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茶叶生产的规律是南红北绿

范建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益智库院长，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家行政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四川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财政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子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村落影像文化志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全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

摘要

当前，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因此，探究其价值内涵及申遗意义显得极为迫切而重要。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种植年代久远、活态保存千年万亩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和人类早期茶种植模式的活化石，拥有以布朗族、傣族为代表的山地民族在充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基础上凭借智慧凝炼出的独特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和传统手工制茶技艺，是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充分挖掘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所在，对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地位、弘扬中华茶文化、充分发挥茶科技水平以及做大做强中国茶产业、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遗产价值；现实意义

作为当今活态保存最完整的文化景观，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被中国列为2022年首选推荐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面综合考察研究景迈山古茶林的历史成因、文化价值、生态意义以及现实保护、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于人类农业发展史还是古茶林自身的文化景观价值以及其隐含在景观表层下的民族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展开的探讨。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时代背景

茶，与咖啡、可可一样，并称为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在全球消费链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据统计，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1］。当前全球已有咖啡、葡萄、龙舌兰种植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景观遗产项目依旧处于空白状态。作为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茶不仅是最佳的植物饮料，更是中华文化的媒介符码，它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是中华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起源地，茶之于中国，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可谓不可或缺。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发现茶的药用功能，到唐代饮茶之风蔚然盛行，到宋代茶艺、茶道已成为文人风雅标识和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明清时期茶叶通过大航海货船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茶穿越历史，跨越民族和国界，在中华文明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扮演着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是我国向世界传递和合文化、展示风雅形象的中华名片，也是以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载体。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产业、茶文化的高度认可和赞赏。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园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以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实现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时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系统地开展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申报工作，推动古茶树种植园林有机、可持续演进并传承中华茶文化，既是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之需，也是筑牢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茶种植、制作、品饮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提升我国茶产业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护全球生态、文化、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重温人类文明记忆的有效路径。

如今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树属于山茶科、山茶属、茶组和变种，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是由野生茶树自然演化和人工驯化而形成的茶树类型，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古第三纪孑遗植物庇护所，也是山茶属的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2］。在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一带分布着大量的野生茶树、过渡型茶树和栽培型茶树，该地区栽培型茶树以乔木型、大叶种的普洱茶树为主，而景迈山古茶林就处于该区域的中心地带［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涉及惠民镇下辖景迈村、芒景村、芒云村以及糯福乡的勐宋村，留存着1180公顷的古茶林和15个由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寨，被誉为“茶叶天然林下种植方式的起源地”和“人类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申报遗产区包含5片规模宏大的古茶林、分布其中的5个布朗族和4个傣族传统村落以及古茶林之间的3片分隔防护林，申报遗产区面积71.70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119.28平方千米。当地世居民族在与自然动态调适过程中营建“茶在森林，村在茶林”的山地景观序列，在长期茶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与族群原生性文化相糅合，形成“和、善、礼、诚”的茶文化体系，以及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坚守“人、茶、地和谐共生，圆融统一”的美学具象空间，是景迈山古茶林与全球普遍存在的现代台地茶种植园相比所具备的特殊价值特征，也是全球森林生态农业开发、土地和资源利用可供借鉴的活态发展范式。

自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以来，普洱市澜沧县在国家和省文物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业内有关专家的鼎力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申遗基础性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初步成效。景迈山古茶林陆续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保护试点”“世界茶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其将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近年来全球诸多产茶及拥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地区，如与中国有着茶源地之争的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区、日本宇治绿茶产区、韩国河东郡花开谷茶区、缅甸掸邦高原产茶区等，正在深度激活茶园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和景观资源，纷纷为可持续保护管理抑或申遗做足准备，在国际社会对茶业发展高度重视和投入支持的良性态势下，景迈山古茶林作为茶类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申报世界遗产，不仅是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重新认知、传承延续与再创新，也是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讲好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做大做强茶产业的迫切需要，这于景迈山、于中国乃至全球茶界而言，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独特意蕴所在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体系，文化景观代表着“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4］，与以往单维度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有机融糅以及人地互动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人类将自身生息需求、情感意志、审美趣向、精神信仰建构于真实的自然之中并通过实践参与形成的独特景观物象。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附录中，文化景观被划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其中“有机进化的景观”是指人类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及催生的产业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5］,而景迈山古茶林便是体现人地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和双向互动关系的有机进化类文化景观的经典案例。其“林茶互生，人地共荣”的自然-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出原始森林农业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彼此阐发、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它揭示了世居民族与茶相互依存的真实样态，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天人合一”的哲思理念及所蕴含的崇高生存智慧，因茶而衍生的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伦理秩序映射出茶这一灵性植物对当地民族向上向善处世之道、知识系统及美好生活意景的正面形塑，是景迈山古茶林传承千年依旧保持鲜活生命力最本质的写照。

（一）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见证中国作为茶叶种植起源地的重要实物标识

我国产茶区域分布十分广阔，东自东经122°的台湾东岸，西至东经94°的西藏林芝，南自北纬18°附近的海南榆林，北至北纬38°的山东蓬莱山，在气候类型上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自然特区，涵盖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西南、华南、江南和江北四大茶区。各地区广泛种植的栽培型茶树起源于野生茶组植物，是在人工选育、自然和人为杂交以及地理气候差异等诸因素交织作用下由山茶科树木向小乔木和灌木型茶树演变而来，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6］。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物种灭绝，而地处北回归线地带的澜沧江流域的茶组植物得以孑遗幸存，之后逐步被驯化并大规模栽种。在世界茶源的核心地带--普洱市，发现了从茶树始祖逐渐演化为人工栽培茶树的五个重要阶段的典型实物遗存，即茶树始祖（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远祖（多地发现2500万年前的中华木兰化石）—野生茶树（镇沅县哀牢山千家寨2700年野生茶树王）—过渡型茶树（澜沧县邦葳千年过渡型茶树）—栽培型茶树（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

作为当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成片面积最大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中现存着4条雌蕊花柱的大茶树，与拥有3条雌蕊花柱的普通栽培型茶树不同，其花瓣数、叶形也具有野生茶组植物的特征，其极有可能是景迈山上的野生大理茶与普洱茶的杂交后代，是野生茶组植物曾经生长在此的证据。公元10—14世纪，布朗族、傣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时发现这里有大面积的野生茶树，便开始在此建寨定居并人工栽培茶树。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兴盛直接推动了景迈山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增，古茶林成为原住民重要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而来的瘟疫战乱导致西双版纳境内的易武、倚邦等清代贡茶山头的茶林资源被焚毁，而由于景迈山地处偏隅，古代交通位置又在茶马古道支线附近，因而侥幸躲避了这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使得景迈山古茶林得以保存并快速发展。在世居民族历经千余年的共同守护下，时至今日，景迈山依然留存着以大平掌古茶林和芒景山古茶林为典型代表的五片古茶林，被称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地。当前古茶林总面积达1180公顷，茶树种植密度超过1000棵/公顷，估算提名地古茶林内茶树数量超过120万株，其中树龄上百年的古茶树占比为9.8%［7］。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真实而又完整地阐释了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的关系，是对从原始野生驯化到人工栽培型茶树形成的世界茶叶演化史的实物见证。

（二）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当代缩影

布朗族、傣族先民定居景迈山以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大叶茶树耐荫、喜温、喜湿的生长习性，于是他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智慧的“林间开垦，林下种植”生产技术。林间开垦，是指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种植茶树，在每片茶树林周围保留一圈森林作为第一道防护带，宽度40米左右，防护带内不得砍伐树木和种植茶树，从而形成连片的古茶林，同时在古茶林片区之间保留一定面积的森林作为分隔带和防护林，以有效防止大风、低温和病虫害传染等自然灾害。林下种植，是指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在森林中选择性地在林间砍伐部分对茶树生长不利的乔灌木而保留一定的遮阴乔木和芳香植物以后，采用茶籽播种有性繁殖的方式栽种茶树，养护茶林，形成疏密有度、障透有序的乔木-茶树-草本植物群落的立体结构。上层主要生长茱萸、木荷、多衣、红椿等高大乔木；中层是本地种茶树优势群落，同时分布着樟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下层为禾本科和蕨类、药材、野生蔬菜等草本植物。这样一来，既能巧妙提升各层次植物群落对光能和养分的吸纳效率；还可以使自然植物的芬芳沁入茶叶，优化茶叶品质；更重要的是，古茶林自形成至今未施加任何化肥农药，只需充分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特性便可实现土壤肥力自我维系和病虫害自我控制，从而有效保持古茶林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7］。

茶林内不得随意砍伐、拾捡树木、捕猎益虫益鸟和种植其他作物；一年一般仅采摘春秋两季茶叶、人工除草两次，禁止毁林开垦为农田或现代茶园……以政府出台的保护管理规定、传统乡规民约以及世居民族自觉护茶的伦理信仰三方协同之力维系着古茶林纷繁多样的生物生境与蓬勃生机。当地延续千年的林间开垦、林下茶种植传统和高效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茶园普遍采取“台地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农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以打造现代种植园经济的大背景下尤显独特，展现了世居民族遵循野生茶树生理特性和生长规律栽培茶树的漫长历程中领悟积累的智慧知识，以及依托丰富物种群落之间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来实现森林-茶林良性互动、有机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景迈山古茶林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稀缺、依旧活态传承早期茶种植方式和原始茶林风貌的特色农业景观，其“林茶并植，物种共生”的复合种养系统，能为现代台地茶园探究原生态立体有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可供借鉴的范本，为世界茶叶种植基地提供云南本地古茶树优质种源及引种繁育方案。

（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理想山地人居环境的活态范本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世居民族“天人相生，物我合一”以及“取材于地，取法于天”的生态智慧理念落地的表现，是本土原住民在特定的山地生态语境下谋取生产生活和生存繁衍、崇尚自然和审美追求，通过与自然持续互动实践将原始森林缔造成多元性文化具象场域的结果，真实刻画出千余年来傣族、布朗族等多民族求知求善、团结互助，在资源有限较为封闭的小社会中营造的极致与卓越的中华农业文明和理想人居意景。源于世居民族的自然选择、土地利用、环境营造以及山岳神灵崇拜追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将山地、森林、河流等自然空间，茶林、耕地、水田等生产空间以及民居、佛寺、茶魂台等生活公共空间纳入和谐统一的整体格局之中，形成了要素自发有序、功能有机融合的山地生态机理。布朗族和傣族先民在聚落选址时注重地域特征以及各空间节点之间的适配平衡，首先根据景迈山地形、水源分布和朝向等自然条件确定神山，作为景迈山一切生灵的保护神和胜地加以保护，如景迈的广景山和芒景的芒景山。其选择均为整个山脉中的制高点和向阳坡，神山既是神圣的宗教祭祀场地，也是村寨水源林所在，受到严格的保护管理；神山确定后便背山面水选择西坡或北坡搭建群落式布局的村寨，而将朝向较好的东坡和南坡留作耕地，村寨在海拔1400米左右，位于连绵云海之上。然后以村寨为中心，在其周边种植茶树以便于对茶林的管护；为避免开垦和种植过程中对古茶林造成的干扰，生产粮食和蔬菜的耕地选在距离村寨较远、水源充足的低海拔的地段。此外，傣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完善的水稻农业耕作技术，同时结合景迈山的地势特点在河谷旁营建山地稻田。当地居民对土地巧妙的垂直利用和平面开发使景迈山形成具有深远延展性的独特文化景观界面［8］，呈现出“神山、森林-古茶林-村寨-耕地-水田-河流”自上而下的不同等高线的立体空间序列分布、“村寨-古茶林-森林”由点到面的功能圈层以及“寨心-干栏式民居-佛寺-寨门-神树”由内向外排列开充满信仰寓意的村寨建设布局，有效地实现了生态平衡、生产实践和生活美学的有机融入与完美糅合。从整体格局的营造到细部实物的雕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处处展现着色彩、形态、线条、生物、地质、水文等构成的合规律性所给人的自然崇高美感［9］，它赋予了人类与自然一体同源性关系的全新表达并诠释出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

（四）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多民族汇聚、茶文化浓郁的人文福地

景迈山古茶林也是一座以茶为主题、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多民族特色的乡土聚落景观，遗产申报区内纳入遗产要素的传统村寨共9个，包含景迈大寨、勐本、芒梗、糯岗老寨等4个傣族传统村寨，以及芒景上寨、芒景下寨、芒洪、翁基、翁洼等5个布朗族村寨，还有1个以酿酒而闻名的汉族村寨—老酒房未被纳入遗产申报要素，缓冲区内包括1个水傣村寨—班改、1个佤族村寨—南座以及3个哈尼族村寨—笼蚌、那乃、芒云老寨。作为较早种茶、饮茶的族群，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并在共同守护古茶林生态、维护景迈山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信念使命和自觉行动的支撑下，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族内和族际和谐关系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方式。当地村落-政府-宗教三方协管的社会治理体系给予了村民充分的民主决策权和公平的交流发言权，例如村委会、村民小组及茶叶合作社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村规民约、建立群众性组织和参与遗产地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各村落“古茶林保护小组”注重吸纳德高望重、熟知传统文化的长者和宗教人士加入，以负责村落日常事务管理之中，这种和谐参与地方事务治理的共治机制发挥着教育村民、团结族群和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效应［10］。传说中布朗族茶祖帕哎冷去世时曾留下遗训，嘱咐后人“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作为世居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茶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地形塑着民族精神气韵、维系着族内族际关系。当地民族在种茶、食茶、制茶、品茶、售茶等一系列与茶日常相处、对话的真实情境中，自然地习得了与茶精神内核相通的包容平和、温良恭俭的品格心性、质朴儒雅和崇尚自然的美学生活态度。村民们秉承茶祖遗训，一代代地守护茶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在草木间，人生于草木，必将还原于草木”的茶文化精神。同时，茶也成为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之间传情达意、倾心交往、信息共享的灵动媒介，是乡里往来的待客礼物、提亲定亲的爱情信物、婚丧嫁娶的邀请信函以及宗教祭祀的必备净物，它作为物质实体抑或符号象征达成了村民和睦共处、和衷共济的沟通愿景［11］，连结起景迈山多民族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强化了群体成员的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感和地方依恋情感。基于对茶的敬仰与崇拜之情，当地村民在长期乡土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孕育出具有鲜明地缘生态特征和民族个性、与传统民俗相联系的茶文化事象，具体包含种茶文化、采茶文化、制茶文化、食茶文化、饮茶文化、品茶文化，以及与茶有关的祭祀活动、文学艺术等（见表1）。茶祖与茶魂（神）树祭祀是景迈山最独特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布朗族和傣族分别将各自的祖先帕哎冷和召糯腊尊为茶祖，并结合民族节庆活动——布朗族山龛节、傣族泼水节在古茶林、茶魂台、茶祖庙等地举办神圣的祭祀仪式，各民族齐聚祭台表达出感恩神灵、祈求茶叶丰收和生活美好的精神夙愿，茶已然超脱出最初的物质功能，成为印入民族血液骨髓的精神图腾和沟通神灵、纳祥祈福的神物象征。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阐释

景迈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于有机演进的历程中，它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断，主体民族没有发生更替，古茶林的位置及茶树品种未曾改变，茶产业和传统民居建筑发展、原住族群茶树资源利用的每个历史阶段在此都有完整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例证，正是这些真实生动的人文印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景迈山多元化的文化遗产价值［12］。价值辨识是文化景观遗产认定的核心要义［1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价值）评估标准中的标准iii和标准v（见表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景迈山的景观内容不断发生动态演化，景观价值也在不断地延续和沉积。全面、准确地厘清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既是深层次地诠释遗产所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有效方式，也是申遗成功之后实现遗产地长效、有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历史见证价值：完整清晰地勾勒民族迁徙、茶叶种植等漫长文明史

景迈山至今仍活态地保留着众多传承民族集体记忆与地方发展历史的民间文艺作品、林木群落和文物古迹，主要包括以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以经文、典籍、诗书为表现形式的叙事文本，以社会风俗、节庆、礼仪为主的民俗传统，以古茶林、竜林、古寨、佛寺、祭台、古道为代表的物态象征，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载体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些文化样态共同书写了景迈山族群生存繁衍、迁徙定居、英雄事迹、族际往来、茶祖祭祀、茶叶种植和贸易等千百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当地关于布朗族祖先帕哎冷和傣族祖先召糯腊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也以傣文的形式记载在文本之中。据民族传承人口述和文史资料［14］记载，布朗族祖先最早居住在“勐些”（今昆明滇池一带），后来迁徙到勐卯毫法（今德宏瑞丽地区），因族群间资源争斗的爆发，以帕哎冷为首领的部族便继续往东南方迁徙，寻找生息繁衍之地。茶是布朗族祖先在迁徙途中因流行病侵袭而意外发现的，茶独特的解毒功效挽救了整个族群的生命，从那以后茶便成为布朗族先民神圣的药品，首领帕哎冷要求在迁徙途中，若看到茶树必须做好标记并有计划地将茶树进行人工移植栽培，因此凡是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人工种茶的痕迹。经过漫长的迁徙，帕哎冷率族群来到了“芒景汪弄发”（今芒景山），茂密的森林资源和茶树资源让这一族群决定在此安家建寨，开荒种地，在狩猎的同时开始栽培茶树，他们从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种植在寨子周边、房前屋后，对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茶树从一棵到数棵，再到成片成山，数十代人的辛勤劳作与用心呵护，换来了千年万亩的古茶园景象。足智多谋的帕哎冷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迎娶了景洪傣王的女儿——七公主“喃发”，为当地引入了先进的稻作农耕和纺织技术。这些古老传说后面所隐喻的则是布朗族和傣族两个族群体在景迈山相依互存，互学互鉴，种植茶叶共建景迈山的历史真实。景迈山还流传着傣族祖先的传说，部落王子召糯腊最早与族人生活在勐卯毫法一带，随着部落规模的壮大，食物供应愈发匮乏，召糯腊只好带着部分族人重寻新的生活之地，他们顺着澜沧江而南下，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景迈山。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中，茶叶治愈了妻子喃应腊的怪病，于是召糯腊便召集族人将茶种撒遍山间，世代种植以惠泽后人。虽然各民族信奉着不同的祖先，这些世代口承的神话传说却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生存发展历程、漫长迁徙图景、族际结盟和亲以及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效后逐步植茶成林的人茶际缘故事，反映了各族群面对艰苦卓地的生存环境不断调整、平衡与外部自然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逻辑。此外，从物态象征来看，千年万亩古茶林与现代有机疏林茶园和谐相融的共生场景，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早期野生茶树被人工驯化栽培等过程，同时也记载着20世纪90年代为了片面追求高产而利用现代种植技术在古茶林外围开垦高产台地茶园的历史以及人们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台地茶园单一林种结构所带来的病菌感染、农残超标等局限性后，反思性地去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将其回归至“生态多样性+稀疏留养”模式的茶叶种植发展模式的现代有机茶林建设。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历史见证价值，还体现在融合佛道教及汉族文化的芒洪八角塔、景迈大寨西侧遗留的石铺茶马古道和过去茶商马帮留宿的撒拉房等文物古迹、遗址遗存，也客观地印证了景迈山早期民族对外文化交流、茶叶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二）自然生态价值：原生态的自然基底、农业景观环境以及古朴的自然崇拜生态观

从原生态基底来看，景迈山古茶林的形成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自然形势和地理形态。景迈山地处横断山南延部分，北回归线附近，属亚热带立体季风气候，巍峨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南下的寒流，因而景迈山气候温暖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只有旱湿两季，年平均气温18.4°C，年降雨量1689.7毫米，年均相对湿度79%，最低海拔1100米，最高海拔1662米，平均海拔1400米。由于环绕景迈山的南朗河、南门河输送充分的水汽，特殊的对流条件和气温分层现象让景迈山容易产生大规模云海，每年出现云海的天数180天左右。辖区内雨热同季，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明显，再加上常年云雾遮罩，形成了一个水土与水汽生态循环的局地小气候环境，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出产的茶叶往往翠绿多毫，持嫩度好，茶叶内含的氨基酸、叶绿素和含氮芳香物质更为丰富。从农业生态景观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是一处完美体现生态链主体性和整体性的农业活态遗产。当地族民因地制宜地利用茶树天然生长习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在原始丛林中做有限度的斑块状开发古茶林，从而创造出一个依靠自身便能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规避生态脆弱环节，以及不断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具有稳态延续能力和生态韧性的农业生产系统，揭示出物种间正相互作用及资源互补利用的可持续的重要生态学机制。与此同时，原住民在森林里建寨，在村寨四周栽培茶树，营建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立体复合的山地高效农业和特色人居景观，它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以及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的传统农事经验与生存智慧［15］。

从世居民族的生态信仰来看，当地以“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和行为指向生动地传递出原住民们在特定生存环境下认识、顺应自然、与天地自然共生共存的集体智慧。世居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是复杂的、多元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茶为象征符号的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相互交织、堆叠，从而促成了一系列对万物生命浓厚关怀、对自然取用有节等维系礼制秩序和生态节律的风俗禁忌、民俗仪式。例如，每个村寨都有着自己的竜林，一般选于寨子背后的一级水源林，竜林是不可侵犯的神灵栖息之地，林内不能随意进入、破坏一草一木，以超自然的神灵权威规范着当地族民对生态保护的实践行为，有效遏制了因水土流失和乱砍滥伐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失衡；关门节和开门节是景迈山傣族、布朗族、佤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民族的共同节日，7月份关门节开始后人们必须集中精力投入劳动，不得进行恋爱嫁娶、起房建屋，尽量减少社交集会活动，直至10月份开门节到来。节日中有个重要的“苏玛”文化，“苏玛”是向老师、父母等年长者敬礼、道歉的意思，人们通过佛教戒律中强调的断恶修善、节制自律等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欲望；此外，限制对资源持续开发的轮耕垦休制度，利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生产的习俗惯例，种茶采茶前祭祀茶神以及砍树前敬献树神等，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神性心存敬畏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自觉，对景迈山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自然运转及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世居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缔造、凝结的传统生态信仰体系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朴素而深刻的辩证关系及生态哲学智慧，特别是其中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理念与民族社会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评价融合的诸多举措在当今仍发挥着效用［16］，为帮助我们应对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推动绿色发展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三）传统技艺价值：智慧的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及手工制茶技艺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原始森林农业土地利用的典范，当地居民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演化和动态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而又巧妙独特的土地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森林-茶林-村寨相互依存的土地平面利用技术。依据海拔差异高效配置资源空间的土地垂直利用技术以及背靠神山聚居、围绕寨心建寨、适应气候地势建屋的村寨建设技术。

在聚落居住空间布局上，寨心是整个村寨建设的基准点，也是村民进行宗教祭祀、公共集会的中心场地。寨内的佛寺等建筑和民居围绕着寨心紧凑布局，由内向外依次扩展而建，上下成行，左右成排，且每户的道路出口和门口都朝着寨心。排与行之间是整洁的巷道，顺次延伸至每户民居，直通寨心，构成完善的村寨内部交通网络。传统村寨向心式的围合布局，既象征着族群集体同心同德同前行的精神凝聚力，也彰显出先民基于深刻自然体悟对山形地势的巧妙规划和集约设计，其将各类生产生活土地利用功能耦合协调以达成统领空间的作用，通过在民居整体空间之中有规制地设立寨心、佛寺等公共文化空间节点，将祭祀祈福等集体文化活动与村民日常生活亲密联结，有效提升人们对文化功能空间的参与感。

世居民族为了适应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山势崎岖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木竹草等天然建筑材料创造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干栏式民居。屋顶被巧妙地设计成双斜面的“人”字形，即歇山式屋顶，防止积雨所造成的对建筑物的损坏。底层为架空层，过去一般用以堆放杂物或者饲养牲畜。二层由前廊、火塘、堂屋、晒台等组成，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内外交融并集居住生活功能和茶叶晾晒、加工等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民居形态。从先民定居景迈山至今，传统干栏式民居经历了从一代草木结构干栏式民居，到二代瓦木结构叶檐干栏式民居，三代瓦木结构高楼干栏式民居再到四代砖混结构高楼重檐干栏式民居的演变过程。虽然建筑材料、干栏层和二层板壁的高度、空间功能利用有所改进，但民居的整体风貌样式和空间肌理依旧能清晰反映民族和地域特征。当前芒景村、芒景村翁基村寨以及景迈山糯岗村寨已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民居（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建筑及新建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及与环境协调的现代建筑栋数占总民居建筑数量的80.35%，其中保存最好的糯岗老寨传统民居比例达100%［2］。

在制茶工艺方面，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被列为市级非遗项目，其手工制茶的古法仍传承在族群记忆和生产实践之中。早期当地族民制茶方式较为简朴，将鲜叶用手揉搓后去涩味，再晒干或用火烘干即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尤其是明代茶饼制作技术传入后，典型的景迈山普洱生茶加工方式以手工制茶饼为主，流程包含采茶、摊凉、杀青、炒茶、揉捻、晒茶、拼配、筛分、压制等多道工序，火候的大小、炒茶的时长、揉捻的力度都很讲究，要靠制茶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徒弟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四）艺术美学价值：诗意栖居的乡土景观和投射情感的文化表象

在传统村落日趋空置离散，乡土传统与记忆逐步消解的普遍现实景象下，景迈山古茶林仍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鸢飞鱼跃，烟火人家”的生机之美，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样本。也正是茶为当地村民构筑的丰裕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让村民们始终秉持着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美学理念以追寻“诗意地栖居”这一审美化的生存境界。景迈山古茶林的核心气质是天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内在同构，人文与自然的交融互动［17］，它是将真善美和谐地渗透于乡土肌理之中的大地艺术。“真”体现在林田、村舍、屋宇、古道、佛寺等节点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形和势协调契合而展现出柔婉流畅的整体灵动性和韵律感；“善”体现在当地敦睦友邻、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以及在尊重生命、善待万物等朴素生态伦理观滋养下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之繁盛；“美”体现在葱茏茶林与缥缈云海、万道霞光、静谧古寨交相辉映呈现出如诗如画、田园牧歌般的乡野图景。深邃幽远的茶林意境、青瓦木墙的民居样式、拜神祈愿的宗教信仰、弹性有序的空间布局以及原始质朴的风格基调，构成了景迈山隐逸出尘的独特神韵。从生活美学意向上看，景迈山古茶林可谓是一座“浓翠蔽幽径，花深掩柴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理想人居之境。

景迈山古茶林还留存着诸多叠加喻义诉求的文化景观物象和意象，当地族群将自身的审美意趣、情感体验、品格意志、倾注心灵的期冀以及对天地的感恩等主观意愿投射于自然之中，通过场所构建和文化内容填充等持续性的实践行为，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精神外化形式［18］（参见次页表3），包括芒洪八角塔、哎冷山茶魂台、翁基古寺、萨迪井等历史遗迹，竜林、蜂神树、茶神树等神化自然表征，节庆、舞蹈、音乐、文学等民俗艺术以及屋顶装饰、室内火堂等细部雕饰物……作为族群记忆保存和传递的载体，这些带有温度的物态空间和符号表征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如布朗族屋顶上的一芽两叶装饰映射出茶已然成为族群的精神图腾，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祈福生活像枝繁叶茂的茶树一样蒸蒸日上的心愿；民居室内中心的火堂是家庭内部进行煮饭等日常活动、商讨事宜、招待客人的重要场所，其承续了保佑氏族繁衍兴旺的神圣意义；泼水节将傣家人对水的挚爱与崇拜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互相泼水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祝愿和对生命的礼赞。这些凝结着时间厚重感、交织着多样化精神与情感认知的珍贵见证物，便构成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艺术价值表现的主要内容。

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世界意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一座以古老的林下茶种植传统为鲜明标识、以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交融为特色标志，被全世界公认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作为全球首个以茶之名申遗的茶山，景迈山古茶林肩负着中国茶与世界不同地域文明交融互鉴的神圣使命，其申请世界遗产不仅能提升人们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认知自觉、文化自信和保护实践，推动古茶林所承载的自然、文化与历史生命的当代延续，而且能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展现悠久的中华茶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提供独特而生动的窗口，更能填补茶叶种植园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空白，为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千年万亩古茶林、极具魅力的传统村落、干栏式民居建筑群、佛寺金塔、茶魂祭祀台、手工制茶技艺、节庆民俗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景迈山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这些举世瞩目的生态和文化瑰宝，不仅仅是景迈山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的有力探索

1.是对遗产地保护的延续与创新。申遗本身就是一场不断深化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认知、探索如何可持续地保护传承遗产的创新过程，也是一场需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漫长系统性工程，景迈山古茶林从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到当前被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申遗的10年时间里有序推进着如下工作：遗产突出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炼辨识、遗产地保存管理现状评估等勘测规划工作，以及古茶林和森林管护、民居古迹修缮、环境综合整治、地方性知识推广、风险监测预警等保护实践工程以对标世界遗产评定标准；景迈山古茶林的原始生态风貌、精神文化面貌以及乡土社会容貌也在有机持续更新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伴随申遗而介入的现代知识理念、现代管理体制与传统的经验智慧、规制习俗之间交融互构、彼此共演，从而能够有效维护茶林生态建设、产业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协调有序、高效统一的关系状态，有效推动景迈山地域内涵记忆和文化符号更深层次地凝炼、更广维度地传播，还能有效规避古茶林文化景观被遗忘、被边缘化、被解构的风险，以实现遗产地在当代情境下的传承延续并让其成为当今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成分。

另外，申遗凝聚着政府相关部门、当地社区民众、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多元社会主体的智慧力量，其能在科学实现景迈山遗产地可持续保护与传扬大众美好愿景的同时，兼顾协调不同层面社会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例如传统干栏式民居的历史风貌延续与村民现代居住需求之间的适配平衡、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传播与民族传承人断代、稀缺的矛盾化解等。申遗过程中所给予当地民众的充分独立权、主体权、话语权和精神关怀，也能够鼓励和引导当地民众感知申遗意义、体验高远理想和增进族际认同，充分激发各民族的创造潜质和奉献热情，并有助于树立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责任感，从而通过申遗的不断探索，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文化之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2035年文化强国的建成，提供景迈山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的展示与经验。

2.是对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景迈山古茶林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整的传统知识与系统、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生活体，其传统的林下茶种植便是遵循大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依靠茶林内物种群落之间的能量流动和养分输送，而无需喷药施肥便能实现茶林自我生态的良性循环，这是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发展农业的完美阐释。它对于当今以追求产量导向的单一化育种为显著特征，以喷洒农用药剂、重施化学肥料为常态的现代种植业而言，具有特殊而珍贵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从维系生态稳定的视角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够活态保护与传承这种绿色有机、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传统农耕方式，引导生态环境继续向“提质增绿”的良性方向延伸递展。其申遗不仅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美丽乡村建设、做实做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也是对新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体要求的生动性实践。

在茶产业已成为景迈山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的现实背景下，申遗能大幅提升景迈山茶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而有助于依托地域生态环境、文化景观资源并围绕普洱茶这一核心主题，探索多功能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科普研学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化的衍生产业，在最大限度激发产业造血功能的同时能规避因过度依赖单一茶叶售卖而造成的经济风险，形成产业有序发展、生态优美宜居、百姓生活幸福、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景象。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茶文化、突显中国茶产业、提升中国茶科技的有力抓手

1.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对“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这一科学结论的有力佐证。现代作物学把特定作物近缘物种最多的地方作为该作物所属物种的多样性中心和驯化、起源中心，经多国专家的理论推演和实地证实，中国西南地区被认定为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起源中心以及最早开始人工驯化栽培茶树的地区。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居民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样本和当前世界上发现的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是古茶树天然基因库和茶文化资源宝库，它提供了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驯化与传播以及理清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关系的真实而强有力的证据，完善了中国作为茶树、茶文化发源地以及云南普洱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的物证链，其申报世界遗产既是有效加深世人对云南澜沧江流域作为世界古茶树资源富集区、优质普洱茶原产地和集散地认知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充足理据回应国际茶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偏见及驳斥否定中国茶树在世界上产销的光荣历史等种种谬论，捍卫了中国在全球种茶、制茶、饮茶等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客观需要，对复兴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茶叶软实力、盘活底蕴深厚的中华古茶文化，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2.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彰显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景迈山世居民族在与茶相伴、与茶对话等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充满地域生活气息和民族艺术情调的茶事、茶礼、茶宴、茶俗、茶艺等茶文化样态，尽管自身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与中华传统茶文化一脉相承的景迈山茶文化，同样承载着以茶雅心、以茶养性、以茶待客、以茶行道的社会功能，饱含着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道、佛诸派思想、以“和、敬、怡、真”为核心的茶道精神［19］，涵养了宁静致远的茶境、含蓄内敛的茶修和敬意浓浓的茶情。借助申遗这一媒介窗口，可以跨越国界的藩篱、种族的隔阂和语言的障碍，充分激活茶在国际公共外交中的特殊使命和重大担当，既够将中华文化之国粹——茶文化更绵长而有力地播散和传扬，发挥其沟通心灵、开放共享、传递美好的独特价值，向世界传达仁爱、友善、谦逊、包容的中华礼仪精神和自信豁达、团结开拓、厚德载物的传统民族精神，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国际视野和世界价值，拓展中国同世界各国茶文化交融互鉴的空间，让传承千年历久弥新、千姿百态各具风采的中华茶文化之花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尽情绽放。此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的中华茶文化还承载了中国人所崇尚的与世界和谐相处之道，因此通过申遗讲述中国茶故事的同时还能传递“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1］，将热爱和平、务实负责、追求共赢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以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公信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纷乱的当下世界提供一剂润心静气的良药，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服务。

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不断提升茶科技水平，做大做强茶产业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茶叶生产的原产地，是世界茶叶种植面积最大、茶农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生产加工、农残超标严重、生产技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品牌产品稀少、市场竞争不足等问题，在国际茶叶领域的地位远远落后于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的实际。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正是我们认真吸纳国际先进茶叶生产技术，引进茶类研发技能人才，借鉴国际市场营销模式，树立自主国际品牌，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与世界茶发展同步接轨，从而真正做大做强茶产业这篇大文章，使中国茶叶重振雄风，全面走向世界！这次申遗是个难得的良好契机。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维系世界生物多样性、坚持绿色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

1.它能为世界茶种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以及人类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首先，作为漫长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下诞生的伟大杰作，景迈山古茶林呈现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不仅仅是传统手工揉制的普洱茶，而是一个包含物种资源、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哲理等在内的可供全球农业借鉴经验的生态人文复合系统，是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经典范本。其申报世界遗产，不仅能实现对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模式的原真记录和现实功能的活态延续，还能保护、利用优质罕见的云南本地群体种古茶树资源，以维系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传承赓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多姿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艺术瑰宝，以维系人类文化多元性。其次，申报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时，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视野来进行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面积及内容的界定、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取辨识等前期规划筹备工作，以及从景迈山古茶林成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到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再到被批准为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完整申遗轨迹，均能为全球茶产区和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最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自然、经济、社会协同演进的内在文明形态，人与自然相感相通、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规范，自洽合一、节制有度的人地和谐关系，有助于为全球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解决遗产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迈山的世居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及万物生灵相处过程中一直躬身践行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认为在天地人关系中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以至诚的态度去理解自然万物的本性和规律，所以他们从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通过一系列以真善美、有序和谐为旨归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禁忌规制和自觉行为，维系着千百年来古茶林的葱茏绿意和景迈山自然秩序的中正平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加剧，新冠疫情、蝗虫肆虐、洪涝灾害等突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危机，促使人类重新反思自身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向世界分享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传统智慧，能为建立兼具环境责任感和关怀感的全球生态意识、建设互动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贡献注入“源动力”；对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协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极大的当代启示价值。此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多民族相互依存、温情和睦的相处样态，多文化彼此交汇、求同存异的真实格局以及茶本身的质朴、内敛与温和，生动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高尚精神和处世哲理，对各国之间建立和衷共济、共建共赢的合作关系、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消弭文明冲突，形成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熊李力.中国茶文化与大国外交相融相通之道［J］.人民论坛,2021(23).

［2］中国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文本［R］.北京：国家文物局，2019.

［3］邹怡情.正在申遗的全球第一处茶文化景观——普洱景迈山[EB/OL].中国网,http://union.china.com.cn/txt/2020-07/20/content_41225974.html.

［4］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下）［J］.东南文化,2010（3）.

［5］李晓黎,韩锋.中国风景名胜之潜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价值贡献［J］.城市发展研究,2015,(8).

［6］清源文化遗产.以茶问道——“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阐释展[EB/OL].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94701133_170361.

［7］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一个全新的领域［J］.旅游学刊，2022（6）.

［8］孙彦斐,唐晓岚.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文化景观的价值及实现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21(4).

［9］王远坤.乡村生态的美学认知［J］.江西社会科学,2008(7).

［10］鄢英.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和谐特质［J］.贵州民族研究,2020(9).

［11］金红.论傣族乐器“光邦”的象征功能［J］.学术探索,2017(3).

［12］邹怡情.茶马古道视野下的景迈山遗产价值认知［J］.中国文化遗产,2019(6).

［13］陈晨,李辉.原真性视域下的文化景观遗产价值辨识重构———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14］苏国文.芒景布朗族与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15］彭兆荣.论中国农业遗产的生态智慧——以梯田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

［16］钟秋思,丁莹.佤族民间信仰中的生态智慧与实践［J］.贵州民族研究,2020(2).

［17］柳伟平.西湖文化景观的生态美学价值评估［J］.重庆社会科学,2017(12).

［18］陈宇飞.文化景观遗产:城市化时代的价值重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5).

［19］蒋文忠.茶文化蕴藏着哪些内涵［EB/OL］.光明日报.

来源：大益智库 范建华、邓子璇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同乌龙茶发源于福建，而具体发源于何地？是闽南安溪，还是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市）或是闽南漳州？尚有争议。针对乌龙茶起源问题，进行以下思考：

武夷山发源说及其佐证史料的考辩

武夷山发源说主要出现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相关著述渐多，一度几乎盖过闽南安溪说，此说的佐证材料几乎都是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安溪茶歌》和陆廷灿《续茶经》里引用王草堂《茶说》里的相关记述。反观著名茶叶专家在谈起乌龙茶发源时则审慎得多，并不妄下结论。

下面，来认真考究支撑闽北武夷山说重要佐证材料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严密性。

目前，持乌龙茶起源于闽北的人士，其主要依据是对阮旻锡《武夷茶歌》、《安溪茶歌》和王草堂《茶说》、陆廷灿《续茶经》的解读而后引而为据。但仔细研读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及乌龙茶制作技艺的起源问题。

阮旻锡《武夷茶歌》与《安溪茶歌》的

文意解读

阮旻锡（1627—1712），字畴生，僧名释超全。福建厦门同安人。阮旻锡师从工部尚书曾樱，与之共患难。顺治五年（1649），清军攻袭厦门，曾樱战败，殉节自尽，阮旻锡冒险为其收尸。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在厦门设储贤馆，阮旻锡为其幕僚之一。其后阮料抗清无望遂弃家行邀，奔走四方，留滞燕云二十余载。甲戌年（1694），阮慕茶名至武夷山，入武夷山天心禅寺为僧，与闽南籍僧人在寺庙研习茶艺，品茗论道，以茶论佛，以茶说经。阮旻锡大致在1694—1703年期间写下《武夷茶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厦门写下《武夷茶歌》的姐妹篇《安溪茶歌》。

《武夷茶歌》：建州团茶始丁谓，贡小龙团君谟制。元丰敕献密云龙，品比小团更为贵。无人特设御茶园，山民终岁修贡事。明兴茶贡永革除，玉食岂为遐方累。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景泰年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郭公青螺除其弊。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借此少为利。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尺深山栗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抽与烘焙。谷雨届其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道人山客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凡茶之产准地利，溪北地厚溪南次。平洲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腻。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安溪茶歌》：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聩聩，世道如此良可嗟。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仙山道人久不至，井坑香涧路途赊。江天极目浮云遮，且向闲庭扫落花。朝夕几焙茗香迷，无暇为君辨正邪。

《武夷茶歌》讲述了武夷茶区茶的发展历程、采摘、制作、品类以及武夷山特有的祭祀、喊山习俗等文化信息。但并没有提到乌龙茶制作工艺的起源问题。

《安溪茶歌》的文意是：安溪适宜种茶，这里的居民于每年清明时节采摘茶叶，廉价卖给普通百姓；近来在武夷山做出了紫毫、白毫两种茶；外国的商船年年前来买茶，价格却全由牙行定价。武夷茶在西洋畅销，安溪茶模仿武夷茶；此时作者的肺病加剧，无法分辨真假！这只是当时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在如今的茶叶市场上也是比比皆是的！），只能说明武夷茶在西洋市场的欢迎程度，并不能说明乌龙茶起源于闽北。而且，茶歌中所描述的茶叶“紫毫”和“白毫”是两种红茶而不是乌龙茶。

著名茶学家、茶教育家、茶史学家陈椽在《新中国茶业科学论》中指出：青茶（作者注：青茶即乌龙茶）起源于安溪，茶农逃乱，先到沙县而到武夷山。青茶制法也传到武夷山。安溪茶农到武夷定居后，仿效小种红茶先炒后揉的制法，改进安溪青茶制法，提高香气，品质大大提高，销路很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安溪青茶仿武夷岩茶样，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改进制茶技术的一般规律，不足为奇。并不是武夷岩茶先于安溪青茶。

由此可见，阮旻锡的两首茶歌只是对武夷和安溪两地茶的采制、品类、技术改进、销售等的描述，而与乌龙茶的创制发源无关。仅仅以《安溪茶歌》中“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来作为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而后传入安溪，是解释不通的。

《茶说》与《续茶经》的文意解读

陆廷灿《续茶经》（成书于1734年）中引用王草堂《茶说》（清康熙、雍正年间）的记载。王草堂《茶说》载：“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约隔二旬复采，谓之二春。又隔又采谓之三春。头春叶粗味浓，二春三春叶渐细，味渐薄，且带苦矣。夏末秋初，又采一次为秋露，香更浓，味亦佳。来年计，惜之，不能多采耳。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之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越发即炒，过或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焙之以烈其气也，汰之以存其精力。乃盛于篓而鬻于市”。

陈椽指出：《茶说》论述制焙方法很详细，不是乌龙茶的焙制方法，而是小种红茶的制法。从阳羡岕片和松萝、龙井的绿茶制法发展到小种红茶的制法。“过红锅”的技术，没有掌握好，半青半红正是表明红茶的花青严重。武夷岩茶制法是摇青，边红中青，旧称三红七绿。小种红茶制法的特点，是经过晒青（雨天烘青），过红锅后初焙，摊放拣梗，再焙。

△余泽岚2016年10月摄于武夷山星村镇九曲码头

显而易见，陆廷灿《续茶经》引用王草堂《茶说》的有关记载，只是记述了小种红茶（而不是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并没有提及起源一说。如今的引用者以此为据说明乌龙茶发源于闽北武夷山，但也都忽略了最为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茶说》只是对茶叶制作工艺的总结性记述，并非是对茶类起源的记述，这是不足以得出乌龙茶起源于闽北的论断的。

乌龙茶发源于武夷山的民间传说

据西安瓦库2014年7月22日《瓦库茶事·乌龙茶的起源与影响》一文中记载：关于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清朝年间，有一队官兵经过武夷山，当时正值采制季节，厂主及工人们仓惶躲避，士兵们就睡于茶青之上。官兵走后，厂主见茶青已变软，部分边缘发红，痛心不已。无奈之下，将其炒、揉、焙，结果意想不到其茶不但香高、味厚，而且比之松罗茶更无苦涩。笔者认为，士兵们在茶青上睡觉时压迫、滚动，这种无意识的简单“做青”，却起到了部分发酵的效果，真是“歪打正着”。厂主、茶师们喜出望外，逐渐揣摩而为之，终于摸索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这当然是初级阶段的乌龙茶。有人将此引证为红茶起源，笔者认为欠妥。因为红茶主要在揉捻后发酵，而乌龙茶是在炒揉之前发酵，士兵不可能睡在粘乎乎的红茶茶胚上。这种偶然的巧合是有它的前因的。

△说茶编辑2020年4月在武夷山拍摄

但在武夷山地区广为流传的这则民间传说，更多人讲的却是红茶起源的传说。由福建农林大学等编写的《丝路闽茶香——东方树叶的世界之旅》一书中指出：传说，它的诞生纯粹是源于一个美丽的错误。武夷山民把它从茶树上采下，原本是要做成绿茶的，可是因故没有及时付制，芽叶全都发热变红，“变质”了！这可愁煞了山民们，无奈只好将错就错，并砍来松柴熏焙。这些“变质”的青叶做成茶后，乌黑的茶色看起来不甚美观，甚至还有些丑陋，与鲜翠的绿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松香，而且尝起来隐约间有类似于桂圆汤的味道，这便是世界上第一泡红茶——正山小种。小种红茶在桐木关问世后，最先是葡萄牙人发现了它的美，然后又于1610年被荷兰人最先把它装进了商船输往欧洲，武夷红茶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自1684年清政府首度解除海禁以来，武夷茶几乎已经传遍了欧洲。到了1689年，英国商船首次停靠厦门港，直接收购武夷红茶运回国。

乌龙茶闽北发源说的人士为了说明乌龙茶起源于武夷山也有民间的传说，却把众所皆知的红茶发源的民间传说套用在乌龙茶上，这也是说不过去的。

武夷茶不同于武夷岩茶

《武夷岩茶姚月明论文集》中“武夷岩茶之崛起”讲到：在明末清初以前武夷之茶只能称“武夷茶”，而不能称“武夷岩茶”，因两者有根本区别，前者应解释为武夷之茶，包括蒸青团饼茶、炒青散茶以及小种红茶、龙须茶、莲心等诸茶；后者是专指乌龙茶（青茶）类，即生产加工在武夷的半发酵茶。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或者是所谓的民间传说，都无法说明乌龙茶起源于闽北武夷山的。

漳州发源说的质疑

经查，极少数认为乌龙茶发源于漳州的人士的观点，其依据也是对阮旻锡《武夷茶歌》和《安溪茶歌》进行解读而得出的结论。漳州市芗城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陈侨森在《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一文中主要是对《武夷茶歌》中“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安溪茶歌》中“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进行解读分析，认为：按两首茶歌和有关资料分析，明末清初，漳州茶叶商在武夷经营茶业，使漳州的乌龙茶制作工艺传入武夷。安溪的乌龙茶制作技术则是学习武夷，故说乌龙茶的半发酵制法源自漳州。不过那时不是叫乌龙茶，漳州茶商标名“漳芽、漳片”。当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不是偶然，而是漳州人讲究品茶、精心研制，逐渐改进的结果。由此得出乌龙茶工艺源于漳州，太过于武断和牵强，也许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吧！

△说茶编辑2019年8月在漳州诏安拍摄

论安溪发源说

相较于闽北武夷山或闽南漳州起源说，乌龙茶发源于闽南安溪的可能性更大，且有着权威、翔实的史料可以佐证。对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文献资料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问题，实际上从解放前后以及多年来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下面以目前能够查询到的有关乌龙茶发源地记载的文献出版时间为序进行阐述：

《建瓯县志》（民国18年出版）记载：“乌龙茶叶厚而色浓，味重而远，凡高旷之地，种植皆宜，其种传自泉州安溪县”。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印的《福建建设报告》（民国25年5月出版）记载：“第三节茶之命名法及其由来”“甲，依制造命名者有，一，乌龙茶——乌龙茶始于安溪。清光绪初各县工夫茶就衰，逐渐发明一种非红非绿之半发酵茶，因其来自乌龙树，故曰乌龙茶。”《崇安县新志》（民国29年出版）记载：“至于乌龙、水仙虽亦出于本山，然近代始由建瓯移植，非原种也。”“乌龙茶产于安溪，清代由詹姓者移植建瓯。”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30年出版发行的《福建之茶》（上册）记载：“可见当时茶叶贸易之盛，及影响于福建之民生者。其时闽南之茶叶，亦臻极盛，乌龙茶之发源地安溪，以铁观音驰誉海外。”“闽北青茶中尚有乌龙一种，相传百余年前，有安溪人姓苏名龙者，移植安溪茶种于建宁府，繁殖甚广。及其死后乃名曰乌龙。其产量在青茶类中为最多，产地亦最广，即在茶叶市场亦极有名。海内外皆用乌龙茶，以分别红茶与绿茶间之半发酵茶。沙县昔亦产乌龙，近已绝迹。崇安之乌龙于清道光年间由安溪人詹金圃先移建瓯而再移往者。”1956年台湾省政府农林厅茶业传习所印刷发行的《乌龙茶及包种茶制造学》指出：“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把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在台北县茶区大力倡导和传授。”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试用教材《制茶学》指出：“青茶起源，福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朝世宗胤禛雍正三年至十三年（公元1725年至1735年）创制发明青茶，首先传入闽北，后传入台湾省。”张天福教授主编的《福建乌龙茶》所表明的观点：“闽南安溪在历史上选育和繁殖了不少适制乌龙茶的优良品种，并在制作技术上精益求精，虽然缺乏较早的有关历史文献，但亦不能就此认为安溪与乌龙茶的创制无缘。”“武夷岩茶卓著的声誉，除了优越的品种和自然环境因素之外，能工巧匠的精工细作是重要的因素。历史上，武夷茶工大多来自江西上饶，其中做青师傅多为闽南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指出：“闽南是乌龙茶的发源地，由此传向闽北、广东和台湾。产于福建南部的乌龙茶，最著名、品质最好的是安溪的铁观音”陈椽在《武夷茶三起三落——武夷茶起源考证》一文中指出：“历史上记载的武夷茶都不是指武夷岩茶，武夷岩茶是青茶的发展。武夷岩茶的创制，是从闽南安溪居民先逃至沙县而后逃来武夷山定居，所以沙县很早也生产青茶而改进的。武夷山居民至今是安溪人，亦是制岩茶的高手。武夷岩茶的采制者都是逃难的安溪人的后代。”“武夷岩茶茶工，除定居的安溪人，大部均为逃难到江西的闽南人，于春茶前由上饶、河口一带来山，茶季终了，除留少数为长工外，余均清算工资返回江西，现在还是这样。”“抚今追昔，安溪难民在困苦的生活中，振奋精神，发挥无穷的智慧，发明武夷岩茶的巧妙制法，流传后世，留下了千古不灭的功绩。”“安溪难民来武夷山后，在闽南青茶制法和闽北青茶制法的基础上结合武夷山小种红茶制法，创制发明武夷岩茶的高超的制茶技术。如安溪铁观音午后晒青，改为早上晒青，两晒两晾是小种红茶的复式萎凋，控制萎凋程度。安溪大笳蒌摇青改为水筛筛摇制法。控制所谓“发酵”程度，制成三红七绿的非红非绿的高超品质。双炒双揉改进红茶过红锅炒揉不匀，半红半青的花青。”

“考古学家、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在《安溪县的发展历史》一文中说：安溪到了宋朝的时候，已有很大的发展，潘田的铁矿和仙苑的乌龙种，就在这个时候生产的。庄为玑教授把潘田的铁矿和仙苑茶联系在一起，可见仙苑的茶叶在宋初的发展已非一般。而制作茶叶手工业出现，则表明安溪茶叶的发展在宋初已具产业的雏形。”陈椽在《茶业通史》中指出：“安溪劳动人民在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创制的青茶首先传入闽北，然后传入台湾。”武夷学院教授李远华主编的《第一次品乌龙茶就上手》的“导论”中指出：“福建安溪在清朝接连发生了几件震撼中外茶界的重大事件，如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发明和定型、名茶铁观音的发现、茶树无性繁殖育苗技术的发明、乌龙茶制作技术和铁观音茶苗传入台湾等。”中国茶叶学会编著的《茶知识108问——今天您喝茶了吗？》一书中的第14问“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乌龙茶？”答：“乌龙茶，又称青茶。乌龙茶创制于1725年前后（清雍正年间），福建《安溪县志》记载，安溪人于清雍正三年首先发明乌龙茶做法，以后传入闽北、广东和台湾。”

△说茶编辑2019年4月在安溪拍摄

关于闽南、闽北之乌龙茶制法孰先孰后的问题，2022年8月出版发行并获得业界广泛好评的《近代以来中国茶叶研究及图鉴》的作者郭红军、郭楚嘉，通过查阅大量的史实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比对，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乌龙”这二个字，既是茶树品种名，又曾作为品质上佳的红茶花色之一外销，是众多外销茶“字号”中的一员，如今还是我国六大基本茶类之一。

乌龙茶制法之演变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初创时期——18世纪初，闽南地区安溪及邻近各县茶农，可能是基于耐冲泡等方面因素考量，从当地名为“乌龙”的茶树上采摘较为成熟的叶片制得一种青茶（或于每年春天红绿茶采制工作完成后），即以“乌龙”命名；最初主要为自用，后因经济实惠，受到老百姓普遍欢迎，渐渐成为本地市场商品之一。

演变时期——嗣后这种饮用乌龙茶的习惯及其制法随着当地人口迁徙等原因，向东传播至我国宜茶地区之台湾文山、淡水等地，发展出与闽南制法相同而制作上佳的“台湾乌龙茶”；向北则流传至邻近福州口岸之沙县、武夷一带，制法逐渐改良，清咸同年间并出产乌龙品质更为优良之“红边茶”，亦为现今武夷岩茶制法之雏形，“奇种”等花色得于光绪年间推销粤沪等地。

定型时期——20世纪初，清政府力图商业之振兴，措施频举，我国与南洋一带之华侨联系日益密切，商务渐趋发达。华侨多为闽粤人士，于是厦门乌龙茶绝处逢生，乃积极拓展侨销市场，运销香港、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复以制作更臻完善、品质堪称优异之武夷岩茶，满足上层人士所需。嗣后闽省又相继有茶务讲习所之成立、制茶机器之推广、茶业改良场之设置、茶叶出口之检验、茶树更新之运动等等，闽省青茶遂为民国时期侨销华茶之翘楚，而其制法在通过长期的生产和市场检验后最终得以确立。

武夷山实地调查访谈和游客的游记

武夷山实地调查访谈

1982年，承担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编写《福建土特产》之《安溪乌龙茶》篇。为调查了解安溪乌龙茶史，笔者（作者注：谢志群）与安溪县科委副主任谢德保同志前往省图书馆、崇安县、武夷山管理局、武夷公社等地历经10多天进行调查、探访。

6月9日往崇安县茶叶局调查，谈到乌龙茶的制造史，当时崇安茶叶界的干部就有两种观点，有的认为武夷山的乌龙茶制作方法是从安溪传过来的；有的认为安溪乌龙茶制作方法是从武夷山传去的。后来他们介绍到武夷山管理局，武夷山公社进一步调查。据他们说，崇安乌龙茶制作多集中在武夷山区域内。

到了武夷山管理局，武夷山公社查阅了一些资料，又介绍到天心大队，说武夷山区域的乌龙茶产地集中在天心大队。到了天心大队，大队程书记介绍了一个情况，说天心大队制作乌龙茶技术掌握在天心一陈姓家族手里。

拜访了陈书省老茶师。到了陈家，见到陈茶师是一位稳重、经过沧桑的人，康健、个子高高，70多岁。他边泡茶边问：你们是哪里的？调研团队说：我们是安溪的。这一下陈茶师高兴了起来表示自己也是安溪祖的。可巧了，找到老乡了，话投机多了。调研团队就问：您们是安溪哪里的？他说：是安溪（蓬莱）彭格的。调研团队问：怎么到武夷山来了？他说，早前祖上陈姓两兄弟从彭格跑到江西上饶落户，后代又从上饶迁居到武夷山来做茶。调研团队又问：出来多久了？他说，从安溪搬往上饶已有十三、十四代左右，大约有300多年。调研团队问，有没有回安溪过。他说：很早前祭祖、续族谱时有回过安溪。

闲谈了一会儿，话题回到乌龙茶制作技术上。调研团队表示，被一路介绍过来，听说武夷山制作乌龙茶的技术掌握在天心大队陈姓家族手里，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确实是这样。调研团队又问：其他人家为什么不懂呢？他说：家族有很严的保密传统。我们祖上一代一代传下来，乌龙茶的制作技术只传子、传媳、不传女。调研团队很好奇地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如果传女，出嫁了，会把技术外传。调研团队又冒昧地问：那万一儿子身故了，儿媳妇不是也要再嫁出去吗？陈茶师说：祖上族规如果丧夫只允许儿媳妇招赘进来，不能让儿媳妇再嫁出去，以防制茶技术外传。所以长久以来，世世代代相传制茶技术都没有外传。

一路调查，武夷山掌握乌龙茶制作核心技术的竟是移居到武夷山的安溪人（祖籍），而且此技术传男不传女。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情节。

福州游客的游记——武夷山上的安溪小村

清初，安溪曾有许多制茶高手被武夷山聘为制茶师傅，传授乌龙茶制作技术，其中不少人就在武夷山定居下来。现在武夷山的天心洞、水帘洞等产茶区一带操闽南话的安溪籍村民上千人。多年前，旅居福州的陈民先生到武夷山旅游，在游览大王峰后，过幔亭，经三姑，欲睹鹰嘴岩风采，于马头岩下一个小村落的路边农舍里喝茶时，意外地遇到了一位操闽南话口音的老阿婆，为此特撰《武夷山上的安溪小村》。文中记述：

上得屋前，一位年老的阿婆十分热情地问调研团队从哪里来？调研团队说：“从省城来。不过，是闽南人。”阿婆表示自己也是闽南人，祖籍安溪，世代种茶为生，来武夷已经三代人。现在全村20来户人家，还全都讲闽南话哩。“真的？”见调研团队惊讶不已，阿婆索性用闽南话和我攀谈起来。那口音，与泉州方言太相似了。她说：“只是出来久了，闽南腔调有点变了，不过，还是闽南话，听得懂吧？”调研团队说：“听得懂，听得懂。”一种完全不同于当地崇安话的闽南方言，怎么会听不懂呢？阿婆又重泡了一杯“武夷岩茶”，并到厨房生火为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坐在闽北农家的阳台上，抬头可见奇异的马头岩风光，听着阿婆讲述从闽南到武夷的故事以及近年来武夷山旅游的话题，“孤独”的游人大有“他乡遇故人”的感受，心情十分激动。

茶叶传统命名法的逻辑

在按照鲜叶氧化程度和制作工艺不同把茶叶分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和青茶六大类之前，各地所产茶叶基本是按照“地名+品种”，或直接以茶树品种进行命名，每一种茶叶各自对应着相应的产地和制作工艺，并没有进行系统细分。六大茶类分类法在得到广泛认可后，方将各地茶叶按照工艺和氧化程度归类汇总，乌龙茶才与青茶完全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乌龙茶一开始只是茶树品种名，或一种茶叶制成品的名称，它对应着相应的制作工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首先诞生于安溪。闽北的乌龙茶树品种由安溪传入，也就是乌龙茶首先产于安溪，而后闽北因移植安溪的乌龙茶树，才开始生产乌龙茶。同时，闽北最开始并没有称为乌龙茶而是称为武夷茶、武夷岩茶。

我国开始认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武夷山市被认定的项目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而安溪县被认定的项目名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由此可见一斑。

△说茶编辑2021年4月19日在安溪开茶节拍摄

在安溪西坪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说

关于乌龙茶的发源地，历来有闽南、闽北之争，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但在安溪人看来，乌龙茶的发源地为安溪无疑。因为这里的民间数百年来就流传着一段“苏良与乌龙茶”的传说。

相传，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安溪县崇信里（现在的西坪镇）南岩村，山高林密茶茂，村民以种茶为主，狩猎为辅。村里贺厝半岭湖有一位茶农苏良（1440——1515），不仅善于种茶制茶，还是位狩猎能手。这位茶农因长年累月风吹日晒，长得健壮黝黑，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乌龙”（闽南方言中“苏”“黑”和“乌”，“良”与“龙”谐音）。有一次采茶返回途中，苏良忽然看见一头山獐从前方跑过，他端起猎枪，击中山獐。受伤后的山獐夺路而逃。苏良便背着茶蒌一路追赶抓捕。由于天色已晚，又忙于宰杀品尝，竟然把炒茶的事给忘了。第二天清晨要动手炒茶时，没想到搁置一夜的茶青已经变得柔软了，叶缘也呈现出红镶边，并散发出阵阵香味。全家人随即动手炒制，香味越发馥郁。做好的茶叶冲泡品尝，浓浓的花香扑鼻而来，滋味也更加醇厚，全无往日的苦涩之味。苏龙和家人欣喜若狂，连忙邀请左邻右舍的乡亲前来品尝。大家品后纷纷啧啧称奇。苏良细细琢磨，终于悟出了其中缘由：茶青在茶蒌中经过抖动，叶缘互相摩擦，从而形成红边，这样制出来的茶叶最终形成天然的花果香味。经过反复实践，苏良将摸索出的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传给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大大地提高了茶叶品质。苏良过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便将依照此法制作出来的茶叶称为“乌龙茶”，并在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兴建了一座“打猎将军庙”。苏良与乌龙茶贺厝人世代相传的这一则故事，兼有法师承传佛事辅证，因而为世人所认同。

乌龙茶如今已成为中国六大茶类中的佼佼者，虽然乌龙茶工艺的发明早些时候只有民间传说，缺乏更早的史志文字佐证，但这并非空穴来风。作为一个茶农，在偶然中发现并加以完善的新的制茶工艺，不但是茶农长期茶作智慧的结晶，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历史上有很多新事物的产生都是人们在偶然中发现，加以总结、完善、提高、推广并且被接受和应用、传播的。

虽然民间传说不能等同于史料，但传说往往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实践。民间传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才使得我国诸多的古代历史得以代代相传，较好地保留下来。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劳动生产中逐渐产生一种新的技术并世代相传，这也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

乌龙茶发源于闽南安溪

得到全球业界专家的认同

据《泉州府志》记载，五代越王钱俶幕僚黄夷简于北宋时退隐安溪时有诗云：“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可以说明公元960年以前安溪就已种植茶叶。安溪阆苑岩寺始建于唐朝，大门两侧有一副对联：“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明朝嘉靖《安溪县志》中记载：“茶，龙涓、崇信出者多”“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明朝万历《安溪县志》载：“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清水、圣泉为安溪两大历史名岩。另据《清水岩志》记载：“清水高峰，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和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鬼空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

光明网《科普中国》2022年7月26日发布了以《福建安溪铁观音：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为主题的完整视频，播放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副主席向公众推介的“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李先德介绍说：这个农业系统是在今年的5月20日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有了普洱茶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那为什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还能够被认定为世界级的农业遗产，想来，与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的三个重要特点有关。一是培育了安溪铁观音茶树良种；二是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法”技术；三是发明了乌龙茶“半发酵”制作工艺，生产出有别于“不发酵”的绿茶和“全发酵”的红茶的另外一种独特的茶类，也就是“青茶”，也叫它乌龙茶。

△说茶编辑2020年10月在安溪铁观音大师赛拍摄

李先德明确指出，在我国已有两个涉茶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情况下，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还能够入选世界级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与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的三个重要特点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发明了乌龙茶“半发酵”制作工艺。从而为乌龙茶发源于安溪提供了世界级的认同。

从乌龙茶的中、英文发音

进行考证乌龙茶发源于安溪

乌龙，闽南话的读音为woliong(乌龙、黑良)，乌龙茶的英文单词为oolongtea，与闽南话的读音基本一致，可见乌龙茶出口时的叫法（读音）就是闽南话的读音。假设乌龙茶发源于闽北，其读音会是闽南方言的发音吗？

综上所述，在大量的、权威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茶叶传统命名方法的逻辑考证，以及早期实地走访调查报告、民间传说等作为辅助，通过甄别、比对，调研团队认为：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起源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起源地是闽南安溪西坪南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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