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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绝版图片展示晚清时期梧州的六堡茶产业

这是一条神奇的古道,无数茶叶沿着这条古道走向世界;这是一条独特的古道,无数茶事都在这条古道上轮番上演;这又是一条命运的古道,无数茶人与这条古道维系一生……这就是承载六堡茶深厚历史底蕴的“茶船古道”。

这条古道因水而兴,因船而旺,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漫长的足迹。其间有着无数茶农茶贩的艰辛与苦累、有着无数船工纤夫的血泪与汗水、有着无数挑夫雇工的悲喜与奔波,更有着无数茶商世家的恩怨与兴衰……但这些往事都已被历史长河冲刷得面目模糊。

如今,我们踏着这些旧日的足迹一路寻去,对“茶船古道”的史实,进行见证式采访、抢救式发掘,并将采访所得化为《茶船古道寻迹》系列报道,以此深入挖掘六堡茶历史文化,为梧州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文化支持,并更好地推动六堡茶产业发展。

《茶船古道寻迹》分“概貌”、“轨迹”、“余音”三个篇章,将通过对亲历者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尽可能拨开笼罩在“茶船古道”上的历史迷雾, 重新找到这条古道逐渐模糊的轨迹……

——编者的话

清朝嘉庆年间被列为全国24种名茶之一的六堡茶,在过去陆路交通不畅的环境下,靠着由一条“主道”以及两条“辅道”组成的“茶船古道”,走出深山,越洋过海。

6月9日上午,苍梧六堡镇,一队头戴斗笠、肩挑茶竹箩的茶农,迈着坚定的脚步,朝着合口码头广场走来。到达码头,茶农们虔诚地祭拜茶神,之后,便将一担担六堡茶有序地放到竹排上。在茶农们满是憧憬与期盼的目光中,竹排缓缓驶离码头……

这场备受游客赞赏的茶文化演绎,还原的是当年运茶船只、竹排从六堡镇起航,沿着被后人称之为“茶船古道”的航线,对外运输与销售的一个情景。云南普洱茶凭借“茶马古道”香飘世界,梧州六堡茶依托“茶船古道”远销海外。

茶农在六堡河茶船古道重现竹排运送六堡茶的历史情景。网络配图

历史上,以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为起点,以茶叶、竹木等梧州特产为媒,以货船为主要交通工具,以六堡河、东安江、贺江、西江数百公里长的航道为纽带,自发形成了广西东部连接广东,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通达南洋诸国的民间商贸通道和经济文化交流走廊。

在这数百公里长的航道上,有曲折蜿蜒的无数险滩,有往来穿梭的茶船木排,有炊烟袅袅的大小村庄,有色彩斑斓的风土民情,还有丰富多彩的码头故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风餐露宿的艰难行程中,茶商、茶农和船工们用清脆的号子、嘹亮的船歌和奔波的脚步打破了千百年山林深谷的宁静,开辟了一条通往大山之外的经贸之路。

晚清时期梧州码头对开的西江江面的船舶运输境况。

“茶船古道”《明史》载

《广西通志稿》

记载:“六堡茶在苍梧,茶叶出产之盛,以多贤乡之六堡及五堡为最,六堡尤为著名,畅销于穗、佛、港、澳等埠。”

清朝嘉庆年间(1796 年~1820 年),六堡茶便以其特殊的香味声名鹊起,被列为当时全国24种名茶之一。

六堡镇有茶,史料多有记述,但重山“封锁”之下的六堡茶如何远销海外,却鲜有人知。

位于北回归线北侧的六堡镇,地处梧州市北部的桂东大桂山山脉延伸地带,四周群山环抱,山路崎岖难行。得益于山高多雾、树木阴翳这一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六堡镇盛产的茶叶张厚大、茶味浓香,并因此畅销一时。

清末时期,两广茶产区使用当地的妇人分拣出口的茶叶。

在过去陆路交通不畅的环境下,走水路成了六堡茶向外运输的最佳选择。正是靠着一条“茶船古道”,六堡茶得以走出深山,越洋过海。

六堡镇的群山肃穆而恬静。二月将尽,春茶始发,在山间,茶农们打着火把采下一缕缕新芽。每到收茶季,四乡八邻的茶农总要起早摸黑上山采茶,将采摘下来的鲜茶精炒细揉后制成干茶,然后又打着火把翻山越岭,赶在晨曦来临之前,将热香未散的干茶挑到六堡镇街。彼时,镇上茶商已在茶庄等候多时,雇来的“工仔”也已经热好了大木甑,只等蒸茶压笠,打包装船。

清代,妇女们上山采茶。

85岁的陈式才久居塘平大山中的黑石村,世代种茶。对于他来说,上述画面再熟悉不过。“童年时,我看到父母经常举‘松节’(用松枝扎成的火把)半夜上山采茶,回家炒茶,赶茶圩。”

关于“茶船古道”的线路走向,在综合记者采访内容和查阅史料文献后可作出大致的勾勒。六堡河畔的合口码头,是这条“茶船古道”的起点。无数茶叶汇聚在此,然后装上小船或竹排,沿着六堡河—东安江—贺江—西江这条“主道”,又或是梧垌河—夏郢镇(思良江)—桂江—西江、六堡—狮寨—长发(桂江)—西江这两条“辅道”所组成的“茶船古道”一路向东,在“茶船古道的”终端——广州集结,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香港和澳门,然后直达东南亚,甚至北美地区。

“茶船古道”的水路流向在明代就已明晰,《明史·地理志》中也有记载。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茶讯》的描述则更为明确:

“旧时粤商在广西六堡乡合口街设庄收茶叶,计有‘广元茶’、‘广福泰’、‘新记’、‘三纪’、‘永组’、‘公盛’茶庄六个,以后将六堡茶炊蒸在箩,由合口街用小铲(一种小船)装运至梨埠,在春夏水大时每铲装运四十担。秋冬水小时每铲只能装运二十担。由梨埠换大木船运至封开,再用电船装运广州,出口港、澳。六堡茶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分销南洋怡宝(怡保)及吉隆坡一带。”

六堡镇居民车进良今年已92岁,他年轻时曾先后受雇于“文记”和“英记”茶庄,长期帮老板在码头边的茶亭上收茶、筛茶、运茶。在他的忆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合口码头当年的繁盛景象:码头上人声鼎沸,河岸边舟车辐辏,一箩箩六堡茶被装运上船,一条条运茶船浩浩荡荡穿越六堡河,顺水东去……

合口码头上反映水路运茶历史的壁画。陈莉茵摄

运茶“主道”险滩多

沿六堡河,经东安江,走贺江,入西江,直达广州,对接“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全国独一无二连接桂、粤、港,直通南洋的六堡茶“茶船古道”,在中国茶运史上影响绝不输于普洱茶的“茶马古道”。

走这样一条水路运输通道,需要经历许多艰难险阻,沿途不仅河道浅窄,而且滩多湾险。若非亲自用脚丈量,断不知茶船古道如此险峻。

六堡至梨埠的水路有60多公里,其间险滩重重。自合口码头以下,沙险、大中、寺坡……长则四五公里,短则一二公里便是一处滩头,其中最险的当属鸭婆滩,据说最善水性的鸭婆(母鸭)到了此处也难以调头,故而得名。

81岁的李育恒现居六堡镇,从16 岁起就在六堡至梨埠段的水路上撑排走船,一干就是20多年。对于这段水道上的滩险,他深有体会:

“水道狭窄,茶叶只能用尖头船运载。每艘尖头船能装一两吨茶叶,每船配备船工三人。为了能相互照应,每次起行,总是三四只船一起‘打帮’(结队)出发。”

一些经常走船的当地人描述,这条水道自然条件恶劣,浪急滩险,沉船翻船时有发生。经验丰富的老船工们会在船头发号施令,带领船队一次次越过险境。当尖头船顺流而下时,船上一人掌舵,两人手持长竿,一路拨扫船前大块的砂石,令船只惴惴前行。每遇险滩,所有船工一齐下船,有的在岸上拉纤,有的在河中撑顶,十余人合力把船只逐一“搬过”滩头。

在梨埠码头,茶叶将被换装到载重量达八至十吨的大木船上。此种木船单桅挂帆,每船船工有三至四人,一般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全家人一应生活全在船上,这些船民就是俗称的“疍家人”。装满货后,单桅木船即行出发,一路沿东安江入贺江,汇入西江,直抵广东封开江口或德庆都城,再把货物换装上更大的货船。

这段100多公里长的水路,暗礁遍布,遇到水面平静的河湾,方得歇息。作为“疍家人”,80岁的梨埠镇人麦瑞清曾在这段水路上“讨生活”。他说:“以前的河道比现在浅,从梨埠下江口、都城,滩头有几十处。遇到险滩,就算是女人,一样要下水去拉纤撑顶。”

遇到滩险,船上的船工们要全部下水拉纤。

大船从西江航线到达珠三角地区的商埠,那里的河道相对开阔些,但是经过肇庆的羚羊峡时,也是一次考验。羚羊峡内河道最窄处仅两百米,江流湍急,漩涡丛生,水位最深处达七八米,稍有不慎则船翻人亡。六堡人邓炳健的父亲曾是“英记”茶庄的经营者,谈及英记茶庄的运茶史,邓炳健说,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英记”茶庄所收购的六堡茶运到都城后,一般分装在几条大木船上,大木船用缆绳串联起来,再由“拖头”(机动驳船)拖住顺流而下,这样通过羚羊峡才比较安全。

为了航行安全,西江航线自晚清时期起就引进了汽轮。1941 年成稿的《苍梧县志》记载:

“清光绪十八、九年间(1892 年~1893年),梧始有平安公司之轮渡来往广梧。”

到了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梧州商人李虎石、周濂生等筹建西江航业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购买机动客货轮船“广泰”、“广威”,专营梧州至香港航线。其后,清朝宣统二年至民国元年(1910 年~1912 年),该公司又陆续购置“广南”、“广宁”、“广河”、“广平”、“广清”五艘客货轮电船经营梧州至南宁和梧州至广州的线路。

大量航行于西江航线上的货轮确保了六堡茶的运输安全。及至1935 年,广西省政府编撰的《广西一览》称:

“往来港粤,多通大汽船;溯江而上,皆通浅水电船。沿途诸埠皆可湾泊,帆船如鲫。”

两条“辅道”均崎岖

六堡镇黑石、恭州、芦笛、理冲等地方(即现在的塘平、不倚、四柳、理冲等地)从古到今一直是六堡茶最集中的产区,当地家家户户几乎都种茶做茶。这些村落都处于六堡最偏远的崇山峻岭之中,当地老茶人所走的道路亦不尽相同:有人沿六堡河而下,踏着前人清晰可见的航道一路东去;有人顿住脚步,继而转向西南,担茶翻山,以减少中途的水路运输,将自家茶叶运送到邻近地区交易。因此在“茶船古道”的线路版图里,又形成了另外两条分别从六堡翻山越岭到夏郢和狮寨,然后通过桂江下梧州,再入西江到广州的“辅道”。

“茶船古道”线路图

六堡镇南部山区临近夏郢镇。于是,六堡镇理冲村、四柳村和不倚村的部分茶农会选择翻山越岭,翻过松山坳、蚕村、饭包坪、吃水冲儿、双洞,直趋夏郢。少数有条件的茶农则撑排装船,沿梧垌河溯江而上,到蚕村后登岸以人挑马驮,越过饭包坪等处,到达夏郢镇后进行茶叶交易。茶商在当地收购的茶叶,集中在夏郢的码头换装上小木船,顺思良江而下入桂江送到梧州。这段水路只有20多公里。

而六堡镇西部山区毗邻狮寨镇,当地山坪村、公坪村和塘平村等茶农则翻过界顶,直接把茶叶挑到狮寨交易,这些茶叶随后被挑到桂江边上的长发码头,装上木船,沿桂江顺流而下直到梧州。这段水路将近50公里。

六堡镇四柳村77岁的茶农易良成年轻时就经常翻山走这两条线路,“以前人力不值钱,我们的茶都靠自己担出去,五十斤一箩,每次担两箩。夏郢和狮寨我都去过。夏郢是个米市,狮寨也是个大圩,把茶叶担过去卖,换回些米盐布匹和日用品。夏郢远一点,一天来回不了,要停(住)一晚。狮寨近一点,早上去,晚上就能回来了。”

翻山越岭的陈年往事,易良成说得就如到邻家串门般寻常。实际上,这两条“辅道”的线路相当崎岖,其间山路数十里。据《支那省别全志》所述。

“梧州在20世纪初期没有完整的陆路交通……道路皆为羊肠小道……道路修在断岩绝壁之下,洪水到来道路即被阻绝。”

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

由于有“大船”能够从西江经梧州上溯桂江直抵夏郢或狮寨,所以很多茶商喜欢乘船而上,到达夏郢或狮寨收购茶叶后,再步行或骑马走过这段山路进出六堡。邓炳健至今仍记得,他父亲说当年文记和英记茶庄就分别在夏郢或狮寨设有茶叶收购点。

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依然如此。1952年底修编的《省茶叶改进工作组工作报告》里提到,“茶农普遍用肩担运出,六堡茶区现仅合口圩为集中地,第九区的五堡茶,则以狮寨为主要集中地,少部分以长发为集中地,茶农挑茶到圩场需50里路,经收购私商、合作社等踩制运往广州。”

如今,茶农们已不再行担茶翻山的“壮举”了,但在山坪村、四柳村等山间道路上,仍能不时碰见驮运物资的马匹。这些矮脚马闲庭信步,每每摇头晃脑,挂在马脖子上的铜铃相撞,发出的“叮叮”声响依然清脆悠扬。

广州中转销南洋

六堡茶的输出,无论是依靠茶农肩挑担运翻山越岭辗转经梧州转运,抑或凭借不同的船沿水路在江口、都城集中,最终都归于西江水道滚滚而去。走西江水道,要途经德庆南江口、悦城、禄步、肇庆大湾、高要、永安、三水,然后才到达佛山和广州,这段水路全长将近300 公里。

得益于当时兴旺的水路运输,茶商们凭借西江黄金水道将六堡茶以最低的成本运达广州,大量六堡茶通过广州和港澳的出口商再加工、包装,主要销往南洋诸国。

晚清以来,出口的六堡茶成品已有块状、砖状、金钱状,广州和港澳地区的茶商又多以“四金钱”等商标命名待销的六堡茶。而对于散茶,茶商们更是直接分装入箩,投以记录该类茶叶信息的“内飞”(茶票),再“打唛”(上标签)出售。这些“打唛上飞”的六堡茶在广州和港澳地区稍作中转停留,很快又被换装上越洋巨轮,从珠三角各大商埠运往南洋地区。

随着六堡茶名声渐响、出口销量大增,不少精明的粤港茶商纷纷逆流而上,经梨埠直入六堡设庄收茶,减少了其中的流通环节,以便获得更多利润。广东茶商梁福就是其中的一员。清末民初,他已到六堡镇合口街开设茶庄经营茶叶生意,未几即把茶庄盘给了其义子陈永昌,自己回广州,直接代理了六堡茶区多家茶商在广州的销售业务,舒舒服服地当起了六堡茶输出终端的“大老板”。

随着香港“天顺祥”茶庄、“广生祥”茶庄等众多大茶庄进驻六堡,六堡镇上茶叶交易繁荣一时。六堡镇人陈胜文至今保留着父亲经营的“兴盛庄”茶行的“茶票”模版,模版上可见“广东省城河南广生祥”字样。当年,“兴盛庄”的六堡茶曾远销到广州和香港,甚至漂洋过海到了南洋一带,而茶票上的“广东省城河南广生祥”则是六堡茶在广州的代理商。

网友:莞尔/摄

总部设在香港的陈春兰烟茶庄,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已是六堡茶在南洋地区的主要经销茶行。该茶行购进六堡茶后,冠以“宝兰”牌子再行分销。在业务最兴旺时,陈春兰烟茶庄每季度进口300 箩筐六堡茶,每筐重达100斤。正因有一批敢闯而活跃的茶商,“茶船古道”从上游到下游,再到远洋,都流动着一股旺盛的商贸气息。

航拍六堡镇全景。网友junnyliang摄

“茶船古道”尘封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茶船古道”的航运依然如故。在1954年之前,随着时局稍稳,六堡茶的输出大增,广西农学院热作分院与广西区土产公司1981年合办的茶叶培训班,联合编撰了《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一书,书中就特别提到,六堡茶“在新、马地区南洋一带的侨胞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六堡茶区内的茶商与国营的供销社同时设点收茶,双方竞相发力,“茶船古道”再度繁忙。

但这已是私营茶商船队最后的一抹余晖。1954年,国家开始统购统销茶叶,私营茶商及船队迅速消失。往来于“茶船古道”上的船只逐渐增多,经营六堡合口码头至梧州段航线的,已是苍梧县公交船队和木双水运社,六堡茶在西江水路上的输出,则全部交由广西梧州航运局和梧州市水运公司负责。

茶叶统购统销后,中茶广西支公司明确了在六堡茶区统购的干茶,全部运到梧州茶厂进行精制加工后再行出口。从六堡运出的茶叶,虽然仍沿着六堡河、东安江、贺江的线路进入西江,但已经不再在江口或都城停留,而是直接运上了梧州。

六堡镇风景 网友:莞尔/摄

另一路从夏郢镇和狮寨镇沿着桂江而下的干茶,也源源不断运到梧州。此后,梧州茶厂的生产线开足马力,成为六堡茶生产的主角。

苍梧县木双镇71岁的老船工毛江荣说:“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撑船运出的六堡茶都送去三角嘴(梧州茶厂厂址)。送到码头后,茶厂工人就会来卸茶下船,那时的六堡茶都是一坨一坨用藤笠(竹笠)装好,外面用大片干竹叶包上。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我们也将茶送过去东出口的‘工农仓’(中茶公司的李家庄码头茶叶仓库)。”

其后四十年间,在梧州经过精制加工的六堡茶仍然沿着西江水道被运到广州,经港澳出口到南洋地区。

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六堡至梧州市区、夏郢至梧州市区、狮寨至梧州市区公路,以及梧州至广州国道相继贯通,繁盛一时的“茶船古道”逐渐为公路运输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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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广地区的饮茶文化中,六堡茶扮演了什么角色?

历经数百年变迁,“茶船古道”已不仅仅是六堡茶走向世界的一条大走廊,更成为了重要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在这条古道上,茶文化、商贸文化、码头文化、风俗文化……各种跨地域跨领域的文化相互交汇、激烈碰撞,最后融为一体。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发达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让“茶船古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依然关注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茶船古道”蕴藏着何等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给沿途地区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01

茶楼文化广流行

晨曦初开,梧州城渐渐苏醒。城里的“老字号”大东大酒家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忙:服务生提着大水壶蝴蝶穿花般奔忙在茶桌之间,茶客们高声叫喊着“加水”,铁观音、普洱、六堡……一壶壶热腾腾的茶水被端上来,又消失于茶客们的吻喉之间。接下来,太子茶、下午茶、夜茶……一趟赶一趟的茶市接踵而来,直至夜深。

上世纪90年代,港澳地区仍有茶客喜欢到当地的老式茶楼喝茶聊天。(网友“品味者提供”)

对于上述的热闹场景,“老梧州”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多年来,茶楼文化在梧州始终盛行,梧州人也大多形成了到茶楼“叹茶”的习惯。据我市作者陆献强撰写的《驰名粤桂港澳的大东酒家》一文介绍,大东大酒家前身是1928 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官商、平民宴客都以在此饮茶为荣。”

民国时期的梧州大东大酒家。它的前身是1928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网络资料图)

梧州作为“茶船古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节点,茶楼文化的发展在上世纪初期已非常明显。学者招荫庭经过考证认为,清末民初,梧州市区内的茶酒楼就有二三十家。1921 年至1937年上半年,梧州市的茶酒楼达到了60多家。

88岁的刘福生是梧州茶厂创始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转业到梧州,就被梧州的茶楼文化所吸引。“那时候,酒楼和花艇是梧州茶客喝茶最集中的地方。我记得大东大酒家几百张茶桌经常坐满茶客,人们在此呷茶、娱乐、议事、交易等,酒家生意火爆。”时至今日,刘福生仍清楚记得以前梧州茶楼酒家里的热闹情景。

如此火暴的茶市不独梧州特有。在六堡茶输出的“茶船古道”沿线,茶楼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栗香随笔》中,清人金武祥早就记录了光绪前期的茶寮状况,“广州北门外多坟,弥望皆是,市廛尽处有快阁,为行人茶憩之所……这种简易的路边茶寮被称为‘一厘馆’(当时每毫钱于72 厘)”。不久,广州又出现了“二厘馆”,这种茶肆有固定桌凳,除了茶水,还提供点心糕饼。到了后来,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求,环境设施相对完善的茶居和茶楼又应运而生。茶寮与茶楼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互补长短,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了如今的粤式茶楼。

清朝中晚期,广东地区路边的茶寮摊点是劳苦阶层饮茶、吃饭和休息的场所。(网友“粤人”提供)

遍地开花的茶楼食肆,拉动了整个西江流域的茶叶消费。《清稗类钞》中有记,从梧州到广州,乃至港澳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吸纳着各方茶叶,其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青茶”从清朝中期起,就是两广地区茶楼必备的一个品种。

迅速发展的茶楼行业拓宽了消费市场,日益壮大的茶叶产业又反推茶楼行业加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这使得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得以参与到了两广地区饮茶文化的百年演变之中,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两广地区的茶楼文化与“茶船古道”的成型期和成熟期是高度吻合的,两者都在清朝中后期完成定型,然后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珠三角、香港和澳门地区茶楼文化的兴旺发达,与六堡茶产销两旺以及‘茶船古道’的运输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较为关注发掘“茶船古道”历史意义的梧州中茶茶业公司副总经理蔡一鸣说。

02

精神纽带连南洋

马来西亚茶人黄锦照对六堡茶怀有别样的情愫,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六堡茶的推广和销售工作。2012 年4 月,他曾专门造访梧州,“寻根探源”六堡茶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家人特别喜欢喝六堡茶,六堡茶伴随着我长大,我小时候,爷爷买六堡茶一买就是一大筐,家里人能喝上大半年。我觉得,生活的滋味,在每日一杯的六堡茶中感触最深。”当时,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专门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六堡茶的喜爱,“当地华人认为六堡茶具有独特的药疗功效,所以当地的一些中药店也将六堡茶作为药材卖。如今,六堡茶已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消费和收藏的宠儿。吉隆坡有50 多家茶行,大部分有六堡茶销售。”

“广丰汇”茶行是六堡茶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经销商。(梧州中茶茶业公司提供)

作为茶叶的运输水道,“茶船古道”在中国茶叶运销史上极其独特,而对于我国桂、粤、港、澳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而言,这条水上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长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方向的何华湘看来,“茶船古道”支撑着民生发展,孕育着城市繁荣,沟通着不同地域的多元文明,滋养着海内外无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家园。

“在水文化、茶文化的浸润下,‘茶船古道’更似一条和平纽带,默默地创造出财富,延续着希望,联结了乡愁,承载起珠江水系人民和东南亚侨胞的共同记忆。”何华湘说,从合口码头装船、驶过大江小河、甚至漂洋过海去到异邦的六堡茶,既可为穷人解烦渴,也可助富人添风雅;既是清心之佳饮,也是救急之验方,甚至是游子们排遣思乡之情的良药。

一直关注六堡茶历史文化的梧州茶厂党委书记何志强也认为,中国通过“茶船古道”向南洋输出劳务的同时,也输出了六堡茶。“可以这么说,大约100 多年前,六堡茶就是南洋华工生命中的伴侣,特别是在马来西亚锡矿区,它是矿工和矿老板祛暑保健的必备饮品。”

据1931年汇编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资料》记述,进入上世纪初期,广东海关每年输出茶叶都超过1 万吨,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输出到南洋和北美地区的六堡茶,而外输华工随身所带离岸的六堡茶更是难以统计。

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销南洋怡保及吉隆坡一带。五堡茶多销南洋大埠……它的消费对象,大部分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5 月19日晚,梧州茶商苏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其祖父苏柏刚在六堡镇经营“盛源”茶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源’茶庄主要向南洋的茶庄供应六堡茶,卖的几乎都是‘矿工茶’”。

马来西亚资深茶人赵美玲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经详细解释了南洋矿工喜爱六堡茶的个中原因。她说,南洋地区气候炎热湿润,锡矿里的工人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期浸泡在水里,容易中暑、得风湿病、发瘴气,工人们发现那些常喝从家乡带来的六堡茶的人很少得病,六堡茶因此在矿区广为流行。

直到如今,六堡茶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备受青睐。在百年之间,出口南洋的六堡茶已融入到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各个阶层。

《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刊发文章,介绍马来西亚的老字号六堡茶茶行,怡保旧城里的梁瑞生茶行就是其中一家,那里出售的“四瑞”牌六堡茶在大马地区家喻户晓。在这家茶行的门口,有一个硕大的木箱,分成两格,装的是不同年份的散装六堡茶。木箱背后是堆砌起来的陶缸,全部填满了用塑料袋分装的六堡茶,每个袋子里放一张简陋的黑白印刷纸,上面醒目写着“顶旧六堡茶”。“店家之所以要强调‘顶旧’,是因为大马华人喜欢有陈味和药味的茶,六堡茶独特的‘槟榔香’完全符合大马华人的口味。”赵美玲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对此也作了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还介绍说,早已结业的陈春兰茶行曾一度成为大马地区经营六堡茶最具影响力的茶庄,在大马各地都设有分号。在陈春兰茶行的兴盛年代,它在怡保的分店每三个月就要进口300 箩筐六堡茶,每筐重量100 斤。当时一个小小的店面都雇了8 个店员,每天业务繁忙,既要批发给当地的酒楼、杂货店和锡矿场,还要卖给普通市民。

现存当年陈春兰茶行分销的“宝兰”牌六堡茶,其外包装上标明了茶行的地址、商标,以及出口印章。(梧州中茶茶业公司提供)

岁月流转,总有一些故事沉淀。透过这些的故事,我们不难窥见,顺着“茶船古道”而去,最终远渡南洋的六堡茶,早已渗入到了当地华人的生活、思绪与血脉当中。

03

区域交流渐活跃

“茶船古道”为远方的大城市带去了茶叶,也为沿线偏远山区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光辉。

“‘茶船古道’是古时六堡镇乃至梧州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桥梁之一。”六堡茶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土生土长的苍梧六堡人陈伯昌说,在古代,单靠人力肩挑背扛徒步行走,六堡茶不可能穿州过省、漂洋出海。有了“茶船古道”,有了贸易流通,五堡、六堡这些偏远之地,才与外界有了联系和沟通。

据陈伯昌介绍,“茶船古道”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促使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以前在六堡做茶叶生意的基本是眼光独到的广东商人,譬如苏家和邓家,现在他们的后人还居住在六堡镇里。”

在六堡镇九城村,生于1870年前后的陈甫苍在30岁左右就外出贩茶,沿着“茶船古道”跑遍西江沿线的各大码头商埠,甚至远达香港、澳门。在佛山地区,他曾以茶叶为礼,向当地寺院的僧人学习了不少变戏法的技艺。每到年关岁尽,回家过年的陈甫苍所表演的“舞百戏”(变戏法),以及他讲述自己经历的“古仔”(故事),就成了村里必不可少的传统保留节目。陈甫苍的儿子陈成联今年已81 岁,在忆述父亲往事时说,从这些“舞百戏”和“古仔”中,村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简单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后来,村里不少的年轻人随着“茶船古道”走向了外面的大世界。

除了茶叶,广西与广东、香港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因“茶船古道”而流动不息。陈伯昌说,六堡镇的茶叶、柴、竹、木、炭,沿着“茶船古道”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珠三角地区,然后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我国沿海地区的日用百货甚至外国的食盐、香蕉、布匹等物资,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文明火种,也随着“茶船古道”进入大山,加速了六堡茶区乃至苍梧县的文明进程。“以前,我祖父陈普生在九城村开的缝纫店有两台德国进口的缝纫机。这两台缝纫机就是从国外运到广州,再通过‘茶船古道’运回九城村的。”

茶叶顺着“茶船古道”不断输出与交易,让茶商、茶贩也得以走向更加广阔的地区,眼界大开,并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

在上世纪30年代起,苏召华的祖父苏柏刚因六堡茶的出口生意,经常往来于南洋地区。即便在上世纪40年代漫天战火之中,苏柏刚依旧乘搭海轮前往马来西亚洽谈生意。苏柏刚的儿子苏金润,在六堡合口街创办了“三记”茶庄,也不时跟随父亲外出南洋地区洽谈生意。

1940年,苏金润娶了一名“新加坡媳妇”,并带回六堡的家中,这段“异国恋情”在当地一时引为佳话。如今提起此事,苏召华仍津津乐道:“三叔苏金润到新加坡谈生意,娶了‘三姆’(三婶)回来。‘三姆’娘家在新加坡也是做生意的,有了这层关系,‘三记’的茶叶生意在南洋就做得更顺了。”

1940年,“三记”茶庄老板苏金润在澳门迎娶了“新加坡新娘”,之后家族的茶叶生意在南洋越做越顺。(记者杨麦 翻拍)

04

习俗渗透融一体

“茶船古道”不仅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沿线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六堡茶的种植与输出,除了满足“茶船古道”沿线及辐射地区群众饮茶解渴、怡情的需求,也让以茶入药成为了很多地方群众的习惯。据清代医家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自清朝起,广东东莞民间就有服用脂麻薯油加茶叶煮煎的“研茶”的风俗。晚清小说家吴趼人更在其作品《劫馀灰》中提到,肇庆有一种以黑茶为底,加入广藿香、苍术、连翘、厚朴、柴胡、防风等药材制成的“午时茶”,用于疗理外感风寒、内伤食积等症状。

郑映彬,梧州茶厂在广州的一位经销商。或许是因为常年经销六堡茶的原因,他对于珠三角地区以前用六堡茶入药的这个风俗记忆特别深刻。8月19日,郑映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意聊起了这个风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在珠三角多个城市居住过。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广州、佛山街边的中药铺基本上都会有六堡茶销售,有人肠胃不好看中医时,老中医经常会在方子里加点六堡茶,并建议患者常饮六堡茶。”

在南洋地区,当地一些中药店至今还将六堡茶作为一种药材进行销售。在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的产茶区,当地人同样喜欢把“头层”(最上等)六堡茶和“老茶婆”(霜降后采摘的老茶叶)作为“看家”的药物。六堡镇四柳村的老茶农易守成说:“每遇家中老人小孩头痛发烧、身体不适,村民就会用收藏的‘头层’六堡茶和‘老茶婆’加入其他药材,煎成药茶,给病人服下,经常都能茶到病除。”

在我国南方地区,把茶叶作为重要礼物送赠好友、贵宾,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茶学泰斗庄晚芳在《饮茶漫谈》中谈到,两广地区的居民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树看作一种至性不移之物。因而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男子向女方下聘礼叫做“落茶礼”,女子接受男方聘礼叫做“受茶”或“吃茶”,并有“一家女子不吃两家茶礼”的谚语。这种风俗习惯在“茶船古道”辐射的区域之间相互渗透强化,最终融为一体。

1936年,梧州地区一个新娘在其嫁妆前留影。当时,女子出嫁,茶叶是不可少的陪嫁品。(网友“_18210*”提供)

现在苍梧县六堡镇经营茶庄的老茶人蒋永春,对于当地“落茶礼”风俗如数家珍:“‘下聘’的时候,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由茶芽制成的上等茶叶)要成双。‘送日子’(女子出嫁)的陪嫁品里面,除了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以外,还要有槟榔,所有的东西必须成双。‘下聘’和‘送日子’能够送出多少东西,要看家里的财力,但不论财力大小,两包‘茶谷’是必须要有的。”如今的“茶船古道”只剩下了昔日的影子,但它作为六堡茶历史发展、西江水道沿岸城市经济变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却不会被磨灭。

“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将‘茶船古道’当作历史文化遗产予以理性尊重和保护,尽快抢救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捞散佚在口耳之间的个体叙事和集体记忆。”何华湘说。

梧州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副主任吴海也认为,“‘茶船古道’见证了梧州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挖掘和研究,对于多视觉探索梧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来源:广西六堡茶网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在两广地区的饮茶文化中,六堡茶扮演了什么角色?

历经数百年变迁,“茶船古道”已不仅仅是六堡茶走向世界的一条大走廊,更成为了重要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在这条古道上,茶文化、商贸文化、码头文化、风俗文化……各种跨地域跨领域的文化相互交汇、激烈碰撞,最后融为一体。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发达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让“茶船古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依然关注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茶船古道”蕴藏着何等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给沿途地区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茶楼文化广流行

晨曦初开,梧州城渐渐苏醒。城里的“老字号”大东大酒家开始迎来一天的繁忙:服务生提着大水壶蝴蝶穿花般奔忙在茶桌之间,茶客们高声叫喊着“加水”,铁观音、普洱、六堡……一壶壶热腾腾的茶水被端上来,又消失于茶客们的吻喉之间。接下来,太子茶、下午茶、夜茶……一趟赶一趟的茶市接踵而来,直至夜深。

上世纪90年代,港澳地区仍有茶客喜欢到当地的老式茶楼喝茶聊天。(网友“品味者提供”)

对于上述的热闹场景,“老梧州”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多年来,茶楼文化在梧州始终盛行,梧州人也大多形成了到茶楼“叹茶”的习惯。据我市作者陆献强撰写的《驰名粤桂港澳的大东酒家》一文介绍,大东大酒家前身是1928 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官商、平民宴客都以在此饮茶为荣。”

民国时期的梧州大东大酒家。它的前身是1928年建成的南华酒店,南华酒店开业后每天顾客盈门。(网络资料图)

梧州作为“茶船古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节点,茶楼文化的发展在上世纪初期已非常明显。学者招荫庭经过考证认为,清末民初,梧州市区内的茶酒楼就有二三十家。1921 年至1937年上半年,梧州市的茶酒楼达到了60多家。

88岁的刘福生是梧州茶厂创始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刚转业到梧州,就被梧州的茶楼文化所吸引。“那时候,酒楼和花艇是梧州茶客喝茶最集中的地方。我记得大东大酒家几百张茶桌经常坐满茶客,人们在此呷茶、娱乐、议事、交易等,酒家生意火爆。”时至今日,刘福生仍清楚记得以前梧州茶楼酒家里的热闹情景。

如此火暴的茶市不独梧州特有。在六堡茶输出的“茶船古道”沿线,茶楼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栗香随笔》中,清人金武祥早就记录了光绪前期的茶寮状况,“广州北门外多坟,弥望皆是,市廛尽处有快阁,为行人茶憩之所……这种简易的路边茶寮被称为‘一厘馆’(当时每毫钱于72 厘)”。不久,广州又出现了“二厘馆”,这种茶肆有固定桌凳,除了茶水,还提供点心糕饼。到了后来,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求,环境设施相对完善的茶居和茶楼又应运而生。茶寮与茶楼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互补长短,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了如今的粤式茶楼。

清朝中晚期,广东地区路边的茶寮摊点是劳苦阶层饮茶、吃饭和休息的场所。(网友“粤人”提供)

遍地开花的茶楼食肆,拉动了整个西江流域的茶叶消费。《清稗类钞》中有记,从梧州到广州,乃至港澳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吸纳着各方茶叶,其中包括六堡茶在内的“广西青茶”从清朝中期起,就是两广地区茶楼必备的一个品种。

迅速发展的茶楼行业拓宽了消费市场,日益壮大的茶叶产业又反推茶楼行业加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这使得六堡茶通过“茶船古道”得以参与到了两广地区饮茶文化的百年演变之中,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两广地区的茶楼文化与“茶船古道”的成型期和成熟期是高度吻合的,两者都在清朝中后期完成定型,然后进入发展的高峰期。

“珠三角、香港和澳门地区茶楼文化的兴旺发达,与六堡茶产销两旺以及‘茶船古道’的运输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较为关注发掘“茶船古道”历史意义的梧州中茶茶业公司副总经理蔡一鸣说。

精神纽带连南洋

马来西亚茶人黄锦照对六堡茶怀有别样的情愫,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六堡茶的推广和销售工作。2012 年4 月,他曾专门造访梧州,“寻根探源”六堡茶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家人特别喜欢喝六堡茶,六堡茶伴随着我长大,我小时候,爷爷买六堡茶一买就是一大筐,家里人能喝上大半年。我觉得,生活的滋味,在每日一杯的六堡茶中感触最深。”当时,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专门说到马来西亚华人对于六堡茶的喜爱,“当地华人认为六堡茶具有独特的药疗功效,所以当地的一些中药店也将六堡茶作为药材卖。如今,六堡茶已成为马来西亚华人消费和收藏的宠儿。吉隆坡有50 多家茶行,大部分有六堡茶销售。”

“广丰汇”茶行是六堡茶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经销商。(梧州中茶茶业公司提供)

作为茶叶的运输水道,“茶船古道”在中国茶叶运销史上极其独特,而对于我国桂、粤、港、澳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而言,这条水上贸易通道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梧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长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方向的何华湘看来,“茶船古道”支撑着民生发展,孕育着城市繁荣,沟通着不同地域的多元文明,滋养着海内外无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家园。

“在水文化、茶文化的浸润下,‘茶船古道’更似一条和平纽带,默默地创造出财富,延续着希望,联结了乡愁,承载起珠江水系人民和东南亚侨胞的共同记忆。”何华湘说,从合口码头装船、驶过大江小河、甚至漂洋过海去到异邦的六堡茶,既可为穷人解烦渴,也可助富人添风雅;既是清心之佳饮,也是救急之验方,甚至是游子们排遣思乡之情的良药。

一直关注六堡茶历史文化的梧州茶厂党委书记何志强也认为,中国通过“茶船古道”向南洋输出劳务的同时,也输出了六堡茶。“可以这么说,大约100 多年前,六堡茶就是南洋华工生命中的伴侣,特别是在马来西亚锡矿区,它是矿工和矿老板祛暑保健的必备饮品。”

据1931年汇编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资料》记述,进入上世纪初期,广东海关每年输出茶叶都超过1 万吨,当中很大一部分是输出到南洋和北美地区的六堡茶,而外输华工随身所带离岸的六堡茶更是难以统计。

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除在穗港销售一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销南洋怡保及吉隆坡一带。五堡茶多销南洋大埠……它的消费对象,大部分为工人阶级,尤其是南洋一带的矿工,酷爱饮用六堡茶。”5 月19日晚,梧州茶商苏召华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其祖父苏柏刚在六堡镇经营“盛源”茶庄,“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源’茶庄主要向南洋的茶庄供应六堡茶,卖的几乎都是‘矿工茶’”。

马来西亚资深茶人赵美玲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曾经详细解释了南洋矿工喜爱六堡茶的个中原因。她说,南洋地区气候炎热湿润,锡矿里的工人经常头顶烈日,膝盖以下长期浸泡在水里,容易中暑、得风湿病、发瘴气,工人们发现那些常喝从家乡带来的六堡茶的人很少得病,六堡茶因此在矿区广为流行。

直到如今,六堡茶在东南亚地区仍然备受青睐。在百年之间,出口南洋的六堡茶已融入到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各个阶层。

《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刊发文章,介绍马来西亚的老字号六堡茶茶行,怡保旧城里的梁瑞生茶行就是其中一家,那里出售的“四瑞”牌六堡茶在大马地区家喻户晓。在这家茶行的门口,有一个硕大的木箱,分成两格,装的是不同年份的散装六堡茶。木箱背后是堆砌起来的陶缸,全部填满了用塑料袋分装的六堡茶,每个袋子里放一张简陋的黑白印刷纸,上面醒目写着“顶旧六堡茶”。“店家之所以要强调‘顶旧’,是因为大马华人喜欢有陈味和药味的茶,六堡茶独特的‘槟榔香’完全符合大马华人的口味。”赵美玲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对此也作了分析。

《三联生活周刊》还介绍说,早已结业的陈春兰茶行曾一度成为大马地区经营六堡茶最具影响力的茶庄,在大马各地都设有分号。在陈春兰茶行的兴盛年代,它在怡保的分店每三个月就要进口300 箩筐六堡茶,每筐重量100 斤。当时一个小小的店面都雇了8 个店员,每天业务繁忙,既要批发给当地的酒楼、杂货店和锡矿场,还要卖给普通市民。

现存当年陈春兰茶行分销的“宝兰”牌六堡茶,其外包装上标明了茶行的地址、商标,以及出口印章。(梧州中茶茶业公司提供)

岁月流转,总有一些故事沉淀。透过这些的故事,我们不难窥见,顺着“茶船古道”而去,最终远渡南洋的六堡茶,早已渗入到了当地华人的生活、思绪与血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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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流渐活跃

“茶船古道”为远方的大城市带去了茶叶,也为沿线偏远山区带来了近代文明的光辉。

“‘茶船古道’是古时六堡镇乃至梧州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桥梁之一。”六堡茶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土生土长的苍梧六堡人陈伯昌说,在古代,单靠人力肩挑背扛徒步行走,六堡茶不可能穿州过省、漂洋出海。有了“茶船古道”,有了贸易流通,五堡、六堡这些偏远之地,才与外界有了联系和沟通。

据陈伯昌介绍,“茶船古道”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促使了人口的流动和迁徙。“以前在六堡做茶叶生意的基本是眼光独到的广东商人,譬如苏家和邓家,现在他们的后人还居住在六堡镇里。”

在六堡镇九城村,生于1870年前后的陈甫苍在30岁左右就外出贩茶,沿着“茶船古道”跑遍西江沿线的各大码头商埠,甚至远达香港、澳门。在佛山地区,他曾以茶叶为礼,向当地寺院的僧人学习了不少变戏法的技艺。每到年关岁尽,回家过年的陈甫苍所表演的“舞百戏”(变戏法),以及他讲述自己经历的“古仔”(故事),就成了村里必不可少的传统保留节目。陈甫苍的儿子陈成联今年已81 岁,在忆述父亲往事时说,从这些“舞百戏”和“古仔”中,村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简单的认识,同时也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后来,村里不少的年轻人随着“茶船古道”走向了外面的大世界。

除了茶叶,广西与广东、香港和澳门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因“茶船古道”而流动不息。陈伯昌说,六堡镇的茶叶、柴、竹、木、炭,沿着“茶船古道”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珠三角地区,然后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我国沿海地区的日用百货甚至外国的食盐、香蕉、布匹等物资,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科技文明火种,也随着“茶船古道”进入大山,加速了六堡茶区乃至苍梧县的文明进程。“以前,我祖父陈普生在九城村开的缝纫店有两台德国进口的缝纫机。这两台缝纫机就是从国外运到广州,再通过‘茶船古道’运回九城村的。”

茶叶顺着“茶船古道”不断输出与交易,让茶商、茶贩也得以走向更加广阔的地区,眼界大开,并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

在上世纪30年代起,苏召华的祖父苏柏刚因六堡茶的出口生意,经常往来于南洋地区。即便在上世纪40年代漫天战火之中,苏柏刚依旧乘搭海轮前往马来西亚洽谈生意。苏柏刚的儿子苏金润,在六堡合口街创办了“三记”茶庄,也不时跟随父亲外出南洋地区洽谈生意。

1940年,苏金润娶了一名“新加坡媳妇”,并带回六堡的家中,这段“异国恋情”在当地一时引为佳话。如今提起此事,苏召华仍津津乐道:“三叔苏金润到新加坡谈生意,娶了‘三姆’(三婶)回来。‘三姆’娘家在新加坡也是做生意的,有了这层关系,‘三记’的茶叶生意在南洋就做得更顺了。”

1940年,“三记”茶庄老板苏金润在澳门迎娶了“新加坡新娘”,之后家族的茶叶生意在南洋越做越顺。(记者杨麦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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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渗透融一体

“茶船古道”不仅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沿线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

六堡茶的种植与输出,除了满足“茶船古道”沿线及辐射地区群众饮茶解渴、怡情的需求,也让以茶入药成为了很多地方群众的习惯。据清代医家赵学敏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自清朝起,广东东莞民间就有服用脂麻薯油加茶叶煮煎的“研茶”的风俗。晚清小说家吴趼人更在其作品《劫馀灰》中提到,肇庆有一种以黑茶为底,加入广藿香、苍术、连翘、厚朴、柴胡、防风等药材制成的“午时茶”,用于疗理外感风寒、内伤食积等症状。

郑映彬,梧州茶厂在广州的一位经销商。或许是因为常年经销六堡茶的原因,他对于珠三角地区以前用六堡茶入药的这个风俗记忆特别深刻。8月19日,郑映彬接受记者采访时,还特意聊起了这个风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在珠三角多个城市居住过。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广州、佛山街边的中药铺基本上都会有六堡茶销售,有人肠胃不好看中医时,老中医经常会在方子里加点六堡茶,并建议患者常饮六堡茶。”

在南洋地区,当地一些中药店至今还将六堡茶作为一种药材进行销售。在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的产茶区,当地人同样喜欢把“头层”(最上等)六堡茶和“老茶婆”(霜降后采摘的老茶叶)作为“看家”的药物。六堡镇四柳村的老茶农易守成说:“每遇家中老人小孩头痛发烧、身体不适,村民就会用收藏的‘头层’六堡茶和‘老茶婆’加入其他药材,煎成药茶,给病人服下,经常都能茶到病除。”

在我国南方地区,把茶叶作为重要礼物送赠好友、贵宾,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茶学泰斗庄晚芳在《饮茶漫谈》中谈到,两广地区的居民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树看作一种至性不移之物。因而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男子向女方下聘礼叫做“落茶礼”,女子接受男方聘礼叫做“受茶”或“吃茶”,并有“一家女子不吃两家茶礼”的谚语。这种风俗习惯在“茶船古道”辐射的区域之间相互渗透强化,最终融为一体。

1936年,梧州地区一个新娘在其嫁妆前留影。当时,女子出嫁,茶叶是不可少的陪嫁品。(网友“_18210*”提供)

现在苍梧县六堡镇经营茶庄的老茶人蒋永春,对于当地“落茶礼”风俗如数家珍:“‘下聘’的时候,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由茶芽制成的上等茶叶)要成双。‘送日子’(女子出嫁)的陪嫁品里面,除了鸡公、猪肉、面条、烟酒、‘茶谷’以外,还要有槟榔,所有的东西必须成双。‘下聘’和‘送日子’能够送出多少东西,要看家里的财力,但不论财力大小,两包‘茶谷’是必须要有的。”如今的“茶船古道”只剩下了昔日的影子,但它作为六堡茶历史发展、西江水道沿岸城市经济变迁、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却不会被磨灭。

“在当今社会,我们更需要将‘茶船古道’当作历史文化遗产予以理性尊重和保护,尽快抢救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捞散佚在口耳之间的个体叙事和集体记忆。”何华湘说。

梧州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副主任吴海也认为,“‘茶船古道’见证了梧州六堡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挖掘和研究,对于多视觉探索梧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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