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繁荣、和平的世纪动脉，推动沿线地区发展繁荣，形成多元文化对话，促进民族融合，也将中华文化推向全世界。
全长1.4万公里的“万里茶道”是古代一条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2013年，为复兴这条古道，中、蒙、俄三国联合发起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2019年，“万里茶道”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中蒙俄“万里茶道”运的是什么茶?答案是黑茶为主。湖南安化是中国黑茶之源、茶马古道和万里茶路源点，安化黑茶大约元末明初即在蒙、俄地区出现，万历年间被定为官茶，远销西北。一片古老的“东方树叶”，如何编织起“万里茶道”的传奇之旅?湖南省茶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茶全书•安化黑茶卷》主编蒋跃登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安化黑茶博物馆。李良兵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何安化黑茶被称为中国黑茶的始祖，中国黑茶发展经过哪些阶段?
蒋跃登：中国黑茶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茶产品，它以杀青后发酵为主要特征，长途贩运一般需要紧压，以缩小体积、限定重量。历史上，黑茶主要满足西北游牧民族和国外民众补充膳食纤维、摄取微量元素等饮食需求，因而交易一般由官府主导，以官茶或商茶形式，数量巨大。
历史上，最先达到上述三个要求的只有安化黑茶。唐末以来，安化就因茶树“山崖水畔不种自生”而为外界所知，唐末安化出产的渠江薄片就是紧压茶，史载“一斤八十枚”。明代中晚期，安化输边之茶被确定为官茶，鼎盛时达到年产数十万担的规模，同期历史文献中已明确将安化所产输边茶叶称为黑茶，这是黑茶名称首次出现。
中国黑茶的发展，明代以前是早期，完整的制作工艺尚在探索之中，传统黑茶产品体系尚未形成，产地仅有湖广安化、四川雅安、陕西汉南。明清是黑茶发展鼎盛时期，制作工艺成熟，传统黑茶产品体系基本形成，产地向云南、广西、福建、湖北等地拓展，黑茶产品逐渐销往国外。20世纪以来，中国黑茶生产逐渐向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经营由官方垄断走向市场化。
千两茶踩制。邓吉元 摄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晋商与安化茶人共同开辟了以安化为起点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万里茶路”?
蒋跃登：中外茶道主要有中蒙俄万里茶道、海上茶叶之路及循丝绸之路的茶道等三条。中蒙俄万里茶道开辟和运行中，晋商和安化茶人一起建立了茶叶生产运销的完整产业链，从茶园种植预买到茶叶初制精制、茶产品运输、行业管理等，甚为完善;且形成了针对行业和万里茶道经营运作的《行商遗要》、行业禁碑、水运章程等规程。
晋商和安化茶人还参与甚至主导了万里茶道开辟和运营过程中的各项变革，如清前期废除茶马司改行“商茶”、清中期历次西北用兵的后勤保障、清晚期左宗棠茶务改革、民国时期易货贸易和统制经营等。晋商和安化茶人还一起创制了“三尖三砖一花卷”等长盛不衰的传统黑茶产品。
梅山文化生态园。戴爱玲 摄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蒙俄“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安化作为南方重要起点之一，提供了哪些资料佐证?
蒋跃登：湖南黑茶文化是“万里茶道”的源头之一。以安化为起点，宋至近代就存在由资江入洞庭湖达汉口，再经襄阳西进或经社旗北上的两条茶道;宋至明代，还开辟了从安化经新化、邵阳、辰州、酉阳、广安等地的茶叶走私及易粮通道;宋至清晚期，也断续维持了从安化达湘潭，再通广州的茶叶运销通道，这些贸易通道最终都汇入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万里茶道”。
安化山道崎岖，交通极为不便，晋、陕等外地茶商与当地茶农采取肩扛、马驮等原始运输方式，将采摘初制加工的黑毛茶运至资江沿岸进行精制加工，再运向世界。他们在安化开设茶行、茶庄、茶号达300余家，还参与造桥、修路、建寺等其他公益活动。安化县域境内现存大量古茶园、古道、古拱桥及风雨廊桥、古茶叶作坊、古集镇、茶叶加工厂、古碑刻等茶文化遗迹遗物，充分体现当年“万里茶道”茶市的繁荣。
永锡桥。周德舒 摄
中新社记者：近代以来，“万里茶道”的逐渐没落与安化黑茶的发展历程有何相关性，又具有怎样的代表性?
蒋跃登：黑茶最早“走出去”促成了欧洲饮茶习俗与文化，中国茶叶14至17世纪就出现在中亚、波斯、印度西北部等地，并通过阿拉伯人逐步传播到欧洲。同期，欧洲传教士开始到中国传教，并将中国茶叶及饮茶习俗介绍到欧洲。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中国札记》中，就有对饮茶习俗的详细记载。所以中国最早成规模的茶叶出口贸易在明代，而此时作为大宗产品出口的，只可能是已大规模生产的安化黑茶等湖南黑茶，欧洲称之为“black tea”。
此后，直到18世纪红茶创制并出口，进而完全取代黑茶，欧洲人还以“black tea”称呼红茶。当时，在汉口英俄茶叶商战中，英商败北撤离汉口茶市，转移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开辟印度红茶市场，汉口茶叶港地位受到威胁。而俄商直接向茶农收购、加工茶叶，并改走江海水路海运，由汉水北上的陆路运茶商道逐渐萎缩。1905年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全线通车，茶叶绝大部分由火车输往俄国，万里茶道淡出历史舞台。
湖南黑茶作为中国大宗茶叶的代表，最早传入欧洲，并促成“下午茶”等生活习性的养成。近代以来，与欧美等地区的大宗红茶贸易、与中北亚地区的黑茶贸易，一直是影响湖南经济兴衰的重要因素。据清代《湖南通志》记载：长沙府所属12县，共产茶约12500吨，其中安化占70%。可以说，安化黑茶蕴含着中华文化的融合力、凝聚力，及“廉、美、和、敬”之精神。
天道山茶园。贺迪清 摄
中新社记者：“万里茶道”的联合申遗，对中国黑茶及其茶文化有何积极作用?
蒋跃登：万里茶道沟通亚洲大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展现了茶叶成为全球性商品的世界性贸易繁盛期。这是一条繁荣、和平的世纪动脉，推动沿线地区发展繁荣，形成多元文化对话，促进民族融合，也将中华文化推向全世界。如今，茶叶成为世界三大无酒精类饮料之首。
中国黑茶至今仍然保留着旺盛的发展活力。目前安化黑茶持续出口俄罗斯、中亚、欧洲、东南亚、美洲等地，成为中华茶文化影响世界的代表之一。以申遗为龙头深化茶文化遗产保护，既能使濒临倾圮的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提升民众对遗产的保护意识，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渠道。
茶叶参与了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的物资交换与文化交流，万里茶道是呈线状、群体的动态遗产，具有更高的遗产、考古和旅游价值。茶道遗存的建筑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造诣和时代特征被视为历史缩影，为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建筑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契合全球健康饮茶新趋势的黑茶文化，也将继续融入并引领全球茶文化发展潮流。
受访者简介：
蒋跃登，《中国茶全书•安化黑茶卷》主编，湖南省茶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现任安化县万里茶道申遗领导小组顾问、安化县茶业协会会长。2006年至2018年，兼任安化县茶产业茶文化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是安化黑茶复兴决策的亲历者和黑茶振兴的指挥者、执行者，参与“万里茶道(湖南段)”申遗工作。
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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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有一千多个品种，六大茶类，只有一种茶是国家标准强制要求必须含有冠突散嚢菌的茶，这就是茯茶，茯茶又名“湖茶”、“泾阳砖”、“伏茶”、“茯茶”、“福砖”，又叫“官茶”、“府茶”、“附茶”。
茯茶的标志就是茶中必须含有冠突散嚢菌，冠突散嚢菌，俗称金花，是一种真菌孢子，外观金黄，形似米兰，如一粒粒金花镶嵌在茶叶上，故茯茶又称金花茯茶。
随着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播出，茯茶的起源成了陕西和湖南争议的焦点，最后的结论似乎陕西泾阳大获全胜，而最近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颠覆了人民们固有认知。
原来茯茶始于宋代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当时是以金花散茶的形式出现，传承至今，已近千年。
据史料考证，不仅龙团凤饼始于宋代，连现在最火的“黑茶”、“白茶”、“抹茶”都是始于宋代，日本、韩国茶道只不过是宋代点茶、分茶一部分传承而已。
宋茶才是中国茶的颠峰，是中国茶文化的奇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珍绝人寰。
1068茯茶(金花散茶)出现在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