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
摘要：茶马互市产生于唐宋时期，繁荣于明清时期，茶马古道就由茶马互市而来。川藏茶马古道产生于明朝，是其中一条重要的路线。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对这条路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分析雅安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论述以雅安为起点的川藏茶马古道所起的作用。
茶马古道这个庞大的道路网由来已久，唐宋已有，但这个名称却是近代才提出。木霁弘等人在经过长时间田野调查，徒步两千七百多公里，围绕着西南地区特有的马帮，写成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茶马古道是指唐宋以来西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物品的贸易通道。川藏茶马古道就是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以雅安边茶与西藏马匹进行贸易的交通线。川藏茶马古道在沟通汉藏、促进和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由于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适应茶叶种植，且品质良好，为川藏茶马贸易提供了大量的茶叶，促进了川藏茶马古道的发展繁荣。
一、川藏茶马古道的路线
由于四川到西藏路途遥远，且多崇山峻岭，道路不通。同时古代技术落后，仅靠人力挖掘，因此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的道路并不多。其雏形便是牦牛道，即西汉时期成都一带茶商将茶叶运到泸定、康定等地的路线。川藏茶马古道便在此基础上往前延伸，主要路线有这三条，一条是从雅安一带出发，经过成都、松潘进入青海，再由青海运往西藏。另一条从雅安出发经康定、道孚、炉霍、甘孜、雀儿山、德格、江达、昌都，最后到拉萨，最后一条从雅安出发，经康定、理塘、巴塘、康芒、左贡、察雅到昌都，再运到拉萨。不管是那一条路线，雅安都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始点，是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雅安——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
雅安，东面临近成都，西面临近甘孜，南面是凉山，北面连接阿坝，是西藏门户，是重要的茶叶产地，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其成为重要的茶叶产地的首要因素。首先是其土壤含有较多的有机物，矿物质丰富，呈酸性。土层深且软，土壤排水较好，宜于茶树种植。其次是雅安的气候，雅安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气温大概在十四至十八度，冬夏气温差异不大。且雅安的年降水量在一千七百毫米以上，雨水充沛，有利于茶树的生长。这样，雅安便成了重要的茶叶产地，唐宋时期便名扬天下，明朝朱元璋曾下令：“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即政府下令，雅安天全种茶户免徭役，专门负责种茶换马。在雅安优越自然条件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下，雅安茶业迅速发展，种茶面积越扩越大，茶叶产量也随之增长。
西藏属于高寒地区，零度以下月份长，如拉萨、江孜等地为三个月左右，班戈等地可达七个月之久，不适宜谷物和蔬菜生长，因此世居高原的藏族同胞的日常饮食是以高蛋白的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这些食物在人体不易消化。据古史记载：“(其)人喜啖生物，无蔬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表明藏族日常饮食缺少蔬菜，以肉类为主，因此藏族喜欢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茶多酚类，有消化之功效，这就让藏族同胞成为了茶叶的主要群体，茶叶在西藏拥有极大的销售市场。
雅安所产之茶被称为黑茶、边茶、乌茶等，不同时期称呼会有变化。明代以前雅安所产的边茶都是不易运输的散茶。由于雅安到西藏路途遥远，必须改变焙制方式。经过不断改进，采用将散茶加工成团饼茶的方式，即将所采茶叶先炒热再蒸煮，最后加入糯米粉汤，制作成团饼茶。这种茶便于运输，也利于存放，为茶马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运输茶叶上，主要依靠马帮和背夫。马帮是西南地区独有的，川藏道路上马帮主要使用山地马，这种马虽然矮小，但是耐力惊人，非常适合徒步运输。一般商号都有由一百甚至两百匹马组成的马帮。背夫则是川藏茶马古道上
所独有的，这种靠纯体力运输茶叶的方式并不多见。由于雅安到康定这一段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多是悬崖峭壁，不适合用马，只能采取人力背运的方式，因此有作者提出把这段路称为“背夫古道”。马帮和背夫大部分都处于社会最底层阶级，为了生存，不辞辛劳，日夜兼程，在川藏茶马贸易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天都有大量的马帮和背夫经过雅安、邛崃，承担着运茶入藏的重任。
三、雅安边茶的发展过程
清以前，茶叶贸易绝大部分为国家垄断。唐朝，国家开始重视边地茶叶贸易，规定在赤岭一带进行交易，雅安逐步成为生产边茶的重要产地。宋朝在雅州开放了茶马交换中心，茶马市场为国家统一管理，雅州的茶马交易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元明时期，雅州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并且雅州出现了焙茶作坊，雅州茶叶生产规模逐渐扩大。清朝茶叶贸易由官营变为私营，民间贸易迅速发展，如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以雅安为中心经营边茶的茶号就有一百多家。到清末，发展至两百多家。雅安天全县每年所售藏茶已逾三百万斤之多。从清末开始，由于印度茶叶大量进入西藏，雅安茶叶销量受到了严重影响，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据资料统计，印度茶叶占西藏茶叶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雅安许多茶商损失惨重。民国时期四川军阀混乱，各军阀为征收军费，征收无度，茶商度日如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雅安仅存四十八家茶号，茶叶原料产量在三万担左右，加工成品三万多担，其惨状一目了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印度茶叶大量减少、技术不断提高、政府政策扶持等等一系列行动的促进下，雅安茶业起死回生，不断探寻适合的道路。
四、川藏茶马古道的影响
（一）茶马古道是川藏交流的渠道
“茶马古道”自汉唐以来就是一条川藏贸易的重要通道，雅安的茶叶便是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运给给藏族同胞，满足藏族同胞对茶业的需求，维系了汉藏同胞之间的民族团结。通过交易，互通有无，使中央王朝也增加了边区少数民
族的吸引力和内附力，减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武力冲突。除此之外，汉族人与少数民族在经济贸易中，增加了彼此的交流，增进了双方的感情，建立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在这种信任的前提上，一部分汉族人与少数民族人通婚，或者杂居在一起，形成新的家庭与聚落，促进了汉藏和平，也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共同进步，为民族大融合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茶马古道是文化交融的连接之道
经济贸易不仅仅是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川藏茶马古道途径康定、甘孜、昌都等多个地区，各个地区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如汉源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富林文化，康定地区具有独特色彩的康巴文化、锅庄文化等。在古代，不管是汉族人到康定、西藏地区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贸易，还是少数民族进行朝贡，他们必定会离开自身所在的文化区域前往另一个文化区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并在不经意间带回到自身所在的文化区域，去影响其他人。因此，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三）茶马古道促进两地经济的发展
茶马互市的开展为双方的产品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交换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牧业的发展。茶马交易一方面促进了牧业的发展，牧民养马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茶叶需要量越来越大，也促进了四川茶业的发展。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业技术被带到牧区，提高了牧区的生产效率，推动生产的发展。茶马古道对于沿途经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沿途贸易城镇兴起。特别是康定地区，从露天市场变成了繁华的城镇，独特的锅庄渐渐发展繁荣。同时，伴随着川藏茶马古道产生的一大批马帮和背夫，促进了其沿途停留整顿城镇的发展，例如雅安，因为马帮和背夫的流动，其夜市热闹非凡，相关的行业也应运而生。
茶马古道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凡，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对西南地区与西部边疆各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力沿线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播，维护汉藏之间的民族团结，促进了两地经济的发展。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起始点，为茶马贸易提供了大量的茶叶，保证了茶马市场正常运行。同时，借助茶马古道，雅安获得了快速发展，从古代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茶叶，到拥有加工茶叶的作坊，经历重重困难，如今雅安藏茶走向世界，雅安这座城市也成为一座文化之诚，一座拥有悠久茶文化的历史名城。
出处：《长江丛刊》2019.03
西南茶马古道的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均穿过我国第一、二级地理阶梯的过渡地带，这里河流交错，群山纵横，峡谷盆地星罗棋布。复杂的地理环境及生物的多样性，滋养了西南茶马古道沿线的20多个民族，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能够领略汉族的温厚、藏族的壮美、彝族的刚健、羌族的古朴、白族的亮丽、佤族的奔放、纳西族的浪漫、哈尼族的热情……众多民族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呈现出一派祥和气象。历史上的西南茶马古道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为沿线各民族和谐共生、精诚团结、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西南茶马古道的千年往事，集中印证了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文明进程，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
共同开拓辽阔的西南疆域
西南地区是我国民族数量最多的区域，它能够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离不开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的齐心开拓。这种开拓，不同于古代帝国式的军事扩张和近代殖民主义的侵占掠夺，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共促繁荣、共享成果的伟大进程。西南茶马古道不仅见证了各民族开发西南边疆的壮举，还以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功能，为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西南茶马古道穿越陇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三大民族走廊，以其网络状的发达道路系统，促进众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往来。其中，青藏茶马古道途经的陇西走廊在现代地理区域划分中被归入西北地区，属于西北民族走廊的一部分，但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陇西走廊与西南各族的关系更为深厚。作为东接黄土高原、西连青藏高原、北抵祁连山脉、南控四川盆地的“十字路口”，陇西走廊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要道和商业贸易的枢纽，这里曾活跃着牦牛羌、党项羌、白狼羌、白马羌(白马氐)、陇西鲜卑、吐谷浑等古代民族。唐代以前，这些古代民族在陇西走廊开辟商贸通道，并与中原王朝开展互市，为此后青藏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等政权相继控制陇西走廊地区，并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茶马贸易关系。这种茶马贸易关系深刻改变了陇西走廊的角色和定位，使它从汉、藏民族各自的地理边缘，转变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纽带。
除开发陇西走廊外，这些古代民族中的一部分还向西进入青藏高原，与当地居民融合，逐渐形成今天的藏族、土族、撒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另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氐羌民族在历史上多次沿藏彝走廊南下，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今天主要居住在四川、云南两省的彝、羌、哈尼、纳西、景颇、怒、独龙、傈僳、白、阿昌、基诺、普米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在西南大地上迁徙交融、繁衍生息，不仅扩展了我国的西南边界，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留下了哈尼梯田、波日桥等生产生活遗迹，以及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术、白族扎染技艺、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南茶马古道的另外两条线路川藏线和滇藏线，一方面向西穿过藏彝走廊，充当了汉、藏、彝、羌等民族之间的“文明使者”。早在唐代，川藏之间就有了零星的茶叶贸易;而吐蕃因为一度与南诏建立了结盟和朝贡关系，因此其上层贵族能够从南诏“得到茶及多种乐器”(《贤者喜宴》)。明清两朝，随着青藏线退居次要地位，川藏线、滇藏线先后成为西南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藏彝走廊在团结各民族、稳定西南边疆方面的意义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明清时期，川藏线和滇藏线还向东延伸到了苗疆走廊一带。作为苗疆走廊核心地带的贵州同样是西南地区茶叶的重要产区，历史上贵州茶除销往内地省份外，也是销往西藏的“边茶”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王朝还曾在播州宣慰司(在今贵州遵义市)设置了茶仓，专门服务于茶马贸易。贵州茶经四川、云南汇入茶马古道，促进了苗疆走廊与藏彝走廊之间的民族互动，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川、黔、滇、藏等地日益连接为一个整体。
共同书写悠久的古道历史
西南茶马古道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从隋唐时期设立互市开始，宋榷茶马，元修驿路，明开碉门，清兴滇茶，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了悠久而辉煌的古道历史。
早在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就已经与临近的益州地区有了民间商业往来;到了隋朝，中原与吐谷浑建立了短暂的互市关系;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浑又一次“款承风戍，各请互市，并许之”(《册府元龟》)。承风戍在今青海贵德县，是后来的唐蕃古道(青藏茶马古道)途经之地，而吐谷浑以产马著称，其在青海湖一带培育的良马“号为龙种”(《北史·吐谷浑传》)，自然是参与承风戍互市的重要商品。紧随吐谷浑之后，吐蕃在赤岭、陇州等地与唐朝开展了互市，史籍中也留下了茶叶、马匹流通于汉藏之间的记载。不过，当时唐王朝从外部获取战马的主要途径是与西北的回鹘开展丝马贸易，对吐蕃马的需求并不大，因此西南茶马古道上的互市也时断时续。
到了宋代，吐蕃唃厮啰部控制了青藏茶马古道，与宋王朝之间开展了规模庞大且长期稳定的茶马贸易。宋朝还在四川设立了“提举茶马司”，制定了茶马法，推动了茶马贸易的规范化，使之成为官方控制下的经济活动。建立元王朝的蒙古族本就是马背上的民族，没有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战马资源的需求，但为了西南地区的和平稳定，他们依然接过了发展西南茶马古道的接力棒。元朝不仅修整完善了茶马道路系统，把它确立为官道，还在青藏、川藏两条线路上修建了40多处驿站，并对道路进行管理。终元一朝，西南茶马古道畅通无阻，汉、藏、蒙、回等各民族在茶马古道上自由往来。
在此之后，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和茶马古道的管理，一方面继承并强化了宋代的茶马律法和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在元代驿路系统的基础上开辟了碉门路茶道，使之成为当时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朝官方的一系列努力，加上各族人民和各地方政权的支持，使西南茶马古道空前繁荣起来，除了继续发展青藏线茶马贸易，在川藏线上还形成了黎州、雅州、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到了清代，西南茶马古道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以茶贸马”和“以马运茶”两种模式并行的局面。一方面由于中央王朝的战马需求降低，官方茶马贸易逐渐萎缩，但为了满足藏、彝等民族日益旺盛的饮茶需求，清王朝持续扩大四川的“南路边茶”“西路边茶”贸易规模，并在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新设茶马互市。另一方面，北胜州(后移至丽江)互市促进了滇茶的崛起，清朝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又使以骡马为运力的云南民间马帮成为发展古道贸易的重要力量，西南茶马古道迎来了“以马运茶”的时代，增添了又一重深厚的历史内涵。
西南茶马古道的历史从唐初延续到晚清民国，始终未曾断绝，这离不开汉、藏、蒙、满、羌、彝、纳西等民族的共同努力。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了古道的历史，也真诚地讴歌这条道路。“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黄庭坚《叔父给事挽词十首》)，“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汤显祖《茶马》)，“茶叶没有脚，经过马帮驮……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纳西族民歌《相会在一起》)，一首首诗词、民歌，既是各族人民的真情流露，也是西南茶马古道悠远的历史回音。
共同创造灿烂的茶马文化
西南茶马古道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西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的茶马文化，为古道注入了饮茶爱茶、开拓进取、包容互鉴、和平共处等文化内涵，塑造了它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
茶马文化是饮茶爱茶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共同拥有源远流长的饮茶传统，早在西汉时期，蜀地文人王褒的文章《僮约》就提到了“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这是世界上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载;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茶叶残体，将藏地饮茶历史前推到了东汉末年;唐人《蛮书》中也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今天彝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他们用椒、姜、桂等香料与茶一起煮饮，这与汉、藏民族早期的饮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茶”这个名词首先是在汉语或彝语中产生的，之后在汉藏语系诸语种间传递，今天藏语中“茶”的发音仍与古汉语中茶的异体字“槚”极为相似。民族学调查研究也表明，藏彝走廊上的德昂、布朗、哈尼等民族都有种茶和饮茶的习惯。各族人民不仅惯于饮茶，也十分爱茶：汉族中涌现了“茶圣”陆羽、“茶仙”卢仝等爱茶甚至达到痴迷程度的文化名人;藏族同胞对茶的喜爱也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的地步;布朗族古籍《奔闷》记载了首领叭言冷率领族众开垦茶园的事迹，将提倡种茶视为先民的丰功伟绩;德昂族最重要的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表现出的茶神崇拜信仰和以茶为万物之源的思想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饮茶爱茶是西南茶马古道的文化根基，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茶马文化是开拓进取的文化。受制于相对落后的交通技术条件，一般来说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于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区，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运输力量，而像西南茶马古道这样跨越无数崇山峻岭的贸易大通道则极为罕见。历朝历代，来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夫、商旅，架桥修路，肩扛手提，历尽千辛万苦维持道路通畅;藏、门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艰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将茶马古道延伸到了南亚地区。“马蹄踏下岁月印，马铃声声话沧桑”，“千驮货物运不尽，起早贪黑赶路忙，一天翻过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险滩，风霜当作棉被盖，扯把叶子做地毯，羊毛毡子掸露水，仰望夜空想家乡”，这些流传在滇西地区的《赶马调》，经过现代人的整理改编，唱出了古道的缥缈苍凉。正是受到这种开拓进取的文化滋养，西南茶马古道才得以傲立于“世界屋脊”之上，成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马文化是包容互鉴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经过长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文化氛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陕西的汉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从事茶马贸易，为与藏族同胞沟通，他们编写了《藏语会话》对译韵书。西南茶马古道上被称为“藏客”的纳西族商人群体也同样能够熟练掌握汉、藏、白等多种民族语言，他们在藏区经商时往往入乡随俗，主动穿上藏族服饰来拉近与藏族同胞之间的距离。除商贸文化外，西南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显示出极强的包容性。比如同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释比”文化与彝族的“毕摩”文化在社会职能、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作为羌族神职人员的“释比”还因为受汉族道教影响而被称为“端公”。此外，历史上汉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过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而纳西族普遍信奉的东巴教，则是藏族苯教与当地原始信仰融合的结果。
茶马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唐代以前，各民族之间出于利益纷争尤其是为了争夺战马这一军事战略资源，也曾爆发过一些战争冲突;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使包括战马在内的各类物资可以通过贸易手段获取，彻底改变了马在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面貌，使其不再与战争、灾祸联系在一起，而是成为财富的象征。这种改变对西南地区和平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明代名臣杨一清就认为茶马贸易能够很好地稳定边疆、消弭战争，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言茶马贸易“实贤于数万甲兵”。事实证明西南茶马古道的通畅也确实使“西陲宴然”，在明代两百多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传》)。
共同培育伟大的爱国精神
茶马古道所建立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是情感联系、精神联系。千年来，各民族依靠古道贸易互通有无，因共享古道历史文化而互敬互爱，也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爱国精神。“时穷节乃见”，在近代中国陷入存亡危机之际，这种爱国精神便熠熠闪耀，集中体现在抵制印茶入藏和西南地区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中。
印茶入藏是近代英印殖民势力主导的一种经济侵略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向西藏倾销印度茶叶，从而切断茶马古道上原有的经贸联系，逐步渗透乃至控制西藏。英国殖民者自侵占印度后，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于1888年、1904年两次军事入侵西藏;19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茶在全球市场占据上风以后，英印殖民势力对印茶入藏的野心便更加膨胀。他们一方面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亚东、噶大克等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加紧仿制砖茶，并通过低价倾销、暗地走私等多种手段销往西藏。然而，他们低估了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之间的血脉联系，也低估了西南各族同胞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即便是在川康地区遭遇战争动荡、四川边茶运输中断的时期，西藏的茶叶消费缺口也是转由后起的滇茶来填补，印度茶仍被拒之门外。由于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坚决抵制，印度茶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始终未能打开西藏市场，据统计，其在西藏的最高年销售量约为一万公斤左右，与我国茶叶动辄数百万公斤的销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与此同时部分我国茶叶甚至还通过拉萨转卖到了印度大吉岭等地。到20世纪40年代末，印茶入藏企图宣告破产，这是西南各族同胞反抗帝国主义渗透的一次重要胜利。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更加深重。1938年底，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提出“利用人力兽力运输，增进货运”(《社会经济月报》1939年第1期)，随后在茶马古道青藏线和滇藏线上恢复了驿运。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茶马古道更是成为西南大后方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陆上要道。整个抗战后期，四川、云南、西藏各地由汉、藏、白、纳西等各族人民组成的马帮，穿行在先人开拓出的石栈天梯和羊肠小道间，不畏艰险，昼夜不息。据统计，当时这条道路上一共动用了“八千匹骡马和两万头牦牛”(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为抗战后方输送了难以计数的紧缺物资，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燃起希望的火种，谱写出一曲全民族抗战的壮阔乐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礼堂、陈韬(分别系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光明网、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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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滩古镇地处福建闽东寿宁县城南部，背靠有名的车岭马兰岗，有陆路通往县内各地和闽浙边界;水路直通福安、赛岐、三都澳等地。
1957年福(安)寿(宁)公路修通之前的数百年间，县内以及邻近闽北的松溪、政和，还有浙南的泰顺、景宁、庆元等地的农特产品茶叶、桐油和粮食等大宗物产，都是靠山里担夫肩挑到斜滩装船出运;沿海的海产品及盐、食糖、布匹等南北杂货也由船运到斜滩，而后肩挑分散到县内和周边地区，供应民众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斜滩一度在历史上成为物资集散的码头地。因为常年採制茶生产时间可达8-9个月，实际上，斜滩码头成为茶叶出口的专用埠头。
在旧社会，水陆交通道途上，不但山岭重迭、荆棘丛生、滩陡流急、礁石遍布，而且匪患不止，众多的挑夫和船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经历了多少的忧患，洒下了多少的血汗。据当年《何氏家乘》记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斜滩渡船翻沉，50多人溺水，死者40余人。
(图注：寿宁高山茶园)
从福安到寿宁走陆路为120华里，必须经过斜滩，所以斜滩又是寿宁的一个门户。自斜滩而上，通县内和县界地区的陆路主要有五条：一是通平溪、南溪到达政和边界，100华里;一是经车岭、岱阳、托溪到达庆元边界，90华里;一是沿车岭到城关、坑底通景宁边界，130华里;一是沿竹管垅、山枣坑、南阳、犀溪到达浙江泰顺县城，90华里;一是从斜滩到凤阳达周宁边界，60华里，可谓“五县通衢”。但斜滩通往县内外的五条陆路都是上岭上坡的，举步维艰，加上匪盗横行，行人胆颤心寒。据斜滩卢氏、何氏家乘史上记载，明万历二十年(1594)县令戴镗为防倭寇、盗匪入侵寿宁，就在斜滩境内设有四关(车岭关、绝险关、铁关，平氛关)，踞关防守，可见斜滩这些交通路线，在民防、军事上也极为重要。进入民国后期，兵荒马乱、土匪猖獗，斜滩陆道上的车岭头、洋头亭、马岭亭、四脚亭就经常有土匪出没。所以那时候，斜滩和城关出现包送运茶防匪的递铺哨，茶行茶商用钱雇这些持枪的保镖，上下都护送到洋头亭交接。民国三十年(1941)夏天，就有温州茶商缪策臣携带银圆到斜滩收购毛茶，路经车岭洋头亭被土匪劫走300块银圆。
(图注：清末斜滩周丰记茶行)
来往斜滩肩挑运货的担夫行路之难，岂独车岭一处，北山岭、钱塘坡、山枣坑、还有那连绵不断的山岭石路以及闯虎口、过险滩人力撑扛的木船船工，为谋生计，几百年来，一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多少人常年累月出没于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不知浇洒下了多少担夫和船工的辛酸血汗泪。
(图注：斜滩旧民居)
由于寿宁山高岭峻，与斜滩上下海拔落差600多米，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所以县内许多河道都顺流汇聚于斜滩。主要有发源于浙江庆元岭头经寿宁县托溪、九岭和发源于庆元西溪经寿宁杨溪头、下屏峰这两条溪流汇合后，穿过大溪头、山田，绕斜滩村而下，再同发源于政和新康，经寿宁平溪、印谭、下老的溪流，在斜滩的交溪汇合，直通武曲、社口，再流经福安境内而后入海，成为天然水路通道。自斜滩至福安，溪流总长110华里，在武曲余坑以上称为龙滩溪(亦称渔溪)，社口以下至福安龟岭称长溪，河道虽较平坦，但险滩礁石可不少，最有名的是虎口和滇头岩礁。
(图注：斜滩古镇)
龙滩溪流经斜滩古镇地段，溪面宽阔，水流平缓，溪岸两边形成自然的阜头，即古时交通驿道上的渡口，而成为便于停泊船只、起缷货物、水陆来往便捷的水运码头，几百年来，是古镇斜滩历史兴衰的见证。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楼下复兴码头，一直沿用至上个世纪70年代，历经“风雨飘摇渡苍生”，最终完成了使命。
斜滩木船统称“斜滩槽”，船身宽2米、长4米，两头翘，用松木板拼接，合缝处以炒竹丁衔接和填塞油灰加固，每船可装竹蓬二张，以升降开合，作避雨歇息和住宿之遮盖，船头竖桅杆张帆。船夫2人，前者撑篙，后者操桨。每条船顺流可载干茶1吨左右，而逆水只装载10-12担货物。民国二十六年(1937)，寿宁及周边县年景好，茶叶丰收，产量大增，斜滩运茶货船达130多艘，以后增加到200多艘，其中专为大商家复兴号茶庄运茶外销的平时有40艘，最多时达93艘。大多船工驾驶技术娴熟，能履险如夷，多雨季节，顺流运货，一天即可到达福安赛岐;逆水回船从赛岐到斜滩，船运要2天，枯水则要3天。
(图注：通往车岭古道的龙凤亭)
斜滩这条得天独厚的水路，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使得它比县内各地较早开放，与外界联系也颇为频繁。1937年“七七”事变后，斜滩的社会贤达对抗战时事备加关注，就是利用船运的便利，每天都会看到从福安寄来的《战生日刊》。这是一张油印小报，内容是前线战讯、战役地图等，台儿庄大会战、义勇军炸沉日舰“出云号”的胜利消息由这张小报传到斜滩时，闻者欢欣鼓舞，有人还当街买酒，开怀痛饮，以示祝贺。清末到民国，内外物资交流渐趋繁盛，不但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航运便利外出求学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为当地造就不少达官名人，近代史上古镇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研究生之乡”。上个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斜滩复兴号、周元丰、郭丰记、卢广源等茶行的30多万担精制茶叶就是利用这条水路通道，由斜滩装船启运，远销福州、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区。民国时期，斜滩盛产的“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英国、德国、俄国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就是从这条茶码古道运出销往各地的。那时，从海外运回的装茶空箱或洋油箱以及其它货物包装箱，只要打上“中国·斜滩”的圆形蓝钢印字样即可到达原地，可见斜滩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故此，古镇斜滩被誉为“闽东小上海”的称呼由此而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斜滩籍旅外知名人士、时任福建学院院长的郭公木先生、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宜武先生与担任三沙海关关长的卢少洲先生和当时的海军总长萨镇冰交情甚笃，他们馈赠给萨公10箱斜滩产的“坦洋功夫”茶，萨公品赏后赞不绝口，视为佳茗珍品。在他出国巡访东南亚诸国及港澳期间，他把斜滩的“坦洋功夫”茶精装成珍贵礼品随带出访，分别赠送给各国军政要员或友人，使斜滩茗茶声名大噪，备受青睐。此后，古镇斜滩商贾云集、购者如林、销路广阔。记得当地文昌阁有幅对联：“门迎云路三千客，地踞龙江第一乡。”即为当年文人为这里的写照。
那时候，每到茶叶上市季节，斜滩码头一年之中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三村五境的茶农肩挑背扛新茶到斜滩收购;闽浙五县的茶商、挑茶工从四面八方云集斜滩溪岸两边埠头;周边山路上挑茶袋的、抬茶箱的络绎不绝，不分昼夜，风雨无阻;溪面上数百条“斜滩槽”往返穿梭，装茶上船的、卸货搬运的，熙熙攘攘，人流如过江之鲫。斜滩方圆数百米内，挑工柱杖敲地声、船夫起运呼喊声、商家村妇叫卖声、客栈老板招呼住宿声，此起彼落，各种嘈杂声连成一片商贸繁荣的交响曲;加上夜里的松明、竹篾火把、风不动、煤油灯，把整个斜滩码头、街道、溪岸照的彻夜通明;船只马灯闪烁，在溪面上象似密密麻麻的萤火闪闪浮动，夜景十分壮观。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斜滩开办经销茶叶的茶行24家，就有3000多人日夜加工精制茶叶和从事购销活动，生意兴隆，四通八达。这正印证了当年寿宁县令宋际春写过一首《咏斜滩》的五言诗来描述斜滩古镇繁华景象。诗云：“岭势从天下，滩流委地斜。风烟团一市，茶香绕千家。夜剧村逢偶，春寒县闭衙。鲤灯今夕见，百里最繁华。”
【摘自2018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韦希成(福建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