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郑圣林，武夷山郑记岩茶厂厂长。1982年出生在武夷山市天心岩茶村，国家一级评茶师，国家高级加工师，2019年获评南平市茶叶加工工技能大师工作室殊荣。
代表作：仙女下凡（牛栏坑肉桂）
“一泡好岩茶香气于沉稳之中，又裹挟着飘逸之感，喝起来茶汤也是遒劲有力。”
——郑圣林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这是千百年来无数先贤和哲人都在探讨的命题。对于郑圣林来说，同样如此。
“滚滚黄沙，痛快了谁的天下。谁横刀立马，击剑为任侠。一曲琵琶，琴声如骤雨落下，我随性潇洒，煮一壶天涯。快意江湖，这江山我来解读……”
作为一个热爱马拉松和跑越野赛的新生代制茶师，唯有知道来路，才能理解自己在坚持什么，要奔向何方。越野与做茶，看似违和的混搭，郑圣林却跑出了一条快意江湖的茶之路。
这牌子，响当当
对于跑越野的人来说，有些路途太遥远，终期一生也无法抵达。但有些梦，看似遥远，却只要努力就可以实现。比如，成为一名优秀的茶人。1982年出生在天心村的郑圣林，其祖辈均根植于武夷山，以制茶谋生。
尽管当时家中多以加工毛茶为主，但在家族浓厚制茶氛围的影响下，郑圣林不仅自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岩茶加工技艺，同时还四处“偷师”。历经多年磨砺，他逐渐成长为武夷岩茶工艺大师，不仅连续多届在各大斗茶赛上拿下优秀奖顶，还于2019年获评南平市茶叶加工工技能大师工作室殊荣。
目前，郑圣林一手创办的郑记岩茶厂，不仅拥有旗下“天心村”品牌，还有武夷山正岩茶园近百亩，包括牛栏坑、慧苑坑、悟源涧等优势茶山。回忆过往历程，郑圣林告诉我们，虽然祖辈都在制茶，但在过去，做茶就是一件极为吃苦且不讨好的事情。父亲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开拓眼界。
2000年，中专刚毕业的郑圣林离开武夷山，到福州做起了销售。“当时卖得是金丝猴糖果，骑着单车，满城跑着去联络商家。”正是这样的训练与实践，初出茅庐的郑圣林慢慢悟到商机，为之后创立自己的茶厂和品牌打下基础。“2003年，随着武夷岩茶市场的逐渐升温，我开始考虑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希望家里能够从过去茶农粗加工批发毛茶的模式，转变成生产精制茶的企业。”
选择回到武夷山并涉足制茶这个行业，郑圣林并不讳言自己的商业梦想。“2006年成立武夷山市郑记岩茶厂，就着手建设sc食品安全认证及获准使用武夷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将茶厂定位为集茶叶种植，茶园管理，茶叶生产、销售与茶文化传播为一体。”
接着，凭借着自己对岩茶市场的高度敏锐，郑圣林开始着手品牌的建设，并成功注册“天心村”商标。“当时大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注重品牌的建设，我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容易记忆的地域名，把我们天心村的好茶宣传出去。”郑圣林表示，随着“天心村”品牌的建立，也表明他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发展策略，要创建出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品牌，并以此形成传承传统制茶工艺与现代工艺完美结合的传播效果。
制作好茶，像创作艺术品一样
传承技艺，发展品牌。自然绕不开优秀的产品。说到当家好茶，郑圣林首推自家山场的“仙女下凡”。这是一款来牛栏坑的肉桂，光听名字，就让浮想联翩。郑圣林说，牛栏坑从坑口至坑尾共二十余户山场主，其中“不可思议”刻石下的几片小茶地，被茶界发烧友们称为“正坑中的正坑”。它们集中在三户人手中，郑圣林为其一。
牛栏坑地理环境草木竞秀，山河日月俱得清凉。“牛栏坑的青叶和其他区域的茶青真的不同。在做青间，当你握着水筛，响起沙沙的摇青声时，整个青间都是清新通透，迷人的香气。像这些好的原料，特别是小产量的茶青，我们都套用古树单株的标准，始终单独制作。就像创作一件艺术品一样对待它们。”
郑圣林介绍，相对传统而言，“仙女下凡”是一泡相对轻焙火的茶，发酵适度的茶青在做透之后能最大程度保留牛栏坑肉桂入口清新鲜爽之感，这好比留下仙女华美的身姿，茶汤中幽雅的花香亦如佳人芬芳。“这泡茶的香气于沉稳之中，又裹挟着飘逸之感，喝起来茶汤也是遒劲有力。”一番对谈下来，我们发现，郑圣林身上有着许多新生代茶人的共同标签——除了精进传统制作技艺的恒心，他们对武夷岩茶涌动出的情感，亦是能够震撼人心的。
步履不停，逐梦茶路
生于武夷山，成长于武夷山。郑圣林注定与这片茶这座山有着难解之缘。于他，制茶的过程，同样也是享受山野之乐的过程。山水之间，采茶、制茶，是为茶人；而在山水之间，行走、奔跑、越野，亦是为了靠近茶，读懂茶。对热衷于参加各种马拉松与越野赛事的郑圣林来说，每一次的赛事，不只是对自我的挑战，更是将推广“正岩好茶”作为使命，身体力行付诸行动的方式之一。
学无止境，步履不停。作为厦大EDP商学院的一员，他曾在2018年4月底的“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上，和队友一起，在茫茫戈壁荒漠，沿着玄奘西行之路，用四天三夜挑战行走116公里的壮举。
2018年11月，郑圣林再次参加了大武夷超级山径赛，并联合组委会推出“山径星语”完赛茶礼——12星座12款茶，宜静宜动，将他热爱的越野与武夷岩茶进行了创新融合。其“天心村”品牌亦作为赛事的特约合作伙伴全程冠名参与赛事，来自全球1500多名选手获得由“天心村”品牌送出的岩茶好礼。
跑山如制茶，追寻的都是天地间最炽烈生动的味道。对郑圣林来说，制茶和跑步何其相似，都要历经无数的磨练和咬牙坚持。时光向前，唯有不忘来路，不改初心，才能擎着星光，不惧风雨，执著奔走。也唯有如此，“一杯正岩，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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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茶僧释超全的《武夷茶歌》是福建乌龙茶始创于武夷山的佐证，也是记录乌龙茶制作工艺的第一手资料，蕴含了关于武夷茶区茶的发展历程、采摘、制作、品类以及武夷山特有的祭祀、喊山习俗等丰富的茶文化信息，极具史料价值。藉史志文献和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略加考论，使茶歌中反映的从远古时期到清代的武夷茶文化得以清晰的呈现。
《武夷茶歌》
清 释超全
建州团茶始丁谓，贡小龙团君谟制。
元丰敕献密云龙，品比小团更为贵。
无人特设御茶园，山民终岁修贡事。
明兴茶贡永革除，玉食岂为遐方累。
相传老人初献茶，死为山神享庙祀。
景泰年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
输官茶购自他山，郭公青螺除其弊。
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借此少为利。
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
搜尺深山栗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
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抽与烘焙。
谷雨届其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
道人山客资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凡茶之产准地利，溪北地厚溪南次。
平洲浅渚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腻。
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
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
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
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
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
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
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
积雨山楼苦昼间，一宵茶话留千载。
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
该茶歌对武茶岩茶的发展历程、制茶工艺、丰富的茶类、武夷山独特的祭祀和喊山茶俗、武夷地区茶的发展历程有简要概述。
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自称“轮山遗衲”，祖居金陵，明洪武间移居福建厦门同安。阮旻锡一生所作的诗文颇多，仅现存的《夕阳寮诗稿》、《夕阳寮存稿》就收录其诗文517首（篇）。他对道藏释典、诸子百家、兵法战阵、医术占卜、方技之术，皆有研究。其著述颇丰，主要有：《四书测读》、《金刚经说》、《续佛法金汤》、《谈道录》、《清源会诗篇》、《慧庵倡和韵选》、《燕山纪游》、《海上见闻录定本》，及对福建茶文化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武夷茶歌》和《安溪茶歌》等。惜释超全的著作大多散佚，存世仅《夕阳寮诗稿》、《夕阳寮存稿》、《海上见闻录定本》和《幔亭游稿》。
《同安县志》嘉庆刊本、清董天工修撰的《武夷山志》、《崇安县志》雍正十一年刻本等皆无释超全的传记，其生卒及生平事迹不祥。在车萍萍的《阮旻锡考》①和何丙仲的《阮旻锡和》对释超全生平简述的基础之上，结合《泉州文史》、《厦门佛教志》、《武夷山志》等资料考证，笔者对释超全的生平简述如下：
释超全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享年八十有六。崇祯十二年（1644），李自成攻入京师，阮旻锡师从工部尚书曾樱性习理学，与之共患难；顺治五年（1649），清军攻袭厦门，曾樱战败，殉节自尽，阮旻锡冒险为其收尸。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在厦门设储贤馆，阮旻锡为其幕僚之一；康熙二年（1663）十一月，迨海山破，郑经金门会船，为清军与荷夷夹击，弃金、厦，退守铜山，阮旻锡料抗清无望遂弃家行邀，奔走四方，留滞燕云二十余载。1663年秋，离厦远游渡江，寓文圃山中孚村；1664年春，移居至清溪（今安溪）坂头；1664年秋，迁居长乐；康熙五年（1666），抵达北京；1667年，即入京第二年，第一次返闽，举家迁回厦门夕阳山（今厦门杏林东孚镇）；1668年秋返京；康熙庚申（1680年），再次返闽，葬其二亲于夕阳山麓，再次返闽时，阮旻锡于《温陵诗纪》中感慨到：“相看如隔世，恍惚记生前”，时隔十余载，故里河山非，病妻迫岁暮；1683年秋，在燕山太子峪观音庵剃度出家，身份由遗民转变为僧人，法号超全；1687年离开北京，在京二十二年间，释超全游历了北京及周边的名胜古迹，留下了不少抒情伤怀的诗篇；1688年，离开久居的北京到武昌拜访丁雁水②；1689年，至金陵，隐居于金陵城南青溪之上；1693年孟夏，为《夕阳寮诗稿》作后跋；甲戌年（1694年），重归故里，是年，慕茶名至武夷山，入武夷山天心禅寺为僧，与闽南籍僧人超位（姓黄，号寿宗，清漳浦人）、超煌（又名元煌，字泉声，龙溪人）、衍操(姓刘，字松山，清代漳浦人)等人常在寺庙研习茶艺，以茶论佛，品茗论道，以茶说经，还结识了隐居于茶洞的李卷（李时兴之子），传习工夫茶艺，品饮论茶。
康熙四十五年（1706)，释超全在厦门写下《武夷茶歌》的姊妹篇《安溪茶歌》，而《武夷茶歌》的创作早于《安溪茶歌》。“重烹山茗沃枯肠，雨声杂沓松涛沸”，意思是，雨声杂沓松涛呼啸的时候，于寺庙中烹茶煮茗润枯肠，表明《武夷茶歌》是释在武夷山为茶僧时所写。现有的史料中并无关于释超全何时离开武夷山抵达厦门的资料，但释超全离开武夷山后，至泉州组织“泉山诗社”和“清源诗社”，并著《清源诗会编》。清代林佶（1660-1720）为《清源诗会编》作的序的时间是康熙癸末（1703年）后，说明此时释超全早已离开武夷山。
笔者推测，释超全《武夷茶歌》一诗大致作于1694年—1703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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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茶源于武夷山，虽然在中国茶界是基本公认的史实。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报刊中也偶见不同说法，这其中有的是为当地之茶“竞古”， 有的是主观臆解古籍诗文，有的是误把茶树种、制作人和茶类混同起来，因而混淆了视听，不少业外人士似是而非。
本文就乌龙茶制作工艺发源于武夷山问题进行进一步佐证，同时就乌龙茶为何会发源于武夷山、乌龙茶制作工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对于茶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乌龙茶起源武夷山的记载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于清康熙九年(1691年，)入武夷山为僧的同安藉文人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和稍后的《安溪茶歌》也有写到，但不够具体、系统。
尔后的清布衣文士王草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写的《茶说》作了较详细记载：“武夷茶……采后以竹筐，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介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茶采而摊，摊而扌鹿 (摇之意)，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⑴此文被康熙五十六年至六十一年(1717-1722年)在崇安县(1989年改名武夷山市)为令的陆廷灿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编入其《续茶经》，该书后又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来归为乌龙茶类。
对于《茶说》之记载，当代茶圣吴觉农在《茶经述评》中曰：“此即为乌龙茶制做作工艺”。前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程启坤先生认定该法即为乌龙茶制作工艺，并说：“现福建崇安武夷岩茶的制法乃保留了这种乌龙茶传统工艺的特点。”⑵当代茶界专家、乌龙茶泰斗张天福说：“乌龙茶是世界三大茶类之一，起源于福建崇安武夷山。”⑶并于2002年初挥毫题写“乌龙茶故乡武夷山”，馈赠作者。
对于武夷岩茶(即乌龙茶)的形成时间，大多说在“明末清初。考其当时茶文。但见清初崇安第一任顺治七至十年(1650-1653年)县令殷应寅尚在“引松萝茶制法”(此为精细的炒青绿茶制法)。而王草堂《茶说》则写于1717年康熙末，假如此前已有乌龙茶工艺，也不至于超过“松萝法”之前。认定一种事物的形成时间，当以当时文字为依据，说较妥;而说“早于此时的某某时间已有之”，很难说清楚到底早于何时?早了多少时间?因此说,武夷岩茶(即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至迟”在清康熙后期已见完善更妥些。
乌龙茶起源于武夷山的原由
乌龙茶的制作工艺为何会起源于武夷山?笔者认为，当是从散茶及松萝茶制作工艺演化而来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最早记载的唐代“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的武夷“晚甘侯”，还是元代四曲皇家御茶园制作的武夷贡品“石乳”，均为蒸青团茶或饼茶。由于团、饼茶经蒸捣不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自然风味，且制作、饮用程序繁冗，既不能满足世人品饮的要求，又影响茶叶发展。因此，明洪武年间，朝廷颁令罢龙团，改制散茶，后发展为炒青绿茶。其制作工艺较之团、饼茶有了大简化，只要经过杀青——揉捻——干燥。绿茶不经做青，主要工序在杀青，即将茶叶放入锅热炒，用以蒸发水份，破坏酶的活性，产生香气，保持茶叶自然真味。
明·许次纾(1549～1604)在其《茶疏》中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州也非最上，唯有武夷雨前最胜。⑷工艺之简化、品质之提高，促进了明末武夷茶的大发展。闽藉诗人徐火勃(1570～1645)在其《茶考》中云：“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⑸
尔后，于清顺治七至十年(1650-1653)在崇安为令的殷应寅,招黄山僧来制松萝茶(此茶约起于明隆庆年间，即1567-1572年)，它工艺讲究，故较一般炒青绿茶香高味浓，遂仿之。
松萝茶与散茶存异之处，明代闻龙《茶笺》载：“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香、味俱减”、“炒起入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干入焙”。⑹此法制出之茶，品质极佳。但此法不能满足大发展的武夷茶采摘、制作之需，便出现粗制滥作现象：采时无法保持叶片新鲜、炒青超量入锅、出锅后厚摊堆放、干燥不及等是情理中之事，因而就产生了红绿相杂之茶。
周亮工(1612-1672)，清初在福建为官时写的《闽小记》中载之：此茶“经旬月，则赤紫如故”⑺。这种茶说它是红茶，又经炒青;说它是乌龙茶，又没做青。当为部份发酵之茶。时人根据现实情况，摸索进行萎凋做青方法，目的使茶青叶片部分发酵，后炒焙之，这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验，才得以制出乌龙茶。
姚月明等茶叶专家和当地茶人认为：由于别于丘陵地带，武夷山中茶山分布于峰岩之中，较为分散，且离茶厂较远，茶采摘后，受到太阳晒，则如晒青;采茶时要各山跑动，茶青在茶篮中抖动、斯磨，有如做青。这样必然会使部分鲜叶变软、红边，大晴天更为严重。这种状况下制出的茶虽“色香亦具足”但“经旬月，则赤紫如故。”主要是没经过均匀晒青，反复做青“走水”，又未经炭火足焙，自然会变红、发紫。僧道茶师们便改弦更张，采用半发酵法制做武夷茶，这也是乌龙茶形成于武夷山的又一原因。
由于有了这种正确的开端，尔后经过长期的逐步完善为：倒(雨天则烘)、摇、抖、撞、晾、围、堆等做青手法，并据情况“看青做青”、“看天做青”，力求水分挥发恰好，叶片发酵适度，香气发越即炒、揉、焙之，便在18世纪初形成了完整的乌龙茶制作工艺。
武夷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相当繁复，且做青达十几个小时之长，要经晒、晾、两炒、两揉、两焙等独特工艺。要求茶师们独具匠心、恰到好处，其独特工艺制出的武夷岩茶“香清甘活”、滋味醇厚。因此说，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是武夷山的一大贡献。自此武夷岩茶制作工艺及产地“由武夷传到建瓯、安溪各地，并传入台湾”⑻，“溪茶遂仿岩茶样”⑼，引得 “郑世报父子引进、种制武夷水仙于永春”⑽，形成“台人品茶，茗必武夷”的情景 。
乌龙茶问世的记证人王草堂简介
对于乌龙茶问世的记证人王草堂，过去很少见诸介绍，其实王是位富寓学识的文人。据方留章等查证及清董天工《武夷山志》、王复礼《武夷九曲志》等记载：王草堂，名复礼，浙江钱塘人，明代王阳明(谥号文成公)的六世裔，系布衣文士，一生主要从事修志著文。清代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67岁的王草堂受福建制台、抚台的聘请来闽，寓居武夷修志。为继承先祖阳明先生的遗愿，在大王峰麓重建“武夷山庄”，三年始成，后一直隐居于此，著文修志，前后经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1708-1720年)崇安令，终老于武夷山⑾。
大王峰脚下的武夷山庄
王草堂在武夷山隐居十多年之久，对此地倾注深情，赞言此地“真堪娱老忘归”。其留下了珍贵的《武夷山九曲志》和诗文，特别是他记叙并留存于今的《茶说》至为珍贵，不但充分肯定了武夷山在茶史上的地位，而且为考证乌龙茶起源地提供了根据，当受今人缅怀。
闽南人参与了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创研
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闽南人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入山：
明朝灭亡，清人入关。福建闽南的一些明代遗民入山隐居，或削发遁世，以消极行径来对抗清廷。其时风景秀丽，且远离都市的武夷山便成了隐者、释家的向往胜地。当地“县志”和“山志”载：“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教徒始入修持，嗣是天心、慧苑、玉华、清源、碧石寺相继以兴，天心永乐禅寺至有释教徒一百余人，可谓盛也。是时，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院有五十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主要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⑿。
本来“茶和寺院佛教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尤为明显，因为处该山中几无农田，盛产茶叶，僧人释家便以茶为产，靠茶为生;以茶消闲，佳茗待客;以茶参禅，诵经敬佛;以茶解困，赏茶为乐。这种珍品自然由僧人传到闽南家乡，很快地引来了闽南商贾前来经营岩茶。时山中茶厂大部分被闽南茶商包租，后被赎买。成品茶则运往闽南及海外销售。释超全作的《武夷茶歌》云及武夷茶史、地理、茶制之况，史志上也有闽南人品饮武夷茶的诗文，有人误将制作人与发源地点、制作工艺混淆起来，说乌龙茶起于闽南，误会大概是出自于此。
闽南人进入武夷山，参与制作、发展乌龙茶的另一途径是：由于历史上武夷茶往山西、蒙古进行“茶马互市”，武夷茶均过分水关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时为水运重要码头)，再行包装或烘焙，载船由信江达鄱阳湖过长江北上山西、蒙古，同时清政府几度颁令外销之茶，一律往广州出口，因而武夷岩茶又经运往河口，后折赣江南下往广州。闽南茶商便在此顾请帮工，其中多为此地的闽南人。这些闽南人是在清初福建实行过海禁时，由福建沿海迁往江西之铅山、上饶、玉山、广丰等县的闽南后裔⒀。
万里茶路起点：武夷山下梅村
《铅山县志》载：其处(指铅山县)向为福建人迁徒移居之地，仅明、清两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注：移民单独建村而居)，占所迁入的外省人新建村落598处的87%，其中不乏闽南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河口茶行多达48家”,“当时河口制茶技术较高,在全国茶叶行内都有一定地位。武夷茶的主要产区福建崇安县的制茶师，大多聘自河口。”⒁又据1985年《上饶县地名志》载：上饶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有福建移民，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有些由于搞不清原籍州、县者，只标明“下四府”(注：当时福建的南部的四个府)。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就有29个是闽南移民所建;高泉垦殖场25个自然村，就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
以上移民时间大多在清康熙年间⒂。这些“下府人”之移民与在武夷山的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山当包头、茶师。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人后裔。闽南僧人、茶商、闽南人后裔与当地山民为共同创制、发展武夷岩茶做出了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
有人认为闽南人先迁武夷山，后转迁江西铅山和上饶、玉山、广丰等县。这与闽南移民始迁于明末清初，早于乌龙茶工艺形成时间;和迁到铅山、上饶、玉山、广丰县人数及居住区域大大超过武夷山天心岩茶村人数和区域面积的事实不符。另从当今天心村民的宗谱记载，也说明“下四府人”是先迁江西上饶、铅山等县，后再移居福建武夷山的。
由于闽南人参与了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创研，这也成了乌龙茶起源于闽南的说法之据。乌龙茶起源，说的是地点和工艺。
乌龙茶对茶文化的影响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清芬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特称武夷岩茶)，更是醇厚幽香、独具岩韵，倍受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中外的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于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这当是功夫茶品饮艺术之雏形。
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管山、制茶僧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便有了“下府帮”来 经营武夷岩茶。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清乾隆《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 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为富家崇尚追求。
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其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功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⒃。广东汕头茶人郭马风云：工夫茶其最早作为一种名茶，源于武夷山，当时为武夷山名茶。其最早的记述它的品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的方法是袁枚。后传到闽南延至潮汕，经进一步文化为“功夫茶”。而记之者俞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五年(1800)在潮州兴宁县为典史间，其撰写的《潮嘉风月记·工夫茶》⒄，比袁枚武夷品茶至少迟10年左右。所以说功夫茶烹饮之法发端于武夷山。
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金崇安”的盛名当由此而出⒅。泉州的“集泉”、“泉苑”，漳州的“奇苑”，惠安的“清源”，厦门的“文圃”，安溪的“泉馨”，南安的“倪鸿”等茶行便是其中的佼佼之商号。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名茶之例。据《台湾通史》编者连横文载，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种繁衍⒆，但 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武夷岩茶。因此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与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⒇。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
特别是1990年初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决计在当年10月初举办大型的“首届武夷岩茶节”。在时任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吴邦才的创意下，在姚月明茶叶专家的帮助下，作者经翻阅大量资料、走访茶师茶农后，经过几个多月的收集整理，终于编撰出武夷岩茶的冲泡品饮方法、顺序的27道程序。
此套“武夷茶艺”经导排表演后，被武夷山大小茶馆所应用，收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被省、外地及中央电台拍摄播放，并到国内陕西、山东、浙江多处演出，还出境到香港、澳门、台湾和出国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进行交流。均受到好评和赞赏。说明《武夷茶艺》得到广泛认可。
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武夷先民的创造精神，而且要十分珍惜武夷岩茶及武夷茶文化，让它为当今的文明社会服务。(作者：黄贤庚;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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