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巢县县令杨晔撰写的《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年)，原书四卷，今仅存一卷。《宋史·艺文志》所登四卷，与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卷手录本基本相同。两个版本可能都是收集转录而成的。其中只有“茶”的内容很详细，分产地、销区、品质优劣等内容，与《茶经》、《茶录》等有同样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现存《膳夫经手录》全文近1500字，分豆类、蔬菜、禽、羊、鱼、肉类及水果、茶等，无目次，无标点。其中茶的文字最多，是全书重点。
所载全文源于《续修四库全书》，文中有个别缺字，以“”代表，为了保证全文的真实性，先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再作释译。《膳夫经手录·茶》原文如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茗丝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於济人，百倍於蜀茶，然味不长於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於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己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日大膠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
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
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捆)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
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崇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
宣州鹤山茶，亦天柱之亚也。
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注释：
茶，在古代没有听说有饮食(茶)的事情。到晋、宋(南朝)[1]以后，吴人[2]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到唐代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至德(756-758)、大历(766-779)的时候渐渐多了，建中(780-783)以后，就繁盛起来了。茶、丝、盐、铁，都实行管榷[3]即专卖制度。今江夏(今湖北武昌)以东，淮海(今秦淮河)以南，都产茶。现在简单列举重点如下，并不是茶的全部。
新安茶[4]，现在的蜀茶，离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产地生态好，从总体分析来说，还是可以说高于其他的茶。春茶季节，在产地吃时很好，但运到其他地方，因水和环境不同，其滋味与产地有区别。唯有蜀茶能销往各地，南边走到百越(今华东诸地)，北边到达五湖(指地域宽阔)，皆能保持固有的芳香，滋味不变，所以特别珍贵。自谷雨以后，每年有数百万斤，分别运往东边各地，这是为大家做的好事。
饶州浮梁茶(今江西饶州浮梁县)，今关西(潼关以西)至山东(太行山以东)，闾阎(乡里)村落皆吃之。可以多日不吃粮食，但不能一日不喝茶。当地人对这种茶的依赖性高于蜀茶，但是茶的滋味比不上蜀茶。
蕲州茶(指湖北蕲州蕲春蕲水所产团黄、饼茶)、鄂州茶(指湖北蒲圻、崇阳所产团黄)、至德茶(指安徽池州至德县所产饼茶)，以上三处出产的茶，是方形的厚片饼茶。销售到陈(河南东至安徽一带)、蔡(河南上蔡地区)以北，幽(京津等地)、并(山西太原)以南。人人都喜欢，引为时尚。其济生(对身体的作用)、收藏、纳税，都成倍超过浮梁茶。
衡州衡山(指湖南衡阳、衡山等地)茶，团饼成巨串，年产十万斤。自潇湘(潇水、湘水地区)到五岭(泛指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都希望得到这些茶。其中有先春好茶，在湘东味道很好，到湖北就变味了，该茶虽然远销交趾(今越南)，当地人都经常吃，但茶叶做工不是很精细。
潭州茶，阳团茶(今长沙、湘潭、益阳、株洲等地)，茶粗质劣。渠江薄片茶(湖南新化县)，有油、含苦梗。江陵南木茶(今湖北江陵县)，品质偏下。施州方茶(今湖北恩施县)，味苦、饼硬。以上四个地方的茶，都是味短，韵味不高。只有江陵、襄阳附近数十里范围才食用，其余可以不记载了。
建州大团茶(福建建州今建瓯)，形状类似紫笋，又近似当时的大胶片，每一轴有十余片。要取食时，先用刀刮(削)，然后才能弄碎。茶味极苦，只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山阳(今淮安)两地比较喜欢。不知什么原因，有的说该茶能治头痛，详情不知。
蒙顶茶[5]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820)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得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有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也还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供堂[7]，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除了蒙顶茶之外，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
峡州(今宜昌)茱萸簝茶，出名的时间较近，在长庆年间，即唐穆宗执政时(821-824)，稍稍受到重视，属于顾渚茶一类。从此碧涧茶(湖北宜昌产)、明月茶(湖北宜昌明月峡产)，峡中香山茶(四川夔州云安郡奉节产)，名气都在茱萸簝之下。
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最近还有小江源茶，虽然产量很少，名气又胜于茱萸簝茶。
舒州天柱茶(今安徽岳西县潜山)，外形虽不峻拔好看，味道也甘香芳美，得到很大的信任。
岳州浥湖茶(今湖南岳阳)所产也少，其中好的可以与茱萸簝相比。这种茶比较特别，只适宜江水煎煮。用井水煎煮茶汤泛红，而且没有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产于湖北蕲州蕲春，今稀水。《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赞普曰我此亦有...此蕲门者，即此茶)。每捆(原文“斤”有误)至百余斤，茶叶粗薄，只有畅销品，片特别小，而味很美。
寿山霍山小团(安徽寿州、霍山产，此茶同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浥湖远运西蕃)，其中最好的茶，上贡给朝廷。所缺者如奇异馨香脱颖。
睦州鸠坑茶(浙江睦州淳安县产)，味薄，只有研膏类胜似霍山茶。
福州正黄茶，滋味厚薄有优劣之分，销至岭北即今蒙古、俄罗斯西北利亚及我国内蒙、黑龙江一带，与香山(四川奉节)、明月(湖北宜昌)茶相似。
崇州宜兴茶(宜兴属江苏常州府，此处称“崇州”有误)，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湖北鄂州蒲圻、崇阳产)并列。宜兴是地名，汉代称阳羡县，隋改称义兴，唐代同。宋代太平兴国初，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称宜兴。《膳夫经手录》是唐书，不应该出现宜兴地名，明显此条目为后人改加，有嫌贬低该茶之疑，而后又称与鄂州团黄(《茶述》列为第一流贡茶)并列，不好解释。
宣州鹤山茶(又称鸭山茶，安徽宣州宣城丫山产)，位置次于天柱茶。
东川昌明茶(四川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县北兽目山产。白居易《春尽日》诗“渴尝一碗绿昌明”指此)，品质可与新安含膏[8] 茶比上下。
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流域)、婺州(今浙江武义江、金华江流域诸县)、祁门(安徽)、婺源(江西)等地方产的茶，制作精细，不含杂质树叶，自梁(四川)、宋(江都南京)、幽(京兆长安)等地，人们都崇尚、喜欢。税赋收入、商人所赍[9] ，数千里道路上都可以看见。前边说的先春含膏茶，位置排在顾渚茶品的后边。祁门产的茶，和四川茶的渊源基本相同，差别不大。
体 会：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茶叶品名多，《茶经》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列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高度。茶书、诗歌、艺文不断涌现，琳琅满目。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文献首推《茶经》，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膳夫经手录》成于晚唐，有关茶叶的记载，从时间、空间而论，可以概括全唐面貌，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膳夫经手录》对各地茶叶名品评价，总体上比较客观，特别对蒙顶茶少而精，情有独钟，评价甚高，超过了当时的官贡顾渚茶。综合其他文献，应该也不过份。反而陆羽《茶经》对四川茶的评价有些偏颇。
陆羽没有到过四川，他写《茶经》时蒙顶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茶号第一”时，陆羽已经逝世。《膳夫经手录》成于公元856年，在《茶经》(758年)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后世与前代的情况变化很大，作者应当是在《茶经》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文章开始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此说不可苟同。
全书评价茶名时，特别强调本地与异地环境变化、人群差别，滋味不同，如衡州衡山茶……等，再有茱萸簝茶只能用江水，不能用井水，可见决定茶叶品质、口感，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膳夫经手录》从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有些茶品继承下来了，有些没有了，外形品质变化更大，历史上的评价有当时条件，不能作为现代茶叶品质标准。
茶叶古代史料考证困难很多，虽然有些茶的基本知识，而古汉语水平有限，误读、误解难免，仅供参考，恭候赐教。
注释：
1.晋宋：晋代-南北朝宋，即公元265-420年间。
2.吴人：俗称江苏曰吴，吴人即江苏之人。
3.管搉：搉与榷通假，管搉即专利。
4.新安茶：唐时雅州芦山有新安乡，邻近蒙顶。古代蒙山范围很大，邛崃天台山、芦山罗纯山包括雅安上、中、下里，雅安飞仙官帽山(又名漏阁山)、七盘山和名山蒙山都在其中。新安茶：属于大蒙山境内产品。
5.蒙顶：为了有别于其他蒙山，蒙顶仅指蒙山主峰周围，即今蒙顶山。“降”即以下，蒙顶茶少而精，与大蒙山新安茶有别。
6.希颜之徒：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天资聪睿，仁慈，德高望重，后世尊称“复圣”。“希颜之徒”指希望学习颜回之人，此处指学习仿造蒙顶制茶之人。
7.供堂：官府治事之地曰堂，“供堂”指上级官员。
8.新安含膏：唐代饼茶制造有研膏(压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和不研膏(含膏)不榨去茶汁之分。新安含膏仿造蒙顶不压膏露芽茶制法，故名。
9.赍：音zi，通资钱财。
(发表在2012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家光)
在祁门县西南，有一处群山环抱，阊江河和沥水河穿境而过的地方叫芦溪。这里土壤深厚肥沃，周围竹木葱茏，常年云雾缭绕，水波荡漾，生态环境得天独厚，为优质茶叶生长的最佳理想场所。的确，芦溪就是风靡一时的安茶的原产地。河流密布的芦溪，在水运昌盛年代，沿河而建的水埠码头，犹如一枚枚滋味各异的水果，挂结于河岸边，祁门的瓷土、窑柴、茶叶、木材顺流而下到景德镇，到鄱阳湖、到长江、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食盐、大米、布匹、瓷器又源源不断地载入祁门。“没有卖不掉的芦溪，没有买不来的芦溪”。商贾云集、安茶茶号林立的旧时芦溪码头，一时号称“小上海”。站在水口古树下，眺望整个村子全貌，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马头墙，鲜明耀眼，或清修，或端庄，或奇特。让人真切感到神奇，产生无穷遐思。
说到祁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祁门红茶。祁门产茶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留下了“湖州上，常州次，歙州下”记载，而那时的祁门隶属歙州。祁门红茶简称“祁红”。据资料记载，光绪元年(1875 年)，黟县商人余干臣，在至德县 ( 今东至县 ) 尧渡街建设红茶庄，仿效“闽红”制法，试制红茶成功。次年余干臣劝导多地茶农改制红茶，所产红茶统称“祁红”。其实，在此前，祁门就已经生产出一种上等好茶，它叫“安茶”。
了解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是临死前十二天更名为李炎的)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展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在唐武宗灭佛的政治狂飙下，僧尼纷纷逃离长安。传说，有一位精通佛法的老尼妙静师太，带着一帮尼姑，逃到祁门深山落脚避难，结草为庐。其居住的庵旁有茶树，因为土地肥沃，长势茂盛。一年春季某日，师太便采摘叶芽咀嚼，竟是甜丝丝的味道，遂采下置于石板上晾晒，顺手加以揉搓，到了晚上她却忘记了此事。经过一夜的雾气露水，第二天，看见昨日揉成一团的茶，却已成为黑色，茶叶却还是软的。于是她用溪边的粽叶将茶裹好，悬挂在庵外檐下，晒干后又挂在庵里的柱子上。过了数年，一日重新打开，闻着有尘扑扑的味道，打开看还是黑黑的，遂将茶蒸软烤干，觉得此茶非同一般，储藏备用。后来某天，妙静师太生病口渴，取之煮泡，喝后神清气爽，病居然就好了。于是，妙静师太给它起名叫“安茶”，也称六安茶，意为此茶可安六腑。之后，师太发动庵中尼众满山遍野采制，用以普施众人，因为茶有一定的药用的价值，在当地也就兴起来。来尼姑庵讨茶喝的商客与信众越来越多，香火很旺，惊动“长毛”当兵的，尼姑庵竟被抢掠烧毁，逃出的小尼姑，将安茶的技艺传到黟县古筑乡孙家村，后来，孙家村的孙启明幸运地学会了安茶的制作技艺。
让我们还是从传说中回到现实里来。
明成祖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 1425年)汪元相编撰的《祁闾志》其卷第十《物产、木果》中云：“茶则有软枝，有芽茶，人亦颇资其利。”还指出其主要产区在祁门南乡芦溪、溶口一带。明代屠隆《考盘余事》载：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而和屠隆同时代的许次纾，在其《茶疏》中说：“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名品亦振于南，山陕人皆用之。南方谓其能消垢腻，去积滞，亦甚宝爱。”明代闻龙在《茶笺》中称，六安茶入药最有功效，因而被视为珍品。从“入药最效”、“能消垢腻，去积滞”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断出他们所说的“茶”当为“安茶”。
关于“安茶”名称的由来，主流争议有三种说法：其一说，安茶是仿六安茶制法或借六安茶名，故日“安茶”;其二，安茶属安溪绿茶，因此成为“安茶”;其三则以地理区域为依据，产于安徽的茶种，故简称“安茶”。
其实，关于“安茶”这个名称，还有一种说法。说20世纪初，岭南一带曾瘟疫流行，而一位戴姓名医用安茶作药引，治好了不少病人。消息不胫而走，以致于被人们奉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下南洋的水手船工把它作为随身必备的神药，他们的家人也常以之供奉神灵，祈佑远行的亲人平安回来，因此六安茶又被直接称作“安茶”。曾随徽商畅销于大江南北的安茶，时至今日，尤其在两广、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人们仍念念不忘，广东人称其为矮仔茶，东南亚侨胞称其为安徽六安茶、徽青，台湾地区称其为安徽六安篮茶，港澳人称其为安徽六安笠仔茶或陈年六安茶、旧六安、老六安。
据悉，“安茶”的原始制法类似普洱“砖茶”，是一种半发酵紧压茶，其品质特点是形条粗壮紧结，色泽黑褐尚润，汤色橙黄或微红，叶底黄褐明亮，叶脉浅红色，有槟榔香或花香，因此，茶界有人把它归属黑茶类。但是，史学者认为，光绪之前祁门原制青茶，类似六安，所以俗称“安茶”，应归为青茶类。归属于哪一类都无所谓，关键是茶好就行。
民国战乱，商人孙启明来到祁门芦溪，以“孙义顺”的牌号从事安茶的制作销售，“孙义顺”之由来，源于孙启明的孙姓，做生意合作讲“义气”，求“顺利”，“孙义顺”也就叫响了。民国21年(1932年)祁门南乡有“安茶”号达 47 家，最享盛名的就是“孙义顺”安茶。“孙义顺”的牌“安茶”条索壮实匀齐，色泽黑褐油润，有槟榔，粽叶香味，清爽醇厚，味中有甜、汤色醇明，竹篓与粽叶组合包装精良，成品茶经陈化后才销售。
抗战期间受战事的影响，安茶运输路线被战火破坏，加之红茶的冲击，市场萎缩而逐渐停止了生产。1946 年，祁门最后一批安茶由本县六都商人程世瑞运到佛山、香港销往境外，便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期待安茶重出江湖、重震江湖。
【摘自2020年12月《吃茶去》杂志(总第73期);作者：(宋廷军(江苏南京)，系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词集《里程碑》、《五个人的天堂》】
(《吃茶去》杂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这是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成书于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但未见出处，多是人云亦云。最近笔者对此作了研究，查到了最早引录该语的，是清代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引文来源可能是宋、元、明时代的笔记类稀缺版本，与流行的“神农得茶解毒”引语有所差别：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考述如下。
学术不能“莫须有”
将此说归为战国、汉代《神农本草经》的代表性著作有：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8年再版)第一章《茶的起源》：“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虽然该书配有三幅《神农本草经三卷》古本书影，但看不出有该语的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镇楚等3人编著的《茶祖神农》，该书2007年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茶祖神农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被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与《茶经》引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列，醒目地印在该书封面上。但这本近25万字的专著，并未说明该语的出处。笔者曾致电请教蔡镇楚教授，含糊地回答说《四库全书》上可能有类似记载，但说不出是何种古籍。
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说中国茶文化》，在插图《神农本草》古本书影的同时，也引用了该语：“据考证，距今五千年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记述，是茶叶作为药用的最早记载。但由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许多内容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补记，其可靠性值得商榷。”虽然说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补记的，值得商榷，但前提还是《神农本草经》有此记载。
今年4月，笔者主编《科学饮茶益身心——2011`中国宁波 ‘茶与健康’研讨会》文集时，40篇来稿中，粗读就有7位专家、学者引用此说，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此说在任何版本的《神农本草经》，都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有记载。笔者查阅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该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在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中，不仅没有“神农得茶解毒”之语，连“茶”的词条都没有。很多茶文化书籍则将《茶经》引录的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引语“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
如此看来，引用该语的专家、学者多是认为，此说在古本《神农本草经》上应该有的，可能有的，只是现在没发现，也许散佚了。众所周知，言之有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学术不能搞“莫须有”。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引录
最近，笔者在宁波图书馆分别查到了两种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刷的单行本《格致镜原》，两书《饮食类·茶》均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累擢广西巡抚，在桂七年，吏畏民怀。所建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马援、唐李渤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简。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历十年而成的《格致镜原》，被誉为清代中国传统博物学官方类书的代表，最早校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作者逝世前一年。该书广记一般博物之属，分一百卷三十大类，子目多至一千七百余条。内容涉天文、地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欣赏器物等，几乎无不具备。所谓博物之学，故名“格致”。又“格致”寓致知，即研究事物之意;“镜原”为探求本原，犹事物纪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采撷极博，而编次且有条理……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可称精核矣”，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
《格致镜原·饮食类·茶》引录了大量茶事文献，此前，茶文化界未曾关注，除“神农得茶解毒”以外，可能还有其它独家引录的内容，有待详细研究。
两点细微差别，引于何种《本草》有待考证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虽然《格致镜原》引文出于什么年代仍需考证，但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此引文肯定出自《本草》原著，因为身为高官的陈元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严谨的学者，从他凡事究其原委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看到该《本草》原著的。
二是可以排除引文出自《神农本草经》。除了最早的茶事文献《北堂书钞》、《茶经》未见《神农本草经》引文，今存《神农本草经》没有“茶”之词条外，从《格致镜原》引文使用“茶”字的信息，又附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句，说明该《本草》不会是唐以前的版本，而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新义录》记载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话题，《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早在1991、1994年就作过探讨，分别发表过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陈椽《〈“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赵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补考》三篇文章，可惜都没有说清楚，三文都把《格致镜原》书名错为“《格致镜源》”，把另一种记载“神农得茶解毒”的清代文献《新义录》作者孙璧文错为孙壁文，周树斌还颠倒了陈元龙与孙璧文的前后年代，说明他们均未查阅原著。陈椽所持观点也是“莫须有”的。
孙璧文在《新义录》中记载：
《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孙璧文(?—1880),字玉塘, 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原治所为仙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荣利，爱读书，尤善经史，博闻强记，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文选》颇有研究。光绪元年(1875)，太平知县邹仲俊、教谕马鹿初，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募集资金，四出搜集图书，主要从江、浙、沪、湘、鄂、赣、闽、粤等江南诸省市及日本等地购书2150种，计2.74万卷，藏于仙源书院，连同先期邑人捐书，藏书达3.3万余卷。除《新义录》外，另有《仙源书院》续编四卷等。
孙璧文晚陈元龙100多年，一个是清末举人爱书者，一个是清初高官、大学者，《新义录》引文与《格致镜原》完全一样，亦未记载详细出处，笔者以为《新义录》引文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排除《神农本草经》之说并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笔者以为，确立神农氏茶祖地位的，是国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尤其是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点睛之笔，“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是否出于《神农本草经》并不重要，排除该书“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丝毫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而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加于其上，无异于“皇帝的新装”。
附带一笔，因为《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文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