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点茶道已然衰落，幸赖朱权的努力，一度中兴。
朱权，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宁王，后迁南昌。谥献，故亦称宁献王。《明史》有传：“宣德三年(1428)，……权日与文学士相往还，托志羽中，自号一仙。”南昌郊外西山为道教第四十福地，是道教净明派的祖庭。朱权晚年习净明道，自号臞仙，又号涵虚子，死后以道冠道袍入殓，后被道教尊为朱真人。朱权撰有《家训》《宁国仪范》《汉唐秘史》《文谱》《诗谱》等数十种著作，其《茶谱》开明代茶书撰著之先河。
朱权(1378—1448)
《茶谱》全书约2000字，除绪论外，又分16则，即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内容侧重于茶艺茶道方面。赞成“物遂其自然之性”，反对团茶，提倡以叶茶点饮。
朱权《茶谱》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开千古茗饮之宗的泡茶经典，而是属于点茶的余绪。“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宋代点茶多用团饼茶，经炙烤，用砧椎捣碎入碾。朱权用叶茶(散茶)直接入碾，这就是他所谓的崇新改易。“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然后碾茶为末，置于磨令细，以罗罗之。候汤将如蟹眼，量客众寡，投数匕入于巨瓯。候茶出相宜，以茶筅击拂，令沫不浮，乃成云头雨脚。分于啜瓯，置于竹架。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
朱权(《郑和下西洋》剧照)
朱权的点茶是在大茶瓯中先点好，然后分到小茶瓯中品啜，其实这在宋代早有。关于点茶技法，朱权并无创新。朱权的革新不在点茶技艺，而在茶具。在点茶茶具方面，朱权提倡用景德瓷茶瓯，“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他又发明一种茶灶，用陶土烧成。特别倡导以茶修道，“予常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凡鸾铸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谈欸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
朱权所谓的松石清泉、明窗静牖、对客清谈的品茶环境(文征明《品茶图》局部)
点茶道在明朝初期虽经朱权的努力而一度中兴，但随着泡茶道的兴起，终归在实践中销声匿迹，只存在于一些茶学文献中。
(图片来自网络。文字来自《中华茶道》，丁以寿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茶谱》一书是明代朱权所著，是明代比较有特色的一部茶典，也是研究明代茶业的重要文献。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之第十七子，又号涵虚子，丹丘先生。
朱权认为纷芸众多的茶书之中，唯有陆羽和蔡襄得茶之真谛。他还认为饼茶不如叶茶，因它保存了茶叶自然的色香形味，后人无不欣然改变原来的饮茶之法而以开水冲叶茶了。朱权指出饮茶的最高境界:"会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淡款语，探虚立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神表。"
《茶谱》记载的饮茶器具有炉、灶、磨、碾、罗、架、匙、筅、瓯、瓶等。《茶谱》从品茶、品水、煎汤、点茶四项谈饮茶方法。朱权认为品茶应品谷雨茶，用水当用"青城山老人村杞泉水"、"山水"、"扬子江心水"、"庐山康王洞帘水"，煎汤要掌握"三沸之法"，点茶要经"盏"、"注汤小许调匀"、"旋添入，环回击拂"等程序，并认为"汤上盏可七分则止，着盏无水痕为妙"。制茶方法有收茶、熏香茶法。
明太祖朱元璋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散茶的普及。但明朝初期，延续着宋元以来的点茶道。直到明朝中叶，饮茶改为散茶直接用沸水冲泡。明人文震亨《长物志》云：“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载：“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渝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泡茶道在明朝中期形成并流行，一直流传至今。
现存明代茶书有35种之多，占了现存中国古典茶书一半以上。其中有朱权《茶谱》、顾元庆《茶谱》、吴旦《茶经水辨》、吴旦《茶经外集》、田艺蘅《煮泉小品》、徐忠献《水品》、陆树声《茶寮记》、徐渭《煎茶七类》、孙大绶《茶谱外集》、陈师《茶考》、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张谦德《茶经》、许次纾《茶疏》、程用宾《茶录》、徐勃《茗谭)、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等。其中，嘉靖以前的茶书只有朱权《茶谱》1种，嘉靖时期的茶书5种，隆庆时期1种，万历22种，天启、崇祯6种，仅万历年间茶书就超过明代茶书的一半以上。
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明中期至明末的上百年中，宜兴紫砂艺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紫砂壶造型精美，色泽古朴，光彩夺目，成为艺术作品。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器发展的高峰，前后出现了“四名家”、“壶家三大”、“四名家”为董翰、赵梁、元畅、时朋。董翰以文巧著称，其余三人则以古拙见长。“壶家三大”指的是时大彬和他的两位高足李仲芳、徐友泉。时大彬在当时就受到“千奇万状信手出”、“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誉，被誉为“千载一时”。李仲芳制壶风格趋于文巧，而徐友泉善制汉方等。此外，李养心、惠孟臣、邵思亭植长制作小壶，世称“名玩”。欧正春、邵氏兄弟、蒋时英等人，借用历代陶器、青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及纹饰制作了不少超越古人的作品，广为流传。
明代的茶事诗词虽不及唐宋，但在散文、小说方面有所发展，如张岱的《闵老子茶》、《兰雪茶》、《金瓶梅》对茶事的描写。茶事书画也超过唐宋，代表性的有沈周、文徵明、唐寅、丁云鹏、陈洪绶的茶画，徐渭的《煎茶七类》书法等。在晚明时期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