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社会，学生学习紧张，上班族工作压力巨大，节奏快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若像古代隐士一样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日，对于多数人都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在如此紧张忙碌的生活中，让我们心灵澄净清澈成本最低的方法，也许就是喝茶。
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在《茶谱》里说：“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
世界上最早的茶树起源于中国，饮茶的历史也是源于中国。最早的说法是：“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荼以解之。“这种说法当然可以归于半神半人的故事集里，但是，茶叶的发现，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茶不同于酒，不是因机缘巧合被发明出来的食物，是大自然本就存在的植物，在公元前2700多年的人文初始时期，神农氏或某位踏遍青山的有心人，在冒险尝试植物各种功效的过程中，发现了茶的功用。
茶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历史考古、经济贸易、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当代5个时期。
茶以饮用传扬，茶文化围绕饮茶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两晋南北朝是中华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两晋南北朝，茶以其清淡、虚静的本性和疗病的功能广受宗教徒的青睐，佛教、道教徒与茶结缘，以茶养生，以茶助修行。
同一时期，饮茶之风在文人中盛行，茶文学初步兴起，产生了《荈赋》等名篇。孙楚的《出歌》、左思的《娇女诗》、王微的《杂诗》是早期的涉茶诗。晋宋时期的《搜神记》、《异苑》等志怪小说集中，有关于茶的故事。西晋杜育的《荈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才辞丰美，对后世的茶文学创作颇有影响。
因此汉魏六朝是茶文化的酝酿时期。
唐代以前，茶主要是以药用为主。茶内含有咖啡碱，可以振奋精神、抗拒疲劳、提神醒脑的作用。神医华佗的《食论》就说：“苦荼久食，益意思。“
成书于三国时期的《广雅》里说：“湖北、四川一带，把茶树的鲜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叶子老的，要加用米糊才能做成饼。调煮饮用的时候，先把饼茶烘烤呈红色，然后捣成细末放在瓷器里，浇上沸水，盖好，并用葱、姜、橘子等掺和调味一起吃下去。“
可见，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茶的使用，主要是吃茶，而不是饮用茶汤，茶叶大多被磨碎后烹煮后食用。
据《晋中兴书》记载，时任吴兴太守陆纳是一个节俭之人，从不花费心思准备宴席招待宾客，哪怕是谢安来访，所设也仅是茶果而已。在陆纳看来，以茶果自奉和待客是高洁朴素、不迎合骄奢习气的生活方式，是他的品质所在。
茶圣陆羽在《茶经》说，茶之为饮，宜精行俭德之人。
隋唐开始，随着茶叶栽种技术和制茶工艺的发展，茶叶的品饮渐渐成为一种风尚。这其中，不得不说，就是刚刚提到的“茶圣“陆羽。
陆羽本是孤儿，三岁被遗弃，后被被竟陵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发现抱回寺里抚养。
智积禅师对茶情有独钟，喜欢喝茶。陆羽的幼年就是在充满茶香的环境中熏陶过来的。
陆羽是智积禅师抚养长大的，自然跟着爱好喝茶的他学习煮茶。智积把自己对茶的品鉴知识都传给了陆羽，也在陆羽的心中留下了茶的种子。
陆羽在安史之乱后从江北的故乡竟陵来到江南，奔波于各个产茶区，比如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这些地方，亲自试茶、品鉴泉水，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茶经》这部茶学经典。
陆羽以《茶经》一书，将饮茶这件形而下的生活日常上升到极致讲究、极其雅致、极度专业的程度，连茶具都要二十四种器具构成一套的。
自此以后，饮茶开始逐步脱离了单纯解渴的状态，渐而成为上流社会的风雅之物。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想学事春茶。”由于茶事的兴盛，不仅文人雅士热衷此道，唐代的许多帝王都嗜好茶事。唐玄宗以多才多艺著称，不但喜欢饮茶，还喜欢与妃子斗茶。
而唐代宗朝始创贡茶院，且由时任湖州刺史颜真卿就是首任监制贡茶者。
唐朝大书法家在湖州刺史的时间虽仅有三年，但在陆羽的影响之下，也成为茶文化的爱好者，对文人雅士的风雅事业十分感兴趣，不仅助陆羽建造了三癸亭，还与诸位爱茶文士组织茶宴，对赋茶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颜真卿与同僚、诗僧皎然的联唱：
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崿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
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陆士修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确立的时代，饮茶的大普及，茶文学的大繁荣，茶学专著的问世，且不同喜爱饮茶的文士形成了不同的茶文化圈，唐代的茶道已渐而形成，有了许多约定俗成：
萌生精品意识：由于茶事发达，唐朝人逐渐萌生了名茶意识，阳羡茶、蒙顶茶就是当时名品，有“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的说法。而且陆羽在《茶经》中亦有“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的说法。
革新用茶工具：《茶经》将制茶工具系列化，如蒸青饼茶的七道工序“采、蒸、捣、拍、焙、穿、封”均有配套工具；二来结束了茶具与食具混用的时代，《茶经》载茶具29种，并使得煮茶、饮茶器具专门化。
精选饮用茶叶：唐代以前人们饮用茶叶，大都是迟摘的大叶，未经加工而直接投放于釜中煮汁而饮。唐、宋根据前人经验，称“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就是用较为粗老的晚摘的茶叶煮汁而饮，仅仅是解渴式的粗饮。而到了唐代，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制作方法，将茶叶蒸捣加工成饼状。
讲究饮茶方法：唐人烹茶流行于陆羽《茶经》记述的“煎茶法”，是投茶于釜，煮而饮之。程序是炙茶、碾茶、筛茶、煮水、投茶、分茶、饮茶。
注重品茗环境：唐人追求的是清幽高雅的品茗环境，而且不仅限于自然环境，还包括饮茶的人和所做的事。诗僧皎然更以为品茶伴以花香琴韵才是幽静，若再有几位高人逸士以茶相会，赏醉人之花、赋儒雅之诗、听高山流水、品高洁之茶，才是茶道之和谐整体。
强调饮茶之美：唐代的制茶、煮茶、饮茶并非一般技术，富含艺术性、文化性，所以只有综合水平的提高才能得到真味真趣真美。饮茶追求茶叶的色、香、味、形的美，追求水的清、轻、甘、冽、活，追求器具之美，须用活火煎水，注重饮茶环境和品饮方式。唐代饮茶显然已经上升至生活美学的层面了。
饮茶有所仪轨：陆羽《茶经》对饮茶程序作了总结，一则茶末，只煮三碗才能使茶汤鲜爽浓强，较次的是煮五碗。如坐客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坐客有七人时，则以五碗匀分。行茶是传碗递盏，分而饮之，以茶会友，创造一个和谐、宁静的气氛。后来，也为日本茶道所借鉴。
茶人道德标准：《茶经》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唐朝末年刘贞亮更进一步提出茶有“十德”。这些坚持道德的饮茶原则，令饮茶这样的日常俗事上升到精神领域。当中国茶传入日本后，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提出其“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
生活之美就是如此，就是把自然朴素的生活艺术化、人情化、理想化。美不完全在于外物固有，也不完全在于人心想象，而是人心将真诚和情感寄托于物上，拥有超越功利的兴致和情趣。
到了宋代，饮茶风气更盛，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时任宰相王安石的《议茶法》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炽盛的宋代茶风，促进了茶馆的兴起，两宋京都以至于外郡、市、镇都茶楼林立，当时称为茶坊、茶肆、茶房、茶屋等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展现了东京开封城茶坊酒肆林立的景象。
孟元的《东京梦华录》，更是记载开封茶坊炽盛的情形。如开封朱雀门外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吃茶于彼，而且，茶坊内，随季节变化，摆设时令鲜花，悬挂名人图画，布置的精致雅洁，创造和谐雅静的环境；茶坊之外，还有提壶叫卖的人。
宋代茶文化走向两极，一是民间的普及化、简易化，一是宫廷的奢侈化、精致化。而夹在民间与宫廷中间的文人，则是崇尚风雅和自然。唐代时文人、隐士、僧人领导茶文化的时代，到了宋代，则是各领风骚，文人保持着独有的率真且与自然相为契合。因而，有宋一代，虽以龙凤团饼的贡茶闻名于世，但引领茶文化精神潮流的，却是文化人。
宋代才女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每次吃完饭后，就回书房坐下，泡上茶，比谁的记忆力好。一人随便拿出一本史书，说出一件史事，另一人说出再某书某卷某页某行，然后打开书验证，说对了的人便先喝茶，有时候一旦说对了，两人会乐得哈哈大笑，以至于把手中的茶杯都打翻了，也就是纳兰性德《浣溪沙》中说的“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故事。
如果唐朝的茶文化是以精致为特色，宋代茶文化则以雅致为特点。而宋代的饮茶法与唐代也大有不同，当时流行于社会的饮茶法是点茶法，现在日本的末茶道便是脱胎于此。
宋代皇帝宋徽宗便精通斗茶，宋徽宗赵佶做皇帝昏庸无道，但却是一流的艺术家，工书画，通百艺，在书法、绘画、音乐、诗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亦颇为精通茶艺，而且研究茶学，写了《大观茶论》一书。御笔写茶书，古今仅此一例。
宋代文人的饮茶趣味已不满足于独乐乐，更是风靡了“斗茶”的文人雅事。
斗茶，始于福建建安一带，到了宋朝，建安北苑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茶区。斗茶是重在观赏的综合性技艺，包括鉴茶辨质、细碾精罗、候汤备盏、调和茶膏、点茶击拂等环节，每个步骤都须精究熟谙，最关键的步骤在于点茶和击拂，最精彩的部分则是汤花的显现。
衡量斗茶胜负的标准，一是看茶面汤花的色泽与均匀程度，汤花色泽鲜白、茶面细碎均匀为佳；二是看茶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无水的痕迹，以汤茶保持时间较长、紧贴盏沿不退散为佳，而汤花退散较快、先出现水痕的为负。
斗茶时，操作者要眼到、手到、心到，需要小心谨慎、一丝不苟，又要运作自如，风致潇洒。观赏者屏气凝神，视点茶者起落倾旋，观赏茶汤变幻，既然兴致热烈，扣人心弦，一时间妙趣横生，雅韵悠远。斗茶时，白色的汤花与黑色的建盏交相辉映，芬芳茶香与优雅茶艺不仅给人以物质上的享受，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废团改散，团饼的煎煮之法改为散茶冲泡之法，更崇尚的是自然之美，以天然者自胜，将茶与自身与大自然相互融合，体现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
元末明初画家赵原有《陆羽烹茶荼》，就体现了文人自然的趣味，画中陆羽与远山近水、古树茅屋汇成一幅完整和谐的整体。以天地为茶室，天高地阔，天清地远，青山朦胧，古木挺拔，近山巍峨，山水清幽，重山复水。近处广水，有茅草屋临水而筑，四面草木繁盛，曲径通幽处一条小道延伸出画面，仿佛此处隐秘于山林间。阁内一人，扶膝踞坐于榻上，是为陆羽，一童子拥炉烹茶跽于一侧，给人以宇宙无限之感，又给人带来无限的野趣。
茶与人、与地、与水、与山、与天和谐融为一体。
而真开千古茗饮之风的正是朱权，他大胆改革传统的品饮方法和茶具，形成了一套简单新颖的烹饮法。
《茶谱》中，与朱权一道品茗的，皆是“鸾俦鹤侣，骚人墨客”的高雅人士，“或会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牖”，与诸位“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就在这样超凡脱俗的氛围中，与诸位同道中人开始愉悦、闲适、舒适、清静地品饮。
进入现代，传统的茶诗、茶词的创作仍在继续，郭沫若、赵朴初、聂绀弩、启功等均有佳作传世。茶事散文极其繁荣，20世纪的文学家大都撰有茶文，其数量是以往历代总和的数倍乃至数十倍。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苏雪林、秦牧、邵燕祥、汪曾祺、邓友梅、李国文、贾平凹均有优秀茶文，个人出版茶事散文专集的，有林清玄《莲花香片》、王旭烽《瑞草之国》、王琼《白云流霞》等。茶事小说更是异军突起，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荣获中国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艺术方面，有吴昌硕、齐白石、丰子恺、刘旦宅、范曾、林晓丹、李茂荣的茶事绘画，赵朴初、启功的茶事书法。老舍的《茶馆》常演不衰，茶歌、茶舞、茶乐是许多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请茶歌》、《采茶舞曲》、《挑担茶叶上北京》、《请喝一杯酥油茶》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自20世纪80年代起，沉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茶道开始复兴。首先从台湾，继之是大陆和港澳。茶艺、茶道、茶文化团体和组织纷纷成立，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台湾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华茶人联谊会、澳门中华茶道会、香港茶艺中心等，他们为普及中华茶艺，弘扬中华茶道，作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两岸四地的茶道交流活动频繁，全国和地方性的茶艺赛、茶席设计赛也经常举办。理论研究异常活跃，近20年出版的有关茶艺、茶道、茶文化著作的数量，超过中国历史上茶书数量的总和。并且，现代中华茶艺已走出国门，不仅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还远传欧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茶文化全面复兴，茶馆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现代茶艺馆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遍布都市城镇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每一座大中城市都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数十到数百家，此外，许多宾馆、饭店、酒楼也附设茶室。中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5万多家，北京、上海各有茶馆（茶楼、茶坊、茶社、茶苑等）一千多家。在许多大中城市，茶馆的数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正是鉴于现代茶馆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1998年将茶艺师列入国家职业大典，茶艺师这一新兴职业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001年，又颁布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规范了茶馆服务行业。茶艺馆成为当代茶产业发展中亮丽的风景。
唐宋流行煎茶、点茶，茶具亦是十分繁复，明清的茶具一改唐宋的崇金贵银，转为崇尚陶瓷，颇有返璞归真的气象，其中，又以景瓷、宜陶最为流行。
“景瓷”即是江西景德镇瓷，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被誉为“天下瓷都”，工艺考究、制作精巧，其瓷器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独特风格蜚声海内外，景瓷光泽柔和，温润如玉，如若不信，可以拿一只骨瓷杯或碗，放在灯光下，瓷的细腻与通透定会让你赞叹不已；釉面光滑，晶莹剔透，普通的瓷器根本不可与之相媲美；若将一只景瓷杯平放在手上，用拇指和中指轻轻一弹，就会听到“咚”的一声脆响，有如乐器奏出的优美罄声，扣人心弦；景德镇瓷因其质薄而变得轻巧与尊贵，小巧玲珑，胎质细腻，清新典雅，画意生动。
“宜陶”即是江苏宜兴所产紫砂陶壶，明清开始，世间茶具称为首。《阳羡名壶录》里说，名手作壶，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通常的说法，紫砂壶的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供春。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可惜供春壶已不得见。当代宜兴紫砂大师顾景舟先生的一件仿品，价格也在60万港币左右，足见供春壶的艺术价值多么珍贵。
紫砂壶之所以受到茶人喜爱，一方面是造型美观，另一方面泡茶时有许多优点。紫砂壶气孔微细，密度高。用紫砂壶沏茶，不失原味；紫砂壶能吸收茶汁，壶内壁不刷，沏茶而绝无异味。紫砂壶经久使用，壶壁积聚“茶锈”，以致空壶注入沸水，也会茶香氤氲；紫砂使用越久，壶身色泽越发光亮照人，气韵温雅。紫砂壶长久使用，器身会因抚摸擦拭，变得越发光润可爱。《阳羡茗壶系》说：“壶经久用，涤拭口加，自发黯然之光，入可见鉴。”
明代文人所推崇的是天、地、人融为一体，清幽淡雅，超越尘世的理想境界，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讲：“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无论是讲学问或是有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计较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我想日本茶道所崇尚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吧。
时至明朝中后期，茶文化不仅为文人所持，更是深入到大众之中，深入到千家万户之中，与千万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这种深入，具体表现在茶馆的兴盛、工夫茶的兴起以及茶俗的广泛运用。
清代茶文化虽以深入民间为特色的，但并非不讲茶艺、不讲品味、不讲技巧，盛于福建汀州、漳州、泉州及广东潮汕地区的工夫茶，均于这一时期发展而来的。相传自元朝起潮州人就有喝工夫茶的习俗，自清代以来，盛行至今，工夫茶可谓是唐宋品茗的流风余韵。
工夫茶茶具中最典型的“四件宝”：孟臣罐（小紫砂陶壶）、若深瓯（小薄瓷杯）、玉书碨（烧水陶壶）、潮汕烘炉（茶炉）。燃料用炭，也用的甘蔗渣或橄榄核。品饮工夫茶特别讲究技巧，工夫茶有所谓“十法”：即候火、虾须水（刚开未开的水）、烫杯、热壶、拣茶、装茶、高冲、低斟、盖沫（用壶盖把浮沫杂质抹去）、淋顶。
工夫茶分福建、潮汕、台湾三个派系，福建喝铁观音比较多，潮汕喝大红袍、单枞茶比较多，台湾则喝冻顶乌龙比较多。但是从冲泡方法上来说，三者是共通共融的。
中国人饮茶，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一是生理需要的“牛饮”，二是科学合理的“饮茶”，三是讲究艺术的“品茗”。艺术品茗讲究好茶、真水、活火、妙器、闲情，虽说要“有钱”、“有闲”才可，有钱才能购置必要的茶叶和茶具，有闲才能细啜慢饮进而追求心灵的真诚。
然而，多少钱算是有钱，生活如何才算是有闲，就全凭自己裁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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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漫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青藏高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喇嘛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却无法生长的茶叶。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据藏族作家唯色记述，她那从小生活在拉萨的母亲一直记得，用刀子将马帮千里迢迢运来的包装茶叶的牛皮口袋割开，被久捂着的茶叶的清香之气立即扑鼻而来，里面就是藏族人“嗜此如命”、每天必打酥油茶喝上三四十碗的茶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青藏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不可能仅仅靠祈祷和思想活着。人实际上也是由他吃喝的东西决定的。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一、汉藏茶饮与茶马互市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茶的故乡。正如丝绸、瓷器，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而且“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更显著的是，茶叶和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此时，陆羽所著的《茶经》已经面世，对逐渐形成的茶文化进行了精彩总结，并建立了体系，陆羽也因此被后世奉为茶圣，至今仍在产茶和销茶的地方享受供奉。
而且，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人至爱的奶茶、藏族人民至爱的酥油茶。这是名副其实的茶乳交融。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有的甚至达到了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和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经全面与汉族等来往密切，他们接触到汉地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什物，其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
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704—754）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忠心大臣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另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锦州者，此顾潴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常鲁公使西蕃是在公元781年。可见，唐时许多内地名茶，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浙等地的茶，已经传入西藏，只不过藏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中国内地，而且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大史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而且唐代的贸易交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网络：“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特别是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之八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地。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合约，人称《万历合约》。这份以沈边土司余景冬为首，有25人参与，盖有五枚印章的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人易茶始自唐时，而且藏人落脚交易地点历来就在大渡河畔的冷碛和沈村。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两三百年的吐蕃，得到中华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以及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看出茶叶对藏族的重要，他们已很熟知茶叶的特点和功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在传说故事里，茶出现在西藏就更早。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与藏王松赞干布同时代的吞弥桑布扎，胸怀创制藏文的雄心大志，到文明古邦印度整整游学7年，返藏后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先拼出了30个辅音字母，因为有一些藏语发音不能由梵语现成照搬，其中有六个字母就得益于与一位路人的实际对话：“你从哪里来？”“我从象雄来。”“你去哪里？”“去萨霍尔。”“因何而去？”“去买茶。”“何时返回？”“不一定。”就是这段问答令吞弥桑布扎顿悟，因为路人回答的每一个关键词里，都有他需要的语音元素，由此便在转借而来的符号中有了6个新添的字母。那人是为了买茶才上路的，松赞干布时的“萨霍尔”，应该已有茶市。
到唐末宋初，高原上的藏族已普遍饮茶，形成饮茶习俗。必须指出的是，藏文里的“茶”就直接借自于汉文的“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把汉地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地就是产茶地。
藏族用茶风采独特，对茶的需求量世所难匹。酥油茶可以说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对茶叶的渴求。
跟汉地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在一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小木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过去每座寺院都备有巨大的熬茶铜锅，以供应僧众饮用。饮用酥油茶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甚至能避免嘴唇干裂。因为藏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以及燥热的青稞炒面——糌粑，没有茶不行，于是酥油茶成为其主要饮食，从早至晚，几乎茶碗不离手，每天一人总要饮上十多碗酥油茶，才觉得浑身舒坦有劲，要吃主食糌粑，也必得酥油茶相拌。即使上山放牧和远途旅行，也是怀揣茶碗，随时随地打酥油茶饮用。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茶叶一经传入藏地，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迅速使它成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民族已普遍饮茶，形成了对茶叶的强烈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400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在茶马古道一线，最大宗最好卖的货物就是茶叶。藏地的寺院一打酥油茶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寺院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所具有的醒脑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侣们念经修行。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活佛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心目中，茶叶有多么珍贵！在藏地，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藏地最大的“商贸公司”，寺院派出得力僧人去做生意；它还起到“银行”的作用，因而寺院也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四川甘孜州藏族作家亮炯·朗萨就录有一首流传久远的康藏南路的民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茶叶产地和汉藏间茶马互市的情景：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最先出在东边汉地。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白铜锅烘出来的茶，商人洛布桑批买来的茶。骏马和皮毛药材换来的茶，驮夫翁塔桑穆驮来的茶。渡过大江小河的茶，翻过高山峻岭的茶。
……
不仅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藏地的马也已成为汉地需求的战略物资。关于文成公主进藏，《新唐书·吐蕃传》里就有“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马”的记载。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中原内地很少饲养牛羊，更不要说马。珍贵紧缺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哪有空阔的地盘来养马？况且南方气候湿热，也不宜养马。所以汉地长期处于打仗缺马的窘境。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某一“物”的发现与需求，往往致使人们组成商队，翻越万水千山，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各地，形成道路。由于往来人众，这些交通道路逐渐就成为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代，中原内地还主要靠卖丝买马，而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分崩离析后的吐蕃对中原内地已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还成了中原的大后方，他们不仅在西北一带成为宋与西夏间的屏障，而且还负责向宋廷输送好马，因为宋朝在北方的死对头辽和金，都严禁向宋朝输出马匹。到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与之开战，互市贸易断绝，输出西北的“西路茶”受阻，于是宋朝的战马来源就只能寄托于西南的吐蕃故地和大理国。陆游就有诗曰：“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宋遂开黎、雅和广西邑州横山等市，并建茶马司，以茶易马成为宋的国策。明人谈修在《滴露漫录》中就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因内敛孱弱的宋朝版图比较狭小，远离产马的游牧地区，特别是南渡偏安之后，国防上急切需要马匹，产马地区又多非自己所辖，只有在西北跟藏族，后来是在西南地区，跟藏族等少数民族换马。以茶易马由此形成制度。如果没有茶马互市，没有茶马古道，宋王朝根本不可能维系那么久长，尤其偏安江南后，还能苟延残喘150年，实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其支援分不开。也难怪蒙古人灭宋，非经由川西、云南包抄不可，这样切断了南宋的供给生命线，才彻底端了赵宋王朝。
宋王朝对茶实行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甚至由官方自种自焙，在内地是卖给老百姓，在边疆则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榷”，原意是指只通行一人的独木桥，在这里就指官方专卖。“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各地茶马司的职权已在诸司之上，而且诸道茶场渐增，到元丰八年（1085），蜀道卖茶场就有41处，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有茶场6处，陕西的卖茶场有332处。“榷茶”出现种种弊端问题后，宋王朝就大更茶法，改为茶引制度，发放茶引给茶商，一引可市茶100斤，茶马互市由官方的统购统销转换为官方控制民间贸易，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从而促使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仅川茶的年产量，最高时有3000余万斤之巨，占到当时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多半。宋人黄庭坚诗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的就是作为茶马互市交通道路的茶马古道日益繁忙的景象。据王辅仁、索文清先生所著《藏族史要》记载，当时宋王朝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仅官府因此向藏地输送的茶叶有百余万斤。
及至忽必烈由川西奔袭大理国，进而包抄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和更加完善的驿道系统，进一步打通并完善了西南、西北各地间的道路，不仅正式将藏族地区归入中央行政体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忽必烈曾匠心独运地在中央政府内特地成立了一个跟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完全平级的机关——释教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以藏族帝师领院事，直接管辖吐蕃军民事务，推行政令于吐蕃势力所到达的所有地域，军政、民政、财政尽在掌握之中。这一行政体系虽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但已将吐蕃完全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内，奠定了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格局。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它并不缺马，在其不足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就少有茶马互市的记载，但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交通驿运的建立，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应更为畅达。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王朝像宋王朝一样战马稀缺，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又有空前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庭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之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故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明代四川巡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史杨一清说得更露骨：“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胜于数万甲兵。”
还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惟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朱元璋“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近有屈指之数，跟宋代的市舶司有得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贸易之走廊地带，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就占据重要地位和优势。
明末，云南进行了17年的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
自清代乾隆后及民国年间，茶马互市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王朝已完全控制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并在东北建了大规模养马场，而且随着近现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冷兵器时代马匹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土杂等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地控制的加强而增强。无论在川在滇，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地，茶马古道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选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第二章，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注：资料来源民族史，作者李旭，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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