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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茶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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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茶的禅意

光洁而滢润的茶杯,是景德镇的瓷器,散在杯底的一撮茶叶,在沸水的注入下,向着杯壁飘散,随着氲氤的水气逸起,一杯无华的水里,开始漾起婺源绿茶的春韵。这个时候,茶芽在杯中是舒展的,嫩绿、轻盈而灵动,仿佛一朵花在打开花蕊……在安静的期待中,我总欢喜把茶杯的杯盖留少许缝隙,让绿茶的清香从杯沿飘逸,闭目闻香,心中就有了婺源山水纯生的气息。

在我醉心的一杯婺源绿茶中,不仅蕴藏着缭绕的晨雾,山野的露水,明媚的春光,还有南方嘉木的体味。而这些,都是内潋的,一如国画中的淡墨轻抹,不显山不露水,自然而顺畅。倘若做不到静心品味,这些都将悄无声息地从唇舌间溜走。这样的感受,让我每一次品茶多了一份情趣。品茶,我注重的是过程,独自一人或二三知己相聚,用素雅的青花瓷杯,泡上一杯绿茶,茶香氲氤弥漫,身心与话题都有了茶香的浸润。久而久之,我觉得婺源绿茶不仅耐泡,而且醇厚与香味都适到好处,一杯在手,便有了无声的牵绕,便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啜饮,不像有的茗茶,采撷时芽苞还未打开,茶品如米粒,却经不住泡,冲泡一二次就寡淡无味了。许是多年的品饮习愦,我对婺源绿茶有一种自然的亲近,而对婺源绿茶之外的“名贵”、“新宠”,也就敬而远之了。

如果剔除了诗意的包装与渲染,“明前茶”(清明前采摘的茶)、“雨前茶”(谷雨前采摘的茶)、“雨茶一级”,是婺源民间以节气对绿茶茶品的称谓。我觉得这是民间直白之中潜藏的智慧,简洁、质朴、纯粹,茶品对接节气,一听就能让人了然于心……“绿野盈眼,绿意在怀。婺源的味道,俨如一杯绿茶冲泡着,品味着,就有了四季春韵的舒展,就有了一年的闲适与恬静。”……“‘寥坞泉中水、鄣山顶上茶’。无论水还是茶,都是婺源的极品,却不是一般茶客所能奢求的,即使土生土长的婺源人,也需要机缘与境遇。”……这两段文字,是我在一篇名为《婺源的味道》散文中叙述的,语境中除了个人的情结,还有婺源山水的纠缠。“歙州茶生婺源山谷”(《茶经》),这或许是我读到对婺源绿茶最早载记的文字,却不知道怎样对茶这种从陆羽《茶经》中走出的植物,表达更为到位,只知道茶根深蒂固地紧扣着婺源人的生产生活主题,且经久地鲜活着婺源人生产生活的状态。一天之中就有“朝茶”、“午茶”、“夜茶”之说。“朝不可食,不可不饮”。早晨起来洗漱完毕,泡一杯绿茶,细品慢饮,让清新的空气与绿茶的清香沁入心脾;午饭之后,浓茶一杯,消食健胃。喝午茶与朝茶不同,讲究的是浓。夜幕降临,一杯香茗饮庭院,一天劳作的疲倦也就烟消云散了,也就有了一份惬意。“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清代诗人郑清之仅用十四字茶联,就给人们描述了茶礼的妙处。婺源人以茶为礼,不断提升生活品位。在婺源人家,茶礼、茶俗蔚然成风:饮茶习俗是“客来斟茶,双手捧上”,客到,主人第一礼便是上茶,情感真挚,朴素大方。贵客到、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等,讲究吃“粿籽茶”,还有“浅茶满酒”或“七分茶八分酒”之说。婺源风俗中还有许多都与茶有关:姑娘出嫁前要用最好的茶叶扎一朵“茶花”,出嫁时就在亲朋宾客面前沖泡,敬公婆和宾客。亲友姑嫂便围着这朵“茶花”,夸赞新娘心灵手巧。新人出嫁带给婆家一人一双的新鞋中,每一双都要放些干茶叶,取“茶叶年年发新枝,采(踩)不尽芽还发”的寓意。年三十晚,婺源人家要在灶前为灶司老爷备茶坐世。大年初一开大门祭祖宗时,先要摆上“桌盒”(内装茶点),再向祖宗拜揖、焚香、献茶。在婺源,茶还成了药的代词,婺源人去药店点中药,不直接说“点药”,而是说“点茶”;见人煎药时,也只能说是“煎茶”……婺源绿茶在历史上不同的年月,以馥郁的香气经久地缭绕着婺源人的记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既是婺源人生活的开始,亦是婺源人生活的延续……

相传五代时,有一慈眉善目的方姓老妪在婺北浙岭头的茅屋中居住,每日为过往的行人挑夫烧茶解渴,长年累月从不间断,且不收分文。天长日久,人们都亲切地叫她“方婆”。婺源东北部的浙岭,系吴楚分源之地,冈峦相接数十里,一条十五华里的驿道蜿蜒盘旋,也是徽饶二州的必经通道。方婆辞世后,葬于浙岭边上。过往的商人、赶考的学子感其恩德,途经其墓时捡石堆冢,以报其恩。年复一年,方婆的墓逐渐堆成了高约六米、占地一分的大石冢,世人称为“堆婆冢”。明代诗人许士叔过浙岭,留下了“乃知一饮一滴水,恩至久远不可磨”的咏叹(《题浙岭堆婆石》)。

在婺源,方婆对民间风俗的影响深远,乡民以礼待客,以做好事为荣,在乡村一些山亭、路亭、桥亭、店亭设缸烧茶,不取分文。有的甚至帘旗高挂,上书“方婆遗风”四个大字。辛卯年春,友人程鑫文在城外金盘与鹤溪之间开设“德鑫园”茶楼,鳞瓦叠起,飞檐雕梁,虽然都是新建的,却承传了徽派元素,与山峦茶园村落进行呼应,颇具特色。我请书法家红灯兄书“茶道”条幅致贺,其用意不仅希望能够传承婺源茶文化,更要彰显婺源茶人的精神……在“德鑫园”品茶,尽管有多种品牌可以选择,我却对鑫文自产的婺源绿茶——“森学春”情有独钟……“茶”字的谜面是“人在草木间”,而“茶”却成了婺源人生产生活的谜语。我在几年前写《茶境无边》歌词时,就进行了引伸借用,记得歌词最后一段是这样唱的:人在草木间/茶境无边/每一缕茶香/都是自然生态的采撷/人在草木间/茶境无边/每一缕茶香/都是大地深情的致意……

“大家摘茶”、“大家摘茶”……茶鸟此起彼伏的叫声,在春天里掠过茶园,随春光流淌。这样的鸟声,是从婺源茶韵缭绕的村庄里叫起的,像一句句带有古韵与灵性的春之赋,集结在我的文字中。有了茶鸟的叫声作背景,我在书房里品饮的绿茶与写下的文字,都有了盈盈的绿意,心中不由蓄起了清明,仿佛时时都有一种自然的气息在传递。

……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我不知道席慕容当年写《禅意》的诗句时,是否有一杯茶相伴,这当然不是我猜度的本意。然而,我想表达的是,一杯茶的禅意与这样的心境是相通的。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洪忠佩)

婺源茶进入数字化时代

4月15日,以“千年茶韵 婺源乡语”为主题的2021中国·婺源茶文化系列活动在江西省婺源县开幕,作为茶文化节重点内容的正稀茗茶首创数字化生产线开机投产仪式暨正稀茗茶茶叶合作联盟成立发布会隆重举行。

▲活动现场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姜仁华,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陈永昊,江西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杨普香,婺源县县长周华兵、县委副书记葛健,上饶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茂兴,婺源县人大副主任程祖源,婺源县政协副主席潘显峰、江金盛,和君咨询高级合伙人蒋同,婺源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建华以及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南昌大学、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领导等百余人出席活动。

▲婺源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建华

婺源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建华首先致欢迎词。他介绍了正稀茗茶三百年“黎乾升”老字号的前世今生和今日正式投产使用的数字化茶厂,以及未来着力打造的婺源茶商博物馆、“黎乾升”老字号茶空间等项目。他介绍说,正稀茗茶数字化茶厂已全部建成并正式启动,这里有全国先进的名优茶生产线、包装生产线和国内规模领先的大型冷库及智能物流仓储,可以实现茶叶全产业链数字化生产。正稀茗茶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践行数字化赋能婺源茶转型升级理念,用科技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君咨询高级合伙人蒋同介绍公司情况

和君咨询蒋同团队作为正稀茗茶的智囊团,对公司的战略、品牌、营销进行整体规划。现场,和君咨询高级合伙人、著名战略营销和产业整合专家蒋同向大家介绍了“黎乾升”品牌背后的故事和正稀茗茶的整体发展规划。

▲正稀茗茶茶叶合作联盟授牌仪式

活动现场,正稀茗茶茶叶合作联盟正式成立,并举行了授牌仪式。做品质好茶,源头把控是关键。正稀茗茶在婺源绿茶核心产区东北乡拥有14处有机生态示范茶园,还整合了全县6个乡、15个村的茶企、合作社,建立婺源县正稀茗茶茶叶合作联盟,促进茶农增收,确保产品质量。

▲校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成立仪式上,正稀茗茶与南昌大学、江西婺源茶业职业学院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校企合作创新路,品质提升匠造茶。通过精诚合作,加大茶叶种植、管理、加工等环节的研发力度,助推婺源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正稀茗茶数字化生产线开机仪式

随后,在华堂焕彩的热闹氛围中,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姜仁华、婺源县县长周华兵、和君咨询高级合伙人蒋同、信阳长明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光侠、正稀茗茶董事长黎建华一同上台按下了投产装置的“启动键”,标志着江西省最先进的制茶生产线正式开机。

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婺源县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的正稀茗茶数字化茶叶加工厂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制茶车间内,多台茶叶加工机器隆隆作响,工人不时查看茶叶制作情况,在茶叶萎凋、揉捻、发酵、烘干几个制作流程中仅需要5名工人操作即可,基本实现了产品全自动可控化生产。黎建华表示,数字化赋能让茶产业发展进入了更加智慧且高效的时代,机器换人造就了一天可产万斤干茶的盛况。这对于当地茶农来说,巨大的鲜叶需求量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浓浓春意下,记者深刻感受到数字化茶叶生产线春茶投产的火热。

据悉,该生产线可年生产精制名优茶200吨、大宗茶5000吨。该生产线的建成落地,为婺源茶的发展带来广阔前景。

正稀茗茶董事长黎建华向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记者介绍说,该工厂布局一期为数字化茶厂,二期为婺源茶商博物馆和“黎乾升”老茶馆两大区域,目前二期在建中,数字化茶厂拥有全国最领先的数字化硬件和软件,实现从茶园到茶厂再到茶杯的全产业链数字化流程。数字化的科技,让茶叶监管更加有效率,保证茶园生态平衡,利用智能监控温度、湿度、发酵程度稳定茶叶品质,通过工业化的规模生产,做出让普通百姓喝得起的放心茶,与此同时,还要保留婺源茶的当地特色。

古代婺源隶属徽州,茶号聚集,历史上曾经有500多家茶叶徽商字号,“黎乾升”便是其中一家。黎家祖辈茶业史要追溯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广州成立“黎乾升”茶号经营婺源茶叶,是广州十三行地区著名的婺源茶号,后因鸦片战争遭受重创,北上汉口继续经营。2016年,婺源徽商老字号“黎乾升”第八代传人黎建华放下自己的建筑产业,在“黎乾升”茶号基础上成立婺源县正稀茗茶有限公司,复兴三百年老茶号,光大婺源茶。

来源: 中国茶产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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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 世界香——让“一带一路”精神走向世界

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茶树栽培史。


从唐朝开始,中国茶叶就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饮茶习俗和茶文化形态。


18世纪以后,中国茶树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种植成功,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已达60多个,170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人,钟情于饮茶。


中国茶叶生产规模,全世界首屈一指。占世界茶园面积和总产量的半壁江山。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茶叶消费国。长江流域的优质绿茶,东南沿海的青茶,西南地区的普洱茶和红茶,各有其醇厚芬芳,各有其审美气韵。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六大类茶生产加工技术的国家,历经千年积淀,始终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茶·世界香》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起源于中国。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茶业界正在实现产业升级,再度复兴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是丝路也是茶路,要了解中国茶走向世界的历史,不得不从丝绸之路说起……

目录海上盛景:从一艘木船说起出走:再说一条路武夷之巅:一个偶然的机会彼岸的茶:一则广告


海上盛景:从一艘木船说起


全名“东印度人——哥德堡号”,船长82米,排水量约833吨,船上配备30门大炮,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第二大船只。


1984年,瑞典潜水员发现了沉睡在海底200多年的这艘木船。


1745年9月12日返航即将靠岸之际,它竟然满载财富触礁沉船。据说,它三次从哥德堡起航到广州,每次约700多吨货物,大约茶叶就有370吨,其中大部分是武夷茶,而这次打捞起来的乾隆时期的茶叶,还可以冲泡品评。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场不幸。虽然那时海上的盛景不再,但,后人享受到的茶福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1602年,荷兰商船首次到中国。


1610年前后,茶叶由荷兰商船首次从爪哇运回欧洲,那就是武夷红茶。


1650年以前,欧洲的茶叶贸易可以说完全被荷兰人所垄断。


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磨擦,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获胜,便开始摆脱荷兰,渐渐垄断茶叶贸易。


1669年英国政府规定茶叶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营。


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


1689年英国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同时,在厦门设置基地,直接大量收购武夷红茶。

 

17世纪初到18世纪90年代,荷兰人通过印尼巴达维亚城市转口,向欧洲贩运茶叶不下数十万担。


1757年,清政府实行第二次海禁,闽海关关闭,只开广州一个口岸。广州十三行经营茶叶贸易。 


据有关资料记载,1664-1684这20年间,英国进口红茶共5697磅,平均每年进口271磅。到17世纪的最后5年,平均年进口11428.2磅;推算17世纪,荷英两国进口武夷红茶的数量为3万磅(合225担)。18世纪前50年,英国平均年进口红茶873973.31磅(6556担),一下子数量飙升到前一世纪最后5年年平均的76倍。1792年,英国进口红茶156000担,而从中国出口角度讲,当年出口量为18.35万担,英国占当年出口量的85%。1886年,红茶出口达165万担,这是中国红茶出口最高的年份。


18世纪,中国尚未有福建以外省份生产红茶,武夷红茶(BOHEATEA) 成了中国红茶的总称。国内关于红茶最早的记载,当属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明末崇祯13年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伦。康熙45年(1706年)绿茶(有大珠茶、小珠茶、熙春茶、雨前茶属之,婺源茶、屯溪茶、楝培茶、松萝茶、包种茶、押冬茶等)始传入英国。



出走:再说一条路

 

武夷山,春天开始了,这里美丽而忙碌的季节。蒙蒙的清晨,绿绿的茶芽,发酵好的小种茶,以及装运妥当的马帮……


每年此时,就有人们开始了这样的行程。从福建崇安启程,越武夷山入江西铅山,过河口,沿信江下鄱阳湖,再过九江入长江而上,至武昌,转汉水至樊城(今襄阳)起岸,再越秦岭至降州(今晋城),经潞安(长治),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至张家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经戈壁沙漠到库伦(今乌兰巴托),最后到达恰克图。


这是中俄运茶路线,晋帮是主力。



马帮、驼帮等组成的运茶驼队,穿山越岭,风餐露宿,南方雾障山隘,北方大漠戈壁,漫漫长路,阵阵驼铃,想想都壮观!



汉代,中国茶叶就流传到日本福冈了。


据汉史记载,公元前86年至前74年,日本分立百余小国,通过当时的东浪郡,与中国接触,茶叶便随着中国文化输入日本。隋文帝时期(大约公元597年),中国文化和佛教相继传入日本后,常有航船载运少量茶叶到日本。

 

据说,印度人从1780年就引入了中国茶籽;1834年前后开始试种;1839年印度红茶在伦敦上市,但当时,印度人并不清楚茶叶发酵技术。


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指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tune),于1848年第二次到武夷山,他偷学了红茶的制作技术,并带着茶苗、茶种及8名制茶工人到了印度。仅60年时间,到了1900年,印度红茶就取代了中国红茶的垄断地位,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1684年,印度尼西亚,这个横跨亚洲、大洋洲的群岛国家,有说那里就有人开始种茶了。


1690年,还是荷兰人统治,被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也是荷属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日本向荷兰运输茶叶的中转站。


1825年前后,荷兰人从日本进口茶籽。


1827年,试验后,开始了有规模地种植。


1829年第一批红茶售卖。就红茶而论,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一个在中国以外的红茶生产基地。

 

1842年,英国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正山小种的茶树种带到斯里兰卡。


1867年,一个叫James Taylor的英国人,在康提地区建立了斯里兰卡第一个种植园,锡兰红茶从那时候开始,一步步茁壮,成为今天世界四大红茶之一。


1888年,跨亚欧两洲、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土耳其,有东西桥梁之称、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开始了茶叶种植,土耳其人把茶叫作Cay(Cai),很像中国茶的发音。


1903年,英国人凯纳将茶树种引进到肯尼亚的Limuru地区,1920年英国殖民肯尼亚后,大约1924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


美国波士顿商人托马士·汉考克(Thomas Hancock)挺慷慨,1770年左右,他为自己店里的武夷红茶打广告,大意是:“如果武夷茶不合女士们的口味,她们可以退货,并退回她们的钞票。”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快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印度洋到广州,直接运回茶叶。

 

莫斯科沙皇使者1638年带回了200包茶叶,这是中国茶叶首次亮相俄罗斯。1679年,中俄签订了固定供应茶叶的协议,定期向俄罗斯供应茶叶。到了1839年,俄国继英国之后成为最大的茶叶输入国——进口茶叶超过2724.3吨。


1833年中国茶苗输入克里米亚。


1848年再移植于高加索地区。


1888年,茶商波波夫聘请了中国茶师刘俊周和10名茶工去格鲁吉亚,指导茶叶生产。


1893年11月他们抵达高加索,并在随后的3年里,种植了茶树,建立了小型茶厂。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超过40处关于喝茶的描述。茶,不仅在俄罗斯深入人心,更在世界范围内风靡。



武夷之巅:一个偶然的机会

 

崇安县(现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村东北五公里外,江墩、庙湾二村,明末某个采茶时节,遭遇了一次军队的驻扎,茶厂里的茶青成了队伍的床铺。军人们走后,村民们傻了眼,发红的茶青可咋整?


情急之下,有人想出了点子,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烘干,试试?


不想茶叶乌黑油润,带着松香,自成一番风味。



然而,村民们还是担心,这样的茶谁要?


特意担到庙湾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因为当时人们习惯喝绿茶。又一个没想到的是,有人竟然高价预订第二年的茶。


就这么,催生了迥异于传统绿茶的小种红茶。江墩、庙湾就是正山小种的原产地。


闽南籍武夷僧人释超全(名阮旻锡,同安人),曾写下著名《武夷茶歌》,1706年,又写了《安溪茶歌》,歌中有:“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漳人制,由漳泉人仿制的武夷茶。


自从厦门港开始频见这些高鼻子深眼窝的洋人之后,茶叶,特别是色黑汤红的武夷茶(英国人称为Black tea),就成了香饽饽。

  

一下子扩大的市场需求,让仿制茶也沾了光。于是,出现了正山与外山的区别。


所谓正山,真正高山地区所产,涵盖的范围:以庙湾、江墩为中心,北到江西铅山石陇,南到武夷山曹墩百叶坪,东到武夷山大安村,西到光泽司前、干坑,西南到邵武观音坑,方圆六百平方公里。这一区域,也是今天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外形乌黑油润、汤色红艳明亮的小种红茶,由于茶味浓郁、独特,备受洋人青睐。

 

生逢其时。


吴觉农先生著《茶经述评》,曾查阅全国2000多州县志中有关茶叶的记载,提到湖南《巴陵县志》(清同治11年)载:“道光23年(1843年)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


清代丁绍仪所著《东瀛识略》载:“茶固闽产,然祗建阳崇安数邑,自咸丰(1851-1861)初,请由闽茶出运,茶利益溥,福、延、建、邵诸郡种植殆遍。”

 

19世纪初叶以前,国外没有红茶生产,中国是红茶的唯一产地。

 

葡萄牙人、荷兰人先后到达远东、东西方海上贸易兴起,仅仅福建一省所产已远远不能满足海外所需,19世纪初的清道光年间,其他省产红茶相继出现:安徽的祁红,云南的滇红,福建的闽红,湖北的宣红,江西的宁红,湖南的湖红,广东的英红,浙江的越红,江苏的苏红。


日后,这份红茶list更加壮大到全世界:印度大吉岭红、斯里兰卡的锡兰红、肯尼亚红等等……



彼岸的茶:一则广告


1658年9月23日,伦敦《政治公报》周刊(《Marcurinspoliticus》)登载了一则广告:“中国的茶,是一切医士们推崇赞赏的优良饮料,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兰茨街‘苏丹王妃’咖啡店内有货出售。”


那个时候,还没有茶馆;很明显,茶是新生事物,所以聪明的广告商要医士们出面,推荐喝茶的好处。  


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晋献给凯瑟琳皇后2磅红茶,才2磅啊,足见其稀有。

 

有人分析为什么茶叶会先在英国风靡,因为英国的水是软水,适合于做饮料用,而用欧洲大陆的水沏茶,缺少茶味和茶香,小小茶叶,轻而易举地博得了英国人的喜爱,腐国人民以绅士淑女风范的礼仪,严谨且隆重地对待着下午茶。


 

也是因为茶的稀少,那时候,茶叶存放在上了锁的茶柜里,下午茶时间一到,女仆会取钥匙开茶柜。也有细心人指出,那时候女主人腰间会挂着钥匙,像装饰一样,实际上是为防茶叶被盗的茶柜之钥。

 

美国威廉·乌克斯1935年编著出版了《茶叶全书》,记载了其中一幕:“当时开张营业之一幕,遣一年青侍役高呼:‘新鲜咖啡,先生!新鲜武夷茶,先生!’”乌克斯还在这部全书里的“茶叶年表”中记述,1705年,爱丁堡人也曾刊登卖茶广告:绿茶每磅16先令,红茶每磅30先令。


这和英传记作家玛丽返蓝尼夫人记载当时茶价差不多,她提到:武夷红茶(BOHEA)20至30先令,中国福建省武夷山所产的茶,通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China  Black Tea)。 


饮茶的好处渐被人们接受。就跟今天朋友圈里人们分析“为什么喝茶的圈子比喝酒的圈子富裕”一样,当时人们也是拿喝茶与饮酒作比较。

 


茶的心灵鸡汤作用,也被那个年代的文学家们发现。


英国作家奥维格顿(Joha Ovington)在169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饮茶具有神奇的疗效,欧洲人习惯了饮酒,但这能损害人的健康;相反,饮茶却能使人头脑清醒,使酒鬼恢复理智。”


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拜伦在其《唐璜》诗中:“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的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


英国的一位老茶师,诺顿,也说:“喝这种茶胜过饮人参汤。”


18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约翰逊博士写道:“以茶来盼望着傍晚的到来,以茶来安慰深夜,以茶来迎接早晨。”


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爱茶之人仍然享用着这种茶带来的美妙。感谢那条路,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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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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