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在浙江新昌发布，福鼎白茶荣获“2014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十强”第六，品牌价值达到28.32亿元。这是自2010年以来，福鼎白茶连续五年在全国茶叶类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进入“十强”，前四年品牌价值分别为22.56、24.45、25.34、26.93亿元，年均增长6.0%。
“福鼎山水美，中国好白茶”。位于闽浙边界、东海之滨的福鼎，是“中国白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茶文化之乡”，是中国白茶的发源地、主产区和主要出口基地；蕴育、成长于这块美丽山水之间的福鼎白茶，是我国六大茶类之一白茶的代表。
近些年来，无论在国内国际各类茶事活动现场，还是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国际重要赛事、会展的舞台上，福鼎白茶频频闪亮登场，并收获了“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世博十大名茶”、“北京奥运五环茶”和申奥第一茶、福鼎白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一张又一张金名片，成为茶叶、食品领域的一个著名品牌。
品牌为产业发展的突飞猛进注入了强劲的驱动力，福鼎白茶产业迅速做优做强，不仅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引领着现代农业发展，助力旅游开发，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流传千年的神话优美动人
在福鼎市域南部矗立着一座神奇秀丽的山岳，依山抱海，珠联川岛，以山海大观素称，她就是被称作“海上仙都”的太姥山，是国家级风景区，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在福鼎人眼里，她是神山，是母亲山，因为它是一方守护女神太姥娘娘的生活修道的场所；太姥娘娘是传说中的人物，作为古闽越地区的三大女神之一，专家学者们认为，她应该与妈祖、陈婧姑一样，是闽越人的女性始祖。
在闽浙边界地区，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相传太姥山最初名才山，帝尧时，有一女子在山中居住，以种蓝为业，被称为蓝姑。有一年，山中麻疹疫情流行，很多孩子扛不住，夭折了。蓝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夜，有仙人梦里指点，要她采撷山中某一株植物的叶子作药为村民们治病。蓝姑照着仙人的指点找到这棵茶树，采树叶煮汤药救活了患病儿童。从此，被人们视为神明，称为太母（姥的同音同义字），并改山名为太母（姥）山。
用白茶治疗小儿麻疹、无名高烧、牙痛、咽喉痛的习俗，至今还在民间流传，而且疗效显著。太姥山中的一片瓦景区，是太姥娘娘居住、修炼的地方，周边有一棵千年老茶树，至今还生机勃然，这就是被命名为绿雪芽的福鼎白茶古茶树，也就是传说中太姥娘娘采摘叶子用于治病救人的那棵植物。福鼎人十分珍爱、敬奉这棵古茶树，遇到特殊时机，还会举行盛大的仪式公祭古树。
优美的神话从某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白茶与福鼎的关系。有关白茶的源头，茶业界普遍认为，“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早在唐代，茶圣陆羽在他的名著《茶经》中就载有：“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句中的白茶山即太姥山。明清文人的著作中更是频见太姥山产白茶的记载，并且出现了有关白茶制作方法的陈述。另据央视报道，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曾经创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吕氏家庭墓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一千多年前的茶叶，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千年以前的茶叶还是茶叶中少之又少的极品白茶。所有的这些都验证了福鼎白茶具有悠久的生产历史。茶界泰斗张天福、茶学专家陈椽等经过对福鼎白茶进入深度考证和科学分析，在他们的研究和著述中作出认定，白茶始创于福鼎。
作家王宏甲在福鼎采风后认为：“我以为晒干收藏之白茶是中国茶的祖先，四千多年前的蓝姑岂不是中国茶饮的创始人，把茶的药用引入民间生活并最终成为茶饮，舍福鼎的‘蓝姑娘——太姥娘娘’，还有谁！我期盼宁德福鼎有一天在巨大的太姥娘娘雕像下庄严地刻上：人类茶之母。”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名茶
茶有六大类，白茶很珍贵。作为世界六大茶类之一、中国特有茶类的福鼎白茶，具有地域唯一、工艺天然、功效独特等三大特征，并以其降火消炎、康体养颜等显著保健作用而久负盛名。
大自然赋予福鼎山海川岛，好山好水和肥沃酸性的土壤，为福鼎白茶的孕育、生产创造了独特的基础条件。被烙上“原产地福鼎”这一地域符号的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就是国家级茶树良种，于1985年被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家品种，编号为GS13001、GS13002，即俗称的“华茶一号”、“华茶二号”。在这之前，1965年和1973年，福鼎大白茶两次被全国茶树品种研究会确定为全国推广良种，并列为全国区试的标准对照种。
福建省农科院、茶科所等科研机构以及张天福、骆少君、陈椽等众多专家从历史渊源、文献记载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对福鼎白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考证，得出了结论：中国白茶的源头在福鼎。2004年，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严格评审，福鼎白茶注册为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并成功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注册“福鼎白茶”证明商标。
地域唯一性加独特的制作工艺、冲泡方法，造就了福鼎白茶的上乘品质。茶叶专家骆少君评价福鼎白茶之所以品质上乘是：“由于其水土特定的小气候、特定的品种等先天优势加之特定的传统加工工艺、特定的冲泡方法等因素所决定的。”
福鼎白茶制作工艺的特殊在哪里？就在于天然二个字。福鼎白茶是一种轻微发酵茶，以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这些优良茶树品种的鲜叶为原料，经过萎凋（包括并筛、拣剔）、干燥两道工序加工而成，整个制作过程不揉不炒，最大程度保留了茶叶的内在成分。
无论是太姥娘娘晒制、烧煮白茶救病救人的传说，还是历代有关福鼎白茶制作工艺的记载，都确证福鼎白茶制作方式的原始、生态、天然。明代田艺蘅所著的《煮泉小品》中记载：“茶者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且断火气耳……”这“生晒者为上，亦近自然”，说的就是白茶的加工方法和自然品质。闻龙在其著作《茶笺》（1630年）中说到：“田子以生晒不炒不揉者为佳，亦未之试耳”，这正是直至今日还在使用的白茶制作方法。
事实上，白茶制作程序从采摘开始，要求就十分严格。所使用的原材料十分讲究，一般都是采摘白毫多的肥壮芽叶，不同产品还有不同的采摘期和留叶的区别。比如白毫银针，其成茶芽头肥壮、挺直如针、满披白毫、色白如银，采摘期仅限于每年清明节前的15天左右；再比如白牡丹，外形成绿叶夹银针（芽），要求白毫显，芽叶肥嫩，根据品级或一芽一叶或一芽两叶，不能马虎。还有贡眉、寿眉、新工艺白茶等，对芽叶采摘期、叶形、质地、温湿度等都有各自的标准。
当然福鼎白茶的工艺天然性更集中表现在加工工艺环节。采摘后的芽叶，要马上进行萎凋，有自然萎凋、复式萎凋、加温萎凋三种。在福鼎，民间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自然萎调方式，即日光晒制白茶的作法，不仅茶农，也为茶企业所沿袭。每年的清明节前后，茶企业和茶农用传统的日光萎凋工艺生产白茶。自然萎凋看似简单，其过程蕴含着深奥的制作原理，渗透了前人的自然观、人生观，整个过程还要把握好茶叶采摘时间、茶叶嫩度、茶叶品种、气候变化、温湿度、萎凋的时长等等，而有关的细节没照顾好，制作的白茶口感会有很大的不同。2012年6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福鼎白茶保健养生功效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先生说：“福鼎作为白茶发源地，以盛产白毫银针、白牡丹等极品白茶而闻名海内外。白茶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其制作工艺独特，不炒不揉，鲜叶经萎雕和干燥两道工序加工而成，白毫满披，看似简单，实则奥秘无穷。”
历代福鼎茶人一直在研究创新白茶的制作工艺。他们通过长期的实验、实践，研究出在室内进行热风萎凋和清洁复式萎凋的方式，鲜嫩的茶树芽叶摊放在竹制萎凋筛、萎凋架、水筛或萎凋槽上，让芽叶自然萎凋，实现白茶全程不落地生产。这种模仿自然条件使茶叶失水干燥，生产过程实现半工业化，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茶叶产量，另一方面摆脱了古代生产完全依靠天气的限制，而又满足了现代人对纯天然食品的需求。福鼎白茶这种独特而自然的加工工艺与其他茶类相比有很大优势，它完整保留茶叶中的营养成分，成为最原始、最自然、最健康的茶类。
药用保健功效显著是福鼎白茶的又一个标志性特性。民国福鼎文人卓剑舟先生在其著作中总结了前人及民间对白茶功效的认识和实践经验，进行了概括性的诠释，他说：“绿雪芽，今呼白毫，性寒凉，功同犀角，是治麻疹之圣药，售往国外，价同金埒。”今人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白茶进行了科学的、深入的研究，对白茶的药用保健功效给出了更权威的阐述。
2001年，湖南食品科学技术学院杨伟丽教授等采用同地点、同品种、同嫩度的鲜茶叶，利用不同工艺，加工成六种茶类的样品，分析比较其主要生化成分含量差异，探讨白茶加工工艺对茶叶主要功能成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相同原料加工成六类茶中，氨基酸、咖啡碱、黄酮及可溶性碳水化合物等，均以白茶的含量最高。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研究所韩驰教授通过建立高血糖动物模型，证实福鼎白茶能够使高血糖动物的空腹血糖显著降低、糖耐量显著升高；又通过采用自身与组间两种对照设计的人体试验，证实福鼎白茶能明显改善II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空腹血糖及餐后2h血糖，对患者胰岛素分泌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证明福鼎白茶具有一定辅助降血糖功能。
其实国外医疗科研机构很早就对白茶的保健功效进行研究，并有许多成果见诸学术报刊杂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布科夫斯基博士发现，喝白茶能使人体免疫细胞的干扰素分泌量增加5倍；纽约佩斯大学的米尔顿·斯奇芬伯博士研究发现，白茶提取物对导致葡萄球菌感染、链球菌感染、肺炎等细菌生长具有预防作用；俄勒冈州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研究表明，白茶是一种新的抗癌物质，能不断抑制、缩小肝癌肿块，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西南伦敦金斯顿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德克兰·诺顿教授的研究显示，白茶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同时还具有抗氧化剂的功效，有助于预防癌症和心脏病。
总结近些年来国内外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相比其他茶类，白茶的自由基含量最低，黄酮含量最高，茶多酚、咖啡碱、茶氨酸的比例适中，还含有特殊的白茶因子，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氧化、抗辐射、抗肿瘤、提高人体免疫力、调节消化道功能、美容养颜、减肥等功效。而自2011年以来，由湖南农业大学刘仲华教授牵头，整合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衰老医学研究中心和国家教育部茶学重点实验室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亚健康干预技术实验室等五大著名机构技术资源与科研团队，以白毫银针、白牡丹为研究对象，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进行了数十次严谨科学的解析论证，用科研成果证明了福鼎白茶具有显著的美容、抗辐射、消炎清火、降脂减肥、调降血糖、调控尿酸、保护肝脏、抵御病毒等保健养生功效。2012年6月和8月，在北京国际茶业展和杭州“福鼎白茶保健养生功效研究成果发布会”上，刘仲华教授两次向社会公布了这项重要的科研成果，这是国家级权威科研机构对白茶保健功效的系统研究与成果发布。
正因为福鼎白茶具有独特品质和显著的保健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供销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原院长、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原主任骆少君一再呼吁要重视发展白茶，她说：“不仅美国、瑞典斯德哥摩医学研究中心表明白茶杀菌和消除自由基作用很强。30年前我就极力推介白茶，今天更要大声呼吁。”
融汇历史与现代的时代品牌
骆少君对福鼎白茶曾有过一句感慨的话：“福鼎白茶，是我国茶叶大家族中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名门望族”。她的感慨，是因为福鼎白茶曾飘洋过海，享誉海外，而在国内，有很长一段时间，却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当然，经过福鼎市全力打造福鼎白茶公共品牌，推动白茶产业发展、升级、做优做强，如今的福鼎白茶，已呈现出“墙内开花远近香”的新形象。
文献资料显示，福鼎白茶种植生产历史可追溯到唐代以前。唐代的陆羽在他的传世著作《茶经》中就留下有关“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的记载。其后历经宋元明清史籍上均可见福鼎生产白茶的表述。尤其是明清至民国这数百年间，福鼎白茶迎来了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有关福鼎白茶种植、加工、品茗、流通等相关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至迟，在明末清初，就有福鼎白茶远销海外的记录。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在福鼎沙埕港设立了贸易口岸，向国外出口茶叶。嘉庆初年，福鼎白茶名优品种的“白毫银针”已走进英国皇家，并视为世界名茶为英国女王所酷爱。清末民初，在欧亚地区，福鼎白茶的出口国家和地区达到了39个。正是卓剑舟先生在《太姥山全志》所描述的那样“运售国外，价与金埒”。在2011年西泠印社春拍场上，有数件民国四年即1915年参展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精茶”原装登场，1915年英文印鉴宛然尤在，其中福建的马玉记白茶荣获当年巴拿马万国会的金牌奖章，此款参展茶采用精选芽尖制成，虽时光流逝百年其茶身白毫依然清晰可见。据福鼎点头柏柳村梅伯珍（即梅筱溪）在民国时期所写的《筱溪陈情书》记载，福建马玉记白茶正是由梅筱溪提供的。
在长期实践中，福鼎白茶深深扎根于脚下这块肥沃的土壤，也深深融入福鼎人民的生活，与当地的民俗文化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福鼎民间流传的“茶哥米弟”，表明茶在福鼎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但等同于米，而且高于米。这从至今还在福鼎各类民俗节庆活动中白茶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印证。作为全国第三大畲族聚居县（市），福鼎畲族群众无论在日常生活、迎来送往以及祭祀、庆典等重要活动中，无处不见茶的身影，畲歌中的《敬茶歌》、《采茶歌》、《摘茶歌》，生动而形象地演绎了畲族群众的生活与茶的亲密关系。
福鼎白茶还与地方宗教文化息息相关。流传千年的太姥娘娘用白茶治疗小儿麻疹的故事说明，它的诞生和神奇功效从一开始就与被视为道教圣母的太姥娘娘有关。而在福鼎，佛与茶的关系更为密切，没有一家寺庙不种茶制茶。各寺院将制茶、喝茶与禅宗理念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2009年11月，首届中国·太姥山资国禅茶文化国际研讨会选择在福鼎市资国寺举行，正是因为福鼎禅茶文化的丰厚积淀。
时代的演变前进都可以从福鼎白茶的文化吸纳中看到影子。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一世纪，人们对和谐、健康、生态和美的追求更为迫切。清雅从容、蕴含着“物我两忘，人我相安”的自由和谐哲学内涵的白茶暗含了人们对于和谐人际、对于保持心智明朗的愿望；白茶所具有的独特药用保健功效、对优良生态环境的依存暗含了人们追求健康、生态的理念；对于女性来说，白茶的纯洁恬静形象恰可作为她们的比拟，而喝白茶能减肥又使它多了一份为女性亲睐的理由。
近年来，随着欧美一些科研单位对白茶研究的不断深入，白茶的护肤养颜功效逐渐被发现，并用于化妆品的生产，从而使得古老的白茶又浑身散发着时尚文化的元素。全球咖啡连锁大亨星巴克高调推出的星巴克白牡丹茶、完美世界白茶润肤露、安利保洁固齿龄白茶牙膏、雅格丽白茶净颜美白等5件套装护肤化妆品、佰草世家白茶抗氧水养洁面乳、雅诗兰黛旗下的知名品牌“品木宣言”白茶净肌保湿精华液、唯真白茶化妆品等时尚美容化妆品都含有上等白茶的提取物。而在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白茶已风靡多年，喝白茶成为一种时尚。这从当代茶圣吴觉农孙女、美籍华人吴宁的《福鼎白毫银针在美国》一文可以得到印证，文中写道：“（在超市里），我发现其中白毫银针的瓶子往往是空的。店里售货员说，散茶里就这种茶卖得最快，常常都要添加。更令我吃惊的是，店里卖茶的人好像对白毫银针都很熟悉，能头头是道地讲出白茶对健康的好处来。福鼎白茶耐存、易泡，口感醇厚柔和，保健功能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福鼎白茶已成为区域性的茶叶品牌，与安溪铁观音、武夷正山小种同为福建茶的代表。对福建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见钟情铁观音，似水柔情金骏眉，日久生情老白茶。在口感上，福鼎白茶较乌龙茶、红茶、普洱茶都更为清淡，这是它固有的特点，因为与其他茶类相比，白茶发酵程度极低，基本上保留了茶叶原有的营养和功效。所以它没有铁观音那样浓郁的香气，让人一见钟情，也没有红茶的醇厚，给人似水柔情的感受。白茶的竞争优势在于其保健功能，日久才会生情。特别是陈年老白茶，其保健功效更为显著，享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美誉。所谓“大茶无味，是最高境界”，这是茶界专家对于茶的理解和追求。2010年，时年102岁张天福参加“百名记者话白茶”福州品茗会时畅谈对白茶的钟情与喜爱以及喝白茶享健康的种种体会。他笑着说：“现在有客人到我家里来喝茶，我都是泡10杯茶给他。十杯茶里头呢，第一杯就是白毫银针。请国内外的专家，凡是到我家里喝茶，也送过很多礼品，但我若泡十杯茶请人，头一杯就是白毫银针，第二杯大红袍，第三杯铁观音，第四杯正山小种，其它六壶是国内国外的好茶，甚至包括日本天皇喝的好茶。这就是说，我多么看重福建福鼎的白毫银针。”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教授何镇邦在品过福鼎白茶后，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感受：“我于襁褓之中即开始喝茶，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的‘茶龄’，遍饮各种名茶，被戏称为‘京城第一茶客’。各种名茶，均给我留下难以忘却的回忆，但都比不上2009年5月中旬参加‘福建籍在京著名作家海西宁德采风团’在太姥山畅饮福鼎白茶留下的美好记忆。”
随着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不断提升，福鼎白茶已成为馈赠亲友、客商的首选礼品之一，来福鼎考察访问或旅游度假的海内外客人都喜欢选择福鼎白茶作为纪念品。可以说，福鼎白茶已成为福鼎市一张金灿灿的城市名片，为福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类健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一份独特的贡献。正如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部主任姚国坤教授等七位国内著名茶叶专家在《福鼎白茶共识》中所期待的那样：“我们相信：福鼎白茶，这颗茶界的璀璨明珠必将为人类健康造福，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的王子释迦牟尼他立的，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
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据《封氏闻见记》称，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汉语“修心”或“静虑”的意思。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坐禅唯许饮茶。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正是因为北方禅教的“大兴”，促进了北方饮茶的普及;而北方饮茶的普及，又推动了南方茶叶生产，从而也推动了我国整个茶业的较大发展。
但这决不是说茶就是在唐开元以后才与佛教相联系的，事实上在魏晋甚至更早以前，茶叶就已成为我国僧道修行或修炼时所常用的饮料了，如陆羽在《茶经》中，就多处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道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饮所饮茶。”又摘引的《宋录》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僧道，至少江淮以南寺庙中的僧道，已有尚茶的风气。不过，也须指出，和茶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茶叶的广泛饮用于佛教僧徒和受佛教的积极影响。还是如上面史料反映的情况那样，主要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
我国茶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佛教特别是禅宗需要茶叶，而这种嗜茶的风尚，又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发展。我国禅宗的坐禅，除选择环境寂静处作禅房外，还要求注意五调，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很明显，这里听说的五调，特别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事实上的关系，可能也正因为茶对佛教和坐禅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有些佛教僧徒，不惜采用编造神话或移花接木的办法，竭力把茶描写成是佛祖的恩赐和僧人的功劳。
如关于茶树的来源，日本民间流传有这样一则神话，称：佛教禅宗的创始人达摩，有一次在坐冥想中突然睡着了，醒来他悔恨不已，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眼皮割了下来。当他把割下的眼皮掷在地上时，奇迹出现了，在眼皮落处，瞬时长出了一株婆娑大树。大家在惊奇之余，把树上的叶片摘下一些煮尝，一口落肚，精神倍增，睡意顿消，如此就产生了茶这种圣树和出现了茶这种饮料。那么，我国的茶业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滥觞的呢?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部《茶叶全书》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记载，称中国有一个叫迦罗的僧人，“于魏代由印度研究佛学归来，携回茶树七株，栽培于四川之泯山”。书中把我国的茶树，隐约说成是由印度引种的，实属无稽之谈。我国清人笔记《陇蜀余闻》记述：蒙山“上清峰，其巅一石，大如数间屋，有茶七株生石上，无缝罅，云是甘露大师手植”;以及《亦复如是。：名山县蒙顶，“有茶株……名曰仙茶，云系甘露大师俗性吴所手植者，其种来自西域蒙山的音译。其实佛教界传颂的上述这些佛祖、僧人对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无非是茶对佛教重要的一种说明。因为众所周知，茶源于中国，世界各地种茶、制茶、饮茶乃至茶俗等等，都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入，在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茶叶受到佛教各宗各派的普遍重视，以致在所有名寺大庙中间，不但设有专门招待上客的茶寮或茶室，甚至有些法器也用茶来命名，如多数寺庙的佛殿和法堂中，都设有钟、鼓，常常钟鼓长鸣。假如庙中只有一钟一鼓，一般设在南面，左钟右鼓。如果设有两鼓，则两鼓分设北面的墙角;设在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很明显，这“茶鼓”，无疑也是佛教崇尚茶叶的一种信据。
因为茶和佛教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在南方许多寺庙，特别在中唐以后，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所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榜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唐朝寺院的寺前、院中、庙后、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正因为这样，自唐朝以后，各地寺庙和历代名僧为我们在史籍中留下了不可胜计的茶史资料。只要对《全唐诗》稍作浏览，就能即时勾勒出唐代寺庙饮茶的风尚。如诗僧齐已《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诗中吟：“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叶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郑巢在《送琇上人》诗中的意境称：“古殿焚香处，清羸坐石棱。茶烟开瓦雪，鹤迹上潭冰。”刘得仁《慈恩寺塔下避暑。云：“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曹松《宿溪僧院》也有“少年云溪里，禅心夜更闲;煎茶留静者，靠月坐苍山”的诗句。从上录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唐代寺庙饮茶的时间，从初春到寒冬，终年不轰;在一天中，从早到晚，从日落一直到深夜，所谓“穷日继夜”。再以饮茶的场合说，如牟融《游报本寺》诗句称：“茶烟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么苔”。本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公房》诗吟：“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磬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有“禅庭一雨后，莲界万茶中。时节流芳暮，人天此会同”之句。还有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以及黄滔的“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等诗句。都反映了唐朝寺庙中，不只诵经、坐禅、做功时要饮茶，饭店、纳凉、休息、吟诗、下棋等各场合，也离不开茶。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唐时赵州高僧从稔禅师，有一句口头禅，就叫“吃茶去”。有关无关，开口闭口，都是说“吃茶去”。这当然是一典型例子。赵州在北方，北方寺庙中饮茶已如此普遍，其时南方各寺庙中饮茶之盛，由此也可想见了。
这里还要指出，如吕岩《大云寺茶诗》描写的：“王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寺庙不只极重茶叶，需要茶叶，而且也是生产茶叶、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也以唐代的情况来说，如所周知，茶圣陆羽就是由寺庙收养长大的，其对茶的最初了解和兴趣，也即从寺庙中获得。和《茶经》差不多同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业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的《茶歌》，则是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所作。此外，皎然除有大量茶诗传世外，还曾专门撰写过《茶诀》一篇，对茶的功能和煮饮艺术，也颇有研究。再如唐代的贡茶院或贡焙，即每年专事督造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贡茶的处所(无疑也是当时我国制茶或茶叶生产技术的中心)，其地点就设在顾渚“上吉祥院”内。上吉祥院，南朝陈时原建于武康，贞元时为把贡焙附在一个大的寺庙，特把吉祥寺从武康迁建顾渚。
在古代，也只有寺高才有条件研究茶叶、提高品质和宣传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寺僧特别是那些大和尚，不参加生产劳动，他们有时间、有文化来讲究茶的采造、品饮艺术和写作诗以宣传茶叶文化。所以我国旧时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唐朝李肇《国史补》中提到一些名茶，如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拥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蕲州蕲门团黄等等，其真品就都出之寺庙或寺僧。再如北宋时苏州西山水月庵的“水月茶”、杭州于潜“天目山茶”、宣州宁国“鸦山茶”、扬州“蜀冈茶”、会稽“日注”、洪州“双井白芽”等等，或贡或献，也都是僧道创制和宣布传出来的珍品。以近代安徽产的一些名茶为例，如“黄山毛峰”，主产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一带;“六安瓜片”，以产于齐云山水井庵处为佳;“霍山黄芽”，产于大阳乡长岭庵;休宁松萝茶，是明时僧人大方首创，等等。所有这些，无不表明，由于佛教自身对茶的需用要，在佛教借重和吸收茶叶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乃到世界茶业的发展。
【禅茶一味——饮茶与参禅】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坐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五调(调心、调身、 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开创出来的。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禅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心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赵州和尚——吃茶去】
赵州和尚“吃茶去”的故事可谓禅林一则著名公案。
赵州和尚，法名从谂，为唐代著名的禅宗宗师。“吃茶去”这个公案，说的是有人来参拜赵州和尚，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来者说：“来过。”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又来一人，赵州和尚问：“以前来过吗?”回答说：“不曾。” 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一旁的院主就纳闷了，问赵州和尚说：“为什么来过的吃茶去，没来过的也吃茶去?” 赵州和尚就叫了一声：“院主!” 院主立刻应声答应。赵州和尚就说：“吃茶去。” 故事到此，仿佛并不是个完整的了结，反而给人生出更多的疑惑，这也许就是禅学公案的奥妙所在。未来过的人被请去吃茶，来过的也要去吃茶，而那个院主，怎么还要去吃茶呢?
这个公案，柏林禅寺的明海大和尚给出的解释是，三人均为当下的众生，全部去吃茶，便是要众生平等，而这三个人，虽背景不同，且也许性格迥异，但是在那一刻，全部是为“吃茶”一事和赵州和尚进行着对话，因此赵州和尚也就只有回应那个“当下”的问题的职责，这个回应与提问之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并无关系，只着眼于这个“当下”，便是答案的全部。
活泼泼的当下，生命的正在进行时。
禅，在尊重众生平等的同时，更是着眼于这个“正在进行时”。生命仿佛流水一般，川流不息，却又在每一刻，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意。禅宗那一棒一喝，一段意味，一句不可言说，便是在这个正在进行的时刻，找寻内心和自我。
(来源：天下茶友网)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在马王堆汉墓里，在盛唐宫廷中，在成吉思汗马背上，在大明王朝茶马司，在左宗棠的新疆行营里……穿越千年，在曾经兴盛繁忙的“茶马古道” 上，安化黑茶始终披着一层颇为神秘的薄纱。在“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领域被延伸的今天，沿着安化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脚印寻觅，不难发现，安化茶马古道和黑茶在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与交流。
悠悠历史长河里，西北大地上嗒嗒的马蹄声，绵延千年，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分陕甘、陕康藏、滇藏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互市图
但它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在湖南安化县（主要为洞市、江南）的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间，就绵延着多条神秘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些道路上来往行走，成就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交融。
安化的山水，亦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青山一座接连一座，一条河水弯弯曲曲流去，山水互相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地处雪峰山北段的安化，是湖南面积第三大县。在这个静谧的小县城，资水穿城而过，水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黑茶博物馆，格外醒目。
安化人自己大碗喝煎茶，来客招呼也是以茶当见面礼。山坳、渡口广设茶亭。茶叶禁碑、古茶行、茶叶码头至今随处可见，民间广泛传唱茶歌，文化人创作的咏茶诗词不计其数，陶澍、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均与安化茶结缘，花鼓戏《烘房飘香》更是将安化黑茶的制作搬上了银幕……
茶比县早，穿越千年。今天，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的安化，古道、黑茶早已融入其传奇而神秘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壹
神秘纬度带上的安化
安化与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百慕大三角同处于北纬30°神秘文化带，以安化为中心的这片区域，自古至今就属中华文明繁衍的重要地带，属于神秘的古梅山文化腹地。
安化茶的起源也注定是有故事的。安化梅城思游，是蚩尤成长的故乡，蚩尤一统梅山诸蛮，战败黄帝后身负重伤，遂流亡于山野尝百草而疗伤，有传说百草其一即为茶。据说在神农氏时代，湖南安化就有茶树生长，并被神农氏发现和利用。按照《神农本草经》的说法：“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同“茶”）而解之。”这是一个与神农氏、炎帝共生的传说。
今天，沿着雪峰山脉，往东南400多千米就是神农的安息地“长沙茶乡之尾”炎陵。据说，神农生于历山（今湖北随州市境内），安化正好处于随州与炎陵之间，由此来推测，安化也是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了。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而关于黑茶功效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安化人的记忆里也从未间断：
西汉时期，张骞开通西域后，东西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一次，汉朝的商队无意中以被雨淋未及晾干致“发霉”的茶叶做药，使两个患“积食”病的蒙古族牧民起死回生。被问及何种灵丹妙药时，班超答曰：此乃楚地运来的茶叶。
安化境内有座辰山，此山被一些文史爱好者怀疑为清代顺治皇帝出家后的最终圆寂地，而顺治皇帝出家后从山西五台山来到湖南安化，正是沿着山西茶商开辟的安化茶道。
凡此种种，笔者走访安化老人后发现，当地人大多都信奉这些传说，坚信黑茶历史久远，养生保健，甚至能防御百病。住在资江边旧时水运码头边的张五妹（音同），她的母亲已经93岁，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便是：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茶。
在安化置县（1072）以前，这里地域荒野，人丁横蛮，不服当时朝廷的管制，被谑称“梅山峒蛮”。据史料，“梅山峒蛮”与越人梅娟有关，梅娟系越王勾践子孙，后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时，梅娟随长沙王吴芮来到湖南，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三国时候，“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山贼即为盘踞梅山的越人。
越人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由此而生。从汉朝算起，茶和马，就是安化先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有“一笥”竹简，经考证为茶一箱。起初，箱内黑色颗粒状实物一时让人难以辨别，通过显微镜切片最终被确认为是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这箱茶叶从何而来，社会上产生了多种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益阳市高级农艺师易梁生的考证，他从制作工艺、保存方式、历史人文等方面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茶叶来自湖南安化。
当然，安化黑茶的神秘不仅于此，从环境勘测的角度，安化境内的土壤、气候、云雾期的长短，都是种植、生产黑茶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古周围县域也有广泛种茶，但只有安化“惟茶甲诸州县”，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史料所记载的。
贰
官茶之争引发一场战争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置县“起疆之初，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属古野生茶生长的地方。而如果上文提到的马王堆汉墓里的茶叶来自安化，那么安化茶的历史，则至少可以追溯到2300年。
对安化茶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习俗有很大变化，将生嚼解渴的粗犷饮用，变成了煮煎品茗的艺术，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唐代“茶事大兴”，此时，安化黑茶开始引起世人关注。856年，唐代杨晔 《膳夫经手录》记载的“渠江薄片茶”，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后进入长安，直至宫廷。五代毛文锡的《茶谱》记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又说“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文中的渠江即现安化渠江镇，资水在此地的支流亦名渠江。
安化黑毛茶制作工艺流程，依次为采摘、杀青、揉捻、渥堆、干燥
但在民间，“渠江薄片”则名为“张良薄片”，相传为汉代名臣张良在安化渠江修道时初创，从汉代起便成为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之物，而得“渠江皇家薄片”之名。
可以确定的是，在唐代湖南安化便已有“渠江薄片”生产，在当地还有些名气，而这种茶色泽为黑褐色，即典型的上等黑茶色泽，也就说明当时就有黑茶生产。
宋代以前，安化的茶树多为野生，到了宋代，在资江边上出现了大量茶场，还有“专官戍守”。朝廷就派专门的军队到安化收茶，再押运至西北，换成战马，这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商军”。元明以后，安化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茶：“深山穷峪，无不种茶。居民大半以茶为业，邑土产推此第一。”
黑茶作为正式称呼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始于16世纪初。据明嘉靖三年（1524） 御史陈讲疏记载：“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这是“黑茶”一词首次见诸文字。康熙年间的《湖广通志》载“长沙府出茶，名安化茶”，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安化茶”一词。
安化黑茶问世后，西北茶商重点转入安化采购茶叶。据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就是因私贩湖茶被皇帝杀了头。不仅如此，由于安化黑茶滋味浓厚醇和，而且量多价廉，深受西藏喇嘛的喜爱。以至于西藏喇嘛朝贡回藏时，拒绝朝廷所拨四川乌茶作为赏赐，而绕道湖广收买安化黑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私茶业兴起，直接影响了明代边境的茶马交易，乃至引发了一场战争。
1572年，明首辅张居正即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是由官方垄断的，但由于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导致民间包括黑茶在内的私茶兴起。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颇大。张居正发出的诏书就是旨在打击民间走私。
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直接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被断绝。
一时之间，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取消诏书内容，重开边境茶叶贸易。
在此期间，各部族也曾进行和平解决贸易问题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中原边境军事要塞）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但他的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则更不用提。
一场茶叶引发的“清河堡战争”最终爆发，3年的血战让当时的茶叶贸易几乎回到了原点。后来，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17世纪前期，四川边茶主要销康藏一带，西北边销茶逐渐由安化黑茶取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李楠和徐侨为湖南茶叶在奏本中公然争吵，一个要求朝廷颁令禁运，免妨茶法马政；另一个认为湖南茶对西北游牧民族有利，不宜禁止。后经户部裁定，报请皇帝批准：自后销西北的引茶，以汉、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
至此，安化黑茶终于成为官茶。不过，清代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
叁
陶澍、左宗棠与黑茶之缘
安化茶品质甚佳，口感极好，成为官茶之后更是一度出现“一茶难求”盛况。到了清代，安化“天尖茶”被奉为珍品，且被皇帝嘉庆、道光看上，成为贡品，赞誉“安化天尖雀舌”，也就有了“皇帝用茶为天尖，朝廷用茶为贡尖”之说。
安化籍名臣陶澍，作为道光朝的重臣，正好见证了家乡黑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代名臣，他对家乡的茶叶感情至深，就因为《茶经》中并未对安化茶有所记载，他一度愤懑不平,“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
陶澍还多次诗咏家乡茶，以此怀念故乡的同时，也把安化茶推向了全国。特别是在1815年的春节，陶澍邀请在京城的消寒诗社成员同集印心石屋，共品安化茶。在高朋云集的茶会上，陶澍吟五言长诗四首，详细介绍了安化茶的产茶历史、品质特征及艰辛的生产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安化茶的述事史诗”。
后来，陶澍回家乡安化小淹镇，夜宿香炉山，又写下了历史上最长的茶诗。言辞之间，把黑茶归于他家乡的骄傲。
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从江西经醴陵回安化省亲。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以一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赢得陶澍赞赏，两人成忘年之交，并约定结成儿女之亲。1839年，陶澍去世，左宗棠遵陶澍生前之托，于次年从岳阳湘阴赴安化操持陶家事务，抚教陶澍之子陶桄，并在此居住了8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左宗棠对安化黑茶有了深切的理解。
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涉笔成趣：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并刈凡草入之。
安化永锡桥
当时，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意思是说，当时有人宁可喝安化的杂草（粗毛茶），也不喝新化真茶。
由此可见，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茶里掺草，毫无掩饰，竟然不愁销路，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引以为傲。而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正是因为对安化茶的了解，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便对安化黑茶实行“政府采购”，从而使得蒙古、俄罗斯和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感受到了安化黑茶的神奇。
肆
“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
当然，安化黑茶走向世界，离不开“一道一商”——茶马古道与茶商。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是陕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
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中俄边境恰克图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没过多久商路便得以开通，但是，福建地区的茶价却涨得很高。无奈之下，山西茶商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开始生产红茶的湘西一带。
由于安化红茶产量的局限，无法满足恰克图市场的需求，山西茶商便把一部分安化黑茶也带到了恰克图。出乎意料的是，黑茶在恰克图也颇受欢迎，甚至还成了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品种。为了便于长途运输，茶商便把黑茶制作成砖茶和千两茶（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而得名）。
晋商来安化办茶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但大多数人认为，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安化黑茶研究代表人物、原安化县政协主席、县茶业协会首任会长伍湘安，和“万里茶道”湖南安化段申遗办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以戬等人，则认为安化是“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理由是，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铸造的。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乾隆年间官方《茶叶章程》的文章，作为佐证。
为了方便收购和运输，茶商集资在安化县内又修建了一些茶马古道。与其他茶马古道路线不同的是，借助于资水横贯安化全境，茶商们在安化收购茶叶后，沿着这条茶马专道驮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的方式销往外地。
这种“船舱马背式”的茶叶运输方式，也成就了安化与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一个特色——安化的这条茶马古道，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安化，其实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王以戬说，安化以茶叶立县是很多年以来的共识，很多人来安化总喜欢问一个问题：“安化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哪一条？想去走走。”但事实上，王以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是条古道，用马运过茶叶，运出后用来交易，就是安化的茶马古道。
安化前乡的茶，经过初制后，要运到后乡的资江边八大茶叶镇再加工，大都要走二三百里山路。以小淹、江南、黄沙坪等为中心，向全县各大茶山和茶乡辐射的大道，哪条能不载马和茶？
资江边八大茶镇加工出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由汉口中转，再向西北。连上川陕、川藏的茶马古道，再进入丝绸之路。但水运并不是安化茶的唯一选择。陆路走益阳，去长沙湘潭，500年里，安化走益阳的茶马古道，一样故事多多。
抗日战争期间，运茶通道被阻断，安化茶叶积压。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两次“西北万里行”，沿资江向上，从溆浦到黔阳，走贵州入四川，开辟新的茶马古道，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安化境内的茶马古道中，最具影响的是从洞市到高城一线。
洞市历史上是一个大乡，前些年在乡镇合并时才并入江南镇。在资江边的江南镇沿溪而上，有思贤溪风雨桥，桥上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沿溪上去30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金田村。与金田相邻的茅坪村，有个接待过路茶客的“陶氏宗祠”。祠的西面，便是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祖坟山。
洞市上去30里就是高城村，这是洞市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神奇的景点。这个村历史上是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等多个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安化茶马古道上的茶亭——江南镇东风亭
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背靠辰山，面临资江，是南方茶马古道的策源地。据当地人说，安化县第一支运茶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马帮的首领，据说还是杨家将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家观，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鸦片战争前，黄沙坪主产黑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以红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政府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据当地一位老茶农回忆，黄沙坪资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13个船码头，其中9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源生昌码头、三德玉码头、梅蓝货运码头、永泰福码头、福音堂码头、谦益盛码头、琦公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福建人、广州人也越过南岭北上，由湘江入资水，溯流而上黄沙坪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
伍
万里茶路：一个祁县茶庄的贩茶之旅
目前，普遍认为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安化黑茶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山西茶商通过安化茶马古道运输黑毛茶，到达资水沿岸的茶马古镇茶市（安化黄沙坪等），然后通过帆船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用大帆船转运到湖北沙市，经襄樊到老河口至泾阳或经襄樊后到山西晋阳、祁县。
山西茶商在湖南安化贩茶运往恰克图的路线，则为水陆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晋城），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后转恰克图。
清代安化黑茶运输路线图（安化县文物所收藏）
1994年4月，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在进行文献整理时突然发现一本蓝皮旧书，扉页上用毛笔写有书名《行商遗要》，内容是为商之道总论。这本《行商遗要》是祁县渠家茶庄长裕川办茶厂、产茶、销茶的详细实录。这个小册子虽然不起眼，可却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晋商行走茶路的众多细节。
如记载从祁县到达湖南安化的路程：“祁30里至子洪。40里来远，打尖。”“60里至沁州，宿。60里至虎亭，宿。”“40里至交川沟，打尖。50里至鲍店，宿。”到达泽州府（今晋城市）住一宿后，即要出太行山、过黄河、经郑州，到达河南南部的赊旗镇（今社旗县）。文中还标明，从祁县到赊旗镇经过19站，总计陆路1355里。
到赊旗镇后，行程全部变为水路，要乘船。从赊旗镇沿唐河顺流而下，经湖北樊城，到达汉口，再南下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北部的益阳，至此水路基本上走完了。到益阳后，就要进山到产茶的安化地区了，从河南赊旗镇到湖南益阳，总计水路乘船共2655里。
《行商遗要》分别对南下采办茶叶、北上销售茶叶都有翔实的记载，并写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包括进入安化山区采办茶叶的准备，辨别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优劣的标准，加工各类茶叶的技术，运输茶叶通过各路关卡的税金比例，运送茶叶使用车、船或骡、骆驼的运费，甚至对伙友们进入安化后在各个茶行所用餐饮的费用是“行”内供给还是自备，均有规定。
到了张家口，茶商们将茶叶或卖出或改变包装、运输工具，继续北运至恰克图。由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约2150千米，其中有400多千米是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有寒暑表以后，一官吏记下冬季严寒时的确切气温为-36℃，并记载人畜冻毙之情说：“本期京信，迟到五日，询知邮差，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
作家梅沽也曾做过这样的描写：
“
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艰险难以用语言形容。
”
到达恰克图，这是初期恰克图贸易的终点。“恰克图”的中文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一分为二，旧城划归俄罗斯，新城归中国。清政府在恰克图另建新市街，名为“买卖城”。但没多久，旅蒙商就跨越国界到俄国经商。
清代茶引凭证
旅蒙商在茶路上打得最响的品牌是“川”字牌砖茶，它是由山西祁县茶商监制的。之所以被称为“川”字牌，是因为四家茶庄的号名叫：大玉川、大吕川、长裕川、长盛川。“川”字茶叶产地就在两湖，他们在湖南安化、临湘，湖北聂家市、羊楼洞都建有砖茶厂。
正是安化等地的茶把沿途上的中外各民族组织起来，从种植、加工、运输，到销售，跨国经营，于是就有了“万里茶路”。旅蒙商的茶叶之路并不止一条，但走恰克图是条主路。这条路也是整条陆上茶叶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程。当时人们把这条赴蒙古高原经商所走的道路，称茶马古道（又称草原丝绸之路）。
到达恰克图以后，茶商与俄商交换的主要是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至于俄国人、蒙古人如何嗜茶，俄国早有历史学家做过表述：“不论贫富、长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继续增长，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也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陆
“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
显然，明清两代，安化黑茶在边茶中的地位变化，是一个逐步由补充到主力、由配角到主角、由边缘到中央的重要过程。
由于黑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安化黑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安化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1885年，中俄边境重镇买卖城街头，满载货物的牛车
在新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不过他们对黑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并没有提升到近年来安化黑茶提倡的“保健茶、文化茶”层面。
成为钦定的“官茶”后，安化黑茶通过官营，逐步流入新疆等地。明清两代，朝廷在西北重镇设立茶马司，以茶叶换军马。进入新疆的茶主要由兰州茶马司供给。当时，黑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此时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五环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安化供应，在陕西泾阳生产，由陕西巡抚监制。
安化黑茶进入新疆的早期，是上等人家才能经常消费得起的珍重物品。特别是上等的天尖、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 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新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湖南省建设厅在安化设立砖茶生产厂，生产的砖茶绕道重庆运往兰州。从此安化成为国内最大的黑茶生产基地。
安化黑茶主要以砖茶的形式行销新疆全域，新疆人民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当代青海简史》，到 1951 年年底，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茯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赠送给新疆人民的礼品，就是安化黑茶中的茯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马王堆汉墓，到盛唐渠江薄片，船运马驮、大漠戈壁，安化黑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斐然。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道，瘦马，茶商，安化黑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马古道”文化。
（感谢安化县政协提供资料帮助。本文内容如有表述不当，概由笔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