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纪与茶籽化石

普安茶如此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南方有嘉木，黔地出好茶。普安县种茶历史悠久，是野生茶树的生长之地，也是世界茶树起源地和世界茶文化发祥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时间追溯到1980年，在普安与晴隆交界的云头大山深处，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卢其明顾不上擦拭额头细密的汗珠，把一枚小小的“石头”捧在手心。

几年后，经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权威专家郭双兴教授鉴定：这枚“化石的外形、大小，具种脐，周边突起，种脐旁侧有凹痕，种子顶端扁平，或微有突起等特征，与现代四球茶的种子非常相似，可归属于四球茶……推测年代为晚第三纪至第四纪……”也就是说，卢其明发现的这枚茶籽化石存在时间至少也有几百万年。

茶籽是茶树的种子。茶树的种子落在地上，通过漫长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成为化石的前提，首先是要有茶树。茶籽化石的发现，充分说明，早在几百万年以前，茶树这一物种已经在普安和晴隆一带、在黔西南这块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长了。而且，这些因为一个果实里包含着四颗种子、因此被命名为四球茶的茶树，代代相传，一直繁衍生息到现在。

普安四球古茶

茶籽化石和大量野生古茶树的发现，充分证明，包括普安和晴隆在内的黔西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区域。

2011年，普安县委托贵州大学茶学院对生长在全县境内的古茶树进行普查。结果发现，普安境内仍然存活着两万多株古茶树，而且大多为野生状态；其中树龄超过千年的，就有上千株。这些或群居或零星分布的古茶树，都是四球古茶品种，和茶籽化石同宗同源，属于生活在不同地质年代的同一家族成员。它们散落在全县从南到北各个乡镇的深山老林和村寨旁边，与其他相生相伴的树种一样，默默无闻，自生自灭。

普安茶山

最为集中连片的，是青山镇哈马村和相邻的国有普白林场。特别是马家坪组，不仅拥有树龄高达4800年的古茶树王，而且上千株古茶树群居连片，蔚为壮观，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茶乡风景。这些古茶树，与世居当地的村民朝夕相处、休戚与共，见证着岁月的亘古与沧桑。茶学专家们将这些古茶树，与银杏、桫椤等经历了第四纪以来几次冰河期的物种，形象地称为“生物活化石”。而普安县也因为这些古茶树的发现，获得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的“中国古茶树之乡”称誉。

2016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普安四球茶”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时名声在外的“普安四球茶”，被喻为“可以喝的活化石”，供不应求。

（文/黔西南日报融媒体 记者 姚廷婷 收集整理图/中国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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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的印象里，曾经“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其实是一片神秘、神奇和神圣的土地。

在历史文化悠久、民族风情浓郁、自然风光旖旎、生态环境宜居之外，丰富多彩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跨越漫长历史长河、涵盖了从低等到高等的众多品类的古生物化石，为科学家研究地球生物的进化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以罗甸为核心的一片区域，保留着庞大的三叠纪沉积地层，这片被命名为“大贵州滩”的所在，是三叠纪时期海洋和陆地生物生息繁衍的理想场所，是冰河期众多生物免遭灭绝厄运的避风港，并为三叠纪生物随后在短期内复苏和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地质学家在凤冈六池河畔的岩层中，发现呈黑褐色、被压扁的条枝状体物，证实为迄今为止地球上较早的陆生植物化石，其年代测定为4亿多年前，被命名为“黔羽枝”。“黔羽枝”的出土，表明当时的地球陆地表面，开始出现植物生命体。

1998年，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陈均远，在瓮安发现了5.8亿年前的远古多细胞动物化石。2003年，科学家又在瓮安采集的化石中，发现令人惊奇的网格状地衣剖面，推测来自6亿年前。表明地衣首先在瓮安登上荒凉的陆地，成为地球较早的“陆地拓荒者”。大自然中随处可见的地衣，可能是地球陆地的第一批客人，是它们把坚硬的岩石，变成舒适的土壤，从而使陆地变得像海洋一样，逐渐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生物繁茂的世界。2007年，以尹磊明为首的专家，在研究“瓮安古生物群”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动物休眠卵化石，将动物起源时间提前到了6.32亿年前的寒武纪时代。因为当时相当于地球之春，因此这些动物休眠卵化石，被命名为“贵州小春虫”，瓮安也因此被科学家称为“地球生命的起源地”。

2007年，科学家在凯里郊外，采集到两万余件古生物化石标本。经鉴定，这些种类众多的化石，包含了整个古生代从2.25—5.25亿年之内的六个古地质海相地层。主要有鱼类、三叶虫贝、海扇贝、海石燕、皇冠三叶虫、中国直角石、贵州大头虫、大海山虫、鹦鹉螺等化石，包括三十多个门类、六百多种生物化石。

在黔西南，除了1980年卢其明发现迄今为止世界唯一的茶籽化石，1957年还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胡氏贵州龙化石、海百合化石等多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胡氏贵州龙，是一种两栖爬行动物，生活在距今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中期。

茶籽化石发现者卢其明近影及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等单位联合颁发给他的“贵州省茶行业特殊贡献奖”奖牌

作为海洋生物的遗存，在茶籽化石出土地的云头大山上，随处可见的贝类化石，应和贵州龙生活在较近的时代。也就是说，在陆地形成的时候，贝类化石已经以地壳的形式，存在多时了。之后，才慢慢出现各种等级不断提高的陆生动物和植物，包括比较高级的被子植物茶树。

2019年8月21日，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教授、茶籽化石鉴定者、已经88岁高龄的郭双兴，来到普安考察，发现了大面积的被子植物叶面化石，种类非常丰富，其中包括残缺的疑似茶科植物的叶面化石，推测年代可能为新生代第四纪时期。

在地质学家眼里，无论是三叠纪时期的贵州龙化石群、“大贵州滩”和凯里生物化石群，还是地质年代更为久远的“黔羽枝”、地衣化石遗存和“贵州小春虫”，都表明贵州这片土地，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和植物重要的起源地之一。这些生物，在漫长的演化中，等级不断提高，分支越来越细，种类逐渐增多，最终形成了一个生物多样性较为突出的世界。

有了这个前提，在贵州及其周边土地上，进化出茶树这一物种，也就不足为怪。

茶树原产地中心在贵州

贵州著名学者、黔西南人熊宗仁在《锻铸文化软实力，推动黔西南崛起》一文里说：“今天的黔西南，无可争议地是研究地球生命起源的重要地域……考古发掘和发现都证明，黔西南也是中国南方古人类的摇篮之一。”

茶树原产于西南地区，包括贵州，已经确凿无疑、公认无误。但这个指代，过于宽泛，未免模糊。因为滇川黔渝桂等五个省市区加起来，面积超过137万平方公里。这么广袤的一片土地，都是茶树原产地，总有点让人无边无际、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我们不否定这个观点，但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有一个相对明确和集中的区域，即茶树原产地的中心。

但这个中心在哪里？众多茶学界、考古学界、植物学界的专家，在肯定了吴觉农等专家观点的基础上，又从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把目标指向了贵州。在此同时，贵州又发现了彝族古代典籍的相关记载，加上最新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分布情况普查结果，充分证明了贵州就是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区域。

作为高级农艺师的刘其志，曾任贵州省茶研所品种组组长，曾主持《茶树品种资源收集、调查、鉴定利用的研究》和《茶树新品种选育研究》等项目。早在1966年，他就撰写了《茶的起源演化及分类问题的商榷》一文，发表在《茶叶科学》上。文中指出：“茶的起源，源于何时，源在何地，孰是比较原始的茶种？各有分歧。从我所茶树品种资源的调查、搜集、整理工作中，根据茶树在植物分类学上的演化地位，结合古地理气候环境，茶树有可能起源于第三纪，原产地的中心在云贵高原。”

2019年6月27日，虞富莲参加在贵阳举行的“探寻茶之起源——中国古茶树群高峰论坛”，作为特邀佳宾，他在论坛上指出：“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没有争议!”此前他曾到过普安、晴隆、安龙、兴义等地，进行考察调研，探寻野生大茶树和茶籽化石的踪迹。

注意，“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没有争议!”

位于普安县茶源街道联盟村茶神谷的“贵州绿茶第一采永久首采地”石碑（资料图片）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闵天禄认为：“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贵州西南部的亚热带石灰岩地区，也是茶组植物原始种最集中的区域……因此认为，茶组植物是由古茶组演化而来的，这一地区应是茶组植物的地理起源中心。”

在这里，“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和贵州西南部”的区位指向，特别关键。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士雄认为：“云南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以及毗邻的中南半岛北部地区，是茶组植物的可能地理起源地，因为这一地区处在山茶属以及山茶属的近缘类群核果茶属的起源地范围之内。”

同样，这里的“云南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的区位指向，特别关键。

广东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植物学会第八届、九届常务理事张宏达认为：“山茶属有二百多个种，90%以上的种……集中分布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区的接壤地带。山茶属是山茶科中具有较多原始特征的一群，由于具有系统发育上的完整性和分布区域上的集中性，我国的西南部及南部，不仅是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也是起源中心。”

这里仍然还有“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区的接壤地带”的区位指向，特别关键。

虞富莲认为：“黔西南的兴义、晴隆和桂西北的隆林、那坡等地，也都有大厂茶和广西茶的分布。从物种进化上的原始性，结合这一地带古老而稳定的地质历史，认为云南的东南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贵州的西南部，是茶组植物的起源中心。”

正是在“云南的东南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贵州的西南部，是茶组植物的起源中心”的基础上，虞富莲得出了“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没有争议”的结论。

2011年5月22日，两次亲临普安考察后，虞富莲说：“普安古茶树，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最古老、最大的茶树，也是目前范围最大的野生四球古茶树居群。在分类上属于四球茶品种，是珍稀的古茶树资源，在茶树起源、演化和分类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普安是茶树原产地之一。”

上述专家的观点，对茶树原产地中心区域的指向和认定，非常明确，那就是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我们在介绍黔西南所处位置时，总是说“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这个结合部，即贵州的黔西南、云南的曲靖、广西的百色三州市交界的地方。而在这个地方，又只有黔西南最有资格，成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因为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大茶树，而且还出土了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茶籽化石。

普安县青山镇哈马村野生大茶树

望谟县郊纳镇八步村野生大茶树

兴义市七舍镇革上村野生大茶树

管永前在《万茶始祖在贵州》一文里认为：“茶籽化石的出土和鉴定结果，充分证明了世界茶叶的源头在中国，贵州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的发源地，贵州是当之无愧的万茶始祖。”

罗庆芳在《古黔濮苗，贵州茶叶的开拓者》里认为，“古黔时期，先后出现的濮苗两大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不仅开拓了当时的史前文化和农业生产，而且在茶叶利用和加工、种植方面，都曾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贵州不仅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同时也是茶叶利用、饮用、商品化、人工种植等方面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作者同时引用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家光在《古黔濮苗对茶业的贡献》里的“贵州野生大茶树结构古老，内含物初级产物比较多，从古地理古气象分析，茶籽化石的发掘出土，原产地在贵州的论点，也逐渐被多人接受”的观点，加以说明。

综合上述专家的观点，可以这样说，贵州古代的彝族、仡佬族、苗族先民，因为生活在茶树身边，近距离接触茶叶，因此成为最早发现茶叶价值和开发利用茶叶的群体。

收藏于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文经典《物始纪略》，反映了一万年以前母系氏族时代的生活。该书详尽地描述了彝族先民，认识、发现和利用茶叶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贵州自古以来，就有茶树生长；而世居西南地区的彝族先民，早在母系氏族时代，就发现并开始利用茶叶。

贵州省茶研所的胡伊然和蒋太明，更是给予充分肯定。他们在《多角度可证贵州是茶树起源地》一文里指出：“贵州是茶树起源地，是茶树向江北、江南、华南茶区迁徙的过渡地带，立体的生态、多变的气候，孕育了丰富的茶组植物资源……广布古茶树的黔州大地，既为茶树起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同时也为茶树的演化、系统分类、分子生物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据《贵州日报》2017年6月1日报道，自1980年代以来，贵州省茶研所和贵州大学茶学院的普查表明，全省现存的野生古茶树，超过一百二十万株，主要分布在黔北和黔西南。其中相对集中连片1000株以上的古茶园有50处，树龄200年以上的超过15万株，是全国茶树种质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为了加大对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已经制定并出台了《贵州古茶树保护条例》。

这些资料和证据，都雄辩地说明，贵州的茶树原产地地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容质疑。

四球茶果实

更为重要的是，黔西南出土的茶籽化石，作为茶树器官化石，目前为止，是独一无二的，说明早在一百六十万年以前，茶树就已经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生活在今天的黔西南了。

所谓化石，是指存留在岩石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或遗迹，是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它为研究地质时期的动物和植物生命史，提供了证据。

许多学者认为，研究和考察茶树原产地，应该从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寻找实物证据。比如相关的化石，如果能够找到，无疑不可多得、难能可贵。是说哪里有与茶树有关的化石出土，就意味着哪里可能是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区域。

安徽农学院教授陈椽，在《再论茶树原产地》一文里说：“茶树起源于何时，但未发现化石，无从考证。从古生物学研究的角度，还是要以化石为根据。无根据臆说茶树起源有几万年，就不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态度。”陈椽从植物起源的时间上，阐述了化石的有无，对于茶树起源研究的重要性。

同样是安徽农学院的米太岩，也持有和陈椽同样的观点。他在《茶树的起源与原产地》一文开篇写道：“关于茶树的起源和原产地问题，众说纷云，近年来讨论颇为热烈。只是目前由于缺乏足够的材料（特别是古化石材料）充分佐证，因此，仅是进行一些探索性的讨论意见。”

地质生物学家何昌祥，在《从木兰化石论茶树起源和原产地》一文里，论证了茶树是由第三纪宽叶木兰经中华木兰进化而来的，并作为茶树原产于云南的一个依据。他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还有待论证，但他又说：“现在尚未发现与茶树器官有关的确切的可靠化石记录。”他的意思和米太岩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与茶树器官有关的确切的可靠化石”，那么茶树原产地在哪里，就变得很明确和清楚了。

叙述至此，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清楚，贵州是茶树原产地重要组成部分，黔西南属于贵州，而且拥有超过十万株野生大茶树；更为关键和难能可贵的是，黔西南发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籽化石。按照上述专家的观点，至少目前来说，黔西南就是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区域。

（文/图黔西南日报融媒体记者 陶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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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叶木兰出土于云南景谷的渐新世（Oligocene）地层，中华木兰发现于山东临朐的中新世（Miocene）（山旺组）地层，《中国植物化石》一书中并没有中华木兰在云南等其他地方的分布。但“木兰化石”在介绍中华木兰时，其产地却有云南景谷、临沧、沧源、澜沧、景东、梁河、腾冲等县，其模式产地——山东临朐只在后面的论述“向东传至浙江嵊县、河南南阳、山东山旺。向南海南岛和东南亚也有中华木兰化石报道”中轻描淡写地提及，也没给出其他地方“中华木兰化石报道”的文献。因此，“木兰化石”有关中华木兰的“广泛”分布是十分可疑的。

在地质年代上渐新世和中新世分别是新生代第三纪（Tertiary）的第三和第四个时期，第三纪从老到新依次划分为古新世（Paleocene）、始新世（Eocene）、渐新世、中新世和上新世（Pliocene）5个地质时期，再往前是中生代的白垩纪（Cretaceous）和侏罗纪（Jurassic）。

在植物分类学上，茶树（Camellia sinensis）隶属山茶科（Theaceae），是现代植物。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隶属木兰科（Magnoliaceae），二者是化石植物。茶树与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山茶科与木兰科两个科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属被子植物系统进化方面的学术问题。被子植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研究一直是进化生物学的研究热点，吸引了世界上许多顶级科学家穷其一生去探讨，迄今只在高级分类阶元（目级或科级）水平上提出了一些大致的演化框架，而“木兰化石”依据如此少的文献资料、通过如此简单的研究方法、如此容易地在种级水平上得出了如此精确的结论，委实令广大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倍感诧异。本文拟从植物系统分类学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评述。

1 白垩纪被子植物大爆发是业内广为熟知和接受的观点，包括山茶科在内的被子植物各类群早在中生代的白垩纪就已经大量出现了，用新生代第三纪的化石（而且仅仅只是中国的化石）来探讨被子植物科与科之间的系统演化是欠专业的

现有化石资料表明，“在白垩纪距今90 ~ 125百万年（-135百万年）前，被子植物的现代类群的不同演化水平及不同传代线的代表几乎都出现了”。也就是说，包括山茶科和木兰科在内的被子植物各类群在白垩纪就已经起源了，（山茶）科与（木兰）科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发生在白垩纪早期甚至之前。宽叶木兰化石出土自白垩纪之后的新生代渐新世地层（距今23.5 ~ 33.7百万年），中华木兰更为年轻，二者不适合用作探讨科间系统演化关系的证据。

2 山茶科的化石在白垩纪地层中就已出现，远早于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的生活年代，后者不可能是茶树的祖先

山茶科的化石从中生代的晚白垩纪到新生代的上新世在全球许多地方都有发现，花、果实、种子、叶和木材的化石均有。根据文献，最早的山茶科化石发现于晚白垩纪；有两个报道，其一是在埃及发现的类似于现今木荷属植物的Schimoxylon dachelense木材化石，其二是分布在欧洲的紫茎属（Stewartia）和古木荷属（Palaeoschima）果实和种子化石。与茶树更为亲缘的山茶属植物化石记录也不少，在欧洲，有保加利亚早渐新世的C. abchasica、罗马尼亚晚中新世的C. sp.；在北美，有美国早渐新世的C. multiforma；在亚洲，记录更多，有日本晚始新世的C. abensis、中新世的C. protojaponica和C. japonoxyla，韩国早中新世的C. japonoxyla，以及我国广西南宁地区渐新世晚期的C. nanningensis （南宁古茶）和台湾省桃园县早中新世的C. kueishanensis（龟山茶树）。这些山茶科化石记录中的超三分之二是在“木兰化石”发表之前已经发表了的，但“木兰化石”文中完全缺乏山茶科的化石资料。探讨茶树的起源理应先去研究茶树以及它隶属的山茶属乃至山茶科的化石，而不是将茶树活植物去与另一个科的化石直接比较。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南宁古茶和龟山茶树均为木材化石，是迄今报道的最为可靠、最为古老的与茶组植物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植物化石，分别与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几乎生活在同一地史时期，不可能存在相互之间链锁式的演化关系，是分别由各自的祖先演化而来的。南宁古茶和龟山茶树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晚渐新世（late Oligocene）（23.5 ~ 28百万年前），与茶树十分类似的山茶属植物在中国的地界上就已经出现了，远早于贵州晴隆的那个“距今100万年左右晚第三纪至第四纪时期的四球茶茶籽化石”。

3 山茶科与木兰科之间没有直接的演化关系，二者间的系统演化关系是相当疏远和复杂的，仅凭叶片的形态特征是下不了结论的

在几个有名的现代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中，如哈钦松（1973）系统、塔赫他间（1980）系统，木兰目确实是被放在系统演化的基部位置，但多数现代被子植物分类系统并不持此观点，且没有哪个系统认为山茶目是由木兰目直接演化而来。在“木兰化石”依据的塔赫他间（1980）系统里，木兰目是通过五桠果目（Dilleniales）再演化到山茶目的。探讨木兰目与山茶目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需先搞清楚五桠果目在系统演化关系上是如何承前启后的，因此，五桠果目的研究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木兰化石”的这种“跳跃式”特征比对是欠专业的。在“目”这个分类阶元上，木兰目与山茶目之间的系统演化关系看似比较简单，但每个“目”包含若干个“科”（如在塔赫他间1980年的系统里山茶目由19个科组成），科下的种类成百上千，种间的系统演化关系更为复杂。

目前，最为流行的以分子生物学证据为主要依据的APG (Angiosperm Phylogeny Group）被子植物分类系统揭示了木兰科与山茶科间更为疏远和复杂的系统演化关系，种级水平的系统演化关系就更加密如蛛网、盘根错节了，不是“木兰化石”的研究方式能够解决的。

4 现代茶树与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在叶片的形态结构上并非“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并且，叶片属营养器官，受环境的影响较大，其特征的相似性更多反映的是在生态环境上的相似，在系统演化上的意义多局限在科以下比较低级的分类阶元内，不适合用于亲缘关系很远的木兰科和山茶科之间系统关系的探讨

从特征描述来看，除了“侧脉不达叶缘，在近叶缘处网结”外，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与茶树的叶结构没有更多实质性的相似之处了。两个化石植物叶缘全缘，而茶树叶缘有明显的锯齿，差异非常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脉不达叶缘，在近叶缘处网结”这一特征并不是两种化石植物和茶树独有的，在现代植物中，木犀科（Oleaceae）、山矾科（Symplocaceae）和冬青科（Aquifoliaceae）等科中有相当多的植物叶的形态结构与茶树相似，且分布在同一区域，依“木兰化石”推理，这些植物的起源都可追朔到宽叶木兰。同理，化石植物中具有类似脉序结构的也不仅是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木兰科的化石也不仅仅只有中国有，按“木兰化石”的研究方法，茶树可能有多个祖先。

宽叶木兰和中华木兰均为叶片化石，保存并不完全，能提供的特征信息是非常有限和欠精细的。目前，山茶科和木兰科比较精细的叶结构（Leaf architecture）分析已有相当多的研究积累，不少文献都是在“木兰化石”之前已经发表了的，但这些现代植物叶结构方面的研究“木兰化石”均没有引用，化石方面也只引用了少量国内的化石资料，而且还是被子植物起源之后相对年轻的新生代化石资料，由此可见，“木兰化石”的基本文献储备较欠缺。

在生物的起源和演化研究中，化石证据确实很重要，甚至是关键证据。但是，化石的形成和保存状态与特定的地史条件密切相关，化石的发现又是一个极具偶然性的过程，动植物系统演化上大部分化石证据的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不了解现代植物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仅凭化石证据去推论一个生物类群的起源通常是难以成行的。在化石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在植物地理学上，我们通常将类群内原始种类最集中和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推测为这个类群的起源中心。依此原理，闵天禄（1992）《山茶属茶组植物的订正》一文中提出，滇黔桂交汇地带是茶组植物的起源中心，云南是茶组植物起源中心的一部分，这是目前关于茶组植物起源最为专业的论证。

植物的起源、类群间的系统演化关系是十分重要和极其复杂的科学问题，绝非简单地查阅少量文献凭想象就能推测出来的。要有真凭实据，有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需在查阅和掌握大量专业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力求科学性、专业性和真实性，这是科研论文和学术期刊应该高度重视和恪守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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