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上午10点，昆明天气晴，偏北风，当我到达伟龙广场六大茶山办公室的时候，阮殿蓉女士和员工们正在核对一张张写有姓名、地址和电话的文档，她们的工作很投入，以至于我在她们旁边站了几分钟，她们才发现房间里多了一个人。
她们正在做一件十分浩大的工程，要把精心准备的15063片茶叶寄到那些用心挑选出来的茶友手中，每一片茶，都会有阮殿蓉女士的亲笔签名。
“15063”中的“15”，代表的是六大茶山成立15周年，“63”代表六大茶山。赋予一批茶特殊含义的数字，是六大茶山的风格之一。今年年初，阮总就一直在考虑要做一件事情，该如何纪念“15周年”这个重要时刻？经过再三考虑，她和她的团队放弃了做一场大型庆典的计划，决定把15063片茶饼，送到茶友的手中。
这些茶，只送，不卖。
这批茶命名为“感恩饼”是为了感谢那些一路陪伴阮总、陪伴六大茶山共同成长的员工、茶友、合作伙伴。正如阮殿蓉女士在3月份在石林经销商会议上说过的，六大茶山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员工、合作伙伴和茶友们一路走来的不离不弃。她想要感谢的，就是这些人。
为了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六大茶山的员工们忙碌了很久，物流部的人手不够，其他部门的同事齐心协力。在挑选、核对寄出名单的时候，很多记忆都重启：那些离职了多年的老同事、那些默默陪伴六山的合作伙伴、那些在勐海听过阮总讲课的学员······在时间的长河里，这片感恩饼就是启动记忆的按钮，它的魔力，就是把记忆从时间里释放出来。
“我一直相信，普洱茶是有记忆的，我想用这款茶，表达我所有的感恩，也许你收到这片茶的时候舍不得拆开喝，但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打开这片茶的时候，它不会辜负你的守候。”阮殿蓉女士边签名边说。
从今年春茶上市开始，生产部门不停的选料、调试，最终完成了这款茶集合了江内江外15个茶山的原料的感恩饼。我昨天也收到了一饼阮总签名送出的茶，但确实是舍不得拆开，1号早上，在六大茶山办公室，我们决定开一片感恩茶来品鉴，打开包装，茶饼饼面饱满油润，闻干茶，清香融合蜜香，撬出8克茶叶进行冲泡，茶香和口感都很出众，回甘悠长，余味无穷。就像全程负责这款茶生产的蔡昌敏女士所说“这片茶，绝对对得起签名和大家的期待”。
把15063饼茶寄出去，是一个漫长而隆重的仪式，截至6月1日，寄出的茶饼还未过半，邮寄工作可能会持续到年底，收件人的名单也正在完善中，她们在梳理名单的同时，也在梳理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足迹，以及那些遇见的人。
不计其数的快递单
茶饼从昆明寄出，到达四面八方，这片茶要传递的记忆，和你打开这片茶的时间地点，以及你与六大茶山之间的交集相关，每位有机会收到这片茶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会交集于此。
在茶饼到达之前，在茶汤打开记忆之前，我们先打开这封阮殿蓉随茶饼寄出的感谢信，这是她写给普洱茶、写给普洱茶人的情书。
亲爱的茶友：见字如面！
我一直喜欢散文家苇岸在《一个人的道路》中写下的一段话：“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是的，我把与大家的相遇、相识、相知、相守看成是上苍赐予的亲缘，我尊重并感恩这种生命中的偶遇，更感激这种偶遇最终促成的合作缘分。
尽管西双版纳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的生产地，但是1988年调到那儿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此后的人生会与它结下那么深的情缘。不过仔细想下来，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特殊缘分，其实早已注定了。我的母亲早年在供销社工作，她店里的那些日用百货和副食品里，其实就有产自西双版纳的普洱茶。母亲时常与茶叶打交道，那些来自云南南部的饼茶、砖茶和沱茶，让母亲的身上终年弥漫着淡淡的茶香。那是记忆中母亲身上特有的味道，对我来说，那就是家的味道，是亲人的味道。
不同的人对家的味道、亲人的味道，体认和感受可能不尽一致，但我始终近乎偏执地认为，从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茶叶芬芳，却最能打动人心，最为天长地久。
也许是因为在铁合金公司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也许是命运的节点注定要与茶叶有关，1998年，我被西双版纳州委任命为勐海茶厂厂长、党委副书记。这是一家有着数十年辉煌历史的茶厂。这一期间，因为勐海茶厂，因为普洱茶，我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就更为亲近了。如果我在出任勐海茶厂厂长后，真如一些器重和鼓励过我的人所说的那样，之所以能够展示出义无反顾的态度和不可动摇的魄力，那么，我的力量之源不是别的，就是西双版纳大地本身。我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身后，有无数的父老乡亲，有一个村庄，他就能拥有巨大的能量。而我的身后，就是西双版纳这块丰盛厚重的土地啊！
这一期间，我天天与茶叶打交道。事实上，我真正与之打交道的是西双版纳这片土地。我得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农的理解和支持，得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茶技师的尊重和配合，得到了无数次神游和遥望过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普洱茶人的承认和推崇。通过大家的努力，让一个曾经盛极一时但又一蹶不振的茶厂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重振茶叶的光荣。可以说，我得到的其实是这片土地的接纳。直到现在，我都把这种来自大地的接纳，看作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与荣耀。
勐海茶厂的几年工作让我终身难忘，我恶补了茶叶方面的知识，在一年内，我不仅掌握了整个茶厂的生产管理流程，洞悉了一个茶叶企业的管理奥秘，而且还对普洱茶文化及普洱茶拼配技术有了较深的了解，特别是有了由衷的喜爱。唯一遗憾的是，我在面对这个庞大的国有企业时，必须花大量精力来协调各种关系，这对性格直率的我来说，渐渐成为了一种负担，那时心里就想，什么时候，能够按自己对普洱茶的理解，来做一家茶企？
清人阮福所著的《普洱茶记》，数百字的短文，四次提及六大茶山。因此，2002年，当我离开勐海茶厂，决定创办自己的茶厂时，首先想到的企业名称就是“六大茶山”。这是一个灵光乍现的名字，它几乎可以说是普洱茶的代名词，对于一个普洱茶企业来说，六大茶山这四个字有着太丰厚的文化内容，它几乎浓缩了整个普洱茶发展的历史，将云南这块土地上关于普洱茶自然的、历史的以及社会人文的多种因素融合为一体。
我得承认，将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六大茶山，灵感来自作为普洱茶圣地的六大茶山本身，来自于自古以来迷藏了六大茶山的西双版纳大地。我同时也相信，作为茶企，六大茶山是一个附丽于西双版纳大地的企业，它必然会得到大地的信赖、呵护。
成立六大茶山公司并有幸传承了先生祖上的“俊昌号”是为了延续我的普洱茶之梦。我想以闻名天下的六大茶山优质茶菁为原料，生产最为纯正的优质普洱茶，回报那些真正的普洱茶人。我还记得最初在阅读茶博士蔡澜先生《普洱颂》时的感受。蔡先生说：“普洱茶已经成为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茶，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茶，吃完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作为一个当过有着76余年历史的勐海茶厂厂长的人，这样的文字与感受是会入心的。接触了太多的普洱茶爱好者，了解了普洱茶与他们生命的种种机缘，我就想，选择了“六大茶山”四个字作为企业名字，我就要对得起这四个字，无愧这四个字后面那些青翠的茶山。
在勐海茶厂工作期间，我曾不止一次到过江北的六大茶山，也到过位于勐海县和澜沧县的江南六大茶山，考察各地的茶菁品质，我甚至还到了临沧、思茅等地收购压制普洱茶的原料。不难发现，云南茶叶的主产区，无论是凤庆、景东、镇沅、普洱、勐海以及江北江南的六大茶山，都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澜沧江两侧，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有雾日多，相对湿度大，自然生态保持完好，土壤的有机质高，特别适合茶树尤其是大叶种茶树的生长。更为难得的是，由于六大茶山的茶农受自然条件和种植习惯的影响，茶园完全不使用化学肥料，而是靠自然的肥力来维持茶树的生机，使得六大茶山堪称一块还没被化肥污染的净士。况且六大茶山上的茶园，地面大多为枯叶覆盖，形成了茶园的自然免耕。我十分清楚，六大茶山是西双版纳大地赐予普洱茶人的一份厚礼，我创办六大茶山公司，就是要按照大地的旨意，将这份厚礼给予更多的爱茶人。
云南出好茶，好茶出六山！就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心愿。自古以来，六大茶山就是极品普洱茶的生产地，清代遗存的“金瓜贡茶”，光绪年间生产的“普洱茶王”，以及福元昌圆茶、同庆号老圆茶、鼎兴圆茶等普洱茶精品，几乎都与六大茶山有难以割舍的渊源。因此，注册“六大茶山”成功以后，我内心难以平静，隐隐的感觉肩上有一种责任，这责任来自于历史，也来自于宿命。云南六大茶山公司，必须自觉传承千百年来，无数茶人在澜沧江两岸的群山怀抱中孕育出来的普洱茶文化。
我是个急性子的人，2002年4月公司注册完成，而在此之前，我早已物色好了制作经验丰富的茶叶师傅，因此公司六月就顺利投产，最初的厂区设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旁。也许回族家庭里养成的爱好卫生的习惯，我对厂区的卫生要求几近苛刻，即便是用竹笋叶包装“七子饼茶”这样的工序，我也要求工作人员戴手套与绑脚套。我不停地向自己的员工灌输卫生观念，因为茶叶是做给自己的家人喝的。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品，每一批都要抽样送到卫生检测中心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有一个小小的个案很能说明我们对茶品卫生的重视，我们公司2004年出口到日本的“六山御品原茶熟茶”，被日方以极为严格的方式检测，但是所检测的320项指标，全部合格。
我一直认为，基于普洱茶的文化，也基于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特性，六大茶山生产的产品不应该仅仅是单纯的饮品，它同时还是一种可以收藏的茶品，一种可以与时光一同成长的作品。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茶人在多年以后，重新与自己收藏的茶品邂逅，品饮一段往昔，感受一段温情的时光，那将是何等美妙、惊喜的一种心情？
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受惠于“六大茶山”这四个吉祥如意的文字，公司成立以后，得到了许多茶友的呵护与关爱，迅速发展成长，而六大茶山，也以自己的努力来回报更多的茶友。最近几年，公司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中国驰名商标”、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扶贫龙头企业”、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的取得，既是肯定，也是鞭策和激励，更是欣慰，说明我没有辜负“六大茶山”这几个字，没有辜负普洱茶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没有辜负茶山背后的西双版纳大地。六大茶山也知恩图报，到今年为止，为灾区、教育、医疗共计捐款540余万元。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不敢自夸殚精竭虑，但也谈得上勤勤恳恳，这一点我也不必在各位老友面前谦虚。然而仅凭我一个人的努力，也无法将公司发展壮大至今，若没有诸位的帮助和扶持，没有全体员工的努力，“六大茶山”的茶文化无法得到传承，健康卫生的普洱茶生命力也很难得到延续。如若说好茶需要好壶配，方能衬托其珍贵，那真正能呈现茶叶本身气质，让普洱茶唇齿留香的，就非清冽甘甜的山泉不可了。如同甘露酝酿茶香，历久弥新，诸位对公司的情谊，也在时间的催化下越聚越浓。
时至今日，“六大茶山”这一品牌本着传承“质量决定成败、文化主导未来”的企业理念，在各位的悉心照顾下已经走过了十五春秋。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珍贵的十五年？一个企业又能有多少个如此辉煌的十五年？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不禁因为时光的流逝感到神伤。可每当我回想这十五年和诸位一起奋斗的点点滴滴，我顿悟，在未来，即便我们悉数老去，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还会一直延续这样的十五年。只要“六大茶山”的茶文化一直有人传承，只要诸位一如既往地给予“六大茶山”支持，岂止是从前十五年的辉煌，在未来，我们还会有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惊喜等待着我们。我与诸位本素昧平生，因茶结缘相扶至今。能够和大家一同为企业续写今后的篇章，“六大茶山”何愁前路无知己？
此时搁笔，天色已晚。情长纸短，不尽一一。在此，隔着茫茫人海，浩瀚宇宙，我代各位饮尽一茶，感谢诸位多年来对“六大茶山”的厚爱！愿我们永葆初心，方得始终！
祝夏安
阮殿蓉
敬启
2017年6月3日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远古神农氏发现茶并为药饮，五千多年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进程也孕育了中国厚重的茶文化。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而产自“碧水丹山”的武夷茶，历史几经起伏，它传颂于汉，兴盛于宋，贡御于元，改绿于明，创乌龙、红茶，制法于清，从唐朝的初具规模，到宋朝的一茶难求，再到明朝的“茶叶革命”、清朝茗香海外...静水流深，沉潜刚克，成为今天独具特色、闻名天下的茶叶。
最早印记
《中国贡茶》记载，商周时期，周武王“伐纣会盟”时就有南方八小国献茶之事，而生活在闽北的闽濮族所进献的正是武夷茶。
在武夷山的“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城村闽越王城遗址中，发掘有大量的陶制茶具，包括茶壶、茶杯等，这表明在汉代，武夷山闽越国先民就有种茶饮茶的习惯，并制作了相应的饮茶器具。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叶嘉传》中描述了汉武帝品武夷茶之情节：“启乃心，沃朕心”、“真清白之士也”。
唐朝
唐玄宗于唐天宝七年(748年)，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颁令禁止樵伐。
唐代中叶，道教将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佛教寺庙也大兴，因此武夷山名声日高，引来了诸多文人墨客、道家释子前来游览，并对武夷山及山区的茶，给予了大力的传播。
据林祥瑞、刘祖陛《福建简史》记载：“唐代福建的土特产就是山区的茶和沿海的盐”。
武夷茶最早的文字记载在唐朝。当时，武夷山属于建州，建州已掌握了较高的制茶技艺。唐贞元年间(785-804)，福建观察使兼建州刺史常衮在建州主持改革茶的制作工艺，把蒸青茶叶研末和膏，压成茶饼，创制了研膏茶，俗称“片茶”。陆羽的《茶经》中记载了其做法“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
唐代是我国茶文化初始兴盛的时代。陆羽《茶经》问世后，茶被推上了国饮的地位。陆羽对闽北的茶叶(建茶)这样描述：“岭南：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据《全唐文》载，茶在唐代已“上达于天子，赐名臣，留上客”，在这全国乐茶的大背景下，武夷茶(建茶)以北苑贡茶为代表，开始成为帝王臣子，文人墨客竞相追逐、馈赠的佳品。
(1)唐 ，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写到“晚甘侯十五人，遣待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践用之。”(见《中国茶文献集成》第二册76页)丹山碧水为武夷山别称、唐时崇安未设县属建阳。
书信中，孙樵把武夷茶称为“晚甘侯”， “晚甘”指回甘持久，滋味醇厚，侯，则是对茶叶拟人化的尊称，“茶中侯爵”突出了武夷茶尊贵;把在春天采制茶叶，比喻为请雷公采摘，拜用天水而搅和;把生长茶叶的武夷山峰岩誉为“月涧云龛”。
这是至今发现的第一篇明确记载武夷茶的文字，“晚甘侯”也是武夷茶最早的拟人化名称，被后人广为引用。
(2)唐 ，徐寅《尚书惠蜡面茶》“武夷春暖月初园、采摘新芽献地仙。”(系福建最早的茶诗，已1100多年)写到唐时武夷茶的采制时间(春季)，茶的习俗礼祭(献地仙)，制作工艺(飞鹊图腾)、保存方式(用蜂蜡封)，生长环境(“啼猿”)，运输方式(木兰船)，品饮方式(加沉香末煮茶)，茶具和用水(冰碗、北山泉)以及受赠者的感激情怀。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采摘武夷茶的美好景象，以及在唐代，武夷茶是蒸青绿茶团饼茶“香蜡片”的模样。
宋朝
宋朝时期是我国茶叶历史发展的鼎盛期，朝野及民间饮茶之风盛行，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皆以饮茶斗茶为乐，茶事兴旺。为了取悦皇家，各地转运使挖空心思，极尽创意之能事，武夷茶也不例外。
在宋代，贯穿整个朝代的茶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建茶进行的。先后担任福建转运使的丁谓、蔡襄分别发明出了大、小龙团，把建茶(建溪边的北苑贡茶和武夷茶)做到极致。
龙团凤饼，就是以带有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成的茶饼，因茶饼表面带有龙凤图案，制作精良，深受帝王喜爱，而龙凤图案也历来是皇家所专用，显然，在当时，龙团凤饼已经不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龙团凤饼
龙凤团茶被发明出来之后，其饮用方式——“点茶”也应运而生。宋人点茶法是将研细后的茶末放在茶盏中冲入沸水调羹，然后慢慢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拂，调匀后再饮用。后来文人雅士在点茶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分茶”艺术，分茶又叫“茶百戏”，是让调匀茶汤的盏面上汤纹水脉幻变出种种图样，恰似一幅幅水墨画，因此也被称之为“水丹青”。
为了满足朝廷对贡茶的大量需求，茶官从民焙中采用“斗茶”的方式遴选优质茶品弥补贡茶产量的不足，苏东坡有诗曰“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斗茶又叫“茗战”，随着茶文化推广，也逐渐成为茶友们在一起比试茶的汤色、味道、点茶技艺、比斗器具的茶事活动。
宋朝盛行斗茶，武夷茶不仅成为北苑贡茶和斗茶游艺项目的选品，并且武夷茶文化与儒家和道教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
宋人斗茶图
苏轼《荔枝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清董天工《御茶园旧贡茶有感》诗，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都有记载。
元朝
元代武夷山主要制作饼茶。设立御茶园。
在御茶园东边筑喊山台，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前往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燃炮、宣读祭文、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以求丰收。从而形成了当地这一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茶事习俗一喊山祭茶。
元世祖忽必烈喝到大臣高兴(福建路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一高兴)献送的武夷茶“石乳”，备加赏识，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当地官员承办贡茶，高兴曾几次亲入武夷山，监制贡茶。现今四曲北岸题诗岩还保留3块铭记当地官员建园和监制岩茶的摩崖石刻。
元朝赵孟頫的《御茶园记》：“武夷，仙山也。……，爰自修贡以来，灵草有知，日入荣茂。”(《武夷茶经》卷十三)
明朝
明初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朱元璋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武夷茶由蒸春团饼茶逐渐改为晒青、蒸青散茶制法，后期改进为炒青绿茶，提高了武夷茶的产量和质量。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
明万历三十五年，荷兰商船来澳门购运中国茶叶转运至欧洲，其中主要就是武夷茶，开了武夷茶外销先河。
明徐火勃在其《茶考》中记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清朝
清代是武夷茶走向辉煌的时代。
(1)从炒青绿茶到半发酵茶。清初崇安县令殷应寅曾招安徽黄山僧制松萝茶(发了酵的炒青绿茶)在反复摸索改进的基础上，于康熙后期率先形成了岩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制作武夷岩茶。
(2)创制了小种红茶，红茶发源地—武夷山星村桐木关。山高林密、雨多雾浓、湿度大、春季多雨少阳，制茶无法用日光晒青，大多靠室内松柴烘青，炒揉后的茶叶又是用松柴烘烤，茶中有松烟味，称正山小种红茶(烟小种)。
武夷岩茶和红茶的制作工艺形成后，所制出的茶品都兼有香、清、甘、醇的优点，武夷茶品、茶种及其生产制作技术迅速向外流传，不仅被国人所钟爱，更是开始大量出口，至乾隆年间，欧美庞大的市场需求使武夷茶供不应求。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也通过它的贸易和品饮方式，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3)创制了龙须茶
以武夷山八角亭所产最佳，清末民初，主要销往美国旧金山及新加坡一带，深受海外侨胞欢迎。
(4)茗香飘世界
作为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武夷山，成为中国茶叶外销之路的重要起点，万里茶路的开辟，海上茶路的发展，使得武夷茶真正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160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到我国的沿海一带从事私下茶贸易活动,采购武夷茶经爪哇转销欧洲各地。武夷茶成为部分欧洲人日常必需的饮品，当时一些欧洲人把武夷茶称为“中国茶”，他们把闽南人对茶的发音“Tey”带回了欧洲，后来又逐步转变成英语“tea”、法语“the”。随后的三个世纪，西方人纷纷把贸易的重心转向了中国的茶叶，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世界格局和清政府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多条从武夷山通向世界各地的茶叶贸易之路。
清代康、乾年间，武夷山梅溪下游的下梅村曾是武夷山最为重要的茶市，也是著名的“万里茶路”的起点。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山西的晋商率先嗅到了商机，不远万里贩运武夷茶，他们从武夷山出发，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蒙古等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以挑夫、船筏、马帮、驼队相继接力，将茶运到恰克图交易，再由俄罗斯商人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进入欧洲，全长上万公里，这条“万里茶路”被喻为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
(1)清朝蒋周南的《咏茶诗》：“丛丛嘉茗被岩阿，细雨抽芽簇实柯。谁信芳根枯北苑、别绕灵草产东和。上春分焙工微拙，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买，楚材晋用帐如何。”(见《武夷茶经》卷十二)
(2)乾隆皇帝在其《冬夜烹茶》诗中有描述道：“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这位善于烹茶品茗的皇帝品出了武夷岩茶的“岩骨”。
民国
战乱影响，茶叶销路不畅、产量下降，1914年茶销量仍达45万斤，到1948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3000斤)。1938年福建茶叶改良场迁到崇安县，1942年在崇安兴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武夷山成了全国茶叶研究中心。
全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所
1942年，全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吴觉农先生一手创办选址。本来武夷山并不是茶叶研究所的首站，研究所前生是吴觉农先生创办的东南改良总厂，地址在衢州市的万川。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1942年5月日本发起了“衢州会战”，茶叶研究所不得不从万川搬迁至武夷山区。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十分危急，几个著名茶区都陷落为敌占区，所以，武夷山成为了这些茶人的栖息之地，通俗的说，当时全国的著名茶人都“扎堆”聚集在武夷山。
张天福先生与他首创的“九一八”揉茶机
现代
近现代，武夷岩茶的发展从第一产业跨越向第三产业。
新中国成立至今，武夷茶经历了从恢复发展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发展阶段。由单纯的茶叶加工制品向茶文化、茶旅游等延伸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武夷山茶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一代代茶人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980年代初，武夷山茶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一代代查人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解决大批量茶叶生产的要求，武夷山研制出“乌龙茶综合做青机”，并获国家商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继而又生产出90型、110型滚筒杀青机、萎凋机。
1980年、1982年、1986年，武夷肉桂在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会上获一等奖。
1990年10月1日，首届武夷岩茶节开幕，11个国家(地区)的旅游、茶业界专家及省内外宾客200余人出席活动。
1993年10月，传统制茶工艺生产的武夷肉桂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1994年3月，《武夷岩茶(乌龙茶)综合标准》经有关专家审定通过，填补了武夷岩茶(乌龙茶)没有省地方标准的空白。
1996年8月，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
1997年7月，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开通。
199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茶博览交易会名茶评比中，武夷山大红袍、武夷肉桂荣获“中国文化名茶”金奖。
1998年3月10日，在香港举行了一场20克大红袍母树茶叶拍卖会，大红袍首次以3.38万元的港币竞拍成交。
1998年8月18-21日，举行98武夷旅游月暨第五届武夷岩茶节，期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
1999年，武夷山戴上了“双世遗”的桂冠，伴随着武夷山旅游的发展和以“大红袍”为核心的茶文化推广，武夷岩茶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品质魅力，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一股武夷岩茶热。
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02年3月8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武夷岩茶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2002年3月29日，由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申请的“武夷山大红袍”证明商标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6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GB18745《武夷岩茶》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3年2月，武夷山市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称号，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2005年武夷山获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称号。
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术”作为唯一的茶叶类项目，跻身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大红袍绝品作为首份现代茶样品入藏国家博物馆。
2008年，武夷山市政府斥资1.9亿元建成一座集中展示、介绍武夷茶知识的“中华茶博园”。同年，武夷山首次举办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
2009年，武夷山获全国特色茶县、中国最具茶文化魅力域市牌称号。
2009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开拍《武夷山茶文化》5集系列节目，6月30日起陆续在央视四套、二套、九套节目播出。
2010年，武夷山被评为福建十大产茶大县; “武夷山大红袍”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正山小种”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0年3月，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创作的《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正式公演。
2010年11月28日，武夷岩茶(大红袍)入选“世博十大名茶”。
2010年12月10日，武夷山市在中国名茶产区市长论坛上，获得“中国茶产业特别贡献奖”。
2012年大红袍茶树品种通过审定，成为福建省优良茶树品种。
2014年11月15日，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下梅村开幕。
2015年-2017年，大红袍连续三年获得“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称号。
2016年，武夷岩茶品牌价值获评627. 13亿元，位居全国驰名品牌价值排行榜第11位，茶类品牌第2位。
2017年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茶百戏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5月20日，在国家农业部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武夷岩茶荣膺“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2018年武夷山市荣获“2018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市)”、“2018中国茶业百强县”称号;“武夷岩茶”获评品牌强度为937，品牌价值为693.1亿元，品牌价值继续占据全国茶叶类第二位。
2020年“武夷山大红袍”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2021年武夷山市获得“2021年度茶业百强县”“2021年度三茶统筹先行县域” “2021年度区域特色美丽茶乡”称号。
2022年，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等44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3年成功将武夷山申报特色魅力茶乡，武夷山绿色生态茶园项目成为全国“三茶”统筹典型;武夷岩茶品牌价值730.13亿元，位列中国茶叶类区域品牌价值第2位，武夷红茶品牌价值119.39亿元，位列茶叶品牌价值第6位;武夷山大红袍荣膺2023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前十，获评最具品牌经营力三大品牌，正山小种获最品牌传播力三大品牌。
参考文献资料：
①《福建简史》——林祥瑞、刘祖陛
②《中国茶文献集成》——李阳泉、许嘉璐联合主编
③《武夷茶经》——萧天喜
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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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5年8月武夷茶友网络发布的一篇文章，用产业的视角，探访那个“经济”的大红袍，对当前武夷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仍有参考意义，我们希望一番经济视角粗线条的回眸展望，为武夷山，为岩茶，更为“红袍”产业的美好明天而撷英聚力，不断探索前进。
在乌龙茶的故乡武夷山耕耘多年，我依然称不上是合格的茶人。只是徜徉于这山、水、茶的奇妙组合之中，我习惯于用产业的视角，探访那个“经济”的大红袍。
系出名门
大红袍，武夷四大名丛之魁，茶名初见于清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位武夷茶家族名满天下的后起之秀，作为岩茶的产业符号，多半还是出于对它高贵出身的景仰。
大红袍的先祖，统称武夷茶，成名于约1000年前。范仲淹（989-1052年）和苏东坡（1036-1101年）等宋代大家不吝言辞的褒奖，把武夷茶推向了“冠天下”的空前高度。与“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一并出自范文正公《和章岷斗茶歌》的一句“不如仙山一啜好”，连同苏轼《咏茶》诗中所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几乎成为那个年代武夷茶誉满国朝的经典广告词。
但那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武夷茶的政治意义远在经济意义之上。而与此相应的茶叶经济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并无产业概念。
贡品，是那个时代赋予一切珍贵物资的金字招牌，也是大红袍家门显赫的最好注解。一直到明代罢贡的400多年间，武夷茶的皇族御用形象越发鲜明。随着元御茶园的创建，武夷茶年入贡总量达到了941斤，几乎占全国年贡茶总额的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绵延400余年的贡茶制度对于当时的崇安百姓却不啻为一项旷日持久的扰民工程。据史料记载，制作御茶劳民伤财，茶农不堪重负，为免岁贡和官吏勒索，纷纷背井离乡，茶山由此荒芜；御茶园茶农甚至揭竿而起，烧毁御茶焙局……“贡自高兴如，端明千古污。”明景泰年间（1451-1455年），武夷御茶园开始罢贡。
走下神坛的武夷茶从洲地逐步向三坑两涧（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转移，武夷茶的独特岩韵开始凸显，自此，武夷岩茶渐兴。而正是武夷岩茶的诞生，拉开了武夷茶经世济民的帷幕。这一时期（十五世纪中叶至上世纪中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是以商品化为标志的。
武夷岩茶的横空出世，从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颠覆了此前武夷茶的成长模式，但它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生产方面，武夷岩茶的产品创新、多元、增量居然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阶段，武夷山对茶界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创乌龙茶做青新工艺，师承北苑真香，发展形成乌龙茶独特的香气”；并通过单株选育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名丛，其中佼佼者为“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四大名丛。至清光绪年间，“全县岩茶厂有100余家，家庭型的有千家，茶行茶庄仅赤石星村就有85家”，武夷岩茶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量达40万斤。
而从当时的武夷岩茶销售情况看，呈现的是“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独特局面。外销，一度是武夷岩茶的主要创收渠道。中国茶叶输入欧洲，以武夷岩茶为最早。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运武夷茶往欧洲。几十年后，武夷茶风靡英伦三岛。民国期间（1912-1921年）武夷茶输出已达30万斤，平均价值50万元。
由于销量剧增，武夷岩茶供不应求。清代阮 锡的《安溪茶歌》中就描述了这一景象：“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相争”。武夷岩茶内销市场的崛起，晋商功不可没。清初至道光、咸丰年间，每家资本约两三百万的晋商，几乎掌控着武夷岩茶的内销通道。正是他们，带着武夷岩茶走遍了大江南北，并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武夷茶销售网络。鸦片战争及福州通商后，晋商衰落，下府帮（闽南）、广州帮、潮州帮继之而起，产销两旺依旧是其时岩茶经济的主旋律。旧崇安凭借武夷茶赚取了巨额财富，在闽北富甲一方，有“金崇安”之称。以下梅邹茂章为代表的一批茶人、茶商因茶富足。
1917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伦敦茶市关闭，岩茶贸易逐步衰退。直至解放前，战乱连连，武夷岩茶走向没落。
从贡品到俏销商品直至战火中的消亡，武夷岩茶的兴衰史验证了“盛世见茶香”这一定律。得益于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资深贵族”般的几经沉浮，我们收获的却是基于大红袍文化和经济编年史之上的巨大的品牌价值。
重出江湖
有人说，蛰伏多年的武夷岩茶的重出江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这一具有普遍政治意义的界定，恰恰来自于对武夷岩茶的茶经济形态回归时间的正确判断。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间，武夷岩茶作为一个产业相继步入产业化导入和发展阶段。
武夷山的茶人大多记得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件大事：1981年，大红袍无性繁育成功；1984年，武夷岩茶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
前者意味着武夷岩茶的主导产品——大红袍由孤品进入可批量生产的商品化阶段，属于产品研发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后者，是新中国对武夷岩茶的首次高规格的正名，与80年代初武夷肉桂连续获得的“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一等奖”相比，这次定位的经济价值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随着产品创新和品牌重塑步伐的加快，武夷岩茶产业化的导入已是水到渠成。
翻开武夷岩茶大事记，我们发现，与品牌和产品导入伴生的还有武夷山人对茶叶市场的有益探索。
其一，名人效应。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为崇安县茶场题写厂名；
1988年，日本女作家左能典代在东京创办中日文化交流沙龙——武夷岩茶房，邀请日本名流品尝、鉴赏武夷岩茶；
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为《武夷奇茗》题写书名；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雷洁琼为“首届武夷岩茶节”题写会标；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撰词称颂武夷岩茶；
1994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走访了星村镇茶叶专业户虞德庆和天心村茶农苏炳溪等农户。
其二，文化推广。
1990始创首届武夷岩茶节；
1991年，举办第二届国际无我茶会；
1996年，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景区管委会开辟了九龙窠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等等。
其三，品牌创建。
武夷岩茶肉桂于1985年、1989年连获国家农业部名茶奖；1993年、1995年，连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2003年，武夷山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唯一的“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2005年武夷山获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市）；
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作为全国唯一茶类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年，武夷星大红袍被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授予指定用茶，并成为福建省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唯一茶产品；
2006年，大红袍绝品入藏国家博物馆。
创建品牌的过程实际上是武夷岩茶产业提升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1998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是岩茶经济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向世界宣告：大红袍，王者归来！其后，武夷岩茶在品牌的引领下产业化发展加快。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定理：“劣币驱除良币”。在岩茶市场，这个现象表现为假冒伪劣岩茶的鱼龙混杂。在武夷山成为世界双遗产地之后，武夷山大红袍知名度也不断提高，大量茶客慕名而来，武夷岩茶需求量大增，市场上以大红袍为名的仿冒茶几近泛滥。为规范市场，政府开始制定岩茶质量及市场准入标准体系。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证明商标；2002年，武夷岩茶获得原产地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随着政府实行严格的使用管理，武夷岩茶初步获得了免受侵权的保证。
可当“牌子够硬，产品够好”了，高贵不贵、效益不显这些问题又摆在了岩茶产业面前。效益未达最优，主导产业的利民功效便难以实现最大化。究其症结，一是主导产品不突出，武夷岩茶品种有大红袍、肉桂、水仙、奇种等数百种，各厂家都以自己的品种品牌销售，多品种、小规模、少客户、老市场、低效益，难以在市场上形成合力；二是市场推广乏力。于是，政府主导，首先统一品牌，武夷岩茶共打“大红袍”；其次，整合营销。2006年，武夷山茶企业参与旅游推介，具有武夷山特色的茶旅整合营销走向前台。几年来，大红袍先后走进北京钓鱼台、马连道、老舍茶馆、王府井，拉近了武夷茶与主流消费市场的距离；北京、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深圳、福州、沈阳相继举办同主题“浪漫武夷，风雅茶韵”茶旅营销活动；参与了“百座城市亮武夷”的“百城营销”活动，全国数十个城市建立了“大红袍推广中心”和近千家“大红袍诚信（专卖）店”。此外，随着中央电视台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晋商乔志庸到武夷山贩茶，在全国广而告之，武夷山晋商万里茶路旅游热线形成。武夷岩茶的市场影响力与茶人的增收进一步显现。
盘点武夷山人付出的艰辛努力，一组数字很能体现成果：2006年，茶叶均价较2005年提高30%；2007年，较2006年提高50%，其中高档茶、特种茶价格上涨100%；2008年，春茶均价比2007年上涨30%。
有品牌，有市场，有身价，行走“江湖”打拼三十年的武夷岩茶确实已经呈现了良好的景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但，这毕竟远未达到岩茶产业化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吉祥、健康、贵族、富民的“红袍”产业。
路向何方
尽管目前“大红袍”茶产业总产值不足10亿元，但应该相信，武夷山已经具备了发掘茶产业巨大潜力的基础条件。“大红袍”路向何方？有识之士见仁见智。而我以为，如下环节必是“红袍”产业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延伸茶经济产业链。顺应市场需求，大红袍茶业应从第一产业（茶叶生产）向第二产业（茶饮料、茶叶深加工）及第三产业（茶文化、茶艺、茶馆、茶旅游）延伸扩展。就国内情况来看，在全国产业总产值构成中，三大产业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比如茶饮料，1998年产量50万吨左右，2000年达到150万吨之多，2003年近300万吨，2007年达580万吨，市场发展速度惊人，茶饮料已成为仅次于碳酸饮料的第二大饮品，而且市场行情继续看涨。由此看来，武夷山应该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茶产品的加工深度，大力发展茶饮料、茶食品、保健茶、药用茶等新兴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茶产品，与原有的成品茶叶的生产共同完善茶产品结构。同时，借旅游业发展优势，大胆向茶业第三产业要效益，弘扬茶文化、茶旅游、茶艺，推动茶业经济增长。
其次，实施茶企业战略性重组，支撑茶产业长期、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打造具有规模化的茶经济体。第一，市场、企业、政策联动促成岩茶产业战略重组。企业并购是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优势互补的行为，可以发挥经营管理上的协同效应，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专业化分工，有助于采用先进技术，产生规模效益。岩茶企业的并购行为目前应由行业的优势企业并购相同及相关类型的企业，通过横向并购实现岩茶产业的战略性重组。唯有如此，“红袍”产业的“散、小、弱、差”的局面方可得到本质的改观。第二，通过战略重组提高茶产业核心竞争力。“红袍”产业尚处于“幼稚期”，应鼓励通过战略联盟，加大科研投入，提高产品研发能力，培养茶业人才，建立茶业市场营销网络，扩大茶业生产规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第三，政府出台鼓励战略性重组的政策措施，推动资源互享、品牌互推、市场互动，实现效益互有。茶企业应找准可持续发展的定位和自身的比较优势，开放理念，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参与并购，做强做大。
其三，打造国际品牌。制定和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大红袍，要让世界放心，要致力于成为全球的放心茶。因此，第一，必须制定大红袍（武夷岩茶）的国际化标准；第二，研发高端茶品，将一部分岩茶打造成奢侈品品牌，以获得更多的高端利润；第三，培育和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品牌；第四，大红袍茶文化应走向世界，努力融入国际主流文化元素，通过文化传播的力量，挖掘更高的附加价值。第五，充分利用生态优势，发展有机茶，强化“大红袍”安全、健康的品质形象。
一番经济视角粗线条的回眸展望，为红袍武夷山，为岩茶，更为“红袍”产业的美好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