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节
贡茶的发展历程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何为贡茶？
我国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是世界主要的产茶国之一。陆羽认为茶始于神农，虽然关于中国茶叶起源的最终时间至今尚有争论，但秦汉之前四川地区早已经有茶叶种植的历史是明确的。其后，茶叶逐渐从巴蜀地区传播到全国。
贡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国家权力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伴随着朝廷对版图内地方之间贡赋体系的建立，这个贡赋体系的架构与运行方式，体现了统治机构逐步建立的逻辑。”在中国古代，有“九贡”之制，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历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其中的“物贡”一类，专指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产实物。《钦定文献通考》中有“臣等谨按马端临做土贡考，谓古之土贡，即在赋税之中犹当其租入云耳。”茶叶作为重要的地方特产，一直都是“物贡”中重要的一类。关于贡茶的起源，现今见于确切文字记载的是晋代学者常遂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灭商后，巴蜀部落“鱼铁盐铜，丹漆茶密……皆纳贡之……园有芳蒻香茗”。这里的“香茗”即茶叶。同时，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也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五代时，“江南国主李璟遣其臣伪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等，奉表来上叙，原以大国称臣纳贡之意，仍进……茶茗药物等”。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具体数字的贡茶记载出现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的品类和区域不断扩大。到唐代时，中国的贡茶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今人在湖州长兴顾渚山大唐贡茶院遗址建起的纪念建筑。
唐代贡茶
唐代是中国古代贡茶制度最终形成时期，此后历代相沿，直至封建专制制度终结。唐代的贡茶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主要有常州阳羡茶、舒州天柱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洲鸠坑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二十多个州的名茶。唐代湖州太守裴汶在其所著《茶述》中对唐代的贡茶进行了一番点评，“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邕湖、衡山，最下为鄱阳、浮梁。”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贡茶的区域，见下表。
除了地方纳贡外，唐朝政府还在一些名茶的重点产区设置贡茶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的贡茶院。此处茶树生长环境优越，水路交通便利，适宜建立茶叶加工厂。唐代的贡茶院由中央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茶园雇用由政府控制的茶农种植、采摘、制做贡茶。唐代贡茶院规模巨大，最鼎盛时有“工匠千余人，役工三万人”。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所描绘：”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看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催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诗歌抨击了贡茶给地方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刻画、记录了唐代贡茶院的制茶过程和兴盛场面。
宋元贡茶
宋代的贡茶制度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变化，随着顾渚山贡茶院的衰落，北宋政府在福建建安设立贡茶园，专门负责宫廷饮茶的供给。宋代学者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旁联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者，独冠天下。”相较于唐代的贡茶院，宋代的贡茶园规模更加庞大，形成了“独冠天下”的贡茶。
在贡茶数量上，宋代贡茶园也远超前代。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初，贡五十片……累增至元符，以片记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尤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宋代北苑茶园不仅茶产量巨大，且从制作工艺，外部包装、保存方面，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这样描述北苑的贡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甲于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做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达到了“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的境界。元代的贡茶仍以建安的皇家茶园为主，规模相对小于宋代。除沿袭宋代在北苑德御茶园之外，元官府还在武夷的四曲溪畔开设新的御茶园，扩大了御茶的生产区域。“元大德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创御茶园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堂，焙芳、浮光、燕宾、宜寂四亭。门曰仁风，井曰通仙，桥曰碧云。”宋元时期完备的贡茶园制度为明清时期贡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元时期除了贡茶园外，一些产茶地区也会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量的贡茶，这些产茶区域多数在唐代就已经贡茶。在《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当时贡茶的地区有：淮南东西路、南康军、广德军、江陵府、潭州、荆湖南北路、建宁府、南剑州、雅州、兴元府等，基本上囊括了当时重要的产茶区。
藏于北京故宫的普洱金瓜贡茶。
明清贡茶
明代，贡茶的数量急剧上升，除了规模较小的几个皇家茶园外，贡茶主要依靠5个主产茶省的进贡。明太祖时，全国的贡茶数额分配“南直隶500斤，江西405斤，湖广200斤，浙江520斤，福建2350斤。”其品种也不断发生变化，散茶取代原来宋元时期的“龙团凤饼”，成为贡茶的主体，“历代贡茶皆以建宁为上，有龙团、凤团、石乳、滴乳、绿昌明、头骨、次骨、末骨、京珽等名。而密云龙品最高，皆碾末做饼。至明朝，始用芽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及荐新等号，而龙凤团皆废矣，则福茶固甲于天下也。”从明代开始，贡茶主要以散茶为主，这种散茶的流行也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化。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贡茶制度，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贡茶区域，贡茶数量和品种也增加很多。清代的贡茶省份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品种也大量增加，基本囊括了主要的茶叶品类，其规模和数量也远超前代。从进贡时间上看，清代贡茶的品类基本涵盖了清代主产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这种特点贯穿清王朝的始终。诸如龙井茶、武夷岩茶和六安茶等，这些茶品基本上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在清代，其进贡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如普洱茶，大量的进贡是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他客观原因，在某短时间曾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此外，一些茶叶由于各类原因，进贡到宫廷的时间较短，如日铸茶，从《宫中进单》来看，其记载非常少，由此推断其进贡的次数相对有限，时间较短。从贡茶地域上看，清代贡茶的产地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清代的十三省，将清代几乎所有的产茶省份纳入其中，特别是偏远的云南、贵州和前代并不进贡的山东、陕西等，在清代都成为重要的贡茶省份。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治区域的扩大，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将云贵边区纳入到清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使得诸如普洱茶等茶叶品种成为清代贡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清代全国经济更为一体化，不同地域间的茶叶贸易量不断扩大，进而衍生出一些新的贡茶品种，如山东地区，在清代开始移植、培育相关的茶叶品种，并出现了陈蒙茶这一贡茶品种。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贡茶制度更加完备，不论是采买、包装、运输还是接收，清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环相扣，保证了清代贡茶的正常供应。清代贡茶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各地方政府官员、茶农，还包括到中央的礼部、户部、奏事处、茶库、茶房等机构。在贡茶的征缴、解运、接收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这种完备的体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成为清代进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茶叶的特殊性，年代久远的贡茶我们无法见到。目前我们所见的到的贡茶文物基本上都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其品类包含清代十三省进贡的各类茶叶品种。这些贡茶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特别是很多放置在锡瓶、银瓶内的茶叶，至今尚未开封，保存了清代贡茶的原貌。这些贡茶文物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贡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载体，也成为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实物见证。清代十三省的部分贡茶品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整理，见下表。
第二章节
贡茶的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之弊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被乾隆皇帝采过的“十八棵”茶树不是贡茶，但构成了中国茶的历史。
贡茶之利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再如松萝茶，清代“歙北擅茶茗之美，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歙之巨商，业盐而外唯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萝，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松萝无所轩轾。”从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所产松萝茶数量是有限的，大量的北源茶冒充松萝在外经销，从侧面反映了松萝茶在当时社会的认可程度，这是贡茶免费的广告效应之一。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出现了雷永丰、裕兴祥、鼎春利、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均义祥、复和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一批商号，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再如郑宅芽茶，“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以数以充贡。间有烘焙不入选者，以飨大僚。”清人査慎行在《御赐武夷芽茶恭记》中有：“幔亭峰下御园旁，贡入春山采焙乡。曾自溪边寻粟芽，却从行头赐头纲。云蒸雨润成仙品，器洁泉清发异香。”除了精选茶叶之外，各地还在茶叶的加工等方面做足功夫。如湖南的安化茶在明代仅仅能加工成黑茶，但到清代经过茶农们的不懈努力，加工的安化红茶不仅成为贡茶，且名扬中外。乾隆在《观采茶做歌》中记述了龙井贡茶制作时的精细，“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是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妙。慢妙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原标题：【古为今用】贡茶历史，被你忽视的营销资源！
注：内容来源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作者万秀锋，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贡茶的发展历程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何为贡茶？
我国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是世界主要的产茶国之一。陆羽认为茶始于神农，虽然关于中国茶叶起源的最终时间至今尚有争论，但秦汉之前四川地区早已经有茶叶种植的历史是明确的。其后，茶叶逐渐从巴蜀地区传播到全国。
贡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要的国家制度之一，“国家权力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伴随着朝廷对版图内地方之间贡赋体系的建立，这个贡赋体系的架构与运行方式，体现了统治机构逐步建立的逻辑。”在中国古代，有“九贡”之制，九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历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其中的“物贡”一类，专指地方向中央进献的土产实物。《钦定文献通考》中有“臣等谨按马端临做土贡考，谓古之土贡，即在赋税之中犹当其租入云耳。”茶叶作为重要的地方特产，一直都是“物贡”中重要的一类。关于贡茶的起源，现今见于确切文字记载的是晋代学者常遂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灭商后，巴蜀部落“鱼铁盐铜，丹漆茶密……皆纳贡之……园有芳蒻香茗”。这里的“香茗”即茶叶。同时，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也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五代时，“江南国主李璟遣其臣伪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钟谟等，奉表来上叙，原以大国称臣纳贡之意，仍进……茶茗药物等”。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具体数字的贡茶记载出现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寇宗奭所著《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的品类和区域不断扩大。到唐代时，中国的贡茶制度最终确定下来。
今人在湖州长兴顾渚山大唐贡茶院遗址建起的纪念建筑。
唐代贡茶
唐代是中国古代贡茶制度最终形成时期，此后历代相沿，直至封建专制制度终结。唐代的贡茶有两种形式，一是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主要有常州阳羡茶、舒州天柱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洲鸠坑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二十多个州的名茶。唐代湖州太守裴汶在其所著《茶述》中对唐代的贡茶进行了一番点评，“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邕湖、衡山，最下为鄱阳、浮梁。”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唐代贡茶的区域，见下表。
除了地方纳贡外，唐朝政府还在一些名茶的重点产区设置贡茶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湖州长兴顾渚山设立的贡茶院。此处茶树生长环境优越，水路交通便利，适宜建立茶叶加工厂。唐代的贡茶院由中央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茶园雇用由政府控制的茶农种植、采摘、制做贡茶。唐代贡茶院规模巨大，最鼎盛时有“工匠千余人，役工三万人”。诗人李郢在《茶山贡焙歌》中所描绘：”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旗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茶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成拜表奏天子。万人争看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夜半催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诗歌抨击了贡茶给地方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刻画、记录了唐代贡茶院的制茶过程和兴盛场面。
宋元贡茶
宋代的贡茶制度在沿袭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变化，随着顾渚山贡茶院的衰落，北宋政府在福建建安设立贡茶园，专门负责宫廷饮茶的供给。宋代学者赵汝砺在《北苑别录》记载：“建安之东三十里，有山曰凤凰，其下直北苑，旁联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兴国中，初为御焙。庆历中，漕台益重其事，品数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者，独冠天下。”相较于唐代的贡茶院，宋代的贡茶园规模更加庞大，形成了“独冠天下”的贡茶。
在贡茶数量上，宋代贡茶园也远超前代。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初，贡五十片……累增至元符，以片记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而尤未盛，今则为四万七千一百片有奇矣。”宋代北苑茶园不仅茶产量巨大，且从制作工艺，外部包装、保存方面，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这样描述北苑的贡茶：“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甲于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俱举，海内晏然。……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做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达到了“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的境界。元代的贡茶仍以建安的皇家茶园为主，规模相对小于宋代。除沿袭宋代在北苑德御茶园之外，元官府还在武夷的四曲溪畔开设新的御茶园，扩大了御茶的生产区域。“元大德间，浙江行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创御茶园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堂，焙芳、浮光、燕宾、宜寂四亭。门曰仁风，井曰通仙，桥曰碧云。”宋元时期完备的贡茶园制度为明清时期贡茶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元时期除了贡茶园外，一些产茶地区也会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量的贡茶，这些产茶区域多数在唐代就已经贡茶。在《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当时贡茶的地区有：淮南东西路、南康军、广德军、江陵府、潭州、荆湖南北路、建宁府、南剑州、雅州、兴元府等，基本上囊括了当时重要的产茶区。
藏于北京故宫的普洱金瓜贡茶。
明清贡茶
明代，贡茶的数量急剧上升，除了规模较小的几个皇家茶园外，贡茶主要依靠5个主产茶省的进贡。明太祖时，全国的贡茶数额分配“南直隶500斤，江西405斤，湖广200斤，浙江520斤，福建2350斤。”其品种也不断发生变化，散茶取代原来宋元时期的“龙团凤饼”，成为贡茶的主体，“历代贡茶皆以建宁为上，有龙团、凤团、石乳、滴乳、绿昌明、头骨、次骨、末骨、京珽等名。而密云龙品最高，皆碾末做饼。至明朝，始用芽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笋及荐新等号，而龙凤团皆废矣，则福茶固甲于天下也。”从明代开始，贡茶主要以散茶为主，这种散茶的流行也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化。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贡茶制度，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贡茶区域，贡茶数量和品种也增加很多。清代的贡茶省份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品种也大量增加，基本囊括了主要的茶叶品类，其规模和数量也远超前代。从进贡时间上看，清代贡茶的品类基本涵盖了清代主产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这种特点贯穿清王朝的始终。诸如龙井茶、武夷岩茶和六安茶等，这些茶品基本上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在清代，其进贡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如普洱茶，大量的进贡是从雍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他客观原因，在某短时间曾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此外，一些茶叶由于各类原因，进贡到宫廷的时间较短，如日铸茶，从《宫中进单》来看，其记载非常少，由此推断其进贡的次数相对有限，时间较短。从贡茶地域上看，清代贡茶的产地由明代的五省扩展到清代的十三省，将清代几乎所有的产茶省份纳入其中，特别是偏远的云南、贵州和前代并不进贡的山东、陕西等，在清代都成为重要的贡茶省份。究其原因，一是清朝统治区域的扩大，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将云贵边区纳入到清王朝的直接管辖范围内，使得诸如普洱茶等茶叶品种成为清代贡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清代全国经济更为一体化，不同地域间的茶叶贸易量不断扩大，进而衍生出一些新的贡茶品种，如山东地区，在清代开始移植、培育相关的茶叶品种，并出现了陈蒙茶这一贡茶品种。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贡茶制度更加完备，不论是采买、包装、运输还是接收，清代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环环相扣，保证了清代贡茶的正常供应。清代贡茶涉及的部门不仅包括各地方政府官员、茶农，还包括到中央的礼部、户部、奏事处、茶库、茶房等机构。在贡茶的征缴、解运、接收过程中，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这种完备的体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成为清代进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茶叶的特殊性，年代久远的贡茶我们无法见到。目前我们所见的到的贡茶文物基本上都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其品类包含清代十三省进贡的各类茶叶品种。这些贡茶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保存完好，特别是很多放置在锡瓶、银瓶内的茶叶，至今尚未开封，保存了清代贡茶的原貌。这些贡茶文物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贡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载体，也成为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实物见证。清代十三省的部分贡茶品种，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整理，见下表。
贡茶的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之弊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被乾隆皇帝采过的“十八棵”茶树不是贡茶，但构成了中国茶的历史。
贡茶之利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再如松萝茶，清代“歙北擅茶茗之美，近山之民多业茶，茶时，虽妇女无自逸暇。歙之巨商，业盐而外唯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萝，而松萝实乃休山。匪隶歙境，且地面不过十余里，岁产不多，难供商贩。今所谓松萝，大概歙之北源茶也，其色味较松萝无所轩轾。”从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所产松萝茶数量是有限的，大量的北源茶冒充松萝在外经销，从侧面反映了松萝茶在当时社会的认可程度，这是贡茶免费的广告效应之一。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出现了雷永丰、裕兴祥、鼎春利、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谦益祥、瑞丰号、均义祥、复和园、同和祥、恒太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一批商号，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再如郑宅芽茶，“闽中兴化府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邻近有茶十八株，味亦美，合二十株。有司先时使人谨伺之，烘焙如法，藉以数以充贡。间有烘焙不入选者，以飨大僚。”清人査慎行在《御赐武夷芽茶恭记》中有：“幔亭峰下御园旁，贡入春山采焙乡。曾自溪边寻粟芽，却从行头赐头纲。云蒸雨润成仙品，器洁泉清发异香。”除了精选茶叶之外，各地还在茶叶的加工等方面做足功夫。如湖南的安化茶在明代仅仅能加工成黑茶，但到清代经过茶农们的不懈努力，加工的安化红茶不仅成为贡茶，且名扬中外。乾隆在《观采茶做歌》中记述了龙井贡茶制作时的精细，“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是一观其道。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续续添，干釜柔风旋旋妙。慢妙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资料来源：茶周刊）
“茶香飘紫笋，脍缕落红鳞。”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题周皓大夫新亭子》)。
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写诗说：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过张成侍御宅》)
这两首诗里都提到了一款唐代名茶——紫笋茶。
唐代名优茶众多，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就列出了一系列唐代名茶：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
书中李肇一口气列出了几十种名茶，而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紫笋，因为在唐代，紫笋茶是皇家贡茶。
茶叶入贡的历史由来已久，如果按常璩《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那么贡茶当始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南齐书》中记载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的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皇帝的灵座上设有的几样贡品中就有茶。《茶经·七之事》中辑录的史料记载，八王之乱时，西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落难的晋惠帝终于回到洛阳城，黄门官用瓦盂为皇帝奉茶。这些记载散见于不同史料但都说明了皇家用茶历史久远。
唐朝时茶业开始兴盛，贡茶制度也渐趋形成。《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怀州河内郡、庐州庐江郡、寿州寿春郡、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湖州吴兴郡等十多个州府皆有茶叶入贡。
唐代的皇家贡茶中以紫笋茶最受推崇，名气最大。产于常州义兴县(今宜兴)的阳羡紫笋和湖州长城县(今长兴)的顾渚紫笋就是唐王朝最著名的贡茶。
太湖之滨的宜兴(古称义兴，又叫阳羡)，出产的茶叫“阳羡紫笋”，作为贡茶，阳羡紫笋茶成名还要早于声名赫赫的顾渚紫笋。据说，它的成名还和茶圣陆羽有关。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他的著作《金石录》里收集的碑文《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中记载，御史大夫李栖筠当常州刺史时“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茶圣对这款茶作了很好的评价，于是李栖筠就根据陆羽的推荐将此茶进贡给皇上，此为阳羡紫笋贡茶之滥觞，“义兴贡茶自羽与栖筠始也”。后来有很多人会以此为由抨击陆羽，比如许有谷曾有诗句：“陆羽名荒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说的就是因陆羽一言，使阳羡茶贡，致茶农平添辛劳之事。其实就是陆羽不推荐阳羡的茶，也会有其他地方的茶入贡，茶圣的一言评语也全然是就事论事，就茶评茶，如此批评陆羽不免偏颇。
宋 赵明诚《金石录》中收录的《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
茶人们都非常熟悉一首著名的茶诗歌——《七碗茶歌》：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其实这几句诗是从唐代诗人卢仝的长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择选出来的，因为诗中对喝七碗茶时的感受描摹的淋漓尽致，深受大家喜爱，所以后世就将这几句单挑了出来称为《七碗茶歌》。
那么玉川子卢仝是喝了什么茶写出这么好的诗句呢?答案就是皇家贡茶阳羡紫笋。那年的一个早上，卢仝正在睡懒觉，有军将敲门，原来是他的好朋友谏议大夫孟简给他送来了三百饼今年的紫笋新茶，“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卢仝大为惊喜，因为这茶原本是为皇家制作的，所谓“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卢仝拿到茶百感交集，很为这茶不平“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他说你这阳羡紫笋茶身份如此尊贵本应在至尊皇帝或是王公之处，怎么就沦落到我这山野村夫的家里了呢，这话听着像是为茶鸣不平，其实潜台词里满是得意庆幸!既然得到如此好茶，当然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了。这吃相也足见他见到好茶的迫不及待和对茶的钟爱了。煎出来便是“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清爽香冽的茶这一喝便是七碗，直喝的两腋清风几欲仙，直喝的千古传诵卢仝歌。玉川子卢仝也因为这首诗常被称为茶中亚圣。
杜堇 《古贤诗意图》，图中描绘的便是军将打门为卢仝送茶的场景
卢仝煮茶图(宋)
唐代素有“花间鼻祖”之称的大诗人温庭筠写有一部茶学著作——《采茶录》，在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甫里先生陆龟蒙，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赍岁入茶租，薄为瓯蚁之费。自为品第书一篇……
说唐代诗人陆龟蒙特别喜欢喝茶，在产茶胜地顾渚山开辟了一片小茶园，每逢早春产茶时节，陆龟蒙就来到这里采茶、制茶，还在这里写了一部品评茶叶优劣的专著——《品第书》。
顾渚山是唐代贡茶“顾渚紫笋”的产区，陆龟蒙所品饮的正是这一名茶。
顾渚山位于湖州的长兴县。湖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清幽，物产丰饶，文化昌达。同时湖州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产茶胜地。南北朝刘宋山谦之《吴兴记》记载：“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一般认为，由此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如此，则湖州贡茶之史久矣。
顾渚山风光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在湖州的顾渚山上，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贡茶院。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制茶厂，顾渚贡茶院规模之大，为史所鲜见。《元和郡县图志》中说“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春天制茶盛期要征调三万多人来采制贡茶，唐武宗时茶产量高达一万八千四百斤!当地的官员也极其重视贡茶的制作，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到谷雨以后才出山。每年早春时节，“蛰虫惊动春风起”。顾渚山上满是制茶的工人，“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茶山贡焙歌》唐·李郢)。从这些记载足以想见唐朝时贡茶院宏大繁忙的生产场景。
顾渚山风光
顾渚紫笋制成后要快马专程直送京都，赶在清明节前呈献给皇上，谓之“急程茶”。试想一千多年前没有发达的交通工具，不但要赶在清明节前高质量的做出贡茶，还要远路迢迢算着日子把茶从浙江送到陕西，从诗中的描述可以想见其紧张程度。
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
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茶山贡焙歌》唐·李郢
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
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
这是唐朝湖州刺史张文规的《湖州贡焙新茶》诗，诗中描绘的正是当年顾渚紫笋茶进贡到朝廷时宫中的喜悦场面。顾渚紫笋制成后要快马专程直送京都，赶在清明节前呈献给皇上，谓之“急程茶”。在那个交通工具还不发达的时代，从浙北到长安是需要一些时候的。也许从皇帝到宫娥都早就等的不耐烦了，此时紫笋茶到，于是大明宫雄伟巍峨的宫殿里为这小小细嫩的茶叶有了一片欢腾。紫笋茶何以如此受到唐朝人的喜爱呢?
摩崖石刻上有“湖州刺史裴汶”等文字，裴汶也是唐代的茶学专家，曾撰写过茶学专著《茶述》，清人陆廷灿的《续茶经》中有录
湖州是茶圣陆羽长期生活的地方，可谓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所创作的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就写于湖州，《茶经》是茶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是我们了解唐代茶的主要途径。在《茶经》中陆羽对茶的优劣作了这样的评判：“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紫笋茶茶芽细嫩，色呈紫而形如笋，正符合“紫者上”、“笋者上”的优良茶标准。而作为贡茶，又有着精良的制茶工艺，这都决定了这一茶品在唐朝的王者地位。
陆龟蒙和他的挚友皮日休这一对诗人朋友都很喜欢紫笋茶，皮日休曾经写给陆龟蒙一组茶诗，主要就是品的紫笋茶，如《茶籯》诗：“筤篣晓携去，蓦个山桑坞。开时送紫茗，负处沾清露。”《茶舍》诗：“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
重新复原修建的顾渚山大唐贡茶院
“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这是大诗人杜牧对顾渚山和紫笋茶的由衷礼赞。这位诗名宿著的风流才子曾在湖州做官，到了湖州就爱上了这里的茶山，或者根本就是爱上了这里的山水才欣然来此为官的，他在湖州做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督造贡茶，然而他并不以此为负担，反而认为是美差“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题茶山》 唐·杜牧)
贡茶院里唐代大诗人杜牧奉旨造茶的摩崖石刻
前面提到的皮日休用诗人浪漫的眼光打量着顾渚山的茶人：
生在顾渚山，老在漫石坞。
语气为茶荈，衣香是烟雾。
——唐·皮日休《茶人》
在他看来生长在顾渚山的茶人说话吐出的口气和翻飞的衣袂间也尽是茶的香气。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唐·钱起《与赵莒茶宴》
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与赵莒一起举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里，他们喝的正是紫笋茶，在他们看来茶宴上这紫笋茶的味道鲜美简直胜过了流霞仙酒。那么就以茶代酒，洗尽尘心，在一片蝉鸣声里清谈到夕阳西下吧。在那个时代，每个喝茶的文人或多或少总要为紫笋茶留下一笔。
贡茶制的建立保证了茶叶生产定时、定点、定量、定质，对优良茶的生产和激励各地竞制名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需要提一句的是在顾渚山下还有一处历史名泉——金沙泉。在唐代因“碧泉涌沙，灿若金星”而得名的金沙泉与紫笋茶交相辉映，同享大名。金沙泉煮紫笋茶是相得益彰的，杜牧曾写诗如此称赞：“泉嫩黄金涌，芽香紫璧截”(《题茶山》 唐·杜牧)。有这样的说法：“金沙水泡紫笋茶得全功，外地水泡紫笋茶只半功”。
顾渚山脚下的金沙泉在唐代常被视为好水的代名词
常州和湖州两地的紫笋都是贡茶，这导致两地存在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于是都争着抢先制茶，希望自己的茶能够最先进贡到京城，得到皇帝的认可“争先万里，以要一时之泽”(《嘉泰吴兴志》)。但是茶并不是越早越好，太早制作的茶，生长期不足，内含物不丰富，反而质量不高。于是，两地官员决定不再恶性竞争，而是友好协商，并在湖常两州交界之处的啄木岭建了一座境会亭。每到春天要采茶的时节，两州太守便相聚于此，共同会商茶事。“湖州长兴县啄木岭金沙泉，即每岁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厥土有境会亭，每茶节，二牧皆至焉”。(毛文锡《茶谱》)
茶做好了，两州的长官在境会亭里拿出各自制作的新茶斗斗茶，看哪家做的更好，品茶第一，比赛第二，每一次场面都非常热烈。
大诗人白居易特别喜欢茶，他曾在苏州做官离湖州、常州都不远估计会跑来蹭茶，然而有一年白居易身体不适，不能前来，很是遗憾，于是白居易躺在病榻上想象着境会亭里斗茶的场景，当真羡慕，恨不得立刻赶过去参与其中，他特地写了首茶诗寄过去：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遰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诗中提到欢宴之时，两地刚刚制作出来的紫笋贡茶齐尝斗新，白居易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顺便说一句，白居易在唐代大诗人中是以爱茶著称的，比如温庭筠的《采茶录》中写到“白乐天方斋，禹锡正病酒，禹锡乃馈菊苗、齑、芦菔、鲊，换取乐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刘禹锡酒喝多了就去找白居易要茶解酒，但又不好意思白要，特地送去土特产来换取。白居易曾经写过很多关于茶的诗歌，留下了许多关于茶的经典诗句，比如：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
——《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唐·白居易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琴茶》唐·白居易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山泉煎茶有怀》唐·白居易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举头看日影，已复西南斜。
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
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
——《食后》唐·白居易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白居易并不仅是喜欢一个地方的茶，对各地的好茶他都会品饮赞赏。写到诗歌里就留下了那一时代茶饮的雪泥鸿爪。
从白居易的茶诗说起，又聊回到白居易，此时正是春日，该是紫笋茶采制的时节了，遥想1200多年前的此刻，坐在笤溪边的陆羽，也正煮着紫笋茶吧，旁边放着刚刚写就的《茶经》。清风吹来，书页翻动，空气中弥漫着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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