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最好的大红袍是哪几亩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本文：图文自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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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是乌龙茶的采制时节，也是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区茶农的劳动时节。2018年5月，当地却少了以往的热闹和轻松，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笔者经过询问得知；地方政府正严厉打击压茶机、取缔压制茶。压茶机是一种集揉捻为体的茶叶成形机械，代替之前铁观音制作中半机械的包揉环节。压茶机制茶效率高、成本低，2010年进入市场后颇受茶农欢迎。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却认定压茶机制作的茶叶并非正宗的安溪铁观音，因此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整治措施，力图全面停用或销毁机器，没收所有压制茶。在严厉的政策下，许多茶农仍然偷偷使用压茶机制作压制茶。他们把尚未遭到毁坏的压茶机单独放置在一个房间里，锁着门以防政府官员的巡查。压茶机体积大，原来都放置在大厅，后来被禁得厉害，农民就把房间的墙拆了，把机器挪进去，再把墙砌起来，谁也想不到里面会有机器。此外，茶农会在村口放哨，一见有政府官员的车进来，就打电话报信，让农户把机器先停了，把压制茶藏起来。

地方政府认定压制茶并非正宗的铁观音，而作为生产方的茶农却仍偷偷生产压制茶。有关铁观音生产中压茶机去留的分歧，将我们引向了铁观音的“正宗性”（authenticity）问题，而正宗性之争又体现了地方政府产业治理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如何界定铁观音的正宗性，又出于何等考虑坚决维护其正宗性？茶农为何违背政府以正宗性之名而出台的政策?他们各自的理据和逻辑是什么?上述问题是笔者探讨地方产业治理问题的经验起点。本文试图表明，地方政府和茶农关于铁观音之正宗性的冲突，并非基于对消费者口味偏好的认知差异，而是组织生产和销售之逻辑的不同。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另一套农户基于自身实践发展出来的产销逻辑，后者不仅没有完全被前者取代，而且在应对市场波动方面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二、文献评述：正宗性与地方产业治理

本文关注的虽是具体个案的问题，但却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现象息息相关，尤其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业转型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转型着重表现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府均不断推进农业产业的现代化（严海蓉、陈义媛，2015）。随着大规模国家建设的开展，农业生产开始由原来的依靠乡村组织与小农对接，转变为以县为主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的模式（龚为纲、张谦，2016）。在这个过程中，受限于交易成本和体制框架内的政绩评估（程秋萍、熊万胜，2016；冯猛，2014），一方面，不同的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农业部门、基层组织等）更加偏好规模化经营，越来越倾向于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龚为纲、张谦，2016），并以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覆盖”小农户（严海蓉、陈义媛，2015）；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资源配置的职能，制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流程引导农户的选择以打造地方典型产业，打造能够向上级发出良好政绩信号的“亮点工程”（叶敏，2016）。实际上，“规模化”和“典型化”是产业治理一体之两面，规模化发展通常也意味着单一典型产业的经营，反之亦然。

为了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典型化发展，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建设区域品牌和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方式（胡铭，2008；沈鹏熠，2011）。地理标志认证便是构建产品正宗性的过程。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过程中，原产地自然环境、制造技艺和生产组织方式都是正宗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Barham，2003）。就茶叶而言，这意味着从品种、制作工艺、生产方式等方面定义某种茶叶品类的正宗性－而这一定义过程中蕴含着政府、在政府引导下的茶农、茶商与消费市场的深度互动。

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展，物品的生产地与消费地相互分离的情况广泛存在，远离物品生产实践的消费者关于产品正宗性的想象通常指涉“一个无可置疑的、关于起源的法则”（Hall，1990:226）。换言之，正宗性与原本的、原创的（originality）紧密相关，事物的正宗性有赖于其存在的单一性、独有性和不可替代性（Benjamin，1999）。就食物来说，正宗性意味着它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采用了特定的工艺，二者都关联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传统，因而物的价值就在于其与传统的联结（Pratt，2014）。这种非历史性的、本质化的正宗性想象，即认定存在唯一一种正确做法的“正宗”，虽然与真实的生产实践并不相符，但却常常与地方上某些行动者的利益不谋而合。例如，在法国葡萄酒的“风土”想象与建构中，勃艮第通过AOC（Appellationd＇OrigineControllee）认证和世界遗产地位的申请来为风土提供合法性，风土进而也成为本地精英保持其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有力武器（Demossier，2011）。由于地方政府在我国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尤为突出（周飞舟，2019），茶叶正宗性的建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文化想象深度互动的结果。在不同案例中，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时有消长。例如，就云南普洱茶而言，主导其正宗性定义的主要是港台茶商和收藏家；云南地方政府则顺应市场形势，以出台普洱茶生产规范、定普洱茶地理标志等方式将其规范化（张静红，2016）。而在安溪铁观音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在铁观音正宗性的建构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溪县便通过在全国各大省市举办铁观音茶叶推介会和茶王赛，积极塑造市场对安溪茶叶的认知，提升安溪茶的文化形象和经济价值（TanandDing，2010）。也就是说，政府的规模化、典型化策略与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形成了自然的合谋关系，政府引导、利用并强化着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

但是，市场的正宗性想象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产业治理模式并不一定带来现代化与合理化，相反，二者均倾向于改造、限制乃至抹除生产者原有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在有关“物的正宗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消费群体（通常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如西方白人、社会精英）对正宗性的界定常常意味着对生产者实践方式的剥夺式重塑。历史学家斯波纳（Spooner，1986）在考察土库曼地毯在西方市场的流通时指出，西方人对地毯正宗性的需求反映的是其对神秘东方的想象，而不考虑地毯生产的具体社会条件。西方人的需求改变了土库曼人的艺术表达，本地人反而通过西方人来了解地毯的符号意义，这种正宗性的颠倒映射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食物的制作上（Abarca，2004；Pratt，2014），还是在诸如葡萄酒和茶叶的消费上（Trubek，2008；张静红，2016；Zhang，2010），不同消费人群对正宗性的重新演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抹除原有生产者的实践方式。与此同时，政府规模化和典型化的产业治理也挤压了中小农户的生存空间。黄宗智等人（2014）指出，地方产业政策偏好于规模化的大型农场，但是“规模经济”并不符合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安排。产业治理的结果是地方干部和种植大户获得了国家项目提供的奖补，加剧了种植大户和小农户的分化。此外，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抬高了流转土地的地租，大大挤压了中坚农民的生存空间（谭林丽、孙新华，2014）。在制定政策时，地方政府设想龙头企业、合作社及专业大户可以带动中小农户生产，但是在市场竞争之下，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均难实现带动农户的承诺，即便是合作社也倾向于远离较为贫弱的农户（熊万胜、石梅静，2011）。在茶叶生产过程中，由于产品质量标准的确定更为精细和微妙，“企业＋农户”以及合作社的方式尤其面临生产经营的“组织困境”（付伟，2020）。

然而，本文想指出的是，面对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文化想象合力形成的正宗性要求，作为具体生产者的茶农并不是全然被动的。在安溪茶乡，地方政府是基于特定品种（铁观音）、特定工艺（球形乌龙茶工艺）和特定口味（传统观音韵）来定义正宗性的，这些被认为是铁观音乃至安溪茶“传统上”一直如此的特质，因而应当被传承和推广。但与政府正宗性的策略相对，茶农自有其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时变”的产销逻辑。政府的正宗性策略原本是因应市场需求提出的、与消费市场的想象合谋的产物，尽管一度相当成功，却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而茶农的生产实践反而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三、研究背景与资料说明

本研究的调研在福建省安溪县茶叶产区展开，主要聚焦县域内的传统茶区。安溪地处福建省闽南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素以茶叶生产闻名。在茶叶生产和销售的高峰时期，全县涉茶人口比重达80％，农民的收入中超过60％来自茶叶。全县24个乡镇中9个乡镇有较大规模的茶叶生产，分别为龙涓、祥华、感德、西坪、虎邱、大坪、芦田、蓝田、长坑。其中龙涓、祥华和感德被称为新兴茶区，其余则为传统茶区。新兴茶区是2000年前后才兴起的，产区普遍种植单一的铁观音品种。传统产区则有本乡镇具有代表性的原生品种，比如芦田的梅占、大坪的毛蟹、西坪的铁观音、虎邱的黄金桂等。由于传统茶区有更长的茶叶生产历史，更为完整地经历了安溪茶叶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到21世纪第个十年的高潮、再从高峰到2010年以来陷入低谷的市场变化。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传统茶区，以便梳理茶农与政府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充分考察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与农民在地实践之间的张力。

笔者最初关注到安溪茶叶的产销问题，源自当地自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涉及采青、晒青、做青、杀青、揉捻、包揉、干燥、拣梗、筛分、拼配、焙火等流程（李宗垣、凌文斌，2006）。传统上，这些制作环节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但近一二十年来，安溪茶的制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压茶机是最新引入的一种。在制作上，压茶机效率高，并且可以让茶叶更为圆结翠绿，颇受茶农欢迎。但2016年秋茶季前后，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压茶机作为着重整治的对象。

近年来，我县部分茶农急功近利，用压茶机代替包揉设备进行茶叶塑形，严重颠覆了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工艺，与工匠精神和消费者需求背道而驰，制成的茶叶一泡即散、品质极差，严重损害了我县茶叶品牌形象和声誉。全面取缔压茶机，坚决抵制“压制茶”，事关百万茶乡人的民生大计，事关安溪茶产业长远发展大局。

这里对“传统制作工艺”的界定来自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该标准中，安溪铁观音特指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安溪县辖区范围）自然生态条件下，选用铁观音茶树品种进行扦插繁育、栽培和采摘，按照独特传统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铁观音品质特征的乌龙。该标准虽然强调铁观音要用“传统加工工艺”进行制作，但对“传统加工工艺”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强调压茶机制茶背离传统工艺标准，导致安溪茶缺乏“韵味”，不能突出铁观音的品种特性。但不少茶农认为，只要懂得控制压力，压茶机做出来的茶叶反而更加翠绿，茶汤更加清澈，比传统包揉更能反映铁观音茶的鲜灵性。因此，茶农对于地方政府强调的“回归传统”并不买账。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所诉诸的“传统”意义上的“正宗性”与茶农在为压茶机辩护时所说的“变”，指向了颇为不同的产销逻辑。压茶机之争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制茶技术问题，而是这两套产销逻辑之间一次较为激烈的冲突。通过更为深入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与茶农在茶叶种植、制作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下文将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

本文涉及的材料包括地方县志、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其中，田野调查资料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笔者于2018年春天进入安溪传统产茶区的一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茶季的参与观察，实地考察了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彼时，地方政府正严禁压茶机和压制茶，笔者得以观察茶农如何应对政府的严打措施。第二，2019年暑期，笔者再次回到该村，对一部分茶农和本地茶商进行实地访谈。第三，2019-2020学年寒假，笔者将访谈的范围扩大到安溪全部9个产茶乡镇，并着重面向传统茶区的茶农收集了相关资料。笔者共对27位茶农茶商进行了32次访谈，这些访谈资料及此前的实地参与观察共同组成了本文写作的基本材料。

四、制造“正宗性”：政策的逻辑及其限度

在茶叶统销统购时期，安溪乌龙茶是国家外销创汇的重要产品，外销比例占80％以上（安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246）。此时，国内的消费者对乌龙茶知之甚少，除了福建、广东地区外几乎不饮乌龙茶，而福建、广东一带的人们能喝到的也多是粗茶劣茶（TanandDing，2010）。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主导目标之一，各地政府都在寻找提升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对安溪当地政府来说，茶叶便成为提振经济的主要抓手。1984年，国家放开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之后，当地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培育国人对乌龙茶尤其是安溪乌龙茶的认知和品饮习惯，以此打开安溪茶的内销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方政府致力于把多样的、混乱的、分散的、低效的家户生产，改造成标准化、成规模、品牌化的茶产业。这一策略一度非常成功，造就了铁观音在21世纪初的辉煌。不过这一辉煌未能持续，2010年铁观音市场开始由盛转衰。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低迷的市场，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是延续及强化先前的正宗性策略。地方政府将铁观音市场的低迷归因为茶农对传统铁观音制作工艺的背离，包括压茶机的广泛使用。为了重振铁观音市场，地方政府强调回归“传统”，极力取缔压制茶，重提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并不断提升茶园的规模化水平。具体来讲，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推广核心品种、制定标准制作工艺、缩短茶叶产销链条、扶持地方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一例外都指向了茶叶的正宗性问题。

01

单一化：推广铁观音核心品种

安溪茶树品种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县域内共有64个茶树品种，原生茶树品种亦超过30个（吴垠，2018:85）。1984年11月，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对全国茶树良种进行评审，审定了30个国家级良种，其中安溪有6个品种上榜。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安溪各大产茶乡镇除了生产铁观音之外，亦生产本地的原生品种，比如虎邱的黄金桂、西坪的奇兰等。如此多样和分散的茶树品种，显然不利于地方品牌的创立和推广。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地方政府便开始着力于铁观音基地的建设，推广单一核心品种。

茶（的制作）总是在变的，你看我爷爷和我爸他们做茶，我记得我小时候吧，家里摆个宽宽长长的大木板凳，用脚包揉茶叶的。到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或者更大一些，才有我们后来的平板机和揉茶机。那现在包揉就是压茶机。你说传统传统，回到大木板凳算是传统？压茶机就是个做形的工具。（访谈资料180501LKS）

铁观音基地建设主要包括两个举措，一是新开的茶园全部种植铁观音，二是将茶园的其他茶树品种替换成铁观音。根据2015年版的《安溪县志》，铁观音基地建设政策一经推行，1996年8月就完成了该年度81.7％的种植和改植换种目标，其中改植换种的茶园面积占铁观音基地的12％。在传统茶区，除了新开辟的茶园绝大多数种植铁观音之外，政府也积极倡导茶农将其他品种替换成铁观音。

在这个过程中，铁观音被认定是安溪茶中最为正宗的一个品种。在茶叶专家看来，铁观音是个“认祖”的品种，出了安溪就做不出“观音韵”（访谈资料200304ZM）。其他品种如黄旦、梅占、佛手等虽然也是安溪原生种，但是这些品种在安之外仍然可以制作出具有品种特色的茶叶，甚至有些品种在其他产地比安溪本地表现更好。由此，铁观音相比于其他品种获得了更高的正宗性，在很大程度上，铁观音就等同于安溪茶。在铁观音脱颖而出后，其他安溪茶均为“色种”。由于地方政府对外大力宣传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市场知名度和价格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品种的茶叶收购价格与之相差三四十倍。2007年安溪茶厂的茶收购均价显示，特级的铁观音毛茶可卖150～600元／公斤，而特级色种茶只能卖13～15元／公斤。在铁观音市场的鼎盛时期，其他品种只作为三级或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出售。

02

标准化：制定标准制作工艺

除了重新界定品种的正宗性、积极推广单一的核心品种之外，地方政府还积极推进茶叶制作和审评的标准化，将符合铁观音制作工艺标准的茶叶认定为正宗的安溪铁观音，把不符合制作工艺标准或采取其他工艺制作的茶叶排除在“正宗”的范畴之外。

20世纪80年代，安溪县农业标准委员会开始起草《乌龙茶标准综合体》，该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加工工艺上，安溪茶的制作标准是乌龙茶工艺，其他工艺如红茶工艺、绿茶工艺则不予考虑。1991年至1993年，《乌龙茶标准综合体》开始在全县示范点宣传和推广，2001年开始在全县生产、加工等各个环节贯彻实施。除了制定制作标准外，地方政府在2000年以后亦不断推进收购标准的制定，即规定茶叶的质量规格和等级设置，为茶叶收购和审评提供规范。2004年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委员会联合发布《原产地域产品·安溪铁观音》（GB19598-2004）。”在这份标准中，安溪乌龙茶工艺进一步被定为铁观音工艺，为球形与半球形的乌龙茶，与福建武夷岩茶和广东风凰单丛乌龙茶工艺区别开来。该标准不仅成为市场评判铁观音品质和等级的标准，也进一步规范了铁观音的生产和制作。在近几年地方政府“回归传统制作”、取缔压制茶的政策中，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传统加工工艺”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点。在地方政府及茶叶专家看来，安溪铁观音作为独一无二的品种，其最适合的制作工艺就是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工艺可以更为精准和科学地展现安溪的风土地域特色和茶叶特性（访谈资料190626ZM）。换言之，只有采用了标准化的制作工艺，安溪茶的特性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

03

规模化：变革产销模式

在推广核心品种及制定工艺标准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进一步推动安溪茶产业在横向上的规模化及纵向上销售链条的缩短，以实现茶叶的品牌化运营。

地方政府首先推行的是“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政府规定，茶企在安溪县域内建有茶叶基地200亩以上并且管控良好，才能申请安溪铁观音证明商标准用证书。拿到准用证书后，茶企生产的茶品才能得到原产地认证。该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意味着茶企若想长期经营，需要长期与茶农合作，管控一定面积的茶园。在这种模式下，茶企直接向基地及相关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生产符合标准的茶叶，再由公司统一经营出售。截至2017年，安溪有108家用标企业，管控茶园18万亩，政府计划在3年内实现管控基地面积及茶叶销售量占全县的60％以上（吴垠，2018:128）。同时，地方政府鼓励并引导茶企走集团化路线，从小规模的传统茶企走向联合兼并的大龙头企业。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只能覆盖一部分茶园，对于分散的个体茶园，政府的发展策略为成立茶叶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顾名思义就是茶农联合生产和经营，在生产上实现茶园的统一管理、茶叶的标准化制作，在经营上则打造合作社品牌。合作社意味着将个体的小作坊生产打造成具规模的、有经济效益的产业。在茶叶合格审定中，“个体农户被排除在外，只有企业和合作社具有认证资质。理想的情况下，茶叶合作社相当于一个茶叶品牌，其面向的群体是终端消费者，目的是在标准化和统一管理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中间环节，提振铁观音市场。

变革生产模式、缩短产销链条可以更好地保证正宗铁观音的制作。因为只有在“公司＋基地＋农户”以及茶叶生产合作社的模式下，才能对茶园进行统一管理，实现茶叶的统一采摘和制作，最大程度地保证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同时，公司和合作社的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省去了小商小贩的中间流通环节，可以保证消费者所购买到的都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

04

政府产业政策的限度

地方政府的产业治理政策实质上是以“正宗性”为名，在种植、制作到销售的各个环节上规范和重塑铁观音的产销活动。首先，在核心品种的推广过程中，铁观音获得了高于其他品种的地位，作为一个“认祖”的品种，它几乎是安溪茶的代名词，其他品种所制作的乌龙茶只能作为三四级铁观音的拼配原料。其次，铁观音工艺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只有标准化的工艺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安溪茶的地域和品种特性，采用其他工艺不仅使安溪茶丧失正宗性，甚至难以获得合法性（例如压制茶需要被没收和销毁）。最后，品种的单一化和工艺的标准化导向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地方政府不断基于《地理标志产品·安溪铁观音》制定更多的标准认证（如IOS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等），并规定具有认证资质的只能是企业与合作社，这大大挤压了个体茶户的生存空间。

但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完全达到其原定的目标。首先，就品种而言，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茶园改植换种运动，许多低产量、低产值的茶园被改造，但其他品种的茶树并未被完全替换。即便是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数十倍的情况下，不少茶农家里仍留有色种的茶田。其次，在推广标准化的制作技艺方面，技能大师的评定和茶王赛“都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抓手。伴随着2016年以来的压茶机之争，地方政府再次通过技能评定和茶王赛引导茶农回归“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吴垠，2018:128）。技能考评除了考察参赛者对茶叶的审评能力之外，还需要考核参赛者的茶叶知识及对标准化制作技艺的理解，而后者涉及的科学话语实际上脱离了茶农的具体实践。同样，茶农也很少参加茶王赛，因为参赛茶需要有非常广泛的样品，只有中间商才能在众多茶叶中拼配出质量更高的茶。因此，这类比赛并没有真正达到激励和引导茶农对铁观音进行标准化制作的目的。与此同时，茶农并不认为存在唯一正确的制作工艺，他们总是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调整甚至改变自己的制作方式。最后，随着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为了更加高效和全面地利用既有资源，地方政府目前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推进茶叶合作社的建立，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和贷款。但是，面对铁观音市场相对低迷的现实，许多新建立的合作社仅靠贷款和财政补贴不足以维持稳定运作。合作社不仅无法消化掉所有社员生产的产品，更不能提供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访谈资料200314ZYC）。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合作社名存实亡，即茶农只是在名义上加入合作社，但是生产销售都与合作社没有关联（访谈资料200307WLS）。

那么，在色种价格与铁观音相差十几倍甚至数百倍的情况下，茶农为何仍然坚持种植市场价值更低的色种茶？茶农如何看待制作工艺的“正宗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规划的产销路线并不能顺利实现茶叶的市场价值时，农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这种方式是否更能抵御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接下来，本文通过分析农户自身的生产逻辑来进一步检视地方政府无法完全实现产业治理目标的缘由。

五、“色种”及其他：茶农的“时变”逻辑

地方政府力求通过塑造“正宗性”来打造地方产业，最终实现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茶产业。但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具体生产者的生产逻辑。在品种的选择上，传统茶区的茶农因地制宜地进行多元化的种植，而非改植换种成单一的铁观音树种。其次，茶农大多因时因地制宜进行制作，除了铁观音乌龙茶之外，他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制作小品种的乌龙茶和其他不同的茶类。此外，茶农还利用本地关系，根据不同“口味”，因人制宜调整生产。在这些灵活操作的背后，是茶农对于何为好的安溪茶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拘泥于一个标准化的、单一化的公式，而是契合于他们的生产现实与生产经验。

01

品种选择：因地制宜

1984年茶叶市场开始自由经营时，分给个体茶户的茶田中色种占绝大多数，铁观音则很少。直到2000年前后，一些色种的价格与铁观音相差无几（访谈资料200313ZYP），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改植铁观音对茶农来说不见得是个经济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生产安排的因素。首先，色种茶的不同特性契合了茶农的农时生产安排。由于不同品种的茶叶成熟期不一样，比如黄金桂和毛蟹发芽比铁观音至少早半个月，茶农保有一定的色种茶园可以错峰采摘。此外，色种茶的制作工序比铁观音简单，茶农可以相对自由地调节摇青的遍数和炒青的时间点，制作出来的茶叶质量相差不大。而铁观音制作工序繁琐，制作失时或下手轻重不适宜，则可能变成缺陷茶。在制作效率上，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一天最多制作铁观音成茶几十斤，色种则可以制作成茶上百斤（访谈资料200303WZJ）。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地土”。虽然地方政府极力推广铁观音这一核心品种，但最开始这一品种只在发源地西坪有大面积的种植。其他传统茶区则大量种植当地的原生品种，在这些色种的源地，铁观音市场并不发达。譬如作为本山发源地之一的湖岭，茶园种植本山的面积超过80％，形成了一个本山茶市场，生产铁观音则可能无人问津（访谈资料200301ZK）。这是因为相比于铁观音，这些地区的原生品种质量更高。虽然安溪县域内均适宜种植铁观音，但在茶农看来，县域内不同乡镇的地土差异很大，比如大坪的铁观音很少有做得好的，而本地的原生种毛蟹则质量很高（访谈资料200313ZXY）。倘若改植铁观音，在市场火热的时候，价格固然能随着市场水涨船高；但是在市场低迷时，这些地区完全没有优势。芦田三洋（梅占发源地）的一位茶农说：“我们这边种植铁观音，可能因为地土的原因，做起来的质量不行。我当年把年产三百斤梅占干茶的茶园都换成铁观音，现在都荒掉了。”（访谈资料200313YJL）也就是说，虽然地方政府在推广铁观音这一单一品种，但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为，在特定的乡镇，其他品种更为适宜，原生品种的正宗性远高于铁观音。色种的保留客观上也为茶叶制作的因时调整提供了基础。

02

制作工艺：因时制宜

作为受制于气候和土地的农产品，茶叶在制作上的特点被茶农归结为“看天做茶、看茶做茶”。所谓“看天做茶”指的是茶青质量受到不同季节（春茶、秋茶、暑茶）、不同天气情况（晴天、阴天、雨天，乃至南风天还是北风天）的影响，需要根据当时的茶青来决定各个制作环节的强度和力度；“看茶做茶”指的是即便是同一天的茶青，其采摘自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地块（茶园是处于阴面还是阳面、土地是黑土还是黄壤等）也会大不相同。制茶的人需要时刻根据茶青来调整制作工艺。基于上述两个因素，同一批茶青经手于不同的制茶师傅其成茶品质也会有所不同。制茶工艺是一个涉及“天、地、人”的体系，因此，现在有很多茶农对政府推行的“回归传统铁观音”的发展方向不以为然。这并不是因为茶农固守现有的轻发酵铁观音工艺，而是他们根据生产经验发现茶树的品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茶叶变得很薄，没有办法承受原来的制作方式。

除了根据茶青状况调整制作手法，茶农也会根据劳动力情况和市场需求来调整制作工序。近十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铁观音市场的相对低迷，许多茶农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出门另谋生计。许多家庭将自己的茶园托付或者转让给亲戚邻里照管，这意味着茶农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大量的茶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茶叶生产制作成了一大问题，压茶机应运而生。”压茶机的高效率正好契合了缺乏劳动力的茶农的需求。再加上压制茶茶形匀整鲜绿，受到市场认可，更给了茶农根据机器安排生产制作的动力。除了使用机器外，茶农还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改变制作工艺：面向广东及其他南方市场，茶农制作浓香型铁观音，即将铁观音毛茶进一步焙火；面向北方市场，尤其是山东、北京一带，消费者有喝高香绿茶和香片的习惯，茶农适当延长铁观音的发酵时间，制成颜色更绿、香气更加高扬的消青茶和拖酸铁观音；面向本地市场及其他市场，则制作发酵时间短的正味铁观音。

除了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生产之外，茶农也会根据色种的特性和市场的偏好制作其他茶类。这是因为许多色种茶相比于铁观音有更好的“适制性”8。这些品种在铁观音被市场追捧的时候，以铁观音工艺制成，作为铁观音的拼配原料被售出；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消费者开始寻找差异性的茶饮时，便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比如武夷肉桂流行，茶农可以利用与武夷山品种类似的小叶肉桂制作闽南肉桂；闽北红茶颇受市场追捧，茶农可以利用适制性较广的梅占鲜叶制作梅占金骏眉、梅占小种红茶。在地方政府的标准中，用压茶机制作的铁观音不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用其他工艺制作的安溪茶更谈不上正宗。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不承认安溪茶农制作的其他茶类。那么，茶农如何看待茶叶产地的正宗性？

如果我们把茶农用安溪的树种、利用其他工艺制成的茶称为“仿制茶”，茶农并不认为自己生产的茶叶有“不正宗”的问题。许多茶农和茶商认为，人一旦“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而茶农本来就应该生产适销对路的茶品，“人的口味变化了，制作自然要随之而变”（访谈资料200314ZYC）。比如用梅占制作红茶质量比乌龙茶更好，因此适当制作红茶是合理的。此外，“仿制茶”的正宗性源于安溪茶农制茶技艺的高超。虽然茶农认为外地、外省的“仿制铁观音”搞坏了整个铁观音市场，但安溪的“仿制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外地仿制铁观音的人在制作工艺上比安溪差很多，而“仿制”其他茶类的安溪人，工艺要好于其他茶区（访谈资料200303WZJ）。在乌龙茶制作比赛中，武夷茶区、广东茶区的技师都比不过安溪的技师（访谈资料200304ZM）。在茶农看来，即便是制作肉桂茶，安溪人也比武夷山更具“工夫”。这是因为闽北的茶直接在做青机上发酵好再去炒，而安溪肉桂茶的制作不似闽北那么粗放，会在做青上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访谈资料200313ZYC）。也就是说，茶农并不是根据标准化的制作工艺来认定茶叶的正宗性，而是强调根据茶叶的适制性和市场需求调整制作的能力。

03

茶叶销售：因人制宜

农户生产的产品能否顺利实现其商品价值是整个产销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对于传统农村的市场结构，施坚雅（1998）提出了具有等级体系的“基层市场一中间市场一中心市场”的市场交易模型，认为农产品通过地方集镇层层逐次向上流动到中心市场。不过，20世纪80年代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已突破了“施坚雅模型”，活跃的中间组织参与到农产品市场与全国性市场的交易中来，使得小农户也能对接大市场（艾云、周雪光，2013）。但是，小农户对接大市场需要克服农产品本身的一系列交易风险。茶叶作为农产品，不仅具有一般农产品交易时间短、价格不稳定、农户结构分散的特征，还面临着自身产品特性的限制。茶叶作为一种农产品的特殊之处在于，产品的质量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不仅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同一个茶农每天制作的茶叶也不一样，甚至同一天不同批次的茶叶质量都不尽相同，因此茶价也是因人、随时而异。但另一方面，面对市场终端的消费者时，茶商总是力图提供口味和价格都相对稳定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政府所规划的想产销路径，即“公司＋农户”与茶叶合作社的模式，一方面是为了服务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能够降低茶叶市场交易的风险。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种规模化生产的模式反而可能带来产品滞销的风险。那么，“茶农一中间商－终端市场”这种较长链条的交易模式，何以能够比“统一生产、品牌直销”的方式更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拆解“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一链条的三个部分。终端市场一般指的是直接接触消费者的个体茶叶店，也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第二、三层级的中间商。”这些茶叶店遍布全国各个区域，面向全国各地不同的消费群体。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消费者口味偏好相对一致，但不同区域则差别很大。以铁观音消费为例，东北、华北地区更加偏好消青铁观音，这种茶叶颜色绿、香气高，符合这个地区长期品饮绿茶的习惯；而广东和福建的消费者则青睐正味铁观音和浓香型铁观音。具体到个体茶店，每家根据消费者群体的不同又有诸多细微的差异。茶叶市场的顺利运转关键在于“口味”，只有“口味合宜”才能使茶叶适销对路。因此，作为茶叶提供方的中间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间商一般指茶叶批发商，其中一些也面向个体消费者。中间商群体以安溪本地人居多（也有少部分其他茶区的商人），但他们的集散地不局限于本地，许多分散在各个省区的大批发市场。中间商通常在产茶季直接到村里收购茶叶。由于茶农生产的茶叶各不相同，中间商要对收购的茶叶进行一定程度的拼配，形成具有一定数量的不同等级和口味特点的茶叶。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模式下，茶叶在中间商这个环节可以达至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间商通常为本地人但生意又分散在县城或全国各地，他们一方面与整个茶区、农户有着密切的社会关联，另一方面又联结更广阔的市场，是联结茶农和大市场的关键节点。这些中间商长期深入地方社会或者本身就是村庄社区的成员，他们不仅熟知当地的社会关系、茶农的交易网络和交往方式，而且对县域内各个乡镇乃至各个村庄的茶叶生产特点了如指掌。中间商作为卖家时需要为终端茶叶店提供相对稳定的产品，因此，作为买家时他们大多会找固定的茶农去收购茶，以保证口味和价位的合宜。

像我们自己对茶叶的加工工序、品质、地理位置都非常了解，需要什么茶，我们就会去哪个区域拿，一个村的哪几个师傅会做，就跟他们常配合。（访谈资料200303WZJ）

那边（安溪某乡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做茶，我就看几个会做的，适合我的胃口，适合我的客户，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比较固定。质量比较稳定，价钱也比较合适。（访谈资料200311LQS）

茶商口中“会做的师傅”并不是指一个区域内做茶技术最好的茶农，而是指能够提供他们所需口味的茶农。同时，在定价上，茶农和茶商也有基本的默契和共识。在市场火热的时候，茶农会适当提高价格，但不会看谁出价高就全部卖给谁。“市场好的时候......茶农做茶都要很多人一起分......茶叶有一个基本价位，出入没多少，需要的客户就分掉，没有拍卖的，这样卖（拍卖）茶农也会没有客户。”（访谈资料200303WZJ）同样，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茶商也不会过分压低茶价。如此，茶商和茶农在口感和价格方面都实现了目标。

最后，虽然茶农看起来仍然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生产者，但是在“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这个体系下，他被卷入更大的市场中。他的生产深受外部市场供需和口味偏好的影响。由于中间商模式并不脱离农村社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因此生产者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市场交易当中（艾云、周雪光，2013）。前面提到茶叶制作是“天、地、人”的体系，其中可以调节的就是由人操作的制作环节。因此，茶农保持口味的方式就是“照工夫来做”（访谈资料200310ZK）。而所谓的“照工夫”并不是“按照程序”，也不仅仅是不偷工减料这么简单，还在于茶农要掌握固定客户的口味，根据每天每批茶青的状况，尽量调整自己的制作，使茶叶成品符合客户的需求。在此模式下，茶农不仅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而且由于茶农掌握着生产的核心技术和环节，他们也能够通过对技术的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改进产品的口味，通过中间商影响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就铁观音来说，在安溪本地，虽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消青茶，有些乡镇做更多的正味茶，但具体到每个茶农，他们一般会生产多种茶叶口味。“茶商和茶农都是挂钩的，是很灵活的。茶农一般什么口味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11LQS）“仿制茶”的制作也是如此，“红茶、大红袍都会做”（访谈资料200302LFS）。

农户、中间商和终端市场并非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的关联机制（艾云，2016）。“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的市场链条能够激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网络，使“口味”与“行情”顺着这个链条来回传导。茶农作为交易链条的下游，一般而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虽然有学者认为农户在“中间商＋农户”的情境下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而“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更能保障农民利益（武广汉，2012）。但就茶叶生产销售而言，以上诸多模式都无法为茶农带来长期、稳定的收购量，更无法提供高于中间商的市场价格。而在长期磨合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市场”关系中，他们可以适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更为长久且稳定的收益。地方政府设想的销售路线则难以达到这种灵活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铁观音市场低迷即市场口味发生变化的时候，规模化和品牌化的运作模式难以取得成功。

六、结论与讨论

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推进，地方政府倾向于打造产业典型，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地方政府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塑造“正宗的铁观音”，并试图以之规范和约束茶农的生产、制作和销售，以达到产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取缔压茶机，提倡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生产和打造典型的产业发展策略适应了地方政府的治理需要，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和市场境遇下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安溪当地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曾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2000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1.5万公顷，茶叶产量1.43万吨。到2007年，安溪全县茶园面积3.33万公顷，茶叶产量5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1.22倍和2.5倍。201984年茶叶市场刚刚开放流通的时候，安溪县还是全省最大的贫困县，2003年之后，随着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安溪进入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行列。但品种单一化、技艺标准化、经营规模化也使得地方产业在面对巨大的市场波动时，丧失了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2012年后，安溪铁观音市场不复当年的景气，地方市场也陷入了低迷。那些使铁观音获得成功的做法，成为其应对市场变迁的绊脚石。首先，品种的单一化影响了生态的多样性，导致更多的病虫害，因而茶农也增加了对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2012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公布了《2012年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几大品牌的铁观音样本被检出多种超标农药残留。2014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检出包括铁观音在内的多种茶叶稀土超标。2由于消费者对茶叶的养生属性较为重视，这些调查和检测报告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极大损害了铁观音在饮茶者中的声誉（访谈资料190630YJS、200302LFS）。如今，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铁观音就等于农残和伤胃（访谈资料190525LJC）。在铁观音的质量饱受诟病的同时，其他茶叶品类强势崛起。在茶农看来，人们饮茶与吃东西一样，“某一种东西吃久了就觉得无聊，想找找其他口味”（访谈资料200314ZYC）。而将安溪茶等同于（由特定品种、工艺和口味定义的）铁观音的正宗化策略恰恰拙于应对消费者口味的多变。工艺标准和原产地认证对产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同时意味着其他茶类（“色种”乌龙茶、红茶等）被剥夺了发展空间。在清香型铁观音广受诟病的时候，地方政府所能做的便是提倡更为“传统”的铁观音制作工艺。显然，这更多的是基于路径依赖、不得不延续正宗化策略的无奈之举，而非客观考量全新市场局势后的创造性举措。最后，地方政府将铁观音的衰败归因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急功近利，试图用现代化的组织方式（企业、合作社）来规范茶叶生产。但在铁观音市场低迷时，即使知名的茶叶品牌也极少回旋的余地，遑论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建立的茶农合作社，其应对危机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是基于“正宗性”的僵化的产业政策在应对市场波动时的弊端。

相比于地方正宗性策略的僵化，茶农的产销则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灵活性。已有学者指出，茶叶种植和采摘过程的技术细节以及根植于乡土社会特质的交往形态，决定了散户经营要优于“企业＋农户”及合作社等规模化的生产策略和组织形式（付伟，2020）。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茶叶的家户经营不仅有利于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困境”，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时也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首先，在品种的选择上，与地方政府遵循正宗化策略、极力推广单一核心品种不同，茶农根据自己的生产经验认定一些“色种”在特定产区的价值远高于铁观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品种的多样化。铁观音市场的低迷致使大量的铁观音茶园开始抛荒，茶农的多样化种植反而在新的市场需求下获得成功。其次，在生产工艺和销售方式上，茶农灵活地运用不同工艺和手法完成生产，并基于“口味”与中间商建立起稳固且灵活的关系来实现茶叶的商品价值。地方政府的产业策略未能成功应对新的市场环境，而地社会长期形成的“茶农一中间商一终端消费者”的销售链条，配合以多样化品种和因时制宜的生产工艺，得以保证农民的产品适销对路，降低了茶叶滞销的风险。

王铭铭曾乐观地认为，安溪地方上回归“传统铁观音”的潮流，不仅是铁观音“传统的再创造”（霍布斯鲍姆、兰格，2004），而且可以守护铁观音带来的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地方上多元的人文传统与自然景观（王铭铭，2016:6）。但从本文对两种生产实践的梳理来看，地方政府的回归“传统”，实际上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全新改造：当地政府迎合、引导和利用消费市场的正宗性想象，创造出一种单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传统”。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在农业规划上，官僚关注的是更大的发展，而不是农民真实的、灵活的地方化实践（斯科特，2012:335）。因而，农民生产的实际逻辑与管理者的现代化农业逻辑－前者“对多变环境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与后者“改变环境使之尽可能适应集权和标准化的公式”（斯科特，2012:386）－-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通常情况下，由于管理者们掌握着专家性和现代化的知识，因此总是试图禁止或者改造那些相对“落后”的实践活动，以更好地促进地方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艾约博，2016；Stone，2007）。就此而言，安溪当地政府取缔压茶机、复兴传统铁观音的政策看似是一种反现代化的表现，但其所采用的逻辑仍具有现代化的内核，在这一逻辑看来，农民那些灵活、时变的生产方式被视为“落后的”和“目光短浅的”。

不过，政府自上而下定义出的齐一、本质性和非历史的“传统”与“正宗”并没有完全覆盖和抹除农民自发生长的、贯彻着“时变”逻辑的具体生产实践。如我们所见，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消费市场一时的正宗性想象远非多样、多层次、多变的市场的实际。自上而下的政府产业政策和定今于“古”的市场正宗性想象的联姻虽然能在一定的市场情境下取得成功，但长久来看，农民自然生长的“时变”逻辑终究更能适应复杂多变、多层次的真实市场。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规模化和现代化治理的驱动下，农户的生产特性和发展潜能面临着被压制与被剥夺的风险（贺雪峰，2015；吴重庆、张慧鹏，2019）。但在安溪茶叶生产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从最新的发展来看，当地政府对压茶机的禁令已不复一两年前的强硬，并且不再没收茶农所生产的机制茶。与此同时，茶农也在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生产，地方上各种新兴的产实践层出不穷。茶农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策略，虽然并不自称传统，但其实是真正依循习俗和传统的生产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或许就隐藏着地方产业重新崛起的动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是基于茶叶生产的研究；茶农灵活性的产销策略之所以能够抵御单一化和规模化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取得成功，或许与茶叶生产的特殊性有关。陈义媛（2013）和黄宗智等人（2014）对水稻生产的研究发现，虽然规模化并不符合稻农的生产现实且并不经济高效，但是这种不经济的行为却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业大户的三方合力下成功推广，损害了更广大生产者的利益。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茶农相比于稻农拥有更加专业的技能，或者茶叶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不过，具体的原因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此外，茶农和稻农面对产业现代化逻辑的不同遭际也提醒我们在研究产业治理时应该考虑到不同产业的特殊性。

文章来源：社会2020·5CJS第40卷，《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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