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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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
“福鼎白茶，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
如今，每每谈起福鼎白茶，大家总有这样的印象——产自福鼎，珍贵，且保健效果良好，福鼎白茶之美、之价值，似乎已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不仅如此，近年来回回夺得全场焦点的茶博会，热销的老白茶，门庭若市的白茶店铺，这无一不说明了——福鼎白茶，如今很“吃香”。
然而追溯多年前，却是另一幅模样。
虽早些年前，福鼎白茶就运售海外并以其毫香蜜韵的品质赢得欧洲皇室的青睐，在海外市场占有一定份额。但在国内，福鼎白茶却极少人问津，不仅白茶商人面临着卖不出的局面，就连当地民众也知之甚少。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也一度阻碍了福鼎白茶的发展。
《专访 | 蔡梅生：茶产业发展空间很大，大有可为》
Q&A
Q:《茶源地理》主编吴垠
A：福鼎市人大常委主任蔡梅生
跟蔡主任接上头的时候，他刚开完会。刚刚坐下不一会儿就给我们泡茶。
本次的专访，我们聊的是福鼎白茶，这个曾经的小众品类，如何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外销为主，转身成为内销为主、茶友尽知的大众茶?是怎样的产业逻辑，让福建省福鼎市政府高屋建瓴，在早些年选择了原本并非优势品类的白茶作为发展方向?
福鼎白茶崛起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思维和战术打法，让我们一起走进福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蔡梅生的人生经历，围绕福鼎白茶产业发展的话题，在盏盏热茶、悠悠香茗中细数福鼎白茶。
对 话
Q可以简单谈谈蔡主任您与农业及茶的缘分吗?
A:从小农村长大，大学福建农学院毕业，专业为土壤农业化学，对农业有一种天然、深厚的感情。
毕业后被分配福鼎农业局工作，任职科技副镇长分管农业，所以对农业方面的东西还是比较熟悉的。
之后当选副市长依旧分管农业部门，所以整个人生历程农业和我一直有联系的，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对土地有深深的感情。
蔡主任随后表示中国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占比是非常高的，自己能为广大农村农民服务，为农业的发展建设做一些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对从事农业这个选择，无怨无悔，且非常高兴。
Q目前福鼎白茶不仅是大家口口相传好茶，也是行业内学习的标杆，当初自己设立农业目标和自己目前所做的感觉完成几成?
A: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是永无止境的，在工作岗位上竭尽所能为农业、农村、农民多做一些事，所以是没有办法有比例来形容的。
蔡主任说不能用占比来形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于有梦想，始终想要干成一件事的人来说，就是要竭尽所能把事完成，而且总是想要做得更多一些。
在蔡主任的描述当中，我们得知他从大学毕业后与农业领域打交道已有20余年。
Q在这20多年工作中，有几次跟白茶产业有直接交织呢?
A:主要是从18年开始，近几年的工作大都是在做白茶相关的事宜。原来是04年-06年，我是分管农业方面，当时茶叶是算农业的其中之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时福鼎有茶叶、紫菜、槟榔芋、四季柚、蘑菇以及蔬菜，都是做得不错的产业。
Q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农业产业的选择，你们是怎么做出白茶这个战略选择，把重点放到茶上面的?
A: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茶叶的种植抗力性高，受台风影响相对其他农产品影响较小;另一方面福鼎茶叶历史悠久，有自己品种优势，有福鼎大白茶、福鼎大毫茶这两个国家级的茶树良种。
蔡主任描述福鼎农村的人口还是占大多数，发展种植农业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这一路上也失败过，受到了一些阻碍，当时也发展了一些项目比如：大棚蔬菜，葡萄等，但是由于福鼎地处沿海，受到台风影响，台风一吹就把农民全部付出给带走了。所以在这些项目上，不论是农民还是企业投资都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其次，早在1959年全国茶叶生产会议就在福鼎召开，福鼎原先的一些种植模式——免耕密植技术，得到了周边以及全国的推广应用。
在1985年，福鼎大白茶、大毫茶两个国家级茶树品种被国家命名为华茶一号和华茶二号，因抗逆性强、产量高，内涵物质也是丰富，也被全国许多茶区广泛推广种植。
在2004年的时候了解到福鼎大白茶全国推广面积已经高达200万亩，所以经讨论觉得茶叶方面有文章可作。
其次，看到其他省份的茶类，做得好品牌做得好，感到很羡慕，福鼎有这么好的资源却做不好，没有理由啊。
当时的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等都是比较有名的，从当时去当地考察来看，当地的农民都因为种茶致富。特别是安溪铁观音的规模以及市场，令人震撼，有天下茶都的美称，各地茶人茶商都来排队购买。
福鼎也产茶、做茶，白茶作为出口，国内以绿茶为主，还有花茶。不过2004年之后花茶已经少了。福鼎的茶被北京的一些茶商收购，作为花茶、绿茶一个拼配，凡是要达到一个好的品质标准都是需要添加一些福鼎绿茶、毛茶作为原料。
当时就有一个说法：福鼎农民很辛苦，但是都是给他人做“嫁衣裳”。
为什么大家喜欢用福鼎的茶去拼配花茶作为一个提档升级的一个需要呢?
据茶业内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是福鼎大白、大毫不仅品相好看而且其细胞壁容易吸收茉莉花香分子，并且能够保留在茶里，相比其他茶就了有很大优势，所以顶级的花茶都需要福鼎大白、大毫的毛茶进行一个拼配。
Q当时以绿茶、花茶为主的福鼎，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出口的白茶作为主打?
A:2004年的时候白茶也有人做，当时也有10多家企业，主要以出口为主，销往到欧盟、北美、东南亚等地。
白茶出口银针一公斤才400多块，在整个茶类里面，经济效益对企业是相当低的。
出口的白茶都需要挂上“福鼎”的名字才可以卖出去，但是价格多年没有变化，升值空间极小，原因是当时白茶出口被归类到绿茶，没有单独的白茶税则号。
不过我们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当中，国家海关已经承认白茶的类别，现在是到财政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查，暂未获批，还需要一些时间。
Q第一层的选择是在农产品中选择了茶，然后在茶里面选了白茶。当时只有10多家在做白茶出口，却把白茶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当时是怎么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A:当时是白茶的量很少，只有老百姓将白毫银针做一些收藏，大家都知道白茶收藏很有价值，银针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说法，所以老百姓就把这些茶做完收藏起来，作为消炎、降火的药来使用，非常管用，沿用至今。
比如感冒发烧，在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喝一些白毫银针，特别是老银针，在不知不觉中感冒就会好起来，有点像《本草经疏》书里面记载“腑病不求其止而止矣。”
Q当时是怎么捕捉到这个白茶信息，决定把它做大呢?
A:绿茶成了人家的“嫁衣裳”，白茶少量作为出口发展空间也不大。
我分管后，刚刚省里批下一个“太姥山”品牌的特优产品：大毫银针——绿茶。
当时要不要宣传，心情是非常矛盾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福鼎茶业界的一些业内人士经过一番讨论：认为绿茶的市场已经非常饱和了，花茶、红茶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在绿茶里面创造新品牌，抢占市场份额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大，而且不一定能成功，所以要改变方向做白茶。
经过我们反复的讨论，也得到了有关专家的指导。
特别是当时的骆少君的指导，当向她请教不打算再做绿茶宣传品牌，骆少君先生表示支持，指出：白茶是福鼎的优势，她20多年前就呼吁过，你们早就应该做了。
我也到茶叶泰斗张天福老先生家里拜访，张老鼓励我说：“对啊，福鼎就应该带头去做白茶，他每天泡10泡茶，现在就差白茶了。”随后，为“福鼎大白茶”题字，现在“福鼎白茶”的logo就取之其中四个字。
2004年福鼎市政府确定打造宣传白茶之后，绿茶、红茶就不再多宣传推广了。
骆少君- LUO SHAO JUN -
生前为
研究员、高级评茶师
中国著名的茶叶品质化学研究专家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从事茶叶生产、研究及质检工作40余年，为杭州茶叶研究所所长，国家茶叶质检中心主任兼《中国茶叶加工》杂志主编。
张天福- ZHANG TIAN FU -
生前为
著名茶学家、制茶和审评专家
中国近现代十大茶叶专家之一
教授级高级农艺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茶业界普遍把张天福称为:"茶学界泰斗"。
Q当时有人反对吗，当时白茶量少、受众人群也少以及知名度也低，会不会有反对的声音?
A:当时确定的方向以及讨论的结果，多数人是赞成的，只不过后续能不能做起来并不知道结果。
“
当时决定做白茶，选择最具特色的白茶茶品，怎么定这个品牌的时候，也有不少争议。
有人说把“绿雪芽”作为白茶品牌，也有人说就拿“福鼎大白茶”做为品牌。但大多数同志认为福鼎白茶属于大白茶类，可借鉴“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品种名与品牌名统一的做法。
同时，借福鼎大白茶的知名度之势，当时决定將“福鼎大白茶”作为福鼎白茶品牌宣传，并向国家工商等部门申请注册证明商标和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注册是白茶类，同时相应英文注册是“fuding white tea”即“福鼎白茶”。
如何来宣传福鼎白茶呢?
当时全国主要白茶生产的地方是福鼎，政和以及建阳这些地方很少生产白茶，更没有宣传白茶。
我们这边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根据著名的茶学家陈椽先生对唐代陆羽《茶经》里“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的考究：“白茶山就是福鼎的太姥山”。
根据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在1963年出版的《福建白茶调查研究》一书中指出：“白茶，首先由福鼎县创制”“白茶制造历史先由福鼎开始”等，明确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
也明确了白茶的定位，这就更加坚定我们选择白茶，我们就提出“世界白茶在中国，中国白茶在福鼎”宣传口号，第一次是于2005年在广州茶博会开始宣传的。
明确白茶这个茶类后，相关民间传说也做了收集整理，在太姥山也找了大白茶母树遗存，属于古树的范畴，经申请省林业厅授予古树保护的牌子。
在民间文化做一些考究，太姥最早发现白茶、用白茶来救治患麻疹的儿童，可以说太姥就是白茶的始祖。
当时就在太姥山一片瓦处举办“福鼎大白茶母树公祭仪式”茶事活动，以此宣传推广保护母树遗存以及尊太姥为白茶始祖，这些都和陆羽《茶经》专家考究以及民间传说相映衬起来，白茶缘起太姥，历史悠久。
我们向国家林业部门申请“中国白茶之乡”，2006年6月获批，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务院直属机构授予的“中国白茶之乡”的称号。
Q从2004年确定开始推广白茶，到2006年申请到中国白茶之乡，再到现在，期间你觉得最有里程碑的事是哪些呢?在这些过程，做的最重要决定、节点是什么呢?除了04年下决心做白茶之外肯定有一些其他重要的事件。
A:2004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原来宣传绿茶，改为宣传白茶。
其中这个取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不过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去探索和研究，大家一直都在探索，也是恰好到了那个时间点，轮到我们来做选择了。
确定下来做白茶之后，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去广州、上海、宁波、杭州、北京等地宣传。
当时在北京还做了“迎奥运五环茶”的活动，白茶作为奥运五环的底色做了一个宣传活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和北京市宣武区及有关部门承办的一个宣传活动，当时是选的5个代表性的茶类，但并没有白茶。
还好有一个机会，宣武区的领导来福鼎考察，我们和宣武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与宣武区的领导同志沟通，茶有六大茶类，但是五环只有五个，最后决定福鼎大白茶作为“迎奥运五环茶”的底色。
其中五环的黄色选自四川雅安的蒙顶黄芽;绿色选自浙江新昌的大佛龙井;青色选自台湾冻顶乌龙茶和福建安溪的铁观音;黑色选自云南的优质普洱茶;红色选自安徽的祁门红休;白色底色选自福建的福鼎大白茶;这一系列的宣传算给福鼎白茶发展做了起步。
后面市委、市政府下了更大的决心做白茶，在2007年，市委书记、市长决定成立茶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市委一位副书记具体负责，当时，出台了20条白茶复兴扶持政策，品牌中文名称去掉“大”字，最终改为“福鼎白茶”。
2018年我市在过去的基础上建立全产业链的团队，小组名称改成福鼎市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那么，2007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终于有了相应组织保障。
因为之前我分管的时候只有我和一个市委副书记两个人负责，规模没有起来，当时茶业局、茶业协会地位也并不高，资金也是支农资金分出来的，毕竟当时农业产品多，人员非常的缺乏。
2008年奥运白茶茶砖活动也很有意义，后面就是持续的做一系列宣传的事情了，在2013-2014年的时候白茶才有了起色，我认为这段也是一个节点。
当时我在宁德工作，非常有感触的是2012年以前，招待客人基本都是绿茶和红茶。到2013年以后白茶有了起色，大家逐步接受白茶，也开始用白茶招待客人。
Q那么后来是怎么把白茶做到现在这么出名，大家有开始追捧白茶的呢?
2019年的时候，福鼎白茶综合产值已超过百亿了，百亿是一个节点。
2021年以来可算一个节点，建成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系统，尽管有疫情的影响，目前所达到的效果也远远超过预期。
现在系统内茶农登记已接近7.8万户，企业2800多家，茶叶经纪人4100多家。今年的春茶，纳入大数据管理的茶农茶青交易量达到4.75万吨，交易额也就是茶农收入27.52亿元。
通过大数据管理，那些来历不明的茶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保证了原产地正宗，因为我们的茶都有一个信息卡，如果你没有信息卡，是不能在福鼎市场上交易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防疫的形式放到大数据系统上，对于生态的茶园以及茶农优质的茶赋予“绿码+金边”以鼓励。对于金边的，茶企业收购会高于一般市场价，同时企业也会更加放心而且保证是好茶，以此提高了茶农的收益。但是如果出现不诚信，茶品质或茶园管理出现问题，系统这边会给予黄码警告。
如对茶叶经纪人黄码警告需要暂停交易7天(春节茶交易时间为21天，停三分之一);二次红码就15天，三次就黑码取消系统资格且无法再进行申请，不会审批，毕竟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Q那化学农药的管控是不是也是一个标志性阶段呢?
A:这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因为要让这个化学农药下架，阻力非常大，但是现在也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胜利;茶叶化学农药下架在国内应该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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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9月1号开始实施到15日，所有农药店的茶叶农药全部下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也为此成立了农资协会，153家农资经营管理人加入，其章程就是执行农药下架，承诺不再出售茶叶化学农药。
在下一次年审经营资格时，就必须协会出示一个相关证明才能通过，以此做了一个限制。这些农资经营人员需要面向社会在电视镜头前宣誓，诚信经营。
一个就是群众举报有奖，其次茶业协会也在同时宣传这方面的事，为此印发了相应宣传材料，茶文化研究会也走进校园，发出“小手拉大手，向着生态白茶走”的倡议。
从和你聊了这么多，非常感觉到你有两个思维能力，一个是看东西能到本质，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从土地的安全、百姓生活方向去解决产业问题;另一个是很强系统思维，从确定推广品牌再到出去做品牌推广以及构建大数据溯源系统都是一个系统思维。
抓茶产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你去把它完成把它做好的呢?
A:我想这不我一个人努力的问题，有一大批人在努力，但身在其位更应当要发挥这个位置上的作用，为人民做更多的服务。
这几年，为适应新时代发展，我们在领导小组下设立了“绿色防控组”、“大数据工作组”、“全媒体工作组”、“纠纷调解工作组”，以及由七位处级领导负责的七个服务茶企工作队。
同时，还成立中国白茶特色小镇建设领导小组、服务领军茶企上市领导小组，等等，许多同志特别是一群年轻同志，甚至是福鼎市外的单位许多同志，他们都带着情怀为福鼎白茶这个事业无私奉献，经常夜以继日。
另外，我们心是光明的，也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竟然有了正确的选择，就要坚持，遇到困难是正常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些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然后引导群众走向正确方向。
Q
还有一个休茶季的事，会不会影响茶农产量，影响茶农收入，会不会有反对的声音?
A: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这个就涉及到眼前利益和长久利益的问题，个人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问题。
两三年前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考究，特别省农业厅也在福鼎在这边驻扎了半年做调研，提出为保品质品牌福鼎要实行夏季茶不采的建议。
在我分管接手的之前，前任领导和领导小组也讨论过夏茶不采这件事，认为好但难度大。
其实在福鼎，已有茶企基地、茶人只做一季春茶，部分人做两季，春茶和秋茶。春季有银针、牡丹和少量的寿眉。三茶也有人采摘，不过会在农历7月半之前停止。我们在大数据系统里看到的是茶农收入，接近三分之二是春茶，夏秋茶合在一起三分之一。
另一个主要的出售银针和牡丹为主，今年的大系统显示农民银针销售收入占比47%，牡丹占比43%，加起来就已经百分之90了，贡眉和寿眉就10%，伏季休茶能提质增效所以是对的，做农业也要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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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季休茶核心要义三句话：
第一句大数据管理体系，在伏季休茶期间，要把二茶(夏季茶)停掉;因为我们是做品牌化经营的，既然我们大数据系统管理，就不能有这方面的茶进入系统，内部管理体系推行。
第二句倡导茶农，二茶不采，多做茶园科学管理。把二茶的时间多用于科学管理,福鼎本地人认为二茶是不好的,原因是茶农都知道春茶营养高，过了春季后，夏季茶会长的快，营养就分散和流失。福鼎人知道二茶隔日会浑浊发酸情况，我认为是多酚类物质低的原因。
第三句对于企业和经纪人的，我们是不支持生产经营二茶的。大数据系统会停止二茶的交易，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严禁外地茶进入福鼎进行加工出售。如果说有外地茶来源不明，且在福鼎加工出售一经发现严肃处理，也为此设立了有奖举报，信息有效即可奖励现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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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福鼎白茶从04年-22年已经是18年了，18岁算是成年了，到现在也成长为了当初大家期望的样子，这个速度在行业是非常之快的，我们就简称其为福鼎速度吧。
那么蔡主任，你总结一下福鼎速度的模式是什么?
A:我觉得茶叶发展还是遵循总书记所讲的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那么福鼎主要概括起来就是“五化共进”：
①推动基地化生态茶园建设;生态茶园是福鼎白茶发展的基石，没有绿色生态就没有发展可谈，要强基固本做这个事，一刻也不能放松不能停;目前福鼎已经建立接近20万亩基地在30万亩可采摘的茶园中。里面包涵了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是龙头企业联合体基地;第二个模式村企协作基地;第三种企业自控有机茶基地;
②信息化溯源体系建设;大数据系统就是最主要的体现，现在茶农茶园信息，茶园管理采摘，茶青交易，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记录和监管;同时保护了茶农、消费者以及企业三者的利益;
③标准化生产加工;原来是靠天吃饭，也就是茶加工日光萎凋，毕竟气候不是人能左右;为了能让茶农能持续的增收，我们不断要求企业改造更新加工设施设备，现在福鼎仿日光的萎凋车间不断在推广、拓展以及应用;加工方面得到稳定和提升;简单来说就是传统工艺数据化(将各种参数录入机械设备仿造自然环境)，应用数据标准化，标准生产自动化;
④推动品牌化经营;消费升级是必然的趋势，消费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品质+品味就是品牌;在有品质的基础上，我们做品牌化升级，其中包涵加工工艺、包装以及各项服务的提高;不过好喝、健康才是硬道理。
在这些年宣传上，我们主要创新1+N的模式，以开茶节为每一年宣传的开篇，夏季斗茶赛，秋季敬茶文化节，农历七月七敬白茶始祖;冬季开展白茶收藏类活动，穿插进行。让每一年推广一波比一波好。
因为疫情的缘故，国内许多茶城都处于停滞的状态，要注意的是做相应宣传活动要和防疫工作结合好。“1+N”、线上+线下结合宣传。公共品牌+企业品牌的宣传，两个品牌相互促进，不管哪个企业都要把福鼎白茶放在首位，不仅有利于福鼎白茶推广，也有利于企业产品销售，这些模式来实现品牌化经营。
⑤全产业链规模化升级;福鼎白茶有这个条件促进整个规模的升级，发展“白茶+”延链补链强链的办法来提高附加值，以茶为中心周边的多元融合;第二个就是党委政府支持把茶产业为全民产业来抓，要规划建设“福鼎世界白茶中心”，包括现代茶叶交易、现代仓储物流、现代化加工、大数据、茶文化、科研、商务、金融、旅游、康养以及种质资源等中心，提高产业发展空间，作为世界白茶的地标，核心面积占地1000亩，以此为内核，打造世界白茶之都，“十四五”这个产业产值争取突破300亿。
福鼎发展都是谋定而动，虽然看到其他茶城发展，我们确实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们每一次出手就必须要做好做出成绩，达到福鼎应该有地位。要以世界的眼光，国际的标准，中国的风貌，白茶的特色，三茶统筹，三产为主，产城融合，高点定位、智慧活力的要求建设世界白茶中心。
Q
福鼎白茶发展到现在，蔡主任也是亲自参与了全过程，到现在有什么想对全国的茶友说的吗?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前景。
A: 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茶产业发展空间很大，大有可为;在茶产业方面，大家多加强合作。福鼎的模式只能作为借鉴，其他地方应该考察本身地域情况以及特色，走出一条自己路!
希望茶产业百花齐放，把中国茶文化传播出去，走向世界!共创共赢，茶和天下!也欢迎大家来福鼎走走看看，体验福鼎的好山好水好白茶~
Q
你想用什么样的茶来形容你自己?
A: 做为干部应像生态白茶那样，清净但实实在在地滋养天下人。
福鼎白茶可以说近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也成为很好的旅游催化器，它不仅带动了福鼎本地的民俗文化、旅游景点火爆，福鼎白茶的内在价值和美誉度也在不断提升，是个互助共赢的局面。
十八年探索，十八年迸发。回首过去福鼎白茶“无人问津”之景，如今的福鼎白茶以“黑马逆袭”之势，顺利完成了完美蜕变，走出了自己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
今后，相信在蔡主任和政府以及众多茶商的共同努力下，福鼎白茶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精彩的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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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福鼎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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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古商道，叫“万里茶路”。
“万里茶路”是从福建武夷山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茶叶商业门路，总长5000公里，直通中国南北方，与“丝绸之路”齐名，是紧张国际商业通道。
这是一条堙没已久的古商路，是一段曾光辉的国际贸易传奇。晋商以茶马互市为发轫，把贸易触角伸向俄罗斯及欧洲其他国家，超过地区之大、谋划时候之久，世所罕有。
站在大汗青观角度下横向比力，我们发明，茶路两端中与俄，配合缔造了两百年的繁荣。之后，因为两国对贸易经济的态度，各自沿着分歧轨道向前运行。正如法国汗青学家加斯东·潘恩所讲：“19世纪将决议两个帝国哪个可以获得国土扩张的胜利，20世纪将表现出谁占经济上风。”两个世纪之后，他的话得以印证。18世纪俄国开疆拓土，中国则落空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19世纪后半叶起头，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凌辱，俄国则跃升大国行列。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来看，茶路跨中国九省市，晋商用重大商事拉动沿途经济，用壮大财力震慑沿途市场。同时以“诚信为本、以义致利、和而分歧”的儒商理念，影响着全国店铺，使之公允有序。
劈面对国内诸省时，晋商非晋商，他便是“贸易理念开始进”的中国贩子。
从地区经济学角度分解，晋豫两省生存邻近，水土相连。晋商扩张南下，首选河南。晋商至豫，“感受一半回籍了”。万里茶路取道河南，与此大有相干。茶路在豫境连绵，沿途勾通起多个紧张贸易城镇，并经由过程次商道辐射全省，影响深远。
劈面对河南时，晋商非晋商，他是与我们持久友爱来往、联系关系度很高的芳邻。
本系列将沿万里茶路河南段行进门路，走访重要贸易城镇，看茶路自汉水经唐白河道入豫，在南阳赊店起旱，在洛阳权势大张，再渡黄河登太行越孟津济源入晋，展示晋商在河南如何将茶路商事辐射到周家口北舞渡、朱仙镇开封城。
当下，市场经济大潮滔滔而来，商家伪劣敲诈之事屡见不鲜。《厚重河南》打捞古商路，重读古晋商，看他们物质精力层面曾给河南带来了什么？留存了什么？有哪些值得继承？又有哪些必要反思？旨在找寻茶路上的“商魂”——诚信，这是晋商鼎盛之秘，也是当下豫商藏身之本，更是我们构建协调社会的紧张基石。
千年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走近“茶路”，且看它如何喷鼻飘万里，芬芳百年！
“万里茶路”像“丝绸之路”一样，是紧张国际商贸通道。
丝路因其悠长的汗青和伟大的文化政治影响，满盈了壮丽的浪漫主义情调。茶路分歧，它是近代商品经济催化下的直接产物，是有构造的当局举动（俄方自动中方被动）。这种打上粘稠政治烙印的经济举动，被严酷限制在划定时候、地址举行。其贸易运作由商业双方稳固构造操纵，双方当局机构有严酷税收办理。“这条在17世纪末，活着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上鼓起茶路，自始至终，洋溢着难得的实际主义精力。”闻名作家、学者邓九刚道。
“万里茶路”两端，是两个超级大国的“PK”，是两个帝王彼得和康熙的遭遇。
康熙与彼得，都是少年在朝，都坚贞振奋，并取得伟大乐成，都是他们谁人期间的巨大君主。
所分歧的是，康熙固然安邦定边，治国有为，但眼光自始至终只盯在国家邦畿内；而彼得在朝时，将俄罗斯引向厘革图新之路。
俄国的扩张，陆地上走到了世界终点，北达北冰洋，东到白令海峡，东南方碰到了中国。彼得一打仗中国，就将其视为潜在大市场，盼望与其成立贸易往来。
两个大国一次次“鸡同鸭讲”的打仗碰撞，流血难免。在履历战争与误解后，1689年，两国终于坐到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的会商桌前。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评价《尼布楚公约》：“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职位地方跟外国签署的公约，但得到的长处却非常伟大……它对俄国是一种阻堵，对中国是一个守卫。”
《尼布楚公约》为中俄两国带来170年的宁静，使两国初次明白了界限观点，并以法令情势确定下来。双方具备了开展正常商业的根基条件，边贸得以在平等互利根本上顺遂成长。
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支商队。尼布楚也起头成立了第一其中俄边贸商城。
这个商埠，范围不大，并且只存在了六七年时候，但它在中俄来往汗青上，却写下了重重的第一笔。
互惠双赢， 中俄贩子恰克图商圈内友爱竞技
之后，中俄边贸的贸易旋风刮到了两国界限小村子——恰克图（今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南部都会，此名今仍相沿）。
恰克图向北100多俄里是俄国的伊尔库茨克，向南纵贯其时中国喀尔喀草原政治宗教中心库伦。从它到北京，要比从尼布楚到北京收缩1000多公里。
1728年6月，俄国开建恰克图新商埠。它出动部队，搭起6个帐篷和一全部12个粮仓的大院，盖起32座供贩子居住的房子。在城中心盖起长16俄丈宽3俄丈的楼房，上层24个堆栈，基层是同样数目标铺面。
过了不到一年，紧挨着俄方恰克图，中国也盖起了同样大小的商业城，取名交易城（遗址在今蒙古阿尔丹布拉克）。
两国市场邻接，风貌靠近，中央只隔木栅，就像一对双胞胎。但俄方市场是当局出资兴建的，中方是晋商们集资所建。
恰克图商业鼎盛长达两个世纪，被专家称为“近代亚洲贸易风暴的策源地”。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驳》中曾分析说：“这种商业，采纳一种年会体例举行。由12个商馆谋划其事，此中6个是俄国人的，6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谈判决议双方所供应商品的互换比例——由于商业完满是物物互换。中国方面互换的是茶叶，俄国方面是棉毛织品。”
恰克图商圈的建成，标记着万里茶路公认尽头站的呈现，大量茶叶源源赓续运来。
俄方，为奈何此必要茶叶呢？
由于俄罗斯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处高纬度地域，险些不长蔬菜。人平易近必需的某些营养，唯赖茶叶这种燥化绿色植物增补。住民“宁肯三日无食，不行一日无茶”。“岂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饮砖茶……岂论你什么时辰走到哪家人家，主人肯定用茶款待你。”俄国学者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写道。
这是“万里茶路”得以拓荒和成长的原动力，是一种天然商品经济的要求，一种铁的纪律。
茶叶成了开启西伯利亚大成长的钥匙，西伯利亚很快成了优裕自由的象征。多量俄国移平易近从生齿浓密的地域拥向这儿，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界限线上，敏捷呈现了一多量热闹城镇。
茶叶之路，从恰克图商业起头，正式铺展其恢宏画卷。恰克图的成长，是在一个极短时候内完成的。对付其性子与成长速度，邓九刚认为：“完全可与300年后的深圳相比，都是发展性极好的新兴经济型疆域都会。”
恰克图商埠成立后，中俄当局算是给贩子们搭好了舞台，中俄贩子，要用尽满身解数，粉墨登场了。
双方边贸是互惠的，晋商运来茶叶、丝绸、手工棉布，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清当局要划定赢利比例：“一本一利通饬遵行……而恰克图商平易近自知警惕，不敢愚弄夷商，致生恼恨。”清当局体现出理性便宜力和贸易品德。俄国的毛皮货品在这儿极受迎接，成了俄国国库收入最大宗泉源。
恰克图成为中俄贩子的游戏场，大师对它保护备至。双方过节时会互致庆贺，平常串门、吸烟、谈天，也不分外照应对方，由于对方是“每日都来的常客”。“中国人的家都是欧亚合璧的，颇有西方风采”。“中国人用俄国话谈交易，只有恰克图的住民能听懂。”
互惠双赢两百年的茶路，其实给了中俄同样“走上商品经济成长门路”的时机。但汗青赐与清当局的绝好机缘，却被它放过了。到了“后恰克图期间”，两个世纪的成长史，充实表现出清当局错失良机的紧张结果。
这也是汗青一定。由于大清社会，岂论如何完善蓬勃，只能成立在封建体系体例根本上。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新兴资产阶级已将中世纪封建阴郁政权彻底摧毁，革命、科学、临盆力的大成长，使世界成长速度蓦地加快。面对云云世界，清帝国头晕目眩，断难顺应，其悲剧运气自不行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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