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勠力同心不懈奋斗下，终于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产业先行。
茶产业是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是茶农增收致富的产业。在我国茶叶主产区，县域茶业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富裕的水平，茶产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意义非凡。
文章围绕茶产业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分析了茶产业振兴与脱贫攻坚紧密相连的关系，统计了11个省级行政区、337个贫困县茶产业发展和脱贫摘帽的情况，梳理了茶产业助力脱贫攻坚的路径，以期为带动茶产业继续做好防止返贫、持续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
1、茶产业与贫困地区地域同构
目前我国茶园面积约150万公顷，遍布近20个省区近千个县市，其中大部分省区的数百个产茶县属于贫困县。全国22个省级行政区内的832个国家贫困县中，产茶的省级行政区就有16个，与茶产业有关的国家贫困县有337个，其中三分之一以茶叶为支柱产业；近几年的全国重点产茶县中（100强），接近一半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茶产业与我国贫困地区存在十分紧密的地域同构的关系，在茶产业的助力下，这些产茶贫困县均已实现脱贫摘帽。一片叶子成就的大产业已成为脱贫攻坚战重要的决战决胜战场，也成为了贫困地区茶农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依靠。
2、茶产业与贫困人口产业协同
安溪县既是千年古县，又是人口大县，也是安溪铁观音的故乡。曾经安溪县是福建省最大的贫困县，1985年贫困人口31.37万人、占全县人口39.6%。安溪县委、县政府深入实施“以茶脱贫”战略，大力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组织化和良好管控提高茶叶品质及效益。经过多轮大规模扶贫，实现由贫困摘帽到基本小康，再到全国百强的“三大历史跨越”。由国家贫困县到全国百强县，安溪县“以茶脱贫”的模式成为众多产茶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典范。
▲福建安溪茶园
近年来，各大产茶区、产茶县持续做好茶的文章，带动当地茶农增收致富。
如贵州茶产业辐射带动356万人，带动贫困人口34.81万人，脱贫17.46万人；广西三江茶产业覆盖全县98个贫困村，2.15万户贫困户，从2000年起茶产业已带动8.5万人脱贫；广西昭平县茶产业覆盖全县35个贫困村，惠及贫困人口2.5万人；陕西汉中市在脱贫攻坚中1.15万户2.67万人依靠茶产业实现脱贫。
“安溪模式”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有效推广，上百万茶农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3、茶产业是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模式的典范
地处浙西北山旮旯里的安吉，曾是有名的贫困县。随着“白叶一号”的推广以及安吉白茶的兴起，百姓将山林改成了茶山，效益大涨，成就了“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佳话。
致富不忘党恩，先富帮后富。2018年4月，黄杜村20名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该村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并提出愿意捐献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如今，这片致富的“金叶子”已在四川省青川县、湖南省古丈县、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县、雷山县落地生根，白茶产业发挥了重要的增收脱贫、巩固脱贫成果作用，是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模式的典范。
▲浙江安吉茶园
1、省级行政区脱贫攻坚关键期茶产业发展情况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精神，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国家在全国共划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区，共14个片区，其中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7个片区适合发展茶叶，茶产业成为当地扶贫的核心产业。
图1分析了这7个片区的11个主要产茶省级行政区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2012~2019年）茶叶产量和茶园面积的变化趋势。
▲云南昌宁古茶树
·茶叶产量增长最多的是云南省，2012~2019年间增加16.55万吨，湖北省、贵州省、四川省产量增量也超过了10万吨。
·产量增幅在28%~168%之间，其中贵州省增幅高达168%，其次是陕西省达127%，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广西省产量增幅也超过70%。
·茶园面积增加最多的贵州省，2012~2018年间增加220.92万公顷，其次是四川省、湖北省和云南省，分别增长104.57、96.05和83.84万公顷。
·茶园面积增幅在18%~90%之间，贵州省增速最快，其次是江西省、陕西省和湖南省。
这些片区茶产业的高速发展为当地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2、产茶县脱贫攻坚关键期茶产业发展情况
在我国茶叶主产区，县域茶业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富裕的水平。
图2统计了部分全国重点产茶县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2012~2018年）历年茶叶产量的变化趋势，在所统计的42个重点产茶县中，除个别产茶县产量比较稳定外，多数产茶县茶叶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茶叶产量增幅超过100%的有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湖北巴东县、湖南宜章县、湖南阮陵县、贵州西秀区、云南临翔区、云南永德县、云南绿春县共8个县。
·茶叶产量增幅超过66.7%的还有安徽裕安区，湖北恩施市、宣恩县、咸丰县、鹤峰县，湖南石门县、安化县，云南昌宁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云县、沧源佤族自治县，江西修水县，共计20个县。
·茶叶产量增幅超过33.3%的还有安徽岳西县、金寨县，贵州黎平县、丹寨县，云南凤庆县、勐海县，江西上犹县，河南光山县，共计28个县。
根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计，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共有337个贫困县以茶产业为脱贫产业，其中云南省70个，贵州省65个，四川省35个，广西壮族自治区31个，超过20个的还有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公布的国家贫困县历年摘帽名单，对337个涉茶贫困县脱贫摘帽的时间进行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最早实现脱贫摘帽的涉茶贫困县主要有江西吉安县、井冈山市，重庆万州区、黔江区、丰都县、武隆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四川南部县，贵州赤水市。
涉茶贫困县脱贫摘帽主要集中在2018~2019年，2018年和2019年分别有100个和149个贫困县脱贫摘帽。
表1统计了全国重点产茶贫困县的脱贫摘帽时间，45个全国重点产茶贫困县全部在2017~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其中2017年8个，2018年22个，2019年15个。
全国重点产茶县是根据自身条件打造形成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推动茶产业结构变革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
1、产业政策引领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各省根据当地茶产业发展的不足与短板，纷纷研究出台相应的政策，从宏观层面、全局角度引领茶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安徽黄山茶园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3月出台《关于做优做大做强茶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和农民增收的意见》（皖政办[2018]7号）。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江西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5]22号）。
·2011年以来，河南省制订并实施《河南省茶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把生态茶园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广西茶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桂政办发（2019）117号），制定了广西茶叶发展目标。
·四川省政府于2014年出台《关于加快川茶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四川茶业强省意见》1号文件。
·贵州省出台《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茶产业发展推进方案（2019-2020年）》等文件，2020年贵州省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贵州首部促进茶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茶产业发展条例》。
·云南省政府先后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云茶产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和《云茶产业三年行动计划》。
·2021年，湖北省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进一步加强茶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引导，继续将茶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河南信阳茶园
2、创新联结机制
在落后产茶县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创新联结机制的出现，有利于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与合作社、小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关系，带动茶农分享茶产业链增值效益，从而有力助推茶产业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贵州省湄潭县依托“公司+合作社+基地+茶农”的欧盟标准湄潭模式，以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减少成本，增加茶叶产值。
·四川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基地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委员会成立茶叶专合社，让茶农入股专合社，共同出资建立加工厂，现已辐射茶园基地30667公顷，带动17万户茶农，其中12531户成功实现脱贫。
·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动承接1500万株（5000亩）“白叶一号”茶苗在受捐的“三省五县”产出茶叶的加工、销售和品牌运营工作，努力发挥供销茶企的责任与担当。
·福建正山堂茶业责任有限公司将标准化的名优红茶加工工艺与技术推广到贵州普安、湖南古丈、河南信阳、四川广元、湖北巴东等茶区，带动各省红茶产业的蓬勃发展，助力精准扶贫和生态经济。
▲正山堂·巴东红茶业
3、标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茶产业技术标准是规范茶叶生产，提高茶业经济效益的重要保障。
2019年以来，各省市和相关团体大力推进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订工作，完善茶叶标准体系的建设。
安徽省发布实施《地理标志产品松萝茶》等11项地方标准和3项团体标准。云南发布19项地方标准和7项团体标准，其中保山市发布9项完整的《保山市茶叶标准化生产综合技术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布《花香型做青绿茶加工技术规程》等12项地方标准。贵州省发布《贵州抹茶》等15项地方标准和17项团体标准。湖南省发布《地理标志产品古丈红茶》等5项地方标准和30项团体标准。江西省发布《针形绿茶加工技术规程》等23项地方标准。湖北省发布6项团体标准。四川省发布《茶树小绿叶蝉测报调查规范》地方标准和9项团体标准。
落后产茶地区茶叶行业标准化意识的提升强力助推当地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将进一步增强当地茶业的竞争力。
4、区域公用品牌的打造与发展
打造茶叶区域公共品牌，有利于整合区域优势品牌，提升区域茶叶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扩大区域茶叶产业规模，增加茶叶产品附加值，是实现稳定致富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大湘西地区是湖南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为此，“潇湘”茶公共品牌坚持以品牌建设引领产业发展，激发贫困地区产业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安化县15万贫困人口中因茶脱贫人口达9.4万人，成为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的成功典范；石门县茶产业带动全县20万涉茶人口持续稳定增收；沅陵县茶叶茶产业带动全县贫困户5680户、1.8万人脱贫。
胡晓云等研究了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当地就业人员的变化，2018年普洱茶、信阳毛尖、湄潭翠芽和恩施玉露4个区域公用品牌分别带动了就业人口1050万、132万、35万和12万，普洱茶不仅是带动就业过千万人口的品牌，而且十年间（2009~2018年）增长率达650%，年均复合增长率23.7%，平均每年新增91万人。湄潭翠芽十年间销售额从2亿元增至69.1亿元，增长率达3347.6%。恩施玉露品牌价值从2.9亿元增至20.5亿元，增幅达608.6%。
这些茶区以品牌为抓手，整合多种扶贫方式协同作战，优化资源，合力共赢，有力促进了我国落后产茶区实现整合扶贫的效果，是贫困地区脱贫摘帽的有效推进途径。
5、精准帮扶
截至2020年5月，安吉县共向“三省五县”捐赠“白叶一号”茶苗425公顷。其中包括首期向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川县、贵州省普安县和沿河县捐赠358公顷，以及2019年向贵州省雷山县捐赠67公顷。
“白叶一号”茶产业在贫困地区产生了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了贫困户增收脱贫。首期捐赠四县已累计兑现土地流转费228万元，惠及农户605户，户均增收近3800元；组织贫困群众约6.7万人次务工，累计发放劳动报酬776万元；覆盖的1871户6133名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前为1862户5839人）中已有1548户5505名贫困人口脱贫，白茶产业发挥了重要的增收脱贫、巩固脱贫成果作用。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各科研单位、行业协会、龙头企业也纷纷开展相应举措对落后产茶县展开精准帮扶。杭州市与恩施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通过稳链、补链、延链、强链，完善当地茶产业链，从而促进茶产业全面提升，四年多的杭州市与恩施州东西部扶贫协作直接带动全州36.36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助力全州八个县（市）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2012年以来以项目为纽带，以平台为依托，通过派出科技副县长、团队特派员、个人特派员，开展组团式科技服务与对口帮扶工作，带动农民创业创新，通过多年努力，形成了以科技创新示范县和标准化示范县为中心辐射全国主要茶叶产销地区的技术服务体系和网络，科技服务进一步覆盖浙江、福建、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40余个产茶县的政府、企业、市场等，对其茶叶加工的机械化和标准化、茶叶质量安全监测和控制，茶叶深加工和副产物高值利用、茶叶跨界产品开发及技能人才培训等茶叶全产业链进行科技支撑和科技服务活动。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经过长期探索总结，创新提出“六位一体”（选定一个区域、签订一份协议、确定一名联系专家、编制一份规划、实施一批项目、应用一批新成果）的区域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和“三长战略”（县市长＋董事长＋院所长）的科技帮扶措施，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科技推广的长效机制。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为促进消费扶贫的精准有效，及时发布产销、标准、政策信息及专项报告，为产茶县（市）政府提供权威参考；通过各类展会平台，宣传推介贫困地区优质茶叶；持续支持湖南、贵州等省贫困地区进京推广茶叶；引导并发挥会员单位中龙头茶企的带动作用，开展精准扶贫。
浙江大学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号召，专门成立景东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书记校长两位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在云南景东开启脱贫之路，立足景东县古茶树资源优势，优化茶产业链管控，促进精准扶贫，合作开发的“紫金普洱”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各茶区纷纷大力发展茶产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在茶行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茶产业成为337个涉茶贫困县如期脱贫摘帽、数百万茶农及从业者实现增收致富的主要力量。
然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在过去几年茶产业发展的历程中，仍有部分茶区的茶产业是以盲目扩张茶园面积等较为简单粗放的形式发展的，这种模式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茶业的发展，但是效益较低，且在当前茶产业结构失衡、茶资源过剩的形式下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在“十四五”开启之年，落后产茶区应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文章，继续做好持续脱贫、防止返贫，推进乡村振兴，让实现三大跨越的“安溪模式”和先富带后富的“安吉模式”在祖国大地全面铺开，星火燎原。
1、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针对我国茶产业各地发展不平衡问题，持续加强生态茶园建设，从源头提高茶树的健康、茶叶的品质和安全、茶园环境的生态化。
加强“机器换人”理念和实践在茶园管理和鲜叶采摘领域的应用，加强清洁化、连续化、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加工技术与装备的推广与应用，推进我国茶产业现代化进程。
持续深入推进茶叶精深加工技术的绿色、高效、高质、高值化创新进程，推动抹茶、速溶茶、粉茶、茶多酚、茶黄素、茶皂素、茶氨酸等茶资源跨界应用技术的产业化示范与推广的进程、力度和强度，并从政策和金融层面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支持和招商引资的力度、强度，充分利用创新链延长产业链，提升当地夏秋茶资源及中低档茶资源的价值链。
加大“评茶员（师）”“茶叶加工工”“机械制茶师”“茶园管理师”等茶叶技能型人才、科技成果应用和推广人才和标准化人才等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
▲中茶院茶园管理师培训
2、加强茶业数字化的推广与应用
茶业数字化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茶产业全域进行数字化管理，把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茶产业结构转型成工业结构的重要举措。
▲茶叶数字化生产建设示范项目（浙江更香有机茶业）
目前，以智慧茶园、数字化智能生产线、RFID防伪溯源等为代表的茶业数字化技术已逐渐成熟，并已在浙江、福建等茶区推广应用。
·深入推广智慧茶园技术，提高茶园管理能力，实现对茶叶品质和安全的全程可追溯。
·应用茶叶连续数字化生产线，实现从鲜叶进厂到初制茶完成柔性调控及全程连续化、机械化、智能化加工，提高产品品质的稳定性，降低成本。
·加强防伪溯源技术在茶叶智慧管理方面的应用，系统解决行业面临的消费防伪判别、仓储盘点烦琐、茶叶全产业链溯源及品质安全等问题，智慧地消除茶叶真伪难辨的消费盲区。
后发展茶区应多汲取先进茶区的管理经验，加强茶业数字化的推广与应用，实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各地应借助当地文化底蕴优势，在深度挖掘各地特色历史茶文化资源的同时，积极展开三产融合工作，促进茶产业链不断延伸。
一方面通过打造茶文化旅游产品和精品路线，将各产茶区当地的旅游资源与茶产业相结合，推出茶园生态游、加工体验、个性定制、茶旅研学活动等精品旅游线路，不断丰富茶旅活动。
另一方面通过建设茶业三产融合综合体，持续开展茶庄园、茶叶特色小镇、茶产业园等综合体的建设，打造集生产、销售、品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体。
▲安溪桃源有机茶庄园
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大扶持政策，规范茶旅游市场秩序，加快整合区域范围内的茶叶和旅游资源，加快改善茶旅游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设施建设，增强茶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简介：
施林佐
《中国茶叶加工》杂志责任编辑，浙江省供销社团工委委员，中茶院团委书记，主要从事茶叶加工、信息技术方面的研究，现已发表论文10余篇，翻译国家标准3项。
来源：中国茶叶加工（施林佐，石琳等），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凸显茶人智慧，展示茶人风采
本期观茶家：专访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润龙
王润龙，湖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省派科技特派员、吉首市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吉首市科技挂职副市长，从事黄金茶产业13年。研究推广了黄金茶稻田无心土扦插育苗、黄金茶特色增值加工、营养钵茶苗覆膜打孔栽培等10多项技术，为黄金茶产业增效、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多次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201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
吉首市位于云贵高原武陵山脉腹地，是世界茶树生长的“金腰带”，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发酵带、土壤富硒带、植物群落亚麻酸带的“三带”交集区。“湘西黄金茶”是湘西古老、珍稀的地方茶树品种资源。2008年以来，吉首市在对传统制茶工艺进行挖掘的基础上，于2012年明确将湘西黄金茶产业作为农民脱贫致富产业，促进了湘西黄金茶的飞跃式发展。目前，吉首市黄金茶种植面积达到12.1万亩，2020年干茶产量1500吨，茶叶综合产值8.7亿元，带动了2.3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10余年来，王润龙带领专家团队齐心协力，使吉首市成为“全国重点产茶县”“全省十强生态产茶县市”，荣获“中国黄金茶之乡”称号。
以科技特派员身份来到湘西的王润龙，10余年来全身心投入到黄金茶产业发展工作中，从田间地头的技术指导、会议室的集中技术培训，到展会上的茶叶销售，凡是有黄金茶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他被当地老百姓称为“黄金茶市长”。以下是《中国茶产业周刊》对这位“茶市长”的专访。
《中国茶产业周刊》：是什么支撑您带领茶农用科技提升湘西黄金茶品质和壮大规模的?
王润龙：我曾从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黄金茶的茶多酚含量约为20%，氨基酸含量高达7.47%，是同期一般绿茶品种的2倍。2008年，我带着任务来湘西担任科技特派员，最大的任务就是要发展黄金茶基地，扩大规模，扩大产品的影响力。
黄金茶虽好，但村民认知不足、育苗种植技术落后、制茶工艺传统，黄金茶难以达到高产高质，长久以来只能在山窝窝里孤芳自赏。湘西黄金茶高氨基酸、高水浸出物、高叶绿素，是一座绿色的金矿。我一定要让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黄金茶真正发展起来。
黄金村有一棵老茶树，当地人叫它茶树王，它所盛产的黄金茶远近闻名。这棵树大约有四百多年了，很高大，五米多高，五米多宽。茶树王所产茶叶的品质非常好，茶叶的价格也很高，每到茶树开了花，结了籽的时候，村民就搜集茶树王种子繁育茶树。然而，这种方法繁育出来的茶树却一直不理想。种子繁殖是有性繁殖，它有变异，有分化，参差不齐，后代品质不稳定。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就是无性繁殖，常见的方法就是扦插，可茶农对扦插技术不了解。
好茶不能没有好苗子。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茶叶的繁殖方式。我向老百姓讲解为什么要改变种子繁殖为扦插。我将村里优质老茶树的枝条剪下来反复试验，研究出了“稻田无心土扦插育苗技术”，让黄金茶育苗摆脱了土壤限制，并从几百个黄金茶单株品系中，精选出黄金茶1号、2号和168号进行推广。
茶树种得多，还得长得好。铺上地膜，茶苗成活率基本在100%，还省了一年四五次的除草。2016年，我开始大力推广营养钵茶苗覆膜打孔栽培新技术。但茶农们认为：带营养土的茶苗每株贵两毛钱，还比常规的茶苗小，能活吗?铺上地膜后每亩增加400至500元的成本，收得回来吗?于是，我建了100亩覆膜打孔移栽新技术示范基地。说来也巧，当年7月久旱高温，村民们没有铺地膜的新种茶苗基本都蔫了，而示范基地的茶苗却长势喜人。村民们终于明白，还是要相信专家，相信科技。
经过努力，老百姓通过扦插繁殖茶树这一关算是过了，因为扦插繁殖相比种子繁殖速度快，我也逐渐被茶农所接受了。黄金茶采摘讲究“一芽一叶”，早采是个宝，晚采是根草。新种的茶苗间隔1.2米左右，要连续3年定型修剪，茶树才能长得宽宽胖胖的。我又开始教茶农剪枝。茶农不理解，舍不得剪。我挨个动员，并提出要把15公分以上的部分全部剪掉。我跟茶农们打比方说，打好基础，就像一个水管一样，下面的管子越大，它的出水量就越大，如果管子不剪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管子，它就输送水分跟肥料的能力就很差。管子粗的话，输送的能力就明显的可以提高。
第二年的春天，我把修剪过的茶园和其他没有修剪过的茶园进行对比，修剪过的茶树，枝叶茂盛，开始向四周辐射生长，没有修剪的茶树，分枝很少，无法形成高产树形。我们通过自己的科技示范园做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剪了好，剪了以后下面的分枝明显多多了。以前，老百姓觉得将茶树剪矮了非常可惜。他们不知道，茶园的产量要依靠宽大的树冠面，将茶树剪低，更能促进茶树横向生长，扩大树冠面，从而提高产量。通过修剪与不修剪的对比，老百姓逐渐明白了修剪对于茶树提高产量的重要性。
经历了扦插和修剪这两件事情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技术推广变得相对顺利得多，大山里的这些茶农开始信赖我了，在茶树施肥技术的推广上，我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大多数茶农都是施用氮肥，氮肥方便，肥效很快，施下就可以提高产量。不过施用氮肥后茶树虽然长得快，茶叶上市早，却会影响茶叶品质。要是长期施氮肥的话，就会导致黄金茶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下降。我开始动员大家给茶树施有机肥，有机肥为主，多施土杂肥、绿肥、牛羊粪。施有机肥可以使茶叶品质显著提高，市场更好开拓，老百姓的收益、效益更高，效益高就会提高老百姓发展茶园的积极性，这是良性循环。
王润龙在茶苗基地给茶农传授培育茶苗技术
为了帮助茶农解决黄金茶栽培管理中的技术难题，我们主持制定了湘西黄金茶种植加工8项技术规程，大力推行茶树标准化栽培技术和绿色生态防控技术，促进了黄金茶品质和产量的提高。如今，吉首的黄金茶种植面积已达12.1万亩，合作社发展到了150家，涉及全市6个乡镇、4个街道，88个行政村，直接带动2.3万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致富。仅2020年，全市茶农春茶收入人均超过5000元。种茶能在家门口致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以前村里的人我基本都认识，现在进村大部分都是生面孔。
《中国茶产业周刊》：吉首市委、市政府是如何扶持做大做强湘西黄金茶产业的?
王润龙：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壮大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湘西黄金茶从走出低迷到火爆市场，离不开政府的独到眼光与精准布局。2012年吉首市与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共同编制了《吉首市茶叶产业发展规划》，从发展策略、目标、措施等方面对吉首市茶叶产业建设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规划。规划明确到2020年实现“四个十”总目标，即打造十条生态黄金茶谷，培育十家龙头企业，达到十亿综合产值，致富十万贫困农民。有了科学规划的指引，在吉首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湘西黄金茶发展路径逐渐清晰。
不是所有的茶都能叫黄金茶，湘西黄金茶发展迅猛，不能没有评判标准和技术规范。为了进一步规范生产加工流程，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2019年以来，我们牵头制定和发布了湘西黄金茶8项产品标准和技术规范，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的产品生产标准全覆盖，为黄金茶市场规范化打下基础。我们一方面积极培育本地龙头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省级龙头企业的合作，大力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基地建设模式，让企业成为标准化生产的主体。我们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建成加工能力200吨以上的高标准绿、红茶智能生产线3条，促进产品加工向标准化、规模化、清洁化方向发展。我们坚持“质量标准体系化、加工体系标准化”。通过实施1套技术标准、10人专家团队、10家龙头企业、100家科技示范户和10000名茶农“五个一工程”。
“健康、有机、绿色”，已成为茶企乃至茶产业成败的分水岭。牢牢把握住这三大关键词，吉首市开启了茶园有机化建设，其中，不乏一些合作社已向“有机化”迈出了坚定步伐。吉首市新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选定马颈坳镇几比村茶园为公司基地，并严格按照有机茶园标准进行培管，目前已顺利通过有机转换。
政府在人才引进培养培训和工作落实方面是下了真功夫的，吉首专门下发文件特批5个周转编用于引进高学历人才，从全国各大科研院所引进8名茶学专业高学历人才，每年面向全市茶农开展技术培训20余次，参训1200人次以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300余人。并根据茶事季节和各村、各大户的实际需求，安排和调整授课内容，做到“一村一课”、“一季一课”、“一需一课”;采取“学校培训”与“田间授课”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累计共开展技术培训100余次，参训人员10000人次以上。为实现茶叶产业早受益、高效益、长效期发展，要求各乡镇、街道、挂村市直单位以严要求、高标准来督促、指导茶农、合作社开展定植、培管工作，并将各乡镇、街道、挂村市直单位茶叶产业工作纳入“五个文明”建设绩效考核和“双百分”考核内容。在茶叶重点村布局茶叶特聘技术员，选聘茶叶特聘技术员对口帮扶32个茶叶重点村，采取“农忙季节常驻村、茶农需求常到村、茶业发展常联村”的服务方式，解决茶农种植、加工、销售等问题。
吉首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大户带动、连片开发、规模发展”，鼓励能人大户投身茶产业，大力扶持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建茶厂。目前，已建成年加工能力200吨以上的高标准绿、红茶智能生产线3条，建成规模化茶叶加工厂43家。国家级示范合作社1家、省级龙头企业1家、州级龙头企业5家。吉首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奖补政策，每年整合资金5000万元以上，用于基地开发、苗木繁有、土地流转、生产加工、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方面的扶持和奖励。我们还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传统技术与现代加工工艺结合，积极开发新产品。
2013年，吉首市确立了以“湘西黄金茶”为茶叶产业公共品牌，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始进行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证明商标注册工作。列支专项资金用于品牌打造和宣传，举办“湘西黄金茶”品茶节和推介会、参加茶博会、参与名茶评比活动等。吉首每年4月定期举办湘西黄金茶国际品茶节，邀请国内外茶界专家、爱茶人士和旅游爱好者前来。积极组织茶企、合作社参加国际国内茶叶博览会、茶叶展销会、名优茶评比等茶事活动，力争把湘西黄金茶打造成湘西的一张名片。
《中国茶产业周刊》：吉首市委、市政府是如何围绕乡村振兴进一步升级湘西黄金茶产业的?
王润龙：湘西黄金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700多年前明朝时期，司马河流域黄金茶谷茶树环绕、古茶树茂密促成隘门关茶叶交易市场的形成。隘口村交易遗址、茶马古道至今犹存。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茶谷茶树种植面积稳定，茶树自然生长。“文革”期间修建水库水坝，古茶树毁于一旦，保留不多。第三阶段，2012年以后，吉首市明确将茶叶产业作为农民脱贫致富产业，对传统制茶工艺进行了挖掘，促进了湘西黄金茶的飞跃式发展。
近年来，吉首市大力弘扬茶叶文化，深入考证各种古物古迹，围绕茶文化故事，多方收集整理茶史、茶俗、茶艺等素材，拍摄湘西黄金茶宣传片、主题歌MTV，制作湘西黄金茶宣传册，从文化层面大力推广湘西黄金茶，挖掘湘西黄金茶品牌内涵。结合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民族特色，在吉首、长沙、北京等城市开设湘西黄金茶旗舰店;在矮寨大桥、德夯景区、高速公路、公交站台等设立“湘西黄金茶”大型广告牌;对茶馆、宾馆、旅行社等涉旅企业开展导游培训，推介湘西黄金茶。按照“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10条黄金茶谷，培育一批醉美茶乡、休闲茶庄。
2021年1月16日，吉首市召开茶叶产业推进大会，会上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李诗兴为组长的茶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最新的政策奖补文件，奖补力度再度突破。大会过后，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大力宣传优惠政策，实地进行技术指导，茶叶产业开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稳定现有茶园面积基础上，坚持集中连片、择优发展的原则。南边的丹青、太平、河溪等茶区以生产加工为主，加大茶园的培管力度和鲜叶的加工水平，确保湘西黄金茶产品质量。北边的马颈坳、己略、矮寨等有一定基础的茶产区以茶旅融合为主，将其打造为吉首市湘西黄金茶景观茶园观光带，为茶旅融合发展夯实基础。
我们积极实施“品质立茶、品牌兴茶、政策扶茶、文旅活茶”的发展思路，积极推动茶叶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有机融合，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吉首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以隘口村为中心打造茶旅小镇，开发了系列精品茶旅路线，投资4.6亿元，占地969.6亩，打造集种植、加工、品鉴、交易、文化、旅游六位一体现代化湘西黄金茶茶博园，联动吉首10大黄金茶谷，共同打造湘西茶旅游的首站，以全产业链融合来打造吉首未来茶旅的名片。隘口茶旅民宿、矮寨八层坡3000亩云端茶海、花带茶街、西南茶都等重点茶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在未来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隘口村已被评为全国茶旅融合带动精准扶贫示范村、全国首批脱贫攻坚考察点以及中国首批10条茶旅融合精品路线之一。
吉首市副市长王润龙（左二）、吉首市隘口村党支部书记向天顺（右一）接受本报《中国茶产业周刊》记者采访并合影留念
截至目前，榔木村湘西黄金茶博览园，约850亩茶园完成了茶苗定植;隘口夯落民宿5月试营业;湘西黄金茶加工中心基本完成场地桩前的基础工作，制茶车间的场地平整工作即将完成，今年计划完成制茶车间及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任务，2022年4月设备进厂试加工生产。今年底全市将实现茶园面积15万亩，预计干茶产量1660吨，综合产值超10亿元，吉首市正在由茶资源大市向茶产业强市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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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在马王堆汉墓里，在盛唐宫廷中，在成吉思汗马背上，在大明王朝茶马司，在左宗棠的新疆行营里……穿越千年，在曾经兴盛繁忙的“茶马古道” 上，安化黑茶始终披着一层颇为神秘的薄纱。在“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领域被延伸的今天，沿着安化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脚印寻觅，不难发现，安化茶马古道和黑茶在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与交流。
悠悠历史长河里，西北大地上嗒嗒的马蹄声，绵延千年，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分陕甘、陕康藏、滇藏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互市图
但它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在湖南安化县（主要为洞市、江南）的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间，就绵延着多条神秘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些道路上来往行走，成就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交融。
安化的山水，亦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青山一座接连一座，一条河水弯弯曲曲流去，山水互相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地处雪峰山北段的安化，是湖南面积第三大县。在这个静谧的小县城，资水穿城而过，水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黑茶博物馆，格外醒目。
安化人自己大碗喝煎茶，来客招呼也是以茶当见面礼。山坳、渡口广设茶亭。茶叶禁碑、古茶行、茶叶码头至今随处可见，民间广泛传唱茶歌，文化人创作的咏茶诗词不计其数，陶澍、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均与安化茶结缘，花鼓戏《烘房飘香》更是将安化黑茶的制作搬上了银幕……
茶比县早，穿越千年。今天，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的安化，古道、黑茶早已融入其传奇而神秘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壹
神秘纬度带上的安化
安化与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百慕大三角同处于北纬30°神秘文化带，以安化为中心的这片区域，自古至今就属中华文明繁衍的重要地带，属于神秘的古梅山文化腹地。
安化茶的起源也注定是有故事的。安化梅城思游，是蚩尤成长的故乡，蚩尤一统梅山诸蛮，战败黄帝后身负重伤，遂流亡于山野尝百草而疗伤，有传说百草其一即为茶。据说在神农氏时代，湖南安化就有茶树生长，并被神农氏发现和利用。按照《神农本草经》的说法：“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同“茶”）而解之。”这是一个与神农氏、炎帝共生的传说。
今天，沿着雪峰山脉，往东南400多千米就是神农的安息地“长沙茶乡之尾”炎陵。据说，神农生于历山（今湖北随州市境内），安化正好处于随州与炎陵之间，由此来推测，安化也是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了。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而关于黑茶功效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安化人的记忆里也从未间断：
西汉时期，张骞开通西域后，东西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一次，汉朝的商队无意中以被雨淋未及晾干致“发霉”的茶叶做药，使两个患“积食”病的蒙古族牧民起死回生。被问及何种灵丹妙药时，班超答曰：此乃楚地运来的茶叶。
安化境内有座辰山，此山被一些文史爱好者怀疑为清代顺治皇帝出家后的最终圆寂地，而顺治皇帝出家后从山西五台山来到湖南安化，正是沿着山西茶商开辟的安化茶道。
凡此种种，笔者走访安化老人后发现，当地人大多都信奉这些传说，坚信黑茶历史久远，养生保健，甚至能防御百病。住在资江边旧时水运码头边的张五妹（音同），她的母亲已经93岁，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便是：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茶。
在安化置县（1072）以前，这里地域荒野，人丁横蛮，不服当时朝廷的管制，被谑称“梅山峒蛮”。据史料，“梅山峒蛮”与越人梅娟有关，梅娟系越王勾践子孙，后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时，梅娟随长沙王吴芮来到湖南，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三国时候，“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山贼即为盘踞梅山的越人。
越人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由此而生。从汉朝算起，茶和马，就是安化先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有“一笥”竹简，经考证为茶一箱。起初，箱内黑色颗粒状实物一时让人难以辨别，通过显微镜切片最终被确认为是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这箱茶叶从何而来，社会上产生了多种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益阳市高级农艺师易梁生的考证，他从制作工艺、保存方式、历史人文等方面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茶叶来自湖南安化。
当然，安化黑茶的神秘不仅于此，从环境勘测的角度，安化境内的土壤、气候、云雾期的长短，都是种植、生产黑茶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古周围县域也有广泛种茶，但只有安化“惟茶甲诸州县”，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史料所记载的。
贰
官茶之争引发一场战争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置县“起疆之初，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属古野生茶生长的地方。而如果上文提到的马王堆汉墓里的茶叶来自安化，那么安化茶的历史，则至少可以追溯到2300年。
对安化茶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习俗有很大变化，将生嚼解渴的粗犷饮用，变成了煮煎品茗的艺术，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唐代“茶事大兴”，此时，安化黑茶开始引起世人关注。856年，唐代杨晔 《膳夫经手录》记载的“渠江薄片茶”，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后进入长安，直至宫廷。五代毛文锡的《茶谱》记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又说“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文中的渠江即现安化渠江镇，资水在此地的支流亦名渠江。
安化黑毛茶制作工艺流程，依次为采摘、杀青、揉捻、渥堆、干燥
但在民间，“渠江薄片”则名为“张良薄片”，相传为汉代名臣张良在安化渠江修道时初创，从汉代起便成为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之物，而得“渠江皇家薄片”之名。
可以确定的是，在唐代湖南安化便已有“渠江薄片”生产，在当地还有些名气，而这种茶色泽为黑褐色，即典型的上等黑茶色泽，也就说明当时就有黑茶生产。
宋代以前，安化的茶树多为野生，到了宋代，在资江边上出现了大量茶场，还有“专官戍守”。朝廷就派专门的军队到安化收茶，再押运至西北，换成战马，这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商军”。元明以后，安化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茶：“深山穷峪，无不种茶。居民大半以茶为业，邑土产推此第一。”
黑茶作为正式称呼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始于16世纪初。据明嘉靖三年（1524） 御史陈讲疏记载：“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这是“黑茶”一词首次见诸文字。康熙年间的《湖广通志》载“长沙府出茶，名安化茶”，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安化茶”一词。
安化黑茶问世后，西北茶商重点转入安化采购茶叶。据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就是因私贩湖茶被皇帝杀了头。不仅如此，由于安化黑茶滋味浓厚醇和，而且量多价廉，深受西藏喇嘛的喜爱。以至于西藏喇嘛朝贡回藏时，拒绝朝廷所拨四川乌茶作为赏赐，而绕道湖广收买安化黑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私茶业兴起，直接影响了明代边境的茶马交易，乃至引发了一场战争。
1572年，明首辅张居正即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是由官方垄断的，但由于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导致民间包括黑茶在内的私茶兴起。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颇大。张居正发出的诏书就是旨在打击民间走私。
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直接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被断绝。
一时之间，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取消诏书内容，重开边境茶叶贸易。
在此期间，各部族也曾进行和平解决贸易问题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中原边境军事要塞）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但他的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则更不用提。
一场茶叶引发的“清河堡战争”最终爆发，3年的血战让当时的茶叶贸易几乎回到了原点。后来，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17世纪前期，四川边茶主要销康藏一带，西北边销茶逐渐由安化黑茶取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李楠和徐侨为湖南茶叶在奏本中公然争吵，一个要求朝廷颁令禁运，免妨茶法马政；另一个认为湖南茶对西北游牧民族有利，不宜禁止。后经户部裁定，报请皇帝批准：自后销西北的引茶，以汉、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
至此，安化黑茶终于成为官茶。不过，清代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
叁
陶澍、左宗棠与黑茶之缘
安化茶品质甚佳，口感极好，成为官茶之后更是一度出现“一茶难求”盛况。到了清代，安化“天尖茶”被奉为珍品，且被皇帝嘉庆、道光看上，成为贡品，赞誉“安化天尖雀舌”，也就有了“皇帝用茶为天尖，朝廷用茶为贡尖”之说。
安化籍名臣陶澍，作为道光朝的重臣，正好见证了家乡黑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代名臣，他对家乡的茶叶感情至深，就因为《茶经》中并未对安化茶有所记载，他一度愤懑不平,“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
陶澍还多次诗咏家乡茶，以此怀念故乡的同时，也把安化茶推向了全国。特别是在1815年的春节，陶澍邀请在京城的消寒诗社成员同集印心石屋，共品安化茶。在高朋云集的茶会上，陶澍吟五言长诗四首，详细介绍了安化茶的产茶历史、品质特征及艰辛的生产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安化茶的述事史诗”。
后来，陶澍回家乡安化小淹镇，夜宿香炉山，又写下了历史上最长的茶诗。言辞之间，把黑茶归于他家乡的骄傲。
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从江西经醴陵回安化省亲。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以一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赢得陶澍赞赏，两人成忘年之交，并约定结成儿女之亲。1839年，陶澍去世，左宗棠遵陶澍生前之托，于次年从岳阳湘阴赴安化操持陶家事务，抚教陶澍之子陶桄，并在此居住了8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左宗棠对安化黑茶有了深切的理解。
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涉笔成趣：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并刈凡草入之。
安化永锡桥
当时，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意思是说，当时有人宁可喝安化的杂草（粗毛茶），也不喝新化真茶。
由此可见，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茶里掺草，毫无掩饰，竟然不愁销路，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引以为傲。而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正是因为对安化茶的了解，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便对安化黑茶实行“政府采购”，从而使得蒙古、俄罗斯和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感受到了安化黑茶的神奇。
肆
“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
当然，安化黑茶走向世界，离不开“一道一商”——茶马古道与茶商。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是陕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
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中俄边境恰克图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没过多久商路便得以开通，但是，福建地区的茶价却涨得很高。无奈之下，山西茶商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开始生产红茶的湘西一带。
由于安化红茶产量的局限，无法满足恰克图市场的需求，山西茶商便把一部分安化黑茶也带到了恰克图。出乎意料的是，黑茶在恰克图也颇受欢迎，甚至还成了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品种。为了便于长途运输，茶商便把黑茶制作成砖茶和千两茶（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而得名）。
晋商来安化办茶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但大多数人认为，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安化黑茶研究代表人物、原安化县政协主席、县茶业协会首任会长伍湘安，和“万里茶道”湖南安化段申遗办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以戬等人，则认为安化是“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理由是，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铸造的。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乾隆年间官方《茶叶章程》的文章，作为佐证。
为了方便收购和运输，茶商集资在安化县内又修建了一些茶马古道。与其他茶马古道路线不同的是，借助于资水横贯安化全境，茶商们在安化收购茶叶后，沿着这条茶马专道驮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的方式销往外地。
这种“船舱马背式”的茶叶运输方式，也成就了安化与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一个特色——安化的这条茶马古道，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安化，其实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王以戬说，安化以茶叶立县是很多年以来的共识，很多人来安化总喜欢问一个问题：“安化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哪一条？想去走走。”但事实上，王以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是条古道，用马运过茶叶，运出后用来交易，就是安化的茶马古道。
安化前乡的茶，经过初制后，要运到后乡的资江边八大茶叶镇再加工，大都要走二三百里山路。以小淹、江南、黄沙坪等为中心，向全县各大茶山和茶乡辐射的大道，哪条能不载马和茶？
资江边八大茶镇加工出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由汉口中转，再向西北。连上川陕、川藏的茶马古道，再进入丝绸之路。但水运并不是安化茶的唯一选择。陆路走益阳，去长沙湘潭，500年里，安化走益阳的茶马古道，一样故事多多。
抗日战争期间，运茶通道被阻断，安化茶叶积压。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两次“西北万里行”，沿资江向上，从溆浦到黔阳，走贵州入四川，开辟新的茶马古道，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安化境内的茶马古道中，最具影响的是从洞市到高城一线。
洞市历史上是一个大乡，前些年在乡镇合并时才并入江南镇。在资江边的江南镇沿溪而上，有思贤溪风雨桥，桥上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沿溪上去30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金田村。与金田相邻的茅坪村，有个接待过路茶客的“陶氏宗祠”。祠的西面，便是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祖坟山。
洞市上去30里就是高城村，这是洞市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神奇的景点。这个村历史上是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等多个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安化茶马古道上的茶亭——江南镇东风亭
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背靠辰山，面临资江，是南方茶马古道的策源地。据当地人说，安化县第一支运茶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马帮的首领，据说还是杨家将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家观，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鸦片战争前，黄沙坪主产黑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以红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政府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据当地一位老茶农回忆，黄沙坪资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13个船码头，其中9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源生昌码头、三德玉码头、梅蓝货运码头、永泰福码头、福音堂码头、谦益盛码头、琦公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福建人、广州人也越过南岭北上，由湘江入资水，溯流而上黄沙坪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
伍
万里茶路：一个祁县茶庄的贩茶之旅
目前，普遍认为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安化黑茶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山西茶商通过安化茶马古道运输黑毛茶，到达资水沿岸的茶马古镇茶市（安化黄沙坪等），然后通过帆船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用大帆船转运到湖北沙市，经襄樊到老河口至泾阳或经襄樊后到山西晋阳、祁县。
山西茶商在湖南安化贩茶运往恰克图的路线，则为水陆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晋城），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后转恰克图。
清代安化黑茶运输路线图（安化县文物所收藏）
1994年4月，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在进行文献整理时突然发现一本蓝皮旧书，扉页上用毛笔写有书名《行商遗要》，内容是为商之道总论。这本《行商遗要》是祁县渠家茶庄长裕川办茶厂、产茶、销茶的详细实录。这个小册子虽然不起眼，可却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晋商行走茶路的众多细节。
如记载从祁县到达湖南安化的路程：“祁30里至子洪。40里来远，打尖。”“60里至沁州，宿。60里至虎亭，宿。”“40里至交川沟，打尖。50里至鲍店，宿。”到达泽州府（今晋城市）住一宿后，即要出太行山、过黄河、经郑州，到达河南南部的赊旗镇（今社旗县）。文中还标明，从祁县到赊旗镇经过19站，总计陆路1355里。
到赊旗镇后，行程全部变为水路，要乘船。从赊旗镇沿唐河顺流而下，经湖北樊城，到达汉口，再南下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北部的益阳，至此水路基本上走完了。到益阳后，就要进山到产茶的安化地区了，从河南赊旗镇到湖南益阳，总计水路乘船共2655里。
《行商遗要》分别对南下采办茶叶、北上销售茶叶都有翔实的记载，并写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包括进入安化山区采办茶叶的准备，辨别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优劣的标准，加工各类茶叶的技术，运输茶叶通过各路关卡的税金比例，运送茶叶使用车、船或骡、骆驼的运费，甚至对伙友们进入安化后在各个茶行所用餐饮的费用是“行”内供给还是自备，均有规定。
到了张家口，茶商们将茶叶或卖出或改变包装、运输工具，继续北运至恰克图。由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约2150千米，其中有400多千米是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有寒暑表以后，一官吏记下冬季严寒时的确切气温为-36℃，并记载人畜冻毙之情说：“本期京信，迟到五日，询知邮差，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
作家梅沽也曾做过这样的描写：
“
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艰险难以用语言形容。
”
到达恰克图，这是初期恰克图贸易的终点。“恰克图”的中文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一分为二，旧城划归俄罗斯，新城归中国。清政府在恰克图另建新市街，名为“买卖城”。但没多久，旅蒙商就跨越国界到俄国经商。
清代茶引凭证
旅蒙商在茶路上打得最响的品牌是“川”字牌砖茶，它是由山西祁县茶商监制的。之所以被称为“川”字牌，是因为四家茶庄的号名叫：大玉川、大吕川、长裕川、长盛川。“川”字茶叶产地就在两湖，他们在湖南安化、临湘，湖北聂家市、羊楼洞都建有砖茶厂。
正是安化等地的茶把沿途上的中外各民族组织起来，从种植、加工、运输，到销售，跨国经营，于是就有了“万里茶路”。旅蒙商的茶叶之路并不止一条，但走恰克图是条主路。这条路也是整条陆上茶叶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程。当时人们把这条赴蒙古高原经商所走的道路，称茶马古道（又称草原丝绸之路）。
到达恰克图以后，茶商与俄商交换的主要是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至于俄国人、蒙古人如何嗜茶，俄国早有历史学家做过表述：“不论贫富、长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继续增长，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也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陆
“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
显然，明清两代，安化黑茶在边茶中的地位变化，是一个逐步由补充到主力、由配角到主角、由边缘到中央的重要过程。
由于黑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安化黑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安化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1885年，中俄边境重镇买卖城街头，满载货物的牛车
在新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不过他们对黑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并没有提升到近年来安化黑茶提倡的“保健茶、文化茶”层面。
成为钦定的“官茶”后，安化黑茶通过官营，逐步流入新疆等地。明清两代，朝廷在西北重镇设立茶马司，以茶叶换军马。进入新疆的茶主要由兰州茶马司供给。当时，黑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此时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五环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安化供应，在陕西泾阳生产，由陕西巡抚监制。
安化黑茶进入新疆的早期，是上等人家才能经常消费得起的珍重物品。特别是上等的天尖、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 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新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湖南省建设厅在安化设立砖茶生产厂，生产的砖茶绕道重庆运往兰州。从此安化成为国内最大的黑茶生产基地。
安化黑茶主要以砖茶的形式行销新疆全域，新疆人民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当代青海简史》，到 1951 年年底，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茯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赠送给新疆人民的礼品，就是安化黑茶中的茯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马王堆汉墓，到盛唐渠江薄片，船运马驮、大漠戈壁，安化黑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斐然。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道，瘦马，茶商，安化黑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马古道”文化。
（感谢安化县政协提供资料帮助。本文内容如有表述不当，概由笔者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