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茶，中国社交饮食习俗。早茶习俗多见于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江苏扬州、泰州、盐城、里下河地区和广东。谈及广东的传统文化，早茶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食在广州，味在西关。
苏式早茶
扬州、泰州地区的早茶可以追溯到清前中期。苏式早茶，比较多的是豆制干丝和面点小食，比如馄饨，鱼汤面，干拌面，炒面等各种面条，以及蟹黄汤包，鲜肉笋包，干菜包等等。其实南方人也有很多面点，但是这些面点的做法，形制，味道，都和北方的面食区别很大。至于干丝，是由豆腐干切成的，先用刀将一块豆腐干均匀削成20片左右，再斜铺切成和火柴棒相当的细丝，然后倒进沸水里反复冲烫。当然，干丝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全得依赖调料来调和。酱油、水、糖、盐，调到浓淡适度，略带甜味和鲜味;撒上姜丝、香菜、胡萝卜丝、花生米、榨菜丁便做成清淡可口的烫干丝。
粤式早茶
说起广东早茶的来源，要追溯到咸丰同治年间。当时广州有一种名为“一厘馆”的馆子，门口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供应茶水糕点，设施简陋，仅以几把木桌木凳迎客，聊供路人歇脚谈话。后来出现了茶居，规模渐大，变成茶楼，此后广东人上茶楼喝早茶蔚然成风。直到今天，广东早茶中茶水已经成为配角，茶点却愈发精致多样，这种传统文化随着广东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但没有消失的迹象，反而越来越成为广东人休闲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一种叫“二厘馆”也供同样的点心，区别在于价格和设备，茶楼的茶资要三分六厘，而二厘馆的茶资只需要二厘，相差甚远，足足十六倍。老式茶楼有些分等级，楼上比楼下的贵，因楼上有空调(或电风扇)而且地方较宽敞之故。既名为“早茶”，茶水便自然是广东早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早茶的茶水以红茶为主，取其暖胃去腻，利于消化。常见的有发酵茶(安化黑茶、普洱茶等)、乌龙茶(铁观音、大红袍等)，有的人也喜欢喝菊普茶，即在普洱茶中加入菊花，取其清凉祛火。红茶色深红，汤浓稠，味苦涩，虽在视觉和味觉上都不如绿茶，却与广东早茶中味道浓郁的茶点恰是绝佳配搭。
广东早茶的长盛不衰，与广东自古以来贸易兴盛，经济发展迅速是分不开的。在广东，早茶时分可以倾谈生意、交换信息，也可以会朋聚友、谈天说地。生意人把茶楼当作商谈重地，普通人则在此抒解压力，换得浮生半日闲。旧时广州的“妙奇香”茶楼有一副对联：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饮杯茶去;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拿壶酒来。”
而广州著名的茶楼“陶陶居”三楼也有一副对联写道：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恰相逢作座中君子;
陶侃惜飞，夏禹惜寸，最可惜是杯里光阴。”
想来应是绝大部分广东人喝早茶时的心理写照吧。
荆楚大地，人才辈出，文化灿烂，它不仅在我国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茶文化上，也是不可或缺的推广者和引领者。今天，我们就从茶入手，谈一谈湖北茶文化的辉煌。
说到茶，一定离不开湖北。这里是万里茶道的发源地，是神农氏和陆羽的故乡，茶产量常年居全国前三，因此，湖北在我国茶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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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茶人。
一是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句话对茶友来说早已经烂熟于胸，这是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中对茶的药效的描述，也是关于茶的最早记载。
而因茶得救的神农氏，就是湖北人。据文献记载，湖北省随州一带是神农氏的诞生地，神农架、随州有他的多处传说性遗址，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就可发现，湖北是我国茶叶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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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茶圣陆羽，他生于湖北天门，他撰写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对我国茶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陆羽被后世尊称为“茶圣”，《茶经》也是湖北人为中国和世界的茶史奉献的一份精美礼物。
三是茶使王昭君。王昭君，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西汉湖北兴山县人，昭君就生长在兴山县香溪河边，河的源头在神农架，源头一眼泉，陆羽称作天下第十四泉。昭君和蕃后，将茶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为茶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湖北不仅有以上数位著名的茶人，在各个朝代，湖北也为我国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国时，魏国的张揖《广雅》一书中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这是我国关于饼茶的最早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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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时期刘琨为并州刺史作《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茶二斤，皆所需也，汝可信致之。”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
唐朝时，湖北的恩施玉露是驰名中外的国际名茶，在日本的国家公园内，至今仍屹立着一块唐代的“玉露”石碑，记载的就是湖北恩施的玉露茶。
明清时期，各类茶书纷纷面世。
明代何彬然效仿陆羽《茶经》，著《茶约》一书，王启茂写成《茶铛》一书，清代瞿文灿写成《种茶炙焙法》，宗景藩写有《种茶说十条》、龙赓言著有《劝农小识》、王庭桢的《树桑植茶说》、曹南英的《制茶条议》等，这些茶书的出现，对传播茶文化，提高茶叶生产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在明清时期，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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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处长江流域的腹心地带，交通四通八达，《明实录》中记载：“楚府征税，茶商重困”，就能反映出明朝时，茶叶是楚地政府征税的重要商品，当时，武汉已经有了一大批做茶叶生意的商人。
清代中期以后，汉口逐渐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
1861年，汉口成为了一个通商口岸，同时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市。
“每逢茶节，江州衮衮，行贾济济,问起何事，莫不曰载茶，问其何往，莫不曰到汉口”，也就是说，只要看见来往的商人，没有不卖茶的，只要问是去哪儿的，没有不去汉口的。
不光国内商贾往来穿梭，来自俄罗斯、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商人也来到汉口购买茶叶，汉口也成为了中俄万里茶道的源头，一时风光无限。
1881年，汉口茶叶出口约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额的97.24%，当时汉口港也被叫做东方茶港，这是湖北茶叶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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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贸易的繁盛，自然刺激了武汉茶馆的诞生。
明清时期，武汉三镇，茶馆遍布。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记载：“无数茶坊列市闤，早晨开店夜深关。据有关资料记载，1909年，武汉三镇茶馆达411家，到了1918年，仅汉口就有696家茶馆，1933年，武汉茶馆高达1373家，创下了历史记录。
当时的茶馆，不论规模大小，都分为“清”“浑”两类。
清茶馆主要是卖茶，也可以在此处遛鸟、下棋;浑茶馆除了卖茶，还有说书唱戏的，演皮影的，热闹非常。有的茶馆附近还有澡堂，喝一顿好茶后再去洗个澡，通身由内而外，爽快淋漓。
解放后，民风淳朴，那时候遇见茶摊，不管主人是否在场，都可以端一杯茶喝掉，再主动放一分钱，没有谁是因为主人不在而偷偷溜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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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武汉人的喝茶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改革开放后，武汉出现了高档的茶馆——茶楼。这些茶楼装饰高雅，价钱也很贵，一杯普通的，甚至是劣质的茶起价30元，因此，当初去茶楼的多是谈生意的商界人士。
90年代中期以后，茶楼越来越多，到了1995年时，武汉的各类茶馆茶楼多达5000余家。随着竞争的激烈，茶价也慢慢降了下来，10元8元也能喝杯茶，除了喝茶之外，更多的是喝各种各样的洋饮料，吃小点心，喝茶的意义也逐渐有别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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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除了茶馆，茶楼，武汉又多了一种喝茶的方式，在桥口的茶叶一条街，街头品茶一条龙极受欢迎。
每天晚上，这里游人如织，每个茶铺前摆几个方桌，茶叶很不错，而且价格低廉，无形中造成了一个露天的大茶场。
其实，不管喝茶方式如何改变，茶，仍是武汉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
湖北有那么多名茶，采花毛尖、龙峰茶、松针茶、松峰茶、恩施富硒茶，有那么好吃的热干面，有那么美丽的黄鹤楼，以及绚烂到极致的武大樱花，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在等着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度过这段至暗时刻!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等疫情消散，待春暖花开，我们一起喝茶去!
高级经济师、高级茶艺技师、高级评茶师王亚兰参加了本次茶会
宋代苏辙（约公元 1094 年）在《观蜀茶五害》中写道：“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黄茶的记载。
许次纾（1549-1604）在《茶疏》中云：“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南北，则移六安，然六安及其县名，其实产霍山之大蜀山地。顾此山中不善制造，就食铛薪炒焙，未及出，业已焦枯。兼以造巨笥趁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辙变萎黄，供仅下食，奚堪品斗。”此中说六安的霍山大蜀山山脉，山中人不善制造茶叶，就用烹饪食品的器皿和薪柴焙炒，茶叶还没来得及出锅，就已经变得焦而干枯了，又制造巨大的竹器将茶叶趁热储存，虽然有绿枝紫笋但都变得萎软枯黄，只能当做下等品，不能拿来品饮和斗茶。这是说因加工不当把绿茶做黄了，至于今日所称具有“闷黄”工艺的黄茶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只猜测黄茶起源，可能受到绿茶的启示，杀青中或杀青后专设一道闷黄的工序，创造出一种较绿茶色香味不同的全新茶类。本期茶会资料：黄茶简介与分类、贵州黄茶简介、黄茶国标、黄茶审评术语、茶文化知识点及茶诗赏析
感谢今天为我们相会提供场地的乌蒙茶业，感谢所有在茶会策划组织过程中付出的人们，感谢从各地赶来的参加茶会的茶友们，也感谢茶让我们相遇。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