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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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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琪:草原上的这碗茶

奶茶,在蒙古族人们的生活中,既是食品,又是饮品。蒙古人有着特定的饮茶习俗,奶茶,也叫“蒙古茶”,蒙古语称为“苏台切”,是蒙古人主要的传统饮食。

自古以来,蒙古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无论迁徙如何频繁,都要喝奶茶。

蒙古语中,没有“早点”之类的词汇,却有“早茶”之说。因为其早餐主要是喝奶茶,并配之以肉食、乳品和炒米等。因此,茶在蒙古族人的饮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牧民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活必备之物。

* 蒙古奶茶的“三元帅”和“三剑客”

奶茶是我们内蒙古儿女的生命之饮,是农耕文化与草原牧民文化的完美结合,要说内蒙古的非遗美食味道,不能少了最精髓的奶茶。

作为一个有蒙古族血统的蒙古族后代,蒙古奶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我对奶茶的喜爱是天生的。奶茶是个很神奇的饮料,就这样“南茶北饮”融合,生生不息地传承了数百年。奶茶又很有烟火气,每个蒙古族家庭的新的一天,几乎都是被热气腾腾的奶茶叫醒的。在传统牧民家庭,人们会用自然环保的牛粪生火,额吉(妈妈)煮好茶汤、挤上鲜奶,一勺又一勺地扬向空中。

扬勺,什么角度、扬得多高也是有技巧的。我们常说某种绝技传男不传女,在内蒙古草原上,奶茶则大多是由女人掌勺。最有趣的是,挑选一个儿媳妇,唯一一个统一标准,不是她长得多漂亮、多能干,而是她能否熬制出一锅好奶茶来。

传统奶茶的秘诀,有两个“三”——“三元帅”和“三剑客”。所谓三元帅,就是奶茶最核心的部分:水、茶、奶;三剑客,就是炒米、奶皮子、黄油。有了这6样,一锅奶茶才算得上正宗。等奶茶熬煮得差不多了,再放点盐,这才是我们草原儿女最熟悉的咸奶茶的滋味。有些人还习惯放一些肉干进去,肉香四溢、顺滑绵柔,这样的一锅早餐下肚,吃出了我们的精气神

* 传统蒙古奶茶习俗

蒙古族重视礼仪,在蒙古语中,“献茶”一词即有“设宴款待”之意。当客人进入蒙古包,要按照主、客、长、幼、男、女不同的方位依次落座。女主人在炉灶边操持,熬制奶茶款待来客。

敬茶时,女主人要穿戴整齐,仪态得体,手指不能沾到碗里的奶茶;倒茶以满为佳,显示主人的热诚实惠;女主人献茶时,客人会欠身用双手或右手去接,并先尝一口,以示尊敬和谢意。

喝奶茶时尽量一滴不撒,喝剩的奶茶不能随便倒掉,因为对蒙古族来说,圣洁的鲜奶是至高无尚的天赐之物,代表着幸福吉祥和美好的愿望。

蒙古族举行结婚时,新郎会向宾客敬奉奶茶,新娘则会跪下给公婆敬茶,并献上祝福之语,公婆接茶饮用后,新娘方可起身;婚礼翌日,新娘会早起给公婆熬茶敬茶,以示孝敬,自此,新娘就会每天为家里人熬制奶茶,成为主妇。

奶茶还会作为祭品,用来祭拜佛祖和神灵。将奶茶洒在蒙古包周围,或将早晨熬好的第一碗奶茶献上,表示对苍天、大地的崇拜之情,在重大节日和活动中,奶茶同样被赋予重要的作用。凡请喇嘛诵经,事毕要献哈达,并赠以砖茶;每逢那达慕大会,都要行奶茶之礼……

蒙古族“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周边民族的饮食风俗,并延续至今,成为蒙古与汉等其他民族间相互学习、彼此交融的历史见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蒙古奶茶是今内蒙古各族民众的生命之饮及文化名片。

* 南茶北饮 传承创新

传统蒙古奶茶熬制,奶是鲜牛奶,茶是湖北的青砖茶。现如今,奶,有了新花样,有罕见的羊奶、马奶、驼奶;茶也换成了新搭档,大红袍、普洱茶、老白茶……将除绿茶、黄茶外的四大茶类与奶结合,那种风味,很受现在的年轻人追捧。

这样的创新,并非“灵光一现”,相反,这些系列产品已研究了3年多。2018年,蒙古族奶茶被列入非遗项目,作为传承人,我在挖掘、传承它的历史文化之余,也在探索它新的可能。毕竟,奶茶是两种健康饮品的强强联合,营养丰富、口感又好,希望它从单一的形式、消费群体走向多元,未来拥抱更多消费者。

*作者系内蒙古茶行业协会会长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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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因何而来?

武夷茶路

下梅当溪

中俄“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途经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中国的茶文化就是通过此路传遍世界各地的。

由于主要经营者是山西商人,所以也称为“晋商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的由来及发展

俄国饮茶风尚的形成

17世纪初期

中国的茶文化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随着中俄两国贸易的开展,茶叶经由西伯利亚直接传入俄罗斯,据史料记载,茶叶第一次走进俄罗斯是被作为皇室礼品的形式,由此足见茶叶在古时候的珍贵性。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经过蒙古,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路程,将茶叶赠送给俄国沙皇,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人饮茶,并未引起重视。

公元1638年

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当时,茶叶十分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才买得起。

直到18世纪50年代

武夷茶产量增加了,而且逐步走向了市场,曾经神秘的东方饮品,已经不仅是上流社会的钟爱,也开始出现在大多数平常家庭的餐桌上。而且,俄罗斯比较寒冷,蔬菜缺乏,相对而言吃肉比较多,武夷茶发酵度比较高,咖啡碱(咖啡因)、茶多酚比较高,有利于俄罗斯人的饮食消化,也有利于提高人体需要的热量,饮茶逐渐成为俄国风尚。

“万里茶道”的开辟

山西的地理位置“极临北边”,北靠广阔的蒙古草原,南接中州,位于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区域与中原农业手工业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区域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山西商人(以下简称晋商)的商贸活动历来十分活跃。清康熙时起,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为清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给养,取得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大量做起了以货易货的草原生意,以烟茶粮棉、盐铁制品换取毛皮牲畜。

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古、俄罗斯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晋商在长期的草原边贸活动中了解到蒙古、俄罗斯各民族“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对茶叶有巨大的需求,开始做起了茶叶生意。

清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俄的贸易壁垒,双方同意在恰克图中方一侧建买卖城,开始大规模的茶叶贸易。早就在张家口做草原生意的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常万达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这一商机,以超常的胆识和魄力,和其他晋商一道开始了开拓“万里茶道”的漫漫征途。常万达联手下梅邹氏在武夷山购买茶山,在下梅设茶庄,精选、收购茶叶,建厂制茶,建立了稳定的茶叶生产基地。

同时,还与沿途的经销商和船帮、车帮、驼帮精诚合作,由下梅茶市为起点,通过梅溪水路汇运岩茶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佣当地工匠千余人,用车马将茶运至江西铅山河口(治今铅山县河口镇),再由船帮改为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 km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再贩运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的变迁

万里茶道可分前、后两个时期

前 期

起点下梅

前期路线:雍正、乾隆朝(1723—1795),晋商将闽北茶叶先集中到武夷山下梅村,至汉口装船至恰克图。

后 期

起点两湖地区

后期路线:咸丰朝

(1851—1861),改以两湖就地加工茶砖,抵张家口转恰克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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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期

清康熙、乾隆年间,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兴盛一时,下梅,由于该村在梅溪下游,故名。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

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下梅村中央有条人工运河当溪,有 8个码头,装卸繁忙。当溪的水面宽不过8m,长1000m,自公元1680年开通后就被当作一条水运通道,四方商贾通过这条水运通道在下梅进行商贸活动。衷干在《茶市杂咏》中记述:“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这段时期的茶路不仅带动了沿途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国际贸易交流和文化的发展。多数茶商与各地经常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之间互惠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茶路成为一扇面对外界的窗户,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黄河两岸的风俗传统,大江南北的人情百态,甚至俄罗斯的奇闻轶事,都沿着这条茶叶之路传播开来。这条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更成为一条连通欧亚的文化之路,此外,万里茶道还推动了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以及与其他产品互市互换的发展。

现今的下梅村仍保留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 30多幢。这些集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于一体的古民居建筑群,清代茶市风貌街,是下梅村最具代表性的一道风景,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作为万里茶道历史见证的下梅村,今天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天吸引着大量游人的观光。

后 期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福建茶区遭受兵燹,茶路一度中断,但是俄国市场对砖茶的需求未减。精明的晋商决定将茶源转移到同样也是产茶区、水运更加便捷的两湖地区。晋商选择了湖南洞庭湖边的安化和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羊楼洞,这里的地理位置在北纬 30°,有利于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水质,这种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取代性,所以茶叶质量优良。

晋商在两湖地区投资茶叶种植加工,运茶的路程较武夷山减少了500km,运费大大降低。由陆水湖运往汉口集中,再从襄河运到樊城,登上陆地后改用畜驮,经河南、山西进入内蒙古,再换上驮队,在沙漠行走1000km,到达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继而,俄商将其贩卖到莫斯科、圣彼得堡。

同时,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俄商也开始直接深入中国内地采购、制作、贩运茶叶。

1863年

俄国商人也来汉口和羊楼洞开设茶厂,羊楼洞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茶叶集散加工中心,商业繁荣,人口有3万多人,有“小汉口”之称。茶厂采用工业化机器制造砖茶,俄商没有走晋商取道汉江北上的运茶路线,他们认为这条路线路途漫长而艰险,路上耗费的时间长,成本高,他们改走长江的黄金水道,从汉口顺流而下到上海,再北上天津,从紫竹林登陆走海河,到北京东南的通州(治今北京市通州区),将砖茶再通过 1400 km的张库大道,北上300 km至恰克图,从路程和时间上比晋商的运茶路线节省了许多。相比之下,俄商制造出的茶叶物美价廉,运输成本低,因而垄断了茶叶的对外贸易,也抢了晋商们的生意。

19 世纪后半叶

随着海上路线的开通、边界口岸的增多和天津港的对外开放,通过张家口运往库伦、恰克图的货物逐渐减少。

1903年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输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转口,进一步夺去了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的运输业务,彻底改变了“万里茶道”的格局。俄国的茶商不再走汉口—襄阳—赊店(治今河南社旗赊店镇)—晋中—归化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的路线,而选择了汉口—上海—天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圣彼得堡的路线,此后传统的“万里茶道”逐渐衰落。

“万里茶道”在经历 200余年的辉煌后开始了不可避免的衰落。首先,客观上是列强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俄蒙社会的变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又使在蒙俄的晋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次,经长江出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运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大大降低了茶叶的运输成本,“万里茶道”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再次,俄商在华的机械制茶(仅在汉口就开设六家机制茶砖厂)效率远远高于手工制茶。此外,南亚(印度、锡兰等)茶叶的竞争也对华茶形成巨大的压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晋商面对困境,缺少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应是晋商衰败及万里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海上茶叶之路

海上茶叶之路与海上对外贸易的拓展密切相关,其历史萌芽、发展、演变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几乎同频共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即海上茶叶之路,二者实为一体。而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大通道。

两千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的交流与共同发展。

据史料记载,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名称源自唐代,即“广州通海夷道” 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大幅度提升,古代中国已经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伴随丝路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海上茶叶贸易也愈发旺盛。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其形成、发展与演变自有历史源流,迄汉唐至明清,流脉清晰可辨。

两汉时期

自两汉时期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国版图而得到初步开发伊始,中国渔民便在南海上作业活动,从事渔业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中原汉族的南迁和北方战乱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破坏,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空前活跃。而东晋法显大师西游古印度后从南海回国,更是说明此一历史时段,海上丝绸之路已经从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发展到了南亚次大陆。

隋唐五代时期

西域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梗阻而不得不将更多贸易转移至海上,而经济重心逐渐东迁南移,又促使南方经济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加之航海技术的进步升级,诸多此类外部因素使得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新的发展际遇。

唐代很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从海上来到中国,居住在广州,说明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西南亚和东北非印度洋沿岸。而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在唐五代时期亦可算作一高峰期,港口趁机迅速新兴崛起,这就为福建此后海上茶叶贸易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唐代

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科技发达,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此时,福建沿海诸区域的对外交通和贸易也快速发展,通商地区不断扩大,海上贸易网络的国家也日益增多。福建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还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主要有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日本、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部)、印度、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当时的福州异国商人云集,且南海诸国使臣从福州上岸朝贡唐廷更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唐嗣圣元年(684)

漳州还未建制[唐垂拱二年(686)分泉州置,治漳浦县(今福建云霄县)]之时,一个名叫康没遮的胡商便来到了此地。由此可知,漳州港作为泉州港的外围港,在未成为正式对外贸易港的情况下,自唐初就显现出了对外航运活动迹象。五代时期,闽国创建人王审知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重视海外贸易,开放了泉州、福州甘棠等港,东南各港随之兴起。

此时,泉州人凭借中原文化和刀耕火种的古越文化融合而产生的勇于奋斗的精神,充分利用“负山跨海”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港口条件,耕海牧洋,使泉州发展为当时中国的海船制造中心、丝织业中心和陶瓷生产的重要基地,泉州港也逐渐成为一个闻名海内外的贸易大港。福建泉州港、漳州港的兴起与发展,是福建海上茶叶贸易发展的前提保障。

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发展稳定、成熟,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也达到发展巅峰时期。

两宋时代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宋政府更加重视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制定了许多鼓励政策,海外贸易往来遍及东亚、东南亚、西亚等地。阿拉伯商人也从印度洋来到西太平洋,将市场延伸到中国沿海各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并逐步发展成熟。一个以这条商路为纽带的国际性东方市场逐渐形成,不仅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且经由此路的贸易竟上升为南宋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北宋时期

漳州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为此宋政府曾在漳州置“黄淡头巡检”,维护航道安全并负责招徕海商,于每年夏天下海“招舶”。

直至南宋后期

“泉、漳一带,盗贼屏息,番舶通行”,有许多漳州舶商到海外诸国贸易,他们必领先到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漳州由此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外围口岸。

从北宋后期开始

由于中央政府在泉州港设置了“市舶司”,福建对外贸易中心转移到了泉州。

南宋时期

闽浙的地缘优势,使得福建经济贸易发展更为迅速。“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与繁荣,为泉州港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契机。彼时的泉州接近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出口货物以丝绸为主,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至西洋航线的起始港和东端枢纽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南宋时

福建与亚洲、非洲乃至欧洲、拉丁美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贸易往来,船舶所至,北抵高丽、日本,南达麻逸(位于今菲律宾)、爪哇,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诸国,其范围之广袤,蔚为壮观。

至宋末元初

“货物浩瀚”的泉州港远超于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被誉为“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其也由此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达到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了适应中外海船停泊,泉州的 12支港,择要建造了港口码头,其中最主要的有后渚、法石、安海、围头 4个支港。

武夷茶贸易茶票

元明清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成型。元人汪大渊远航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海峡,使海上贸易伸展至非洲东南沿海区域。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

郑和七下西洋,由江苏刘家港(在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经海路到达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印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和东非的索马里、肯尼亚,用携带的中国丝帛、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漆器、金钱、药品及棉布等输出到欧亚非,换回珠宝(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玛瑙)和香料(宋朝又称“香药”,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龙脑、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苏合油等)等奢侈品。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赤道附近海岸,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掌握了航行到东非,甚至好

望角的技术。

清代

清代中国更是同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建立了海上航线的联系,这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通向七大洲、四大洋。明清海上对外贸易的最终成型,意味着中国诸多沿海港口贸易吞吐量的增大,贸易物品更为丰富多样,贸易交流更加频繁。不容置疑,福建海上港口贸易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随之发展、壮大。

海上贸易繁荣的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层面的社会问题。

明、清两代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范海外势力入侵,对民间的海上贸易实行时禁时开政策。结果事与愿违,明朝“海禁”造成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商品成风,明政府只好开禁。

清朝施行“闭关政策”,西方国家在输出大量银圆购买中国商品的同时,因无法建立平等互利的自由贸易关系,而出现了巨额贸易差额,于是英国方面违背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规模向中国倾销鸦片以追逐高额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终引发了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运动。

而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致使“海上丝绸之路”彻底走到尽头。福建海上贸易也在明清禁海政策的作用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覆灭而湮灭。

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茶叶具体何时开始外销,由于史料的阙如尚待进一步考查,南朝刘宋时期,陆上对外贸易已显痕迹,彼时土耳其商人至中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可以视作陆路对外贸易的开始。而海上贸易,则据《汉书》记载,中国与南洋诸国海路通商,西汉时期就已开始了。此时中国在茶叶生产上有较大的发展,四川武阳是茶叶初级市场,成都是茶叶中级市场,茶叶从海上输出南洋诸国有一定的可能性。茶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传,最先到达朝鲜、日本,其次是东南亚,最后才传到欧洲。

唐五代时期

很多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南部)遣唐使、商人来唐贸易,足迹至登州、莱州、楚州(治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扬州,商人们带来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日本高僧、遣唐使把中国的文化、佛教、典章制度带回国的同时,也把中国茶籽、种茶法、吃茶法、茶礼仪一同带回了日本。扬州、明州(治今浙江宁波)是通往日本的海上航线的主要起点。广州、泉州、明州、扬州、交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通过这些港口,茶叶不但传到了东亚的朝鲜、日本,还传到了东南亚甚至西亚。

671年

从扬州到广州转苏门答腊岛的室利佛逝国(都城浡淋邦,英式下午茶位于今巨港)赴印度求法的中国高僧义净,曾把茶带到印度作为平时饮用养生之物。广州港输出物中也已有茶叶。

9世纪

到过中国和印度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描写了广州阿拉伯人的居住情况、瓷器和茶叶,他是最早提到中国茶的西亚人。文称:“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喝,治百病。”此资料不足以证明阿拉伯人已饮茶并从事茶叶贸易,但却能表明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人第一次知道了茶,并把茶的知识传播过去。

从茶叶贸易的角度来看。

至少到 15世纪初期

茶叶并非对外贸易的主流。虽然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郑和曾七次下西洋,使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贸易更为发达,联系更为紧密,但当时茶叶还是以侨销为主。

16、17世纪之间

海盗猖獗,官府实行海禁政策,禁止与南洋贸易,茶叶侨销受到很大影响,输出减少。侨销茶类包括绿茶、黑茶、白茶、青茶和红茶,其中以青茶为主,青茶则又以福建省为最多,其次是广东省和台湾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等地,都以消费福建青茶为主。这就使得闽粤台等地的茶叶贸易遭受巨大损失。

17世纪40年代前

中国出口贸易仍以丝绸、瓷器、药材等为主要输出物。直至 1727年,南洋贸易禁令废除,允许福建广东商船前往南洋各国贸易,从此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陶器、茶叶等,此时茶叶一跃成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结构中的重要对象甚至核心商品。

18世纪末

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茶业兴起,对中国茶叶的需求进一步增强。

19世纪中期

侨销青茶仍很旺盛,1869年仅厦门口岸输出侨销青茶最高达到 4298吨。清代茶叶贸易的最显著特点是海外市场的大起大落。17世纪前,饮茶习俗主要集中在亚洲,中国茶叶外销量并不大,1000余年的总销量绝不会多于鸦片战争前约240年的总销量。

鸦片战争后至1900年止中国茶叶外销数量

抗日战争时期,茶叶还可从香港出口,输出量下降不多。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海运中断,1946 年茶叶输出只有 7 千吨。抗日战争胜利后,茶叶外销有所转机,存茶大量出口,输出量回升到 2.1 万吨。但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断绝了邦交,使苏销中断,茶叶输出量又很快减少,不及 7 千吨。其后由于北非绿茶市场逐渐恢复,茶叶输出稍有回升。但因内乱,茶叶外销受阻,到1949 年惨跌至 700.4 吨。与茶叶输出最巅峰时期相比,尚不及百分之六。

武夷茶的海上茶叶贸易

武夷茶的海上贸易是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武夷茶的海上贸易亦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宋明时期,茶禁政策甚严,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三年(1143)诏,载建茶入海者斩。”明初还规定:“铢两茶不得出关。”(见陈继儒《茶小序》)由此可见,当时武夷茶的地域传播十分受限,海上贸易更是无从说起。

直到郑和下西洋,打开了海上贸易之门,武夷茶的海上贸易之路才初见曙光。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武夷茶销量明显上升。到了明末清初,茶禁松弛,朝廷允许民间进行茶叶贸易,武夷茶出口大量增加。但由于当时还在实行海禁政策,海路不通畅,相较之下,其时陆路贸易十分兴盛,出现了由山西商贾组成的茶帮,专赴武夷山茶叶市场采购茶叶运往关外销售。

武夷瑞芳号茶叶账本

1842 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此后,北上茶叶之路被海上茶路代替。

光绪四年,福建口岸出口建茶 4 万吨,约占全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武夷茶占十分之一。

1886 年全国茶叶出口最高达到 1.34 万吨。17 世纪末,武夷茶出口量约为 13.61 吨

18 世纪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 9175 吨

19 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达到 1.5 万吨。

1879 年后红茶市场被印度、斯里兰卡及印度尼西亚所侵夺,武夷茶销量锐减。

1918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茶叶输出急速下降,武夷茶也受到重大影响。之后因内乱,茶叶外销受阻。

1941年

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 0.5 吨。此后的数十年里,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基本中断,武夷茶海上贸易亦遭受重创。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渤 侯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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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呼和浩特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

7月8日,为期4天的第二十届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系列活动 | 2019中国(呼和浩特)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



本届茶博会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呼和浩特市商务局、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亿阳集团、内蒙古茶行业协会、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协办,为业界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茶业盛典。



华巨臣深耕茶行业十余载,不断“开疆拓土”。2019年,华巨臣将在全国23个城市举办27场茶博会,遍布国内重要茶产区和重点茶交易城市,覆盖环渤海经济区、港澳台等区域市场。华巨臣茶博会为中国茶企与海外采购商提供了便捷的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展示交易平台。


2019年,华巨臣茶博会首度进军内蒙古,助力茶产业全面升级。2019华巨臣呼和浩特茶博会除了在规模、参展企业数、参展观众数上实现突破外,本届茶博会上还有诸多亮点。下面小编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2019华巨臣呼和浩特茶博会。



现场直击,人气爆满


为期4天的2019华巨臣呼和浩特茶博会吸引了内蒙古及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的众多茶人参与。茶博会现场品牌云集,一方面展商通过展会展现了良好风貌;另一方面采购商不仅看到了更多的优质产品,丰富的现场活动还带给他们巨大的优惠,收获满满。




聚实力展商,拓全球市场


众所周知,华巨臣茶博会与万家茶企、500余家茶行业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建立了一个约300万茶叶消费者、18万余茶业经销商在内的行业数据库。


本届茶博会展览面积为20000㎡,设展位1000个,汇聚600余家企业,特装企业150余家,特装占比超60%。展览规划中华品牌馆、普洱/黑茶区、白茶区、全国名茶区、港澳台地区及国际展区、茶具/工艺品区、紫砂区。



本届茶博会参展数量更庞大,品牌程度更高,涵盖的展品更丰富。展品涵括六大茶类、紫砂、陶瓷、国际精品茶器、香器、美学空间设计、茶具工艺品、茶深加工产品等。



普洱茶茶企:大益、澜沧古茶、勐库戎氏、老同志、普洱茶王、六大茶山、书剑古茶、普秀、安澜茶业、云元谷、赛云、帕雅珍、雪山老茶林、冰岛山、元鸿、特古、一片茶心等;


柑普茶茶企:益泡柑、艺雅堂、德定福、朗义昌等;


白茶茶企:雾雨深、乔制白等;


黑茶茶企:高家山、云上茶业、云天阁、梧州茶厂、梧州中茶、茂圣、苍松、天誉、苍梧六堡公司、圣源、银泰、中茗、老茶号、八桂凌云等;


红茶茶企:正山堂、普安红、昌宁红等;


绿茶茶企:玲珑王、天享、仙杰等;


港澳台地区/国际企业:长信、简送、振勤、亮台茶、松韵、尼泊尔国家茶叶馆、嵩台、赛德克、观山水、澳味轩、陆延、有余堂、大雅、大永凤等。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桂茶组团、广西柳州组团、云南思茅区有机茶联盟等在本届茶博会呈现了优质的产品及服务,广泛得到茶友的肯定和认可。



茶以载道,器物相承。本届茶博会上汇聚了众多可以把玩、欣赏、收藏、升值的艺术品,包括以茗韵堂、洪窑、铜话、道道一壶、状元堂、盛裕建盏、善竹等为代表的茶具/工艺品品牌。



谈曙君、郑求标、董建平、王斌、史美萍、范永芳、范正初等50位紫砂艺人的作品,吸引了众多茶器爱好者和收藏者前来品鉴。




精彩活动,相映成趣


2019华巨臣呼和浩特茶博会以茶产业展销服务为核心,以茶文化引领行业发展。展会期间推出一系列高规格的专业茶事活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



万里茶道(呼和浩特)高峰论坛


7月5日下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主办,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内蒙古茶行业协会协办,深圳市华巨臣实业有限公司承办的万里茶道(呼和浩特)高峰论坛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特色茶文化活动区成功举办!



郭杰、刘登林、邓九刚、余悦、兰毅、李亚隆、刘再起、郭碧勋、何明鉴、吕建忠、张晓平、杨文明、向飞、宝音满达胡、刘锦程等嘉宾参加了本次论坛;此外论坛特别邀请到内蒙古、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万里茶道沿线的专家和城市代表通过主题演讲、座谈讨论以及主持人提问环节,共同探讨如何打造万里茶道销区的茶品牌,助力茶产业创新升级。



2019中国技能大赛全国第四届茶艺职业技能竞赛内蒙古选拔赛(呼和浩特分赛)暨茗星茶艺师第六届全国评选大赛 • 内蒙古分赛区



届茗星茶艺师大赛与内蒙古茶艺师评茶师协会承办的2019中国技能大赛全国第四届茶艺职业技能竞赛内蒙古选拔赛(呼和浩特分赛)强强联合。


个人组颁奖


团体组颁奖


茶席设计组


蒙古奶茶组颁奖



赛事组别范围从单一的个人赛延伸到个人组、团体组、茶席设计组和蒙古奶茶专项组。整体赛事选手范围涉及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四个区以及内蒙古十二盟市。展会期间,进入决赛的茶艺师在现场进行激烈的茶艺比拼,展示对茶文化的理解。最终,个人组鲍丽春获得冠军,茶席设计组王占晨、团体组额吉的奶茶、蒙古奶茶组呼日乐特木尔荣获金奖!



曲水流觞·青城茶事


本次曲水流觞充分与万里茶道及内蒙古奶茶及民族文化相结合,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4天13场专场品茗雅集,“抄经、品茶、论道”、“樊登读书会之《人生难得诗酒茶》”、“曲水流觞·宋韵雅集”等系列活动亮点纷呈!茶友们现场实地观茶色,品茶香,体验一段不一样的茶文化之旅。


亮点活动太多,小编在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至此,为期四天的2019华巨臣呼和浩特茶博会正式落下帷幕。

7月12日-15日,第2届中国(新疆)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茶具用品展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展!欢迎广大茶商茶客积极参与,交流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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