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face
大唐
DATANG
618年—907年
世界之顛
The world
这里有强大的凝聚力
节选《东涧西藏》 DK.Lee
大唐
DATANG
奢华
extravagant
宫廷茶具
Court Tea
吃
eat
茶
Tea
唐代宫廷茶具
DATANG Court Tea
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塔地宫后室出土
这批茶器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 最完善 最精致的茶具文物
《物账碑》载
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
同时
鎏金飞鸿纹银则 长柄勺 茶罗子上还刻有“五哥”两字 “五哥”是宫中对僖宗小时的称呼
从实物中来看
《物账碑》中的“七事”应为:
茶碾子 茶碢[tuó]轴 茶罗子 鎏金飞鸿纹银器中标出的茶器。
另外
还有玻璃器皿的茶碗 茶盏子两枚
《物账碑》载明为茶器。
从这组奢华的御用茶具可以看出,唐人极为重视吃茶,环节工序也是极为繁琐的。
第一个步骤:准备工作——烘干茶饼
茶笼
唐代饮茶用的“茶叶”,要经过加工,压制成茶饼,平时用纸或蒻[ruò]叶之类包存,放在茶笼里,挂在高处,通风防潮。饮用时,随手取出,如果茶饼已受潮,还需要将茶笼放在炭火上稍作烘烤,使茶饼干燥,便于碾碎。
法门寺博物馆藏
金银丝结条笼子
通高15.0厘米
全重335克
有盖,直口,深腹,平底,四足。盖为穹顶,笼有提梁,盖与提梁间有链相连。整个笼子用极细的金银丝编织而成。
这件茶具以金银丝编制而成。
中国饮茶法的演变过程可以分为
粥茶法 末茶法 散茶法
三个阶段
唐以后
粥茶法渐为世人不取
这时贵用
末茶法
茶笋 茶芽 春间采下 蒸炙捣揉 和以香料 压成茶饼
茶饼平时要悬挂高处,凉爽通风,保持干燥。取用时还要焙烤,将放置茶饼的笼子置于炭火上方,焙去茶叶中的水汽,以保持其色、香、味,然后再将焙烤后的茶饼碾碎成末进行煎煮。
法门寺所出的鎏金银笼子
唐鎏金飞鸿毬路纹银笼子
法门寺所出的鎏金银笼子
制作精美。笼底焊有四足,笼子体积不大,据估计这样大小的笼能盛放四五两小串茶饼。
第二个步骤:烧水
风炉
唐代煎茶,首先要用炉煮水。民间风炉通常由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但作为宫廷御用茶具,无论是材料与制作,还是工艺与装饰,都非常讲究,显然是民间风炉所无法比拟的。
法门寺所出的唐壶门高圈足银风炉
唐壶门高圈足银风炉
通高为56.0厘米
盖高31.3厘米
口径17.7厘米
炉身高25.2厘米
全重3920克
通体素净,钣金成型,由盖和身组成。炉盖的顶部有三层银片做成仰莲瓣,并承托锥顶状莲蕾。盖面为半球形,上部镂空,还有两层莲瓣。盖沿有渐收的三层棱台。炉身系敛口,深腹,筒状,平底,圈足,其口沿亦有三层渐收的棱台。腹部上小下大,有稳定感。腹壁分内外两层;内层与炉底铆接;外层亦作圈足。腹的下部有六个壶门,以利通风发火。炉底与炉壁铆接,下焊十字铜片,以承托木炭,供燃烧生火。炉身两侧,各装一个提耳,以便移动。出土时,盖面贴有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 字样。表明这件高圈足座银风炉,是由杨复恭奉献的。
火筋
唐系链银火筋
筋,又称箸、筷子。古人对茶具的认识,不同于今人。古人认为凡与烹茶饮茶有关的器具,都称为茶具。
这样,煎茶烧水时生火加炭用的火筋,自然也就归纳到茶具中去了。古代特别是唐宋期间的一些茶道著作中,凡提到茶具时,都提到了火筋。民间用的火筋,常用铁或熟铜制成;而作为宫廷或达官贵人家用的火筋,常用金银制作而成。
第三个步骤:碾茶
茶槽子 碾子
取出的茶饼,需要碾成细末。地宫所出的茶槽子和碾子,便是用来碾碎茶饼的。
唐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
唐鎏金团花银碢轴
皇室饮茶作为一种高雅文化活动,用茶量小,轻推慢拉。“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因而碢轴显得小巧别致。后来的宋徽宗认为:“凡碾之制,槽俗而峻,轮俗锐而薄。槽深而峻,则底有准而茶叶聚;轮锐而薄,则远边中而槽不戛。”他没有想到唐人已制作出他认为最理想的碾茶器。
第四个步骤:筛茶
茶罗子
茶饼在茶槽中碾碎成末,尚需过罗筛选,罗筛是点茶程序上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唐代的点茶,茶末放于碗内,先要调膏,以茶瓶煮汤,再注汤入碗中,经过拌搅,碗中之茶便能产生粘懈适度的胶体状态,如果茶末很粗,或粗细不匀,拌搅时就得不到较佳效果。因此,茶罗子成为点茶的关键茶具。
唐鎏金仙人驾鹤纹壸(kǔn)门座茶罗子
通高9.5厘米
罗身长13.4厘米
宽8.4厘米
屉长12.7厘米
宽7.5厘米
高2.0厘米
座长14.9厘米
宽8.9厘米
高2.0厘米
全重1472克
通体呈长方形,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组成,均系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盖顶錾两体首尾相对的飞天,并衬以流云。盖刹四周各饰一和合云。罗架两侧饰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为相对飞翔的仙鹤,四周饰莲瓣纹。罗和屉均为匣状,中夹罗网,屉面饰流云纹,有拉手。罗架下有台形座器,设镂空壶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件茶罗子,是我们能见到的古代第一件茶罗实物,十分难得。茶罗分罗框和罗屉,同置于方盒内,上层的罗框上尚残存一些用丝线织成的纱罗,网眼极细密,下层罗屉,接住筛下的茶末,可以拍出盒外。筛好的茶末,为保持茶叶的香味要用盒密存。
盒
唐鎏金银龟盒
通高130毫米
长280毫米
宽150毫米
龟状,昂首,曲尾,四足内缩,以背甲作盖,内焊椭圆形子口架,尾与龟腹焊接,各部位纹饰与龟体相近,形象逼真。
此龟腹部用于供贮放碾碎的茶细末。取茶时,既可揭盖(甲)舀取,也可以龟口中倒出,十分方便。
第五个步骤:调茶
则
为烹茶时投放茶末之量具。
《茶经》云:“则者,量也,准也,度也。”
唐鎏金飞鸿纹银则
通长19.2
纵径4.5
横径2.6厘米
下段近匙面处宽 0.7 厘米
上段顶端宽 1.3 厘米,
匙面呈椭圆形,微凹。匙柄长,前窄后宽,呈三角形。 均錾花鎏金,上段为流云飞鸿,下段为联珠菱形图案,并间以十字花。
调达子
唐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
通高24.7厘米
直径13.2厘米
腹深11.2厘米
圈足径12.6厘米
全重为883.5克
鎏金人物画银坛,为钣金成型,纹饰鎏金。坛子系直口,深腹,平底,高圈足,有盖。 盖钮呈宝珠形。盖面隆起,分成四瓣,每瓣冲出一只飞狮,并施以錾刻,衬以缠枝蔓草。盖与腹以子母口扣合,腹壁分为四个壶门,分别錾有四个典故人物画,其画面为: 仙人对奕(棋)、伯牙俸琴、箫史吹箫、金蛇吐珠,将绘画技巧与金银钣錾工艺融为一体。
古代饮茶犹如吃茶一般。调达子就是供调茶、饮茶时使用的。先将茶末放入其内,加上盐、姜、葱等佐料。然后,用沸水在调达子内将茶等调成糊状;再加沸水调成茶汤供人饮用。
盐台
唐摩羯纹蕾钮三足架银盐台
通体高25.0厘米
三足盐台由盖、台盘和三足架组成。盖上有中空的莲蕾提手一个,有铰链,可开合为上下两半,并与盖相焊。中空的提手,通常是放胡椒粉用的。与之相连的盖心,饰有团花一周,还饰以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形,其下是一个与之相配的台盘,用于存放食盐。三足架与台盘焊接,整体形似平展的莲蓬莲叶。支架以银管盘曲而成,中部斜出四枝,枝头为两花蕾、两摩羯。支架上錾有铭文,曰: “咸通九年文思院准造涂金银盐台一枚。”表明该三足盐台制造年份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是文思院为皇上专门制造的;它作为盛盐的盐台是确定无疑的。陆羽《茶经·五之煮》中说: “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而钟其一味乎?” 其意是说,煎茶待水初沸时,须放适量盐调味。当然,也提出不应使太咸,否则岂不成了喜欢喝盐水一种味道了吗? 茶汤中用盐等佐料调味,在唐以前用得较多。所以,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曾提到茶具“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贮盐花也。”这与上述提及的三足盐台,其用途同出一辙,亦为煎茶器具之一。不过陆羽还提及与“鹾簋”配套的有“揭”。它用竹制成,是取盐的用具。这在出土的唐三足盐台中未曾见到。唐时已有人提出反对在茶汤中用盐调味,唐薛能就认为“盐损添常诫”( 参见《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说盐有损茶味,不宜加得多。所以,唐以后,很少再见到在茶汤中加盐调味的了。
唐盘丝座葵口素面小银盐台
第六个步骤:点茶
匙
唐鎏金蔓草纹长柄银匙
搅拂的技术高,能产生蓬勃焕发的白色泡沫,称做汤花。长柄银匙为烹茶时拍击汤面之工具。不过唐代的茶盏一般为瓷质,色以白釉和青釉为主。
通长35.9
勺长4.3
勺宽2.7厘米
锻打成型,纹饰鎏金。勺面呈卵圆形,微凹,勺柄偏长,上宽下窄,柄上部套箍7毫米宽的银片。柄面自上而下錾饰三段卷草纹,其间以凸起的莲蕾作栏界。柄背光素,中部竖錾“重二两”三字,并有“五哥”划文一处。
碟
鎏金十字折枝花小银碟
碟缘为五曲菱形,浅腹,平底。腹壁以凹棱分作五瓣,每瓣内錾刻饰一朵十字形折枝花,碟心饰一朵阔叶团花,口沿錾刻一周简化的莲瓣纹,此银碟或是盛装茶点之用。
从这套茶具可见,唐代宫廷茶事兴盛,形成了一种尚繁缛、群体,重等级、礼仪,表现了高度艺术化的茶文化活动和唐宫廷茶道。
法门寺出土的大唐系列宫廷茶器,不但为后人提供了唐代大兴饮茶之风的佐证,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复原大唐宫廷茶道的依据。
法门寺地宫珍藏的茶器,并不止“七事”,还有盐台、笼子、茶碗、茶托等器,其中部分茶器,亦为唐懿宗御用之物。上述茶器,质地之贵,做工之精,造型之美,价值之高,堪称茶器中的国宝。它是大唐茶文化兴盛的综合体现,更是大唐宫廷茶道兴隆的集中表现。
茶碗
Tea bowl
南青 北白
北 邢窑白瓷
南 越窑青瓷
邢客与越人 皆能造瓷器 圆似月魂坠 轻如云魄起
《茶瓯诗》皮日休
请茶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的“茶圣”陆羽
《茶经》
邢瓷类银 越瓷类玉 邢不如越 一也
若邢瓷类雪 则越瓷类冰 邢不如越 二也
邢瓷白而茶色丹 越瓷青而茶色绿 邢不如越 三也
再请
法门寺博物馆藏
茶文化热是近些年兴起的,茶文化学者的队伍也在蓬勃壮大。茶的诸多历史真相自然离不开各式各样、各种途径的考证。
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茶文化的发展不断出新,诸多的出土文物给了茶界研究最有力的佐证。历数起来,目前发现与茶相关的文物有茶叶、茶籽和茶具。
茶具是最重要,也是最多的部分。很多专家通过各个时期的不同茶具,探究、了解茶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百相。自有饮茶,就有茶具。我们当今的茶文化研究成果自然离不开茶具文物的全面亮相与深入研究。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茶具又是茶饮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的发展带动了茶具的发展,不同时期的茶具被烙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使得茶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茶具的材质、品种、造型和式样的演变,与时代特征、民族风俗以及审美情趣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粗糙、精致,在某种程度上,茶具的功用不仅仅是盛茶,还蕴涵同时代的文化,提供审美对象,增进茶趣,以助茶兴。
茶道作为一门文化艺能,讲究精茶、真水和活火,还讲究妙器,正所谓名茶配妙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茶具始于何时?
西汉末年,王褒的《僮约》有“烹荼尽具”之说,是否有专用茶具不得其详。《广陵耆老传》内云 :“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老妪所提器茗大概是食器兼用作茶具。左思《娇女》诗有“止为茶荈据,吹嘘对鼎 ”两句,“鼎 ”也是当时的食器而非茶器。
晋代卢琳的《四王起事》记晋惠帝遇难逃亡,返回洛阳,有侍从“持瓦盂承茶,夜暮上之,至尊饮以为佳”。承茶之具是瓦盂,即盛饭菜的土碗。显然,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
汉晋时期的茶具艺术发展无疑还是缓慢的,一直沿着土陶—硬陶—釉陶这么一条曲线前进。最早的茶具是与酒具、食具共用的,是一种小口大肚陶质的缶。
釉陶
近年,在浙江上虞出土的一批东汉时期的瓷器,内有碗、杯、壶等茶具,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瓷茶具。这个时期的茶具有青瓷钵、陶炉、铜鍑、青瓷罐、陶臼等。青瓷钵用于饮茶,陶炉用于煮茶,铜鍑用于盛茶汤,青瓷罐用于贮藏茶叶,陶臼用于研茶。
晋朝造瓷业进一步发展,主要烧制青瓷,瓷质茶具占主要份额。主要茶具有青瓷鍑(盛茶汤的器具)、青瓷孔罐(烘焙茶叶的器具)和青瓷盖盒(贮存茶叶的盒子)。这个时期,饮茶方法大同小异,各地的饮茶器皿也相差无几。
汉朝时期,茶由巴蜀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叶生产地区不断扩大,饮茶从上层社会逐渐向民间发展,饮茶较为普遍。从饮茶起始,就有了客来敬茶的礼节,到两晋南北朝时成了普遍的礼仪。
而茶具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这一时期是其重要的孕育阶段,而佛教、道教徒及儒教的文化根源和民族大融合的社会背景给茶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使茶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了器物文明和中华文化传承相统一的特点。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各民族和谐相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茶饮之风也随之呈风起云涌之势。在这一社会大氛围的影响之下,中国茶具首次从食、酒器中分离出来而自成一个体系,为品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文化博大精深,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茶具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能体现出这一点。由于饮茶风俗遍及全国各地,饮茶器皿颇受重视,专门的饮茶器皿制造业也应运而生。除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所使用的茶具外,宫廷茶具及民间茶具对中华茶文明发展的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宫廷饮茶,茶具奢侈豪华,选材极为考究,制作相当精良,每一件茶具都是当世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
民间茶具与宫廷茶具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质朴而实用。茶具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要大于作为器具的意义。
在唐代,茶具从食、酒器中分离而自成体系。茶具专用始于唐代,茶具的定型化和系列化,陆羽功不可没。陆羽在《茶经》中列出了包括煮茶、饮茶、灸茶的器具 28 种,内生火用具有风炉、灰承、筥、炭檛和火夹 5 种,煮茶用具有鍑(即“釜之大口者也”)和交床 2 种,制茶用具包括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和则 6 种,水具包括水方、漉水囊、瓢、竹夹和熟盂 5 种,盐具包括鹾簋和揭 2 种,饮茶用具包括碗和札 2 种,清洁用具包括涤方、滓方和巾 3 种,藏陈用具包括畚、具列和都篮 3 种。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饮一杯茶有这么多复杂的器具似乎难以理解。
但在古代人的眼里,则是完成一定礼仪,是使饮茶更好、更精的必然过程。可见古人对饮茶的讲究,饮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享受,而是追求一种精神意境。说明人们不光是饮茶,亦在品茶,包括对茶具的评品。唐茶具丰富多彩,既有如冰似玉的越瓷,银如白雪的邢瓷,又有黄釉、黑釉、彩釉瓷,造型品种丰富多样。
唐代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茶具无疑应是 1987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城北 10 公里的法门镇法门寺,出土的一套规格极高、工艺精湛的皇家金银茶具。据考究,这套茶具制成于咸通九年到十二年,为僖宗御用的真品,保留得非常完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最完善、最精致的茶具文物。
来源:中华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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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政和宫廷茶俗
的形成与发展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和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且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唐·大历(766-779)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
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皇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
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
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
“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
建中三年(782),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
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
武宗会员元年(841),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如“咸通九年(868),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
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
“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
另一张写称:
“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
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载:
“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
皇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
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皇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这一点,可以从1987年4月3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
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
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27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馆长/ 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