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许多时候是一本陈年烂账，许多东西死无对证，对于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而言，更是茫不可考。一些写云南茶史的文章，引经据典，将云南可考证的种茶史上溯到3000多年前，言必称“商周之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文的观点是，云南茶叶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因为唐人樊绰将云南茶写进了《蛮书》，其是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在唐代之前，也有一些典籍提到了西南地区的茶叶，但没有特指云南。我们可是假设说的是云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只能算一种学术探讨之设想。
按照茶界的主流观点，云南茶产业始于商周，云南的濮人率先发现、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濮人种茶”作为一种假说，有其巨大的学术价值。由于唐代之前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无疑让这种假说含金量大为降低。本文尝试从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迁徙与融合等角度，来破解云南唐代以前濮人种茶之谜，以及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文明是如何演变进化的。当然文章的主观推想成分多，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唐代之前的云南茶叶茫不可考
一提到云南茶叶，许多人会引经据典，罗列出一些唐代以前的典籍关于云南茶叶的记载。主要有以下这些：
1、巴国贡献茶，跟滇东北种茶的关系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质疑：这是巴志，说的是古代巴国之事。巴国的地理范围跟云南关系不大，勉强可以联系的是“西至僰道”。僰道是今宜宾，宜宾的旁边是云南的昭通。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滇东北的昭通，有可能属于巴国的势力范围。但这只是假设，说明存在一种可能，但不能作为确切的证据。巴王作为诸侯国君，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上贡。《巴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份贡品清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贡品中有“茶”，但我们只能说有可能茶产自云南的滇东北。)
2、武王伐纣的濮国是不是云南濮人?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鬓、微、卢、彭、濮八个部族国。一些介绍云南茶叶历史的文章，于是发挥想象：其中鬓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鬓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哈瓦、德昂、崩龙等。
质疑：其实在中国古代，濮人分布很广。商周时，分布在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后散居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与百越杂处。
今天，历史学家对百濮族人的历史演变结果有三种流派:①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②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朝以后称蒲人，再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③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濮族人，主要居住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至江汉流域以西一带，是今天操持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哈尼族与土家族，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南亚语系·佤德昂语支的佤族和德昂族，汉藏语系·语族语支至今未定的仡佬族，以及部分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傣族(泰族)、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侗族等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之一。
由此可见，濮人分布极广，参加武王伐纣的濮人不一定来自云南，而且濮人的族属非常复杂，至今没有定论。濮人不但是今云南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祖先，也可能是彝族、哈尼族、土家族、侗族等的祖先，因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百越、百濮、氐羌存在相互融合之现象。比如彝族，不但是氐羌的后人，也包含着不少的百濮成分。)
3、产茶的汉代平夷县不是今天的云南富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
质疑：这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云南富源叫平夷县，是在清顺治十四年。汉代的平夷县在今贵州毕节。且看历史真实记载：
古平夷，今贵州毕节。公元前111年置平夷县，治所在今毕节七星关区，隶牂柯郡。晋建兴元年(313)置平夷郡，平夷县为郡治，东晋文帝时改为平蛮郡、平蛮县。
富源，周秦时，属滇国。两汉时，属益州宛温县。两晋南北朝时，属宁州。隋朝，属益州开边县。唐朝，属盘州。南诏和大理国时，为摩弥部。元朝时，在境内北部设罗山县，属曲靖宣抚司。明洪武二十三年，废罗山县，新置平彝县卫，南部仍为亦佐县。清初，平彝县卫属云南都司、亦佐县属曲靖军民府。清顺治十四年，废亦佐县为平夷县。康熙三十四年，以平彝废卫、亦佐废县，建平彝县，属曲靖军民府。1954年，改称富源县至今。
4、“南中茶子”并没有特指云南所产
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质疑：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文章说茶子产于南中，但没有具体说产自南中哪里。我们只能假设，既然提到南中，很可能作者的本意包括云南。
由于唐之前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云南产茶，所以云南茶产业的信史只能从唐代算起。唐人樊绰的《蛮书》写道：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
这被视为云南茶见诸于史籍最早最确切最可靠的记载!
逃离金沙江，古哀牢国隐藏濮人种茶秘密
要搞清楚云南三千年来茶叶种植加工与贸易传播路径，首先要解决哀牢国的族属问题，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彝族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笼统地说濮人种茶，或者乌蛮种茶。
为什么哀牢国如此重要?是因为其地跟如今的云南茶叶主产区版纳、临沧、普洱、保山、大理、德宏等地重合。而且哀牢国的北部以氐羌为主，中部南部以濮越为主，正好与濮人种茶暗合。从地域与所居民族来看，古哀牢国无疑隐藏着濮人种茶的密码。
先说哀牢国的族属问题。两汉突然冒出来一个哀牢国，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不可考。有人说哀牢国是氐羌系的国家，有人说是濮人建立的国家，有人说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其实哀牢国并不是一个集权国家，而是部落酋长国，也就是几十个部落的联盟，部落叫小王，哀牢王是几十个小王(77王)的总王。哀牢的原住民以濮人(布朗、佤、德昂先民)、越人(傣族先民)为主，后来氐羌从北边南下，到了汉朝，形成北边是氐羌，南边是濮越的格局。哀牢王很可能是傣族先民。其实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傣族的祖先曾经住在金沙江流域，乃至洱海、滇池一带，由于氐羌南下，濮越退到永昌一带，洱海与滇池成为氐羌人的势力范围。
我们再来说百濮、百越是怎么一回事。百言其多也。中国古代写史书的人，没有兴趣搞清楚边地的少数民族有哪些，经常笼统地说，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百濮其实是一种偷懒的说法，把南方几百种部族简单化说成百濮、百越。而且最搞笑的是，濮、越可以通用，也就是同一个民族，一下叫濮，另一下又叫越。所以有现代学者主张濮越是一回事。
如同百越横跨几千公里，从江浙一直到越南都是百越，而且云南、缅甸的交界处还有滇越。百濮也是横垮几千里，汉水流域有濮人，巴蜀大地有濮人，云南还是有濮人，贵州北部也有濮人。许多地方的濮人，在文献记载中，一下记成濮人，一下记成越人。
由于古人偷懒，我们现在很难搞清楚百濮、百越究竟包括哪些民族。但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傣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去溯源，根据这些民族的传说，都是说从北边南迁，也就是打仗打败了，从故土南逃，而且是在南逃途中，发现与利用野生茶树。传说中的故土在金沙江流域、洱海与滇池，沿着澜沧江、怒江两条江南逃，这两条江其实就是云南茶树种植的核心区，也是野生茶树的主要分布区。这是巧合，还是必然?
这样就可以大胆假设，以前住在古蜀国南边，深受古蜀文化、印度文化影响的布朗、佤、德昂与傣族先民，在两千多年前受两件事影响而南逃，一是氐羌人南下，二是秦王国灭古蜀国，造成民族大迁徙，其离开金沙江、滇池、洱海一带，在保山、大理南部、临沧、版纳、德宏与普洱，甚至缅北一带建立哀牢国。由于他们有巴蜀文化及古滇国的农耕文化底子，于是大幅度提升驯化野生茶树的水平。这是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第二缕曙光，是两汉及诸葛亮开发永昌郡带来的。
茶出银生，乌蛮种茶的兴起
我们再来说乌蛮、白蛮是怎么一回事。前文说到布朗、傣、佤、德昂先民离开故土南迁。其故土的洱海一带成为昆明人的天下，昆明人显然是氐羌系。但滇池一带比较复杂，濮越没有全部南迁，留下许多濮越人，而氐羌系南下滇池，称为叟人，还有古蜀人(还有一种说法叟人即蜀人)，在蜀国被秦灭了，也南逃滇池。故滇池一带的民族成份非常复杂，是濮越氐羌与蜀人的综合体，还有楚人庄蹻王滇，这就体现了杂交文化的优势，这就是战国到西汉，古滇国的青铜文化那么发达的原因。
两汉以降，直到唐代，我们可以哀牢山、元江为界，以南，是南逃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的势力范围，以北为昆明人、叟人、楚人、蜀人、汉人，以及没南迁的濮越人的势力范围。哀牢山、元江北边的这些民族，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开始，进行民族大融合，到了南北朝隋唐，形成乌蛮与白蛮两大集团。
唐代人说的乌蛮、白蛮，不是具体指哪个民族，而是汉化程度高的叫白蛮，汉化程度低的叫乌蛮。
而且乌蛮、白蛮是多民族大融合后形成的，里面有氐羌、汉、濮越、蜀、楚多种成分，但总体来说，白蛮以氐羌、傣族、汉文化的融合为主，乌蛮保留的原生态氐羌文化更多些，并融入一些濮人文化。
最后我们来说下彝族。彝族，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建国初期将若干个区别较大的民族，拼成一个彝族。从大的方面来说，彝族是氐羌、古蜀人、濮人的杂交融合体，以氐羌为主。彝族有三个源头，一是云南的禄劝、东川、昭通葡萄井一带的六祖分支体系，二是永昌郡源头，三是四川大凉山源头。
为什么要提乌蛮、白蛮与彝族，是因为南诏国时期，继濮人种茶之后，乌蛮系民族也纷纷种茶，比如如今的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开始种茶。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乌蛮民族中包含有大量的濮人成分。因为氐羌系的乌蛮诸族在势力扩张时，将许多濮人部落征服，大量濮人融入到乌蛮中。也就是乌蛮以氐羌血统为主，南下途中，在四川融合有古蜀人、濮人血统，到了云南融合有濮人血统。
乌蛮种茶，是继承濮人的衣钵，而且乌蛮包含有非常重的濮人血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诏国时期，乌蛮主要居住在哀牢山、元江以北。哀牢山、元江以南主要是濮越居住。而云南茶叶主产区主要是在哀牢山以南，也就是南诏国云南种茶的主体民族还是濮人。不过这时已经有一些乌蛮系民族，越过哀牢山、红河南下，比如哈尼族的先民南迁到景东。唐代的景东是南诏银生府驻地，同时也是《蛮书》记载的“茶出银生”所在地。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银生城，有两种说法，一在版纳，二在景东。在景东的说法是主流。本文即采用银生城在景东的说法。“城界诸山”，意味着茶山离银生城不远，很可能在今天的景东、南涧一带。唐代的景东境内，居住昔扑(濮人)、和泥(哈尼族先民)，后来南边的傣族势力北扩，景东在南诏末期被傣族征服。这表明在景东种茶的很可能是濮人(昔扑)与乌蛮(和泥)。也意味着，从唐代开始，云南种茶的民族越来越多，不再是濮人的专利。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还是以濮人为主，但乌蛮种茶已经兴起。
二是“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这剧透了蒙舍蛮的饮茶方式。南诏国发源于蒙舍，即今天的巍山一带。蒙舍蛮，其实是指代南诏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也就是说南诏的老百姓煎煮茶叶，要加一些东西跟茶叶一起煮来喝。这里不能将蒙舍蛮当成真正种茶的濮人与乌蛮，因为文字只提到他们怎样喝茶，而没有提到他们种茶、制茶。也就是，南诏国的濮人与乌蛮种茶制茶(散收，无采造法)，而其统治中心地区的国民(蒙舍蛮)喝茶(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而且不能将蒙舍蛮狭隘地理解成巍山的“乌蛮别种”。因为蒙舍蛮这个“乌蛮别种”从巍山出发，征服了其他“五诏”，并建立了强大的南诏国，蒙舍蛮很多场合成为了南诏国的代名词。
虽然茶出银生，乌蛮已经开始种茶。但在唐代，还是以濮人种茶为主。在唐代，越过哀牢山、元江，迁居澜沧江中下游的乌蛮人还不是很多。
到了元代以后，迁往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的乌蛮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中许多都种茶。宋元时期，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与布朗族、佤族、德昂族一起成为种茶的主体民族。
明代以后，汉族也成为了种茶的主力之一。苗族、瑶族也从贵州迁到产茶的云南南部、西南部，其中也有许多人种茶。至于傣族，其跟布朗族的种茶历史一样悠久，因为濮越民族几千年大杂居，作为百越人的傣族肯定很早就受了濮人的影响，也种茶。只是傣族多住在坝区，种水稻为主，不以山区作物——茶叶为重点。而傣族的近亲壮族，也有一些在文山与红河种茶。
这样一来，云南的民族中，布朗族、佤族、德昂族、拉祜族、基诺族普遍种茶，彝族、哈尼族、景颇族、汉族种茶的也多，苗族、瑶族、傈僳族等也有一些种茶。
古蜀国与濮人南迁带来茶叶种植文明
前文说到，春秋战国时期，原住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一带的傣、布朗、佤、德昂先民南迁到临沧、版纳、保山、德宏、普洱一带，建立哀牢王国。那在他们南迁之前，怒江、澜沧江中下游流域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是布朗、佤、德昂先民的亲戚——讲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族群。
孟人、高棉人是东南亚、云南的原住民，也曾经是东南亚势力最大的民族集团。商周时期，孟高棉族系的人，北扩到金沙江，与古蜀国文化融合，成为百濮族群的一部分，这些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孟高棉人，就是当今布朗、佤、德昂的先民。后来，他们与傣族先民一起沿澜沧江、怒江南迁，其实也是征服当地土著的过程。这些土著跟布朗、佤、德昂先民一样，也是孟高棉族群，只是未受古蜀国影响，因为他们是临沧、版纳与普洱的土著，故被称为“本人”，也就是本地人的意思。这就是在普洱茶的核心产区，我们会经常遇见“本人”一词的原因。
我们现在对东南亚、云南曾经势力最大的孟高棉族群做一个小结。孟高棉人是一南一北最为发达，中间最为落后。南边的柬埔寨、泰国南部、缅甸南部是印度文明的传播范围，土著文化跟南印巴利语文化接触，催生了灿烂的高棉文化(柬埔寨)、孟人文化(缅甸南部)，合称孟高棉文化。北部受巴蜀、古滇国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百濮族群的一部分。在南北之间，由于远离巴蜀与印度这两个区域文化中心，是最落后的一部分。布朗、佤、德昂、傣的先民南下，就是先进的外地人征服落后的本地人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南一北落后的中间部分，也有少数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主要位于古代交通要道两侧附近，比如繁华的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但难掩大部分地区落后之事实。
把濮越与孟高棉梳理清楚了，就可以对茶树驯化种植史进行分期。
分期的依据是先进的巴蜀茶叶种植文明南下，改造提升云南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落后的茶种与野生茶驯化技术。其让云南茶叶种植由蒙昧走向了文明——濮人种茶。
而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东汉初年的哀牢国归汉，成立永昌郡，诸葛亮治理南中，大开中原先进农耕文化涌入之门，则大幅度提升了濮人种茶的水平。继而是唐宋时期乌蛮种茶的兴起，以及明清时期汉人也成为云南种茶的主力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中原茶文化对云南的影响，主要来自江南。也就是说，在明代以前，云南的茶叶种植加工主要受巴蜀先进的农耕文化的影响，明代以后主要受江南农耕文化的影响。民国直到现代，是以西方为师，学习现代种茶体系。
云南茶树驯化史：从以巴蜀为师到江南的影响，
云南茶树驯化种植史分期如下：
1、濮人种茶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从哀牢国到永昌郡)
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中北部及印度东北部都在驯化与利用野生茶树，其中水平最高的是巴人蜀人，其次是云南金沙江流域一带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族群，最落后的是云南西南部、东南亚中北部的孟高棉族群，因为他们远离巴蜀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传播区域，原始农业很难让驯化野生茶树有质的飞跃。很有可能，野生茶变为栽培型茶树的关键一环，是由古巴蜀人、古濮越人完成的。后来居住在蜀国南方边地的古濮越人南迁，将先进的茶种与驯化野生茶技术带到澜沧江中下游、怒江中游一带，让云南茶产业的主产区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金沙江流域、滇池、洱海先进的濮人从春秋、战国起，南迁到保山、德宏、大理南部、临沧、普洱、版纳一带，建立哀牢国，初步提升了当地的茶叶驯化种植水平。二是两汉、三国、魏晋，哀牢国故地纳入永昌郡管辖，濮人种茶进入了永昌郡时期，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水平进一步提升。
2、茶出银生时期(唐宋元：濮人、乌蛮成为云南种茶两大主体民族)
唐代的南诏国时期，云南种茶以濮人为主，但越过哀牢山南下澜沧江、怒江流域的一些乌蛮人已经开始种茶，这标志着乌蛮种茶的兴起。到了宋代的大理国，乃至元朝，越来越多的乌蛮南下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意味着濮人与乌蛮成为云南两个主要的种茶民族。
3、江南茶文化传播时期(明清：继濮人、乌蛮之后，汉人成为种茶的主力之一)
明代以来，江南的汉人纷纷进入云南，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这标志着云南茶叶的种植文明由学习巴蜀，转向了学习江南先进的茶叶种植技术之时期。
4、现代茶文化传播时期(民国、新中国：现代茶产业传入并逐渐主导云南茶叶种植)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摘要】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从跨界人类学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而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茶叶跨界流动；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文化共享；民心相通
互惠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形态，其往往反映出一定的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互惠的研究形成了以聚落圈层、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的“库拉”“礼物”等研究特点。如人类学家莫斯认为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是互惠关系的一种；马凌诺夫斯基明确提出互惠（reciprocity）原则以解释地方经济交易体系；莫斯则开启了人类学对礼物互惠研究的热潮，强调“物本身是有活力的，基于相互性的赠礼”以及个体及群体间相互进行全面的“礼物——交换道德”。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强调族群间的边界维持在两个族群单位之间，一套有限的文化特征保持了族群界限。但并不意味边界是隔离的，因为文化实体的文化因素影响着族群内不同群体同边界有着连续的组织化的联系。而这一单位往往受互惠关系粘合。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家界线的明晰，不同国家、地区边界区“物”“人”的双向流动及边民跨国实践愈发正常化、合法化、频发化、规范化，这和作为主体角色的边民之间的互惠往来密不可分。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诸多跨国族群的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进一步研究边民互惠的重要性就在于夯实“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
学界在边民互惠研究方面已取得诸多进展。卢成仁认为帮工、换工的生活和生计互惠模式是中缅边境村落共同体重要基石。贺佳乐认为中老边境边民节日、习俗互惠具有扩大社会关系、增加贸易机会的功能。中越边境边民互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周建新认为边民互惠既是“人情”交换，也是“利益”分享。曹贵雄认为边民互惠具有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特点。何清新则从民间艺术跨境视角，认为创造新的“互惠式的传播”使得艺术主体具有“超越”意义。上述成果反映了互惠研究的边境多维度转向，侧重传统生活生计的作用表现以及人情特征研究，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民互惠中现代生产技术跨界运用、跨国市场组织生成以及整个过程中所生发的文化特性。为此，笔者以茶叶跨界流动为载体，瑶族边民为研究对象作相关探讨。因为物的流动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互惠的重要基点，物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边界联系”。对于物的流动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探讨，重点要放在物自身，其次是交换，更要看到物的双向流动与边民互惠过程、层次。再者，选取瑶族边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瑶族是迁徙性民族，广泛分布中越边境地区。历史上，瑶族为寻找生存空间、获得耕地、因贸易交往等原因前往越南，具有“有来有往，双边互动”的规律。且茶叶在中越瑶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边民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植于边境地带。茶叶的、民族的跨界分布格局明显。而以往关于跨境瑶族的研究却很少提到边民的互惠，故本文就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传统互惠、生产性互惠、组织架构、文化共享特性作相关探讨。
笔者于2018年8月、11月，2019年5月、10月先后四次到中国天保口岸及猛硐瑶族乡的响水、小响水、龙头、垮土、长地等瑶寨开展田野工作。猛硐瑶族乡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西南部，东北与国家一级口岸天保口岸接界，东与越南河江省老寨、南汀接壤，现有瑶族 1777 户，人口 7069 人。由于历史原因，迁徙到此的瑶族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都有分布，以猛硐居多，分布于中越边境线的瑶族有着相通的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等。早在清朝时期，茶叶就是猛硐瑶族人民驮运到越南河阳 （今河江） 换回食盐的外贸商品。今猛硐瑶族乡仍有几百年的老茶树，老山茶还荣获中国云南省首届春茶交易会铜奖。在双方瑶族互动往来中，茶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日常礼尚往来的茶俗 （围坐火塘烤茶吃、饭桌茶习酒礼）、共享的婚俗茶礼等。
以往人类学民族学互惠的研究多限于生活性、生计性互惠，后逐渐关注生产性互惠。正如学者秦红增指出的，村庄的生产交换兼具商品性、互惠性，有着“团体格局”性质的乡村人际关系是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势。以往边民间习俗的、亲属的、人情的互惠很大程度上助推着区域利益的、命运的共同体建构，不仅人情相熟，更是利益相关、命运相连。
（一） 亲属互惠。基于历史原因，中越瑶族边民多有亲属关系，也有因跨国婚姻缔结的姻亲关系，在困难时期相互帮扶，家中缺乏粮食或者其它必需品时往往互通有无。正如受访对象盘 YJ所言：“以前我们家吃不饱饭，越南的亲戚会给一些包谷帮助我们，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他们有什么需要，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现如今边境贸易活跃，茶叶交易也愈发频繁，中越瑶族边民串门子、走亲戚也是一种日常。
我原来是响水茶厂（1982 年） 的会计，2003 年才退休回家，印象中茶厂收购越南的茶叶是在1999年前后，茶厂能够收他们的茶叶也是因为我在里面做会计，并且越南那边加工好茶叶拿过来卖的瑶族也都是我们的亲戚，我姐还嫁过去了呢。还有一些瑶族是我哥他们的亲戚，送过来的茶我都收了，原来他们那边要送茶叶过来给我们很困难，爬上老山的路又绕又多陡坡，一般通过小平寨过来。越南瑶族的茶我大概就收了两三年，因为我只干到了2003年。越南瑶族亲戚的茶叶没在我们这边交易后，中国天保口岸与越南清水河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备了，营商环境也不错，且从越南瑶族茶叶产地、加工点到口岸也近，他们就把茶叶拿到天保口岸卖给中国老板了。
（二）人情互惠。瑶族边民跨界的熟人关系除血缘关系外，也包含日常跨国实践交往中建立的业缘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互惠关系可能会在特定时刻、场域发生实质利益性转变，如：越南瑶族为中国瑶族提供越南茶产地相关信息，作为回馈，中国瑶族也会为越南瑶族提供天保口岸地区帮工信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进而得到实际利益。越南瑶民B?n V?n Qu?nh，原来在中国境内跟随建房子的瑶族包工头打杂，习得技术后便带着寨子里的同胞来天保口岸地区找活计做。B?n V?n Qu?nh 寨子周边山区有野树茶或价格低于中国边境本地的茶叶时，他们往往售卖给打工的东家，如果量少甚至会赠予东家，也有中国的茶老板向他们了解越南古树茶的分布、开发情况等。
放眼边境我们看到，在跨国市场交换的生产过程、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互惠现象，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生产性互惠尤为突出，而恰恰这一生产性互惠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本文研究的瑶族跨界互惠除了传统的生活性互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瑶族边民生产性的互惠。生产性互惠表现在茶叶跨界流动的过程中，如技术互惠、贸易互惠等。所讨论的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也是具有跨界的“团体格局”性质的。
（一） 技术交流
技术作为物质力量通常与科学紧密联系，为科学所支配，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享有。为追求共赢利益，与茶叶相关技术的跨界实践也筑牢着瑶族边民互惠的基石。
1.种植技术。一山分两林，作为中越边境分界的大山中生长的茶树养育着数代瑶族边民，山水分流而茶叶共享。茶叶的种植可以看做对资源的改造、适应，也是对共有资源的维护与常续使用。事实上，茶叶的种植与瑶族的迁徙具有重要关联，其迁徙分布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茶叶种植史。跨境而居的瑶族种植技术的交流包括了幼植移栽、撒种育苗、扦插等，种植方式的多元化蕴含着瑶族边民地方性物候知识，因而其跨境的交流则丰富了作物种植知识谱系。
说到茶叶，我们瑶族和茶叶是很有渊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迁徙的民族，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决定在哪里垦荒，我们就要种茶树，以前迁徙都要带着籽种的。我们喜爱喝茶，有早茶、午茶、下午茶、晚茶。原来没有扦插技术，我们都是直接用茶叶籽播种。扦插的茶树根主要盘在地表，不像用籽种下去的根长得很深，所以种植方式不同口味也不一样。直到现在，中国和越南的瑶族都还会用茶树籽种来种植，不过我们中国的瑶族更多用扦插技术了。与猛硐相近的越南瑶寨有大量古茶树，据说他们那边七八百年树龄的老茶树有很多。我们在越南设厂主要收他们的大树茶，也会教他们扦插技术，我们还会把他们的茶苗带回来种植，因为越南那边原始林里的有优质的古茶树，每年开花结果，成熟的茶果掉在古茶树下会长出小茶树苗，加之我们两边的都是沙土地，也容易养活。
2.采摘技术。茶叶的采摘时节主要集中在夏、春、秋三季，中越瑶族边民在采摘技术上略有差异，中国瑶族边民多手工采摘，按采摘等级分为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一芽、四叶一芽等，如越南手把茶为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部分晒青白茶为三叶一芽，等；采摘方式可分为机器采摘和人工采摘，越南台地茶多为机器采摘，部分古树茶也用机器采摘。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手工茶价格高，茶商根据茶叶级别进行分类采摘，边民也可获得更多收入；而越南部分瑶族边民缺乏较好的加工技术和销售路径，机器采摘与手工采摘收入无异，反而效率更高。但在越南瑶族聚集的没电的地方，还是靠人工采摘。可见，采摘技术的异同，受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要素的影响，且技术成本与效率收益成正相关。诚然，我们也要看到采摘技术的交流对于促进跨界瑶族地区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同时也加速了技术迭代，使得中越瑶族边民都能从中获益。
3.技术培训。为获得品质不错的茶叶毛料，中国的茶业公司还会专门安排相关茶叶加工技术人员到越南瑶族茶叶加工基地进行培训。公司负责越南茶叶生产端的工作人员 （瑶族） 还会把加工机器带到越南的加工基地，并教越南瑶族边民使用方法。如萎凋机的跨界流动，到越南瑶族茶叶基地的技术培训员盘 WD告诉笔者：“我们的加工厂选址都是要选在他们那边通电的地方，不然像萎凋机、风扇等吹水分的机器都用不了。”且越南多私人小作坊，部分越南瑶寨制茶的家庭作坊使用的手动杀青机、揉茶机也在中国瑶族的互帮互助下改装为电动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 跨界投资、交易
随着中方天保口岸的建设、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扶持、中越边民贸易畅通，越南瑶族拥有茶叶资源的自然要素，为中越瑶族茶业资本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条件，两相结合的跨界交易是交换形式之一，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毗邻而居、相通的民族语言、相近的亲属关系则是中国边民到越南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对于交换共同体内部性、外部性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且共同体基于利润动机发生交易行为时，甚至会形成“交易民族”（trading people）。资本要素则是促成交易的重要手段，影响着交易过程的发生。一般而言，资本要素指通过直接和间接形式，最终投入产品生产过程的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 和金融资产。笔者讨论的资本要素既有看得见的物也有无形的物，有形要素如实实在在的茶叶、金钱、人力、土地、设备，等；无形要素则包括跨界的地方性知识、区域社会关系、行业行情、共享的民族文化，等。此类资本的双向流动关键还在于流动前、流动时、流动后的互惠。根据调查，目前中国的瑶族边民资本要素的流动主要为资金投入，鉴于人民币与越南盾兑换汇率，交易过程中以人民币为主。如投资建厂等活动是超越边民互市的跨国贸易往来，涉及两国语言交流、政策明细。而基于地缘、族源的优势，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往往在语言上具有先天优势，除国籍身份具备的国语外，双方也兼通瑶语。这不仅带来语言便利，也熟络了双方情感，同时也为中国瑶族边民到越南瑶族地区、非瑶族地区提供了了解投资环境窗口。再而，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是吸引中国瑶族选择到越南投资的资本要素。另一方面，越南瑶族吸纳中国瑶族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带动了越南瑶族民众就业、增加了收入。而诸如此类跨国投资行为的背后，我们追溯其民族身份，不难发现，基于跨国贸易规则，似乎于跨界民族内部生成了一套交易体系/规则。
我起家生意做的是木材，直到现在也还在做。我去越南的时间比较早，1991年去时大概了解了越南那边的茶，做茶叶是在1993年开始的。对于我而言，什么生意好赚钱就去做什么，越南那边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多半是瑶族，也是蓝靛瑶，我们并不是亲戚，只是做生意、出国旅游或者熟人介绍而结交的朋友，既然大家互惠互利就一起合作了。我在越南河江开茶厂主要是投钱，起初投了3万块钱，场地经越南瑶族合伙人介绍、自己考察便定了下来。茶厂名字叫“清水河新寨社茶厂”，因为越南那边习惯叫社嘛，所以也就尊重他们的叫法。
一般来讲，传统互惠组织靠的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来维持。这样的互惠形式可以满足边民的基本生活，而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在生产性互惠里靠的不止亲缘、血缘、地缘那么简单，更为强调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一生产性互惠组织更倾向于市场产业化、专业化，是跨境产业链重要一环，是边民自发力量使然。经济学中把产业组织看做是产业的“集合体”，有一定的结构条件，强调集合体中诸元素之间存在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放于边境，则更为强调边民的生产性互惠，因为这一属性决定了边民发生跨国交易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是经济要素与民族建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早在清末时期，猛硐的瑶家人便用寨子里制作的茶叶拿到越南河江换取盐，民国时期还会以茶到越南河江换衣物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这并非散乱活动而是有组织的 （马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猛硐地区瑶寨纷纷成立了集体茶厂，生产的茶叶则由麻栗坡县对外贸易公司收购。而这一时期，瑶族边民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靠工分吃饭，民间尚无条件开展跨国交易，因而也无法形成相关互惠组织；改革开放后，集体茶厂转为私营，并且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口岸建设发展，双方瑶族边民茶叶跨界交易也日益频繁。而诸多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则离不开“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建设工程，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两国的通力合作。
（一） 茶厂/合作社+公司
猛硐响水瑶寨历来就有很多加工茶叶的瑶族人家，保存有加工技术，且地理位置优越，茶叶的收取、加工、运输比较方便。响水茶厂 1965年筹建，1966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多个生产队联合办厂。当时响水、马嘿、龙头、小响水、垮土 （下垮土一二组）、小平寨、那些、铜塔以及周边寨子的茶叶都收到响水茶厂集体加工，再由麻栗坡县外贸公司统一收购。1982年，响水茶厂被私人承包并发展至今，既收购中国的茶叶也收购越南的茶叶，加工的茶叶依然卖给外贸公司。随着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组织改制，外贸公司被麻栗坡当地人收购，且于2007年在外贸公司原址建立了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对接了原来外贸公司的茶源、茶厂，在越南开辟新的茶叶来源，又于猛硐瑶族乡开设茶叶种植基地。据不完全统计，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每年的茶叶约有一半来自越南，这一半中又约有一半由地方茶厂提供，另一半公司直接到越南收购。
为整合茶叶资源，公司联合当地能人办合作社现象愈发频出。社员与越南瑶族边民茶叶交易的主要时间节点为 3至 5月份，地点为相近的瑶族寨子，如中国的小平寨与越南的南达寨。交易鲜茶数量不等，边民个人单次收购数量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收购的鲜茶则直接卖到合作社赚取差价，由合作社统一加工后再发货给合作公司。
垮土瑶寨的麻栗坡县茶坪山古树茶茶叶加工专业合作社，是一家成立不到2年的合作社，由杭州帝洛大健康产业发展公司联合当地农户所建。合作方式为公司+合作社+农户，农户采摘，合作社收取进行粗加工，公司精加工以作品牌销售。合作社直接挂钩农户42家，拥有茶叶资源3000余亩，成片分布于茶坪山，以古树茶居多。合作社开在上垮土寨子，茶叶晒青基地设在坝子村，每年粗加工茶叶3吨左右，帝洛公司直接收取，采摘的茶叶每斤平均售价30元，保底价20元。而每年合作社直接或间接向越南瑶族边民收购茶叶2~3吨，社员也会收购越南边民的卖给合作社，但数量不详。
（二） 越南瑶族边民的茶组织
当中国的公司收购越南的茶叶时，往往由越南的茶厂或者地方茶农建立的家庭作坊在村寨收购加工再转卖给中国公司。据猛硐瑶寨做茶叶生意的老板介绍，越南瑶族边民寨里寨外、房前屋后茶叶成片种植，初级加工的茶多由中国茶商在越南的某个寨子或者区域集中定点收购，再用本地劳动力按商家要求就地加工。制为干茶后再装车过境卖于中国境内茶商。在越南进行茶叶加工的过程中，由越南瑶族寨子里的头人组织带领越南边民把自家采集的鲜茶到固定的收购点称斤卖钱，有时几个寨子的人也会联合起来一同送往收购点，因为收购点不固定，如有变化也由当地头人通知转告。
（三） 电商组织
随着交通网互联网的发展，中越瑶族边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和“快速交通”给聚落、社区带来的变化是人口的、资金的、商品的、文化的、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时空张缩效应，高速移动性的打破了自然地理、政治上的阻隔，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也加速了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同时，近些年随着旅游交通业的发展，为茶叶远销提供了可能，许多边民在微信微店或淘宝开起了自家店铺，出售特色农副产品，茶叶则包括当地瑶寨茶、越南茶、缅甸茶等。茶商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网络社交平台从茶源到加工再到成品为茶叶做宣传，以期网络的互动能够带来更多经济价值。
盘JX现经营着天保口岸“瑶家妹老兵之家”，2015年之前，她在山上开小卖铺做小本生意，卖干农活所需手套等用具以及学习用具、生活用品等。每年四二八纪念日、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来老山的老兵大多都会找她带路，但相关部门考虑到每年老兵上山找她比较麻烦，便让她下山，在天保口岸为她提供场地以及相关商品。起初相关单位和部门为其提供战役纪念品供来旅游的老兵采购，相关部门按百分比分利的形式让她经营。盘 JX觉得老山的茶叶挺有特色，便把茶叶也拿到店里卖，一开始散装卖，后做出包装袋进行加工处理。茶叶来源为山上老家瑶族自己种植采摘加工的生态茶或越南茶叶。为丰富产品类型，她又跟随丈夫到瑞丽口岸等地学习，获得了一些进货资源渠道。先后引进缅甸红茶、越南白茶等进口产品，经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售全国。
我们在讨论某一民族、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往往“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边境地区长期生存着不同族别的边民，其在特殊历史时期共同塑造了现如今跨越边界的自然景观生态与文化交结链，且跨越国界的不同民族、族群彼此相关，这一虚拟社区是国界两侧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接触区。同时边境地区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政策实施而发展，跨界区同一民族、不同民族间交流呈现由“立”转“破”趋势；物，流进流出，人，你来我往。所生发的跨界文化共享，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合作、互惠关系的反映，共享则是文化的基本特质与表现形式。在新形势下，跨界的文化共享，到底是什么样的共享或者说共享着什么？笔者认为随着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发展、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其作用的文化共享因子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态文化理念的共享；二是跨界流动强化了传统的瑶族茶俗文化；三是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
（一） 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大山是瑶族人民生存之地，也是保存和延续瑶族文化的天然屏障。居山和历史时期的游耕是塑造和形成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生产瑶族各种文化现象的根源并影响着瑶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向。可以说，瑶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秉性，其悠久的民族文化本身就拥有着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理念。再从茶叶种植区与瑶民居住环境来看，具有“茶山之下建家屋，家屋周边耕农田；山水四流环村寨，稻香鱼肥美人院”的生态格局。瑶家人特别注重山中水源保护，同时茶山有着良性排灌系统，且不给茶树打农药施化肥，茶山生态保护完好。另外瑶族讲求天人感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等理念，这在中越瑶族宗教信仰中也有体现，如度戒仪式（俗称过法） 中的“十戒十问”，“一戒不得争天霸地，咒骂天地日月星辰”；十善业道经里的“身三善业戒”，“不杀生—不杀害物命”。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乃至宇宙是一体的，应该维持共同的和谐、均衡关系。这为边境地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提供了民族的生态文化理念，也让人意识到边境一线、口岸周边生态保护是沿线国家共同议题，边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 强化了民族茶俗文化。茶叶的跨界流动与生产性互惠形式加速了中越瑶族边民往来，强化了传统的茶俗文化。茶，不仅是中越瑶家人的日常饮品，在婚礼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瑶族婚俗中，媒人为双方说亲见面时，男方要带着半斤茶表示心意，如果双方都看得上，那么在双方订婚时，男方还要带半斤茶叶来送礼，结婚那天也是要带半斤茶叶，这样才符合礼俗。又如日常山歌传唱，把茶叶芽尖或者茶心用来比喻人心的甜美。在笔者调查的瑶寨中，从越南嫁过来的女性几乎都是瑶族，同时也有来此务工和走亲戚的瑶族人，在对她们的访谈中得知，除却部分差异，中越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也是相通的。且随着双方瑶族边民的茶叶跨国贸易开展以及民间习俗活动密切往来，更是强化了这一文化共享性。
（三） 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上文研究表明，茶叶跨界流动中的技术交流包括采摘技术、技术培训、机器安装、设备使用等，是一系列技术规则的共享，同时跨国贸易投资，建厂取名、选地表现出相互尊重的和谐市场秩序。而跨国合作组织、公司等呈现了茶叶跨界流动的产业化趋势，是跨境合作成功之雏形。诸多要素构成了共享的市场文化规则，直接体现在以下方面：1.跨国贸易通关合作，包括包装、运输与通关合作。2.当有着共谋发展的机遇，中越瑶族边民往往秉持互惠原则，越南瑶族边民学习中国瑶族边民手工采摘“一叶一芽”等技术，中国瑶族边民则尊重越南边民“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采摘方式制作而成的手把茶，且手把茶也受中国内陆一定消费市场欢迎。3.茶叶生产的跨界分工，从越南过货的茶叶多为初级加工，中国瑶族边民购至麻栗坡县边境贸易合作区后进行精细加工，加工地点或在口岸区或在麻栗坡县城。有的茶叶收购商通过天保口岸直接到越南收购茶叶，越南的瑶族边民根据茶商要求采茶再就地初加工，通过口岸拉到精加工地。一言以蔽之，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包括了尊重地方性文化知识、边民主体诚信参与、区域产业链跨界合作分工三个主要方面。
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研究表明，茶叶的跨界流动视角让我们看到中越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是当下跨境合作的长效机制。因为不管着眼于“民心相通”或是“兴边富民”，边民生产性互惠研究都显得尤为重要。而传统意义上的互惠与生产性互惠是递进并包关系，时下“一带一路”倡议则直接助推了生产性互惠发展。且新形势下的文化共享对边民生产性互惠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文化理念的区域生态共同体表达，也是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塑造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也向我们传达了：共同的默契、相通的行为准则、专业化贸易合作、文化的共享等基本要素建构着区域命运共同体。因而，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早期边民互惠研究中，范宏贵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越边境贸易，对各边境段作概述性分析，并研究了中越跨境民族概况。而周建新则从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理、人文互动出发，提出了“和平跨居论”，认为政治机制规约和文化机制调适是两种跨居模式。进一步指出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是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将长期存在，跨国民族现象则是一种“和平跨居”的互惠互利双赢模式。而如何使跨国民族在既有国家发展繁荣，是国家和跨国民族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也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如学者秦红增带领团队开展口岸城镇化研究，提炼出口岸与城市相融合、前岸中区后市以及口岸小镇三种口岸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而以跨境民族走廊视角来探讨“口岸人类学”。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本研究不难发现，边民互惠层次、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对不同时期边民互惠性质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与实际问题的解决。
通过本研究，我们也能看到“跨界人类学”国家边界“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的持续探索以及“边境人类学”民族志文本书写，应该秉持“边民主位”视角把积极跨界的“边民”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同时把握流动性与民族性。流动性，基于物的跨界流动来理解，这一物的来源去处以及与所有者的关系，一物是囊括的。通过物的跨界流动产生的社会现象剖析文化内涵。民族性，对边民互惠的研究不应忽视其民族性，民族文化是多样的，边民跨国实践的互惠行为往往受民族习性影响。研究方法上倡导一种“持续的线索田野工作”，田野点某条线索可能是织起一张网的线头，抓住一条主线往往能使研究者“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而线头的抓取则需在持续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形成一种“田野人格”，包括打入田野点社会关系网、田野材料证实等“文化田野”技巧。
【作者简介】邓玉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福立，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民主位视角下中越陆路口岸跨境合作研究”（18CMZ042）。
（本文系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成果。本次田野调查特别感谢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紫鹃茶合作社、茶坪山古树茶茶叶加工专业合作社、醇源茶厂、老山天香茶业垮土古树茶，瑶家妹老兵之家，越南清水河新寨社茶厂，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研项目以及猛硐瑶族乡诸多瑶家人给予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内容转载自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