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春风二三月，石炉敲火试新茶。”春茶色泽翠绿，叶质柔软，滋味鲜爽，香气馥郁，而且富含较高的营养成分，所以深受众人青睐。而大师们品茶，则能品出一种心境，一种文化的味道。
鲁迅先生爱喝茶，有次买了二两好茶叶，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不料郑重其事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鲁迅在《喝茶》中写道：“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但鲁迅最后还是回归他的本色，说：“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
林语堂先生是个茶中高手，熟知茶性，深知茶道。他常说“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他喝茶有“三泡”之说，“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他在《谈茶与友谊》中写到，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境界里去。在婴孩啼哭的时候喝茶，或与高谈阔论的男女喝茶，是和在雨天或阴天摘采茶叶一样的糟糕。林先生还说，茶叶在晴天的清晨采摘，那时的山上晨气清稀，露香犹在，所以茶的享受还是与露的芬芳发生联系的。此刻，茶成了纯洁的象征。
老舍先生一生的嗜好就是喝茶。他生前有个习惯，就是边饮茶边写作，一日三换茶，泡得浓浓的。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老舍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北京，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过。创作与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多鼠斋杂谈》中写道：“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老舍以清茶为伴，文思泉涌，难怪能创作出《茶馆》那样不朽的名篇。直到今天，北京的“老舍茶馆”，中外闻名。文人墨客到了北京，不去老舍茶馆坐坐、喝上一碗茶，简直就跟没来过北京似的。
杨绛先生曾居英国多年，虽然她不推崇牛奶加红茶，但在《我们仨》中她又承认，一早起来一壶牛奶红茶，已经成为习惯了。她在《喝茶》中说，曾听人讲，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洋人的喝法，浓茶搀上牛奶和糖，香洌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杨先生说，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末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在这些大文豪笔下，一杯清茶品尽了人生沉浮。而他们的嬉笑怒骂，也尽在一杯清茶之中。他们这种气味相投的缘分，也为品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摘自2015年第5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荆墨(山东滕州)】
广州人对于茶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甚至对茶有点顶礼膜拜的意味，这可从几步就有一个茶楼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些茶楼大都是餐馆饭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楼。民以食为天，为何把吃饭的地方称之为茶楼呢?这要从广州的历史说起了。广州从明清时代起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而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茶叶，而谈生意的场所又都是选择在茶楼，一边喝茶，一边谈茶生意，可以说广州的繁荣和衣食父母是与茶分不开的，诚然，广州人对茶才有这么深的感情。
在广州，广州人把早上吃早餐称之为喝早茶，请亲朋好友一聚也叫去茶楼喝茶。其实这喝早茶很少有茶的，而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粥和各式各样的风味小吃，如各种烧梅、包子、糕点，还有鸡爪、鸭脯、鹅掌一类的卤制品。很多内地人到广州会被当地好客的主人请喝早茶，虽是一口茶都没喝到，倒是饱享了一通美食小吃，也算是一件大快朵颐的事。
从这个表像上看，你莫以为广州人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喝茶的，其实，当你真正融入到广州人的生活之中，你就会发现，广州人是真正会喝茶、懂茶的。
我在广州打工期间，每天公司吃过午饭后的午休时间，就有广州本地的同事来邀我一起喝茶。选择这个时间喝茶是有讲究的，一来中午在公司不能午睡，这个时间需要提精神，而喝茶无疑是最健康的提精神的一种方式，二来可以打发这段无聊的时间，三来可以借此在一起聊聊天，相互增进友谊，起到一个交际的作用。如此看来，广州人是十分精明的，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浪费时间。广州人把这真正意义上的喝茶称之为喝功夫茶，这也就是说广州人在喝茶上并不草率、简单，而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这首先从茶器上就能看得出来。广州人喝茶不会像中原人一样一人用个大杯子来泡茶，而是一定要准备一套茶具。一个茶盘，一个陶瓷或是紫砂的小茶壶，八个小杯。茶壶里有一个筛子，以免倒茶时将茶水滤出来，那小茶杯精致到最多只能装二钱的茶，就像中原人喝酒打圈的小酒杯，一口闷一个。这叫中原人看了，肯定会笑掉大牙，笑广州人小气，喝茶么就是要大口大口地喝，这么小的茶杯，只能打湿喉咙，喝得不过瘾。然这才显示广州人喝茶的品位和极致。喝茶就是要一口口地去抿、去品、去回味。否则就不叫品茶，而叫饮茶了。
广州人将茶叶放进茶壶，用开水泡上几分钟后，头道和二道泡出来的茶并不忙着喝，而是将茶杯一一冲淋一番，这叫我们这些内地人看了，觉得可惜，其实，这还是反映出了广州人的精明，一来头道二道泡出来的茶并不香，二来防止这茶叶里含有不洁之物，三来也可借这开水对茶杯消毒。第三道的茶水泡好了，这才在各小杯里斟上茶水，大家也都不争不抢，围坐在一起，待各个小杯里都斟上了茶水，才一起端起来一口喝掉。有的人嘴里还发出咂咂的声响，不像喝茶，倒像是在咪酒，如此这般反复多次，直到茶壶中的茶水喝淡了，这才散去。
广州人喝的“功夫茶”通常是“铁观音”。这“铁观音”也算是乌龙茶，也能去火清心，但它不像我们内地人爱喝的毛尖那样纤细，它的叶子比较粗，这也反映了广州人不注重外表，而注重实质的特点，别看这“铁观音”比之“龙井”、“毛尖”要粗条得多，但它却香气扑鼻，不像"龙井"、"毛尖"的香是含蓄的，要细细去品味。这也反映了广州人的特点，不像江南人那样行事曲径通幽，而是喜欢直截了当，干脆明了。诚然，在和广州人喝功夫茶中，广州人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喝功夫茶也要AA制，一人出一份钱，然后一起去茶叶市场挑选“铁观音”。
就这样，在广州打工的几年间，我每天就和广州本地人一起喝“功夫茶”，我不仅学会了喝茶，也从喝茶中品出了广州人追求生活的精神和风貌。
当我回到内地，也想邀请一帮亲友一起喝“功夫茶”时，却饱受讥笑，说我这人太小家子气了……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汤礼春(湖北武汉)】
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林语堂(1895~1976年)
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今漳州市)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
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等，曾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谈到的中国茶，有很多经典流传的名句，“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捧着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这是一个真正沉浸在茶中的行家观点。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闽南的漳州平和县，这里出产白芽奇兰，一种有特殊兰花香的乌龙茶。自小沉浸在龙江之畔、漳州港与这块中国工夫茶发源之地，他对于茶有着他人不能比拟的深度领悟。
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林语堂开明而达观，犀利又温和，这样的性格或许正得益于茶的滋养。
漳州平和县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他因《京华烟云》一书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人、报人，是痴茶人，也是一位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林语堂将英文里的Humor音译成“幽默”，然后写下《幽默杂话》《论幽默》等篇章，他认为“没有幽默的文学和文化，思想和生活必将干枯和固化”，这是一个深远的观察。
他是一位生活艺术家，真实而达观，经历风雨的年代，却不世故老成，始终留赤子的天真。
聊到茶的时候，他风趣地形容“中国的烹茶饮茶方法不像日本那么过分严肃和讲规则，而仍属一种富有乐趣而又高尚重要的事情。实在说起来，烹茶之乐和饮茶之乐各居其半。正如吃西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年轻时候的林语堂文字犀利，和鲁迅、周作人都是《语丝》上的主要写手。在鲁迅写《为了忘却的记念》之前，他就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所以这时候他的茶应该是他所说的“洁净”为第一义，在茶上的洁净，正反映了心灵的洁净。
他说到，“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一切手续都须十分洁净，茶杯须每晨洗涤，但不可用布揩擦。童儿的两手须常洗，指甲中的污垢须剔干净。”
“茶味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
“因此，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的享受它。”
林语堂和妻子一起喝茶
林语堂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又一直上的教会学校，之后留洋读硕士、博士，在欧美住了几十年。他用英文完成了卷帙浩繁的著译，用西方的语言介绍中国的文化，为中国与欧美世界架起一座桥梁。
1934年《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书之一。一个中国人的著作，列入了年度十大畅销书榜单，可谓无人能出其右。
1937年11月，林语堂发表了《中国人与日本人》，他说了日本人的劣根性，在文章最后说日本已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无望战争中。
1938年，他又写下《美国与中日战争》，他批评了美国的所谓“中立”政策，其实是为日本人输送利益。他还写了《日本必败论》。在海外华侨的募捐活动中，每一次都少不了林语堂。多数美国人通过林语堂了解了中日战争。
1938年1月，林语堂编写了《孔子的智慧》。1942年，他著述《中国与印度智慧》。1948年，他又编写《老子的智慧》。林语堂还翻译和介绍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老残游记》以及宋代话本小说和明清小说。
就像纽约艾迈拉大学校长说的：“林语堂——哲学家、作家、才子，是爱国者，也是世界公民，您以深具艺术技巧的笔锋，向英语世界阐释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获得前人未能取得的效果。”
林语堂有很多朋友，胡适、鲁迅、郁达夫，也有著名的女记者史沫特莱、诺贝尔文字奖得主赛珍珠。
林语堂在《茶与友谊》中说，“一个生活的艺术家所最坚持的第一点，便是凡希望要享受生活的，其必要条件，便是必须去寻找一些情投意合的朋友，而且要不殚麻烦地去增进友谊，保持友情，像一个妻子拉住她丈夫一样，或像一个高明的棋手跋涉千里去访另一棋友一样。这样的心旷神怡，周遭又有良好的朋友，我们便可以吃茶了。因为茶是为恬静的伴侣而设的，正如酒是为热闹的社交集会而设的。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里去。”
“一个人在这种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
林语堂在厦门鼓浪屿的故居
1933年至1936年是林语堂文学高产时期之一。除了撰写《吾国与吾民》一书，他同时还创办了三份中文刊物《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
他写下了知名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他称这是“公共舆论和威权在中国如何竞争、争斗的历史”。他把期刊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期刊是一个国家文化进步最好的迹象。”
文学的普通化是林语堂本人致力的目标，这就要求风格的简朴、口语化和充实。林语堂讲新闻的法则与法度，他记录的闽南工夫茶也是这样——根植大众却又足够精致。
“真正鉴赏家常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
“他时时顾着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
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遍，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
林语堂深谙烹茶饮茶的三昧
从这片土地出发，故乡的芬芳始终在他的心怀。林语堂既用他的眼睛观察、记录这个世界，用他的文字介绍中国，他对故土充满深情，他徜徉在草木之间，“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的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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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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