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茶文学艺术珍宝，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创造了宋茶文化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当今，我们应吸收宋茶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为当代发展所用，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关键词 宋茶文化 历史贡献 宋韵文化 当代价值
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秉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文化基因，创造强大的文化力量，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备条件。
茶，源于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始终与中华文脉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宋茶文化在中华茶文化发展长河中承上启下、创新发展，在转型繁荣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色，不仅对中国后世的茶文化，而且对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茶文化与宋韵文化气息相通，能量同向，在扬弃中挖掘和发现宋茶之韵在今天和未来发展中的宝贵价值，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国家强盛、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深入研究宋茶文化和宋韵文化，传其精华流韵的真正目的。
一、宋茶文化的历史贡献
唐代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旧唐书·李珏传》有“茶为食物，无异米盐”的记载，说明唐代茶于民众生活已日益重要，这与宋人所谓“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出一辙。至宋，饮茶之风风靡全国，连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民众也深受影响。在茶叶生产上，不仅技术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同其它经济作物生产一样，出现了很多专业园户，进行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其时的茶饮文化、茶器具文化、茶的文学艺术等也随之丰富和繁荣起来，并且渗透到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习俗中来，从而使宋茶文化蔚为大观。故此，中华茶文化发展史上一直有“兴于唐、盛于宋”之说。(一)宋代“点茶法”在中华茶饮文化中独树一帜
人类用茶，从实用上升至文化，从吃茶开始(当食物、药物吃)进而到喝茶(当汤药、饮料喝)、品茶(当审美对象来品鉴香之美、色之美、味之美)兼顾。先秦两汉用的是“羹饮法”，即将茶饼或鲜叶捣碎后再拼入各种调料、食物，“和烹而饮之”。至唐代，“煎煮法”分流，煎煮的“羹饮”依然流行，同时煎煮的清饮开始得到重视，陆羽更是大力提倡，而百姓中直接用水冲泡茶叶的方法也开始露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令推行散茶，使散茶在众多的制茶方式中脱颖而出，从此“全叶冲泡法”成为中国茶饮方式的主流。而宋代的“点茶法”，正处于中国茶饮发展史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宋代“点茶法”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经碾茶、罗茶(以罗细筛)、候汤(烧煮用水)、熁盏(熏烤茶盏预热)，然后点茶，宋徽宗《大观茶论》还将点茶细分为七个步骤。点茶法始于民间，是多种茶饮方法中的一支，而经蔡襄在其茶文化名著《茶录》中详加介绍之后，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之后，宋徽宗《大观茶论》再度详解点茶法。于是，末茶冲点饮法迅速成为宋代茶饮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中国茶艺的一大高峰。
宋人审美的精致，还进一步反映在点茶中的“分茶”技艺。唐代的“分茶”就是将煮好的茶汤让大家分而饮之，也称“均茶”。而宋代的“分茶”逐渐演化为在点茶过程中用茶匙(后用茶筅)拨弄、用汤瓶注水，形成文字和图案，犹如在茶汤上作书画，大约是宋人书画情节在茶艺上的一种延伸吧。
宋人还将“斗茶”普及开来。宋人斗茶不仅是茶叶品质的比赛，更是点茶技艺升级版的比赛。点茶是一种茶饮方式，日常在用;斗茶是点茶技艺的比拼，是游戏时或正式比赛中的“斗”，斗的是茶品、茶技和茶艺的高下。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幻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宋代“分茶”与前代传下来的“茶百戏”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创新关系，需作进一步研究，但它们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赏心悦目的游艺色彩和雅俗共存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宋代的“点茶”“分茶”“斗茶”，是将茶饮注入精神和文化，使之实用和审美兼得的一种方式，彰显了茶艺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当时非常盛行普及，连边境内外的少数民族包括辽、金的茶饮方式都深受影响，习而用之。
宋代茶饮和茶艺之盛也促进了茶馆业之兴，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茶馆数量大增，经营方式有了新的突破，灵活多变，出现了一窟鬼茶坊、花茶坊、水茶坊、蹴踘茶坊等不同形式的茶坊，歌女献茶成为茶肆的行规。为了赢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甚至有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地方，提茶瓶者还主动送茶上门服务，有的还引入歌卖以招徕顾客。他们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通过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务留住客人, 通过行会组织实现茶馆的规范化管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开封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表现了北宋东京茶楼林立、酒肆繁多的市民生活图景。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茶肆，“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二是注重茶馆硬件设施的建设，装饰颇为精致典雅，并对饮茶环境的雅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烘托出茶馆的艺术氛围。三是宋代茶肆的功能远比现在丰富，其时茶馆的功能主要有三种：(1)人们品茶、斗茶等茶事活动的重要场地;(2)除了作为行业聚会场所外，还是三教九流聚集之所，是人们在此沟通信息的交流空间和社交场所;(3)听书、看戏、放松、休憩的休闲娱乐空间和教坊习艺场所，例如“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保佑坊被朱骷髅茶坊”，这“一窟鬼”“朱骷髅”就是说书人经常使用的神魔鬼怪的话题题目，并结合题目组织相应说书活动，由此可以想象这些茶肆兼有听书的特色。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茶馆文化的定型期，自此以后中国茶馆文化便具有了市民性质，成为大众性、娱乐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结合体，其风貌和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二)宋代茶制利于军备并刺激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茶叶在中国古代除了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外，还是茶区百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茶叶又是重要的军需物资、茶马互市的要素，在一些特殊时期还是朝廷和平外交的纳贡物品，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用法令、政策对茶叶生产和流通进行严格管控。宋朝从开国之初就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加强对茶叶的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茶利的榷茶制度和保证皇亲国戚、大小官员享用或赏赐优质茶品的贡茶制度，使得宋代产茶从质量到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外，茶马互市也有一整套法规制度，对自己是易马以充军备、生产之用，对外则希望起到削弱敌方军力的作用。甚至宋仁宗时期西夏对宋发难时，使西夏“饮无茶”也成为停战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榷茶、贡茶、茶马互市等茶制是为了加强朝廷的政治集权、经济控制，对茶农、茶商都是加重了盘剥，但客观上也起到提升茶叶品质、刺激茶叶生产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由于上之所重，刺激了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对茶文化的消费，一方面对茶艺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书画，对宋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三)宋代茶道文化促成了中华茶文化重教崇德传统
“茶道”用语始于与陆羽亦师亦友的诗僧皎然，而具有哲学意义的茶道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茶道以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基础，进而上升为文化的、社会意识的方方面面，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教育、宗教、民俗、民间信仰等，再进一步就概括化、抽象化上升为“道”，也就是哲学层面了。“天人合一”看茶也好，“精行俭德”看茶也好，都是中华茶道茶哲学的内容。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是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思辨学又是其中的重点。儒家的重心几乎都放在伦理上，思辨也多是对伦理的思辨，家国治理用的理论和方式也是伦理的底子，再以思辨阐释。道家的重心放在对生命思辨上。至于中国化的佛家，将人生和伦理放大到众生、放大到“三生”(前生、今生、来生)，再用思辨驾驭。宋朝统治者喜作多元融合工作，文化树儒学领导地位，同时力纳佛道于一体。宋代茶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同样受其深刻的影响，赋茶以德喻人德，赋茶以性喻人性，以茶的生命过程比喻人生，而诠释“德”“性”“人生”的重点仍是伦理内容，而且常常将佛道思想融合其中。这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茶文化思想上得到充分体现。
宋代文人将茶比作高雅正直的君子，将佳茗比作如花似玉的美人。而北宋强至更是首倡“茶德”，针对当时“茶生天地间，建溪独为首。南土众富儿，一饼千金售。公立须南官，好居众富右。俸钱未到门，已入园夫手。买藏惟恐迟，秘之逾琼玖”的奢靡现象，他感叹道：“茶品众所知，茶德予能剖。烹须清泠泉，性若不容垢。”说的虽是茶品、茶德、茶性，实际上指的是人品、人德、人性，其末句得出结论说：“古若有此茶，商纣不酣酒。”把茶上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上升到品德品性的高度，上升到治国政德的高度，将茶和人生哲学、道德伦理结合起来，将饮茶、品茶融入到儒家思想中去，赋茶以教化功能，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那就是司马光与苏轼两位大师对茶与墨两种本不相关的物质进行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将茶茗哲理化、人格化，这就是中国茶文化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茶墨论”，深深拓展了两物的哲理境界，其别开洞天的哲理观照，深刻地反映出宋代茶道与人道的高度统一。
同时饮茶、品茶、玩茶毕竟也是放松身心、愉悦神志的事情，于是“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悠然淡忘归，于兹得解脱”，又是一种超脱尘世、心归自然的道家态度了。而“夜啜晓饮俱绝品，心源何处著尘埃”，已是禅意浓浓了。宋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大观茶论》序言中表达他的茶思想的内核是“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提倡品茶的精神境界为“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俨然是以一种道家态度来看待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思想，用于识茶自然不错，用于治国便显消极，已经游离儒家轨道了。
中国茶文化饱含儒家思想内涵自不必说，也在与佛教、道教乃至民间信仰中的密切关系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在宋代，佛道多居好山好水好茶之处，僧人、道士在寺观周围种茶，一可供奉于佛神之前，二可醒脑以事佛道，三可招待僧俗访客，四可打理寺观经济，将富余的茶换取庙观之资。许多地方名茶由此产出，杭州、越州、湖州、建州、岳州、泉州、瑞州、池州都有佛寺名茶受到时人追捧。武夷冲佑观是南宋名道观，培育制作武夷茶，终成气象。僧道出家人在传教之外，又往往成为茶艺茶道的传习人。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时去游西湖寿星寺,“妙于茶事”的老友南屏谦师，特意从南屏山赶去为他设茶。他再次目睹谦师炉火纯青的点茶技艺，品味了回味无穷的茶汤，写下《送南屏谦师》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吴则礼《同李汉臣赋陈道人茶匕诗》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已盛行用茶筅点茶,但陈姓道人仍用茶匙点茶，吴则礼由衷赞叹其高超的茶艺：“诸方妙手嗟谁何，旧闻江东卜头陁。即今世上称绝伦，只数钱塘陈道人。宣和日试龙焙香，独以胜韵媚君王。平生底处虀盐眼，饱识斓斑翰林碗。腐儒惯烧折脚铛，两耳要听苍蝇声。苦遭汤饼作魔事，坐睡只教渠唤醒。岂如公子不论价，千金争买都堂胯。心知二叟操钤锤，种种幻出真瑰奇。何当为我调云腴，豆饭藜羮与扫除。个中风味玉高彻，问取老师三昧舌。”
在宋代，茶不仅成为寺观供品和僧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会成为佛道传教的媒介，佛教会举办助缘传道的“茶汤会”，道教会利用茶馆茶肆作为显现神迹的场所，僧人道人也常借茶会茶叙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佛教，“茶禅一味”成为传统，不仅有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法门，有的还列入宗门规式，如写入丛林制度的《百丈清规》。
受到茶道文化融入儒释道和民间信仰的思想内容，不仅对茶文化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道在宋王朝的建立，奠定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至明清时期，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饮和茶文化精神真正走向了市民社会。
(四)宋代全面开启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茶文化成“学”，自唐代陆羽《茶经》始。《茶经》是茶学著作，也是茶文化著作，也可以看作茶教育著作，从茶的产地到茶的生产、效用、品饮、器具，再到茶的史料、当时的茶叶地理等等，收集、阐释之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开启了系统研究茶学和茶文化的先河，不愧为开山经典。至宋代，著茶书之风愈盛，远超唐代(12种，完整传世4种;宋代30部，完整传世11部)。究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茶叶生产、消费大增，产区已近70郡，国家重视、管理程度加大，研究、推广著述自然大增;二是由于宋代农业的专业种植和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农学随之发达，也刺激和带动了茶学的繁荣;三是上层示范带动，宋徽宗赵佶成了古今中外唯一一位对饮茶著书立说的皇帝。“上之所好，下必从之。”一大批高官重臣不仅嗜茶，而且带头著书立说，如丁谓《北苑茶录》、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黄儒《品茶要录》、刘异《北苑拾遗》、吕惠卿《建安茶记》、唐庚《斗茶记》、叶清臣《述煮茶小品》、佚名撰《北苑煎茶法》、章炳文《壑源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等。无疑，这些文人士大夫对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解读，自然会给茶注入他们的审美理念，使茶的文化形象日益提升，丰富了茶的精神内涵，提升了茶的文化高度，并引导了社会风尚，深刻影响着后世茶文化的发展。
宋代茶和茶文化研究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东溪试茶录》在我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对北苑茶树进行了科学的、详细的分类，有白叶茶、甘叶茶、早茶、细茶、糟茶、晚茶、丛茶7个品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由三司使林特、李溥、刘承珪等编纂的《茶法条贯》，选录宋初以来有关茶叶诏令297篇，是中国最早一部成典茶法。《政和茶法》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茶政法典。绍兴二十年(1115年)韩仲通等主编的《绍兴茶法》，是一部集大成的旷世茶法大典，全书105卷，汇编有关法律条文共3500件。
皇帝和文人士大夫带头撰写茶书有力地推动了茶生产的发展、茶生活的普及和茶文化地位的提高，不仅利在当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这些茶书保存了宋代点茶分茶技艺和北苑贡茶生产工艺这样当时独有的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世的活态保护和重现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和依据。开启了茶制茶法类著作进入茶文化领域的大门，拓宽了茶文化研究领域，为后世茶制茶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资料的参考。宋代茶书保持多元、严谨、精细的文化特点，重独创，自成体例，不袭唐人，也不循时人;重“入世”，不脱离社会坐而论道而是将茶文化与社会文化互为参照，紧密结合，所呈现的学术独立和联系实际的精神为后世所景仰。
(五)中国茶文化的宋代审美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文学艺术珍宝宋代是茶文化非常繁荣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写下了无数关于茶文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众多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共收录宋代茶诗5297首(唐代茶诗665首);现存茶词始见于苏轼，此后有黄庭坚、舒亶、秦观、毛滂、周紫芝、赵鼎、张孝祥、吴文英、张炎等70余位词人都曾作有茶词，共计514首。这些诗词题材广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茶文化内容;名家众多，大多数诗词名家都写过茶诗词。因茶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和“天人合一”内在联系，所以往往成为宋代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以茶论人说事况物释典，无所不至。宋代的茶生产、茶生活、茶事、茶艺、茶会具有历史独特性，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双井茶》、范仲淹《武夷茶歌》、王安石《寄茶与和甫》、丁谓《北苑焙新茶》、林逋《烹北苑茶有怀》、王禹偁《龙凤茶》、苏轼《汲江煎茶》《和钱安道寄惠建茶》《西江月·龙焙》、黄庭坚《品令·咏茶》《煎茶赋》、蔡襄《即惠山煮茶》、秦观《茶》《满庭芳·茶词》、梅尧臣《南有佳茗赋》《闻进士贩茶》、吴文英《水龙吟·惠山酌泉》、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陆游《听雪为客置茶果》、刘过《临江仙·茶词》等茶诗词歌赋则生动地记录了这些饱含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文人士大夫们将茶提炼为一种高蹈脱俗的诗学意象，用茶来抒发政治理念以及对社稷苍生的关切与闵怀，在煮茶品茗的雅致之境中修身养性、锻铸灵魂，超越生存的困境与悲哀。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在宋代茶诗中得以彰显和进一步升华。”由此我们可以说，唐五代是中国茶文学的兴盛时期，而宋代则是中国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宋代书画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家辈出，茶文化同样成为书画家们笔下生辉的对象。北宋书坛四大家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都有茶书法杰作;南宋陆游以诗名著称，兼工行草，嗜茶如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宋代将茶饮上升到品赏文创的层面，点茶、分茶、斗茶之风盛行。一些宋代著名书画家都留下了珍贵的茶书画名作，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珍品就有蔡襄楷书《茶录》《精茶帖》、苏轼行书《啜茶茗》、苏过行书《建茗帖》、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卢仝烹茶图》《撵茶图》《斗茶图》《茗园赌市图》，以及宋元之交钱选《卢仝煮茶图》《品茶图》，这些都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艺术品。宋代壁画墓中也有不少表现茶题材的生活图景，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茶具、备茶、奉茶、宴饮和祭祀供奉五类。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之前，古人在绘画过程中对茶文化的引入较少，没有确切的体现出茶文化的意义以及情感，而宋代则是在这一基础上，很大程度地将茶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创新。他们在绘画的过程中，以茶香、茶桌、饮茶器具等相关物品作为整幅画的绘画主题，而之所以茶文化能在宋代的绘画领域中如此盛行，这与宋代君王对茶文化的重视程度与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小说、戏曲、民间故事和谚语中都有茶文化的身影出现，无茶则无文，成为宋代茶文化的一个奇观。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六)宋代瓷韵成就了中国茶器具文化的美学高峰
茶器具因茶的生产、饮用而生。最早记录茶具的文献是西汉王褒的《僮约》，“武阳买荼”“烹荼尽具”短短8个字，却在茶的文献史上珍贵无比，因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最早书面记录茶叶买卖和专门茶具的茶文化文献，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茶饮已成风尚、茶器具已从其它共饮器中分离出来了。至唐代，茶器具已经相当完备，陆羽将之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具，是茶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工具;二是器，是用茶所需的各种器具。后代讲茶器具，因生产用具太庞杂(特别用机器生产之后)，已经不含在内了，讨论茶器具基本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又因为茶饮文化包括茶艺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所以茶器具已由茶壶、茶盏(杯)、茶桌(台)扩展到配合茶饮茶艺的花器、香器、水器、茶宠、布景(摆件、挂件等)，成为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体系了。
至宋代，茶器具的发展成为宋代茶文化的重要部分。朱弁《曲洧旧闻》说当时茶具“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特别是因瓷器技艺高超、审美高雅而誉满天下，故也被称为“瓷的时代”。宋代对文化的推崇和工艺美术极致的要求，催生了瓷器的繁荣，而瓷器中的茶器又因茶饮的普及和茶文化的风行，反过来也促进了瓷器生产和美学的提升。宋瓷窑口数量多、分布广，先后以八大窑系为代表，北方四大窑系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各呈其妙;南方四大窑系越窑、建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各领风骚。未列入八大窑系的北方汝窑和南方吉州窑其实并不逊色，汝窑采定窑印花、越窑釉色之长，力拔头筹，后跃居五大名窑之首;吉州窑有玳瑁纹、剪纸纹、鹧鸪斑等显赫名品，最神奇的是将树叶与瓷釉融合烧制，高温后叶脉清晰完整，如在枝头。总之，宋代瓷窑烧造的茶盏造型各异，刻花印花，争奇斗胜，都体现出茶文化对茶具穷极工巧的要求，具有极其高雅的美学韵味和艺术享受，是中国瓷器史上实用与审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文化消费和艺术审美永远呈现的是高端引领。在宋代，茶，培植了“上品茶”观念;器，保证皇宫需求的“官窑”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民窑”(精品也有进贡的)，既各守其责，又相互辉映，共同成就了宋代茶文化、茶器具文化的繁荣和美丽。宋以前没有官窑，只有贡品。宋朝最初进贡的是定窑精品，后嫌“芒口”(口沿无釉露芒)而改用汝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其它越窑、耀州窑、龙泉窑(最著名的是哥窑、弟窑)等也都有精品进贡。到北宋末年，宋徽宗干脆自己建窑烧制，这才有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窑口——官窑，产品身份也同其它贡品有了区别。
瓷器至唐代，南青北白;至宋，青愈青，白愈白，产地已不分南北。但忽然杀出黑马，黑釉大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茶局搅动了瓷局，黑釉茶盏的好处一是迎合了点茶、分茶、斗茶意趣，盏釉之黑充分衬出茶沫之白，更能凸显白沫上巧做的图文;好处之二是其粗厚，点茶之前有道工序叫“熁盏”，就是通过熏烤给茶盏预热，粗厚就有了保持温度的优势。最热门的是建盏，皇帝喜欢，大臣追随，民间热捧，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实，南方的吉州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也都有黑釉茶器生产，也颇受时人欢迎。宋代海外贸易兴起，也进一步刺激了瓷器生产。宋瓷茶器具形制和釉色之美，深受当时日本、高丽的喜爱，对日本茶道、高丽茶礼和所用茶器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的审美既是精致的也是多元的。其它材质的茶器具也在宋代流行，如陶、木、竹、铜、金银、琉璃、玉石、玛瑙等等，或承继前朝，或变化创新，发挥各自的实用和审美功能，但在宋朝这样的“瓷的时代”都无法成为主流，只能起到众星拱月的作用。
(七)宋茶文化创造了促进中华民族融合的奇迹
宋代是多民族政权对峙并立的时代，北方先后面临辽金之困，西面受西夏之扰，但一面是交手交锋，一面是交流交融，加上南方大理一直与宋朝和平相处，所以宋代又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华民族大融合发展的准备阶段。茶在多民族交流交融中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
宋代茶叶贸易的边境市场，是中华民族茶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茶马互市满足了宋朝强军备马之需，也满足了边境少数民族的茶叶需求，中间虽有因官吏腐败引发过一些矛盾，但总体上取得了减少战争、发展经济和保持边疆和平的成效。发挥同样作用的还另有榷场互市，也是官府主导的茶叶与民族地区的互补性商品贸易，受到各方重视。总之，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茶马贸易，既能增进汉族与游牧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又能推动畜牧业及茶叶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此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宋两国共存165年,相互间的关系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时和时战,后期基本和平相处。辽人特别喜爱茶叶，在两国关系好时，榷场开放，茶的出口量和利润都很高;交恶时榷场关闭，走私不停;官方和民间来往也有数量不少的赏赐、馈赠;无论何时，茶都是主角。茶对于联系辽宋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民族融合都起到了桥梁作用。
茶在宋夏关系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茶叶逐渐深入夏人生活，以至到了“惟茶最为所欲之物”的地步。两方时战时和，茶叶都是重要原因。
金在灭辽和北宋之后迅速汉化，榷场贸易和场外走私都曾早严苛管控，但战火和严法都阻挡不了茶叶流通，因为金朝已是汉人大半，无论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契丹人等，茶都已经融入到他们的生活生命之中了。
宋朝建立后，南方的大理国可能不像北方的辽夏金一样常因恶劣气候的威胁和生活物资的匮乏而南下攻战抢掠，加上文化渐变的原因，不再像唐代南诏那样对中原虎视眈眈，而是一直采取与宋交好的政策，两国积极开设茶马互市，民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和平稳定的状态，茶依然是两方友好往来、民族融合的重要使者。
(八)宋茶文化的海外传播深刻影响了世界
宋代因为在陆地上受到外族的包围，对外贸易由陆路为主转为海路为主，除了官方鼓励海外贸易以外，造船业、丝织业、瓷业、茶业等都很发达繁荣，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条件。中外茶叶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甚至远及中东、西北非。
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从唐代已经开始。日本至今仍将留存于本国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文物统称为“唐物”。但独具特点的日本茶道，却主要是受宋代茶文化的影响(包括茶饮方式和茶器具)再加上自身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比如日本的荣西在1168年和1187年两度到天台、庆元府(今宁波)、临安(今杭州)等地的寺庙学习佛学，回国时将宋代盛行的点茶法以及茶籽带回日本，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大大推动了日本的饮茶之风。日本禅僧从径山引入日本的不仅是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还有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道。前有日僧圆尔辩圆(1202—1280)初上径山拜谒时，不仅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学习了佛法，还把径山寺茶宴带回去成为日本始祖。后来虚堂智愚(1185—1269)更是禅茶一味，为日僧南浦绍明(1235—1308)传授了中国的茶叶种植、炒制、烹煮和品茶问禅等法，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禅宗大师。南浦绍明于1259年到杭州净慈寺、径山万寿寺学佛，带回《禅苑清规》等中国典籍和数件中国茶器具，将中国佛门茶礼引入日本，对日本寺院茶礼产生很大影响;带回国的7部茶典中有一部刘元甫著的《茶堂清规》，其中的“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对日本后来形成的茶道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宋朝和高丽国之间茶文化的传播交流除受契丹干扰中断40年以外，均保持较为经常的关系。高丽虽也产茶，但高丽国人更喜欢宋茶。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朝廷派徐竞出使高丽，徐竞细心观察高丽的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和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仪礼、往来通道等，写出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从其中记录的高丽国点茶法和茶礼、茶俗以及茶器具等，都可以看出高丽的茶文化深受宋茶文化的影响，“(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赐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正如高丽太祖《训要》第四条所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这里的“唐风”和日本一样，并非专指唐代风物，仍是对中国风的通称。
二、从宋茶文化看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宋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久远的茶香、悠长的文韵，也赋予我们挖掘遗珍、保护遗产的责任，同时还激发我们对其当代流韵、当代价值的深入思考。
当代中国正重振大国雄风，傲立于世界之林，意气风发地从全面小康社会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迈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生长在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宋茶文化创造了流芳百世的辉煌，也铭刻了不幸历史的局限。如何在扬弃中吸收其精华、传承其优秀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让这样的宋韵文化为当代发展所用，我们在这里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和”韵，以茶和天下的胸襟，助推社会和谐，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
“和”向来被视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核心准则，内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和平、世界和而不同，内涵极其丰厚。宋代重文重和，注意吸纳包容，具有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无论是总结前人文物典章制度，还是系统整理本朝史实文献，或是编修各种规范“法式”，无不如此。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新儒学的建构，特别是其中的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树立儒学中心地位，但不排斥佛道，尽量融合吸纳，使儒学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和受众基础，使精致细腻的士大夫生活和文化同新兴的具有野俗活力的市民阶层生活和文化相安并存，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在大中华版图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宋结束了“五代十国”之乱，实现了国家基本的统一和安定，然而又未能完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疆问题，与辽、西夏、金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并立而存,实行的政策是以和为主、和平为先，虽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为后来的大一统中国打下了过渡性的基础，其功不可小觑。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宋朝虽然在地理版图上缩小了,但在文化文明版图上却极大地扩展,不仅影响了并存的辽、西夏、金、元诸民族的文化文明发展,也深刻影响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在茶越来越多地成为边疆各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共同需要的背景下,茶和茶文化对于多民族的交流交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茶相对于丝绸与瓷器后来居上,自宋开始的海上茶、丝、瓷同行之路，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也同时反哺了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弘扬茶和天下精神，借鉴宋茶“走出去”的经验，对于我们强化华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扩大对外开放，走好“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思想营养价值和深刻的历史经验参照。
以外交为例。习近平主席善于将茶文化应用于国际邦交，不仅在访问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巴西、斯里兰卡、印度、英国等国家时以茶文化巧说外交关系，还开辟了茶叙外交的新境界，用茶叙方式会晤外国重要领导人，充分展示了协和万邦的胸襟、以和而不同理念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担当，有力地推进了和平外交的进程。
以民族大团结为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虽然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各显特色，但饮茶用茶成为同根同脉的一大标识，自古亦然。特别至当代，汉茶边(边疆少数民族)饮、边茶(黑茶)汉饮情况已很普遍，以茶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大团结，茶文化能够彰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能。
(二)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德”韵，弘扬中华茶道文化和传统美德。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也是时代赠予我们的警语。宋代重文治的突出表现是极重“德治”，虽有用“存天理，灭人伦”“三纲五常”等思想理论培植封建顺民的消极作用，但也有激励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尊崇德行修养的积极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宋人心中的丰碑。宋茶文化也深受影响。中华茶道至宋，形成了浓厚的人格化特点，将唐代陆羽“精行俭德”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茶文化的教化作用，大讲茶品、茶德、茶性，实指人品、人德、人性，德行不佳，休言其他，连茶也是不配喝的。在宋代的传统礼仪和民俗习俗中也融入了大量的茶文化内容，宾主设礼，非茶不交。人们注重以茶待客、以茶赠友、以茶孝亲，这些都是以敬茶之礼，扬天人之德，彰心灵之美。今天，当建设美丽中国、追求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主题的时候，相遇茶和茶生活的美好，如何从宋茶文化中提炼出“德韵”精华，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为树人立国而凝神铸魂，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
茶文化至当代，继承了重德崇教的优秀传统，既发挥茶助身体健康的作用，又强调茶文化的育人育德作用。比如，从茶的干净清爽的自然品性，延伸到茶饮、茶艺的清雅、清和标准，再上升到茶道层面的清静、清心、清平等生活态度和清白、清正、清廉等道德要求。从源于茶的“天人合一”本性而延伸到茶的礼敬功能，进而表现对自然、天道(规律)的敬畏之心，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的追求向往，又从敬茶等茶生活出发，来表现互敬和谐的人际关系。浙江各地广泛开展并走向全国的茶文化“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家庭)”活动，在科学传播健康饮茶知识的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各有侧重地培德育人。茶文化进机关,彰显的是淡泊明志、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的特色,鼓励的是扬清弃浊、勤政廉洁的风气，培养的是敬畏人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道德情操;茶文化进学校,与“育人为本，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把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师生以茶文化的礼敬、和美内容，培养尊师爱生、尚德尚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修养;茶文化进企业,可以传播“茶道”“商道”皆以“和”为文化理念，讲求诚信、和气、互惠，结合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德行天下、义利并重的风貌，培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风气;茶文化进社区,可以结合和谐社区建设,彰显“和美心灵”“和谐社区”特色，密切邻里关系，促进人际交流，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营造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睦的社会关系;茶文化进家庭，以健康生活促进家庭和美，以礼敬文化促进家庭和睦，特别是让孩子从小就会喝茶、会泡茶、会用茶礼敬长辈，对他们一生的修身养性、涵养君子之风大有裨益。
(三)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雅”韵，共筑文化供给侧精品化和大众化共同繁荣的新格局。“雅”是文化产品的根本性标准之一，既要求“雅趣”充盈，也应该“雅量”满满。“雅趣”即高雅趣味，对立面是低俗趣味，与形式有关但绝非等同，决定性的仍然是“内容为王”。比如，在文学作品中，“雅词”也可以暴露出低级趣味，“俗词”也可以表现高雅情操，绘画、雕塑、音舞、工艺等等，皆是如此。“雅量”则是宽容、包容文化产品的多样性，鼓励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既要有促进提高的任务，也要有促进普及的任务;既需要“阳春白雪”，又需要“下里巴人”。在宋代，茶品、茶饮、茶器具、茶文艺都呈现了精致化和大众化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辉映成趣的局面。龙团凤饼和蒸青散茶同行，上层引领风气和大众饮用方便相结合;点茶、分茶、斗茶互动，饮茶、玩茶、赏茶结合;茶器具五大名窑贡品和南北上千窑口并肩，官窑和民窑相结合;茶文学艺术和茶民俗习俗互补，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这些都有效地加快了茶和茶文化的普及，共同把宋代茶文化推向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今天，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小康，正在向全面现代化阔步前进，在人们物质生活有了极大进步的时候，精神生活的满足和提高显得尤为紧迫，从宋茶文化的文韵、艺韵、器韵等中提炼出“雅韵”，并以“雅量”带动“雅趣”，以“雅趣”成全“雅量”，如是，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有营养长精神”的文化精品，更多更好地促进文化建设，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汇时代精神去创造当代文化的新优势。
(四)挖掘和创新宋茶文化“新”韵，鼓励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创新创造。
伴随着时代转型和内忧外患，宋代前中期在革故鼎新中求立足图发展的特点十分鲜明，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创新举措和成果。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上，中国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中宋代占其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在宋代几乎都留下了重大的创新成果。宋代茶文化同出一辙。制茶上，从唐代的蒸青团茶发展到更为精致的压制花纹的龙凤团茶，成为后世砖茶、饼茶的始源;同时又发展出蒸青散茶，黄茶、黑茶也开始萌芽，这些都成为后代茶叶生产、消费多样化的先声。皇宫豪门追龙团凤饼，寻常百姓享散茶粗茶，创新包容，各得其所。在茶制茶法上，宋代承继前朝榷茶、贡茶，但制度设计更为精细，在加重盘剥的同时也刺激了茶叶和茶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茶饮茶艺上，创造了“末茶”“点茶”“分茶”等独特精致的茶饮方式和审美情趣，大幅度促进了茶文化深入社会、走向民间。当代中国末茶以生态要求和资源充分利用为背景出现复兴之势，受到市场欢迎，堪称宋茶文化遗产的弘扬。在茶具上，开启了茶器具专门化生产的时代，像汤瓶、茶筅、建盏、木漆盏托等新的专用茶器具的出现，引领了茶器具生产专门化的历史潮流。在茶文学艺术上，茶诗词散文面貌一新，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影响。宋代各方面的创新还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创新的实用性。无论是思想学术、经济制度，还是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创新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茶叶生产、茶饮方式、茶叶贸易、茶制茶法等方面，莫不如此。宋代兴盛时期正是其创新力迸发的时期，随着王朝日趋腐败，社会创新能力被消磨殆尽，宋王朝也随之走向了衰亡。今天，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的不竭动力的时候，我们应如何秉持文化自信，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解放思想、创新创造的精神，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而持久的活力和推动力，宋代和宋茶文化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深思、值得下一番扬弃的功夫而为当代所用的。比如，在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时，茶界积极响应，一方面深入茶叶做精茶叶，一方面跳出茶叶做大做强茶业，创新业态，拉长产业链，跨界发展，从传统的小“六茶共舞”(六大类茶)，从传统的喝茶，创造出饮(料)茶、食茶、用茶(茶的生化产品)、玩茶(文创旅游休闲等)、事茶(各类茶事活动)的大“六茶共舞”来，共同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出茶文化的贡献。去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嘱咐大家“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三茶”统筹是非常重要的理念创新，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在茶产业发展上的具体运用。统筹就是强化集成意识，发挥整体效益，针对的是各自为政、分散主义。一方面，茶文化引领、推动茶科技，一起为茶产业赋能;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茶文化、茶科技本身就是产业，茶产业又为茶文化、茶科技赋能，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助力、捏紧拳头打好组合拳的新理念就是茶道文化的创新，是新时代的新茶经。茶道如此，政道、商道、文道等，莫不如此，都需要改革，都需要创新。从古代的宋茶文化之河到当代的宋韵文化之河，在不断传承和创新中，面对时代生活，融入时代精神，肩负时代使命，奔涌向前。(转自《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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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饮茶为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茶文化堪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根据统计，目前全球饮茶国多达160多个，饮茶人口约30亿。饮茶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目前学界对佛教从中产生的影响多有论述，但对基督宗教与茶的世界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还缺乏深入关注，目前仅就其中的个案问题给以了分析，笔者不惴浅陋拟就此展开系统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传教士与饮茶资讯的西传
因为茶的使用历史极为悠久，其准确开端目前难以准确判定，长期以来，茶文化专家大致上认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会时期。唐代的陆羽在著名茶书《茶经》中即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该说法被广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茶树根亦提供了有力证据。自先民利用茶叶始，茶文化即逐渐萌芽并不断发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扩散与传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断传入临近的周边国家与地区。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极为遥远，这不能不对茶文化的传播造成阻碍。因为资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时获得饮茶资讯并开始饮茶，目前难以判定，尽管《新约•启示录》第22章包含约翰描述神奇树叶的语句，“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条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练，从神与羔羊的宝座淌出，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上面结十二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个别论者颇有想象力地认为该“生命树的树叶”即茶叶，但孤证不立，而且该材料并未明确指出为茶叶。目前有准确材料能够证明的是，西方人获得饮茶信息大致为十六世纪中叶，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腊玛西交游广阔，从来访的西亚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饮茶资讯，但仅限于传闻并未亲见，西方人最早亲身见闻饮茶者可能为来到东方进行贸易的商人以及传教士，而传教士留下了较多的文字资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证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伽兹博尔•达•克陆兹到达东方，进入中国一度在广州居住数月时间，最后于1560年返回。克陆兹的见闻被辑录成书，名为《中国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甚大，还被欧洲其它国家翻译成多种语言。克陆兹在书中非常清晰地记述了中国人待客之道：
“如有宾客造访，体面人家习常做法为敬现一种称之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质杯中，置于精致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热水带有红色，药味很重，他们时常饮用，这是用略带苦涩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来招待尊贵的宾客，不管是否熟识均是如此，他们也数次请我饮用。”
因为是亲身的见闻与体验，克陆兹的记述虽然文字颇为简略但内容却具体而丰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颜色和味道、饮茶所用的茶具，明确说明了时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这次有关饮茶的具体信息为西方所缺乏。此后，饮茶资讯借传教士这一渠道继续传入西欧：1565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路易斯•艾美达在日本传教，他写信回国时提及，“日本人喜爱一种可口的‘药草’，他们称之为茶”，并且认为，“假使一个人习惯了的话，它是一种味道颇为可口的饮料”。在赴日传教之前，艾美达曾经是一名医师，他在日本传教适逢茶道最终形成的关键期，千利休正潜心钻研，社会茶风兴盛，相信艾美达耳濡目染，对当时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没有更多材料保留下来。
继艾美达之后，西班牙另一位传教士胡安·门多萨再次介绍了饮茶。门多萨信仰虔诚，19岁即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他曾经接受了出使中国、进行传教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未能成行，他应教皇乔治十三之命，广泛搜集前人(很多为传教士)留下的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多种重要资料，最终编撰成为名著《中华大帝国史》，该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书中对饮茶给以记述：
“中国人盛情款待宾客，旋即摆上饮品(bever)、茶食、蜜饯、果品以及美酒，此外，还有一种在全国各地均被饮用，用草药制作而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饮时须加热。”
《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后引起巨大轰动，可谓洛阳纸贵，仅至十六世纪末的十多年间已经翻译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文字，发行版次达到惊人的四十六版，客观说来，书中关于饮茶的介绍并不新鲜，材料主要源于克陆兹的著述，但该书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志》所不及，对传播饮茶资讯亦有重要贡献。
根据现有记述，最早对茶进行详尽介绍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受耶稣会的差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澳门，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在华传教历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对茶文化的了解也远胜过其先驱：
“由灌木叶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饮料。中国人饮茶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古籍中并无书写该著名饮料的古字，而其书写符号(指汉字)极为古老。的确如此，同样的植物抑或能在我们的土地上被发现。在中国，人们在春季到来时采集这种叶子，置于阴凉处阴干，继而用阴干的叶片调制饮料，可供用餐时饮用或者宾朋造访时待客。待客之时，只要宾主在谈话，主人会不断献茶。该著名饮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饮，需趁热喝掉，其味道难称可口，略呈苦涩，但即便时常饮用也被视为有助于健康。
这种叶片可分为不同等级，按其质量差异，可售价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叶子一磅可售十个乃至十二个金锭。日本调制饮料的方法异于中国：日本人将干叶磨为粉末，取两三汤匙投于滚开的热水壶中，品饮冲出的饮料。中国人把干叶放于滚开的壶水中，待精华泡出后滤出叶片，只饮剩下的水。”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堪称全面而深刻，该段文字对明人饮茶的叙述颇为详尽，美中不足的是，利玛窦认为中国饮茶史不会太久，理由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茶”字，这可能缘于不了解“茶”的有一历史演变过程，茶字则始于唐代。尽管如此，利玛窦仍远胜于其前辈，他不仅详述了明代的饮茶风俗，而且还比较了中日茶法的差异，对制茶与茶的商品价值给以了介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未曾抵达日本传教，他却比较中日茶法的差异，对日本的饮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许得益于其他耶稣会士的记述，多少说明此时有关日本的饮茶资讯已传入欧洲。1615年，利玛窦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奥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法文版三种，拉丁文版四种，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种，英文摘译版一种，该著作的广为传播促进了西欧对茶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利玛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对茶文化给以关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辗转抵达南京，由此开始传教历程，尽管他中间曾返回欧洲，最终还是于1658年卒于广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国志》，其中对茶文化给以记述：
“主人给宾客安排的座位适合其身份地位，……(宾主)落座之后，即刻端来茶这种饮品，按先后次序逐个递送。在某些省份，频频上茶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则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则为暗示客人须告辞了。”
曾德昭对中国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饮茶方法、味道等内容，而是更进一步，掌握了饮茶的礼仪内涵，客人需按照社会规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场广为流行的习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经初现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译版问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两种法文译本问世，1655年出现了英文本。可以想见，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广为流传，其中对饮茶的记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国茶文化。
传教士与中西茶叶贸易
传教士不仅在饮茶资讯西传过程中担当了中介，使与东方距离遥远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这一中国饮品，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中西茶贸易之中，为茶叶这一实物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西茶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新航路开辟之后，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东西方交通大开，传教士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来，成为沟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与商界密切联系：对传教士而言，传教需远赴重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花费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对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传教士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较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汉语，这对发展商业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一大背景下，传教士与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联系，能够在茶叶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时历经波折，先从伦敦出发横跨大洋到达美国纽约，在那里努力寻求帮助，得以乘坐美国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终“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航前往中国，于1807年9月抵达”。在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绝非易事，马礼逊虽竭尽全力但仍然难有进展，自1809年起，他因为经济拮据不堪而难以为继，不得不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
“在马礼逊先生与玛丽小姐结婚的美好日子，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礼上宣布了任命书，马礼逊的年薪为500镑。这可视为较为充足的证据：马礼逊此时已经较好地掌握了中文。与此同时，由于他具备谨慎坚韧的良好品性，东印度公司才将其安排在这一独特而辛劳的职位之上。”
此后，作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马礼逊不再专职传教，而是长期担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其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为茶贸易的迅猛增长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堪称发展茶叶贸易的关键期，根据统计，正是1760至1833年间，茶叶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渐在公司所购货物中占据绝对优势，甚至在1825至1833年间，茶叶贸易的价值占公司所有商品价值的比例高达94%。可以想象，马礼逊拥有的关于中国的丰富知识，其“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对促进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达福州，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养，1866年即返回香港传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定居，最终病逝于1880年。作为传教士，卢公明的在华传教事业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举步维艰，其本人的生活极为窘迫，经常处于身无分文的悲惨境地，“没有钱来帮助友人，无力做些善事，无法购置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我不想再在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总是因为工资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无奈”。更加不幸的是，卢公明与家人屡遭疾病打击，其两任妻子与年幼的女儿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饱受疾病折磨，喉咙疼痛得甚至一度失声，他的传教事业实在难以为继。经过反复考量，卢公明于1868年投身琼记洋行，参与到了当时迅猛发展的中西茶贸易。卢公明并没有记述自己如何投身茶叶贸易，但在其语言学书籍《英华萃林韵府》的附录中，他详细记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举的茶行中的分工多达数十种，显示出作者对茶叶贸易的熟稔，或许弃教从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对自己在商行的具体工作讳莫如深，但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卢公明熟于茶叶贸易，堪称行家里手。卢公明在琼记洋行工作期间，这一时期该行茶贸易迅速发展，卢公明从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传教士不仅直接投身茶叶贸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时亦与中西茶叶贸易有所关联。比如马礼逊，他除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经担当其他任务，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来华访问时，马礼逊作为翻译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该使团访华的根本目的为扩大贸易，对茶叶贸易颇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务委员会致函阿美士德勋爵时，明确提出以茶叶贸易为例说服乾隆皇帝：“现在，每年东印度公司前往广州的船只……在该地运走大约三千万磅重的茶叶。该贸易对中国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见，能够很好地维持该贸易时，中国政府不会鲁莽丢弃。……他们能够想到，把我们所购茶叶的大部分由其它国家运走，以此削弱我们的地位，可以向他们说明，……英国消费茶叶超过了欧洲其它所有国家，美国的茶叶消费量更小，最终只能是中国受到损失。”
再如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他于1831年来到澳门，不仅曾经投身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有所贡献，而且还多次潜入中国沿海，进行航道勘测等非法秘密活动。郭士立曾随同“阿美士德号”觊觎中国，还成功地抵达了茶贸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到：
“……我们昨日才触摸到陆地，今日已经抵达福州港，黑暗笼罩着大地，难以辨清福州港所处的地形，领港很出色，把我们安全地引导了进来。现在，我们即将到达为欧洲人提供茶叶的重要产地了。茶山四处蔓延开来，这里稻米产量不足，无法满足本地消费，但是其出口的木头、茶叶与竹子数量可观，足以抵消进口稻米与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临近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茶产区，郭士立急于进行详细刺探，但是当地官员对此已经有所戒备，他虽然已经极为接近武夷山区，但却无法潜入，后来被迫返航。郭士立对潜入茶产区念念不忘，伺机再次付诸行动，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国鸦片贩子戈登伺机潜入武夷茶区，这次两人获得成功，经过考察，他们不仅基本掌握了有关茶树栽培、病虫灾害的知识，还了解了制茶方法、茶叶销售等内容，戈登还很有心机地采集了武夷山优质茶树标本，带走了一定数量的茶种。第二年，并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试图再次秘密潜入，进行进一步了解，但颇为警觉的清军进行了拦截，使其无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区的探险活动，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区以及茶学的基本知识，对后来福州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响，而福州后来辟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贸易，便利了中西茶贸易的进行。
之所以传教士能够在商行任职，主要缘于他们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当时人才颇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这种极有价值的服务，对传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职位可以满足生活所需，曲线实现传教目的，由于茶叶贸易为商业公司的主要业务，传教士所提供的服务对茶叶贸易的发展颇有助益，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刺探中国情报，搜集茶学知识，在中外交往中担任翻译，这均直接或间接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宗教领袖与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随着传教士不断将饮茶资讯传回西方，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饮茶在西欧逐渐流行，在英国尤其如此。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闯入东南亚，开展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通过直接购买并运回大量的胡椒与丁香等香料，葡人变得如此富有，以致与远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国相比，葡萄牙的财富亦毫不逊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关注香料贸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潜在价值。荷兰人随后来到东方进行商业探险，“荷兰人运来干鼠尾草，以之交换中国的茶叶，中国人用一磅或四磅茶叶换购一磅鼠尾草，他们将其称为‘奇妙的欧洲草’，……，由于欧洲人无法大量销售鼠尾草——就像他们购买茶叶那样，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价格购茶”。荷兰不意间开启了中西茶贸易，促进了饮茶在欧洲的扩散，饮茶之风在英国影响甚大，后来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国茶文化。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共同担任国王，玛丽二世作为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她在1667年与荷兰的威廉成婚，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两人共同继承了英国王位：玛丽二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执政。玛丽二世钟爱饮茶，她还极为风雅，经常在宫廷之中举办中国式茶会：举办活动之时，玛丽二世特意命令将宫殿布置为中国风格，布置上中国风情的屏风，使用中国进口的茶具甚至名贵的银器，还摆上颇为先进的移动式茶几，步入房间，众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国氛围之中，玛丽二世与一些贵族妇女共同享受饮茶的乐趣。
宫廷牧师J.O.奥文顿对茶也怀有极大兴趣，他还于1699年撰写了小册子《论茶性与茶品》，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对茶给以全面介绍，全书共计五个部分：茶树生长区的土壤类型与气候概况;茶叶的不同种类;选择茶叶的基本原则;保存茶叶的基本方法;茶叶的重要特性。今天读来，可能觉得书中关于饮茶功用的叙述略带夸张，奥文顿认为饮茶几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症，包括尿砂和眩晕，并且能减肥消脂，消解导致胃部不适的酸水，可以帮助消化、预防痛风、增强食欲，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饮茶还能提神益思。J.O.奥文顿尽其所能，较为全面地向英国人介绍了饮茶知识，大力鼓吹饮茶的多种益处，对推动饮茶风气在英国社会的传播颇有助益。
J.O.奥文顿对饮茶极尽赞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对饮茶大加贬斥，典型代表即约翰·韦斯利。约翰·韦斯利为英国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纪领导了宗教复兴运动，影响极为深远，对于饮茶，约翰·韦斯利颇为反感，认为饮茶危害甚大——不仅对个人身体有害，而且危害社会。韦斯利在1748年给友人的信件中详细叙述了自身遭遇：“我无法想象，究竟何种原因导致双手持续颤抖，直到意识到：病症总会在茶早餐后加剧，而停止饮茶大概两三天此现象会消失。调查显示：饮茶对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会产生同样的不良影响，由此可知，这是饮茶导致的结果之一。”约翰·韦斯利进一步论及，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伦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现出类似的病症，并且认定这也是饮茶造成恶果，对于某些人士而言，饮茶的确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类功效饮用英伦本土饮品同样可以获得，无需专门饮用来自中国的茶叶，所以韦斯利努力劝诫人们，呼吁众人停止饮茶。而且在讲述完上述病症后，约翰·韦斯利还更进一步，又详细论证了饮茶导致的负面的经济社会影响，认为饮茶不仅危害健康，而且花费不菲，堪称一种浪费，戒茶后可以省下财物，用于帮助穷人。
表面看来，韦斯利基于饮茶危害健康这一缘由而反对饮茶，而且从其个人行为来看，他自身曾经一度戒茶，不过他并未长期坚持，而是后来又恢复了饮茶习惯，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老体衰，在星期天早晨韦斯利时常与牧师们一同饮茶，然后主持宗教礼拜活动。由现有材料观之，韦斯利似乎并没有因为再次饮茶而发作手颤症，他曾经痛陈饮茶有害于健康的说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韦斯利之所以反对饮茶，或许他在后面所论述的社会经济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国十八世纪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期，经济日益发展进步，工业革命快速启动，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约翰·韦斯利关心社会问题，痛心于国教日益腐败、道德衰落不振的社会现实，强烈的使命感唤起了其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和弟弟查理·韦斯利等青年才俊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国社会，著名的韦斯利宗宗教复兴运动由此兴起。约翰·韦斯利为非常严肃的社会道德家，他提倡严格的清教道德，主张勤勉工作与节俭的生活，因为茶在该时期其进口量较为有限，所以价格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价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韦斯利这位严肃的宗教家看来，饮茶属于可耻可恶的奢侈浪费行为，饮茶有悖于严肃、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积极宣传自己的反茶主张。韦斯利后来之所以恢复饮茶，亦与茶叶价格有关，因为随着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茶叶价格在十八世纪不断下降，它逐渐由奢侈品日益转变为日用消费品，融入了英国的社会生活，韦斯利也就无须固执己见，可以心安理得地与众人一起饮茶了。韦斯利掀起的反茶运动成为一朵小波澜，并未真正影响到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结语
新航路开辟开启了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传教士基于宗教热情而投入海外传教事业，成为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福音与科学文化，同时将中国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经克陆兹、门多萨、利玛窦与曾德昭等人逐渐被呈现到欧洲人眼前，饮茶资讯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为其成为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础。马礼逊、卢公明与郭士立等，由于拥有语言优势与知识文化的积累，得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茶叶贸易，侧身有利于扩大中西茶贸易的相关政治活动，为推动茶贸易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饮茶资讯的传播以及中西茶贸易的发展，饮茶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流行起来，宫廷牧师奥文顿积极宣传饮茶的益处，宗教领袖韦斯利则因视其为奢侈品而反对饮茶，这些宗教人士影响到了饮茶在西方的传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担当了茶文化西传的中介，促进了中西茶贸易的发展，又对饮茶发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影响到了饮茶的传播与普及，可以说，基督宗教与茶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密切关联，值得学界予以关注。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年度项目《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章才，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韩国蔚山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茶文化世界传播史研究，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理论版)、Asian Study(韩国)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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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0日，来自全国北京、上海、成都等茶业顶级产业专家和传承人茶商汇聚昆明，政府、专家、企业、销售、平台、五位为一体，共同构架国内领先的产业联盟。
会中，将有来自国内茶产地的代表及行业导师出席。
会上，将举行中国非遗传承茶产业联盟授牌仪式、中国非遗茶艺传承人、中国非遗茶艺师、中国非遗《故宫龙茶》国礼评选《一带一路中国茶推介项目》《茶商新品介绍发布》等系列活动。
会后，北京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将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几十家主流媒体、几百家自媒体、几千个全国协会联盟、上万家平台，报道会议内容，扩大影响力，扶持全国更多的中小企业和茶农走向全国，提高销售提升知名度，形成“互相成交，互相投资，互相交易，互相帮助”的共同体。
中国非遗茶经历史
中国非遗“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禅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之一。南宋开庆年间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中国非遗茶文化茶艺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包括茶叶品评技法和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以及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整个品茶过程的美好意境其过程体现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久远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与宗教结缘。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背景是衬托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它渲染茶性清纯、幽雅、质朴的气质增强艺术感染力。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
中国非遗茶文化核心
中国非遗茶文化的核心是茶艺。“茶艺”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代茶人对中国茶艺作了初创和开端，“艺”与“茶”发生联姻；宋代茶人则进一步完备及系统地阐述，饮茶风气日盛，“艺”与烹茶、饮茶联系在一起；明代创制紫砂壶与普及清饮法，加之清代雍正时期乌龙茶的产生，催生了风格最独特、影响最大、世界流行最广的“功夫茶”。
中国非遗茶文化定义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艺术。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中国非遗茶文化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唐代为克服九难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三不点”为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洁是为一不景色不好为一不品茶者缺乏教养举止粗鲁又为一不共为三不。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是不作艺术的品饮以免败兴。
中国非遗品茶内涵
中国非遗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二十一个方面。
中国非遗茶学体系
中国非遗茶史学茶的起源发现和利用茶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特点及表现形式。中国非遗茶文化社会学茶文化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社会发展与进步对茶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各阶层与茶文化关系。
中国非遗饮茶民俗学历史和现代各个地区和民族城市和农村饮茶习俗。
中国非遗茶的美学成品茶外形设计、名茶取名、茶包装设计及宣传广告等。
中国非遗茶文化交流学国际国内研讨、茶文化展示、茶艺表演、少儿茶艺、茶叶历史文化博览及茶事旅游。
中国非遗茶文化功能学茶文化资源、特性、历史茶文化和新时期茶文化、茶文化功能、茶文化对现代社会及精神文明建设作用等。
中国非遗茶文学通过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茶文化的文学形式。
中国非遗茶茗特性
【历史性】
中国非遗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武王伐纣茶叶已作为贡品。原始社会后期茶叶成为货物交换的物品。战国茶叶已有一定规模。先秦《诗经》总集有茶的记载。
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代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茶”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
清朝曲艺进入茶馆茶叶对外贸易发展。茶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城市文化的形成而孕育诞生的。历史上的茶文化注重文化意识形态以雅为主着重于表现诗词书画、品茗歌舞。茶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化了儒家思想道家和释家的哲学色泽并演变为各民族的礼俗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模式。
【时代性】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给茶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这一新时期中国非遗茶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正在不断扩大、延伸、创新和发展。新时期中国非遗茶文化融进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使茶文化价值功能更加显著、对现代化社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非遗茶的价值是茶文化核心的意识进一步确立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新时期中国非遗茶文化传播方式形式呈大型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其内涵迅速膨胀影响扩大为世人瞩目。
【民族性】
各民族酷爱饮茶茶与民族文化生活相结合形成各自民族特色的茶礼、茶艺、饮茶习俗及喜庆婚礼以民族茶饮方式为基础经艺术加工和锤炼而形成的各民族茶艺更富有生活性和文化性表现出饮茶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藏族、土家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安族、阿昌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撒拉族、白族、普米族和裕固族等茶与喜庆婚礼也充分展示茶文化的民族性。
【地区性】
名茶、名山、名水、名人、名胜、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地区茶文化。我国地区广阔茶类花色繁多饮茶习俗各异加之各地历史、文化、生活及经济差异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茶文化。在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和丰富的内涵也形成独具特色的都市茶文化。上海自1994年起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茶文化节显示出都市茶文化的特点与魅力。
【国际性】
古老的中国传统茶文化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人文相结合演变成英国茶文化、日本茶文化、韩国茶文化、俄罗斯茶文化及摩洛哥茶文化等。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度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活动中必需的仪程。日本茶道源于日本本土但有受中国的影响。日本茶道具有浓郁的日本民族风情并形成独特的茶道体系、流派和礼仪。韩国人认为茶文化是韩国民族文化的根每年5月24日为全国茶日。茶人不分国界、种族和信仰茶文化可以把全世界茶人联合起来切磋茶艺学术交流和经贸洽谈。这正是北京国际茶城的成立宗旨。
【中国非遗茶艺技艺传承】
以茶表礼仪，以茶示敬意
以茶修身息，以茶养心气
巍巍中华史，壮哉五千年，中国非遗茶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中国茶道文化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人体科学，涵盖艺术、哲学、养生，是内容广泛的大文化圈，其宗旨不离修身养德，传统文化教育更是以树德育人为目的。此次茶道师资培训高标准、严要求，课程精心打造，面向茶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及工作者招生，广泛培养中国茶道文化师资人才，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国高校及中小学教育中，在全国高校及中小学形成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体系；让中国茶文化艺术工作者从茶艺提升到茶道，起到修身养性之作用。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道文化的发源地，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大唐、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中国茶道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和重要传承载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是中国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形象代言。当下，国家文化繁荣发展，茶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其独有的魅力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中国茶道后继人才的培养，是保护、传承、发展和弘扬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加强茶道师资队伍建设，提升茶道文化教职人员的业务素质、综合素质，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和积极性，是推动茶道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的迫切需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国家版权机构北京国优文化艺术中心作全国文化艺术人才培训、考评、规范、管理部门，有责任把优秀的茶艺人才选拔出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我国文化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中国非遗茶艺师作为茶文化的传播者，具有温馨且富有品味的职业。一名优秀的茶艺师对茶的理解，不仅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之上，也对茶文化的精神有着充分的了解。“茶艺师”作为商业部门职业教育培训课程，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01年3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标准》。茶艺师被列为各大城市紧缺工种，高级以上的茶艺师人才也被列为紧缺人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指示精神，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茶道文化师资人才，全面提升我国茶道文化从业者的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国家版权机构北京国优文化艺术中心经国家版权局批准开展中国非物质文化茶艺技艺传承项目和“非遗传统技艺茶艺（道）师师资研修”培训项目，完成课程学习且考试合格者，将获颁国家版权认证的《中国非遗茶艺传承人资格证书》和《茶艺（道）师资格证书》和茶艺（道）师合作单位授权书。
【主题】
九侯普洱茶——首届中国非遗茶产业联盟暨茶文化发展高峰论坛
【主办方】
中国非遗茶艺传承人评价委员会
中国非遗茶艺师测评委员会
【承办方】
北京国优文化中心
昆明雄达茶城 康乐茶文化城
【协办方】
山东日照绿茶茶业有限公司
广西盛世茶马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新嗏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云南古诏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小佛腊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三然居茶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茶叶电子商务协会
普洱茶吧网
国茶网
茶中网
【冠名方】
云南九侯茶业有限公司
【时间】
2019年10月20日，8：30——17：30
【地点】
上午：雄达茶城2号门3楼芒嘎拉古茶文化传播生活馆
下午：康乐茶文化城12栋-1
【特邀嘉宾】
李默然：中国非遗茶产业联盟理事会主席、中国非遗传承人评价中心主任
华浩亮：中国非遗传承技艺测评中心主任、中国书画名家理事会副理事长
李优娜：北京国优文化艺术中心法人、中国非遗《故宫龙茶》国礼品牌主任
孙景文：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汉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魅力华夏》大型活动组委会副秘书长
魏晓坤：山水画家
（图文来源：新茶媒，作者：刀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