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普洱茶
普洱广大地区很早就有茶，从银生茶到普茶再到普洱茶，中国古代茶名大多随地名，普洱茶是因普洱府而得名，普洱市因普洱茶而名扬天下。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朝廷，请求增设普洱府获准，于9月17日设普洱府。
古代茶、铁、盐等都属于国家专卖产品，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普洱府设立有180余年的历史，在巩固西南边疆统治的同时，也为朝廷管控着当地产出的茶叶、食盐等物资。从幸存的云南省釐金总局收茶叶的几张票据计算结果看，清朝的茶叶税的税率在25%左右，一斤毛茶相当于十斤大米的价值。
普洱古茶树都去哪了？
古代的普洱府下辖的宁洱、思茅两座以管理专营茶叶的古城，在方圆百里范围内很少有古茶树，宁洱县仅有一片很偏僻的困鹿山皇家贡茶园；思茅区只有一片200余亩的茨竹林古茶园，属于晚清朝廷管控弱化时期种植；墨江也只有迷帝古茶
园的树龄稍大些。宁洱、思茅、墨江都非常适于茶树生长，但没有保留下较大的古茶树，是古人没有种茶？还是某种原因毁了古茶树？
很多资料中都记载在普洱府附近曾经有一定规模的茶山。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年）在思茅设茶官局、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并将新旧商民全部驱逐。他们“重税于茶”“清戥重称”“多买短价，扰累夷方”，官府的盘剥更猛于虎，导致了雍正十年（1732年）的大暴动。当时清政府处于较兴盛时期，茶农的“暴动”不可能是武力暴动，只可能以毁掉茶树的方式以示反抗。
茶叶过去是普洱府衙的主要税收来源，但四通八达的茶马古道、山间小路，各地茶农私自贩卖交易茶叶，偷逃税金，给朝廷管理茶山带来不便。一边是重税盘剥，一边是当地茶农偷逃税收，于是官府采用按茶树多少、大小来征收“茶树税”。“茶树税”和“茶叶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茶树税”可谓是一劳永逸、旱涝保收；“茶叶税”是在交易过程征收。事实上“茶树税”成为重复征收的课税，这样即便是茶农自用也需交重税，茶叶的收入远不够交“茶树税”，不堪忍受重税的茶农进行了大规模暴动，但在当时清政府高压政策下，当地茶农不敢进行武力反抗，只能采用毁掉茶山、砍掉茶树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残式”反抗。
“茶树税”此举，使官府在管理茶山、茶交易、收茶税等更为方便，减少了茶商私自倒卖茶叶的条件，达到对周边茶山的“坚壁清野”效果。同时，采取了另一项“屯垦种茶固边”的特殊政策，引入大量石屏、建水等内地商人和茶工，在勐腊、勐海等地种茶，既弥补了普洱府周边茶农毁茶后的税收损失，也巩固了清朝的边防。这种舍近求远的政策，使朝廷“茶官局”所使用的“茶引”制、贡茶制得以推行，在数百千米的茶马古道上所设的多道关卡发挥了最大作用，使思茅、普洱等古城内的茶叶交易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我认为沉重的“茶树税”才是古普洱府周围没有古茶山、古茶树的主要原因。至于有种说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时毁了茶树。”这种说法缺乏客观性！我也采访过很多老人，他们都说从记事开始就没有大茶树。因为树干砍了树根还会发新枝，人们房前屋后也会保留几棵自用，但在这些地方较大的茶树即便茶树根都发现极少。
在走访中只有距离古普洱府5千米左右的下曼夺小组，在一片烧制古陶的窑址旁，发现一株树龄500年左右的大茶树。当地老人讲：“在这里曾经有两棵大茶树，但不知何时，在离地六七十厘米的地方被人砍了树干，后来又长出新树干，树根一个人都围不过来，20世纪80年代更大的那棵茶树因管理不善死了”。
在废弃的“普洱陶”古窑遗址旁，还存活着一棵当年为避税而砍了茶树主干，后来又长出7个枝的古茶树，好像在守护着这些古窑，保留着很多未解之谜，尘封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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