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这是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成书于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但未见出处，多是人云亦云。最近笔者对此作了研究，查到了最早引录该语的，是清代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引文来源可能是宋、元、明时代的笔记类稀缺版本，与流行的“神农得茶解毒”引语有所差别：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考述如下。
学术不能“莫须有”
将此说归为战国、汉代《神农本草经》的代表性著作有：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8年再版)第一章《茶的起源》：“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虽然该书配有三幅《神农本草经三卷》古本书影，但看不出有该语的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镇楚等3人编著的《茶祖神农》，该书2007年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茶祖神农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被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与《茶经》引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列，醒目地印在该书封面上。但这本近25万字的专著，并未说明该语的出处。笔者曾致电请教蔡镇楚教授，含糊地回答说《四库全书》上可能有类似记载，但说不出是何种古籍。
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说中国茶文化》，在插图《神农本草》古本书影的同时，也引用了该语：“据考证，距今五千年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记述，是茶叶作为药用的最早记载。但由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许多内容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补记，其可靠性值得商榷。”虽然说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补记的，值得商榷，但前提还是《神农本草经》有此记载。
今年4月，笔者主编《科学饮茶益身心——2011`中国宁波 ‘茶与健康’研讨会》文集时，40篇来稿中，粗读就有7位专家、学者引用此说，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此说在任何版本的《神农本草经》，都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有记载。笔者查阅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该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在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中，不仅没有“神农得茶解毒”之语，连“茶”的词条都没有。很多茶文化书籍则将《茶经》引录的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引语“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
如此看来，引用该语的专家、学者多是认为，此说在古本《神农本草经》上应该有的，可能有的，只是现在没发现，也许散佚了。众所周知，言之有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学术不能搞“莫须有”。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引录
最近，笔者在宁波图书馆分别查到了两种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刷的单行本《格致镜原》，两书《饮食类·茶》均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累擢广西巡抚，在桂七年，吏畏民怀。所建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马援、唐李渤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简。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历十年而成的《格致镜原》，被誉为清代中国传统博物学官方类书的代表，最早校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作者逝世前一年。该书广记一般博物之属，分一百卷三十大类，子目多至一千七百余条。内容涉天文、地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欣赏器物等，几乎无不具备。所谓博物之学，故名“格致”。又“格致”寓致知，即研究事物之意;“镜原”为探求本原，犹事物纪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采撷极博，而编次且有条理……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可称精核矣”，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
《格致镜原·饮食类·茶》引录了大量茶事文献，此前，茶文化界未曾关注，除“神农得茶解毒”以外，可能还有其它独家引录的内容，有待详细研究。
两点细微差别，引于何种《本草》有待考证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虽然《格致镜原》引文出于什么年代仍需考证，但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此引文肯定出自《本草》原著，因为身为高官的陈元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严谨的学者，从他凡事究其原委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看到该《本草》原著的。
二是可以排除引文出自《神农本草经》。除了最早的茶事文献《北堂书钞》、《茶经》未见《神农本草经》引文，今存《神农本草经》没有“茶”之词条外，从《格致镜原》引文使用“茶”字的信息，又附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句，说明该《本草》不会是唐以前的版本，而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新义录》记载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话题，《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早在1991、1994年就作过探讨，分别发表过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陈椽《〈“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赵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补考》三篇文章，可惜都没有说清楚，三文都把《格致镜原》书名错为“《格致镜源》”，把另一种记载“神农得茶解毒”的清代文献《新义录》作者孙璧文错为孙壁文，周树斌还颠倒了陈元龙与孙璧文的前后年代，说明他们均未查阅原著。陈椽所持观点也是“莫须有”的。
孙璧文在《新义录》中记载：
《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孙璧文(?—1880),字玉塘, 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原治所为仙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荣利，爱读书，尤善经史，博闻强记，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文选》颇有研究。光绪元年(1875)，太平知县邹仲俊、教谕马鹿初，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募集资金，四出搜集图书，主要从江、浙、沪、湘、鄂、赣、闽、粤等江南诸省市及日本等地购书2150种，计2.74万卷，藏于仙源书院，连同先期邑人捐书，藏书达3.3万余卷。除《新义录》外，另有《仙源书院》续编四卷等。
孙璧文晚陈元龙100多年，一个是清末举人爱书者，一个是清初高官、大学者，《新义录》引文与《格致镜原》完全一样，亦未记载详细出处，笔者以为《新义录》引文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排除《神农本草经》之说并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笔者以为，确立神农氏茶祖地位的，是国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尤其是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点睛之笔，“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是否出于《神农本草经》并不重要，排除该书“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丝毫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而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加于其上，无异于“皇帝的新装”。
附带一笔，因为《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文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
唐代巢县县令杨晔撰写的《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年)，原书四卷，今仅存一卷。《宋史·艺文志》所登四卷，与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卷手录本基本相同。两个版本可能都是收集转录而成的。其中只有“茶”的内容很详细，分产地、销区、品质优劣等内容，与《茶经》、《茶录》等有同样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现存《膳夫经手录》全文近1500字，分豆类、蔬菜、禽、羊、鱼、肉类及水果、茶等，无目次，无标点。其中茶的文字最多，是全书重点。
所载全文源于《续修四库全书》，文中有个别缺字，以“”代表，为了保证全文的真实性，先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再作释译。《膳夫经手录·茶》原文如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茗丝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於济人，百倍於蜀茶，然味不长於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於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己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日大膠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
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
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捆)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
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崇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
宣州鹤山茶，亦天柱之亚也。
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注释：
茶，在古代没有听说有饮食(茶)的事情。到晋、宋(南朝)[1]以后，吴人[2]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到唐代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至德(756-758)、大历(766-779)的时候渐渐多了，建中(780-783)以后，就繁盛起来了。茶、丝、盐、铁，都实行管榷[3]即专卖制度。今江夏(今湖北武昌)以东，淮海(今秦淮河)以南，都产茶。现在简单列举重点如下，并不是茶的全部。
新安茶[4]，现在的蜀茶，离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产地生态好，从总体分析来说，还是可以说高于其他的茶。春茶季节，在产地吃时很好，但运到其他地方，因水和环境不同，其滋味与产地有区别。唯有蜀茶能销往各地，南边走到百越(今华东诸地)，北边到达五湖(指地域宽阔)，皆能保持固有的芳香，滋味不变，所以特别珍贵。自谷雨以后，每年有数百万斤，分别运往东边各地，这是为大家做的好事。
饶州浮梁茶(今江西饶州浮梁县)，今关西(潼关以西)至山东(太行山以东)，闾阎(乡里)村落皆吃之。可以多日不吃粮食，但不能一日不喝茶。当地人对这种茶的依赖性高于蜀茶，但是茶的滋味比不上蜀茶。
蕲州茶(指湖北蕲州蕲春蕲水所产团黄、饼茶)、鄂州茶(指湖北蒲圻、崇阳所产团黄)、至德茶(指安徽池州至德县所产饼茶)，以上三处出产的茶，是方形的厚片饼茶。销售到陈(河南东至安徽一带)、蔡(河南上蔡地区)以北，幽(京津等地)、并(山西太原)以南。人人都喜欢，引为时尚。其济生(对身体的作用)、收藏、纳税，都成倍超过浮梁茶。
衡州衡山(指湖南衡阳、衡山等地)茶，团饼成巨串，年产十万斤。自潇湘(潇水、湘水地区)到五岭(泛指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都希望得到这些茶。其中有先春好茶，在湘东味道很好，到湖北就变味了，该茶虽然远销交趾(今越南)，当地人都经常吃，但茶叶做工不是很精细。
潭州茶，阳团茶(今长沙、湘潭、益阳、株洲等地)，茶粗质劣。渠江薄片茶(湖南新化县)，有油、含苦梗。江陵南木茶(今湖北江陵县)，品质偏下。施州方茶(今湖北恩施县)，味苦、饼硬。以上四个地方的茶，都是味短，韵味不高。只有江陵、襄阳附近数十里范围才食用，其余可以不记载了。
建州大团茶(福建建州今建瓯)，形状类似紫笋，又近似当时的大胶片，每一轴有十余片。要取食时，先用刀刮(削)，然后才能弄碎。茶味极苦，只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山阳(今淮安)两地比较喜欢。不知什么原因，有的说该茶能治头痛，详情不知。
蒙顶茶[5]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820)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得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有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也还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供堂[7]，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除了蒙顶茶之外，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
峡州(今宜昌)茱萸簝茶，出名的时间较近，在长庆年间，即唐穆宗执政时(821-824)，稍稍受到重视，属于顾渚茶一类。从此碧涧茶(湖北宜昌产)、明月茶(湖北宜昌明月峡产)，峡中香山茶(四川夔州云安郡奉节产)，名气都在茱萸簝之下。
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最近还有小江源茶，虽然产量很少，名气又胜于茱萸簝茶。
舒州天柱茶(今安徽岳西县潜山)，外形虽不峻拔好看，味道也甘香芳美，得到很大的信任。
岳州浥湖茶(今湖南岳阳)所产也少，其中好的可以与茱萸簝相比。这种茶比较特别，只适宜江水煎煮。用井水煎煮茶汤泛红，而且没有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产于湖北蕲州蕲春，今稀水。《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赞普曰我此亦有...此蕲门者，即此茶)。每捆(原文“斤”有误)至百余斤，茶叶粗薄，只有畅销品，片特别小，而味很美。
寿山霍山小团(安徽寿州、霍山产，此茶同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浥湖远运西蕃)，其中最好的茶，上贡给朝廷。所缺者如奇异馨香脱颖。
睦州鸠坑茶(浙江睦州淳安县产)，味薄，只有研膏类胜似霍山茶。
福州正黄茶，滋味厚薄有优劣之分，销至岭北即今蒙古、俄罗斯西北利亚及我国内蒙、黑龙江一带，与香山(四川奉节)、明月(湖北宜昌)茶相似。
崇州宜兴茶(宜兴属江苏常州府，此处称“崇州”有误)，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湖北鄂州蒲圻、崇阳产)并列。宜兴是地名，汉代称阳羡县，隋改称义兴，唐代同。宋代太平兴国初，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称宜兴。《膳夫经手录》是唐书，不应该出现宜兴地名，明显此条目为后人改加，有嫌贬低该茶之疑，而后又称与鄂州团黄(《茶述》列为第一流贡茶)并列，不好解释。
宣州鹤山茶(又称鸭山茶，安徽宣州宣城丫山产)，位置次于天柱茶。
东川昌明茶(四川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县北兽目山产。白居易《春尽日》诗“渴尝一碗绿昌明”指此)，品质可与新安含膏[8] 茶比上下。
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流域)、婺州(今浙江武义江、金华江流域诸县)、祁门(安徽)、婺源(江西)等地方产的茶，制作精细，不含杂质树叶，自梁(四川)、宋(江都南京)、幽(京兆长安)等地，人们都崇尚、喜欢。税赋收入、商人所赍[9] ，数千里道路上都可以看见。前边说的先春含膏茶，位置排在顾渚茶品的后边。祁门产的茶，和四川茶的渊源基本相同，差别不大。
体 会：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茶叶品名多，《茶经》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列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高度。茶书、诗歌、艺文不断涌现，琳琅满目。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文献首推《茶经》，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膳夫经手录》成于晚唐，有关茶叶的记载，从时间、空间而论，可以概括全唐面貌，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膳夫经手录》对各地茶叶名品评价，总体上比较客观，特别对蒙顶茶少而精，情有独钟，评价甚高，超过了当时的官贡顾渚茶。综合其他文献，应该也不过份。反而陆羽《茶经》对四川茶的评价有些偏颇。
陆羽没有到过四川，他写《茶经》时蒙顶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茶号第一”时，陆羽已经逝世。《膳夫经手录》成于公元856年，在《茶经》(758年)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后世与前代的情况变化很大，作者应当是在《茶经》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文章开始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此说不可苟同。
全书评价茶名时，特别强调本地与异地环境变化、人群差别，滋味不同，如衡州衡山茶……等，再有茱萸簝茶只能用江水，不能用井水，可见决定茶叶品质、口感，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膳夫经手录》从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有些茶品继承下来了，有些没有了，外形品质变化更大，历史上的评价有当时条件，不能作为现代茶叶品质标准。
茶叶古代史料考证困难很多，虽然有些茶的基本知识，而古汉语水平有限，误读、误解难免，仅供参考，恭候赐教。
注释：
1.晋宋：晋代-南北朝宋，即公元265-420年间。
2.吴人：俗称江苏曰吴，吴人即江苏之人。
3.管搉：搉与榷通假，管搉即专利。
4.新安茶：唐时雅州芦山有新安乡，邻近蒙顶。古代蒙山范围很大，邛崃天台山、芦山罗纯山包括雅安上、中、下里，雅安飞仙官帽山(又名漏阁山)、七盘山和名山蒙山都在其中。新安茶：属于大蒙山境内产品。
5.蒙顶：为了有别于其他蒙山，蒙顶仅指蒙山主峰周围，即今蒙顶山。“降”即以下，蒙顶茶少而精，与大蒙山新安茶有别。
6.希颜之徒：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天资聪睿，仁慈，德高望重，后世尊称“复圣”。“希颜之徒”指希望学习颜回之人，此处指学习仿造蒙顶制茶之人。
7.供堂：官府治事之地曰堂，“供堂”指上级官员。
8.新安含膏：唐代饼茶制造有研膏(压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和不研膏(含膏)不榨去茶汁之分。新安含膏仿造蒙顶不压膏露芽茶制法，故名。
9.赍：音zi，通资钱财。
(发表在2012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家光)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远古神农氏发现茶并为药饮，五千多年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进程也孕育了中国厚重的茶文化。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而产自“碧水丹山”的武夷茶，历史几经起伏，它传颂于汉，兴盛于宋，贡御于元，改绿于明，创乌龙、红茶，制法于清，从唐朝的初具规模，到宋朝的一茶难求，再到明朝的“茶叶革命”、清朝茗香海外...静水流深，沉潜刚克，成为今天独具特色、闻名天下的茶叶。
最早印记
《中国贡茶》记载，商周时期，周武王“伐纣会盟”时就有南方八小国献茶之事，而生活在闽北的闽濮族所进献的正是武夷茶。
在武夷山的“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城村闽越王城遗址中，发掘有大量的陶制茶具，包括茶壶、茶杯等，这表明在汉代，武夷山闽越国先民就有种茶饮茶的习惯，并制作了相应的饮茶器具。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叶嘉传》中描述了汉武帝品武夷茶之情节：“启乃心，沃朕心”、“真清白之士也”。
唐朝
唐玄宗于唐天宝七年(748年)，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颁令禁止樵伐。
唐代中叶，道教将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佛教寺庙也大兴，因此武夷山名声日高，引来了诸多文人墨客、道家释子前来游览，并对武夷山及山区的茶，给予了大力的传播。
据林祥瑞、刘祖陛《福建简史》记载：“唐代福建的土特产就是山区的茶和沿海的盐”。
武夷茶最早的文字记载在唐朝。当时，武夷山属于建州，建州已掌握了较高的制茶技艺。唐贞元年间(785-804)，福建观察使兼建州刺史常衮在建州主持改革茶的制作工艺，把蒸青茶叶研末和膏，压成茶饼，创制了研膏茶，俗称“片茶”。陆羽的《茶经》中记载了其做法“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
唐代是我国茶文化初始兴盛的时代。陆羽《茶经》问世后，茶被推上了国饮的地位。陆羽对闽北的茶叶(建茶)这样描述：“岭南：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据《全唐文》载，茶在唐代已“上达于天子，赐名臣，留上客”，在这全国乐茶的大背景下，武夷茶(建茶)以北苑贡茶为代表，开始成为帝王臣子，文人墨客竞相追逐、馈赠的佳品。
(1)唐 ，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写到“晚甘侯十五人，遣待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践用之。”(见《中国茶文献集成》第二册76页)丹山碧水为武夷山别称、唐时崇安未设县属建阳。
书信中，孙樵把武夷茶称为“晚甘侯”， “晚甘”指回甘持久，滋味醇厚，侯，则是对茶叶拟人化的尊称，“茶中侯爵”突出了武夷茶尊贵;把在春天采制茶叶，比喻为请雷公采摘，拜用天水而搅和;把生长茶叶的武夷山峰岩誉为“月涧云龛”。
这是至今发现的第一篇明确记载武夷茶的文字，“晚甘侯”也是武夷茶最早的拟人化名称，被后人广为引用。
(2)唐 ，徐寅《尚书惠蜡面茶》“武夷春暖月初园、采摘新芽献地仙。”(系福建最早的茶诗，已1100多年)写到唐时武夷茶的采制时间(春季)，茶的习俗礼祭(献地仙)，制作工艺(飞鹊图腾)、保存方式(用蜂蜡封)，生长环境(“啼猿”)，运输方式(木兰船)，品饮方式(加沉香末煮茶)，茶具和用水(冰碗、北山泉)以及受赠者的感激情怀。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采摘武夷茶的美好景象，以及在唐代，武夷茶是蒸青绿茶团饼茶“香蜡片”的模样。
宋朝
宋朝时期是我国茶叶历史发展的鼎盛期，朝野及民间饮茶之风盛行，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皆以饮茶斗茶为乐，茶事兴旺。为了取悦皇家，各地转运使挖空心思，极尽创意之能事，武夷茶也不例外。
在宋代，贯穿整个朝代的茶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建茶进行的。先后担任福建转运使的丁谓、蔡襄分别发明出了大、小龙团，把建茶(建溪边的北苑贡茶和武夷茶)做到极致。
龙团凤饼，就是以带有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成的茶饼，因茶饼表面带有龙凤图案，制作精良，深受帝王喜爱，而龙凤图案也历来是皇家所专用，显然，在当时，龙团凤饼已经不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龙团凤饼
龙凤团茶被发明出来之后，其饮用方式——“点茶”也应运而生。宋人点茶法是将研细后的茶末放在茶盏中冲入沸水调羹，然后慢慢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拂，调匀后再饮用。后来文人雅士在点茶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分茶”艺术，分茶又叫“茶百戏”，是让调匀茶汤的盏面上汤纹水脉幻变出种种图样，恰似一幅幅水墨画，因此也被称之为“水丹青”。
为了满足朝廷对贡茶的大量需求，茶官从民焙中采用“斗茶”的方式遴选优质茶品弥补贡茶产量的不足，苏东坡有诗曰“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斗茶又叫“茗战”，随着茶文化推广，也逐渐成为茶友们在一起比试茶的汤色、味道、点茶技艺、比斗器具的茶事活动。
宋朝盛行斗茶，武夷茶不仅成为北苑贡茶和斗茶游艺项目的选品，并且武夷茶文化与儒家和道教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
宋人斗茶图
苏轼《荔枝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清董天工《御茶园旧贡茶有感》诗，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都有记载。
元朝
元代武夷山主要制作饼茶。设立御茶园。
在御茶园东边筑喊山台，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前往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燃炮、宣读祭文、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以求丰收。从而形成了当地这一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茶事习俗一喊山祭茶。
元世祖忽必烈喝到大臣高兴(福建路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一高兴)献送的武夷茶“石乳”，备加赏识，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当地官员承办贡茶，高兴曾几次亲入武夷山，监制贡茶。现今四曲北岸题诗岩还保留3块铭记当地官员建园和监制岩茶的摩崖石刻。
元朝赵孟頫的《御茶园记》：“武夷，仙山也。……，爰自修贡以来，灵草有知，日入荣茂。”(《武夷茶经》卷十三)
明朝
明初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朱元璋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武夷茶由蒸春团饼茶逐渐改为晒青、蒸青散茶制法，后期改进为炒青绿茶，提高了武夷茶的产量和质量。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
明万历三十五年，荷兰商船来澳门购运中国茶叶转运至欧洲，其中主要就是武夷茶，开了武夷茶外销先河。
明徐火勃在其《茶考》中记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清朝
清代是武夷茶走向辉煌的时代。
(1)从炒青绿茶到半发酵茶。清初崇安县令殷应寅曾招安徽黄山僧制松萝茶(发了酵的炒青绿茶)在反复摸索改进的基础上，于康熙后期率先形成了岩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制作武夷岩茶。
(2)创制了小种红茶，红茶发源地—武夷山星村桐木关。山高林密、雨多雾浓、湿度大、春季多雨少阳，制茶无法用日光晒青，大多靠室内松柴烘青，炒揉后的茶叶又是用松柴烘烤，茶中有松烟味，称正山小种红茶(烟小种)。
武夷岩茶和红茶的制作工艺形成后，所制出的茶品都兼有香、清、甘、醇的优点，武夷茶品、茶种及其生产制作技术迅速向外流传，不仅被国人所钟爱，更是开始大量出口，至乾隆年间，欧美庞大的市场需求使武夷茶供不应求。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也通过它的贸易和品饮方式，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3)创制了龙须茶
以武夷山八角亭所产最佳，清末民初，主要销往美国旧金山及新加坡一带，深受海外侨胞欢迎。
(4)茗香飘世界
作为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武夷山，成为中国茶叶外销之路的重要起点，万里茶路的开辟，海上茶路的发展，使得武夷茶真正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160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到我国的沿海一带从事私下茶贸易活动,采购武夷茶经爪哇转销欧洲各地。武夷茶成为部分欧洲人日常必需的饮品，当时一些欧洲人把武夷茶称为“中国茶”，他们把闽南人对茶的发音“Tey”带回了欧洲，后来又逐步转变成英语“tea”、法语“the”。随后的三个世纪，西方人纷纷把贸易的重心转向了中国的茶叶，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世界格局和清政府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多条从武夷山通向世界各地的茶叶贸易之路。
清代康、乾年间，武夷山梅溪下游的下梅村曾是武夷山最为重要的茶市，也是著名的“万里茶路”的起点。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山西的晋商率先嗅到了商机，不远万里贩运武夷茶，他们从武夷山出发，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蒙古等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以挑夫、船筏、马帮、驼队相继接力，将茶运到恰克图交易，再由俄罗斯商人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进入欧洲，全长上万公里，这条“万里茶路”被喻为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
(1)清朝蒋周南的《咏茶诗》：“丛丛嘉茗被岩阿，细雨抽芽簇实柯。谁信芳根枯北苑、别绕灵草产东和。上春分焙工微拙，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买，楚材晋用帐如何。”(见《武夷茶经》卷十二)
(2)乾隆皇帝在其《冬夜烹茶》诗中有描述道：“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这位善于烹茶品茗的皇帝品出了武夷岩茶的“岩骨”。
民国
战乱影响，茶叶销路不畅、产量下降，1914年茶销量仍达45万斤，到1948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3000斤)。1938年福建茶叶改良场迁到崇安县，1942年在崇安兴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武夷山成了全国茶叶研究中心。
全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所
1942年，全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吴觉农先生一手创办选址。本来武夷山并不是茶叶研究所的首站，研究所前生是吴觉农先生创办的东南改良总厂，地址在衢州市的万川。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1942年5月日本发起了“衢州会战”，茶叶研究所不得不从万川搬迁至武夷山区。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十分危急，几个著名茶区都陷落为敌占区，所以，武夷山成为了这些茶人的栖息之地，通俗的说，当时全国的著名茶人都“扎堆”聚集在武夷山。
张天福先生与他首创的“九一八”揉茶机
现代
近现代，武夷岩茶的发展从第一产业跨越向第三产业。
新中国成立至今，武夷茶经历了从恢复发展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发展阶段。由单纯的茶叶加工制品向茶文化、茶旅游等延伸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武夷山茶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一代代茶人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980年代初，武夷山茶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一代代查人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解决大批量茶叶生产的要求，武夷山研制出“乌龙茶综合做青机”，并获国家商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继而又生产出90型、110型滚筒杀青机、萎凋机。
1980年、1982年、1986年，武夷肉桂在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会上获一等奖。
1990年10月1日，首届武夷岩茶节开幕，11个国家(地区)的旅游、茶业界专家及省内外宾客200余人出席活动。
1993年10月，传统制茶工艺生产的武夷肉桂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1994年3月，《武夷岩茶(乌龙茶)综合标准》经有关专家审定通过，填补了武夷岩茶(乌龙茶)没有省地方标准的空白。
1996年8月，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
1997年7月，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开通。
199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茶博览交易会名茶评比中，武夷山大红袍、武夷肉桂荣获“中国文化名茶”金奖。
1998年3月10日，在香港举行了一场20克大红袍母树茶叶拍卖会，大红袍首次以3.38万元的港币竞拍成交。
1998年8月18-21日，举行98武夷旅游月暨第五届武夷岩茶节，期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
1999年，武夷山戴上了“双世遗”的桂冠，伴随着武夷山旅游的发展和以“大红袍”为核心的茶文化推广，武夷岩茶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品质魅力，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一股武夷岩茶热。
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02年3月8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武夷岩茶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2002年3月29日，由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申请的“武夷山大红袍”证明商标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6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GB18745《武夷岩茶》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3年2月，武夷山市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称号，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2005年武夷山获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称号。
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术”作为唯一的茶叶类项目，跻身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大红袍绝品作为首份现代茶样品入藏国家博物馆。
2008年，武夷山市政府斥资1.9亿元建成一座集中展示、介绍武夷茶知识的“中华茶博园”。同年，武夷山首次举办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
2009年，武夷山获全国特色茶县、中国最具茶文化魅力域市牌称号。
2009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开拍《武夷山茶文化》5集系列节目，6月30日起陆续在央视四套、二套、九套节目播出。
2010年，武夷山被评为福建十大产茶大县; “武夷山大红袍”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正山小种”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0年3月，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创作的《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正式公演。
2010年11月28日，武夷岩茶(大红袍)入选“世博十大名茶”。
2010年12月10日，武夷山市在中国名茶产区市长论坛上，获得“中国茶产业特别贡献奖”。
2012年大红袍茶树品种通过审定，成为福建省优良茶树品种。
2014年11月15日，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下梅村开幕。
2015年-2017年，大红袍连续三年获得“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称号。
2016年，武夷岩茶品牌价值获评627. 13亿元，位居全国驰名品牌价值排行榜第11位，茶类品牌第2位。
2017年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茶百戏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5月20日，在国家农业部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武夷岩茶荣膺“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2018年武夷山市荣获“2018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市)”、“2018中国茶业百强县”称号;“武夷岩茶”获评品牌强度为937，品牌价值为693.1亿元，品牌价值继续占据全国茶叶类第二位。
2020年“武夷山大红袍”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2021年武夷山市获得“2021年度茶业百强县”“2021年度三茶统筹先行县域” “2021年度区域特色美丽茶乡”称号。
2022年，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等44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3年成功将武夷山申报特色魅力茶乡，武夷山绿色生态茶园项目成为全国“三茶”统筹典型;武夷岩茶品牌价值730.13亿元，位列中国茶叶类区域品牌价值第2位，武夷红茶品牌价值119.39亿元，位列茶叶品牌价值第6位;武夷山大红袍荣膺2023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前十，获评最具品牌经营力三大品牌，正山小种获最品牌传播力三大品牌。
参考文献资料：
①《福建简史》——林祥瑞、刘祖陛
②《中国茶文献集成》——李阳泉、许嘉璐联合主编
③《武夷茶经》——萧天喜
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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