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韵”二字一直是武夷岩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武夷的茶人或者品茶客形容一泡好的武夷岩茶，总会提到“岩韵”。出于对武夷茶史料的热爱，我们其实一直很好奇，“岩韵”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时代提出来的。
今天，我们通过翻阅史料，在这篇文章中专门来谈谈“岩韵”可能出现的时间。
一首先，我们罗列一下近四十年来武夷的茶人大家们对“岩韵”的记载和描述。1980年姚月明在《福建名茶》书中《武夷岩茶》一文里提到岩韵:“岩茶首重“岩韵”，指其香气馥郁具幽兰之胜，“锐则浓长，清则幽远”，滋味浓而愈醇，鲜滑回甘。所谓“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即指此意境。” 1981年商检总局编写的《成品茶检验》中提到乌龙茶的香气审评，“岩韵、音韵是指它们在香和味上具有某种茶特有的香味特征。前者用于武夷岩茶，后者用于铁观音。” 1984年张天福的《乌龙茶的审评》一文中提到：“所谓武夷岩茶的“岩韵”，铁观音的“音韵”，颇似费解，但其品质特征应具备如下三个内容才能体现出来。第一、品种香显;第二，茶汤里面也有这种品种的香气，即香味相结合;第三，品饮后有回味(喉韵)，余韵尤存，齿颊留芳。 1986年林心炯《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初步的研究》一文中写道：“岩韵是武夷岩茶独特品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形成与鲜叶含有丰富的锰和钾，低量的钙和适量的氮、磷和铝等元素组合有关。而这种元素组合是在栽培过程中不但因单一的某生态环境因素或土壤中单一的某元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间以及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1989年张天福和戈佩珍在《福建乌龙茶》一书中，多次提到“岩韵”，并在形容岩茶的品质特征部分写到：“香气馥郁具幽兰之胜，锐则浓长，清则幽远。滋味浓而愈醇，鲜滑回甘，饮后有“味轻醍醐，香薄兰芷”之感。这些岩茶所独具香味丽质以“岩韵”概况之。誉称“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岩韵”唯武夷茶所仅有。” 从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茶人大家的文章中对“岩韵”的记载，显然是一种阐述和诠释，并不能说是“岩韵”概念的提出。 而以前茶叶教材和研究资料匮乏，茶人之间的文字有很多是相互借鉴，互为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看茶叶老资料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茶人间的表达方式是趋于一致。对我们茶史溯源上来说，就要从根本上去寻找那些最早出现的、创造性的原生史料，这样对于我们研究茶史很有意义 。比如我们在看庄任和倪郑重的关于武夷茶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观点、甚至文字表达上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在看庄任和姚月明在关于武夷茶品饮和工艺上发现他们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当年他们的交集很多，他们的朋友圈是好友关系，相互点赞。但是谁的说法是原生性的这点就很微妙了，所以我们还要认真的辨别比对。因此，关于“岩韵”我们一定要找到最早期的原生史料记录。
1971年湖南农学院茶叶教材中关于
青茶和“武夷岩茶”的部分
我们再搜寻下更早一些的茶叶史料中关于“岩韵”的资料。
文革时期十年动乱，武夷的茶叶的生产遭受很大影响，学术研究更是停滞。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时期的茶叶资料(从1967年开始)，但是大多都内容性不强，而且附了大量的政治语录。直到1975年左右，茶叶教材和相关资料的内容才开始比较规范起来。
我们在一份1975年的茶叶教材中关于福建青茶审评的部分，找到了“岩韵”相关信息。1975年安徽农学院滁县分院茶叶系主编油印本《茶叶审评与检验》中提到：“武夷水仙和奇种的品质特征，色泽具有“三节色”，油润光泽，“岩韵”显，味醇厚，回味快，特具清甘爽口。水仙毛茶条索状结，叶端扭曲，呈“蜻蜓头”状，色泽油润，间带砂绿出黄色(鳝鱼皮色)......铁观音品质特点，条肥壮，团结沉重呈“青蒂绿腹蜻蜓头”状，叶身肥厚，味醇厚鲜回甜，香高“音韵”明显。叶底柔软，光亮似“锻面”。”
以前的教材文字表达简练，又接实际操作。“三节色”、“绸缎面”、“蜻蜓头”这些词语我们现在青茶生产中都还在广泛运用。
另外一份同样也是安徽农学院滁县分院茶叶系1976年主编的油印本《制茶学》中，提到：“高级的青茶必须有“韵味。如武夷岩茶有“岩骨花香”之“岩韵”，安溪铁观音需有香味独特的“观音韵”。优良的品种茶都具有特殊的香气类型，如肉桂之桂皮香，黄旦之蜜桃香。”
我们还从陈椽1979主编的全国版《制茶学》教材，以及1978年的教材中都找到了“岩韵”的信息，内容和原来的教材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几份内容对“岩韵”也只是仅有提及，没有过多解释。
《茶叶审评与检验》和《制茶学》都是当时的茶学教科书，而安徽农学院的教材又是当年的茶叶教材的标杆，说明当时“岩韵”已经是一个较为普及的概念了，被写入教材中。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制茶学》的教材中其中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资料数据有引用了姚月明老师早年的研究资料。那么是否这段关于“岩韵”的表达和姚老有直接关系，我们不得而知。
1975年安徽农学院《茶叶审评与检验》中
关于“岩韵”
除了上面两份教材，这个时期的茶叶材料，还在一份安农茶学院老师的1975年的笔记中翻到了她当年来到福建实习对“岩韵”的一些记载。该笔记记载的很仔细，其中多处提到了“岩韵”，我们收列如下：
“4月17日在厦门口岸附属茶厂审评室学习，......岩(茶)之品质形成与土壤有关，.....岩韵，似豆浆，又似焦锅巴。”
“5月9日下午5时，到武夷宫茶站学习，陈书省、鲍书图(两位茶师介绍)，岩茶、洲茶、外山品质特征。岩茶，条索，肥壮;味，醇厚、回甘;香气，细长、岩韵显、似布烧过的味道;叶底......”
“正岩茶只有200来担，天心的叶底好看，慧苑的“岩韵”明显。”
“5月26日，武夷公社角屯(吴屯?)大队，崔站长、陈平谱(音译)体会“岩韵”是蜂蜜香。”
“(武夷宫茶站)陈书省茶师审评体会：......岩水仙，香带“岩韵”，细长如兰花之香，味醇厚，回味甜爽......岩奇种，香清细长，有“岩韵”，味醇厚，口尝之，先有浓厚感，后又转甜。”
笔记中有提到了武夷当时多位茶人，陈书省、鲍书图、崔志贤、朱何龙、黄镇国、陈德华、叶先顺等老前辈。
前面的一条笔记是这位老师在厦门口岸附属茶厂审评室学习，还未到崇安时就记下的，而且很醒然的写在笔记正页。可见，“岩韵”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少当时也是令她好奇和值得探寻的。
后面的笔记是她在武夷宫茶站学习、各大队和崇安茶场所体会到的“岩韵”。从记录的各位茶人的对“岩韵”的讲解来看，什么是“岩韵”在当时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也可以说明，“岩韵”的说法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流行了。
这些对“岩韵”的讲解中，陈书省老茶师对“岩韵”的表达和理解应该是最接地气的。
1975年安农教师武夷山实习笔记中
关于“岩韵”记载
1975年笔记中关于
“陈书省茶师审评体会”中提到“岩韵”
1975年笔记中
关于“武夷岩茶初制过程”
那么，再往前六十年代是否有关于“岩韵”记载呢?
我们查阅文革以前六十年代关于武夷岩茶的很多史料，找到了四篇关于“岩韵”的记载，其中两篇是姚月明老师的文章。
一篇是1963年，姚月明老师发表在《福建省茶叶学会一九六三年学术年会文集》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中，详细剖析的岩韵加工工艺，并提到了岩韵的两种表现形式，那就是“香韵”和“味韵”。由于这段文字前后语境很重要，我们把整段文字摘录如下：“优质之岩茶只能是影响品质的内含物质的消损、转化、积累，最终达到调和的产物，亦就是各种工序在整个工艺过程中相辅相成的综合表现。假使仅一个方面达到要求，并不能说明成茶的品质是绝对优良的。假使分其主次，简单说：粗壮(原料)卷曲折趋(炒揉)三分红、七分绿(做青)是岩茶的标志，那么做青、烘焙则是它的决定因素，萎凋则是形成香与味的基础，香韵(属岩韵)则以做青为主导而形成其风格，味韵(属岩韵)为复炒所诱发，烘焙来充实而为其特征。但这并不是把工序间绝然分开，而他们之间是有这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另外一篇是姚老1965年发表在《茶叶通讯》第一期的《岩茶焙制理论与实际》，其中谈到岩茶焙制技术，又再次提到了“香韵”和“味韵”并都在后面用括号注明这两种属于“岩韵”。文字内容和上面1963年发表的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累述了。这篇文字后面也被收录在了最新版的《姚月明论文集》中，但是1963年这篇内容较为完整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遗憾未有收录论文集。
姚老六十年代的这两篇文章是很重要的，连同他1959年发表在《茶叶通报》上面的《岩茶加工原理及形成特殊品质问题探讨》，三篇文字基本上奠定了他在茶界“江湖大佬”的地位，而后面的两篇也奠定了“岩韵”二字在茶界的地位。
另外关于“岩韵”还有一份是当时南平专属农业局单桂若发表的《武夷岩茶初制特点及今后生产意见》提到“武夷岩茶由于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好以及初制上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岩韵”。”单桂若的这篇对“岩韵”分析不多，只是简略的提了一句。
还有一份是1960年王郁风主编的《茶叶商品知识》一书，其中第六章中“关于乌龙茶审评--香气”的部分写道：“岩茶必须具有岩茶特有的芳香，铁观音必须具有铁观音特有的风味。俗称“岩韵”、“铁观音韵”。特别对高级茶，需有明显的特征。”
王郁风老师的本书中的“岩韵”只是简单的提及，从“俗称”二字来看，说明当时已经有“岩韵”的概念了。王郁风老师当时任职中茶公司，负责茶叶外贸出口，和武夷茶区的交集不多。但是多次陪同苏联专家考察中国茶叶产区，并于1952年和1956年5月两次陪同苏联专家一起考察了崇安茶场和武夷茶区，苏联专家当时对“武夷耕作法”很有兴趣。所以王郁风对武夷岩茶的“岩韵”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关于“岩韵”，我们回看六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个阶段把茶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岩韵”理论化了。
1963年姚月明《武夷岩茶的初制》中
关于“岩韵”的内容
四
再往前追溯呢?五十年代。
1959年，福建省农业厅编写的《福建茶叶》(初稿)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岩韵”。这份资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查找得到的所有茶叶资料中，关于“岩韵”的最早记载。这份油印资料中记载到：“武夷岩茶的形状粗壮，香气清远，滋味醇厚，润滑，微带回甘，具有“岩韵”。以武夷山各名岩所产茶叶最为名贵，品质特优......”
1959年福建省农业厅编写《福建茶叶》(初稿)
中关于“岩韵”
其他五十年代的茶叶资料中，我们翻阅了很多。从茶叶专业类书籍到当时的教科书，甚至包括各种茶叶期刊，但是，关于“岩韵”的信息已然停滞了。
其中找到的有些资料对岩茶滋味特征的描述，还是颇有意思的。1957年安徽农学院陈椽编著的《茶叶检验学》油印本资料中记载的青茶品质特征：
“从茶汤和滋味可以辨别茶叶的种类，也可以知道产地，正如评岩茶所谓“山骨”。品评岩茶叫好(的茶说)“喉韵”和有“嘴底”，都是好茶。”
“青茶品质的好坏是从香味来决定的，香味和地土很有关系，因此，从“喉韵”和嘴底的审评来辨别“山骨”的好坏，是较审评其他茶类难。”
“闽北和闽南青茶的区别，闽北青茶以崇安为代表，闽南青茶闽北青茶的香味微带豆浆韵，汤色金黄”
从这些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原来的教材编写语言还是比较口语化，虽然表达不是很流畅，但是很接地气。像“豆浆韵”，这种说法和1975年安农老师的笔记中这句“岩韵，似豆浆”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在武夷山也有一部分人把老枞水仙“枞味”的一种诠释为“豆浆味”。
所以，整个五十年代，我们可以找到的茶叶资料关于“岩韵”的记载只有1959年的《福建茶叶》中一条信息。从信息的记载上看在五十年代，“岩韵”的概念并没有像六十年代一样那么明确。
1957年安徽农学院 《茶叶检验学》中
关于青茶审评部分
五
我们再往前追溯解放前的民国时期，看看民国时期是否有关于“岩韵”的记载。这是一个对武夷岩茶来说比较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民国的武夷山制茶业，个人认为经历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国中期是武夷岩茶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武夷山中岩厂林立，茶庄众多，茶叶商贸繁荣，赤石的茶市集结了下府帮、潮州帮，广东帮等各方客商。最高峰的时候年产岩茶40万斤(林馥泉资料记载，不包括红茶和外山茶)。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称为茶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茶庄、茶号主要以商贸往来，经营茶叶赚取利润为目的。而且茶厂、茶庄的组织形态，岩茶的制作多以传统的口传心授为主，鲜有书面文字的论述。特别是各路茶庄、茶号都以本庄，独特的技艺和所出品的特色茶类为宣传和卖点，关起门来制造，更不可能去书写和传播。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一些茶庄当时的参与经营者如倪郑重、鲍书图等人或者茶庄后人(张水存等人)，来回忆茶庄的经营史和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
民国崇安县赤石林天香茶行茶票
中的“广告语”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以张天福先生创建的福建示范茶厂(1939年)和吴觉农先生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1942年)为代表的众多茶叶工作者以复兴中国茶业为己任，实干新邦，在武夷茶区做了大量的茶叶基础工作和科研实验工作。也为了解放后中国茶叶的发展集聚力量，培养人才。这些茶人新中国成立后分散到了中国各地的茶叶各个岗位，很多都成为了茶叶领域的佼佼者和茶人大家。其中十大茶人中就有七位曾经在武夷茶区工作过(如果算上胡浩川先生就是八位)。我们暂且称这段时期为茶业复兴时期或者科研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我们又把他分为两个阶段，福建示范茶厂阶段和茶叶研究所阶段。
福建示范茶厂当时是福建省贸易公司和中茶公司共同出资于1939年二月一日正式筹办，开设资本一百万元。厂长是张天福先生，副厂长是庄晚芳先生担任。当时还聘请了一批比较有经验的制茶技师，比较有名的有林馥泉、陈椽、倪郑重、吴振铎等。这个时期关于武夷茶的资料不少，张天福先生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以及茶叶管理局出版的期刊《茶讯》、《闽茶季刊》都有记载了很多武夷岩茶的内容。
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是吴觉农先生一手创办的。本来武夷山并不是茶叶研究所的首站，研究所前生是吴觉农先生创办的东南改良总厂 ，地址在衢州市的万川。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1942年5月日本发起了“衢州会战”，战火已经烧到了衢州，茶叶研究所不得不从万川搬迁至武夷山区。当时的抗战形势危急，浙江几个著名茶区像平水、三界都陷落为敌占区，甚至连祁门也危急。武夷山成为了这些茶人的栖息之地，聚集了一批的著名茶叶专家，这些茶叶专家都是吴觉农先生从重庆和万川带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原先示范茶厂的“老人”。通俗点描述，当时全国的著名茶人都“打堆”的聚集在武夷山。
这段时期的这些茶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茶叶调研、基础研究，栽培育种和制作试验。这个时期这么多的茶学专家写了诸多的茶业文字，茶叶期刊有《万川通讯》、《武夷通讯》、《茶叶研究》。还有不少单行本的报告，比较著名的有林馥泉先生的《武夷茶叶生产制造及运销》，廖存仁先生的《武夷岩茶》，王泽农先生的《武夷茶岩土壤》，吴觉农先生的《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等。
1945年崇安茶叶研究所出版，赤石刊印
吴觉农著《抗战与茶业改造》
抗战与茶业改造》吴觉农自序序言
《抗战与茶业改造》吴觉农自序序言二
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崇安茶叶研究所藏书(研究所签章)湖南茶叶专家王云飞编著《茶作学》
但是，即使是这么多茶叶专家学者，这么多的文字著述，很遗憾的是，完全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岩韵”二字的记载。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岩韵”的概念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只是作为一种武夷茶庄或者茶号之间的一种对好的岩茶的表达俗语没有被记录在册呢?
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首先，“岩韵”如果作为当时就盛行的一个对于形容好的岩茶特征的概念或者一个“时髦词”，茶商就很有可能会把它印制在茶叶包装物中或者宣传资料中。例如武夷的“八大名岩”、“名岩”、“精心焙制”、“顶上”、“真枞”、“超等”、“真正(正)”等名字都有在那个时代的茶叶包装中出现过(茶叶罐、茶叶盒、包装纸、宣传单等)。
第二，如果“岩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民国的那么多的茶人学者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丝记录。肯定是不可能漏记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做事很严谨。难道是他们觉得这个词不重要吗?显然不是的。在他们对于武夷岩茶的记述中，有一些关于武夷岩茶的词汇被反复提及，其中有一句话，几乎成了那个时代形容武夷岩茶特殊品质最时髦的一句话，那就是：“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这句话在廖存仁、林馥泉、鲍书图、陈舜年的文章中都有提到。
民国山西平遥“泰和长记”茶庄
有关于武夷茶的包装物
六
既然史料记载上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有没有可能问一下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茶人呢?
有经历过茶庄、茶号的老人现在基本都已经不在了。像倪郑重先生是鸿记茶庄的负责人，鲍书图先生是集泉茶庄的经理并担任当时的崇安茶叶公会会长，张水存先生是厦门张源美茶庄的后人。这批有经历过武夷茶庄时期的老人大多在八九十年代故去，能留下的仅有一些零散的回忆资料。而且这些回忆文章如果是在八十年代所写的并发表于地方文史资料中的，很多还是带有文革遗留的“阶级论”的政治色彩;如果在九十年代所写，这个时期关注茶文化的倾向又更多些，对于史料的发掘不够强。特别是这些经历过多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老茶人们对解放前的茶业变迁的广大历史细节往往是避而不谈。
而还有几位武夷山现在健在的经历过民国时期茶业的老人，但是当年他们还是很小，虽然有的有参与到茶庄或者茶业，对过去茶史的了解是不够深入和具体的。
不过，很荣幸的是，在当年吴觉农先生创办的茶叶研究所，还有一位参与当年茶叶研究的专家尹在继先生还健在。
我们去年8月和10月很荣幸的两次拜访了102岁的老茶人尹在继先生。尹老当年在吴觉农先生在武夷山办茶叶研究所时期(当时隶属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就在茶叶研究所工作。当时主要研究茶树的病虫害，和研究茶树品种的叶鸣高先生一个办公室。是当时茶叶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当时出版的《茶叶期刊》和《武夷通讯》中都有尹老发表的文章。后期调到上海商检局负责茶叶出口检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重要的茶叶出口检验指标都是尹老参与制定的。
尹老依然精神健硕，记忆力很好，聊起过去做茶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在后面的交流中问了很多当时茶叶研究所的事情，并且也有和尹老提到了武夷岩茶的“岩韵”。根据尹老的回忆，他也记不清“岩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
我们离开之后，针对“岩韵”二字，尹老后面做了很严谨的解答，特地让他的儿子尹明老师用信息发给我们。
尹老说：“先有“韵”这个字义，是从诗开始谈韵，后被用于具有特色味道的一类茶。茶韵在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说法了，具体可查一下康熙字典。岩茶是个统名，许多不同的做法，造就了不同色香味的茶。但是岩韵的说法，只是一些写文章的人在归类时，把它做的划分，在实际审评时很少运用。”
老人家的回复很有意思。但是，似乎可以说明尹老民国时期在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工作期间，那个时候没有“岩韵”的提法，或者这个词在当时并不是很重要。
这一点我们在查询民国到解放初期的茶叶检验和审评教材也可以看出。所用来形容武夷岩茶品评特点的词汇无外乎基本都是“香气馥郁，滋味醇厚” 。如果说“岩韵”二字用来审评中作为审评术语较为偏抽象，不够具体，其实“醇厚”、“馥郁”这类的感官词汇基本也差不多。而且当时的教材的用于都是比较直接的，偏实践化的口头语，例如“豆浆韵”、“山骨”。所以“岩韵”二字未被早期的审评资料和教材收录，很大的可能就是还未出现或者未普及。
1943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丛刊
廖存仁著《武夷岩茶》
七
正在我们苦苦查阅资料探寻之际，《武夷茶经》的编者、武夷山老茶人萧天喜老师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萧天喜老师在2005年开始主编《武夷茶经》的时候就有当面问过姚月明老师关于“岩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姚老很明确的说“岩韵”是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在茶叶收购站审评岩茶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当时和陈书省等老茶师审评描述一泡好的岩茶最早讲的是“有岩味”，后面几位审评的茶师才归纳为“有岩韵”这个的说法，大体时间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并且还说，我们的“岩韵”提出之后，铁观音产区也提出了“音韵”，“随后这个韵，那个韵就都出来了”。
但是，姚老当时并没有说明，“岩韵”就是他个人提出来的还是当时茶叶站中某位茶师提出，又或者是几位审评师集体碰撞的结果。按姚老描述应该是当时审评茶叶的时候瞬间提出的，并被一直沿用。
姚老是1953年从安农大茶业专修科毕业来到武夷山崇安茶场(当时叫崇安茶叶试验场)工作的，而反右运动是1957年。如果按姚老所说那么当时他们在茶叶收购站“总结”出的“岩韵”二字基本上就是1953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而且科班出身的姚老当年确实有跟实践经验丰富的陈书省茶师学茶叶审评。
而提到武夷山五十年代的茶叶收购站，我们了解到的当年主要有赤石和武夷宫两个地方，具体是在哪个茶叶收购站呢?当时在茶叶收购站又是哪几位茶师负责审评把关呢?
鉴于这一点，我和萧天喜老师特地拜访了1954年就在武夷山赤石茶叶收购站工作的朱何龙老师。
朱老1930年出生，今年92岁了。他于1954年赤石茶叶收购站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里工作，后面1957年赤石茶叶收购站搬迁至武夷宫，他都一直在负责茶叶收购工作。当时在茶站的除了他，还有陈书省、邹锡潘、何凤泉等老茶师。
至于“岩韵”，朱老说当时陈书省在审评的时候就有说了，大体也是在这个时间，具体什么时候提出并不详。当时形容一泡正岩的好茶，说这泡茶有“山骨(头)”、“岩韵”、“岩骨”，并说工艺到位，有“三节色”、“蜻蜓头”。
朱老在这里又再次提到了陈书省老茶师。考证陈书省茶师的经历，十五岁就来到武夷山茶庄当学徒，先后在瑞苑茶庄和厦门侨农茶行任职(参见黄贤庚老师《武夷茶说》中记载)，而何凤泉茶师民国时期在源泉茶庄任职(朱老说是集泉茶庄)。这两位茶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茶师，尤其是陈书省老师，一辈子勤勤恳恳事茶，是武夷茶人的典范。这些老茶师们都是“岩韵”的实践者。
另外，茶叶科班出身的姚月明老师可以确认是第一个把“岩韵”的研究理论化的人。在这一点上姚老是当之无愧的武夷岩茶科研带头人。我们上文提到的在他1963年发表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中明确的把“岩韵”分为“香韵”和“味韵”，并提出“香韵(属岩韵)则以做青为主导而形成其风格，味韵(属岩韵)为复炒所诱发，烘焙来充实而为其特征。”
并且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安农大和浙农大都有邀请姚月明过去给茶学系的学生讲课。这一点对武夷岩茶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介绍到“岩韵”。
今年93岁的王镇恒老师回忆起当时姚月明回安农讲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姚月明讲课很生动，很实在，学生反映很热烈，当时整个教室座无虚席，位置坐不下就站着听”，“他不仅讲述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还带来了武夷岩茶在审评室品鉴”，“不只是安农大，浙江农业大学也有邀请姚月明去上课”。王镇恒老师也是安农大毕业，比姚月明和谭素芳大一届，算是姚老的学长，在安农大留校任教三十多年，成就斐然。
而姚老当年在安农的同学、学长和安农的学生们后期都分散到了祖国茶叶的各个岗位。姚老的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武夷岩茶在全国的传播。这些贡献，姚老功不可没。
在安农大茶叶系主编的茶叶教材中，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文革以后的全国茶叶教材，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都有引用了姚老武夷岩茶的研究成果，我们始终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甚至包括陈椽老师的一些著述中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这点和他们“师徒”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有直接关系。不过，师徒二人在“乌龙茶和红茶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但是，我们仔细对比会发现，姚老六十年代描述的“岩韵”和八九十年代所诠释的“岩韵”概念略有差别，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升华。
当然，关于“岩韵”的概念还需要特别补充一点，八十年代以来，除了姚老之外的一些老茶人和茶叶专家的参与和诠释和是“岩韵”的概念真正走向普及的重要因素。就像是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张天福、林心炯等老师以及武夷的诸多茶师。去年年底和罗盛财老师聊到“岩韵”，他还特地提到了当年崇安茶场的老场长叶先顺，说他当年审评的时候所提及“岩韵”也是颇多的。还有很多的武夷茶人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的贡献在此已经不可追忆了。
《岩茶加工原理及形成特殊品质问题探讨》
1959年姚月明
八
以上基于赤石茶叶收购站是1954年才成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岩韵”出现的时间确定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这段时间。
1954年-1957年，说到这段时期，我们细细分析下，对于武夷岩茶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其实，这段时期武夷岩茶是不被重视的。
解放初期，我国的外销茶的市场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而这部分市场最需要的就是普通价廉的红茶。所以全国的茶叶大布局全部都盯在“红茶”身上。1951年中茶在杭州开办的干部培训班，其中提得最多的就是“发展红茶”、“红茶工艺”、“绿改红”。当时苏联茶叶专家几次来华主要也就是考察如何发展中国红茶生产。
虽然建瓯1951年建立了茶叶精制厂，武夷山直到1954年才在赤石建立了一个茶叶收购站。也就是武夷山岩茶的这块“蛋糕”早期根本没有被我们出口外贸盯上。而且在收购站建立以后，所收购的也不仅仅是岩茶，还有小种红茶和烘青绿茶。
另外，武夷岩茶因为制造精细，成本较高，历来消费偏小众，1961年的全国茶叶教材《制茶学》中就写到：“岩茶属高级茶，价格昂贵，过去只是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等反动剥削阶级享受。”
但是这个时期对于武夷山茶区来说，也是群英荟萃的时期。因为民国时期武夷茶庄商贸确实辉煌，另外还有张天福和吴觉农这两批老茶叶专家们的技术积淀和学术“加持”。所以当时的武夷茶区既有民国老茶庄所留下来的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又有像陈书省、何凤泉这样的老茶师，并且还有像叶鸣高、童衣云这样经验丰富的茶叶专家。
而且在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从全国茶区来看这个时期都在恢复茶叶生产，虽然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对茶叶生产有不少冲击，但是在文革以前都还是发展了不少茶叶的研究成果。这些条件在客观上已经为武夷茶叶的实践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石。所以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发表在全国各大茶叶期刊上面关于武夷岩茶的经典文章还是很多的。诸如，张堂恒先生的《论武夷岩茶采摘》，姚月明几篇武夷岩茶的著作，这些都代表了当时这些茶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1950年陈椽茶叶文章《我们怎样搞好茶叶生产来实践中苏贷款协定》其中提到“绿茶改制红茶”问题
另外，为什么会是“岩韵”，我认为有历史的偶然性。
我们回头再看过去那个时代，“岩韵”就像是尹在继老师说的那样，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是个普通词。
过去对武夷岩茶的感官描述主要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文人的说法，诸如“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活、甘、清、香(清.梁章钜)”、“味道清和兼骨梗(清.乾隆)”之类;一个是生产、经营实践中的用词，诸如“豆浆韵”、“山骨”、“嘴底”。文人的说法就比较雅致，含蓄，而生产经营中产生的说法直接来自于实践，就比较直接通俗，接地气和偏口语化。而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被后人所采纳和沿用。
古人表达一泡好的岩茶的理解比今人词汇更加丰富。过去的人实践性很强，我们现在所运用绝大部分描述武夷岩茶工艺和特征的词汇都源自于过去。而今人，都想对岩茶建立快速的认知，这点也是今人很多想快速了解岩茶的通病，殊不知前任的这些总结都是建立在广泛实践，不断试错的基础上的。
所以，当年老茶庄出身的陈书省老茶师在茶叶站审评一泡好岩茶一样，可以说“山骨”、“岩骨”、“岩韵”，但是“岩韵”被历史选中了，渐渐的时髦了起来。
从历史的某些阶段来看，“山骨”这个词来形容武夷岩茶的特殊特质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似乎比“岩韵”更为流行，我们上面也有提到的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中所提最多即“山骨”。甚至在林馥泉老师1981年出版的《茶品质鉴定》中，还有提到乌龙茶的“身骨”，这种说法和“山骨”也是比较近似的。
科班出身的姚月明老师把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岩韵”理论化了，如果没有姚老的理论阐述，今天“岩韵”就很有可能还是个和“山骨”一样的普通词。就像是宜兴紫砂当年的手工匠人杨彭年遇到了陈曼生，当然这个比喻也不完全贴切，因为姚老也亲力亲为的实践。但是实践结合理论，就会形成一种高度，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审美上的都赋予了它更广阔的内涵。
从辩证论的角度看，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正确地反应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姚老在安农大讲课曾经说过“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指导理论”)
从“岩韵”的发生、发展来看，民国和解放初期是“岩韵”概念的萌芽期，而1963年到1965年是“岩韵”理论的形成期，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是推广期，真正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开始兴起茶文化热潮的时候，是“岩韵”概念的普及期。到了我们今天的“岩韵”对于武夷岩茶来说，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要概念了。
民国时期武夷“茂峰茶庄”包装物
，为什么会是“岩韵”，而不是“山骨”、“岩骨”、“豆浆韵”......，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韵”更雅致，更有内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逼格更高”。写诗的有“诗韵”，写词的有“词韵”，音乐有“音韵”。
再次，对于“韵”这个字来形容茶叶，甚至来形容武夷岩茶，确实是比较早的。“喉韵”、“香韵”、“风韵”这类的形容茶叶的词汇早期就多有运用。1937年庄灿彰先生的《安溪茶叶调查》一书中，形容“红芽铁观音”的春茶特征的时候就提到了“香韵”二字。明代田艺蘅的《煮泉小品》中“鉴赏茶叶,首重风韵。”(这句的表达和姚老说的“武夷岩茶，首重岩韵”有异曲同工之妙。)宋徽宗在《大观茶论》：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宣和北苑贡茶录》，“延平石乳，清白可鉴，风韵甚高。”
而最早用“韵”来形容武夷岩茶的是清代才子袁枚。他在《随园食单》中记载武夷茶：“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觉得阳羡的茶叶虽好，但是“韵”逊于武夷茶，更确切的说是逊于武夷岩茶。因为袁枚的文章通篇考据，很显然是用工夫茶泡法冲泡武夷岩茶。
清代袁枚《随园食单》清刻本中
关于武夷茶的记载
通俗点说，就是由于“岩”和“韵”这两个字组成用来形容武夷岩茶的词汇用来形容武夷岩茶简直太多，太高频了，诸如“岩骨”、“岩味”、“喉韵”、“香韵”，这么高频的使用词在大量的实践中碰到一块组成“岩韵”二字那也就是早晚的事。
也因为有了这些前人基础，更由于武夷岩茶所特有的优异品质，所以这几位老茶师们在茶叶收购站审评茶叶的时候，口语化的直接提出的“岩韵”二字，也自然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产区地貌土壤构成(就像是林心炯老师说的“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间以及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独特和众多的茶树品种，独特的生产制造工艺，造就了武夷岩茶所特有的滋味品质特征。(陈椽老师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写道：“武夷岩茶的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
这种特征从客观上需要一些词汇去做感官上的表达，无论是在加工审评环节，还是在市场推广流通的环节。而这种词汇的本身是必须要能够代表武夷岩茶的特殊性的。
所以，无论是“山骨”、“焦锅巴味”、“岩韵”、“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淡非薄，浓非厚”都是对武夷岩茶特殊性的一种表达。很显然，所有的这些词汇都不如“岩韵”二字来得精炼简洁，没有“岩韵”二字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也有朋友说，清代乾隆的“味道清和兼骨梗”，明代吴拭《武夷杂记》中提的“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这些讲的就是“岩韵”。这些只能够理解为对武夷茶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特殊的生产工艺所形成的丰富滋味感的描述，或者说是广义上的“岩韵”，和我们这里探讨的“岩韵”二字概念的出现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定义的“岩韵”起源，是一个概念化的，已经成熟的定义了。
至于如何定义“岩韵”，“岩韵”是什么?八十年代以来已经有很多的茶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分析，不在我们此文的讨论范围。
九
考据到这里，“岩韵”的信息似乎渐渐清晰了。那么，“岩韵”真是出现在1954年到1957年吗?我们这里很难去断言，历史也存在的很多的可能性，不能被随意假设，特别是在没有更多的史料和实证的情况下(这一点也很难)。对于武夷岩茶这么富有变化性魅力和丰富内涵的茶叶，在早期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大家公认的乌龙茶起源，纸面上是认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和王草堂的《茶说》，但是乌龙茶制作工艺实际的产生年代可能远比王草堂在的年代早得多。
而这个时期的真实的细节已经随着陈书省、姚月明等当时当事老茶人的故去而无法追溯了。
“岩韵”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依然不会有很肯定的答案。
但是，可以概括的说，“岩韵”就是老茶师们在解放前后的茶叶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姚月明老师加以理论诠释，并在六十年代得以推广传播，七十年代被写入教科书，八十年代众多茶叶专家们参与，最后在九十年代至今开始渐渐的高频起来的。这条发展主线也是和武夷岩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岩韵”二字在实践中的起源也有可能更早。
当然，以武夷岩茶的独特魅力，此中真味，又岂是区区“岩韵”二字可以全部解读的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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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茶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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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茶源于武夷山，虽然在中国茶界是基本公认的史实。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报刊中也偶见不同说法，这其中有的是为当地之茶“竞古”， 有的是主观臆解古籍诗文，有的是误把茶树种、制作人和茶类混同起来，因而混淆了视听，不少业外人士似是而非。
本文就乌龙茶制作工艺发源于武夷山问题进行进一步佐证，同时就乌龙茶为何会发源于武夷山、乌龙茶制作工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对于茶文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乌龙茶起源武夷山的记载
关于乌龙茶的起源，于清康熙九年(1691年，)入武夷山为僧的同安藉文人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和稍后的《安溪茶歌》也有写到，但不够具体、系统。
尔后的清布衣文士王草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写的《茶说》作了较详细记载：“武夷茶……采后以竹筐，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介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茶采而摊，摊而扌鹿 (摇之意)，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⑴此文被康熙五十六年至六十一年(1717-1722年)在崇安县(1989年改名武夷山市)为令的陆廷灿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编入其《续茶经》，该书后又被收入《四库全书》。后来归为乌龙茶类。
对于《茶说》之记载，当代茶圣吴觉农在《茶经述评》中曰：“此即为乌龙茶制做作工艺”。前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程启坤先生认定该法即为乌龙茶制作工艺，并说：“现福建崇安武夷岩茶的制法乃保留了这种乌龙茶传统工艺的特点。”⑵当代茶界专家、乌龙茶泰斗张天福说：“乌龙茶是世界三大茶类之一，起源于福建崇安武夷山。”⑶并于2002年初挥毫题写“乌龙茶故乡武夷山”，馈赠作者。
对于武夷岩茶(即乌龙茶)的形成时间，大多说在“明末清初。考其当时茶文。但见清初崇安第一任顺治七至十年(1650-1653年)县令殷应寅尚在“引松萝茶制法”(此为精细的炒青绿茶制法)。而王草堂《茶说》则写于1717年康熙末，假如此前已有乌龙茶工艺，也不至于超过“松萝法”之前。认定一种事物的形成时间，当以当时文字为依据，说较妥;而说“早于此时的某某时间已有之”，很难说清楚到底早于何时?早了多少时间?因此说,武夷岩茶(即乌龙茶)的制作工艺,“至迟”在清康熙后期已见完善更妥些。
乌龙茶起源于武夷山的原由
乌龙茶的制作工艺为何会起源于武夷山?笔者认为，当是从散茶及松萝茶制作工艺演化而来的。我们知道，无论是最早记载的唐代“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的武夷“晚甘侯”，还是元代四曲皇家御茶园制作的武夷贡品“石乳”，均为蒸青团茶或饼茶。由于团、饼茶经蒸捣不能很好地保持茶叶的自然风味，且制作、饮用程序繁冗，既不能满足世人品饮的要求，又影响茶叶发展。因此，明洪武年间，朝廷颁令罢龙团，改制散茶，后发展为炒青绿茶。其制作工艺较之团、饼茶有了大简化，只要经过杀青——揉捻——干燥。绿茶不经做青，主要工序在杀青，即将茶叶放入锅热炒，用以蒸发水份，破坏酶的活性，产生香气，保持茶叶自然真味。
明·许次纾(1549～1604)在其《茶疏》中曰：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于今贡茶，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州也非最上，唯有武夷雨前最胜。⑷工艺之简化、品质之提高，促进了明末武夷茶的大发展。闽藉诗人徐火勃(1570～1645)在其《茶考》中云：“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⑸
尔后，于清顺治七至十年(1650-1653)在崇安为令的殷应寅,招黄山僧来制松萝茶(此茶约起于明隆庆年间，即1567-1572年)，它工艺讲究，故较一般炒青绿茶香高味浓，遂仿之。
松萝茶与散茶存异之处，明代闻龙《茶笺》载：“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香、味俱减”、“炒起入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干入焙”。⑹此法制出之茶，品质极佳。但此法不能满足大发展的武夷茶采摘、制作之需，便出现粗制滥作现象：采时无法保持叶片新鲜、炒青超量入锅、出锅后厚摊堆放、干燥不及等是情理中之事，因而就产生了红绿相杂之茶。
周亮工(1612-1672)，清初在福建为官时写的《闽小记》中载之：此茶“经旬月，则赤紫如故”⑺。这种茶说它是红茶，又经炒青;说它是乌龙茶，又没做青。当为部份发酵之茶。时人根据现实情况，摸索进行萎凋做青方法，目的使茶青叶片部分发酵，后炒焙之，这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验，才得以制出乌龙茶。
姚月明等茶叶专家和当地茶人认为：由于别于丘陵地带，武夷山中茶山分布于峰岩之中，较为分散，且离茶厂较远，茶采摘后，受到太阳晒，则如晒青;采茶时要各山跑动，茶青在茶篮中抖动、斯磨，有如做青。这样必然会使部分鲜叶变软、红边，大晴天更为严重。这种状况下制出的茶虽“色香亦具足”但“经旬月，则赤紫如故。”主要是没经过均匀晒青，反复做青“走水”，又未经炭火足焙，自然会变红、发紫。僧道茶师们便改弦更张，采用半发酵法制做武夷茶，这也是乌龙茶形成于武夷山的又一原因。
由于有了这种正确的开端，尔后经过长期的逐步完善为：倒(雨天则烘)、摇、抖、撞、晾、围、堆等做青手法，并据情况“看青做青”、“看天做青”，力求水分挥发恰好，叶片发酵适度，香气发越即炒、揉、焙之，便在18世纪初形成了完整的乌龙茶制作工艺。
武夷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相当繁复，且做青达十几个小时之长，要经晒、晾、两炒、两揉、两焙等独特工艺。要求茶师们独具匠心、恰到好处，其独特工艺制出的武夷岩茶“香清甘活”、滋味醇厚。因此说，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是武夷山的一大贡献。自此武夷岩茶制作工艺及产地“由武夷传到建瓯、安溪各地，并传入台湾”⑻，“溪茶遂仿岩茶样”⑼，引得 “郑世报父子引进、种制武夷水仙于永春”⑽，形成“台人品茶，茗必武夷”的情景 。
乌龙茶问世的记证人王草堂简介
对于乌龙茶问世的记证人王草堂，过去很少见诸介绍，其实王是位富寓学识的文人。据方留章等查证及清董天工《武夷山志》、王复礼《武夷九曲志》等记载：王草堂，名复礼，浙江钱塘人，明代王阳明(谥号文成公)的六世裔，系布衣文士，一生主要从事修志著文。清代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67岁的王草堂受福建制台、抚台的聘请来闽，寓居武夷修志。为继承先祖阳明先生的遗愿，在大王峰麓重建“武夷山庄”，三年始成，后一直隐居于此，著文修志，前后经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1708-1720年)崇安令，终老于武夷山⑾。
大王峰脚下的武夷山庄
王草堂在武夷山隐居十多年之久，对此地倾注深情，赞言此地“真堪娱老忘归”。其留下了珍贵的《武夷山九曲志》和诗文，特别是他记叙并留存于今的《茶说》至为珍贵，不但充分肯定了武夷山在茶史上的地位，而且为考证乌龙茶起源地提供了根据，当受今人缅怀。
闽南人参与了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创研
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形成，闽南人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入山：
明朝灭亡，清人入关。福建闽南的一些明代遗民入山隐居，或削发遁世，以消极行径来对抗清廷。其时风景秀丽，且远离都市的武夷山便成了隐者、释家的向往胜地。当地“县志”和“山志”载：“武夷山向为羽流栖息之所。清初闽南教徒始入修持，嗣是天心、慧苑、玉华、清源、碧石寺相继以兴，天心永乐禅寺至有释教徒一百余人，可谓盛也。是时，百二十里山中大小寺庵院有五十多处，几乎无山不庵，山僧多为闽南人。”主要的有同安籍的释超全，漳浦籍僧衍操、释超位、铁华上人，龙溪籍的僧如疾、释超煌、道桓、明智，晋江籍的兴觉、真炽，泉州籍净清，漳州籍的性坦等⑿。
本来“茶和寺院佛教有着深远的关系”，在武夷山尤为明显，因为处该山中几无农田，盛产茶叶，僧人释家便以茶为产，靠茶为生;以茶消闲，佳茗待客;以茶参禅，诵经敬佛;以茶解困，赏茶为乐。这种珍品自然由僧人传到闽南家乡，很快地引来了闽南商贾前来经营岩茶。时山中茶厂大部分被闽南茶商包租，后被赎买。成品茶则运往闽南及海外销售。释超全作的《武夷茶歌》云及武夷茶史、地理、茶制之况，史志上也有闽南人品饮武夷茶的诗文，有人误将制作人与发源地点、制作工艺混淆起来，说乌龙茶起于闽南，误会大概是出自于此。
闽南人进入武夷山，参与制作、发展乌龙茶的另一途径是：由于历史上武夷茶往山西、蒙古进行“茶马互市”，武夷茶均过分水关到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时为水运重要码头)，再行包装或烘焙，载船由信江达鄱阳湖过长江北上山西、蒙古，同时清政府几度颁令外销之茶，一律往广州出口，因而武夷岩茶又经运往河口，后折赣江南下往广州。闽南茶商便在此顾请帮工，其中多为此地的闽南人。这些闽南人是在清初福建实行过海禁时，由福建沿海迁往江西之铅山、上饶、玉山、广丰等县的闽南后裔⒀。
万里茶路起点：武夷山下梅村
《铅山县志》载：其处(指铅山县)向为福建人迁徒移居之地，仅明、清两代福建移至此的移民新建村落达523处(注：移民单独建村而居)，占所迁入的外省人新建村落598处的87%，其中不乏闽南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河口茶行多达48家”,“当时河口制茶技术较高,在全国茶叶行内都有一定地位。武夷茶的主要产区福建崇安县的制茶师，大多聘自河口。”⒁又据1985年《上饶县地名志》载：上饶全县35个公社、场几乎都有福建移民，其中与铅山县邻近的南部为多。迁入者多为泉、漳、汀州。有些由于搞不清原籍州、县者，只标明“下四府”(注：当时福建的南部的四个府)。如与铅山县毗邻的大地公社，85个自然村，就有29个是闽南移民所建;高泉垦殖场25个自然村，就有15个全系永春移民所建。
以上移民时间大多在清康熙年间⒂。这些“下府人”之移民与在武夷山的闽南茶商、僧人语言相通，自然优先被雇用，有的还被聘到武夷山当包头、茶师。久之，一些人便在武夷山安家，所以至今武夷天心岩茶村村民大多为闽南人后裔。闽南僧人、茶商、闽南人后裔与当地山民为共同创制、发展武夷岩茶做出了贡献，这是应当肯定的。
有人认为闽南人先迁武夷山，后转迁江西铅山和上饶、玉山、广丰等县。这与闽南移民始迁于明末清初，早于乌龙茶工艺形成时间;和迁到铅山、上饶、玉山、广丰县人数及居住区域大大超过武夷山天心岩茶村人数和区域面积的事实不符。另从当今天心村民的宗谱记载，也说明“下四府人”是先迁江西上饶、铅山等县，后再移居福建武夷山的。
由于闽南人参与了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创研，这也成了乌龙茶起源于闽南的说法之据。乌龙茶起源，说的是地点和工艺。
乌龙茶对茶文化的影响
乌龙茶的问世，给茶叶增添了一个新类型，系一大飞跃。由于它兼具清芬甘醇，备受世人赞赏。特别是在武夷山独特自然环境中生长出的茶叶制成的乌龙茶(特称武夷岩茶)，更是醇厚幽香、独具岩韵，倍受饮者青睐，并成出口贸易的重要产品。
乌龙茶的创制成功，进一步丰富了茶文化内函，中外的茶书上的武夷岩茶诗词文赋屡见不鲜，赞声不绝。特别在品茗艺术上大有发展，功夫茶当源自于斯，并非妄言，有文佐证。清代才子袁枚于丙午(1786年)游武夷山“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清悦性”。这当是功夫茶品饮艺术之雏形。
由于武夷岩茶品质优异，在武夷山管山、制茶僧人便将武夷岩茶及品茶文化传至闽南，便有了“下府帮”来 经营武夷岩茶。闽南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人民生活优于闽北，因而品饮武夷岩茶便成了他们体面高雅的赏心悦事。时告老还乡的宰相兼太子太保蔡新(漳浦人)吟有“食武夷，看金鱼”之句。清乾隆《龙溪县志》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王官 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有的甚至“薪必以橄榄之核”，到了玄乎其玄地步。此等侈奢饮风，为富家崇尚追求。
这种品茗风尚，很快传到临近的潮汕，当地士人郑重其事，增繁添序，冠以“潮汕工夫茶”雅名。陈镜雄等《潮汕工夫茶话》有文戏茶癖“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并称其茶主要来自闽省。据福建茶叶专家庄任考证：“功夫茶指最初所用茶叶多尚武夷，源自武夷传统茶名”⒃。广东汕头茶人郭马风云：工夫茶其最早作为一种名茶，源于武夷山，当时为武夷山名茶。其最早的记述它的品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的方法是袁枚。后传到闽南延至潮汕，经进一步文化为“功夫茶”。而记之者俞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庆五年(1800)在潮州兴宁县为典史间，其撰写的《潮嘉风月记·工夫茶》⒄，比袁枚武夷品茶至少迟10年左右。所以说功夫茶烹饮之法发端于武夷山。
与此同时，闽南、潮汕、广州三邦竞相经营武夷岩茶。清中至民国间，武夷山麓的下梅街、星村街、赤石街先后为茶叶集散地，茶行茶庄毗邻，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有人揣测“金崇安”的盛名当由此而出⒅。泉州的“集泉”、“泉苑”，漳州的“奇苑”，惠安的“清源”，厦门的“文圃”，安溪的“泉馨”，南安的“倪鸿”等茶行便是其中的佼佼之商号。武夷岩茶自此昂居中国茶叶名茶之例。据《台湾通史》编者连横文载，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省，虽然在清嘉庆(1796-1820)年间就移去武夷山茶种繁衍⒆，但 因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无法成就武夷岩茶“岩骨花香”之韵，台之饮君仍然钟情武夷岩茶。因此连横在其《茗谈》一文中写到：“台人品茶，与中土异，与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⒇。长期以来台湾、武夷茶界往来不断，近十几年中来，更是频繁，或切磋茶事，或交流茶文化。
特别是1990年初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决计在当年10月初举办大型的“首届武夷岩茶节”。在时任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吴邦才的创意下，在姚月明茶叶专家的帮助下，作者经翻阅大量资料、走访茶师茶农后，经过几个多月的收集整理，终于编撰出武夷岩茶的冲泡品饮方法、顺序的27道程序。
此套“武夷茶艺”经导排表演后，被武夷山大小茶馆所应用，收到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被省、外地及中央电台拍摄播放，并到国内陕西、山东、浙江多处演出，还出境到香港、澳门、台湾和出国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进行交流。均受到好评和赞赏。说明《武夷茶艺》得到广泛认可。
综上所述，武夷山创制出乌龙茶，不但是茶叶史上的一大贡献，而且对于弘扬武夷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都有产生积极作用。我们应继承武夷先民的创造精神，而且要十分珍惜武夷岩茶及武夷茶文化，让它为当今的文明社会服务。(作者：黄贤庚;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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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是被子植物门的木本作物，起源于新生代第三纪的早期，在地球上已存在七、八千万年。它原产于中国西南。位于中国福建省西北部与江西省交界处的武夷山和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的天山，是茶树物种起源的同源“隔离分布”区域。在商周时期之前，这两个区域也已有应用茶，“以茶轻身。”前者武夷山成为红茶鼻祖——正山小种的发源地，后者则成为全国名茶“天山绿茶”和“天山红茶”的发源地。
（一）正山小种的发源地
中国福建省的武夷山第一高峰黄岗山（海拔2185米，是中国东南沿海最高峰）南麓的群山丛林中，有一个小山村名叫桐木关。殊不知早年不为人知而僻静的小小山村，在近代却因“茶”而闻名世界。武夷山三面环山，向南开口的盆地，为福建最高（平均海拔1200米）的生态环境优异、生物多样化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保护区。这里山体多断裂，深切，形成峰岩多姿，河曲幽雅的自然形态和景观。
商朝末（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伐纣时，福建武夷“闽濮族”为南方会盟八个小国之一，以茶叶作为一种特产进贡。汉朝后，武夷茶更成贡茶。唐朝中后期，武夷制“蜡面”贡茶。宋朝，武夷亦制龙团茶，归建州“北苑贡茶”入贡。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诏创皇家焙局“御茶园”于武夷四曲溪畔，武夷茶名声大扬。明、清朝，改制“芽茶”（绿茶散茶）进贡。同时先后诞生了驰名天下的“正山小种红茶”、“工夫红茶”、“武夷岩茶”及大红袍等奇丛茶。
“小种红茶”是起源于武夷山主峰黄岗山下的“桐木关”，由武夷山茶农创制的全发酵茶类，是世界红茶的开山鼻祖。
据《漫话福建茶文化·正山小种》中写道：“小种红茶是福建省的特产，有正山小种和外山小种之分。正山小种产于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星村乡桐木关一带，也称‘桐木关小种’或‘星村小种’。政和、坦洋、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造正山品质的小种红茶，统称‘外山小种’或‘人工小种’。”桐木关，地处中国武夷山市版图西北部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内，东接星村镇；西邻光泽县的崩山及江西铅山县的王比村，均居仙霞山脉；南経武夷黄坑，向东南通建阳市，向西南抵邵武市的观音坑；北连黄岗山北麓的江西铅山县石陇乡等地。这一带是正山小种的主产地，其山脉海拔均在1000～1500米，峰峦叠嶂，形成武夷大峡谷，林丰竹茂，溪水清澈，冬暖夏凉，云雾缭绕，土壤肥沃。茶园分布于山坡砾石隙地，茶树生长在优越的生态环境下，采下的茶芽鲜叶原料，经特殊的制造工艺，形成小种红茶特异的产品质量。它曾漂洋过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全世界爱茶的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了世界格局。推进了世界文明进程！
（二）发源地武夷双遗产
1、发源地的自然遗产
“正山小种”红茶问世后，其独特的品质风味传到西方后，引起了西欧上层社会的轰动，曾有一些“传教士”、“生物学家”、“茶叶猎人”等来到武夷山探寻小种红茶的“奥秘”，寻觅桐木关的“梦寐”，结果他们竟又发现了这里大自然的魅力，发现了这个大自然的无穷生物宝藏。他们曾以传教探险之名，建教堂、采集生物样本，同时探觅小种红茶的茶树品种、栽培、加工……。据史料，自正山小种和中国红茶输出欧美兴盛时期的1699年以来至20世纪上叶，曾先后有英、法、美、德等国的神父、职员、医生、学者、商人等来到桐木、桂墩、大竹岚等地或探访红茶采制技艺，或采集植物、动物标本，200多年来，这里成为世界闻名的生物标本采集胜地，并发现有大批的动植物新种，武夷山有着“昆种的世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等美誉。这里为何被世界公认为“生物之窗”呢？答案是，武夷山，碧水丹山，绿树成荫，飞禽走兽，鸟语花香，山重水复，奇秀深幽，真是“山涌千层青翡翠，溪摇万倾碧琉璃”、“三三秀水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有如“人间仙境”，“天上瑶池”。这里又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的胜地，群山垂直耸立，海拔1000米以上高峰有112座，当人们登越群山，随海拔高度的上升。看到的是垂直分布着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过渡林、 0 温带针叶林、中山苔藓矮曲林、山地草甸等，构成了世界上同纬度地区垂直植物带，“三最”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达96.3%。据科学家的考察，从中发现分布有各种植物5110种。20世纪末统计，其中低等植物840余种；高等植物284科1107属2888种（已定名的高等植物149种1800多种）。已发现的动物有5110种。据20世纪末考察统计，有脊柱动物475种；鸟纲18目47科400多种；昆虫已定名的有4635种；爬行动物有73种；蛇类有5科26属64种。在自然保护区内，尚拥有许多濒危植物和动物。有如银杏、南方铁杉等等28种濒危和渐危的植物；有如红豆杉、水松等2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同时这里分布着亚热带山茶科、木兰科等常绿植物，是山茶属植物多样性中心之一。当今，全世界有山茶科（Theaceae）植物23个属380多种，中国有15属260余种。位处北纬27°N的武夷山，却有山茶科植物10属35种，占世界23个属的43.48%，占中国15个属的66.66%。上述表明，福建武夷山是世界重要的山茶科（Theaceae）和山茶属（Camellia）植物的主要分布地。茶树是山茶科、山茶属、茶组的植物，茶组包括野生型和栽培型茶树的所有物种。武夷山发现有野生茶树，其茶树栽培品种资源丰富，其有性系茶树类群以莱茶群体为主，也是制造小种红茶的主要物种。武夷莱茶，以小、中叶型为主，有小圆叶、瓜子叶、长叶、小长叶、小叶水仙、阔叶、苦瓜、圆叶等型茶种，还有名丛（大红袍、白鸡冠、铁罗汉、半天夭、小金龟）等。据调查，武夷茶树品种花名有830多种，为武夷茶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茶树植物制茶原料。
2、发源地的文化遗产
武夷山，面对太平洋西岸，奇秀甲东南（中国东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资源和茶树品种，为历史文化的灿烂，起着相辅相成之独特效应，早在商周时期，武夷君（“闽濮族”君长）就向周武王献贡茶、历代许多文人墨客、贤人智士来此游历、讲学，留下许多摩崖石刻、文物古迹，诸如绝壁上留有数千年的船棺和虹桥板；汉城遗址、紫阳书院、遇林亭的遗址。元代御茶园遗址，还有寺观等人文景观……“珠藏泽自媚，玉蕴山含辉”，有如一颗深藏在名山川泽的碧玉明珠。1999年12月2日联合国根据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风景区、汉城遗址等普遍价值的遗址及自然面貌，含有文化与自然两方面因素的遗产，正式批准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世界旅游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比特丽兹·卡奈尔·德·巴尔科夫人，曾命笔特书：“未受污染的武夷山风景区，是世界环境保护的典范”。这一切，为武夷山历史上能为世界红茶创立新纪元，播下了种子！
自16世纪初中叶前后，来武夷山的神父、采集标本的西方人，明里暗里逐渐把武夷茶（红茶）带出，其需求量逐增。17世纪后，中外红茶出口贸易不断发展。小种红茶逐渐从桐木关附近内围向武夷山外围的县境传播，又有了“外山小种”、“人工小种”、“烟小种”和“工夫红茶”等的出现。随着小种红茶逐渐传到欧洲后，外销需求不断扩大，到18世纪世界市场的红茶已到供不应求，许多外国商人祈求能采购到红茶。在此时代和市场背景下，福建闽东北茶叶主产区，大量生产“外山小种”、“烟小种”，尤其是发展“工夫红茶”。18世纪中后期，距武夷山市较近的政和县开始制造工夫红茶，其产品称为“遂应场仙岩工夫红茶”。同时在今宁德市的福安县（市）产生了“坦洋工夫红茶”。19世纪在福鼎县（市）也产制“白琳工夫红茶”，至此形成了最早名闻天下、最早出口欧美的“闽红三大工夫”红茶（那时，西方商人统称武夷茶）。所谓工夫红茶，据《闽·录异》载，系以嫩芽用武夷茶制法精心焙制，色黑味异，被称工夫茶。制茶过程分为初制和精制。初制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四个工序，使新鲜茶叶中的多酚类化合物适度氧化，做成有条索的红毛茶，保持芽叶完整，红色红汤。然后，再经过筛分、切断、风选、拣剔、复火、匀堆等工序，分成各级的商品茶，同时，各茶区仿效产制各具特色的工夫红茶。
自红茶问世以来，世界红茶先后有小种红茶、工夫红茶和红碎茶三大类，其中前两种均发源于中国武夷山，红碎茶却迟于19世纪后期，由英国人在印度、斯里兰卡（锡兰）把前二种中国红茶工艺改革后演变而成。由此，中国武夷山成为世界红茶的发源地，中国既是世界茶叶的祖国，也是世界红茶的故乡。
（三）小种工夫兼容并蓄
红茶祖国——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红茶”的是元末（约1330-1368年），明中业已有葡人从中国带去茶叶，并喝到“呈红色”的红茶。武夷山“正山小种”与“工夫茶”之名，最早出现于明末（1640）。
中国红茶明清时就有“小种”，“工夫”二种同时出现，“小种红茶”与“工夫红茶”，最大区别在于制造工艺上有否用松柴“熏烟”。是“工夫”演变为“小种”？还是“小种”演变为“工夫”？过去一般认为，工夫红茶是一种红茶之后于十九世纪中诞生的。近年我们从许多文献的研究考证中，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在红茶初创时期，这两种红茶因工艺大同小异，故统称“红茶”，且同时出现于武夷山，也难分先后。林潄峯先生于《福建红茶初期采制方法与在西北贸易的探讨》（1986年）一文回答了这个问题。该文道：福建红茶采制方法，是从炒绿发展起来，明初武夷废团茶改制芽茶。中叶以后茶园荒芜，采制粗放，因而茶色紫赤，不堪入贡。原来武夷芽茶皆嫩采，以后逐渐采粗。更由于高山云雾多，悬崖侧岭，不近朝曦，乃采用日晒茶菁（鲜叶），多所翻动，促进了发酵红变，发展形成了工夫红茶、小种红茶独特的工艺。按当时制法的记述，仍未脱蒸焙或炒焙作业，由于茶色紫赤，有别于清汤绿叶，自成‘红茶’一系。”
自明朝初期（14世纪~16世纪初），明朝廷为巩固中央集权，实行对外海禁，开始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口岸，不久又关闭泉州、宁波二个市舶司，仅在广州单独成立怀远驿，专门由朝廷统一与外夷开展朝贡贸易。一方面是因朝廷限制对外贸易，另一方面是那时在国内尚不崇尚及流行品饮红茶，故而在史籍中难见到关于“小种红茶”和其他红茶的专门记载。由于武夷山（原福建崇安县）桐木关一带自然环境优异、武夷莱茶（即小叶种）茶树品种优良，产制的“正山小种”红茶或称“武夷茶”质量独特，逐渐传播到西方，同时最早传播到欧、美，最早在世界上扬名。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4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多经由福建出发，曾到30余个国家和地区，亦（并）带去武夷茶及其他茶品、货品作为珍赠品。明中叶前（1500年前后），红茶已在国内武夷山周边或广州口岸少量流通，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海员、商人已在中国品饮到红茶，或将珍品少量带出中国而传到国外。明正德元年（1506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1514年葡萄牙商队船开到广州，1517年葡萄牙船员从中国回国时带去茶叶，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神父来到中国传教，1560年他回国后曾记载他在中国对红茶的感受：“凡上等人家皆以茶敬客，此物味略苦，呈红色，可以治病，为一种药草煎成之汁液。”
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自十五、十六世纪步入西方大门时始，曾成为葡萄牙、荷兰、英国皇室御用珍品，被誉为“茶中皇后”。后被尊为世界红茶的始祖！同时，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然而，如此受人尊崇的世界红茶珍品——“小种红茶”这个新纪元，竟在两个多世纪中尚没很好的单独留下墨迹！随着时光的流逝，年代的久远，渐渐被人淡漠和遗忘！历史总不会被时代所湮没，曾经的辉煌也不会完全消失！诸如上述刘基记载“兰膏”和“酥签”红茶的历史文献，为我们揭开了中国红茶乃至世界红茶起源的新一页！武夷“小种”、“工夫”兼容并蓄，“小种”、“工夫”作为茶名，最早同时出现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据《清代通史》（萧一山编）卷二：“葡荷两国，与我国通商较早，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红茶（有工夫、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伦。”清雍正十年（1732年）崇安县县令刘婧所撰《片刻余闲集》，他还记述了正山小种红茶及闽赣两地多处的红茶（小种红茶或烟小种等）汇聚武夷山星村的商贾情景，该书曰：“山之第九曲尽处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鸟，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取其价廉而质重也。”“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之小种工夫，次则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则紫毫……”那时所指的“武夷茶”一般多指红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鸟”亦是指红茶。清雍正十三年（1734年），陆廷灿（崇安县令）撰《续茶经》中记曰：“武夷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
清乾隆16年（1751年）董天工在编修的《武夷山志》中，也记载有“小种”和“工夫”的茶名。说明，明清武夷山产制红茶均含“小种”和“工夫”。只是当时把“小种”当做高级茶，“工夫”略逊一筹，后来“工夫”茶产区和产量扩增，逐渐把“小种”和“工夫”分开。
中国红茶，最早于16~17世纪以武夷茶（红茶）传输西方葡萄牙、荷兰、英国。庄任先生《闲话武夷茶、工夫、小种》（1985年）记述，英国东印度公司红茶、绿茶输入统计，“1721-1730年十年间共运进绿茶458万余磅（41549担），红茶336万余磅（30481担）。”“1751-1760年的十年间，武夷茶已占红绿茶输入总量的63.3%。‘工夫’占1.38%，‘小种’占1.15%，‘白毫’占0.3%。‘小种’在1731-1740年的统计数字中开始列有少量。这里将‘武夷’、‘工夫’、‘小种’、‘白毫’全归入红茶类”。如上所述，我国生产出口红茶中的品类记载，已出现在英国的贸易统计资料中。这里又可证实《清代通史》刘靖《片刻余闲集》和陆廷灿《续茶经》中记载的小种、工夫、白毫等均为红茶的品类。
虽然此时的外贸均有两大种红茶的输出，但品质优异高超的桐木关正山小种红茶，曾倾倒西方消费者。“小种红茶”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1853年福州“闽海关”开始出口贸易，英国等商人直接进入武夷山等地采购“正山小种红茶”“工夫红茶”等茶叶，他们称武夷正山小种为LapsangSouchong（福州方言，同音）。1886年后出口到英国的“小种红茶”及祁红等被用以拼配印度或斯里兰卡生产的红茶，以提高印、斯茶叶商品的质量和价值。直至当代国外仍有用正山小种、祁红、闽红、与印、斯红茶相拼配成高级的红茶饮品。
摘自《世界红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