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这是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成书于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但未见出处，多是人云亦云。最近笔者对此作了研究，查到了最早引录该语的，是清代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引文来源可能是宋、元、明时代的笔记类稀缺版本，与流行的“神农得茶解毒”引语有所差别：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考述如下。
学术不能“莫须有”
将此说归为战国、汉代《神农本草经》的代表性著作有：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8年再版)第一章《茶的起源》：“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虽然该书配有三幅《神农本草经三卷》古本书影，但看不出有该语的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镇楚等3人编著的《茶祖神农》，该书2007年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茶祖神农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被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与《茶经》引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列，醒目地印在该书封面上。但这本近25万字的专著，并未说明该语的出处。笔者曾致电请教蔡镇楚教授，含糊地回答说《四库全书》上可能有类似记载，但说不出是何种古籍。
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说中国茶文化》，在插图《神农本草》古本书影的同时，也引用了该语：“据考证，距今五千年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记述，是茶叶作为药用的最早记载。但由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许多内容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补记，其可靠性值得商榷。”虽然说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补记的，值得商榷，但前提还是《神农本草经》有此记载。
今年4月，笔者主编《科学饮茶益身心——2011`中国宁波 ‘茶与健康’研讨会》文集时，40篇来稿中，粗读就有7位专家、学者引用此说，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此说在任何版本的《神农本草经》，都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有记载。笔者查阅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该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在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中，不仅没有“神农得茶解毒”之语，连“茶”的词条都没有。很多茶文化书籍则将《茶经》引录的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引语“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
如此看来，引用该语的专家、学者多是认为，此说在古本《神农本草经》上应该有的，可能有的，只是现在没发现，也许散佚了。众所周知，言之有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学术不能搞“莫须有”。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引录
最近，笔者在宁波图书馆分别查到了两种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刷的单行本《格致镜原》，两书《饮食类·茶》均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累擢广西巡抚，在桂七年，吏畏民怀。所建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马援、唐李渤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简。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历十年而成的《格致镜原》，被誉为清代中国传统博物学官方类书的代表，最早校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作者逝世前一年。该书广记一般博物之属，分一百卷三十大类，子目多至一千七百余条。内容涉天文、地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欣赏器物等，几乎无不具备。所谓博物之学，故名“格致”。又“格致”寓致知，即研究事物之意;“镜原”为探求本原，犹事物纪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采撷极博，而编次且有条理……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可称精核矣”，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
《格致镜原·饮食类·茶》引录了大量茶事文献，此前，茶文化界未曾关注，除“神农得茶解毒”以外，可能还有其它独家引录的内容，有待详细研究。
两点细微差别，引于何种《本草》有待考证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虽然《格致镜原》引文出于什么年代仍需考证，但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此引文肯定出自《本草》原著，因为身为高官的陈元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严谨的学者，从他凡事究其原委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看到该《本草》原著的。
二是可以排除引文出自《神农本草经》。除了最早的茶事文献《北堂书钞》、《茶经》未见《神农本草经》引文，今存《神农本草经》没有“茶”之词条外，从《格致镜原》引文使用“茶”字的信息，又附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句，说明该《本草》不会是唐以前的版本，而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新义录》记载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话题，《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早在1991、1994年就作过探讨，分别发表过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陈椽《〈“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赵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补考》三篇文章，可惜都没有说清楚，三文都把《格致镜原》书名错为“《格致镜源》”，把另一种记载“神农得茶解毒”的清代文献《新义录》作者孙璧文错为孙壁文，周树斌还颠倒了陈元龙与孙璧文的前后年代，说明他们均未查阅原著。陈椽所持观点也是“莫须有”的。
孙璧文在《新义录》中记载：
《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孙璧文(?—1880),字玉塘, 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原治所为仙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荣利，爱读书，尤善经史，博闻强记，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文选》颇有研究。光绪元年(1875)，太平知县邹仲俊、教谕马鹿初，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募集资金，四出搜集图书，主要从江、浙、沪、湘、鄂、赣、闽、粤等江南诸省市及日本等地购书2150种，计2.74万卷，藏于仙源书院，连同先期邑人捐书，藏书达3.3万余卷。除《新义录》外，另有《仙源书院》续编四卷等。
孙璧文晚陈元龙100多年，一个是清末举人爱书者，一个是清初高官、大学者，《新义录》引文与《格致镜原》完全一样，亦未记载详细出处，笔者以为《新义录》引文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排除《神农本草经》之说并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笔者以为，确立神农氏茶祖地位的，是国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尤其是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点睛之笔，“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是否出于《神农本草经》并不重要，排除该书“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丝毫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而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加于其上，无异于“皇帝的新装”。
附带一笔，因为《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文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
在陆羽《茶经》之前，有关茶的记载多是只言片语，记载茶功茶效的更少，综合各种文献，仅有《本草经》、《神农食经》(原书已散佚)、《桐君录》、晋张华《博物志》、陶弘景《杂录》、三国华佗《食论》、唐苏敬《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孟诜《食疗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等数种，唐代宁波籍大医学家陈藏器编撰的《本草拾遗》，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承先启后称巨著
陈藏器(681[一作687]-757)，唐代四明(今浙江鄞州区)人。医学家、药物学家、方剂学家。开元中(713-741)为京兆府三原(今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县尉，县尉系县令以下分管治安的官员。平时爱好医道，专心攻研药学，喜读《本草》一类书籍。他认为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虽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苏敬《新修本草》、孟诜《食疗本草》等名家的集注补释，尤其是由苏敬主编，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由朝廷颁布的第一部官方药典《新修本草》，载药844种，但遗存尚多。而且在《新修本草》成书之后的70多年，民间又涌现出大批单方、验方。于是，他广集诸家方书及当时所用新药，以寒温性味华实禽兽为类，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撰成《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总名《本草拾遗》。《新修本草》新增药物114种，《本草拾遗》比《新修本草》新增药物多6倍。此书将中药的药物性能归纳为10类：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言其“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泄可去闭”、“轻可去实”、“重可去怯”、“滑可去着”、“涩可去脱”、“燥可去湿”、“湿可去枯”，后世发展成“十剂”方剂分类法，至今仍为中医界应用。又载“罂粟”可入药。该书对祖国医药学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由于时代局限，该书亦有荒诞之处，如所记以人肉疗羸疾，助长了后世愚孝风俗割肉疗亲的恶例，虽然他非始作俑者，而影响极坏。后人因此讥诮其搜罗怪僻，受到历代医家的批评，从而也影响到对《本草拾遗》的评价。
但瑕不掩瑜，明代大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陈藏器和《本草拾遗》作了高度评价：
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肤谫(浅薄之意)之士，不察其详核，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届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如辟虺雷、海马、胡豆之类，皆隐于昔，而用于今。仰天皮、灯花、败扇之类，皆万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此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也。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谢弗，在他的汉学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称赞陈藏器是“八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并将他与“相对保守一些的药物学者”相比较，认为“陈藏器详细而又审慎地记录了唐代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载虽然与医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有很高的价值。”
2003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医史学专家，本草文献学专家和本草文献整理研究奠基者尚志钧辑释的《〈本草拾遗〉辑释》，这本46万字的力作，对《本草拾遗》作了全面解读、注释。据尚志钧研究，《本草拾遗》引用的文献达127种，可见陈藏器的采集之广和研究之深。
首次记载茶瘦身
《本草拾遗》原书散佚，今本根据宋元丰五年(1082)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医心方》等书收录，才得以传世。
该书有关茶的文字，有如是记述：
茗、苦茶：寒，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食宜热，冷即聚痰。茶是茗嫩叶，捣成饼，并得火良。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使不睡。
早期记载茶效茶功的，大多只有一两句话，著名的如被陆羽引入《茶经》、已经散佚的《神农食经》的记载：
茶茗久服，令人悦志有力。
陶弘景《杂录》载：
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 黄山君服之。
华佗《食论》载：
苦茶久食，益意思。
比较而言，苏敬《新修本草》与孟诜《食疗本草》，已开始记载茶的多种功效，《新修本草》所载即陆羽《茶经·七之事》所引《本草·木部》内容：
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
苦荼，主下气，消宿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
《食疗本草》所载内容为：
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
可见，《本草拾遗》综合了《新修本草》与《食疗本草》的内容，不同的是，《本草拾遗》在其它本草记载消食、消宿食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久食令人瘦，去人脂”的观点。这一观点非常科学，即如今广为宣传的茶的减肥功能。古代食物短缺，居民大多营养不良需要增肥，与当代发达地区富裕人群营养过剩需要减肥不同，提醒人们要注意不宜多食、久食。这说明陈藏器的记载，是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的。
似茶非茶皋芦木
在《本草拾遗》中，陈藏器还记载了一种似茶非茶的皋芦木，并先后转引东晋裴渊《广州记》、南朝陈代沈怀远《南越志》对皋芦的记述：
皋芦叶，味苦平。作饮止渴，除痰不睡，利水明目，出南海诸山。叶似茗而大，南人取作当茗，极重之。《广州记》悦：新平县出皋芦。皋芦，茗之别名也，叶大而涩。又《南越志》曰：龙川县出皋芦，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曰物罗，皆夷语也。
皋芦，《茶经》称瓜芦，很多古籍记载产于广东、四川、贵州等地，似茶非茶，近代少有记述，至今没有定论。一说即是大叶茶，一说是一种大叶冬青。当代苦丁茶一般指指大叶冬青，属冬青科植物，叶片大而厚，味较苦。笔者以为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相吻合：
皋芦，叶状如茗，而大如手掌。捼碎泡饮，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矣。今广人用之，名曰苦登。
这一记载中“叶状如茗”不符合。
多种文献记载皋芦“叶似茗”，《茶经》也说它“似茶，味苦涩”，显然不是苦丁茶，应该与茶相似。据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介绍，今日本就产有与茶相似的皋芦，该书还配有照片，叶片小而略圆，与茶叶相似，与苦丁茶则完全不同。
笔者以为，皋芦是有别于苦丁茶的，两者究竟是否同一植物，尚待专家进一步研究确认。
《茶经》未录留遗憾
在唐代《食疗本草》、《新修本草》、《本草拾遗》三种著名本草中，《茶经》仅引录了官方颁布的《新修本草》，引文分别见于《茶经·七之事》“本草·木部”、“本草·菜部”。
笔者原来以为《茶经》对茶事古文献的搜罗，已经相当全面，很少遗漏，由此可见并不尽然。这三种当朝本草，陆羽应该看到的，可见他是有选择的。如果说《食疗本草》与《新修本草》的记载大同小异，那么，《本草拾遗》记载的“久食令人瘦，去人脂”的内容，是《茶经》所有引文中所没有的，未能收录实为一大憾事。包括笔者曾经写到的虞世南《北堂书钞》中记载的12则茶事，个别也未被《茶经》引用。这仅是笔者涉及到的个例，说明茶史还大有研究余地。
“万病之药”待考证
“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很多茶书都写到，该语出自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尤其是2008年，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预防保健会诊专家赵霖教授，以《茶为万病之药，勿忘饮茶健身》为题，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健康大讲堂》宣讲后，被多家报刊、网站转载，影响极大。另说“贵在茶也，上通天境，下资人伦”之语也出自该书。但笔者查阅尚志钧的《〈本草拾遗〉辑释》，并未发现上述文字。笔者曾通过电子邮件请教赵霖教授，询问出处，未见回音。
笔者不排除《本草拾遗》其它版本可能有此一说，但在未见到出处之前，无法消除怀疑。如流传更广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语，很多专家、学者都说出处是《神农本草经》，事实是《神农本草经》根本没有此语，目前查到该语的最早出处是在清代。
虽然茶之功效甚多，但说它是“万病之药”未免夸张。身为名医的陈藏器，记述的茶功、茶效不过五六种而已，应该不会如此夸大。再说《茶经》也未引录。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后人伪托陈藏器之语。
总之，“茶为万病之药”是否出自《本草拾遗》，尚待考证,未找到出处之前,不能随便采信。
【摘自2014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浙江宁波)】
“酒旗滴雨村场晚，茶灶炊烟野寺秋 ”
古往今来，文人骚客对茶都格外偏爱
饮茶是一件非常雅致的事情
文人们都愿意用茶来标榜自己的风骨
甚至将喝茶视为比吃饭还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古人的那些饮茶趣事吧！
1上古时期：茶是一味药
上古时期有个见啥吃啥的神农氏，他在尝百草的时候自然没有放过茶叶。好奇心爆棚的他发现，这种绿色的小叶片其实是一味良药，有清热解毒、提神、醒脑之功效。
于是他拿出自己的小本本，把自己的发现记录了下来，后来人们整理《神农本草》时就加上了这句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吃货的最高境界也就这样了，只要是看着能吃的，都要吃，毕竟人生苦短嘛。
在神农氏的带领下，上古时期的人民吃茶的方式非常的粗犷，就是放进嘴里嚼，虽然粗俗，但可以缓解疲劳。这是饮茶的第一形态。
2春秋时期：茶叶是蔬菜
到了春秋时期，茶有两中吃法。第一种吃法叫“粥茶法”，粗狂程度不亚于上古吃法，人们将枝条和芽叶从茶树上摘下，直接放在水中烧煮。煮沸后，将茶汤一饮而尽。后世的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写过：“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
这种枝叶混合煮菜汤式的做法，“茶汤”自然非常的苦涩，也被称为“苦荼”。
另一种吃法稍微含蓄些，便是把茶叶当蔬菜，就像家里经常吃的凉拌菜一样，配饭吃！
3汉代：茶是一碗粥
到了汉代，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民解决了温饱这个大事，开始向小康迈进。苦茶那么苦，大家肯定喝不惯了，于是就琢磨着怎么改良一下饮茶方式
从古至今，吃货的力量是不能小觑的，经过多次尝试改良，吃货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极妙的吃茶法，便是在煮茶时，添加“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同煮，依靠这些佐料和刺激性调味品的气味，来掩盖茶叶自身的苦涩。
但是究其本质，依然不过是加了调味料的菜汤罢了。这种饮茶方式，和如今的擂茶颇为相似。
在这时，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从王褒《僮约》中：“脍鱼炰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这两句话可以看出茶已经成为了富庶人家的消费品。这时候的茶叶是做成饼状的，喝前先把饼烤红，再在陶器里捣碎，最后充入沸水，加上葱姜等调味品。
4魏晋：茶叶被碾成粉末
到了魏晋，人们不再煮完整的茶叶了，而是将其碾成粉末。
晋代的品茶大神杜育，就在《荈赋》中写下了美轮美奂的句子：“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这篇赋是极好的，也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篇完整地记载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中讲从环境、种植、生长到采摘，讲到烹茶、选水、茶具、和饮茶的效用等。
自此，饮茶之风慢慢进入上流社会，士人以饮茶标榜节俭。东晋名士陆纳以俭德称名，有一天，谢安要来拜访他，陆纳的侄子陆俶觉得自家大人会怠慢客人，于是偷偷地准备了十几人的大餐。
谢安来了之后，陆纳果然只用茶果招待，陆俶很骄傲地端出盛馔珍羞，感觉替叔叔补足了面子。没想到等谢安走后，陆纳抄起大杖便揍熊孩子。边揍边斥：“你小子丢自己的脸也就算了，居然玷污你叔叔我的清名？”
局部，小贩正在点茶
5唐代：茶道大兴盛
到了唐代时，以茶叶粉末煮茶的风俗早已流传开了。这种饮茶之法，被称为“末茶法”。从此，饮茶告别了“粥茶法”的年代。
而“末茶法”又一路东渡扶桑，到了日本后，被奉为至宝并一路发扬光大，称为“抹茶”。没错，你吃的抹茶冰淇淋、抹茶布丁都是这么来的。
唐开元年间，灵岩寺有位老和尚，佛法高深，徒弟很多。大师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修行起来废寝忘食。晚上不仅不吃饭而且不睡觉，全靠喝茶提神。于是大家都学着老和尚喝茶，从此争相仿效，逐成风俗。
“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封氏闻见录》
唐代的茶圣陆羽《茶经》的完稿，才是唐朝饮茶之风盛行的推手，这位才是饮茶史上的绝顶大师。《茶经》中有云：“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又说：“碧粉缥尘非末也”。可见此时的茶末虽然已经很细，但还没到细碎如粉的状态。
当时卖茶的人把陆羽奉为神来祭祀，每买十件茶具就送一尊陆羽瓷像。 宋代梅尧臣曾作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事学春茶。”
陆羽一生嗜茶，潜心钻研，写就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言尽茶之原、之法、之具，自此之后，天下益知饮茶矣。他在书中摒弃粥茶法，大力提倡“煎茶”。
所谓“煎茶法”，即先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待水微沸之后，将碾好的茶末投入釜心之中，随即用特制的竹筴搅动，等到茶沫满溢之后，将茶汁酌入茶碗中饮用。煎茶的过程中，还需依照个人口感加盐调味。
▲风炉
唐朝时，人们还将茶叶制成茶饼。需要在春季的晴天清晨，趁太阳还没升起，露水未干之时，采下茶叶，放进专用的甑釜中蒸煮，随后，将蒸后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它拍制成团饼焙干，最后将茶饼穿起，封存。
▲制茶
到了晚唐，苏廙在茶书《十六汤品》提出了“点茶”，与煎茶不同，点茶是向茶盏中的茶末注入沸水，一边注水一边击拂。即用勺筷或竹筅环回搅拌，使茶末与水溶解并泛起细小的泡沫。
▲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局部，小贩正在点茶
06宋代：点茶技术大飞跃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真正能担得起风雅二字的，大概只有宋朝。宋代注重“文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期，从宋朝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这一点，足以见得宋朝的人文艺术水平以及宋朝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宋徽宗，茶艺也极其精湛。别人家的皇帝喜欢喝茶，最多让人进贡茶叶泡来喝下，但宋徽宗却自己亲自参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宋朝流行点茶，宋徽宗自学点茶法得意地向大臣们炫耀：“这可是我亲手冲泡的茶。”
宋徽宗在茶这方面的确是有话语权的，痴迷茶叶的宋徽宗针对宋朝的茶叶发展情况，还专门写了一本茶学著作《大观茶论》。详述茶树种植、茶叶采制、茶品鉴别，尤其在点茶一事上见解独特。
这本书不仅大大地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使得宋代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重要时期，也让宋徽宗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立书著作的皇帝。
7明清：大变革，沏泡散茶盛行
到了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提倡节俭，否定了奢靡的“点茶法”。他亲自下诏，令“罢造龙团，惟芽茶以进”。所谓芽茶，就是指我们现在所用的散茶叶。饮茶进入到了“散茶法”时期，并延续至今。
直接在壶或盏中沏泡散茶，就成了饮茶的主流形态，也便是我们常说的“泡茶”。
陈师道记载了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壶泡法。
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
明清之际，福建、广东两省的红茶、乌龙茶制作工艺逐渐走向成熟，与之相关，东南一带的饮茶风尚发展成与乌龙茶香高、醇厚、耐冲泡等特征相适应的传统工夫茶法。
▲步步惊心 若曦在识茶
清代的宫廷中，则惯于以盖碗为饮茶之器。盖碗泡茶便于端接和品饮，故此种方法从宫廷延伸至民间上层社会，一直延续至民国。
▲步步惊心 盖碗茶
从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等民国文化名人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描写盖碗饮茶的段落。民国之后，社会变迁，沧海桑田，旧时的种种饮茶习惯、范式，一度式微、断绝。时光流转，水去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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