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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的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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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茶叶的“外贸时代”

口述人:

邓中文,1935年6月生,籍贯重庆永川,原雅安地区外贸局党组书记、局长。

从部队到外贸局

我老家在重庆永川,1951年参军入伍,从战士到团级干部,在部队工作了26年。

1976年转业到地方,我被分配到国营雅安茶厂,后来又到雅安地区(今雅安市,下同)外贸局工作,先后担任国营雅安茶厂党委书记、雅安地区外贸局局长。那时候雅安地区的外贸产品很少,茶叶是其中的一项,分边销茶、内销茶,我就是从那时候才真正开始接触茶的。

当时雅安地区外贸局有3家直属企业:国营雅安茶厂、国营荥经茶厂和国营天全茶厂。

国营雅安茶厂在城区西门的文定街,是传统边茶厂,产品主要供应西藏。计划经济时期,国营雅安茶厂主要生产两个产品——康砖茶、金尖茶。康砖主要供应西藏,金尖主要供应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产品都要按照计划生产、调拨。企业只管生产、加工,然后按计划调拨出去。

1981年,我被雅安地委(今雅安市委,下同)任命为雅安地区外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计划经济时期,四川省的茶叶管理和其他省份不一样,很特殊,全省有关茶叶的生产、计划、补助等都是由四川省外贸茶叶公司负责,雅安地区还把农业局的茶叶生产管理科全部调给外贸局,由此茶叶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都归外贸系统管。当时的销售主要有几个渠道:一个是边销,边销就销往西藏等地;另一个是内销,计划经济时代内销都是需要按照计划调拨销售的,工厂没有销售权;还有一个是外销,就是出口,每年省上要下指标,需要生产、调拨什么品种、多少数量的茶叶来出口,各个地区各个茶厂按计划执行就行了。

20世纪70年代,茶叶是雅安地区多种经营中最大的一项产品,当时雅安茶叶种植面积不大,大概有6万亩。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接手外贸局的时候,集中成片的茶叶种植面积还不到这个数,其他的是零星分布,连玉米地里也有茶树,雅安人称“满天星”。每年割一次,卖给国营雅安茶厂等边茶厂,生产边茶。

雅安地区外贸局直接管理的三个茶厂中,最大的是国营雅安茶厂,年销售量也是最大的,大概有700万斤,3个厂加起来大概1500万斤,国营天全茶厂主要生产金尖,国营荥经茶厂全部生产康砖,国营雅安茶厂两个品种都生产。

我到雅安地区外贸局工作的时候,地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要把茶叶生产搞好。那时候不强调流通,他们最关心的是生产。当时雅安地区大概140万人,茶叶分布在北部6个县,南部两个县不多,汉源基本上没有,石棉有一点,主要就是在雅安、名山、芦山、荥经、天全这几个县,宝兴的中坝有一点,但是不多,中坝有一个后山茶园。

改良茶园 发展细茶

当时雅安茶叶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边销茶。改革开放初期,雅安地委已经开始要发展内销,光做边茶不行,效益不好,我们确定要做内销茶、做细茶,现在叫名优绿茶。细茶的突破口在名山,名山细茶多,雅安县(今雨城区)基本上是边销茶(俗称粗茶),每一年都要收购几百万斤。名山茶厂就开始做细茶,名山茶厂是后来成立的地方国营茶厂,我们外贸局派工作队到名山去指导加工、指导生产。名山的双河、红星我们都派人去。最早去的是双河天车坡,那里的茶树是最标准的造型。那时候大多茶叶是高秆品种,观赏性、蓬势不如现在的好看。

茶园里的茶都是“满天星”分布,不好采,怎么搞细茶?我们外贸局有个茶叶公司,我去的时候就有了,但是他们以前是做边茶的,做边茶对茶园的要求低。

做细茶首先要改良品种,我们组织人到福建去调茶种,去了福鼎。所以以前种的福鼎茶都是播的茶籽,每年冬天去调。

种子调回来,春季以前发给农民,就指导他们开始种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只调福鼎大白,它的植株较高,但芽头不是很好。

后来,外贸局继续在这个方面做实验,找了样品来推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比原来改进了一步,但我们觉得还是不行,福鼎大白还是蓬势太高,采摘不方便,而且产出太慢,种子下去,四五年才能成型,这期间没有收入。

我们通过四川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川农大)的教授,运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建立良种茶园,养穗条扦插,每年秋天扦插,当年扦插下去第二年就可以移栽,一般就有一芽两叶,管理得好的有四五叶,于是建了很多良种茶园。名山的联江、中峰都有。良种茶园两到三年就可以采芽,但产量不高,还有一个养蓬的过程。发展到现在就是百亩良种茶园,我们在牛碾坪做了推广。除了川农大的这些专家教授,雅安也有自己的茶叶高级农艺师,例如名山的李廷松,他搞育种特别厉害,然后就是杨天炯、李国林。

改良品种之后,第二步是提倡科学种茶、栽茶、养蓬、修剪。茶树品种往矮秆方向发展,不要高蓬势的。双河的茶蓬势很好,但是太高,一般人够不着,而且很费功夫,每年一次轻修剪,剪下来的一部分可以做粗茶,增加收入。三年一次重修剪,高秆都剪下来,压低树身,就是增加更多的芽头,慢慢地蓬势就上来了。每年外贸局提倡发展一些新的茶园,都要走这个方向,不走播种路线,发展到现在,茶的蓬势基本上都不是太高。

计划经济时期,外贸局对雅安茶叶生产是作了贡献的,出茶、出钱、还出人,当时的制茶机器,烘干机等机器的制造材料,例如钢铁,都是外贸局调来的,芦山有个茶叶生产机器加工厂,名山也有,外贸局也帮助他们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兼任了雅安地区茶叶学会的理事长,行政职务和学术团体职务兼于一身。

发展新产品 创制峨眉毛峰

发展良种茶园的目的是提高效率,雅安地委最关心的是农民增收,所以我们就研究创新,发展新的茶叶加工品种。为了发展内销茶,我们在凤鸣乡(今雨城区草坝镇)桂花村附近,研发了一款毛峰茶,当时取的名字叫凤鸣毛峰,后来改成了峨眉毛峰。主要原因是考虑那时候雅安不出名,没有峨眉山的名气大,改为峨眉毛峰以后销售确实不错,一年生产7至8吨,外贸局完成了任务,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峨眉毛峰1982年、1983年就安排出口外销了,最多的一年出口了5吨。当时,省外贸公司也觉得这个毛峰茶好,特意送去参加1985年9月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峨眉毛峰受到高度评价并荣获金质奖。

回来跟雅安地委汇报,地委认为既然峨眉毛峰这么好,就扩大生产,安排大家都生产。我说一敞开生产,若不能按照统一技术标准操作,茶叶品质就不能得到保证,出口就会受到影响。地委最后同意只由外贸局管理的茶叶公司生产,主要用于出口。现在的毛峰茶成了大众茶,不是当年的高端茶了,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当时的技术标准。当时峨眉毛峰的技术标准是供销合作总社来负责验收的,他们都觉得很好。我们没有把这个牌子维护好,非常可惜。但是不管怎样,细茶增多了,比重增大了,农民收入增多了,我认为就足够了。

当年我主张创品牌,觉得雅安做茶遍地开花,到处都在做,但是好多都没有牌子,都借毛峰这个牌子,我主张企业联合起来创品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边销茶还是国家16个计划管制产品之一,它的价格一方面受国家调控,另一方面原料又是放开的,所以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为了反映边茶的实际情况,我好几次上北京,向国家管理茶叶的两个部门: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情况。当时供销社只管调拨,商业部管国内流通,价格也要通过商业部或者供销合作总社来协调。1988年我带领三个厂长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商业部去解决价格调整问题,但当时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只好回来,直到第二年才办下来,边销茶销售价大约提高了30%。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的时候61岁,地委交给我一个任务,退休可以,但是茶叶上的事情还是继续干,所以我担任雅安市茶叶学会理事长一直干到2002年,才把这副重担交给茶叶公司总经理刘伯龄。2005年,我把相关情况写成了一本书,但没有正式出版。

我退休的时候,雅安内销茶产值差不多占到茶叶总产值的50%。我刚到雅安地区外贸局的时候,边销茶比重占总产值的90%,内销茶只有10%。边销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团结很重要,但是对于雅安的老百姓来说,雅安地方经济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才要大力发展细茶。雅安的发展起步晚,但雅安这些年的发展很快。

来源:雅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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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吨西乡茶叶走出国门的答案,西乡茶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走进秦岭南麓的山城西乡,随处可见云雾弥漫的茶山和翠色的茶园,好客的主人起身泡上一杯炒青,滚烫的沸水让茶叶丰盈而又饱满,顷刻间清香四溢,旅途的疲惫已经消失......

西乡县依托资源禀赋,把茶叶确定为产业发展的重头戏,紧紧围绕打造茶叶经济强县目标,走出了一条因茶兴业、因茶致富的产业腾飞之路。茶产业已成为推动西乡县乡村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西乡茶叶也成为百姓富、生态美、产业兴的一张靓丽名片。

陕茶叩开中亚大门的“第一声”

8月16日,在西乡县火车站,装载西乡绿茶的3节货车车厢静静躺在铁轨上,120吨绿茶将通过西安国际港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塔首都塔什干,开启陕西茶叶叩开中亚大门的首次“破冰之旅”。

“今天出口的茶叶,是我们美丽茶乡对世界的邀请函,西乡茶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一定会香飘世界!”在场的西乡县四大班子领导都这么说。政府协调、企业发力、精心组织、全力确保,就像“嫁女儿”一样,120吨西乡茶叶带着茶乡人民的梦想,乘坐中亚班列走出国门,在西安国际港集结后,从阿拉山口或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塔什干。近年来,西乡县积极整合资源,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贸出口,不断拓宽外贸出口途径,特别是本次中亚班列的开通,实现了茶叶出口路铁联运、铁海联运的无缝对接,进一步简化了企业通关流程,降低了运营成本,对巩固“汉中仙毫”国际市场地位, 促进西乡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西乡县外向型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西乡茶叶就这样大踏步走出国门,西乡人民为它办了个大型“饯行宴”!此次出口不仅是西乡茶叶的首发,也是陕西茶叶叩开中亚大门的“第一声”!

陕茶第一次敲开这扇出口贸易大门的为什么是西乡茶叶呢?

西乡茶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西乡茶叶历史悠久,始于秦汉、盛于唐宋,早期的古巴人就在此种茶朝贡,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积淀了深厚而独特的汉茶文化。

近年来,西乡县立足建设“中国最美茶乡”发展定位,确定把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县乡村振兴的关键产业,扩规模、闯市场、塑品牌,形成了茶农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的良好局面,茶产业规模、产量、产值均居陕西省产茶县之首,成为全省最大名优绿茶生产基地县。截至2020年,全县15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全部产茶,茶农7万余户,从业者26余万人;茶园总面积达36万亩,其中投产茶园24.7万亩,实现茶叶产量1.7万吨,产值22亿元。

西乡县成立以县委主要领导为第一组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府县长为组长,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今年初出台了《推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建立目标责任考核奖惩机制予以强力保障,形成了县镇村齐抓共管、产供销环环相扣的良好局面。在资金投入上,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500万元的茶园质量提升工程,并积极帮助企业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安排专项资金、整合涉农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建厂、技术改造、品牌宣传、技术培训等。在政策扶持上,从企业登记注册、税收、商标注册、土地使用、产品标准制定、项目申报、基地认定、产品质量认证、资金贷款等各方面落实优惠政策,扶持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在措施保障上,推行县级领导和部门包抓茶叶重点项目工作机制,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在企业培育上,引导茶叶企业积极创建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组建茶叶协会,将有实力的茶叶企业发展为会员,在加强行业自律、推广标准化生产、建言献策助推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作用。

西乡县还强化专业化茶叶人才队伍建设。全县建成县级茶叶技术推广中心1个、茶业中等专业学校1所、茶叶研究所3所、茶叶协会1个、茶叶商会1个、茶叶专业合作社64家,培养国家评茶师、茶艺师2000多名。先后组织推广实用技术与科研项目40余个,成功试制并定型生产红茶、黑茶、白茶、保健茶等茶产品。

高速度发展,茶农走上脱贫“致富路”

8月的西乡县,连绵起伏的茶山郁郁葱葱,随处可见茶农们背着竹篓忙着采摘夏茶的身影。此时的鲜叶,正是制作白茶、黑毛茶的绝佳原料。

上千年茶马互市历史的茶马古道集散地西乡,依托茶区地域佳、海拔高、气候好、水质优、空气纯等生态优势,每一片茶叶都是天地精华的凝聚。西乡历届县委政府坚持不断发展,做大做优做强全县茶产业,实现科学发展,追赶超越。茶产业链不断延伸,提升茶叶附加值,带动更多农户增收,巩固了脱贫成果。

“西乡绿茶首发中亚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让陕茶香飘世界,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老百姓的福利。”西乡县茶业公司总经理魏登铭告诉记者,出口茶品种的增加,打破了夏秋茶无销路的瓶颈,使西乡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助力茶农增收。

峡口镇“资深”茶农马老汉一大早就起床了,背着箩筐走几公里山路去采收茶叶。忙碌一上午,一筐鲜叶出手,五六十元就进了他的腰包。马老汉主要采收的是夏秋茶,主要用于茶企制作绿茶、红茶等。“以前夏秋茶很少有人采收,都浪费了。今年县茶业公司早早就跟我们签下合同,大量收购夏秋茶用于出口。”让马老汉最为感慨的是,夏秋茶向来利用率不高,现在大家骑摩托、抄小路,天不亮就赶到茶园,一天下来能收入一二百元。

西乡县以市场为导向,提升春茶下树率,西乡县茶产业形成了“早春名优茶为引领、晚春优质茶为主体、夏秋特色茶为补充”的产品结构布局,优化传统产品结构。

50岁的余老汉是西乡县堰口镇人,女儿和女婿常年在外打工,他和妻子留守在老家,同时种植几亩茶园,以前春茶采完就不管了,现在村上的茶厂大量收购夏秋茶,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抽出空闲时间,余老汉娴熟地舞动着双手,一捏、一提、一放,几个简单的动作,茶叶就从茶树上采摘到了竹篮里。每天能采8至10斤茶叶,一天下来能卖100至200多元,对他们来说也多了一份收入。

聚焦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以“一基地三中心”建设为总体目标,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通过产业体量扩增、经营主体培育和收益分配机制探索等方面工作,推进产业发展,发挥产业带动脱贫效能。

高标准突破,品牌建设引领发展“领头雁”

“经过多年努力和发展,如今全县茶产业经营主体数量增多,形式多样化发展,能力提升,获得突破性发展,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产业规模和独具特色的格局。”西乡县茶叶局副局长陈志龙说。从茶叶生产、加工、再到销售,西乡县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茶产业早已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西乡茶叶针对消费需求,加快茶产业全产业链集聚联动发展和开发,生产以绿茶为主体,红茶、黑茶为有效补充,其他茶类并存的多茶类多花色产品结构,全面提升价值链,支持新产品开发,激发产业和价值链的重构和功能升级,推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价值创新。通过积极推行清洁化加工,扩大红茶、黑茶生产规模,不断丰富茶叶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夏秋茶利用率,促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和茶农增收,产品远销江苏、上海、广东、山东、河北、甘肃、新疆等国内大中城市,先后出口美国、俄罗斯、南非、德国及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强化品牌意识,全力打造出西乡茶叶的“金”字招牌。近年来,西乡县借助全市汉中仙毫“品牌整合机遇”,在地域标识上做文章,通过科技支撑,提质增效。全县已有8万亩茶园通过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和有机茶基地认证。20多家企业通过ISO9001、9004、2004国际质量体系认证,QS认证。经过多方争取,西乡县已被国家农业部列为长江中游特色和出口绿茶重点区域的名优绿茶生产基地县,成为国家茶叶“一村一品”和标准化茶园建设项目基地。经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对西乡生产的炒青、烘青等47个茶样进行分析化验,结果全部符合绿色食品和有机茶标准,并且因茶叶“含锌富硒”无污染,香味浓耐冲泡的独特品质特征,西乡县又被认定为“中国罕见的高香茶区”。

品行天下,战略在前。以标准引领推动质量提升,以品牌建设实现产业跃升。西乡县实施“立足陕西、覆盖西北、辐射丝路沿线国家”市场战略,通过实体市场建设、公用品牌管理、经营主体培育、市场网络强化,构建陕茶销售中心。借助全市茶叶品牌整合机遇,在地域标识上做文章,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以炒青和仙毫为代表的西乡绿茶,已成为西乡茶叶的金字招牌和对外宣传的重要名片。以茶会友,节会为媒,强化品牌宣传,连续20年成功举办西乡茶文化节暨樱桃旅游节,多种形式举办各类茶产业发展促进会、推介会、协会年会等茶事活动,促进了西乡与外界的交流合作。积极组团参加西安茶博会、济南国际茶博会、福建(武夷山)海峡两岸茶博会、中国茶叶学会年会、陕西茶叶(兰州)推介会,连续9年参加中国(北京)国际茶业博览会以及中国杨凌农业高科技成果博览会等省内外大型茶事活动,荣获各类茶叶质量大奖100余项。

高质量融合 ,茶产区变身乡村“风景区”

连绵起伏的茶山浸漫在云雾缭绕的空气里,吐露着嫩芽,散发着清香,别有一番风韵。茶叶产业直接串联起一二三产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茶叶特色小镇——峡口镇,看景、采茶、购茶,逐渐成为当地茶叶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支点。茶产业从一产延伸到三产,为乡村带来更多致富渠道。

西乡县峡口镇共有82个茶叶加工厂,人均茶园面积达1.8亩,每年全镇人均茶叶收入可达5000元,茶叶产量可达2100吨。近年来,峡口镇利用茶叶优势大力推动茶旅融合。以旅游带动茶叶销售,用茶园美景把游客留下来,产生消费,带动销售,促进茶产业做大做强,不断提升了西乡茶叶知名度。

位于峡口镇的江塝茗园覆盖范围30平方公里,有茶叶加工企业40家、农家乐10家。每年春季,该县峡口镇江塝村2.8万亩茶园里,采茶者络绎不绝。旅游大巴每天带来1000名外地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采茶、品茶,还可以参观茶叶加工流程,大部分游客在体验完会购买茶叶。不仅是江塝村,如今骆家坝、杨河、沙河等镇大抓文旅融合,茶叶生产供销两旺,茶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一山翠绿、一品乡韵、一个产业、一方幸福,西乡县坚持用第一产业打基础,做优茶文章,第二产业增效益,创新转型发展,延长茶产业链,第三产业弯道超车,打造茶旅融合美丽乡村,一二三产有机联动,互相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茶产业业态。

“游客越来越多,我这小店想不火都难”茶产业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让西乡县骆家坝镇回龙村三组村民程烈学看到了商机,几年前他筹钱办起了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农家乐。“农家乐有茶叶、香菇、蜂蜜等土特产销售,旅游旺季生意火爆”程烈学告诉笔者,仅农家乐一项,一年就为他增加了4万多元的收入,让他轻松摘掉了“贫困帽”,早早走向了致富路。

未来,西乡县域茶产业将进一步提高综合实力,茶产业体系将更加健全,走出一条生产管理集约专业,经营组织快速高效,从业人员职业归属感持续提升,增收渠道持续拓宽,茶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的快速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充分发挥西乡茶产业传统和区域优势,提高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做大做强茶产业,在新机遇中破局腾飞,让“小叶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时下,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来源:陕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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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的千年旅程: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

日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中国古代,茶叶不仅是日用的饮品,更是对外贸易利润的重要来源和维护边疆稳定乃至推动国家统一的工具。从经由西南大山、西北大漠进入雪域高原的茶马古道,到南北纵贯欧亚的万里茶道,无不体现了一片小小茶叶对宏大历史的撬动作用。

在茶马古道,藏地民歌唱,“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

茶马古道,顾名思义,就是用茶叶换取马匹的一条贸易通道,主要从西南和西北地区进入青藏高原的西藏、云南等地。雪域高原饮茶历史悠久,根据学界最新研究,早在两汉时期四川地区茶叶传到内地时,藏地先民也开始从云南四川交界的区域品尝到了茶叶。到了唐朝,随着文成公主等和亲公主入藏,饮茶之风在世界屋脊上更加盛行。

据李肇《唐国史补》,唐德宗年间,大臣常鲁公出使当时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公务之余就在帐内烹茶,一解茶瘾。有一次,吐蕃赞普入其帐中,见常鲁公煮茶正酣,就问道,“此为何物”。常鲁公回道,此乃“涤烦疗渴”的茶叶,一杯下肚不仅解渴,更可消解烦恼,愉悦心境。言语之中颇有自矜之意。没想到,赞普根本不以为意,直说“我亦有之”,还让侍从拿来展示给常鲁公,一一指道,“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邕湖在湘,由此可知,今天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四川等地所产茶叶,在唐朝就已经在西藏地区有所流传。而这些茶叶进藏,走的就是茶马古道。

饮茶可以促进消化、消除油腻、兴奋神经,非常适合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以肉食为主的高原民族。当时吐蕃用大量马匹换取唐朝内地的茶叶,赞普设置机构官员专门负责唐蕃茶马贸易,被称为“汉地五茶商”。而唐朝鉴于与吐蕃争雄西北、西南的利害考量,也乐得用茶叶换取高原上雄健的马匹。毕竟在高原氧气稀缺的特殊地理条件下成长的马匹,对内地平原长大的马匹几乎是降维打击。

德宗时期,吐蕃的饮茶习俗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集中在王室贵族和寺庙僧人。当时唐朝吐蕃佛法交流较多,内地佛教中盛行的饮茶之风也传给了藏地僧人。到了晚唐时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推行灭佛运动,大量僧人流落民间,将寺院中的饮茶习俗传播到世俗百姓中,藏地对茶叶的需求量剧增。而后经由五代十国的接力,中国历史进入北宋时期,对军马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中国古代王朝的军马牧场,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两地,一是青海和陕甘西部一带;二是幽云十六州地区。崛起的西夏夺取陕甘西部和青海等地,契丹又割取幽云十六州之地,北宋失去传统养马场,只能将目光投向唐朝便已初具雏形的茶马通道。

宋初在暂时停止与辽的大规模战争状态后,双方转入和平竞争。北宋在河北前线与辽开展榷场贸易,用茶叶等商品赚回大量利润。辽鉴于与北宋的对立关系,禁止向北宋出口马匹,北宋只有从西夏、大理和分裂的吐蕃各部购买军马。而西夏对北宋一直怀有极大的戒心,故在茶马互市交易上竭力压缩对北宋的军马出口额度。于是,北宋将茶马互市的主要突破点选择在吐蕃诸部和云南大理。

北宋神宗年间,仅在靠近青藏高原的甘肃临洮、临夏一带,就设置了6个买马场。南宋在广西百色一带设立买马司,每年用茶叶换取大理军马,形成宋朝与大理之间的“买马道”。经由“买马道”,中国的茶叶等商品也通过大理转运至东南亚和南亚。

历经两宋时期茶马贸易的扩大,真正意义上的茶马古道,最终在军事需求和经济利益的双重推动下形成。两宋以相对汉唐颇为局促的疆土,能够与辽、金、蒙元等草原铁骑周旋近三百年,与通过茶马古道互市而来的军马有密切关系。

在长期的贸易交流中,茶马古道更将内地中原与青藏高原逐步连接成密不可分的经济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如藏地一首民歌所唱,“山上住的是藏人,山下住的是汉人,虽然住处各是各,每天生活在一起”。最终,经由明朝借助茶马古道对西南的持续经略,到清朝前期,茶马古道上互市贸易的中原、西南、西北终于深度融合在一个大一统之中。

在万里茶道,俄罗斯人说,“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随着茶马古道沿线各个政权在政治上的统一,中原与西南、西北的交通更加顺畅,之前不同政权间的茶马互市制度,逐步转化为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大循环。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寻找新的通道,走向新的世界,这就有了从南北方向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


制茶师在进行“福鼎白茶”的“萎凋”。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万里茶道,又称中俄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后兴起的一条从中国南方直达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商道。这一茶道全程达1.3万公里,从福建武夷山出发,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向北进入蒙古草原,穿越蒙古戈壁,由库伦抵达恰克图,继续向北进入俄罗斯(除标注外,俄罗斯为地理概念——编者注),然后从东向西延伸,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沿途经过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最终延展到东欧、西欧地区。

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后,连通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中断。西欧通过大航海从海上打通了欧亚贸易通道,而位于亚欧腹地的俄罗斯,因陆路贸易的中断而无法开辟与中国的贸易新通道。当中国茶叶在西欧声名鹊起的时候,俄罗斯却不知茶叶为何物。直到明朝晚期,沙皇和他的近臣们才品尝到第一口来自中国的茶饮。

清朝建立前后,沙皇俄国逐步向远东地区扩张,最终与向北拓展的清朝接壤。1689年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定国境线后,陆路贸易迅速展开,茶叶等大宗商品开始广泛进入俄罗斯市场,推动饮茶风尚从贵族阶层扩散到整个民间社会。尤其是接近中国的远东地区,饮茶之风更盛。

据瓦西里·帕尔申的《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十七、十八世纪时的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居民,不论老幼贫富,都嗜饮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一般人每天喝茶五六次,爱喝茶的人则每日要喝十到十五杯茶。

对茶叶的嗜好甚至影响到俄国的对华外交,据《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俄国外交官员米勒在1764年所写的赴华使团意见书中有言,“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

由于当时清政府不允许外商直接到内地采购茶叶,来自山西的晋商利用地利优势,垄断了从内地贩运茶叶到俄国的业务。万里茶道上的茶叶贸易利润丰厚,据《山西外贸志》,1839年时,在恰克图以700万元购买的茶叶,贩运到当时俄国的重要工商业中心下诺夫哥罗德后,可卖出1800万元的高价。

当时茶不仅是外贸商品,甚至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使用,具有货币与商品的双重职能。据《蒙古志》,当时蒙古人往往用小片砖茶替代货币,“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


采茶工在福建武夷山茶园采茶。文化和旅游部供图

中俄通过万里茶道形成的贸易繁盛局面,甚至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他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俄国的对华贸易》等文章中写道,“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3个月之久”“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这就是晋商所言“彼以毛来,我以茶往”。

乾隆嘉庆时期,万里茶道逐步达到鼎盛阶段,当时运往俄罗斯的茶叶主要是福建武夷山茶。咸丰年间,东南战乱,晋商从武夷山贩运茶叶的通路受阻,遂转运两湖地区茶叶贩往俄罗斯,汉口随之成为万里茶道的新起点。

今日的万里茶道虽然不再具有往日的商业价值,但其历史意义正在得到重新发现。2013年9月,中国与蒙古交界的边境小城二连浩特,见证了中蒙俄三国共同迈出的万里茶道申遗脚步。当时,在“‘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三国代表一致认为,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并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申遗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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