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刘姝滢参加《福建茶文化》纪录片开播仪式上说：我是一个real 耿直的人，但今天看到这些视频我还是感动了，因为我对真的东西心是软的。
启动仪式上，旧式的铁罐，醇厚的老茶，锯齿花边的黑白照片，无不令人神思荡漾，仿佛回到过往的年代。
可惜世事无常，当年人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老茶成了权贵阶层争相追逐饮用的稀世珍宝。
《1930年的“镇痛剂”》文/刘姝滢
昂贵，宛若虚荣的“镇痛剂”，昂贵本身并不需要合理，只要显得高贵跟荣耀，一切只是狂欢的道具。
某个睡意不浓、微凉的秋夜，看到好友在深夜与台湾某大师一起饮茶，胡须花白的大师用纯金茶壶为大家冲泡1930年的同昌号茶饼。1930年至今正好88年过去了，这看起来浓浑的茶汤被某个在场的人后来吐槽说有些发霉的味道。但并不耽误其他人因此产生的幸福感，泡茶的金壶似乎也熠熠生辉。
而这家茶号1930年间所出产的茶，主要销往四川跟越南、曼谷，在当时本也就是侨民家中常备饮品，并无龙井那种稀缺特质。不明白当时这种日常所需的日用消耗品，伴随着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熬到今天反而有了某种与其品味不符的稀缺属性。更多人兴奋盲目的追捧，倒让我想到了曾经轰动西方红酒收藏界的迷案。
《最贵的红酒与最大的谎言》
1985年12月5日，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落槌15万英镑，卖出一瓶1718年的红酒，这是史上最贵的一瓶红酒，购买者上美国福布斯公司。
这瓶红酒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有故事。
话说一栋巴黎古宅要翻修，几个工人无意间挖出一批红酒。故事的关键是，这批红酒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在任美国驻法大使时收藏的1784到1787年的红酒。杰斐逊如此伟大，当然品味超凡。
出面卖酒的人，是德国著名红酒收藏家罗登托克，他也是权威的红酒鉴赏家。他说为了保护隐私，红酒的所有人不肯透露姓名，也不愿说出发现的地点。只请罗登斯托克鉴定，并请他代为出面。
当时所有的红酒权威都一致背书，波尔多五大酒庄也力挺，这样当然不会有假。杰斐逊总统的收藏，创造了红酒的传奇。
这一批30瓶刻有杰斐逊名字缩写“TH.J.”的红酒，陆续卖给了美国的大富豪。其中有位比尔.科赫在1988年花了五十万美元买下四瓶红酒，两瓶1784年的拉菲，两瓶1787年的木桐。
2005年，科赫准备各拿一瓶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
但酒是用来喝的，怎么用来看？怎么看才能看出美感？难道酒放在美术馆，就能看出艺术？美术馆要求科赫提出证明文件，证明原主石杰斐逊。
科赫拿出罗等登托克的保证书，美术馆说最好找杰斐逊基金会来加保。科赫找杰斐逊基金会，没想到基金会回复他说，根据他们的考据，怎么查也查不出杰斐逊买过一批红酒藏在巴黎。
这下糟糕了，科赫花了100万美元，动用各种科学鉴定，还找来联邦调查局和苏格兰警场探员，直到2007年才真相大白：
所有的故事都是罗等史托克胡编的，整批杰斐逊红酒也都是伪造的。
这一堆富豪变成冤大头，红酒大师个个变小丑。
你看，红酒有多妙，把一样的酒装在不同的瓶子，红酒就会不同的价钱，关键不在酒，在瓶子。如果你再给它编个故事，就会变成天价。买的人开心，卖的人赚饱。（文/雅昌）
当物质被假以幸福的虚名存在，就会冲破逻辑的密网，兀然地闯入我们的生活。理性就此被驱逐，假以幸福名义强势存在的幻象，在这地球上每天都在升腾幻灭，生生不息。茶与酒，东方与西方，仿若两个倒置却又相似的世界。西方人在饮茶时有着极形而下的理智，而东方人在饮用葡萄酒的时候，多数也有可有可无、实用至上的冷淡。
2011年，英国的心理学家就消费带来的幸福感，做过这样的实验：购买不同品质的葡萄酒，价格区间从几美元一瓶的口感粗糙的波尔多酒，到几十美元一瓶的勃艮第葡萄酒。在隐藏了所有的信息后，让六百个人进行盲品，来猜测哪种酒更昂贵。结果有超过61%的人觉得，廉价的酒比昂贵的口感更好。
这样的实验我也一样尝试过。多数人选择了与平时认知一致的口味，认为熟悉的才是好茶。而真的稀缺、复杂且价格昂贵的茶，恰恰被挑出了诸多感官上的问题，首轮即被淘汰掉了。
直到我公布了价格，大家寻着答案再喝过去，品评结果却是相反的，只有百分之二的人通过自己最直觉的感官感受来判断茶的品质高低。甚至常在朋友圈中，那些声望极高，葡萄酒盲品大赛的评委及葡萄酒大师，喝的茶也是内质空泛，被市场泛滥炒作的“噱头茶”。我们常谈到的感官体验，似乎在价格与价值面前变得高深莫测。
在品酒的同时，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品尝者的大脑做核磁共振扫描，并且对唾液成份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当实验对象知道自己所饮用的酒更贵，左内侧眶额叶皮层（mOFC）和腹内侧前额叶（vmPFC）都更加活跃。
在上周的某个纪录片发布会中，被邀请来的台湾老先生戏份十足地在演讲台上拿出自己的道具——1930年的武夷岩茶，引起现场的躁动。但1930年，武夷山还被叫作崇安，历史上先后发生过著名的上梅暴动和赤石暴动。在混乱的衰颓的背景中，谁有心将茶完好保存且辗转流通至今？
且那时武夷山还没有明晰的岩茶概念，因此十多年后的1943年，林馥泉先生所著的《武夷茶叶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还用着武夷茶的概念。但整个发布会上，大概只有我面沉心冷地旁观着这个鲜活的闹剧，我的面前聚集了举起相机、涨红着激动的脸拍照的甲乙丙丁。
比起之前拍卖会上那些起码还费心造假1787年的拉菲，这些来路不明却无人质疑的茶，在中国这片广大又包容的土地上倒显得欣欣向荣起来。而文章开头那位揣着1930年同昌号普洱茶饼，行走江湖的老茶商的父亲则师从过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深夜恰逢翻到其父年壮年时所写《国立湖南大学志》中记载“图书馆于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被敌机轰炸，馆舍全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而那位老先生现在冲饮无法考证谱系的1930年茶饼跟这书中近乎同年的文字叠合在一起，会让你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才有的反讽与滑稽。
1930年是民国十九年，萧红初中毕业为逃婚出走至北平，与正在中国大学学习的陆哲舜住在二龙坑西巷一小院，分屋而居；冰心则与失联了四年的梁实秋取得了联系；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动荡的“黄金时代”中的人们，谁也无法遇见八十八年后的某个秋夜，那饼来路不明的同年茶饼早超越了时代价值，宛若虚荣的“镇痛剂”般，华丽地流转在伪雅人们的杯中。
编辑整理：《老茶文摘》
河南降雨导致的水灾刚刚退去，无数人需要重新收拾家园;新冠疫情反反复复，更让很多人为之担忧辛劳;失业、降薪或被裁的不确定性焦虑烧灼着打工人的心灵;……幸好，我们还有茶，带来一些慰藉，张持有道之间，我们重整河山又出发。
正如文中所言，“喝茶是一件仪式感很强的事，不是附庸风雅的做作，而是从心而歇的自然。很多时候，喝茶喝的不仅是它的味道，百忙之中，你会情不自禁地想空出时间来享受一段茶的时光，因为无论多浮躁，喝茶的时候，心总是会静下来。由茶而生的美，似乎会形成一股力量，能修复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让一杯中国茶，带来些许温暖和力量，这正是它所擅长。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审美文化是一种通过自我修养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修养文化。它常常引发和伴随无对象审美，因而是非纯粹的审美;但又因为它总是与人生的价值实现和价值理想紧密相连，从而又是一种体现人生境界的审美。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经历了战乱、朝代更迭、饥荒甚至“文革”，让传统文化出现过某种程度的断裂，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同时新旧文化的矛盾、中西文化的碰撞，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这些复杂的因素导致了传统文化在中国一段时间的式微，以及中国人在审美方面的缺口，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对审美能力的饥渴感。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物质越来越丰富，却浇不熄欲望的熊熊大火。每日奔波于城，生活的紧张和压力让人变得无比焦虑，加上对审美的缺乏，尤其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中国人，活着真的不易。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找了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喝茶。
喝茶是一件仪式感很强的事，不是附庸风雅的做作，而是从心而歇的自然。很多时候，喝茶喝的不仅是它的味道，百忙之中，你会情不自禁地想空出时间来享受一段茶的时光，因为无论多浮躁，喝茶的时候，心总是会静下来。由茶而生的美，似乎会形成一股力量，能修复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唤醒对人生的尊重
让茶道美学成为一种刚需
相信大家都听过乞丐和玫瑰花的故事：一个乞丐在收到一束玫瑰花之后，觉得不应该用脏瓶子插花，于是清洗瓶子后欣赏鲜花时，觉得房子太脏乱于是收拾整洁，在整洁的房间里他看到肮脏的自己格格不入、于是理发清洁，发现这么帅气的自己居然在乞讨。灵魂觉醒的他很快就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努力成了企业家。简单的一个故事却折射了一个简单的哲理：美能够涤荡人的心灵，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它能唤醒我们对内心的尊重，因而去尊重生活。
法国女神级影后朱丽叶比诺什在2018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时候明确表示：“对我而言，美和尊重有关，所以即便在我非常累的时候，我都会挺直脊背，我想这是非常健康的”。
茶道美学和美学教育的普及已经开始透过中国的茶界悄悄向外动工，如今茶人的整体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茶商几乎都是谦逊且彬彬有礼的儒商，因为茶这门生意本就不是赚快钱，需要沉淀下来慢慢行走的。茶艺师这个行业也彻底兴起，从整个精神面貌、阅历、思想程度都有巨大的提升。从茶博会这么多年展位的变化上能清楚地看到，茶席变美了，茶艺师都穿着得体的茶人服，很多茶企面向社会做各种各样的茶会。
随着茶道美学的兴起，穿茶人服成了一种新时尚，成为中国人民族自信的符号。茶人服消除了人的散漫气息，举手投足更加讲究礼仪，茶叶的包装越来越精致，品茗的器具越来越精美。喝茶的举止与身上的茶服，手中的茶器，文气十足的喝茶处所相得益彰，很多国人通过茶在进行着一场如同开头所写乞丐与玫瑰花一般的美学进化。
中国传统士人，以“林泉之心”“以玄对山水”“澄怀味象”的审美超越心态，体悟茶道，妙悟自然，从而达到了对茶、对人生、对宇宙的体悟。这些令精神与灵魂与美达到高度统一的状态，相信没有审美能力的人们是终其一生都无法体会到的。
喝茶，成为一种带有绝对美感的行为。人们在通过喝茶与人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发现茶的美好，发现喝茶的自己很美，更加发现茶之美带给自己整个人生的美妙，生活因此变得更加精致，充满着仪式感。于是，我们更加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人生。因为美，让我们能够尝到生命中最甜的那部分味道。
来源： 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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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刊文)很多味道都消失了，譬如邮政局的味道，因为再也有没什么人写信，浆糊与信封的材质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譬如新学期开学，书的味道也变了;譬如书店里多了许多精装书，但原来书页容易泛黄且轻的书少了，再也没有小时候书店的味道了……味觉往往连着我们纯真的记忆，在遗失味道的时候，同时遗失了岁月。因此那些还留存在周围的老味道，在高节奏且容易焦虑的当下，显得格外稀缺。
(图注：1952年建成还在使用的木质祁红陈年仓库)
什么是祁红的老味道?
1979年9月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祁门茶叶研究所内部发行的资料《安徽名茶》，开篇就介绍了祁红。书中记：“‘祁红’的产区不只限祁门县一地。在昔日包括至德(今东至县)和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镇市管辖)等地。”比起现在，当时看起来更大的产区，为那时祁红后期拼配跟“官堆”提供了更丰富的原料。现在我们喝到的“祁门香”，正随着茶农狭隘的自我宣传，变得越来越单一跟萎缩。那些产自祁门、红茶做工的祁红，与传统味道里描述的具有迷人“祁门香”的祁红，在味觉上早发生了本质性的裂变。
(图注：未改制前的祁红贵池茶厂老照片)
祁门红茶的产地，不仅是在祁门，这种说法对于现在广大的祁红饮用人群来说，有点陌生;而在商家，又难免会产生分歧跟争端。那么我们翻阅历史。在1929年的期刊《安徽建设》中记载：“安徽自昔向制青绿茶，改制红茶，实肇于秋浦。” 这个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地名——秋浦，终究与祁红的味道有什么联系?秋浦是古县名，位于今安徽省池州市境内。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祁红初创的产地有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池州。
之前专栏里写过2017年年末，到访祁门时的一篇文章。那时喝了许多祁红，但觉得味道与现在新工艺的福建红茶趋同。而书籍中记载的“祁门香”特有的迷人味道却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凭着经验，觉得这些甚至都没有让我买一种回去给亲友喝的茶，应该都不是传说中的“祁门香”。对于像我这种于祁门红茶的味道，连基础搭建都没有的新饮用群体来说，“祁门香”正宗的味觉体验变得很有诱惑力。
(图注：还在使用的老厂房)
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一瓶葡萄酒中包含着比一切书本更多的哲学，想要学习，首先要做的就是喝它。在今年夏末近秋的南京，某次聚会的时候，我说了对“祁门香”感官上比较空白的困惑。一位八十年代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辈喵总说：“要是想喝祁红1949年后没断代的味道，还得去位于池州的安徽省国润茶叶有限公司。于是当即决定，在回京的路上折返回去，一定感受下祁红没有“断代”的味道。
(图注：昔日贵池茶厂祁红生产老厂房)
在隔天的夏日午后，按照定位顺利找到了位于池州市池口路33号的国润茶业有限公司。在未抵达之前，我惯性地觉得，这也就是一个崭新的祁红机械化新厂。车开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厂区则混杂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各时期风格的建筑。在传达室的门卫大爷那儿登记，询问如何能够找到预约的董事长殷天霁?大爷指指与传达室斜对着的，七十年代左右风格的楼房说：“就在这楼的二楼。”
(图注：以前人工拣茶的工筹)
那是一栋七八十年代常见的办公楼，镶嵌玻璃的纯木推拉式大门，那种苏联式老建筑中特有的，斜长的圆木把手充满了岁月的温润。从看到这栋楼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兴奋起来。进门后直对的墙面上，还贴着当时祁门瓷厂烧造的黄山迎客松题材的瓷砖画。画面上迎客松的树下，堆列的石头则用传统中国画青绿山水的设色方法，显得朴真稳重。在一楼楼梯的转角，可以看见后院儿小花坛里还有八十年代国营单位随处可见的假山。池塘里游弋的锦鲤，把我带回了现在的时空，让人觉得时光错位且鲜活的流动在身边。
(图注：老厂房里至今还保留的祁红制作木质流水线)
转身上了二楼，被工作人员引入一间挂着木漆牌上写着“会议室”的房间内，当然还是那种老旧的办公室。口渴，进门便寻茶喝。发现对面的办公桌上，白色纯棉钩花盖布下满铺着以前常用的那种“会议杯”。当工作人员先我一步揭开盖布的时候，我看到了“安徽省贵池茶厂”字样的尼克松杯。负责生产的副总汪松柏，抢着给泡了杯热茶。当他用热水壶的热水注入杯子的那刻，刚刚从生锈铁盒中抓出的茶叶散发出了春天特有的鲜活香气。在这种时光与感官交错的开场中，我慢慢变得沉静下来，像等着影院即将拉开的红丝绒帷幕般 。
(图注：老审评楼的窗景)
如果说闵宣文打开了我对祁红的好奇之门，那么殷天霁则帮我打开了祁红味觉的时光之河。在略寒暄后，他带着我们走进五十年代初建成，可以容纳6000担茶叶的老茶仓库。走进构造井然有序、功能逻辑清晰的老仓库，空气中弥漫着从五十年代开始沉淀的老祁红味道的魂魄。我就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味道冢中，贪婪地感受着可以捕捉的一切。这个老旧但是设计上完胜现在新造厂房的建筑物，像有生命一样回答了我之前关于“祁门香”所有的味觉疑惑。空气中弥漫着杉木、玫瑰花干儿、洛神花、乌梅、苹果干儿的味道，这与之前老辈人给我形容的“祁门香”香气中的玫瑰与苹果的味觉描述相吻合。
在老木仓库中，现在仍旧继续储藏着茶叶。每一个区隔，都像一只巨大的“鼻子”。我问身边的汪松柏：为什么6号仓库是浓郁的陈年味道，味觉上偏成熟。而7号仓库则是香甜的，虽然它们只是一墙之隔?老汪神秘地笑笑说：“因为6号仓库堆放的是陈年的祁红，7号仓库里则是新茶。” 在这老旧却仍旧鲜活的木仓里，存储的茶量能够把新老祁红的味道放大百倍，才会让本没有概念的我有这样直观的感官判断吧。
(图注：老木仓库中的茶叶审评台)
比起去年在祁门看到的祁门茶厂人去楼空的荒凉，国润的厂房充满了时光的痕迹，同时流动着生命的鲜活。因此显得太可贵了。等我们渐渐理智、渐渐明白陈年所能带给人情感可追溯的根基性，就会明白这种已经难以找寻的岁月痕迹跟留存下来充满生命力的高贵的矜持。“高贵”这个词我很少用，但放在这样的背景下竟特别地自然。
这一天的高潮就在木仓库旁边的小楼内开启，这栋小楼像极了小时候军区卫生院的检验楼，门口却挂着“安徽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贵池审查组“的牌子。在去往审评室的二楼，逆光看往窗外便不舍得多走一步，愿意在那幽暗处多站一会儿。那短暂的一分钟，看着窗台上码成一排的陶土花盆儿，有种回到童年时光的错觉。老汪的催促，有些惋惜地打破了那沉寂的时光，遂迈步到审评室中。
(图注：1960-2000年各时期的祁红)
老旧的审评台上，整齐地摆着从20世纪60年代到2000年不同时期的祁红茶叶样品罐。味觉很麻烦，飘忽易朽，就像幸福之于人类一样，难以长久保存。因为其易逝、不可捉摸，显得格外禅意。在1960～2000年年份的祁红茶汤的浸润下，对之前说到祁红“没有断代“的味道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茶末等级的1963年祁红，有地黄跟党参的味道，口感顺滑不唐突，无苦涩。而1986年的祁红一级茶，则有杏皮水、玫瑰花干、云南玫瑰鲜花饼、乌梅的香气。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茶，就像六〇后与七〇后的人一样，没有太巨大的差别。而八六年的祁红则不同，复杂多变，以至于审评后我把茶样打包回来浸泡了一宿后，那玫瑰香气仍然久久环绕。
(图注：老的茶叶审评秤)
味蕾中时间的河流，有的充满尘埃，有的充满唐突，有的充满谎言。在老茶洗礼后的市场下，喝过那么多老茶的我，在这真实无遮的老祁门香面前，感觉到那种坦荡纯真的治愈感。那种老茶特有的温润与生命力，让我缓缓地品尝了这个茶厂几十年的岁月。
我挚爱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自《我的名字叫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用十年时光完成了另一经典《纯真博物馆》。书中凯末尔在七年十个月中，409个星期2863天中，去了挚爱的芙颂家1593次。就这样，他积攒了芙颂抽过的4213个烟头，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各种物品。他因此建造了“纯真博物馆”，以“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
(图注：伊斯坦布尔纯真博物馆中的烟头墙)
而我看了太多有钱后把老房子推倒重建，老物件随处乱扔的茶厂。在润思巨大、鲜活的厂房里，不舍地逗留了四天。感受着时光还在、味道仍旧的治愈感，那感觉巨大到现在我写到它，仍旧会幸福的嘴角上扬。
忘了哪本小说中的一句话：“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祁红历久，岁月幽香，愿那没有断代的祁门香能够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如果为这百年老木仓中陈年的祁红，配上音乐的话，我想那一定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戊戌年初秋于北京扫叶山房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刘姝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