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巴东县远训茶叶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搬运即将发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的数十件茶叶。
据了解，巴东县远训茶叶有限公司经营茶园4000多亩，托管天池岭村、白湾村茶园1500多亩，合同约定帮扶贫困户81户291人。截至2019年底，该公司带动1000人次就业，300多户贫困家庭800余人走上脱贫致富路。2019年，公司被县人民政府授予“社会帮扶榜样”。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司生产处于停顿状态。3月底公司启动生产后，每天生产干茶500多公斤，但因销售渠道不畅造成产品积压。在这个紧要时刻，巴东县农业农村局积极为茶企牵线搭桥，对接县外企业和单位采购茶叶。经过县农业农村局牵线搭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伸出援手，以先款后货的方式订购价值10万元的产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茶叶企业生产、经营、销售遇到了不少困难。县农业主管部门心系茶企，主动帮 助企业牵线搭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湖北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消费扶贫号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我们排忧解难，这对我们茶叶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发展茶叶产业的信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决心。”远训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郑远训感激地说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巴东县农业农村局已牵头对接县外22家企业帮助茶叶企业拓展销售，销售总额达120万元。
来源：恩施日报
作者：冯南京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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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贸易和工业的领事馆报告（第6分册）·东方中国［M］.圣彼得堡，1896.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2017年，我国食品安全形势继续稳中向好。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重大部署和“四个最严”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持续加强监管要求力度；我国食品行业各相关领域也积极配合，做好食品质量安全管控，努力保证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注：现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结果可知：2017年，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生物毒素污染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微生物污染问题仍较普遍；违规使用添加剂、非法添加仍是顽疾，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等问题仍然多发易发，反映出部分企业存在主体责任不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不到位的问题。同时，网络上各种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传言、谣言屡见不鲜，这不仅对行业、企业产生不良影响，也不断考验着消费者的心理承受力和辨别力。
一、全年茶叶质量安全形势
（一）总体情况
茶叶作为中国特有的食品饮料，其产量和消费饮用量均位居世界之首。2017年，在政府相关部门、企业、行业组织等多方共同努力下，我国茶叶行业食品安全意识提升明显，企业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显著增强，茶叶产品质量稳步提升。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食品安全抽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针对茶叶及相关制品共开展34495批次监督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9.4%（图1，表1）。
自2017年9月17日起，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正式执行，取消了包括茶叶在内的植物性食品稀土限量标准，困扰茶叶产品以及全行业多年的稀土限量之争就此画上句号。然而，茶叶质量安全防控压力却并未因此而减轻，汇总多方权威检测结果，茶叶质量问题目前主要集中于农药残留、外源色素添加和标签标识不规范等，老问题、难点问题依旧突出棘手。
（二）茶叶质量安全重点问题解析
1. 茶叶产品外包装标签标识不合格
2017年，根据各地茶叶质量抽检信息显示，多家茶叶生产企业存在绿茶产品外包装标签标识不合格问题。具体涉及：净含量字符高度和最小字符高度不合格；未标示产品所执行的标准名称、代号和顺序号；产品名称未标明加工工艺；电话号码标注错误；未标注产品属性；执行标准过期；净含量、配料表、产品标准号手写版补充；未标明加工工艺；标准标注错误；产地标注不规范；未标示配料表；未标注质量等级或等级虚标。该类问题目前主要集中于我国西部绿茶产区省份，中、东部及沿海各省极少出现。同时，大中型企业较少出现该类问题，小微型企业较为集中。
2. 农药残留超标。
（1）三氯杀螨醇
三氯杀螨醇是高效的有机氯杀螨剂，上世纪后期曾在我国茶叶生产中推广应用过。三氯杀螨醇作为低毒农药，对人、畜等有低等毒性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三氯杀螨醇的ADI为0.002 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0.2mg/kg。目前，我国茶叶中三氯杀螨醇残留超标情况较多，且通过媒体的报道引发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问题较为集中的省、市、区有浙江、苏州、福建、广东、江西、山东、安徽。
（2）氰戊菊酯
氰戊菊酯是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是目前拟除虫菊酯农药用量最大、经常检出超标和超标情况较为严重的一类。氰戊菊酯属中等毒性杀虫剂，是目前拟除虫菊酯农药中毒性相对较高的，虽然毒性不大，但是大量广泛使用不免产生残留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也威胁环境安全。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氰戊菊酯的ADI为0.02 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0.1mg/kg。2002年6月5日发布的农业部公告第199号规定，氰戊菊酯不得用于茶树上。主要原因是源头污染带入、生产过程带入和标准法规误读（2017年6月18日之前）：
氰戊菊酯残留抽检超标情况较多，且通过媒体的报道引发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问题较为集中的地区有上海、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重庆、湖北。
（3）灭多威
灭多威是一种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为高毒农药。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灭多威的ADI为0.02 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调整为为0.2mg/kg（之前为3mg/kg）。灭多威残留超标问题较为集中的地区有山东、四川、浙江、江苏。
（4）草甘膦
草甘膦是一种有机磷类灭生性的除草剂,是目前我国发展最快,产量最高的除草剂，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草甘膦的ADI为1 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1mg/kg。草甘膦残留抽检超标情况较多，且检出值偏高，媒体关于草甘膦是否致癌的报道虽无定论，但引发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问题较为集中的地区有湖南、陕西、安徽、四川、湖北、浙江。
（5）联苯菊酯
联苯菊酯是一种新型的人工合成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被广泛用于防治植物害虫及某些害螨，是茶园中较为常用的农药，多用于防治茶尺蠖、茶蚜、黑刺粉虱、小绿叶蝉、茶叶象甲、茶叶螨类等茶树害虫。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草甘膦的ADI为0.01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5mg/kg。联苯菊酯残留超标问题较为集中的地区有重庆、安徽、浙江。
（6）乙酰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又名高灭磷，是一种高效低毒广谱性有机磷杀虫剂，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乙酰甲胺磷的ADI为0.03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0.1mg/kg。
（7）氯氰菊酯
氯氰菊酯为有机氯杀虫剂，是目前使用量最大的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之一。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氯氰菊酯的ADI为0.02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20mg/kg。
（8）溴氰菊酯
溴氰菊酯是人工合成拟除虫菊醋杀虫剂中杀虫毒力最大的一个品种,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溴氰菊酯的ADI为0.01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10mg/kg。
（9）氟氯氰菊酯
氟氯氰菊酯属含氟高效广谱性拟除虫菊酷类杀虫剂,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氟氯氰菊酯的ADI为0.04mg/kg bw，茶叶中的残留限量为1mg/kg。
（10）三唑磷
三唑磷是一种广谱性的有机磷杀虫、杀螨剂，具有低毒、高效、广谱的特点， 三唑磷属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为高毒农药，在我国现行国家标准《GB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三唑磷的ADI为0.001mg/kg bw，未规定茶叶中的残留限量。
（11）食品添加剂——柠檬黄
柠檬黄属食品添加剂，为食用合成色素（着色剂)，为橙黄色粉末,允许在食品中按规定添加量使用。可用于汽水、果汁、酒类及各种食用香精的着色。柠檬黄被公认为低毒性的合成色素，根据我国现行法规标准，柠檬黄在茶叶中不得使用。被检出原因主要是生产过程带入和食品掺杂使假：①生产过程带入，外部、蓄意：生产中存在生产者为了人为改变茶叶产品品质非法使用柠檬黄和企业毛茶原料收购把控不严、出厂检验不严格的情况。②食品掺杂使假，外部、蓄意：流通环节为了改变茶叶品质进行二次加工中使用柠檬黄，多出现于陈茶、散茶。
（12）食品添加剂——亮蓝
亮蓝属食品添加剂，为食用合成色素（着色剂)，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领域中。根据我国现行法规标准，亮蓝在茶叶中不得使用。其被检出主要原因是生产过程带入和食品掺杂使假：①生产过程带入，外部、蓄意：生产中存在生产者为了人为改变茶叶产品品质非法使用亮蓝和企业毛茶原料收购把控不严、出厂检验不严格的情况。②食品掺杂使假，外部、蓄意：流通环节为了改变茶叶品质进行二次加工中使用亮蓝，多出现于陈茶、散茶。
（13）污染物——铅
铅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是一种重要的神经毒和环境毒。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中，其限量指标为5.0mg/kg。铅元素主要是通过茶园管理和种植环节进入茶叶中，铅超标意味着茶园环境不适宜茶树的生长，直接影响茶农种植和生产，此外，企业的包装及加工设备也是形成铅含量超标的因素之一。
（三）茶叶质量安全监管与风险防控措施
1. 组织开展茶叶安全生产专项飞行检查
201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茶叶安全生产专项飞行检查工作，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也应邀参与了相关工作。本次检查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2013）、《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茶叶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版）》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重点对浙江、福建、江西、山东等茶叶主产区生产企业的企业资质、生产场所及设备设施、原辅料采购查验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8个方面情况进行了检查。汇总检查结果出现的问题，主要涉及到：生产场所及设备设施、仓储管理、检验管理、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追溯、产品留样、车间设计与布局、产品召回管理、采购进货查验管理、从业人员管理等方面。
2. 开展茶叶风险排查及监管措施专项课题研究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四个最严”要求，了解当前我国茶叶种植和生产中农药管理及使用情况，掌握全国各茶叶主产区茶叶生产企业茶叶产品实际生产销售和茶叶质量安全管控情况，调查茶叶产品涉及超标禁限用农药品种基本情况，查找茶叶农药残留风险成因，研究茶叶农残超标问题治理方法和茶叶安全生产监管措施；全面树立掌握全国茶叶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产品储运、市场销售等环节的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水平、存在问题和潜在风险，向政府部门、主体生产企业、行业、科研机构等单位提出茶叶质量安全生产监管措施和体系建设建议。2017年，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指派名茶专业委员会承接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委托的“茶叶风险排查及监管措施研究”课题。
二、政策法规标准年度动态
政策法规
1.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茶叶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7〕29号）。
2017年4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茶叶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7]29号），首次专门对我国茶叶质量安全监管提出相关目标和要求。明确要求茶叶生产企业应切实依法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应严把原料进厂关安全关，确保采购的原料符合相关规定；严格组织生产，保证生产条件持续符合规定；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茶叶；严格规范标签标识，做到“五个不准”，即：不准虚假标注产品执行标准、质量等级；不准生产无标识、标识不全或标识信息不真实的茶叶；不准虚假标注生产日期；不准虚假标注茶叶原料种植地区或类似表述；不准虚假标注手工制作、野生、贮存年份或类似表述。同时应强化出厂检验，严把产品出厂关；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确保实现全程追溯。
同时，文中特别提出“不断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茶叶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监督、协调和引导作用，积极开展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自律、正确引导市场消费等方面工作。”明确要求“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要重视开展茶叶安全风险特别是农药残留问题排查和监管措施研究，重点引导和规范茶叶种植环节的农业投入品使用，制定茶叶行业诚信规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2.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贯彻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7〕53号)。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第16号）（以下简称《办法》）于2015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制度实施以来，有效保证了食品生产许可改革工作顺利过渡。但由于此次制度修订变革事项较多，各地在实施过程中有政策把握不准、工作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为强化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指导，统一工作规范，文件专门就贯彻实施《办法》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内容主要涉及许可审批（具体包括：关于产业政策的执行；出口加工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及仅以出口为目的食品生产企业取证问题；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作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主体问题）。许可审查有关问题（具体包括：关于外设仓库的监管问题；关于许可分类目录有关问题）。证书管理及证后监管有关问题（具体包括：关于生产许可证书上是否载明执行标准问题；关于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有关问题；关于逾期未提出延续申请的许可；关于“QS”及“XK”编号证书更换“SC”编号证书有关问题；关于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问题；关于企业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报告有关问题）。
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7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要求，2017年11月1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等有关规章进行了清理并对《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其中，《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8月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公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作的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书与印制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8月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7号公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作的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书与印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命名第一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017年6月28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发布《关于命名第一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通知》（食安办〔2017〕21号），公布命名了第一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试点工作于2014年正式启动。三年来，全国已有67个城市分三批参加了创建试点工作。按照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与管理办法（暂行）》(食安办〔2016〕18号)有关规定，第一批试点城市经过近三年的创建，通过了省级层面初评推荐和国家层面公示评议，具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命名资格。经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意，现命名河北省石家庄市、唐山市、张家口市，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湖北省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陕西省西安市、宝鸡市、杨凌示范区、韩城市共15个城市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工程。
近年来，受综合环境和多方因素影响，我国出口食品企业面临外需不足，汇率波动，原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融资等困难，出口下滑。
一方面我国消费者大量赴国外消费，抢购马桶盖、大米等产品，但实际上很多产品都为“中国制造”；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不知道去哪购买与出口同样品质的产品。2014年，根据要求要促进出口企业在同一生产线、按相同的标准生产出口和内销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即“同线同标同质”（以下简称“三同”）。按照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努力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质检总局、认监委按照认证认可工作“传递信任、服务发展”方针，积极组织调研，研究落实方案，率先在供港食品企业领域开展“三同”试点。
2017年, “三同”工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国家计划和规划(具体附后)，“三同”工程已上升为国家工程。
2017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继续加大“三同”工程推进力度：
一是继续组织直属检验检疫局实施以“认证+”为核心的出口食品企业逐一帮扶行动计划。帮扶出口食品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实现保持出口稳定和成功内销转型。
二是完善升级“三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上线企业和产品种类较快增长。引导和发挥企业、商务平台在“三同”宣传、市场对接的主体作用。
三是组织开展“三同”进万家活动，例如进校园、进社区、进商超等，促进供需对接，提升社会公众对“三同”的认知度，提高消费者的获得感。
四是加强认证监管，同时加大对HACCP、GAP认证机构的指导力度，加强认证评价支撑作用，保障“三同”产品质量和公信力。
五是深化部门协作，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进“三同”工程，完善发展环境。
标准动态
目前，我国与茶叶及相关制品有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共有12项，内容具体涉及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污染物限量、标签、卫生规范、检测方法等，是我国茶叶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的重要依据（表2）。
2017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两项标准经修订正式执行。
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6）。
标准于2017年6月18日正式执行，经修订后，在食品农药最大残留限制数量和覆盖率上都有了较大提升，共计规定了433种农药在13大类农产品中4140个残留限量，较2014版增加490项，基本涵盖了我国已批准使用的常用农药和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对于茶叶而言，标准具体规定了48项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较前一版新增加了20项，包括三氯杀螨醇在内的曾禁用农药。此外，灭多威的限量要求愈加严格，由之前的3mg/kg修订至现在的0.2mg/kg（表3）。
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此项标准于2017年9月17日起正式开始执行，新修订的标准取消了包括茶叶在内的植物性食品中稀土限量要求。之前的标准中明确规定茶叶稀土元素（16种稀土元素氧化物总量）的限量标准为2.0mg/kg，然而此限量并不符合行业生产实际，茶叶稀土含量超标事件的屡次曝光, 使茶叶生产者和消费者们备受煎熬。 茶叶稀土限量标准的取消将直接受益于乌龙茶、黑茶和普洱茶等多茶类板块企业。目前，此项标准中与茶叶有关的污染物限量指标为铅元素（限量指标为5.0mg/kg）。
三、年度茶叶质量安全热点事件
（一）“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文章质疑普洱茶安全性
2017年8月，一篇“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的文章再次引发公众关注。文章认为，普洱茶中含有各种霉菌，包括人体致癌物——黄曲霉毒素。随后，多位业内专家针对该事件予以辟谣。
事实上，有关普洱茶致癌的新闻在2012年便引发激烈争辩，这次又引发公众新一轮担忧。此事件还被相关研究机构列为“2017年十大食品安全问题”之首。文章将矛头直指普洱茶产品质量安全，一经登出立即引起行业内外高度关注和消费恐慌，严重干扰影响了茶叶市场秩序，导致茶叶产品质量安全形象遭受严重损失。普洱茶是主产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等地区的代表性茶叶品类，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重要的出口商品。
2016年，我国普洱茶的总产量达到16万吨，除国内市场外主要销往马来西亚、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我国科学家自上个世纪末即已开展了普洱茶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研究，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研究报告或相关证据显示，饮用普洱茶会导致黄曲霉毒素慢性中毒及其它相关危害。
经研究发现，普洱茶在“渥堆”和“陈化”等加工贮藏过程之中确有微生物参与，具体包括：黑曲霉、青霉、酵母菌、根霉、乳酸菌等，但上述菌种均属世界公认的安全工业用微生物，已广泛用于其他食品发酵工程。
另据相关科研成果显示，普洱茶生产只要符合相关加工技术标准规范要求，茶叶在未受外源黄曲霉污染的情况下并不会有黄曲霉生长，更不会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繁殖生长需要一定的温湿度条件，正常的生产和贮藏条件下普洱茶并不会感染黄曲霉。
文中提到的“普洱茶和其他茶的制作工艺不同，属于后发酵茶，传统的做法是把毛茶堆在厂房里，喷上水，任其自然发酵”实为我国普洱茶熟茶（黑茶）传统加工工艺中的“渥堆”工序，具体是指在一定温、湿度条件下，通过茶叶堆积促使其内含物质缓慢变化的工程。黑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茶叶规范化生产中对于“渥堆”工序的环境条件、操作技术环节均有要求，不存在卫生环境方面的隐患，更不会随便滋生或被污染有毒真菌。
文中提到“2010年，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70份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其中有8份黄曲霉素的含量超出了中国谷物标准规定的黄曲霉素限值（5微克/千克）。”等内容，实际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了解湿仓储存普洱茶中真菌毒素污染情况而进行的检测。文中其余几处引证，出处不详，不具有参考价值。
同时，根据相关内容描述，文中所提到普洱茶很可能为“湿仓”产品，“湿仓”是指在仓库内采取人工加水的方法使普洱茶相对湿度大于80%的储存方式。根据国家标准《茶叶贮存》（GB/T30375）规定普洱茶贮存宜控制相对湿度在70%以下，这就明确说明湿仓条件并不符合普洱茶相关标准，属非合格贮藏茶叶产品，其质量安全情况无法代表合格的普洱茶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对此，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表公开意见进行说明并将相关意见第一时间反馈至国家食药监总局、农业部等相关单位。
（二）部分媒体茶叶质量安全不实信息
2017年，有媒体以《中国98%的茶都有农药残留:立顿、吴裕泰、张一元、中茶、天福茗茶……全有农药!》为题，发布涉及茶叶质量安全的信息。
经核实研究，此条信息中内容为2012年有关组织单方面报告中内容的片面摘录，时隔五年，无法代表现今我国茶叶行业整体质量安全建设情况，不具时效性。信息中所引用的报告内容，采样方式、检测方法、结果评估均存在较大分歧，概念混淆，不具有说明性，亦不能代表2012年茶叶行业食品安全建设水平。为此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表公开意见进行说明，避免社会恐慌。
四、茶叶质量安全发展形势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我们必须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以问题为导向的治理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对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新要求作为奋斗目标，围绕量大面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点领域，有力推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社会共治。
2017年，国家食品质量安全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6%%，较2016年上升0.8个百分点持平，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的总水平已由2006年的77.9%上升到2017年的97.6%，提高了19.7%，且自2010年以来，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一直稳定保持在95.0%以上。其中茶叶及相关制品抽检合格率更是稳居99%以上。
现阶段，包括茶叶及相关制品在内的我国食用农产品安全出现的主要风险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的农业生产与工业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多种矛盾产生的长期累积。
从源头上影响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因素最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土壤污染，二是农药等化学投入品过量施用。食品安全的主要风险在于：一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二是微生物污染；三是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四是重金属等污染；五是农药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六是生物毒素污染。
目前，中央已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健康中国”与“食品安全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已基本完成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食品安全的新要求，已成为新时代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食品安全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以新的《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各级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通力合作，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依法惩处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取得明显成效。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有序推进，统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形成。社会共治已在法律上确立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原则，政府监管“一条腿走路”的单中心模式正在逐步改变，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格局正在形成。
茶叶质量安全之路虽任重道远，但已扬帆起航！
内容转载自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有所删改
由北京茶叶网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