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郑永球老师大概10年前发表于《广东茶业》上《论茶艺的演示技艺和内容内涵》一文中关于设具的选段。我们会发现如今竞演的茶艺虽大多为了表现一个主题，但其背后透着对美的追求却是这几年未变的。而小编相信，随着茶艺的发展，最终将跳出“美”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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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设具。顾名思义是指茶艺过程专用器具的配套和摆设，为了提高茶艺效应，往往需要多种器具配合成套。伴随着茶艺的不断创新，茶具配设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茶艺的一项技艺。因此,这些直接和间接地用于茶艺的器具的配设已成为茶艺过程不可忽视的内容。茶艺表演,不仅要求茶具配套完美,还要求向客人艺术地演示及介绍所有用到的茶具,营造艺术效果。在此谨以《设具》为题,论述茶艺表演过程茶具的配套及演示技艺。
一、茶具配设的演变简史
我国是饮茶发源地,但在什么时代开始有专用茶具,有关史料记载很少,现存最早记载茶具的要算是王褒的《憧约》(公元59年)。该文是一个当时被称之为家奴的买卖契约,文中规定其所要做的事项,其中有“烹茶尽具,铺已盖藏”的记载,“烹茶尽具”可说明两点:一是当时饮茶已设有专用器具,二是饮茶的专用器具应该是成套的,“食甫已盖藏”还强调在使用后要及时洗净妥为收藏。不管这些茶具是否专为饮茶而制作或是从餐具中为饮茶分设,终究已是专用和成套的。唐代是制茶饮茶技艺的成熟期,茶具不但已专制专用,还形成了完善的配套。陆羽《茶经》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首创了茶艺程式,详细地列出了茶具完美整套的种类名称及式样。陆羽提出的茶具配套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种类齐全,包括:①生火用具,②煮茶用具,③烤茶、碾茶、罗茶用具,④盛水、煮水和取水用具,⑤盛盐、取盐用具,⑥饮茶用具,⑦收藏和摆设茶具的用具,⑧清洁用具,共八类二十八种;二是突出唐代的煮茶技艺特色,茶具粗而大,如煮茶的鍑,厚钝而大,饮茶的碗(欧)“受半升已下”《茶经》,也较大;三是讲究外形规格,追求整齐美观大方,所列茶具多数标明尺寸要求。宋代是饮茶盛期,茶具种类与唐代大部分相似,但盛行点茶、煮茶所用厚钝而大的鍑己用不上,茶具配设有三大特点:一是讲求精美,以小而精美的汤瓶煮水、茶盏盛点、茶筅击拂为主要特色;二是追求华贵,除茶盏以建安所产黑盏(黑瓷撮为要用外其它多数要求以金或银制成；三是追求精神情趣,最颇有意味的是南宋审安老人对茶具的形象化意念,他于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集宋代点茶用具之大成,以传统的白描画法画了十二件茶具图形,编成《茶具图赞》,称之为“十二先生”,并按宋时官制冠以职称,完全地把条具人物化、形象化了。明请时代六大茶类创兴几,有力地推动了泡饮技法和茶具的变革,首先是紫砂壶有形有艺,变为时兴,接着是瓷盖碗、大小瓷杯等相继出现,然后是茶艺的多元化发展和茶具配设艺术水平的提升。
二、茶具配设的意义和内容
(一)设具的意义
茶具与茶,有所谓“器为茶之父”之说,可见茶具对饮茶效果的重要性。设具包括茶具的选择、配套、摆设及演示等技艺,对茶艺活动有主方面意义:一是有助于科学地泡好茶。设具的目的是根据不同茶叶的品质特点恰当地配套和使用茶具(如乌龙茶和绿茶所要求的茶具显然不同,由此能科学地把握好泡茶三要素(即茶用量、水温和泡茶时间),获得最佳的茶汤色香味;二是营造良好的茶具艺术氛围。所谓艺术氛围是指由茶具个体的艺术形态和整体配套协调的艺术风格以及茶艺师向客人演示茶具的艺术形式所营造出来的充满艺术意味的气氛;三是可促使普通饮茶层次提升为艺术品茶层次。所谓艺术品茶,是指在品茶中以文雅的心态,艺术的意念去观赏、品尝茶的品味,去感受品茶的美好意境或艺术境界。
(二)设具的内容及要求
茶具是茶艺表演的主要用具,所以茶具的配设是否形成艺术风格、富具艺术感很重要。茶具配设的内容可包括三方面:
1、茶具的艺术配套。这是指茶具的配套要讲究艺术,要使所配设的茶具形成某种艺术风格。茶具艺术配套的参考建议:
(1)配套风格与茶艺主题风格相协调。所谓配套风格是指茶具配套所显示的风格,所谓主题风格是指不同茶类或某些地区的茶艺特色。茶艺表演既是品茶活动,又是一种艺术形式,要求茶具配套风格与茶艺风格相协调。因而,茶艺主题风格不同,要求茶具配套也不相同,如乌龙工夫茶艺与绿茶茶艺就明显不同,前者用小壶小杯,后者用玻璃杯。许多地方茶艺具独到的茶艺风格,茶具配套也显自身特色,如潮州工夫茶艺的茶具配设就别具一格。要使茶具配套与茶艺风格相协调,有两方面值得探讨:一是要讲究茶具个体的艺术形态,要精致,要有艺术感;二是要讲究整体配套的冈、格协调,包括形状、色泽、表面轮廓等,不宜随意地选配,杂七杂八凑在一起,甚至以这代那,将就着用。如果茶具配套所显示的风格与茶艺主题风格不符,会失去茶艺的艺术意味,自然也失去了茶艺的文化品味。
(2)种类及数量样样俱全。所谓种类,指品茶过程直接或间接用到的各种茶具,如煮水的随手泡、茶盘、茶壶、茶杯、茶叶罐和壶垫、杯托以及相关用具等,要样样齐全,不能有这没那。否则,会使茶艺表演受到制约,还会严重地影响品茶效果,如无闻香杯,其闻香效果就相差很远。茶具的样样俱全是很有必要的,正如陆羽《茶经》阐述的”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借此,将两种茶艺的茶具配设列举如下:
乌龙工夫茶艺的茶具配设:
①煮水器具:电炉配合莲珠壶或随手泡;
②备茶器具:茶叶罐、茶则、茶漏、茶刮;
③泡茶器具:茶壶或茶盖碗;
④盛茶器具:茶海、茶杯;
⑤摆盛器具、茶盘、壶垫、杯托、奉茶托盘;
⑥洁涤用具:茶巾、茶洗、茶盂、杯夹、茶签。
绿茶茶艺的茶具配设:
①煮水器具:电炉配合莲珠壶或随手泡;
②备茶器具:茶叶罐、茶则、茶刮;
③泡茶及盛茶器具:玻璃茶杯(容积250一300毫升)。
④摆盛器具、茶盘、杯托、奉茶托盘;
⑤洁涤用具:茶巾、茶盂。
2、茶具的艺术摆设。这是指如何将按茶艺风格配套好的茶具艺术地摆设在茶盘或茶台上。茶具配套讲究艺术还不够,还要讲究艺术地摆设好,才能显示出艺术效果,否则不能让客人获得完美的艺术感。茶具艺术摆设有两点参考意见:
(l)摆设位置要恰当,高大的茶具摆设在茶盘的里边,细小的摆设在外边,不要互相遮挡,要让客人能看得清清楚楚,还要看起来显得很有艺术感。
(2)摆设位置要便于使用,左手用的茶具摆设在左边,右手用的茶具摆设在右边,双手共用的茶具摆设在中央,还有,常用的茶具摆设在茶盘里边，少用的茶具摆放在外边等等,以便于表演时使用自如,得心应手。
3、茶具的演示。这是指将全套的茶具逐个地向客人演示及介绍。有三点要求：
(l)要有顺序,有规律地向客人逐个演示及介绍。
(2)要展现出艺术形式,演示过程的全部操作要有艺术感。
(3)要使演示与摆设结合进行，演示与摆设是连贯性动作，这样才能形成艺术感。
三、茶具摆设和演示的技艺要领
1、摆设技艺。如何摆设茶具？原则上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由里到外一个不漏地摆设。如工夫茶艺茶具的摆设,茶壶茶杯摆放在茶盘中央,壶嘴靠里,茶杯在外,四个品茗杯和四个闻香杯分别摆成四方形再并排在一起。茶海在茶盘上右侧,杯洗在茶盘上左侧,煮水壶在茶盘的右边,用具组、杯托在茶盘的左边位口用左手冲水,右手执茶壶则相反)。奉茶托盘、茶叶罐、条荷在茶盘的前方。又绿茶茶艺的茶具摆设、用3一4个玻璃杯取代壶、杯摆设在茶盘中央,最好在茶盘上摆成一直排,即“一”字形。
2、演示技艺要领。茶具演示是让客人认识茶具并获得艺术感的重要环节，要注意几方面：
(l)演示的顺序要有规律,习惯顺序是：首先演示及介绍茶盘或茶台，接着是茶壶、壶垫、茶杯、杯托、茶滤、茶海、杯洗、煮水壶几,然后是茶荷、茶叶罐、奉茶盘,最后是用具组,即茶则、杯夹、茶漏、茶刮、茶签和茶巾等。
(2)演示的姿态要高雅。大件茶具不必拿起来展示,如茶盘、杯洗、煮水壶等,可用双手或单手示意;对于拿起方便的茶具,应拿起来向客人演示,一般用右手的大母指、食指和中指执拿,无名指和小母指要相应半弯曲外露形成优美姿态作衬托;左手的全部手指伸直,食指和中指稍挺托着茶具作配合。对于那些较轻小的茶具，如茶则、杯夹、茶漏、茶刮、茶签等,宜用单手执拿演示。
(3)演示的运作要柔和,尤其是手腕,举起的高度要适中,高可平肩,幅约40厘米。
(4)演示的表情要面带微笑,目光跟着演示的茶具转动，眼神向着客人,示意这是什么。
(5)介绍茶具要语调柔和、节奏放慢,语句结合演示节奏，一般是先介绍这是什么,紧接着介绍其用于做什么。
四、茶具配设的文化内涵
茶具配设的文化内涵是指由茶具的配套和演示过程的艺术让客人获得艺术意念或感受。其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什么?在这里,笔者以为可用二个“美”字来概括。“美”体现于三方面:其一茶具个体艺术的形态美,如茶具独有的艺术形态,紫砂壶还具有独到的形、神、气、相之美;其宜,条寡配套形成的整体协调美,如形状的协调、色泽的协调、表面轮廓(相)的协调等;其三,茶具演示技艺的姿态美。不是吗?当你在品茶时首先看到那精致的、艺术形态独到的茶具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个精美的茶具非常协调地配套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你着到茶艺师富含艺术感地向你一个又一个地演示及介绍茶具的时候,你不觉得有美的感觉吗?你不觉得美可以概括茶具个体的,整体的以及演示技艺的艺术感吗?回答是肯定的,这种感觉就是“美”。
因而,在茶具配设过程中如何以美的意念实现茶具的艺术配套，又如何以美的意念向客人艺术地演示并介绍茶具，使客人从品茶的一开始就能获得美的感受、增强艺术品茶意念，正是茶艺师开展茶艺服务应掌握的重要内容。
引言：工夫茶，简言之是指一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程序的精细的泡茶及饮茶方式，源头是明清时期在闽粤一带兴起的乌龙茶的饮茶风尚，后来尤以位于广东北部、临近福建南部的潮州影响较大，所以也称潮州工夫茶。中国当下正在流行的茶艺，一方面深受台湾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其源头却要追溯到潮州工夫茶。茶艺也指的是一种精致的泡茶饮茶方式，相比于日本的茶道，茶艺更强调泡茶的技艺和对茶汤滋味的品赏，常常含有表演展示的色彩，近年来更发展出茶席的设计、茶会的举办等等，本文姑且称之为现代茶艺。
潮州当地那种深深植根于每日生活、城市角落无处不在的饮茶风俗往往令人震撼。但相关田野调研表明，许多正在中国大陆从事茶艺培训和学习的茶人们，并没有多少专门访问过潮州。这和同一时期很多人从大陆去往台湾悉心学习茶艺的情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而台湾的茶人们，在茶的交流方面，多有去过北京、杭州、苏州、广州，甚至直接在苏杭的园林里举办茶会，但是至于潮州，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同样没有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必访之地。
“潮州工夫茶艺”于2008年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曾经被认为是中华茶艺的典型代表，还有一批工夫茶非遗传承人陆续通过评定。但是这一遗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被不少人遗忘了。对工夫茶被边缘化状态的关注，是本研究的起点。但中国社会生活之日新月异，往往出人意料。两年多前，突然听说台湾著名茶人们正在纷纷访问潮州；同时，中国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工夫茶为焦点的培训班，价格不菲，而这些培训班里工夫茶的面貌，和潮州人每日无处不在的工夫茶相比，已经发生了演绎。
是什么导致工夫茶一度的被边缘化？又是什么推动它近来和现代茶艺的同质化？工夫茶和现代茶艺之间的渊源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如何理解被边缘化的工夫茶和被时尚化的现代茶艺所涉及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无论是工夫茶还是现代茶艺，现在都被标榜为代表着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粹，那么中国人正在渴望寻找或重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工夫茶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而现代茶艺则是有助于剖析工夫茶状况之流变的重要参照物。本文拟引入两个概念，“身体感”和“仪式感”，来探讨每日生活的工夫茶与现代茶艺之间的动态关系。“身体感”这个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这一概念由台湾学者余舜德提出，强调日常性，即“文化成员长久于其生活环境培养之‘感官的习癖’”。工夫茶在潮州人的每日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人们喝工夫茶的习惯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又都以之为常、觉得不足深究。但这种日复一日、司空见惯的生活点滴，是一个群体长期浸濡在一种文化里被塑造出来的身体的渴望、生活的方式和行为的准则，正是人类学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点上，这种群体性的行为和主观意愿，和另一个关键概念“仪式感”是相通的，而“仪式感”亦可被视为“身体感”之一种。
“仪式感”系由仪式概念发展而来，但之前尚未有仪式研究者对此专以论述。本文受到有关文化记忆研究的启发，拟借工夫茶及现代茶艺的案例对“仪式感”进行讨论，这也是对仪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既有仪式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某个事件能否成其为仪式、其进行过程怎样、其文化和社会象征意义为何，那么“仪式感”更为关注的则是某一事件之所以朝着仪式方向发展，其所嵌含的人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是什么，这些愿望和动机与一个群体的某种社会文化记忆具有怎样的关联。
如果以中国现代茶艺和日本茶道相比较，那么后者似乎才更像是一种仪式。然而不容质疑的是，现代茶艺在实践中越来越趋向仪式的方向发展。许多茶会直接宣称，“生活需要仪式感！”这句口号在眼下中国社会生活中所用甚广，绝不仅止于茶领域。动箸前要先用手机拍下饭桌美图的人们，也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那么，现在的中国人为何需要仪式感？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身体感与工夫茶
潮州人喝工夫茶的时间、场所和方式之普遍，是令人称讶的。笔者到潮州时仔细观察过，沿街的所有店铺，不论是杂货铺、缝纫店、小吃店、大排档、以至稍上档次的餐馆和商场，每家必定放着一套随时在用的工夫茶具。街边或转角处，更是随时可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喝茶。作为外地人，只要愿意，上去讨一杯茶喝绝对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所以潮州人自豪地说，潮州无茶馆，因为街边处处有工夫茶。冷饮店兜售各色调饮的果汁奶茶，商店的招牌赫赫然现代流行一派，然而店主人自己偷闲时喝的却是烫烫的工夫茶。喧闹嘈杂的菜市场，工夫茶的影子不消失。卖鱼人的小屋满是腥味，但是厚厚的砧板旁边，依然有一套工夫茶具。听说笔者是对茶而不是鱼感兴趣，卖鱼人建议去不远的陶瓷市场买一套正宗的工夫茶具。陶瓷市场距此约三公里，笔者搭了一辆脚力三轮车去，载人的是一个壮实而黑的当地中年男子。问他难道这里所有人都泡工夫茶，他回答说当然是，他自己蹬车累了回到家，喝的也是工夫茶！
图1潮州街头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具和泡法
一壶（现在用盖碗更普遍）、三个小茶杯、一个茶船（用来承放壶和杯子，并盛装多余的水）、一个电子的随手泡，这就是今天潮州街头工夫茶具的组成样式（图1）。和史书里面记载、以及少数工夫茶遗产的传承人所展示的方式相比，这是一种简化了的民间的工夫茶。复杂的潮州工夫茶的泡法被认为是由十多式甚至二十一式组成的，单备水就得花费很多工夫，要用专门的乌榄炭或木炭生火，用风炉和茶铫烧水，伴随这一过程的有专门的器具如火钳、羽扇等，而所用的茶壶茶杯也有更多的讲究（图2）。即便经过了简化，但是比之中国许多地方直接在一个玻璃杯里放茶和冲开水的方式来说，今天潮州的方式、即使是最日常的方式，也还是工夫多了，就以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举例来说：如果是用潮州特有的朱泥壶泡茶，那么热水倒入壶、盖上盖之后，还要在壶的上方“淋壶”，让壶身内外保持高温；然后，泡好的茶从壶（或盖碗）倒出，要来回在几个小茶杯上方来回逡巡，以确保每一碗的滋味均匀，人称“关公巡城”，并且最后不忘把壶里茶汁的精华完全点进每一个小杯，人称“韩信点兵”；还有，每次倒茶前必烫洗每一个小茶杯，以保证茶水温度够高、茶的香气也才能较好地提升出来。
工夫茶遗产传承人所展示的工夫茶具
无论对于泡茶人还是喝茶人来说，这是一场力求调动人的身体所有感官的过程，即潮州人强调的“眼睛到、耳朵到、鼻子到、嘴巴到、手到”。眼、鼻、嘴、手，分别对应着泡茶喝茶时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比较容易理解。对于“耳到”，有的潮州人则通过工夫茶特有的烫杯进行诠释。烫杯不仅可以清洁消毒、提升香气，更是听觉上的一种弥补，因为一般泡茶喝茶时人们较少注意声音的动静。潮州人洗杯时完全靠手指，将一个小茶杯放在另一个盛满烫水的小茶杯里，上下滚动，两个瓷杯相碰，发出轻脆之声。如能两手同时烫杯，则被认为是更高的技能。烫杯时要能忍受水温之高，还要掌控好滚动的方向和节奏、不致让杯子翻倒，是工夫茶最重要的“工夫”之一。烫杯的声音不只用于悦耳，也是在告知街坊邻居：“我在泡茶了，要喝来喝！”同时，这一动作不只是发声的，它也是触觉和视觉的，是为了助益味觉和嗅觉的，是涉及超感官之温度感觉的。
一张茶桌一旦聚起了一群人来喝茶，就聚起了潮州人所说的“气场”，意指人气，或者凝聚力。这里有超越了感官之外的更多文化意涵。在这一“气场”当中，蕴含有一套礼仪，这尤其体现在三个小茶杯的运用上。传统的方式里，一张茶桌不论来了多少人，许多时候却只用三个茶杯，意寓三口为“品”。每一个小杯只有大约半个核桃那么大。一壶茶可以被冲泡无数次，每一冲却只有三个人能喝到，下一冲再另换三个人。上述谈到的烫杯已经为这个法则奠定了基础，因为茶杯在每一冲时就已高温消毒，可供不同的人使用。但问题是，每一冲时到底哪三个人能喝？不成文的规矩是：泡茶的主人在第一冲时不能喝，要先让客人喝；而客人之中，年青人要让年长者先喝，当地人要让远道而来者先喝……三个杯子的差序选择于是确定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而一旦某三个人被确定为某一冲的喝茶人，他们就必须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整齐并进地将小一碗茶喝尽，这样主人才能够将三个小杯完全收回以进行下一轮的“关公巡城”。所以，喝茶时有个人享受的快乐，但又要以不影响他人享受快乐为前提，这是工夫茶所潜示的为人法则。正因如此，当地人认为工夫茶绝不止是一门泡茶的技能，更昭示着为人处世的细腻之道，包括种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只有长期浸泡在这个文化里才能学到的人情世故。所以潮州人强调，工夫茶是“工夫”，而不能写成“功夫”；后者只是一种本领和造诣，而前者才是做事和为人处世的精细和周到。
不论是为了应对曾经的生活困难，还是为了在今天逐渐富裕的日子里提升品质，潮州人始终坚持着一种“种地如绣花”般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点上，工夫茶和潮州其他门类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在看过制茶喝茶的精细之后，有朋友带笔者去参观过当地的刺绣、木雕、麦秆画、瓷瓶、手拉壶的制作和展示，更带领品尝了潮州的高档宴席和街边小吃，无一不追求着精细。凡此种种，尽皆体现了潮州人所为之骄傲、恪守奉行、但却不轻易用言语向外人道明的工夫法则。
正是这些特性，可以用“身体感”的概念来加以讨论。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这一用语尚无完全恰当的英文来对应，而“身心合一”可能是它在中华文化体系里的某种精短概括。在此概念的导引之下，余舜德及其研究团队对饮食、中医、闻香、卫生环境、中国古文字等丰富案例进行了剖析，并涉及到了中西方之间对于身体、感官的不同哲思和文化理解的对比。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感官人类学发展的集大成，即认为身体感官是在文化塑造下的一个综合体；在对世界进行感知和反应时，人的某一感官往往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与其他感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交感和互动。另一方面，身体感概念的倡导者认为，只是讨论到多重感官的层次还不够，因为人们之形成某种身体感，例如“可爱”，还牵涉到特定的场合、时代等复杂的情境和条件，以及某一身体感与另一身体感之间的关系，等等。身体感学者倡导将此概念发展成一种理论概括和研究取向，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仅是“意涵的体系”(asystemofmeanings)，更是“身体感的体系”(asystemofShentigan)。
本文从身体感学者所强调的诸多要点中抽取两个方面予以特别讨论：一，身体感的日常性，二，身体感的群体文化性和学习性。这在潮州工夫茶上可以得到具现。首先，工夫茶的法则被潮州人践行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当地人人皆以之为然，并不容外人质疑，这是它的日常性。笔者初到潮州时，有一次忍不住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子说，“你们潮州年青人也是天天这么喝工夫茶吗？”这位女子在回答“是啊”的同时，表现出某种不大高兴的神情。类似的问题笔者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问过，得到的答案要么是年青人不怎么喝茶，要么是从某某年才开始对茶感兴趣云云。但是在潮州，笔者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某些潮州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因为在后来的调研中，笔者目睹了潮州人喝茶的百无禁忌：清早起来喝，饭前开胃喝，刚吃过饭了喝，客来就喝，晚上睡觉前还喝；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在家还是出门。平常百姓喝的茶，就滋味来说，也许算不得上乘，但是消费量是可观的。以一人一天两泡茶来算，据说人均消耗茶量每月达两斤。这种“充分内化、根深蒂固、为文化成员共享、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习癖，即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感”。
其次，这种日常生活的身体感属于个体，更属于群体。一个人在群体中生活，日复一日，他认知世界的方式深受相应文化的塑造和影响，他在这种文化里成长的过程也即是通过身体来学习该种文化的过程。即便是具有潜能的感知，也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启蒙、开导而慢慢形成稳定的感知能力的，是“不学不成”的。潮州无分男女长幼，都有工夫茶的习癖，这正是群体文化的影响和个体在其中学习渐成的结果。这种学习，比如烫杯的工夫，不仅是综合调动了全身感官的技能，同时更是超越感官、蕴含着潮州人所讲求的礼仪和人情之道的文化。这些礼仪和人情的文化内涵，不是经由抽象说教，而是学习者在践行工夫茶技艺的同时，伴随着他在这一文化里其他日常生活的点滴，诸如吃饭、问候、送礼、串门等，一起慢慢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的。反过来看，作为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正是借由一种身体力行的群体性的日常行为，在默默言说着潮州文化。
仪式感与现代茶艺
顺沿身体感学者的思路，“仪式感”也可以算作为一种身体感。但本文想尝试把身体感区分为两个维度，把上面描述的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视为第一维度，把即将探讨的仪式感放到第二个维度上。要说明这个区分，先用“饥饿感”这个例子来讲可能相对容易一些。第一，饥饿感是人肚子空空、想要吃东西、特别是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一种身体反应。同时，有饥饿感的时候知道要吃什么、不吃什么，这又是被文化所塑造和后天习得的。第二，人可能在肚子并不饥饿的时候也有饥饿感。除了身体其他特殊生理机能的原因以外，后面这种饥饿感作为一种复杂的主观感觉，需要从文化社会经验及记忆上来解释。提起饥饿，中国人容易想起战争、文革，因为长辈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代，当时的物资匮乏、灾荒以及阶级斗争，导致人们普遍吃不饱吃不好。中国人富足以后，虽然无法吃饱的情况消失了，但是许多人依然持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不再是生理的、而更重要是文化心理的。怀有这种饥饿感的人，即便面对现时世界的饱足，也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关于饥饿的焦虑，并把这种饥饿感陈述为中国需要发展、不能落后之愿望的一种隐喻。而且，即便并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年青人，也会在长辈们的集体记忆的影响下和记忆的传承里感受到饥饿的曾经存在、以致于也获得某种饥饿感。笔者想讨论的“仪式感”就类似第二个维度的饥饿感，是一种被社会文化记忆所形塑的身体和心理的倾向。相关文化记忆研究强调关注国家力量在形塑群体之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以及历史记忆如何被用于建构国族认同。本文所涉及之中国人所怀有的“饥饿感”和“仪式感”，亦无例外。虽限于篇幅，不及细细讨论国家力量的影响，但本文通过案例具现这种从上而下的渗透力之强大，以至于在饮食生活方式的每日演变中也可寻见。
而要谈“仪式感”，也必然绕不开“仪式”。仪式研究的开山祖Durkheim及其跟随者认为仪式的特征包含：正式性、神圣感、复杂性、重复性、和日常生活相隔离。VictorTurner更在VanGennep的基础上发展了仪式的三段论：仪式之前的准备阶段，与日常生活的隔离；仪式阶段，重要的过渡期，称为“阈限”(liminality)；仪式结束，回归社会和日常生活。过渡期的“阈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它可能促成人的身份的某种转变，在某些特定的仪式里它是有效治愈人的心理疾病的一种手段。
按照这些特征，潮州日常工夫茶又像仪式又不像仪式。如果和现代茶艺相比，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被认为不像是仪式。当和一位来自潮汕的社会学者谈到把工夫茶作为一种仪式来分析的可能性时，他非常意外，觉得要再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如果放宽对仪式边界的限定，工夫茶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来讨论。不过，更有趣也更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是某种泡茶喝茶方式到底算不算学术上所公认的仪式，而是事件的参与者为什么具有仪式倾向感。另外，后文将谈到，当某些行动者不甘于把工夫茶停留为日常生活之平凡琐事，而想要让它跻身成为现代茶艺之重要的领军者时，那么，不论工夫茶算不算仪式、算是哪种仪式，总之它所能给予人的仪式感将会大大增强，它在如今茶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可能从边缘游移向中心。
普通的潮州工夫茶非但没有和日常生活相隔离，而是融入成为日常生活之随时在进行的一部分。对于天天浸泡其中的潮州人来说，它显得随意、休闲而不具备什么神圣感。但是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是，它是一种巧妙的治疗手段。喝茶本身固然被认为有利身体健康，但是更能助益人的心灵健康的却是工夫茶所聚集起来的“气场”，人们聚在一起喝茶时的谈天说地、相互聆听、舒缓放松。
不过，潮州工夫茶具有重复性和一定的正式性及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事件之可能被塑造成为仪式的基础。在工夫茶的根基上，现代茶艺逐渐衍生，并无疑被许多人认为比工夫茶更象是仪式。所以在进一步对仪式和仪式感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渊源作一梳理。
潮州工夫茶是在福建乌龙茶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或者说系由闽粤两地共生共创，这是潮州当地人乃至茶文化学者的共识。明末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前后，大批闽南人迁来台湾，带来了乌龙茶的文化，包括茶叶的种植制作，还有冲泡品饮工夫茶的方式，这正是现代茶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台湾演进的重要基础。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生活富足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生活上有所追求，加之80年代解除了“戒严令”，政治上的民主更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和多元。教习泡茶的专业茶社开始出现；地区性的泡茶比赛推动了台湾茶叶生产的竞争和人们对茶叶口味要求的提高；可以泡茶喝茶、可以吃简餐、还可以长时间驻足停留的茶艺馆蔚然成风；90年代到21世纪初更出现了集茶席布置、茶空间营造和相关文艺展演为一身的茶会。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茶文化活动中，“茶艺”这个名词出现了，而且被冠名为“中华茶艺”，意指大中华区域的喝茶泡茶法。
有茶文化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冠名“茶艺”，其实是相对日本“茶道”而言的。日本茶道中的流派之一抹茶道源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茶法，日本茶道中的煎茶道又深受明代饮茶方式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日本融合自身特点，形成了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茶道仪式，已为世界公认。既不能沿用别人用过的语词，要和别人有所不同，还要告知中华茶文化才是世界茶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这些复杂的文化心理之下，“茶艺”这个名称应运而生，一方面重在申明泡茶喝茶可以融入审美艺术，另一方面反对像日本茶道那样过于拘谨而忘记了茶的滋味，而是强调通过一定泡茶手法而获得滋味美妙的茶汤。于是，“茶艺”包含某种反日本茶道的倾向。但是如同有的茶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是，它从一开始其实又是借鉴了日本茶道的法则才逐渐建构出来的，特别是当台湾迫切感觉到需要借鉴学习外来的业已成熟的茶美学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茶艺”从诞生之日起，其实已经在讲求某种仪式规则了；它想要淡化仪式规则，但是其实颇具“仪式感”。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就是茶艺的另一重要源头工夫茶。虽然茶艺向日本的学习很重要，但日本茶道无论抹茶还是煎茶所用都是绿茶，而台湾人发展茶艺所根基的是从闽南一带传来的乌龙茶文化，而乌龙茶就得用适合乌龙茶的泡法。从大陆带来的工夫茶法正是台湾七八十年代茶社教学“小壶茶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在现代茶艺创立之初，台湾茶人们很强调工夫茶源头，并把工夫茶这种原来只是属于区域性的泡茶法上升为代表大中华圈的最重要的茶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工夫茶的原型在台湾诸多茶人们致力于发展茶艺美学的过程中被改造了，成为了另一种“新原型”。从出汤开始，两者发生了分歧。
其一，潮州工夫茶直接从小壶或盖碗把茶汤均匀分入各个小茶杯。而台湾茶艺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了公道杯（也称茶盅或茶海）和闻香杯。茶在壶里泡好后，倒入公道杯，再从公道杯分入各个小茶杯（往往不只三杯）、而不再是直接以“关公巡城”的方式从茶壶分茶，即打破了潮州工夫茶的“三杯法”。台湾茶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可以略微降温，这样茶入口时不致于太烫；二是可以用公道杯灵活地在不同的时候为客人添茶，而不必等待所有人的茶碗都喝尽了才能收回来再次分茶。不过公道杯和“关公巡城”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保证分到每个人茶碗里的滋味是均匀的。闻香杯故名思义，主要用于闻香，往往比一般的茶杯要细高一些。主人将茶水倒入公道杯之后，再由公道杯倒入各个闻香杯，然后客人自己动手把茶水从闻香杯倒入小茶杯，在真正喝茶之前用空的闻香杯来闻赏茶的香气。
其二，潮州工夫茶一直保持烫壶烫杯，所以需要用到可以盛放壶、杯和剩水的形体比较大的茶船，壶、杯周围也通常会湿湿的，被台湾茶人称为“湿泡法”。而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启用“干泡法”，即不再于每一泡的时候以热水淋壶和烫杯，而是保持茶台整体干燥，不致因为湿淋淋地而感觉不洁净，并以能否做到倒水分茶时不溢漏当作一种新的“工夫”。这也导致了工夫茶和茶艺的泡茶者会使用不同样式的茶船：前者的形体一定要比较大比较厚，才能装盛多余的水；而后者被简化了，往往是薄薄的一个小盘、甚或一块特殊材质的木板就可以，而且通常也不再称为“茶船”、而只含蓄地叫做“壶承”。
其三，潮州工夫茶重在泡茶喝茶的实用，没有“茶席”之类的讲求，器皿在桌子上的陈放方式没有特别讲求。而台湾茶艺因受日本茶道的影响，开始加入了茶席设计的审美元素。即：茶壶茶杯茶布等在桌上的摆设，力求体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的美感，茶器的造型颜色等有一定的配搭。甚至包括茶室整体空间也有特别的营造，泡茶人喝茶人穿“茶服”，若干人相聚举办一定主题的“茶会”，再加上和音乐表演等其他艺术相搭，是为“雅集”。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升温，以及大陆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从台湾发展起来的茶艺流转到了大陆。比如从20世纪90中后期开始，大陆的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了茶艺馆。公道杯、闻香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公道杯尤其流行，成为了今天许多大陆人办公和居家泡茶的必备器件，并标致着一种泡茶喝茶的专业化和精致化。而茶席摆设、雅集茶会举办之风，更是从台湾吹来之后，愈演愈盛。打开茶会主办者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发现他们在会前的预告或会后的总结里，越来越多地宣称：“喝茶需要仪式感”，或“这是一场颇具仪式感的茶会”云云。对茶艺感兴趣和参加茶会的人们，来源广泛而复杂，很难用“中产”、“有钱阶层”这样的名称一概而论。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是个体茶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纯粹兴趣爱好者。茶会的举办者固然希望通过仪式的正式性来服务于商业，而参加者们则常常通过几方面来解释为何需要仪式感。
其一，有仪式感的茶会被认为可以帮助中国人寻回“传统”。笔者访问过许多去往台湾学茶的大陆人士，他们有一种共识：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传统文化遇到断裂，而台湾却是保存了较正宗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一认识，基于一种对大陆过去年代的文化记忆，深怀一种想要捡拾起过去传统的“饥饿感”。这一“饥饿感”，在茶艺学习上，即演绎成为一种“仪式感”。怀有这样渴望的人们，在学习中感觉或宣称自己正在学习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茶文化，忽略了台湾传来的茶艺其实也是一种“新创的传统”；或者说，许多学茶的人们已经不在意这一传统到底是原真的还是新创的，只要可以满足他们心理的某种渴求即可。
其二，有仪式感的茶会往往包含一定的规矩，比如着“茶人服”，比如规定泡茶喝茶的某个期间不能说话。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现在极度缺乏规矩，而讲求如何优雅地泡茶和喝茶的茶会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礼仪。所以，即便中国的茶艺也像日本的茶道一样，奉行“止语”的法则，不少人觉得也是应该的。
其三，大部分学茶人觉得，有仪式感的喝茶，可以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纷乱和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片刻的安宁和清静。即，茶艺可以是对抗现代化之负面效应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
如前所述，一个事件要成其为仪式，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复杂性的。现代茶艺在工夫茶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前者注入了更多复杂的和更多时尚的元素，具有了Turner用于阐释仪式的“展演”的成分，更为迎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口味。而原来被认为需要花费许多努力才泡得好的潮州“工夫”茶，在不少学茶人的眼里，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并没有那么“工夫”了，或者说，潮州工夫茶的“工夫”不能完全迎合他们需要的那种“工夫”了，因此变成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文化遗产。于是，“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被模糊，“传统”的方式被掺揉以现代的元素来展演，而现代的元素亦被人宣称为“传统”。与此同时，即便现代茶会的主办者和参加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如同日本茶道一般严谨的仪式，但是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行动而获得“仪式感”。
CatherineBell关于仪式的研究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仪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而仪式化的事件常包含某种行动力，是行动者对于个人处境和意志的表达。本文认为，“仪式感”即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行动的趋向，所以现代茶艺正是以一种正式而复杂的方式代表着中国人当下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渴望。
“省尾国角”的避世与入世
面对外界不断升温的茶文化热，总体而言，潮州人还是在安静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喝茶，而在坚守自己方式的同时又对外界流行的现代茶艺不无批评。笔者在2010、2013年到潮州的时候被告知，除了某几位文化传承人那里会专门教授工夫茶之外，没有什么茶课之说，也没有什么茶会。当地报告人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潮州人安于被边缘化，安于“省尾国角”，意指潮州位于广东省的北部、并且是靠海的地方，远离广东其他的经济文化中心，天高地远没人管。不论是语言、风俗、饮食还是心理，潮州文化和广东的主体文化粤文化都很不相同，在文化认同上反而和闽南文化更有亲近性。在自嘲之际，潮州人又表露出一种庆幸，庆幸因为位于“省尾国角”，所以不容易被他人同化，因而可以更持久地保留本文化的特质。他们认为历史上工夫茶之所以最后集大成于潮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面对外面光怪陆离的流行茶艺文化，潮州人多少流露出一种“由他们去乱吧，我们还喝我们自己的茶”的避世而又自信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喝什么茶、如何喝方面，可以得到具现。单丛茶是一种本地产的乌龙茶，尤以潮州下面凤凰镇乌栋山所产的高海拔老丛茶最为有名。走遍潮州，可以看到当地人百分之九十在喝的都是单丛茶，顶多因为产地、香型、海拔、树龄、制法变换而品质不同而已。单丛茶的其他乌龙茶亲戚，例如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茶，潮州人现在并不怎么感兴趣，大多人对龙井碧螺春等名优绿茶毫无问津，也并不太跟风去喝最近这些年在全国流行起来的普洱或者白茶。
在如何泡茶方面，潮州人坚守他们原来的“工夫”之道，大多时候坚决不用公道杯或闻香杯。当全国人民正在把台湾传来的公道杯作为一种方便奉茶的工具和装点茶席的绝好元素时，潮州人还在保持着从壶里直接分茶到茶杯的“关公巡城”方式，并且坚持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喝到茶的好滋味和香气。针对公道杯可以“降温”的作用，潮州人反驳说，喝茶“不怕烫，就怕不烫”；并且认为，一用公道杯分茶，“茶水就分层”，意即茶味就散了。针对闻香杯可以专门用以欣赏茶的香气的作用，潮州人完全不以为然，认为香气要和汤水合在一起享受才是喝茶之道，何况闻香杯会进一步把茶汤降温，就无法秉持工夫茶的“趁热连饮”之道。
当地人觉得，潮州工夫茶虽然已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和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但外面的人真正理解潮州茶文化的并不多。笔者在潮州的多位报告人，一方面对于有人研究和关注潮州，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告诫，千万不要把工夫茶看成是什么艺术，它不过是平常生活之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批评现代茶艺的茶会是刻意而为、矫揉造作或附庸风雅，而指出潮州每天随时都有“茶会”，三三两两的人在各个角落聚集喝茶，旧友新朋无不包含；流行茶艺的雅集茶会有的可以一次聚集上百人，但喝完了茶很多人还是互不沟通，而潮州人每天的工夫茶，却多是含交流于喝茶之中的，而喝茶也正是为了助益人和人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潮州人指出，工夫茶强调集体和社交、而不是独饮或止语的快乐。
不过，情况亦有改变。当笔者2017年来到的时候，听说当地刚刚组建了一个茶协会。去到的时候，茶协会的六名成员正在为代表潮州去参加广东省的一次茶艺展演而进行操练准备。负责人王主任介绍说，这是潮州第一次组队去参加省里的茶艺比赛。以前潮州人大都对这样的比赛不在乎，认为只要潮州人民自己天天在“关公巡城”，茶文化的传统就还活着。但是王主任认为，潮州人太不注重宣传自己，潮州工夫茶对中国茶艺的贡献如此之大，但是在如今国家级省级的诸多茶艺比赛中，越来越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决心组建这个协会，为潮州工夫茶的宣传做些事情。
平日在潮州城内各个角落喝茶，遇到男性泡茶的时候满多。而协会的排练成员却都是年青女子，这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茶艺队伍的构成状况趋于同质化——在茶艺展演里，女性泡茶的姿势被认为更为柔美。每个人坐在一张茶桌面前，每张茶桌上摆放着一模一样的一套茶具。笔者惊讶地看到，里面有公道杯和闻香杯。六名成员动作整齐划一，一起倒水入壶，一起分茶入杯；排演时，壶中杯中并无茶水，但求动作统一优美。领队杨老师坐在一旁娴熟地念诵着配合并指导队员们统一动作的“解说词”。笔者惊讶地听到她说：“岭南工夫茶……”怎么是岭南工夫茶呢？后来细细询问才知，现在广东乃至全国的茶艺表演比赛中，并无“潮州工夫茶”之说，也就无法按照潮州工夫茶通常的泡法来进行。“岭南”，意指主要是广东的区域范围；而“岭南工夫茶”是现在经国家认定的一种茶艺师资格证考试的项目。有趣的是，“潮州工夫茶”曾经从一种区域性的泡茶法被上升为代表着“中华茶艺”的传统，但是现在这个名称却不能在正式的比赛中用于代表广东省的泡茶饮茶法；同时似乎也不可沾福建省的边说成“闽粤工夫茶”，更不能说“台湾工夫茶”，同时还要迎合全国上下现代茶艺的样式，不能不用公道杯和闻香杯，于是，“岭南工夫茶”这个名称和排演方式就诞生了。
杨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解说词，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地“沏泡”“岭南工夫茶”。当队员们倒水的角度不太统一，或者展示闻香杯用法的动作不太正确时，杨老师就会停下来，一一纠正。当观摩队员们以一致的高度抬起壶，以极其小心冀冀的方式分茶入公道杯时，笔者仿佛体验到了极度严格的日本茶道的仪式感。而更有趣的一幕是：协会的王主任不时来监督，察看杨老师及其队员们排演的进展。她的办公桌就在排练的后方三四米远处。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潮州人，她的桌子上放着自己常用的工夫茶具，一边喝茶一边观看排练。她邀请也在静静观摩的笔者一起喝茶。她娴熟地冲水入盖碗，然后茶水从盖碗直接分入三个小杯——“关公巡城”。这之间绝无公道杯的使用。王主任自己的“三杯法”和她所监看的“岭南工夫茶”，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和作为展演而存在的工夫茶之间的强烈对比。恰如Goffman在分析社会生活之表演的“前台”(frontregion)和“后台”(backregion)一样，“前台”是给外人看的，而“后台”才是保留更本真的自我的。
最近两年，听到关于潮州工夫茶在升温的不少传闻。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因为潮州有了更多像王主任这样的人，在做更多的向外宣传。但笔者听到的另一说法是，这与最近不少台湾茶人纷纷访问潮州有关。2018年11月，笔者在台北遇到台湾《茶艺》杂志主编，被告知，杂志联合多名台湾茶人，确实在近年里组织走访了工夫茶的故乡潮州，还有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在内的诸多工夫茶区。茶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茶人们都在寻找新的突破口，而工夫茶是他们觉得应该重新拾起的一个方面。台湾茶人们近期聚集在一起，举办了多次以工夫茶为主题的茶会、讨论会等等。在他们的眼里，工夫茶以闽粤作为重要起点，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多种工夫茶样式，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南洋工夫茶”，包括在大陆工夫茶“原型”基础上起家的“台式工夫茶”。凡称工夫茶，意即这些泡茶都不使用公道杯或闻香杯，而是沿用工夫茶的“关公巡城”，有一种回归“原型”的趋向。但除此一致之外，“台式工夫茶”并无统一套路，用什么样式的壶、杯组合，用什么样式的茶船和集会方式，均是各显神通，呈现出“众生喧哗”、即面貌多元的状况。这种多元，正是台湾茶人觉得所为之骄傲的他们对于工夫茶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工夫茶的培训班和茶会日益增多。工夫茶变得越来越“入世”了。教习工夫茶的老师，部分来自潮州，而学习者们则基本都是外乡人。和使用公道杯及闻香杯的现代茶艺所不同的是，目前工夫茶的培训回归“三杯法”。但是，和现代茶艺所趋同的是，这些工夫茶的器具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具有时尚感的精致化，有一种将日常生活工夫茶重新复杂化的趋势。而且，它们接受了台湾传来的茶艺的影响，越来越注重茶席的设计、品茗空间的装饰配置，美其名曰“工夫茶生活美学空间”。总之，被专门用于教习和展演的工夫茶样式和现代茶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说，工夫茶被当成了现代茶艺的一种呈现形式。在精致空间里参加工夫茶培训和工夫茶茶会的人们，学习着“关公巡城”，学习着“烫杯”，穿着专门的茶服，越来越有“仪式感”。不过，潮州人于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气场”之间所集聚的被群体文化所形塑的那种“身体感”，可能未必在茶会之间拾得。即：获得了关于工夫茶的新的仪式感，但却可能丢失了工夫茶原有文化所持有的身体感。
传统与现代新的矛盾
本文对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样式及二者的渊源进行了探讨。并且特别以工夫茶为焦点、以现代茶艺为参照物，叙述了工夫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位置的游移变化。前者深深植入每日生活、已经成为潮州当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时时在进行，并可能令人质疑它作为“仪式”的合法性；后者尽管一开始出现时具有反仪式的倾向，但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奉行“生活需要仪式感”的法则，鲜明地追求时尚美，并煞有介事地进行仪式展演。而当工夫茶从街头日常生活被移植到展演生活空间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像仪式，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令参与者获得了更多的“仪式感”。
潮州工夫茶和现代茶艺都曾经被用以代言传统。在现代茶艺初创之时，工夫茶被追溯为代表“中华茶艺”的基石。或由于外界充分论述，或出于地方文化自信，总之潮州人对自己的工夫茶作为中国茶文化优秀代表的地位深信不疑，大家都每日践行“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以之作为对传统的守护。现代茶艺从台湾诞生之日起，亦在表明一种拾起传统的决心。这一态度在大陆向台湾学习茶艺的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一学习中，台湾茶艺被当作了中华茶文化传统的正宗代表。在今天于大陆频繁展演的茶会上，人们呼唤“仪式感”，把具有现代甚至后现代风格的茶席、茶服和茶仪建构为对古代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复兴。
文章来源：《遗产》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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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华，永兴人，高级农艺师，国家一级评茶技师;先后主持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茶事”“茶叶生产加工”“制茶技能”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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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摆龙门阵，方言如影随形，明白的会心一笑，不明白也就罢了。方言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出现，一直是常态，最近的比如作家王朔新作《起初·纪年》系列，略远点的比如作家何顿《我们像葵花》，经典的比如《西游记》……不胜枚举。在方言的表达上，和本文一样，大都从音不从形。
摆龙门阵，不就是自由么?把壳子吹起，葵花子嗑起。
永兴，是黔北四大商业古镇之一，素有“一打鼓，二永兴，三鸭溪，四茅台”之说。数百年的时间里，经商是永兴人不变的主题。后来浙大西迁办学七年，而后又有抗战时期的“民国十七临教院”荣军官兵常驻于此，到处弥漫着那种铜臭中带点儒雅，儒雅中带点匪气，站着时争强好胜，坐下来那样又息事宁人的风气。市井如此，茶馆自然就不甘落后了。
本人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从记事起，目睹了带着浓厚市井文化的永兴茶馆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摄影：岳龙)
那些年代里，坐茶馆就是喝茶听书、听戏;偶有茶客茶友之间面红耳赤地争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谁胜谁负;茶馆文化经历了从京剧折子戏《失、空、斩》到“造反派”宣讲会等一系列转变。茶馆的功能从躺椅上喝茶打瞌睡到黑市交易;从公开的休闲娱乐，转入地下打牌赌钱。茶客从捡“过龙茶”吃的“二齁”变成戴“红袖章”的“造反司令”;又从造反司令沦落到装疯卖傻的神汉。体制上也经历了从私人老板到“合作化高潮”，从集体所有制改制转为个体经营等一系列的变化。数十年的茶馆文化演变就是永兴社会历史的缩影，成为了那种“怀书+古装戏”杂交出来的特色文化——“口头文学”的滋生地。每每回忆起这些，犹如一幕幕的电影蒙太奇在我的脑海里重现。于是，我觉得永兴应该有一篇“永兴味”的文章把这些故事记载下来，不写出来心中总有一种堵塞的感觉。
“一街”的江家茶馆及后来的牛马店茶馆
上世纪60年代初，因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高潮，全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农村有了土地下户，乡镇集市允许少量的粮食、种子及部分生产资料自由交换。省重点水利工程杨家坪水库和湄江东西二干渠，主要建设地在永兴，省水电厅设“湄江水利指挥部”于此。在水库建设进入高潮时，就有指挥部、设计室、工程处、施工队、突击队数百人常驻;外来的“209地质队”也入驻永兴;铜仁汞矿、务川汞矿车队也必经此地，给古镇带来了一点商机，乡镇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各种服务业如茶馆、饭店、旅社应运而生。供销社成立了饮食服务总店，把开照相馆、理发店、牛马板车店、饭店的所有人作“过渡商”，让他们出资投劳，联合办店，自负盈亏。所谓“过渡商”就是把私营小商、小贩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当时永兴镇有一、二、三、四大街的格局。一街就有江(方言读音“冈ɡānɡ”)家茶馆，位于永兴镇政府附近;牛马店茶馆(含牛马板车住宿)位于牛马市场下面，投资者用张家民房开办。主要服务过路的牛马板车，包括“骡马占槽”和人宿栈房。茶馆当然就是附属设施了。
这个茶馆后堂有七星排灶一座，顺墙而建，石水缸一口，可容二十挑水(一吨左右);大堂两侧有折叠式竹椅近三十张;一丈二的茶凳数条。最多时这个茶馆前后堂总共坐上四五十人。当时茶叶是国家二类物资，对生产方实行“统购统销，购九留一”的政策，其实就是农民生产的茶叶必须全部售给国家，留下的所谓的“一”也要由当地供销社按计划分配。茶馆就免不了要买点“黑市茶叶”补充了。
茶馆主堂上坐着的收银员是实质上的老板娘，人称“冈(江)二娘”，有客人来到时，就喊“二娘，发碗叶子!”这里讲的“发”是“浸润”的意思。当客人落座，掏出五分硬币放在茶凳上，跑堂的应一声“来了!”就在柜上领一副放了茶叶的“三套件”盖碗，左手放碗提盖，右手长嘴壶冲满并盖上，道一声“慢用”。跑堂的一般身兼两职，除了提壶掺水，还要挑水和煤，烧火加煤管灶上的事。记得“牛马店茶馆”挑水的是一名抗战老兵，驼背瘦高个，八字胡、缺牙巴，不善言语。挑水、管灶、跑堂本来是他的基本工作，但是由于和煤封灶是技术活只能自己干，至于提壶掺水的活，则经常由一些没茶钱又要混茶馆，收“过龙茶”喝的人代劳。谈到“过龙茶”，在永兴是有说法的，原意是被冲过一两开或是喝过已没味又被回收再次冲泡的茶渣，后来也泛指被他人用过或被抛弃的事和物。
这个茶馆有个特殊人物，是早期合作化高潮时“带资入店”的一个的孤寡老人，据说解放前他是“一贯道”，靠给人问卜占卦、“掐时”“看水碗”为生，由于揭发斗争地主私藏鸦片(有人说是他自己藏的)，立功后，“带资投劳”入店，现已年迈，生养死葬由集体负责。于是，他在店里占了茶馆后堂的一间阴暗的小屋，暗地里做起老本行来，小屋里供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忠义双全的关老爷，一旦有人带上粑粑豆腐香蜡纸烛前来问卦，就会从他那阴暗的小屋门缝里漏出一丝烛光和香火味，同时伴有打卦敲磬的声音，从门缝里偶尔看到老人口中念念有词作疯癫状，等老人醒来，双手合十面对香客：“恭喜，恭喜!灾星已过，紫气东来，东南方有财喜哟，今年不发明年都要发哟!”当香客谢过，问其报酬，老人总是满脸慈祥地重复一句话：“我就算了!我就算了!就是菩萨要点，菩萨替你消灾了，三两块随便拿。”其实就把保底价“两元”告诉你了，香客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张两元钞和带来的“粑粑豆腐”恭敬又不舍地递给老人。送走客人，老人随后就在集体的灶上将“贡果”加热处理，当他拿起一双筷子双手合一地对在座的茶客们细声细气地说：“各位，请，请”不等大家回话，又说，“对不起哈，各位，我吃点私饮食哈”。这一动作，有点像现在的茶艺师在舞台上“奉茶”。总之，老人的存在给茶馆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
(摄影：岳龙)
在那人性被扭曲年代，很多人没什么尊严可言。在永兴就有一些好吃懒做又喜欢坐茶馆收“过龙茶”闲聊之人。常有客人“发一碗叶子”喝一开或根本就没喝就有事离开了，这时“二娘”就将这碗茶收到柜台下面“待分配”，有踏半截鞋收“过龙茶”喝又愿帮忙的人来了，“二娘”便开口道：康二或二齁，“这碗茶还酽得很呢”“二齁”接过茶碗道一声“谢谢二娘”便找一个位置放下，到灶上提壶掺水顺便把满堂客人茶碗的水掺满，随后的半天，有客人喊“拿开来”，康二或二齁由于免了五分钱的茶钱，就自觉起身提壶掺水免费服务去了。
这个茶馆没有说书人，也没唱戏的。主要是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居多，如猪、牛贩子和牛马板车的车夫等等，客源复杂，信息量大，但文化不高，坐在茶馆胡吹一通。例如他“在哪里见到了有一根豇豆十八斤呀”“哪里食堂敞起吃呀”“火车上吃饭不收粮票呀”“哪里有个公公被儿媳妇杀了啊”“重庆又抓了个强盗，杀了两个人，能在长江上平步如飞呀!后来被“老派”(公安干警)制服了”，听客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听得胆战心惊。讲述人大都以“见多识广”自居。
其实这个茶馆的服务对象还有做猪、牛、骡马生意的贩子或中介人。中介人号称“偏耳”，他们对谈生意，一般是“偏耳客”坐中间，买卖双方一左一右，三人坐在一排，“偏耳”在长衫下拉着买卖方的手分别左右比画，说“这格的整，这格的零”，经“偏耳”左右几拉几扯就谈成一笔生意。最后是“偏耳”决定其中一方开茶钱，“人缘好”的“偏耳”有时示意把在场其他茶客的茶钱也一并开了。“偏耳”在收取中介费的同时，还随便打了点“秋风”，下次来茶馆就有人开茶钱了。
偶尔也有人在茶馆暗地里做一些布票、粮票的黑市交易，这就是当时茶馆里的商业行为了。
在那个年代，所有信息来源，如政策宣传、会议通知、物资供应、商贸往来，一是靠“夏大爷”鸣锣通知：“各家各户要注意呀!防火防贼，人人有责，水缸担懑，来客要报!”这是夏大爷每次提锣的开场白。二是街道召集的群众会，街、排长讲阶级斗争，讲忆苦思甜;三是看张贴在大街上的大字报(当时叫‘安民告示’如国庆节每户居民凭购粮证供应豆腐一块，猪肉一斤等);再就是在茶馆里听那些靠谱和不靠谱的“所见所闻”了。
二街的“群力社茶馆”
“群力社茶馆”顾名思义就是“群力社”办的茶馆。
在合作化高潮时，各行各业都有了行业的集体组织，如饮食业成立合作饭店;剃头的成立理发店;拉牛马板车的成立运输合作社，开栈房的成立合作旅社，有劳力的也成立了搬运合作社等等。最后还有大批无职无业“闲散劳动力”就由镇政府派干部组织成立群力社，组织劳动力对外劳动服务，如“挖土方”“开山放炮”“筛砂”“砌保坎”等技术要求不高的活路，这就是早期的劳务派出机构。
成立了“群力社”，大量闲散劳动力就聚集在一起等候安排活路，群力社大堂里经常是人满为患，为了解决大堂拥挤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办一个茶馆的主意，提供给“闲散劳动力”们，花五分茶钱能够在这里边喝茶边等“活路”，这是开办群力社茶馆的初衷。一个叫郑香久的四川籍老人，属国家优抚对象，吃住都在社里，自然就成了茶馆的主管了，人称郑大爷。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里因陋就简，“闲散劳动力”们从庙上抬来几条摆香炉的长凳作茶几，买了几十把竹折椅、长嘴壶，茶杯茶碗都是高台土窑烧制的“盖碗‘天、地、人’”三才杯;用集体食堂大灶改造为七眼排灶;地主家被没收的大水缸也派上用场。这里没有固定工，也没有什么“幺师”，除郑大爷外坐堂收钱“发叶子”外，提壶给水和煤封灶都是零时安排闲散劳动力们，报酬是免一碗茶钱，基本是义务，只有到“谢家井”挑水是每一挑五分随到随付。
(摄影：岳龙)
群力社茶馆很是热闹了一阵。“闲散劳动力”们坐茶馆可议论哪里有“活路”可以做，哪里挖土方可以得到两块钱，哪里有食堂吃得饱等等。除交流劳务信息，等活路做外，当然也吸引了一批被下放回原籍的“右派”“臭老九”和一些落魄文人。记得有遵义四中下放的老师“陈伯伯”、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陈伯伯”，还有浙大附中的校友“覃叔叔”等;他们在一起经常闲聊《三国演义》“空城计”如何的精彩;诸葛亮三张“出师表”如何的文采飞扬;有时候还用指头在茶凳上敲打节奏，即兴来一段二黄：“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呐啊.....”。还有“饱读诗书”无所不知的“黄老师”，每次进茶馆不管身上有没有灰尘，进门之前先用手指弹一弹口吹一吹上衣，然后就双手抱拳操“北平腔”“各位老幼尊卑请了!”，当然也不乏附庸风雅之徒，同样抱拳回礼“请了!请了”。其实，永兴的这种“茶馆礼仪”大概就是“怀书”和“古装戏”的杂交出来的吧。
群力社茶馆人气不断上升，这些现象让经营者看到了商机，于是，就请来一个鸭青(公鸭)嗓的说“怀书”的“蒲堤大师”，蒲堤是四川人，何时来到永兴场已无法考证，他头戴一顶土黄色瓜皮毡帽，常年穿着一件蓝灰色土布长衫，随身除折扇、惊堂木和取暖的竹灰笼外，长衫下面还有一件法宝，是茶馆公开的秘密，就是夹在长衫下面有一个“猪尿包”。他一进场就有“粉丝”迎上去给他提灰笼并扶他上座，唯独一只手在长衫下面操纵“猪尿包”不要别人帮忙。所以他一晚上喝茶说书连场不下桌子，个中奥秘不言而喻。
“怀书”又称“评书”，受到地方戏曲影响，他用他那带磁性的老生鸭青(公鸭)嗓说本地方言。每当说到精彩之处，只见他从头上提起毡帽在空中画个圈，同时拖长腔调“只见那太上老君抛出乾～坤～圈～呼～正中大圣头上～”这时，大师便折扇一收，朝大堂画个圈，听众的目光随着他的折扇所指方向“要知后事如何?各位，我的豇豆钱”，蒲堤从来不明说收听书钱，眼示，板示，身示，手示，只要动作一出，“特粉”们心领神会，端着小簸箕，茶客们三分两分，每晚二次。这样表演韵味浓，不呆板而活泼，庄重而不轻浮，很接近听众。从《西游记》《三侠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维持了很长时间。
也曾有过重庆、遵义、贵阳路过此地的说书人客串一场《烈火金钢》《红岩》之类，时时爆满。后来又有一个湄潭川剧团的“角”，剧团解散后在永兴定居，靠卖耗子药为生。茶馆里也有“星探”呀，就把他请来主场，配合当地原十七临教院培训过的京、川剧票友们，定期不定期在茶馆坐堂“打、唱”，当地称“围鼓”。后来，只要是永兴坐茶馆的人都知道京剧的“唱、念、做、打”四功或哼几句“西皮”“二黄”“道白”川剧“清音”。黄老师一进茶馆那一声“北平腔”“各位请了!”大概也来于此吧。
这个茶馆好景不长，因“踏半截鞋”吃“过龙茶”的“二齁”成长为戴红袖章的“造反司令”后，经常带着民兵来茶馆检查，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臭老九”坐茶馆并“放毒”，如果说书人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内容就被视为“放毒”，就要被抓。但一般说书人非常机智，本来书中说道：“只见得那少年，脚踏步云靴，身穿蟒子袍，呼!呼!呼!踏云而来……”有好心的茶客在门口报一声“司令将至!”这时说书人灵机一动，惊堂木一拍，话锋一转“各位革命群众听到!高高山上插红旗!全国人民大团结!防火防特要注意啊!”。“齁司令”一进门口就用他那带着“阶级仇恨”的眼神，警惕地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在那里享受无产阶级的茶馆阵地，就将“造反派随员”递上的一杯还有点酽的“过龙茶”狠狠地吸了一口，说“就是要讲政治嘛!”于是就大讲：“地主张四爷，砍了我家莲花白，阶级仇民族恨，还欠我两挑牛粪!若是地主资产阶级复辟了!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之类的。茶客们听得目瞪口呆，这二遍苦，究竟有好苦呀?
后来这段时光，茶馆的生存就可想而知了。
中街的合作茶舍
中街的合作茶舍是甘家茶馆和周家茶馆，这两家茶馆在永兴要算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了。两家茶馆起于何时，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周家茶馆”与“甘家茶馆”经合作化高潮合并后称为“合作茶舍”。茶馆由四个门面合并打开，有四十多套竹椅，十来张八仙桌，大水缸、七星灶、三套件的陶瓷茶碗、长嘴壶一应俱全。主管是人称“袁三孃”的不算太老的老太婆，主管经济财务和全面工作安排，官方称“袁经理”。一般不到大堂服务。挑水的是个“端公先生”(道士)，除挑水和煤外，经常“走穴”，给死人做道场“安灵开路”。要是在今天，他肯定是某协会会长了。
(摄影：岳龙)
几位出资人各有特点，甘家出资人“甘二婆”，主管坐堂“发叶子”，出资人周家也有一个老太婆，人称“周大婶”，传说“周大婶”是原“十七临教院”一个旧军官的太太，很是讲究，和“袁三㜳”“甘二婆”一样，一双穿尖尖鞋的细脚，经常是头上缠着一条白布帕子，但折叠有致，白净的皮肤在白色的帕子下露出饱经沧桑皱纹显得更加苍白。周大婶的工作是主管茶叶质量。凡从生产队或“黑市”买来的八九成干可以短期存放的“土茶叶”，茶馆有“一眼灶一口锅”，专供每天营业用茶“回锅提香”之用。所以“周大婶”每天早饭后从保管室领出未生香的茶叶，柴火烧水洗锅，等灶中柴火燃烧过后，明火转为炭火。只见那周大婶用手试锅温，炙手即可，再将茶叶倒入锅中，用“细火慢焙”之法，一只手扶在灶上，一只手慢慢地旋转锅中茶叶“回锅提香”。这一工作一般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经常是茶馆里“茶香四溢”，“周大婶”却由于疲倦，紧闭双眼，几分钟后，一个惊厥——手被烫了!回过神又把锅中茶叶又和它一转。直到茶叶焦脆，高香扑鼻，顾客闻香而至，“发碗叶子!”“周大婶”才将茶叶起锅迎客。每当回忆起“周大婶”的“回锅香”茶那晶莹剔透的汤色，豆香高扬，滋味甘爽，不觉两颌生津。
这个茶馆规模相对较大，位于中街，集中了较多的“落魄人”，特别是当地人被限制不能出外的“五类”分子和下放原籍的一些“臭老九”。例如，两个“李伯伯”都是茶馆的常客，“大李伯伯”是富家子弟，受过教育，风趣幽默，琴棋书画无所不晓。在“革命群众”眼里是一个游手好闲之人。“小李伯伯”姓李名绍成忠厚老实人称“李大爷”，是国民党的抗战老兵，穷苦出身属于革命派团结的对象，两人在一起故事就来了。
李大爷有件“狗屡黄”的呢子军大衣，在日光下油亮油亮的，四季不下身。关于它的来历有两个版本，一说它是战利品，是长沙保卫战战场上从日本死人身上剐(脱)下来没上缴的;一说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送给他的。有一天下午，李伯伯来茶馆坐下，沿街给人“箍水桶”的李大爷路过茶馆，两人见面一招呼就坐下来了，李伯伯问：“绍成，你这件大衣真好呢!”“嗯!罗斯福呢军大衣”“你好福气呀，怎么得到的呀?”
这时李大爷的话匣子打开了：“长沙会战前几天。司令长官要检阅部队。我排在受阅部队前列，一声立正!枪上肩!敬礼!前方走来了一位身材魁梧，披挂全金板子的将军!我不看不要紧!那不是当年在我班上实习的士官生薛岳吗?忍不住一声‘薛岳’!从我口中蹦出来。长官一惊!回头，是谁!?我马上回答：‘上士班长，李绍成!’话音没落，就被长官的‘马弁’拖到后面一顿毒打哟。晚上我在营房里起不了床，外面喊“司令长官到!”，我刚挨打。更是被吓得起不来了，一看，还真是司令长官薛岳来看我来了。他一进来就问候了几句，老班长，让你受罪啦!然后叫‘马弁’给了我几块大洋，又把他身上那件呢子大衣盖在我的身上。”李伯伯听后连声叫好!旁边有好事者说：幸好是薛长官的马弁打的哈，要是被蒋委员长打的话，你怕脸都不洗哟。
李伯伯机智幽默，喜欢拿人开涮，在永兴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一个身穿“涤确凉”衬衣，又有点透明身材比较丰满的少妇从茶馆经过，男性茶客们眼神全被吸住了，李伯伯见状有些不雅，忙用指头搞打茶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娃儿!背得没有?”
这样的故事在周家茶馆发生太多，主要是听得多。
李伯伯还讲了一个解放前夕发生在茶馆里的关于我家“幺外公”的故事：外公家几弟兄都在经商，唯“幺外公”是个读书人，一家人供他在贵阳上学，据说与他一个地下党员的同学去过上海，也曾经被国民党县党部抓去过问，听说外公们几弟兄花了很多银子才把他弄出来。他每次回家，总是西装革履，出入于茶坊酒肆，坐在茶馆大谈其谈他的所见所闻，发一些对时局的牢骚，时不时抛出一句古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子在川上曰：斯者如斯乎!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这些，就是他的口头禅了。永兴茶馆哪里容得下他在那里咬文嚼字，于是，有一天正与他的一个“发小”谈得起劲，家里有人叫他就离开了。旁边有挑事之人问发小，“刚才‘曾老幺’骂你，你没听见吗?”发小说“哪里哟?”挑事之人说，他连骂你两句“然而!然而!‘燃’者，烧也，‘儿’者，子也，就是说你是‘烧火佬’的儿呀!”。发小立即起身。找到当时曾家的“当家人”二外公，曰：“二爷，我有什么对不起曾家没得?”二外公“没得!没得!”，发小又曰了“我有哪里对不起你家幺兄弟的没得?”二外公急了“没得!没得!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家曾老幺哟，在茶馆当众骂我是烧火佬的儿哟!叫人好不寒心哟。”二外公连声“对不起!对不起!家门不幸啊，出这个不昌盛的，等我把他找来，问证清楚!要真是这样，改日摆酒席赔罪”。便叫人把“幺外公”找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好一顿“家法侍候”。
茶馆的常客，还有饱读诗书的黄老师，也常来这里，不管哪个时候，黄老师的中山装都是一直扣到风领扣的。他喝茶不同于一般茶客，首先他是读书人，是不吃“过龙茶”的。早上五分钱“发碗叶子”，喝一开后，起身回家吃饭，将茶碗存放到“周大婶”柜台下面，中午来了，再拿来冲它一两开，就是一杯茶管早、中、晚。“提壶跑堂”的人也很现实，当你将早上“寄存”的那碗茶中午取出来再落座，就不会像“发叶子”时的“头开”那样快了。只能等到新来客人“发碗叶子”喊“拿开来!”才顺便给他冲水。所以，经常在他高谈阔论受冷落的时候，就喜欢把我们在茶馆玩的小朋友叫到身边，每人发好几颗葵瓜子，问问：学习遇见什么难题啦?喜欢看的什么书?听的什么戏?当时我家旁边就有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图书摊，所以，我就实话实说，“‘花书’(连环画)!‘西游’孙悟空‘三国’”。黄老师说：“三国的故事也很好，我有空讲给你听。”有个大点的说“我喜欢三国《借东风》《包公传》”，这时黄老师发挥了，只见他摇了摇脑袋，“看来你还喜欢戏剧文学，好!好!我小时候就喜欢读‘关汉卿’，大学就读‘莎翁’”(黄老师读什么“大学”我们不得而知)小朋友说，“我晓得了，晓得了，‘莎翁’就是河沙坝堆的‘不倒翁’我也堆过的。”黄老师生气了，“孺子不可教也!你不懂，我是叫你读关汉卿的《窦娥冤》，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后来在茶馆里还给我们讲“王家花坟”“牌坊”哪年修，那年毁。反正永兴的事他无所不知。还讲了很多“包公传”“三国”“七侠五义”的故事。后来我们读了《三国演义》才知道，他讲的都是“古装戏”的“折子戏”。还是遵义四中下放的陈伯伯，农业局的陈伯伯给我从“曹冲称象”“孔融让梨”讲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还教我多看书，开卷有益呀，我似懂非懂，但为我后来喜欢读书打下了基础。
王家茶馆及一些背街的小茶馆
永兴上半截街的王家茶馆以及一些巷道小茶馆，是在“文大”后，百姓生活开始好转，市场开放而自发开办起来的。因开茶馆成本低，没有说书唱戏的，也没有“周大婶”的“回锅香”茶叶，技术含量就不说了。茶客喝茶的同时有黑白电视机可观看电视剧《霍元甲》等，除王家茶馆稍具规模外，其余的都是只有十来把竹椅，盖杯、铝壶这些是永兴人抹不去的记忆。记得一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是五分一碗的茶钱。因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在后期，这类茶馆发展五花八门麻将、大贰，还有简易“拉OK”，也可谓“功能齐全”。但这类茶馆在特殊的时期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时值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本地一些“下放”人员纷纷回到工作岗位。市场开放，市民们忙于全民经商，“三教九流”过往也少了。由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的地位也相应提升，并且农产品可进入市场自由交易。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还没完全解体，农民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开始转变。服务对象自然就转向近郊的农民了，如近郊的菜园生产队就以二街杨家茶馆为生产队会议的集中地，永兴桥就以周家茶馆为会议的集中地，高家湾生产队就在王家茶馆等等。他们在劳动之余，晚饭后，不约而同分别走进自己生产队的“专属”茶馆，讨论明天做什么活、用什么种子、怎么挞谷分配或哪家“红白喜事”咋整等。
“文革”期间的治安主任、造反司令也不甘落后，争相开起茶馆来了，据说，那个“齁司令”的跟班“治安主任”开起“地下茶馆”，为了满足他那个人欲望，除“睹博”外，还开的是“黑猫”旅社，在“严打”时被取缔，听说还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造反司令”“二齁”不会开茶馆，却当起神汉，在路边摆起“八字摊”给人算命去了。
当然，服务对象还有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散淡的人”。他们留下了老茶馆“口头文学”的遗风。所以在茶馆里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当年就有一个王氏家族中的单身汉，四十出头了，人称“花叔”。“文革”时忙于抓阶级斗争，没时间学文化，但在茶馆里听了好几段书和折子戏，更没时间谈媳妇，所以，一直单身，茶馆是用“街政府”的公房开的，因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就理所当然地住在茶馆大堂的阁楼上。族里人都为他担心，经常给他提亲，一会是龙塘湾的张二嫂，丈夫出去做生意被狐狸精缠住离婚了，只有两个娃儿;一会是堡上的唐二娘，丈夫是饿死的，只有四个娃儿，本人想改嫁上街来住。最后花叔选定了相对年轻身体丰满的张二嫂。
看定年月定就期，在族人的张罗下，街里街坊帮忙，摆起酒席，好不热闹。有几个年轻人组成迎亲队伍，扛起花烛，抬着聘礼，鼓瑟吹笙，尔呐～尔呐～接个媳妇来烧茶!迎亲去了。
没去迎亲的人在家边座席边等待，两轮酒席摆过。只见迎亲队伍一个个垂头丧气，倒拖着花烛回来了。原来，迎亲队伍到了以后，说媒人介绍花叔的营生有误，说花叔没手艺，又没房子，又不会做生意，上街喝西北风呀!——不来了。大家愤愤不平，花叔媳妇没接成，又花钱办了酒席。议论起来，说：“过龙茶”哟!还看不起花叔。并将备好的饭菜处理完，忙完手边的活。劝花叔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早点休息。
众人作鸟兽散，当夜无事。
第二天，大家担心花叔想不通，清早就来到茶馆，朝阁楼上喊“花叔!花叔!你还好哈!昨晚上啷格过的哟”，花叔虽然没读好多书，但在茶馆听了好多“怀书”和“折子戏”呀。所以他不紧不慢从楼上下来，坐在竹椅上，不等大家说话，就语惊四座：“有什么好不好的哟!有诗为证，诗曰：一盏孤灯～照～楼～台，上床脱去～袜～和～鞋”。
后来，由于人们生活好转，农村土地承包，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市场，开始创业。永兴茶馆由大变小，由集体转为个体。原有的一点文化气息没有了，茶馆大都成为老年人的棋牌娱乐室，书场变“赌”场，(其实就是麻将馆)。“天、地、人和”的三才盖碗杯换成了有把的盖杯，长嘴壶成了文物，“回锅香”的茶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元一杯也只能喝到普通绿茶甚至于“片末茶”。听不到古装戏的“西皮流水”“摇板”和“二黄”“清音”，更没有那说书人手提着毡帽“只见那少年脚踏步云靴，身穿蟒子袍，呼!呼!呼!踏云而来……”那种绘声绘色的“怀书”表演。只有一阵阵碰!碰!和!的声音。
唉!过去的时光过去了。
来源：贵州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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