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传广泛的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臆测，被日本奉为国宝的圆悟印可状和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两幅墨迹往往被人混为一谈，“茶禅一味”在日本确立后先后两次传入中国，现在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概念，但纠正茶文化领域的错误认识也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茶禅一味 圆悟克勤 墨迹 一休宗纯 村田珠
一、圆悟手书“茶禅一味”之说查无实据
我国茶文化研究者中有人认为“茶禅一味”最早的资料是宋代禅门巨匠圆悟克勤的手书真迹。如丁文在其论文《论“茶禅一味”》中说：“‘茶禅一味’，其说源于宋代，系禅僧圆悟克勤手书赠送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1)”再如江静、吴玲编著的《茶道》也说：“‘茶禅一味’的说法最早是由我国宋代著名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提出的。据说，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赠予高徒虎丘绍隆。(2)”杭州作家王旭峰也说：“宋代有个叫圆悟克勤的禅师，手写‘茶禅一味’于日本弟子，回国时翻船，装在竹筒中的字幅儿辗转到了一休大师手中，据说一休以此得道。这四个字便成了镇寺之宝，至今仍收藏在日本京都大德寺里。(3)”三者都断定圆悟克勤曾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不同的是有的说这四字真诀是赠给日本弟子的，有的说是赠与中国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
显然，赠送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圆悟克勤究竟是否手书过“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们至今未能出示圆悟克勤手书过这四字真诀的史料证据。不仅如此，我们在圆悟克勤的《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以及圆悟弟子虎丘紹隆编录的《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佛果克勤禅师心要》等史料中也没有发现圆悟克勤的有关茶禅关系的言辞。圆悟克勤禅师是中国禅林的一代宗师(图1)，著有“宗门第一书”《碧岩录》，在佛教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但要断定“茶禅一味”出自圆悟之手，是必须具备可靠的相关史料的，不能仅仅凭他的禅学建树和地方饮茶习惯进行主观臆测。
其实，在汉语里，“茶禅”或“禅茶”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被作为一个固定词语而广泛使用。据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将“茶”和“禅”二字组合起来，构成“茶禅”或“禅茶”一词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于清代。有人通过《四库全书》和佛教典籍的电子检索，发现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茶禅”或“禅茶”这样的概念，至少不是一个重要概念(4)。
不仅是古代，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茶禅”或“禅茶”也是几乎无人使用的词语。1990年，葛兆光在《读书》杂志发表《茶禅闲话》一文时说：“古人以禅意入诗入画，尝有‘禅诗’、‘禅画’之称，似无‘茶禅’之名，”于是便自己杜撰了“茶禅”一词用于文章的题目(5)。翌年，葛先生又在《读书》发表《茶禅续语》，说“自家不识金镶玉，大言不惭以为‘茶禅’是可以抢个专利证的杜撰，谁料无意中读一书，云克勤禅师赠日本僧珠光语中便有‘茶禅一味’，今尚藏于日本奈良寺中，不觉脸皮无光，只得连叫‘苦也苦也’。(6)”葛先生给自己的文章起了个名叫《茶禅闲话》，以为自己杜撰“茶禅”一词，有首创之功，可以拿个“专利”，没想到某书写着“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之事，顿觉脸上无光，叫苦不迭。
我们无意考究葛先生是从哪本书上得知“茶禅一味”语出圆悟克勤的，我们想说的是，博识如葛公尚且不知有“茶禅”一词，可见至迟到1900年代初，该词在现代汉语中尚未成为一个习用的词语，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1992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陈宗懋主编的茶文化词典《中国茶经》中没有“茶禅”、“禅茶”和“茶禅一味”之类的词条。不仅如此，2002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朱世英等主编《中国茶文化大辞典》也没有“茶禅一味”的词条。
国内学者早已有人对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说法提出过质疑。例如，在200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茶事通义》中，陈香白指出：“笔者查阅了《大藏经》等相关资料，尤其是《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并翻遍《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版)均找不到‘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证据。(7)”可惜的是，这样学术态度严谨的质疑没有被很多人接受，认为“茶禅一味”出自圆悟克勤之手的臆说至今依然在我国茶文化领域十分流行。
二、海上漂流的圆悟印可状
江静、吴玲的《茶道》还说：“这四字真迹后来被来华的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临抵海岸之际，风急浪高，船体粉碎，所幸四字真迹已经漆制装裱，未被海浪吞没，漂至岸边，为人拾起，最终辗转传至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8)”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一书也说：一休“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但却精心保存着圆悟的一幅墨迹，可见其对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重宝。可惜的是，在流传中有半幅被人截走后神秘失踪了，余下的半幅今藏于东京的国立博物馆，更被列作国宝。(9)”这不符合事实。
遭遇风浪漂流海中的圆悟墨迹，既不是“茶禅一味”的四字真诀，也和一休宗纯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经历过海上漂流最后被定为国宝的圆悟墨迹是宋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圆悟写给其弟子虎丘紹隆的印可状，日本茶道界称之为“流れ圜悟”，意思是“经过漂流的圆悟墨迹”。因为是圆悟给紹隆的印可状，我们不妨称之为“圆悟印可状”。据传，一名叫尧甫的僧人在萨摩(现鹿儿岛县)的坊之津海边捡到了装在桐木筒里的这幅印可状，后献给大德寺大仙院的古岳宗亘(1465-1548)，成为大仙院的“什物”。所谓“什物”，是指“个人不能随意处理的寺院所有之物”，也就是说这“流れ圜悟”成了大仙院的庙产，物权不归私人所有。后来，大概由于享德2年(1543)的火灾和应仁之乱(1467-1477)给大德寺造成了巨大损失，需要复兴的资金，天正8年(1580)前后，大仙院将其卖给了堺市富商·茶人谷宗临(1532-1601)。宗临的儿子宗卓又把这印可状裁剪为两半，把后半幅卖给了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567-1636)。剩下的前半幅后归祥云寺所有。位于堺市的祥云寺是谷氏家族的“菩提寺”，即供奉谷氏族祖先的寺院，应该说是檀越对祖庙的捐赠吧。文化元年(1804)，这半幅墨迹又转而为大名茶人松平不昧(1751-1818)收藏，成为松平家祖传的宝物。1938年，松平家族将其捐赠给帝室博物馆，而原先卖给伊达政宗的后半幅至今下落不明。
帝室博物馆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圆悟克勤墨迹，即“流れ圜悟”，只有前半幅19行字。纸本墨书，尺寸为43.9×51.4厘米，因为是现存最古的圆悟克勤墨迹，昭和26年(1951)被定为国宝(图2)。虽然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对这半幅“流れ圜悟”的真伪提出过质疑(10)，但至今依然没有动摇其“国宝”的地位(11)。
(图注：圆悟印可状(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圆悟克勤的这幅印可状，原文见于《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和《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全文约900字，只有“赵州吃茶去”一句中有个“茶”字，此外没有一个“禅”字，更不用说“茶禅一味”了。可见，所谓“茶禅一味”四字真诀经海上漂流或被裁剪为两半最后被定为国宝的说法，不能不说是某些人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而主观杜撰的动人故事。
三、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法语
再说一休宗纯授予村田珠光的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界，通常把一休授予珠光的圆悟墨迹特称为“圜悟の墨跡”，以区别于上文所述之“流れ圜悟”。“圜悟の墨跡”是宋建炎二年(1128)二月，圆悟克勤写给虎丘绍隆的法语，为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称作“圆悟法语”。
现存的“圆悟法语”，纸本墨书，长61.2厘米，宽29.7厘米。现藏畠山纪念馆，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图3)。原文收录于《佛果克勤禅师心要》卷上《示开圣隆长老》，全文347字，内容是回忆师徒之谊，赞赏紹隆才干，勉励禅途精进之类，与禅茶无涉。
(图注：圆悟法语(选自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和茶》)
关于这幅“圆悟法语”，千利休的弟子山上宗二《山上宗二记》有所记载，文中说：“又有用禅宗之墨迹于茶汤者，是珠光得圆悟之墨迹于(一)休和尚，以是为一种(饰物)而乐。(12)”又云“圆悟墨迹一幅，……是昔珠光得赐于一休和尚之墨迹也。(13)”另《宗湛日记》也说：“所谓圆悟墨迹，乃珠光得之于一休而装裱者也。(14)”据此，日本茶道史家一般都认为，村田珠光曾从一休宗纯获得过圆悟克勤的墨迹这一历史事实是基本可信的。
被称为日本茶道开祖的村田珠光(1422-1503)11岁出家入奈良称名寺为僧，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寺院，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19岁时进入位于现京都府田边市酬恩庵成为一休宗纯的弟子。酬恩庵即现在的一休庵，是大德寺的“末寺”，属临济宗。珠光师从一休修禅，悟出“佛法就在茶汤里”的真谛，一休以圆悟墨迹作为印可状授予村田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山上宗二记·墨迹》认为此举为“挂墨迹之初也。”，说明开茶室挂禅僧墨迹之先河者为村田珠光。之后，随着日本茶人和禅宗寺院关系的日益密切，茶式挂禅僧墨迹的做法逐渐成为惯例，成为茶会的点睛之物。
挂于壁龛的字画在日本被称为“挂物”，而把茶室里挂的字画特称为“茶挂”。茶室里挂字画，并非单纯为了装饰点缀，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字画表现茶会主题，统合主客心境，被视为“一座建立”、“一期一会”的“本尊”，是茶会最要紧的物件。日本茶道圣典《南坊录》云：“无若挂物之第一道具者，乃客、亭主共茶汤三昧，一心得道之物也，以墨迹为第一。敬其文句之心，赏玩笔者之道人、祖师之德也。(15)”说明茶会以“挂物”为第一，“挂物”以“墨迹”为第一。而日本茶道界所称的“墨迹”，主要是指禅僧，尤其是临济宗禅僧的墨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圆悟墨迹在日本茶道史上是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的。
堀江知彦《茶挂之书》提出了作为“茶挂”的四个条件：一、能表现“侘び”“寂び”境界;二、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季节感;三、具有禅意;四、传承路径明确(16)。从传承途径来说，这幅圆悟墨迹也是传承有序，曾辗转于名流大亨之间。珠光去世之后，珠光的养子村田宗珠继承了这幅墨迹，后经武野绍鸥、千利休、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之手，无一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因此，这幅圆悟墨迹自古以来被视为日本茶道的顶级“茶挂”。
四、“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
我们有必要简述一下“茶禅一味”在日本的确立过程。日本在早在16世纪就有反映茶禅一味思想的资料，但“茶禅一味”作为一个语词的确立却是上个世纪的事。
临济宗禅僧大休宗休(1468-1549)语录《见桃录》引松源和尚诗句“茶兼禅味可”(17)，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萌芽。堺市南宗寺开山大林宗套(1480-1568)在武野绍鸥的肖像上所题诗中亦有“料知茶味同禅味”的句子，表达了茶禅同味的认识。记录千利休孙子千宗旦(1578-1658)茶语的《禅茶录》曾被改为《宗旦遗书茶禅同一味》、《茶禅同一味》等书名流布坊间，茶禅一味的概念进一步明确。1905年，大日本茶道学会创始人田中仙樵出版了《茶禅一味》一书，被认为是“茶禅一味”始见于文字的首例，标志着“茶禅一味”概念的确立。
但是，“茶禅一味”并没有很快成为一个社会习用词语(日语称为“熟語”)，笔者查阅手头的辞典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在日本出版的相当于我国的《辞海》规模的大型国语辞典，例如小学馆的《新版·言林》(1963年)、岩波书店的《广辞苑》第二版补定版(1975年)、小学馆的《国语大词典》(1981年)中均未出现“茶禅一味”，而只有“茶禅一致”一词。说明那个时代在日本社会习用的是“茶禅一致”，而非“茶禅一味”。
1988年三省堂出版了松村明编《大辞林》，其中的词条仍为“茶禅一致”，但在词义解释之后列出了同义语“茶禅一味”。三省堂的《辞林21》(1993年)也是如此。可见，大约在1980年代中后期，“茶禅一味”一词才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习用的四字格习语(日语称为“四字熟语”)。在此之前，也许主要在茶界或禅界使用。例如， 1956年日本出版的桑田忠亲编《茶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年出版的井口海仙等主编的彩色版《原色茶道大辞典》(淡交社)，均有“茶禅一味”词条，而没有“茶禅一致”。后来，作为茶界和禅界用语的“茶禅一味”，随着日本经济增长，习茶修禅人口不断增加而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众之间，最后定格成为一般民众熟知的四字格习语。
五、“茶禅一味”传入中国
“茶禅一味”作为四字格习语传入中国应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1937年，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博士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一书，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了茶和佛教，尤其是和禅宗的关系，并用“茶禅一味”和“茶佛一味”来说明茶和禅宗以及佛教的密切关系。1939年12月，诸冈存的《茶とその文化》的中文编译本由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茶叶出版部作为《茶叶丛刊第一种》出版发行，题为《茶与文化》，编译者吕叔达。原书共有两处“茶禅一味”，中文编译版删除了一处。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出现“茶禅一味”的中文资料吧。
大概是由于吕叔达编译的《茶与文化》是浙江省茶叶行业的出版物的缘故吧，该书并未在社会上产生多大的影响。“茶禅一味”第二次传入中国便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事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茶文化热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百废俱兴，经济热独占鳌头，文化热不甘落后，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抓手，时代潮流滚滚，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就茶文化角度而言，1977年，台湾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人提倡弘扬茶文化，在“茶道”和“茶艺”的用语选择上引起了争论。为了避免和日本茶道的混淆，人们选择了“茶艺”作为代表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形成了中国茶艺、韩国茶礼和日本茶道等反映东亚三国不同茶文化特质的三个概念，为大陆的茶文化热增添了助力。与此同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对邻国日本、韩国的茶文化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各种译介邻国茶文化的专著和文章不断问世，“茶禅一味”亦随之见诸各种书刊，成为人们谈茶说禅时津津乐道的一个概念。
但浮躁的时代难免因浮躁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我国茶文化研究者对日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因此，在1980年代，有人会把“南浦绍明”当作南浦和绍明，认为是两个人;也有人把“堺”翻译成“边境”，不知道“堺”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关于中日茶文化交流历史的知识，当时也大多是通过日文资料获得的，但由于资料欠缺、读解能力、治学态度等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那样的知识性错误。圆悟克勤手书“茶禅一味”的臆说，以及混淆“圆悟印可状”和“圆悟法语”的错误应该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正如我国经济经过迅猛发展其以后，现在已经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新常态那样，我国的茶文化研究也应该由快速发展而转为扎实、严谨的阶段，逐渐纠正茶文化领域的一些广为流传、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和错误知识，已是茶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愿和全国茶文化研究者共同努力。
【摘自2017年《吃茶去》杂志(总第67期);作者：曹建南(上海)，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参考资料
(1)郭天成主编《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选集(1994-1997)》，上海国际茶文化节组织委员会，1984年，第78页。
(2)江静、吴玲编著《茶道》(《日本文化丛书》第一辑)，杭州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3)王旭峰《爱茶者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4)宣方《茶禅一味：传说、历史与现实》，沈立江主编《盛世兴茶——第十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精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陈平原、凌云岚编《茶人茶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页。
(6)同注(5)，第72页。
(7)陈香白《茶禅一味》，竺济发编《茶禅东传宁波缘——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8)同注(2)
(9)靳飞《茶禅一味——日本的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0)千宗左等监修《新修茶道全集》卷二《器物篇上》，春秋社，昭和30年，第43页。
(11)《千利休ー‘侘び’の創造者》(別冊太陽ー日本のこころ155)，平凡社，2008年，第47页。
(12)林屋辰三郎等编注《日本的茶书(1)》(东洋文库201)，平凡社，昭和46年，第141页。
(13)同注(12)，第189页。
(14)熊仓功夫《茶の湯歴史ー千利休まで》(朝日选书404)，朝日新闻社，1990年，第106页。
(15)中村直胜《茶道圣典·南坊录》，浪速社，昭和43年，第115页。
(16)堀江知彦《茶掛けの書》(东方选书13)，东京书籍株式会社，昭和52年，第9页。
(17)松源和尚，有人认为是宋代禅僧松源崇岳(1132-1202)，但查《松源崇岳禅师语录》无此句，待考。
海上茶路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前，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作为贸易产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中国是茶叶的唯一供给国，故有“海上茶路”一说。
海上茶路从宁波港启航有3条航线：一为北上高丽，二为东渡日本，三为南洋航线，经温州、福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一路去东南亚，东北非，一路去波斯湾及地中海沿岸诸国。
茶路上的舟山
舟山与宁波山水相连，是宁波港对外贸易的海上门户和通道。
日本、朝鲜来华贸易的形式有“朝贡贸易”“勘合贸易”。无论哪种形式，日本、朝鲜商船都把舟山当作过往通道，并要在普陀山逗留数天，休整一番，瞻仰佛殿金身，祈求观音菩萨保佑他们旅途平安，财源广进。
《普陀山志》说：“诸番入贡，洋贾贸易，无不系泊是山，瞻仰告酬，方始张帆远达。”明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一书中也写道：“三韩(朝鲜)外国诸山在香冥间，船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朝鲜)商贾送赐者，多刻彼国年号，有外国留题，颇有文采。”朝鲜产铜，朝鲜商人送铜物给寺院，还有给寺院题字的，而且颇有文采。清代裘琏编的《普陀山志》有“贡舶浮云”一景，明清时，到普陀山来靠泊的外国商船多得像天上的浮云一般络绎不绝。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日本商人将番薯传入普陀山，然后由普陀山流传到江南各地。这事见于嘉兴人李日华(万历二十年进士)所著《紫桃轩又缀》一书，书中说，普陀山普济寺住持性海大和尚送给他一种样子像萝卜而色紫的食物，煮食味道甚甘。李日华惊叹说：此物是“世间奇药，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李日华说的“世间奇药”，其实是番薯。
元代帝王重视对外贸易，于至元十五年(1278)，朝廷诏告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岸者，往为互市，各从所欲。”于是外国商船纷至沓来。舟山的岑港与宁波镇海口相距仅一衣带水，而岑港口岸宽阔，三面环山，是避风良港。外国商船到宁波贸易，常在岑港靠泊，或直接在岑港交易。一时间，岑港海舶穿梭，舟航鳞集，岸上司前街外货涌入，商族云集，成为闹市，被誉为“六国港”。朝廷以昌国“海道险要”，于至元十八年(1281)，升昌国县为昌国州。
清代康熙年间，正值“海上茶路”南洋航线开通，东印度公司进口欧洲茶叶迅速增加的年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认为“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在定海道头建红毛馆，作为宁波浙海关分关，定海红毛馆直接行使浙海关的职权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终止。
英国人看到，在宁波港的海外贸易中，舟山的位置很重要。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800余人的庞大使团，带着600余箱丰厚礼品，经过9个月海上航行到中国。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提出5点要求。其中2点提到舟山：一是要求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二是要求租借舟山的一个小岛，供英商使用，停泊船只，在那里居住，存放货物。
乾隆皇帝断然降谕：“皆不可行。”乾隆皇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出于礼貌，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写了回信，送了礼，使团所有人员都有赏赐，并允许装回去满满一船免税的货物。马戛尔尼无功而返，但英国想得到舟山的贼心不死，以致50多年后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武力攻占定海。
舟山的茶由佛教传入
舟山的茶是跟佛教一起同步传进来的，佛教传入舟山很早，所以舟山茶的种植历史也很悠久。
佛教在舟山未建翁山县之前的东晋时期(317～420)开始传入，一个名叫韶的高僧在今定海龙峰山下创建舟山最早的寺院观音庵(后改称普慈寺)。到隋唐、五代期间，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金塘化成寺、干石览隆教寺等相继建成，封建皇朝的统治者信佛，按规定对寺院和僧侣有所优待，地方政府要拨给寺院一定土地当作“法产”。田供僧侣们种粮食，山则主要是种茶。
寺院的正常运作离不开茶。因为佛教戒律森严，僧侣忌食荤腥、美食，不准饮酒，按此规定，荤腥、美食、酒类都不能进寺院，那么敬佛、待客该用什么?僧侣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茶。茶不是荤腥，不属美食，茶是纯天然、易操作，有益身心的饮料，用它来敬佛，待客，再合适不过。再说，僧人每天要坐禅、念经，坐禅、念经姿势要端正，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样坐久了，自然会感到疲惫困倦，需要喝茶。
大的寺院都设有茶堂，备有茶水，僧人到茶堂喝两盏茶，兴奋提神，消除疲劳。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言：“使人神恩阖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寺院要像储备粮食那样备有足够的茶，用最好的茶敬佛，用次等的茶待客，余下的茶“自奉”。为此，寺院要在山上建茶园，种茶、采茶、制茶，维持日常所需。
寺院种茶的习俗很快蔓延到民间。舟山气候温暖湿润，岛上丘陵又多，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农民种茶当作副业来经营。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自宋代起，茶已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历代志书“物产”一节都把茶列为“货之属”，并加注说：谷雨前者曰雨茶，谷雨后者曰春茶，立夏后者曰夏茶，五月时重抽者曰二乌。茶产桃花山者佳，普陀山者可愈肺痈血痢。民国《定海县志》说，舟山的茶以黄杨尖芽茶、普陀山佛茶和岱山的蓬莱仙芝最佳。民国4年(1915)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黄杨尖芽茶获三等奖。普陀山佛茶明清时是贡品，到光绪年间才裁撤。1982至1984年，普陀山佛茶连续3年评为省级14个名茶之一。
元代实行茶叶专卖，茶商要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分长短两种，凭茶引才能经销茶叶，并于至正十七年(1280)开始征收茶税。茶商们凭茶引在舟山收购茶叶，然后通过宁波海关出口到国外。
英国人来舟偷盗茶树
18世纪30年代起，英国因为茶叶大量进口，不可避免地成了对华贸易的赤字国，巨额的白银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向中国，当时中国聚集了世界最多的银两。为了改变茶叶贸易上所处的不利地位，英国采取的策略首先是增加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数量，获取暴利来补偿茶叶贸易的逆差。鸦片市场的急剧扩大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茶叶贸易。
英国人的另一个策略是派遣植物学家到中国来偷盗茶树、茶种。
康熙四十年(1710)，最早到中国来的是詹姆斯·肯宁哈姆，此人采集了一些茶树、茶苗就回去了。
一百多年后，人称茶叶大盗的罗伯特·福琼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派遣，两次到中国来窃取茶树、茶籽。他首次来中国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当时，舟山被侵华英军占领，福琼把舟山当作他主要的盗窃地。他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以较多篇幅写到当时舟山的茶业。他看到岛上“到处都栽种了绿色的茶树，每年所产的茶叶，除了一小部分出售到大陆上去——宁波以及临近的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消费掉了”。1848年他第二次来华，去了金塘，他写道：“岛内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查看各个茶园。”福琼这次来，盗采去大批茶树、茶籽，其中1851年一次，就运走盗采来的茶树12000株，刚发芽的茶苗14箱，同时从中国带去6名茶树栽种、茶叶制作技工。
茶树、茶种运到印度，栽种在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等处茶园。他们运用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导致如今印度及斯里兰卡茶叶生产兴旺发达，20世纪之后，中国出口茶叶数量则大为减少，从此结束了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其实，印度和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其最早的茶苗、茶籽来自舟山，它有我们舟山茶的基因。
茶文化的影响力
“茶叶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国度款款而来，以其独特的口味和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并生长在新的帝国。”这是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其所著《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中开头的一句话。中华茶文化以实物为载体，以商业贸易为手段，通过“海上茶路”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宁波是“海上茶路”的起航地，舟山作为宁波港的门户和通道，且是浙江省内茶叶产区之一，与“海上茶路”关系密切。
孙中山先生指出“茶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绿茶为六大保健饮品之冠。茶文化是最具中国元素的世界名片。
各国的饮茶习俗有所不同。日本人长期饮茶形成了特有的茶道。中国的茶宴主张饮茶要静要缓，体现生命本真，注重一个“雅”字，早在宋代起，就把茶宴跟焚香、插花、挂画一起称为“四雅”。西洋茶会则注重情调、环境要美，要有乐队伴奏，洋溢着精致生活的情趣与欢乐。尽管饮茶的习俗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通过饮茶，彼此增进互信，建立互尊互爱、互惠互利、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中华茶文化的传播，把我们崇尚以和为贵文化的优越性和魅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来源：舟山学习平台、舟山晚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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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茶文化专家、学者、重点茶叶生产企业负责人相聚宁波天一阁·月湖景区，参加“明州茶论.茶与人类美好生活”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宗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沈立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浙江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小玲，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浙江省政协研究室原副主任戴学林，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姚国坤，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毛立民，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席科学传播茶学专家王岳飞，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农业考古》主编施由明，宁波市委原副书记、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郭正伟，宁波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创会会长徐杏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胡谟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强，宁波市林业局原局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剑辉等。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宗懋以《茶让世界更美好，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作主旨演讲。陈宗懋院士详细分析了中国茶叶的丰富多彩、中国茶区的良好生态、茶叶中活性成分的利用、中国茶的新喝法、中国茶叶的新吃法。他说，茶最早是作为药用由中国向世界传播的，在公元六世纪，以“吃茶养生”传入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在公元十六世纪，从海路传入欧洲各国。在当时，茶叶是在药房中销售的。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不断发展，饮茶习俗也很快普及。茶叶的用途也由药用转向饮用。陈院士认为，“茶不是药，但饮茶可以预防和减轻许多人体疾病，可以作为调节剂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会议邀请了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席科学传播茶学专家王岳飞教授，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毛立民，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农业考古》主编施由明，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西廷，宁波市林业特产科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王开荣，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服务业学院院长、教授朱红缨，浙江农林大学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副秘书长潘城，中国茶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智修等先后从茶让生活更美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生活添彩、中国茶与文化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进行了精彩演讲。
王岳飞
毛立民
施由明
张西廷
王开荣
朱红缨
潘城
周智修
宁波市委原副书记、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郭正伟致辞
郭正伟在致辞中概括了历年茶事：宁波茶文化促进会成立于2003年。2006年4月，在第三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期间，举办了首届海上茶路国际论坛，与会的海内外茶文化专家、学者，确认宁波为中国海上茶路启航地。鉴于古今宁波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地位，由日本茶道协会会长仓泽行洋提议，希望成立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4月，在第四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期间，隆重举行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第二届海上茶路国际论坛，聘请了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海内外50多位专家、学者为荣誉研究员和特约研究员。2009年，为配合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落成仪式，举办了第三届“海上茶路”国际论坛，对“海上茶路”启航地作了进一步确认。宁波是茶禅东传日本、朝鲜半岛等东南亚各国的窗口，2010年举办了第五届国际茶文化节暨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研讨会主题为“茶禅东传宁波缘”。2011年的研讨会主题是“科学饮茶益身心”，对科学饮茶、茶与健康作了深入研讨。从2012年开始，在原来侧重于茶文化研讨的基础上，经济与文化并重，设立“明州茶论”。首届“明州茶论”主题为“茶产业品牌整合与品牌文化”。2013年第二届“明州茶论”主题为“海上茶路·甬为茶港”，会上通过了“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2014年与浙江大学茶学系联办第三届“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为“茶产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兴茶”。2015年，第四届“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为“越窑青瓷与玉成窑”。越窑青瓷与玉成窑紫砂器是宁波茶具的两张金名片，在浙江乃至全国陶瓷界均有重要地位，藏品受到海内外追捧，其中越窑青瓷也是历史上海上茶路的主要商品。2016年5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主导创办的第三届茶文化高峰论坛，在宁波举办，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与茶文化”。2017年5月，举办了“影响中国茶文化历史之宁波茶事”研讨会。2018年5月，举办了“新时代宁波茶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5月，“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为“‘茶庄园’‘茶旅游’与宁波茶史茶事”。上述主题研讨会，大多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以及台、港、澳专家、学者与会。多数研讨会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等公开出版，少数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未举办研讨会。今年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编辑部，合办“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是“茶与人类美好生活”。明年“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初定为“亮点纷呈甬茶书”。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代以来，在甬或甬籍在外地作者所写的茶书已达150多种，其中明代有5种，当代姚国坤教授一人著作或主编的近80种。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强
李强向参会者介绍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408.7亿元，最新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常住人口940.43万。宁波系传统绿茶产区，茶文化底蕴丰厚，以海上茶路启航地为主题的宁波茶文化，在世界茶文化史上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当代宁波彩色茶科技等领先国内。福泉山茶场位于宁波市区东郊30公里处，现有成片茶园3600亩，拥有100多个品种的茶树良种园，为茶学界概念上的北方茶树良种场之一。福泉山主峰海拔500多米，面向东海，山麓有4个西湖大的东钱湖，边上有东南佛国、三大茶禅源头之一的晋代古刹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另有南宋大慈寺遗址，人文资源极为丰厚。福泉山茶场被誉为世界最美茶园之一，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良好开发，期待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宁波市政府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中绿杯”名优茶评比，已连续举办十届，参评茶企每届递增，其中去年第十届举办的评比活动，吸引了全国546个茶样，评出特别金奖83个，金奖121个，为历届之最，充分说明得到了全国茶企业和市场的认可。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
最后，沈立江作总结讲话。他表示，宁波是经济重镇、人文高地、茶港名城，在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新理念、新格局下，夯实了发展基础。希望宁波继续做好建设茶和茶文化发展重要窗口的实践者、做好茶和茶文化中外交流阔步走向世界的引路者。
研讨会上，表彰了宁波市优秀茶会员、先进茶企业。
姚国坤先生（右）
主办方授予了姚国坤先生“终身成就奖”——他有一种朝气蓬勃的人格魅力，他有一股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他高歌猛进，为我们国家茶文化、茶产业的未来，开创出了一片绿色的天地。他曾被余姚市人大常委授予“爱乡楷模”称号、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授予“时尚达人”称号；他还是“中国茶行业终身成就奖”、“国际茶文化杰出贡献茶人”、“中华杰出茶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曾在马里共和国担任农业发展部茶叶技术顾问，还赴巴基斯坦考察和组建国家茶叶实验中心；多次赴美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茶文化讲座。2003年参与组建全国第一个应用茶文化专业并任负责人；2005年筹建全国第一所茶文化学院任副院长。1991年出版全国第一本以茶文化冠名的《中国茶文化》，2004年主编全国第一套茶文化专业试用教材，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出版茶及茶文化著作80余部。先后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4项，并取得6项科技成果。浓浓桑梓情，乡贤赤子心。他对家乡颇有情怀，对宁波的茶历史和茶文化，了如指掌，还对宁波唐以来有关茶历史名人的地位深有研究。尤其，近10几年来他的脚印遍布宁波的大部分茶山、茶企并常深入指导，还向当地部分机关单位、学校等传授茶文化、茶科技知识，对茶行业的栽培管理、制作加工、冲泡茶叶进行具体指导，深受茶人们的爱戴和敬重。他为发展家乡的茶业倾心尽力，为宁波乃至中国茶文化茶产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名优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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