“饮料”，茶叶悄然上场，逐渐成为了酒水的替代品。
一方面，禁酒人士大力宣扬自控和节制的美德，他们呼吁酗酒人士不要破坏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因为《圣经》里说过，酗酒使人道德败坏，导致犯罪产生;
另一方面，爱茶人士举办各种大小型茶会，他们用不同方式体验饮茶的乐趣，感受克制舒适的茶会环境，越来越追求精神的境界。
维多利亚茶文化的意义及现状
19世纪早期，茶叶已经成为了英国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走进了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它不再只是贵族可以享用，而是成为了各个阶层的必需品。
人们的消费等级不再像以前一样存在着明确的阶级差异，可以说，由于禁酒运动而举行的茶会，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改善了紧张的阶级矛盾。
工人有了更广的劳动市场，从此也不必再用酗酒来排解烦闷，而是从饮茶中获得安宁，使人们的精神层面得到了升华，学会了享受生活。
另外，在禁酒运动中，作为酗酒暴力受害者的女性积极参与其中，妇女们反对饮酒，支持喝茶。
她们参加禁酒会，以茶会友，而茶会提倡自由，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让女权主义者激动喜悦，她们鼓励自己的丈夫参加茶会。
与此同时，茶文化的盛行，更是给女性提升了社会地位，不仅禁酒成功，而且让女子的主权得到维护，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女性加入茶会，让无礼的劳动男士变的优雅得体。”
在茶会上，有了女性的加入，男士变得更有礼貌，慢慢营造成了良好的彬彬君子之风。如果说男士的礼貌是自发成长的，固然不会有人相信。
后来，在家庭聚会上的喝茶活动，女主人开始全权负责茶水的泡制。
无形中，茶文化赋予了女性另一种权力，让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茶会不仅对两性关系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自禁酒运动以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酒习惯转变成了红茶。
因为红茶与酒相比是非常有优势的存在，作为不含酒精的文明饮料，喝红茶不仅让人头脑清醒，身体康健，更令人心情愉悦，精神得到升华。
英国如今的茶文化早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饮茶文化在国内全面普及成为国饮，已经成为英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跟中国不同，英国人因为气候潮湿而偏爱红茶，并且演变成了早茶、上午茶喝下午茶三种形式。相对而言，他们的早茶和上午茶都比较简单，下午茶才是重头戏。
每天的3-5点，他们就开启了悠闲时光。而所谓的下午茶也不仅仅是喝茶，第一步是享用美味点心，通常是三明治、蛋糕、水果等;
第二步则是品赏精致的茶器，经过几百年的演变，优雅细心的英国人早已将下午茶变成一门艺术，他们会欣赏好的茶品，瓷器，还会放一首舒缓的音乐来放松心情;
最后一步才是品茶，他们喝茶不仅仅是冲泡茶叶，还会往里面加糖或者牛奶等佐料
三百多年过去，禁酒运动时期形成的的维多利亚茶文化早已更加成熟，“英式下午茶”也成为一种典雅的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享有美誉。
参考文献：
《英国现状与未来展望》
《体面社会崛起》
《英国禁酒运动》
《近代欧洲史》
来源: 言经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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