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茶叶代理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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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木扁担轻又轻，茶叶飘香歌不停，船家他问我哪里去，北京城里哟探亲人.....”新中国初期，湖南茶人一首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唱响了湖湘儿女的激情。

今年6月，湖南茶人再次唱响“挑担茶叶上北京”，定于2023年6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挑担茶叶上北京——“五彩湘茶新闻发布汇报会。”大型宣传推广活动。

我爰好声乐器乐，任何时候一听《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想起当年前辈，一首茶歌与伟人情谊难忘而感人的故事。想起那63年前充满茶香的湖南茶人紧连北京城。

《挑担茶叶上北京》是一首湖南民歌。歌曲有浓郁的湖南地方特色，创作出来不久，总政歌舞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演出，歌唱家方应暄演唱了这首歌，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1964年，湘籍歌唱家何纪光在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歌，轰动乐坛，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这首歌的歌词还曾被选入1978年版小学一年级课本。

湘茶，生来不凡。

据史册《汉志》记载，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表明，湖南的产茶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初期，是我国人工栽培茶树最早的省份之一，唐代湖南每年的贡茶就有12.5万公斤。到9世纪，湖南的茶树栽培面积有上100万亩，现有茶园面积180万亩。其品种涵盖高桥银峰、安化松针、东山秀峰、君山银针、金井毛尖、野针王、古丈毛尖、南岳云雾茶、石门银峰、兰岭绿之剑、狗脑贡茶等等，不胜枚举。

烟香茶是湖南山区、丘陵农家，尤其是毛主席家乡湘乡韶峰(今属湘潭韶山)、东鹜山(今属长沙宁乡，主要在灰汤境内)一带农家依古法自制的一种茶叶，也是毛主席一生挚爱的茶叶。这种烟香茶是一种被当地村民用来嚼吃的茶叶，因其原料均采取山中的野生茶，故有最耐泡的神奇特色。用这款茶作功夫茶道，冲泡20道后，依然保持甘醇、甜丝的厚重味道。烟香茶往往被人误解为湖南的烟熏茶，其实，这种烟香茶与常见的烟熏茶虽同源，但还是有原材料和工艺区别。比如茶叶产期(一定是谷雨前后的茶)、茶叶杀青(一定不能焯水)、茶叶揉捻(一定是反复三遍以上反复热揉)、茶叶过烟(一定是松果、枫球等五种以上的特殊材料燃烧后上七星灶过烟)。

《挑担茶叶上北京》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湖南民歌，背后还有一个温情的故事。歌曲里的“洞庭边上种茶人”的原型就是衡东县三樟乡柴山冲的彭友胜，他和毛主席之间有一段深厚的革命情谊。

1899年，15岁的彭友胜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江湖，当过矿工。1907年，彭友胜参加了湖南新军，后来担任了新军副目(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副班长)，当时身为列兵的毛泽东对他印象深刻。毛泽东在1937年和斯诺谈及自己在新军的经历时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的“湖南矿工”就是彭友胜。

1912年3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告别了军营，彭友胜则继续留下来当兵。10多年后，他那支部队转战到广州，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少尉排长。北伐前夕，广州的一家报纸刊载了“毛君润芝来穗讲学”的消息。彭友胜特意理了发，洗了澡，换上一套新军装，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看望老朋友。此时的毛泽东已是中共中央委员，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彭友胜告别毛泽东后，不久便参加北伐，投身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又一次立了大功，并被提拔为副连长。在内战中，彭友胜心灰意冷，偷偷地离开了军营，逃回老家衡东县，在吴集粮行当了多年仓库保管员后，于1940年左右回乡务农。

1951年3月14日，彭友胜特意请人代笔，给毛泽东修书一封。那年清明节后第3天，彭友胜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兴奋、激动之余他与老伴及女儿商议：毛主席有喝茶的嗜好，我们不如每年精制点上等茶叶送给他。从此，每年彭友胜用新白竹布将自制的优质谷雨前茶包好缝牢，用挂号邮往北京。这一送就是18年，从未间断。

1960年，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纷纷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著名作家叶蔚林到衡山一带采风时，听到彭友胜精制茶叶献给毛泽东的故事，顿时来了灵感，赶写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歌词。叶蔚林将歌词交给作曲家白诚仁，白诚仁读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只用了一个小时，曲谱就写出来了。文艺源于生活，文艺源于人民。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这首歌一晃63年过去，但艺术魅力不减当年，还在激励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湖南茶人是怎样庚续红色基因，再次唱响，再挑茶叶上北京——来到人民大会堂。

应邀赴会人民大会堂

6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万木峥嵘。

应组委会的诚挚邀请，6月15日上午，我从黄花飞抵首都大兴国际机场。岀席北京人民大会堂“挑担茶叶上北京——“五彩湘茶新闻发布汇报会。”

组委会安排我住北京西苑饭店。宽敞明亮，布局新颖，极具文化品味五星的大堂，让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我入住1137房。

办公桌上摆放着这次会议手册，人民大会堂的请谏书写着我的姓名。我仔细看了会议程序，具体安排，感受了这次会议规格之高，要求之严，时间之紧，安排之周。让我耳目一新。

第2天上午，微信通知强调统一着装，须带人民大会堂请谏方可进入安检大厅。只带手机，其他一律不带。准时统一乘车去人民大会堂。

下午1点20分，10辆米黄色高档旅行车徐徐开到饭店右边.专车联络员，又查问大家是否带了人民大会堂请柬，结果还是有人没带。只好去拿往后上车。

经过20几分钟车程，车子进入整洁宽敞，横贯东西交通干线的长安街。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南海正门，金红交辉，庄严壮丽的新华门，接着看到浓缩中华文明，中国象征，举世瞩目的天安门。车子右转，远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事博物馆乘风而来，近处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箔大字，顶天立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广场。南面是雄伟挺拨，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纪念堂，更是国内外各界来宾，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知名人士前来詹仰的国家最高纪念堂。此时此刻，整个广场倍感增色生辉。一种说不岀的喜悦感、敬畏感和怀念深情在我胸中奔腾涌动，千转百回。心中不禁衷心祝福——伟大祖国万岁，人民幸福安康！

车队减速，缦缦前行。眼前呈现人民大会堂壮观巍峨，门额上镶嵌着巨大国徽，迎面有12根浅灰色大理石门柱，庄严雄伟，壮丽典雅，富有民族特色排成一字，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魅力。

走下车，我不禁放慢了脚步，心中突然有些犹豫：这幢高大交织着政治之强，文学之美、风格之奇、色泽之秀、独持之异的大会堂，我该以怎样的方式走近它？漫开几步之后，一瞬间，我的内心充满温暖。不禁驻足仰望，喜上心来......。

“人民大会堂！到啦！”

“到啦！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发出内心一种深感光荣与自豪愉悦的心声。

登上宽阔的台阶，个个步伐矫健。一张张高兴的笑脸，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涌动着火热的激情。拾级而上，谈笑风生，不少同志抢时间留影，合影。我也和大家照了几张。

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大常务委会的办公地方。这是党和国家及各人民团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至高场地。每年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两会、中国共产党5年全国代表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金色大厅传佳音

经过安检厅，来到高大宽敞的迎宾大厅，踏上宽阔的红地毯向北大步前行，走进贵宾厅。都在签名留念。我认真观察每个人的签名，有的铁画银钩，有的龙飞凤舞，有的笔走龙蛇，有的点线千姿。仿佛是书法大赛，挥墨纷呈。

我依次来到贵宾台，拿起笔，从容镇定，用行草结合，繁简两体，快慢相随，一笔垂直书写呵成，将我山里人的名字挥洒贵宾部上，周围同志不禁异口发岀“哇塞”一声。这是对我坚持毛笔写日记，毛笔写书信多年沉淀的一份肯定，也是鼓励和谬赞。但比起前面同志的签名我却感到自愧不如。

绕过一幅巨大的国画屏风，就是新闻发布汇报会金色大厅。

我和领导嘉宾同志们对号入坐。看见主席台上红色大屏幕上，体现精心设计红底金色，宋黑两体字形：挑担茶叶上北京形象图案下，突出“五彩湘茶汇报会”仿宋大字。下面标示5个国家级行业指导单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学会、中华茶人联谊会、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7个省厅局主办：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乡村振兴局、湖南省贸促会、湖南省工商联，支持单位：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会前两位歌手手持话筒登台，一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声情并茂，优美动听。演唱声声入耳，久久回荡，充盈金色大厅。唱响了湖湘儿女的激情，6位茶人穿着民族盛装，挑担茶叶上台演示之后。这时屏幕上呈现了广阔深篴的兰天，几朵白云，阳光明媚，逐一展示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光华三湘大地的茶山，茶海、茶园，茶人，茶馆风貌.....

湖南广播电现台俩位男女主持人登台，热情洋溢，语出惊人。宣布大会开始。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仛张军登台主持，仿佛出征挂帅，以他那宏亮的声音全面阐释了“五彩湘茶”产地环境、优良品种、绿色生产流程，多个品名如数佳珍，挑担茶叶，集结北京，向党汇报，向人民汇报，让三湘四水五彩茶香，香茗京城，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周晓理热情致词。他表示，古往今来，“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开掘了中华茶文化之先河，成就“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美誉。.....造就了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五彩湘茶”的独有特色。......激励茶人，共同奔赴美好未来。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上台讲话说，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隆重举行“挑担茶叶上北京——五彩湘茶汇报会”，充分展现了湖南茶人敢为人先、踔厉奋发、砥砺奋进的时代精神风采。

他在讲话中提到，这既是践行湖南省委省政府“特色强农、品牌强农”创新之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务实之举。通过全国人民耳熟目染的湖南著名歌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唤起人们最大程度地关注敢为人先、砥砺奋进湖南茶人，关心支持湖南茶产业的发展。至2022年底全省茶园面积345万亩、茶叶产量32万吨、综合产值1051亿，书写了“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方百姓”的真实故事。希望借助此次“挑担茶叶上北京”活动为湖南茶叶鼓劲加油，同时宣传打造湘茶品牌，促进“湘品出湘”“湘茶出湘”，助力茶农增收。希望国家相关部委、相关单位进步支持湖南茶产业发展，也诚挚地邀请广大客商到湖南投资兴业。共同开创湘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会上，中共沅陵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易中华作《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绘声绘色，落地有声。

“五彩湘茶”品牌体系建设提案指出，“五彩湘茶”涵盖“潇湘茶”“湖南红茶”“安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等5个公共品牌，代表湖南的五大茶类，分别赋予“幸福茶味”“红色茶味”“历史茶味”“精神茶味”“自然茶味”，谓之“茶湘五味”。

湖南省茶业协会秘书长王准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五彩湘茶”品牌体系建设，加紧“五彩湘茶”品牌落地，推进湘茶高质量发展，将茶产业打造成湖南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五彩湘茶”大放光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三个小时的新闻发布汇报会，节凑很紧，内容精彩，振奋精神。会上领导见证八家国内外茶业集团单位签约采购五彩湘茶，收获满满。

大地天然育湘茶

晚上我来到湖南省红茶产业促进会会长伍崇岳房间，谈到应邀同去全省各地与领导农业茶业市长县长同志，一道考察调研三湘茶业茶园茶人，曾经一道观享大地群山逶迤，环抱万亩茶园；云雾缭绕，轻拢绿浪万顷——有机茶园，我就被往日眼前的美景迷住又呈现脑海了。

记得去益阳，车行茶园里，如同航行在绿色的海洋中。无数个浑圆的山丘上，绿盈盈的茶树一行行排列，顺着山势梯次而上，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座绿色的“金字塔”。茶园上空，千姿百态的云彩轻盈地翻着身，欢快地跟着我们走。

记得去怀化，参加2010年4月28日湘西古丈毛尖万人品评大会，时任湘西州委书记何泽中紧握我的手说：“您要多来啦，这里绿染大地山滴翠，春润茶城路飘香。”“是的，应该多来学习取经。”我高兴回答。我见到山风推着团团薄雾，滑过满是绿色的山丘，轻轻将茶园擦拭得纤尘不染。缕缕阳光穿过云雾，为茶山增添了几分高光。光影变幻之间，茶山如诗如画。所见茶山，山美水美，采茶的姑娘也长得水灵清秀。山道芳菲，采茶姑娘远远走来，进入茶田。她们挎着篮子，背起背篓，手指在翠绿的嫩叶上灵巧翻飞，云雾中孕育的新鲜芽尖不一会儿就装满了背篓。采茶山歌响彻茶田，直抵云间。

记得去永州江华，一群山雀循着歌声而来，飞入茶园，溅起一片鸟鸣，掠起缕缕茶香。永州市吳恢才副市长，江华县吳军臣县长陪同调研时，介绍江华苦茶，苦尽甘来，因苦而名。是处于世界优盾红茶黄金线上。来到茶山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孩子们在步道上嬉戏，追逐蝴蝶；摄影爱好者扛着“长枪短炮”选点定位，用镜头捕捉茶山的美；结伴而来的女士们背靠绿色茶园，挥舞着红丝巾，一起自拍留念，笑吟吟地记录着畅游茶山的快乐。

记得去岳阳登上观景台，极目远眺，各式各样的茶山“绿波荡漾”的风光尽收眼底，令人沉醉。凉风扑面，夏日里的燥热已经去除了大半，精神更觉得爽快。我们找了一间茶馆坐下，店家送上一杯杯飘香的绿茶，翠绿明亮的嫩叶在杯中缓缓散开，既像盛放的花朵，又像姑娘的裙摆。这用山泉水冲泡的湖南山茶，既有茶的芬芳，又有泉的清甜，浅啜一口，茶香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记得去郴州衡阳茶园旁边，三三两两的农舍颇有仙居的韵味。我很羡慕这里的茶农，他们依山而居，守护茶园，推窗见景，闻茶香，听鸟鸣，观云海，在这宜居宜业的富庶之地，过着“人在山中，山在画中”的神仙日子，真是美哉乐哉！

更使我难忘的是伍崇岳会长，经常深入一线，调天总是围绕谈茶育茶，做茶卖茶兴茶，10句话有8句谈茶。我们给他封了一个雅名“茶神。茶圣。”

茶界茶人都说伍崇岳是当代茶业领航人，我说他不愧为新时代“茶神茶圣。”

这次他精心策划，科学组织实施挑担茶叶上北京——“五彩湘茶新闻发布汇报会。”推广活动，湖南开展有声有色，激励人心。一到北京，在京相关领导部门在北京西站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人民大会场发布后，又在北京博物馆开展。除国内媒体大力宣传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文向全世界发布北京活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平台，作为强国新闻发布宣传。

挑担茶叶上北京——“五彩湘茶新闻发布汇报会。传播全球，影响深远，成果丰硕。

名馆外宾赞湘茶

在北京讲起喝茶，贤达人士自然提到北京十大知名茶馆、茶楼、茶院、茶轩。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老舍茶馆，首屈一指。那里古香古色、京味十足!每天都可以欣赏到一台汇聚京剧、曲艺、杂技、魔术、变脸等优秀民族艺术的精彩演出，同时可以品用各类名茶、宫廷细点、北京传统风味小吃和京味佳肴茶宴，能深深的感受老北京的传统文化。

自开业以来，老舍茶馆接待了近47位外国元首、众多社会名流和200多万中外游客，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品的特色“窗口”和连接国内外友谊的“桥梁”。

这里真是京城中外品茶聚贤高地。我受邀来过三次喝茶。每次都有中外嘉宾品茶论道，要务商谈。最近一次更让我十分欣慰。多年好友东道主王先生，曾为外交部长、副总理秘书向我介绍，今天12位嘉宾中有来自世界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5大洲国家的嘉宾，国内3个省和1位香港的嘉宾。他向宾客介绍我多种经历，文学艺木爱好，是毛主席家乡来的人。大家顿时向我投来亲切的目光。

一位美国宾客问我今天喝美国饮科吗？法国朋友问我喝法国红酒吗？我都婉拒不喝。我说：“很遗憾，只爱喝中国茶，尤其是湖南五彩湘茶。”

这时几位嘉宾说出了湖南七种名茶。一致同意都喝湖南茶。这时我介绍了挑担茶叶上北京——五彩湘茶发布活动。他们都说这次新闻发布会早己看到新闻，认为非常成功，影响中外。不少单位与家庭订购了“五彩湘茶”，希望买到“五彩湘茶”兴趣很浓。当时有7位嘉宾托我购买“五彩湘茶”开出了清单。还希望长期供应合作。王先生看着我开玩笑说：“兄弟啊，今天您收获不小啦。茶单归您买不要我签字了吧。”我连声回答：“好好好。”大家情不自禁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离京茶神要题诗

6月17日下午5点，我准备离京返湘，交了房卡，准备上车前往机场。这时在大堂巧遇伍崇岳会长和他同事秘书长、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走来。

伍会长说：“准备送您，小车安排了。”

“感谢您啦，有人安排了。快忙您的。”

他又问我：“这次发布会感觉如何？”

“非常圆满成功！感谢您10几年来，每次活动都给我学习机会！”我握着他的手感激地说。

与伍崇岳会长正在握手话别时，万没想到他竞突然将军：“您说非常圆满成功，那您要送我几句。”我知道他的言下之意要题诗，我推辞说：“身边无纸，手里无笔，胸中无墨，莫将军啰，下次吧。”我边笑边说。他说：“不行不行，您说，我们打开手机录音不是更好吗。”“是啊是啊”，“蛮好蛮好。”他三位同事也随声继续将军。“您这个茶神硬要我献丑。我的普通话太普通了，笑掉了你们牙齿我就不负责啦，哈哈哈。”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们几人真的打开手机准备录音，这时我的大脑发令兵见状速传思维区，语言区，情感区，平仄区，紧急调度和衷共济，口诌七律：让他们录下文字虽劣意却真诚的8行。

五彩湘茶大纛扬，京城发布鼓帆航。

成功美誉传千里，报喜佳音遍四方：。

踔厉征程铺锦绣，振兴祖国写辉煌。

人民幸福家和睦，满目神州玉叶香。

“好！好！放行放行。”他们把我送上车，依依话别。

来到大兴国际机场，我欲乘风飞湘。我在飞机上思考，伍祟岳会长组织三年推广活动在京城发布收官，意义深远，成效颇丰。这次发布会昭示后人，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我们要做新时代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抓落实的实际行动，不断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更高水平。

“桑木扁担轻又轻，千里送茶情意深。你要问我是哪一个呦，湘江边上种茶人呀哎哎，毛主席的故乡人哟，毛主席的哟，故乡啊人哟。”

【作者】罗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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